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儒家思想的发展史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儒家思想的发展史范文1
儒家 立志 中学生 生涯规划
贺麟先生说：“一个人要认真生活，认真做人，就需要有自觉的、正大的使命，这样生活才有意义与价值。从知的方面说，要认识什么是人的使命，需从知物、知自然、知天或知天道着手，使人生观建筑在宇宙观上，从行的方面来说，要完成人的使命，需要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终身工作精神。有了这种终身工作精神，就会感到自己生平事业的庄严而有意义：能够成就发展，不随个人的死亡而消灭。”[1]然而，人的使命的实现以致人生的不朽，还需要我们坚定的志向。我国儒家之集大成者朱熹认为，志是心之所向，对人的成长至为重要。因此，他要求求学之人首先应该树立远大的志向。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一般而言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心理问题，其中中学生这个群体表现得尤为严重。他们经受着学业压力、青春期情感心理问题、青春期生理心理问题等多方面的影响。也唯有坚强而又远大的志向，才能帮助中学生摒弃上述的诸多外在因素干扰，从而促进其生涯发展的顺利展开。我国素来有立志的传统，孔子、孟子、朱熹、叶适、王阳明等人都重视立志在为学、为德、为群等方面的重要性。本文力图挖掘我国古代的立志思想以为中学生生涯发展立一个向导，找一个参照。
一、立志对于中学生生涯发展的重要性
中学阶段相对于我们漫长的人生来说，虽然是初级阶段，但却是奠定人生长途根基的阶段。志者，人之主也，如射之的也。人有了志向才有人生追求的总目标，在现实的人生理想的追求过程中，虽“备荼苦而蓼辛”，却依然能够以百折不挠的刚毅品质去面对。
1.人无志无以立
《论语・子罕》：“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孔子认为，“志”对于“匹夫”，比“帅”对于“三军”，还要重要。“匹夫”即指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志，又是我们人类对于自身发展前景的长远规划，是自己对自我的认知和觉解。人对于自身的认知和觉解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动物没有志向，一生只能循着本能生长、生活，而人能够正确地认知自己，觉解自己的意向与欲望。人一旦没有志向，就没有发展的意向和动力，这样的人生是颓废的、萎靡的。一个萎靡颓废的人，又如何能够成功地生存于当今这个竞争激烈的社会呢！所以，中学生应该树立自己的志向。
2.持志以养气
孟子说：“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认为，志，即是人的志向或信念与追求。持志，即坚持崇高的志向。一个人有了崇高的志向与追求，他就会产生相应的“气”――精神状态。精神之于个体或社会群体所表现出的现象称为精神状态。一个国家的兴亡取决于整个国民的精神状态，一个人生存质量的高低取决于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精神生活。就个人而言，提升精神状态，可以培育人的主体性健康人格，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所以，孟子要求与他同时代的士人必须“尚志”。志与精神状态――“气”密切联系、互为因果：“志一则动气，气一则动志”。并提出“配义与道”作为“养气”的方法：一方面要“志于道”，坚定不移；另一方面，是行每一件应行之事，也就是“集义”。明道不移，集义既久，人的精神状态就会自然而生。
3.持志以养心
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中学阶段是中学生自我意识、意志和情感发展的关键期，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是一个半成熟、半幼稚，独立与依赖、自觉和盲目等错综复杂的矛盾时期。在这一阶段，中学生的自我意识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中学生会随着自我机体的迅速成人化，而意识到自己逐渐长大，从而出现了要求独立、自主的意志行动的愿望，不满成人对他们的管教，常因成人对他们的干涉而产生执拗和反感的消极情绪。其次，中学生也开始注意到自己的精神世界，渐渐产生了解自己和分析自己心理品质的需要和兴趣。最后，中学生评价自己的品质有很大的片面性和不稳定性。因此，有时过分夸大自己的能力，产生自负感，有时又低估自己，产生自卑感，常处于自我评价的不稳定状态。培养和树立远大的志向对中学生就尤为重要。
二、我国古代立志思想的主要内容
我国关于志向的言论很多，但概而言之，包括三个方面：首先，要立志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儒家的重义轻利、仁、忠恕、礼仪都旨在培养有德行的君子。其次，要立志于学，论语开篇即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最后，归结于“志于群”，《大学》有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可见，为学、修德最终要落脚到“家齐”、“国治”和“天下平”，即为群上来。
1.志于德
儒家道德学说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义利”的争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义者宜也，即一个事物应有的样子。义是一种绝对的道德律。社会的每个成员必须做某些事情，这些事情本身带给我们的快乐就是目的，而不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如果一个人遵循某些道德的目的是为了从道德当中取利，即便他的行为符合道德的标准，也仍然是不义的。儒家会认为这种行为是图“利”。儒家除了重视个人品德中的“义”以外，更强调“仁”。如果说“义”是一种观念形式的规范，“仁”的观念则具体得多。儒家思想认为，一个人在社会里行事为人，有他应循的义务，但是遵循这些义务行为的本质却体现了“仁”，仁者爱人。一个人只有对别人存有仁爱之心，才能完成他的社会责任[3]。一日，孔子与颜渊、季路试言志，子路说：“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说：“愿无伐善，无施劳。”孔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三者志向虽各异，却都体现了浓浓的人文关怀。
2.志于学
孔子在《论语・阳货》充分阐述了学的重要性，他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可见，孔子认为好学可以让人不愚蠢、不放纵、不狭隘、不急躁、不闯祸、不狂妄[4]。所以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注重及早立志向学，认为“学”是其一生的起点。人生的“立”、“不惑”、“知天命”、“耳顺”、“从心所欲而不逾矩”都立基于“志于学”。
我国古代学习的内容，包括“道”和“艺”两种，儒家认为，“道”是“大道”，是“君子”和“大人”学的；“艺”是“小道”，是“小人”或“百工”学的。可见儒家重道轻艺。而道家却主张道“进”于艺，或道在“艺”。道和艺类似于今天我们常说的人文与科技[5]。在当今时代，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必须立志要做一个兼具人文关怀和科技常识的人，也即道艺合一的人。
3.志于群
“群”是荀子提出的一个范畴，兼有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教育学等多方面的意义。荀子认为人的能力有限，只能靠分工协作以生存，很多人的劳动是为了一个人，一个人的劳动又是为了一群人，人如果离群索居，就将难以生存下去。因此，荀子认为人应该不管从事哪一行，都应该以应群需为最终目的。此外，孔子、孟子均提出了志于群的社会理想。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论语・雍也）。“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子贡说的，却得到了孔子赞许。孟子进一步发扬了孔子的观点，提出“士”应该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宋朝大诗人陆游被贬之后，虽然地位卑微，却能时刻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参知政事范仲淹则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从中可以看得出范仲淹以天下大群为己任的强烈责任感。
三、我国古代立志思想对于中学生生涯规划的启示
生涯发展理论认为，11-17岁是人的生涯发展的尝试期，在这一阶段的孩子，生理迅速发育、成长和变化，心理也在迅速发展，独立的意识和价值观念初步形成，知识和能力显著增长与增强，初步获得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经验。但从整体来看，仍处在一种未完成状态。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来培养中学生的德行，以作为人生长途的终极导向；通过培育中学生生涯规划能力，以使他们真正成为学习型社会中的一员，并时刻为实现志于群的目标而准备着；培养中学生胸怀天下的情怀，以打开中学生生涯发展的精神空间。
1.加强道德教育，作为人生长途的终极导向
儒家之学，以指导日常生活为旨归。在道德修养方面，儒家不仅注重对道德的认知，同样注重道德的实践。儒家的仁仅是一种做人的意识，仁的意识需要落实为与之对应的实践才成为事实，如果有意无行，想的都没做，仁就没有可能实现。而仁的实现方式就是义，仁体义用，仁为人心，艺为人路。这就要求我们的道德教育在加强道德认知教育的同时，还应该为中学生道德的最终完成提供实践空间。从中学生的课程表的安排来看，当前中学普遍安排政治课，却没有安排道德实践课。
2.做好学涯规划，练就服务于大群的真本领
从我国古代的为学思想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两点启示：一是，将学习作为一项终身的事业；二是，道艺并重，人文与科技兼修，以成“全人”。这两个思想对于我们当今的中学生来说非常有借鉴意义。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他有关国际机构的大力提倡、推广和普及下，1994年，“首届世界终身学习会议”在罗马隆重举行，终身学习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共识。2006年全国提出了创建学习型社会的奋斗目标。中学生作为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主体理应树立起终身学习的理念。
中考、高考是两个不同类型的人生岔路。一旦没有成功升学的人，都不得不被迫走向社会。这样一来，学生在做学涯规划时就不能仅仅专注于对普通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还应该规划以劳动技术课或课外实践课为载体，掌握一些基本技术和技能，即是做到道艺合一。现在我们的中学教育过分注重升学率，而忽视了中学生基本技术和技能的掌握。六十年代中期以后的美国，经济出现了不景气的局面。许多人失业，尤其是少数民族失业问题严重。有鉴于此，美国教育总署署长西德尼・乌兰在休士顿全美中学校长协会上发表演说，大声疾呼要改革教育，第一次提出“生计教育”的概念，强调“凡中学毕业或中途退学的学生都将掌握维持生计的各种技能，以适应个人和家庭生活的需要。”我国时期的苏区政府曾提出：“要消灭离开生产劳动的寄生阶级的教育，同时要用教育来提高生产劳动的知识和技术，使教育与劳动统一起来”。
3.培养大群视野，打开中学生生涯发展的精神空间
我国儒家知识分子都有一种积极的入世情怀，不管后来流变到什么程度，胸怀天下的情怀却始终保留着。但是当前随着后现代意识的渗入，思想观念中的宏大叙事被怀疑，也导致儒家的那种家国情怀在中学生心中的价值序列已逐渐下滑。但是我们认为，不管什么时候，都应该有一部分胸怀国家民族的人存在，这样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才会有希望。而胸怀天下情怀的培养却必须首先突破个人的私德向公德领域挺近。因此，培养中学生天下情怀，应该首先培养中学生“行义”的意识和能力。从关怀自己身边的同学扩展到自己所在的社区，最后扩展到关怀国家民族的事业。
――――――
参考文献
[1] 贺麟.文化与人生.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
[2] 申来津，张燕.精神状态的提升：以管理方格为分析工具.学术交流，2005（10）.
[3]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4] 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儒家思想的发展史范文2
摘要：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经济之所以能取得突飞猛进的发展，有赖于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韩国传承了儒家文化中的讲“仁”重孝伦理思想、尚贤重教思想以及谦逊礼仪观等，不仅对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有着重要影响，也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要借鉴韩国经验，领会其本质，从政府、教育、传媒等入手，引导人们对儒家文化的重视，以探索传承和发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
关键词 ：韩国；儒家文化；传承；启示
韩国作为继承和发展儒家文化最好的国家之一，对儒家文化进行了完整的集成与进一步发扬。时至今日，儒教在韩国占据主导地位，孔子的“为国尽忠，敬信节用，爱民如子，人伦之中，孝忠为本”思想已融入韩国人血液，成为国家发展和人们正确价值观的精神能源。儒家思想对韩国当代现代化进程、社会伦理道德、教育等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儒家文化在韩国发展的原因
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比其他国家更重视，韩国是儒教的“优等生”国家。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在韩国得到较好传承和发扬，除地缘外，还受到本土文化影响。
1.历史背景
中国作为儒家思想的发源地，一向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友好往来，尤其是古代朝鲜。古代朝鲜地处亚洲东部的朝鲜半岛北端，陆地与我国山水相连，地理位置非常接近。由于地缘关系，儒家学说最先传入的国家就是古代朝鲜。据文献记载，远古时期，中国东北各少数民族不断移居朝鲜，相互来往。《史记》中有殷末周初箕子率族人去朝鲜的记载，称其为“古朝鲜”。1 儒家思想先后传入朝鲜半岛的高句丽、百济、新罗三个国家，它们都以各种形式对儒家学说进行了传承。进入李朝后，儒学得到了进一步发展。那时，不仅创造了韩国文字，还实现了以礼乐治天下的“儒教”精神，为韩民族精神的巩固奠定了基础。
纵观韩国历史，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儒教形式和内容有所改变，但儒教的基本理念，已深深根植于韩国文化中，成为韩国民族精神基石。
2.文化背景
韩国地处半岛，国土狭小，人口较少，历史上又屡遭外族入侵。保持民族团结和稳定，关系到韩国民族生死存亡。儒家文化所主张的中央集权加强了社会稳定，受到韩国统治阶级推崇。儒家文化已成为韩国人救亡图存、凝聚民族精神和推动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动力。
韩国是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古代曾多次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汉文化。到了近现代，又虚心学习日本科学技术和美国文化。韩国提出世界化的同时，又注重保护和弘扬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能根据本国具体国情，把本民族文化发展与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结合起来，吸取精华去其糟粕，这是韩国传承儒家文化的最大特点。
二、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在韩国，儒教既具有官方性质，又具有民间特点，对儒学的保护和复兴起到很大作用，也促使韩国能成为儒家思想保存较为完好的国家。由于对儒教的重视，韩国政府大力倡导人们对儒学的推广应用，鼓励学者积极探索和发掘儒家思想内涵。
1.韩国对儒家文化传承的内容
韩国传承的儒家思想主要包括伦理道德、社会教育、社会礼仪等，并将它应用到社会生活各方面，为促进韩国经济快速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讲“仁”重孝的伦理观。儒家推崇“仁爱”原则，强调“人和”精神，“仁”是儒家文化道德思想的核心和最高境界。韩国把“忠恕之道”作为“仁”的准则，把公民权利、义务教育与忠孝教育有机衔接起来，有利于人们形成忠孝一致的伦理观。儒家文化倡导大家庭和等级制度，长幼有序的礼节，服从精神。长期以来，韩国社会的人际关系是按家族与社会等级制度形成的“君、臣、父、子”的服从关系。这是“忠孝一致”的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观的体现，以此为基础强调对君主和国家的绝对忠诚和对家族先辈的绝对服从，构成家族内部生活伦理秩序。儒家文化思想已成为韩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尚贤重教的教育观。儒家的“有教无类”“学而优则仕”等教育思想，在韩国影响深远。韩国非常重视儒家思想教育，李朝太祖六年成立的一所以教授儒教精神为办学理念的高等学校，即成均馆大学，距今已有600余年的历史。至今，成均馆大学在韩国依然是政府重视的教育基地。韩国儒学教育除成均馆大学、成均馆下属的地方乡校外，成均馆下属的“儒道会”等组织，还举办各种讲习班以宣传儒学思想。
1960年以来，大韩民国政府正式施行伦理教育，还根据各级学校的不同情况制定了相应的道德伦理科目。小学学习《家庭》科目，讲述“正经的生活之道”。培养学生养成端正、诚信、节制、尊重生命等正确的个人价值观，引导学生树立爱国家、爱民族、爱家庭等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初中学习“道德”科目。主要是培养学生养成懂礼节、重孝道、尚和平、善合作等正确的道德观。高中学习“国民伦理”科目。以培养学生尊重人的生命与价值、注重民本思想、重视修身养性等，以更好地传承民族的伦理传统。大学继续学习“国民伦理”科目，内容包括韩国传统思想的源流，实学思想等。让学生深入了解本民族发展史，从而热爱国家，更好继承和发扬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韩国，除了课堂教育外，还组织学生深入农村、孤儿院和养老院等进行社会实践，将所学的道德科目内容运用到社会生活中。
(3)谦逊的礼仪观。儒家文化中“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观念已在韩国人心中打下深深的烙印。韩国父母从小就开始用自己的言行教育孩子懂礼节，学校从幼儿园开始教孩子基本社交礼仪。韩国学校礼仪教育包含在系统的道德教育中，教授系统的礼仪知识包括国家、社会、家庭、学校、个人等。韩国还利用政府在各个地方办乡校书院，积极向社会开展儒家文化礼节教育。如梁山乡校每年面向社会免费进行韩国传统礼仪教育，还开设书法、茶道、祭祀、韩服等礼仪。
2.韩国对儒家思想传承的方式
韩国对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主要通过教育实现。这种教育方式既有学校的正规教育，也有社会组织的非正式教育。教育乃百年大计，横向上教育传播面广，纵向上教育影响深远，教育模式具有简约性、整体性、延续性等特点，能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儒家思想。除正规学校教育传授儒家思想外，韩国一些非正式组织也会宣传儒家思想。如儒道会、传播媒体等。儒道会主要通过举办学术和文化交流宣传伦理道德和忠孝思想。韩国国家电视台坚持定期播放《论语》讲座宣传儒家思想。
3.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对青少年的影响
韩国对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有重要影响。讲“仁”重孝的伦理观教育，能促使青少年从小养成孝敬父母、与人为善的伦理观。尚贤重教的教育观，能促使青少年养成诚信、节制、热爱生命等正确的个人价值观，也能促使青少年爱国家、爱社会、爱民族、有责任等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形成。谦逊的礼仪观教育，有利于青少年养成懂礼貌、乐于助人、文明友善的正确道德观。
三、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儒家思想虽源于中国，但从某种程度上说，韩国对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比中国还要好。韩国对儒家思想的重视，使得儒家文化在韩国现代化进程中，以一种不自觉的历史认同形式存在。儒家文化成为推动韩国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精神动力。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对我国有着重要的启示。
1.正确看待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韩国对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展，不是全盘吸收，而是在吸收儒家优秀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本国的国情，探索走自己的道路。做到了吸取精华，去其糟粕。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在韩国得以较好地传承和发展，关键在于韩国政府对儒家文化的重视和积极引导。这些是值得我国借鉴和学习的。
首先，我国要足够重视传统儒家文化。中国目前比较重视经济的发展，忽视了意识形态领域建设，必然会影响经济发展质量。我国可以借鉴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传承发展之路，审视自己的传统文化建设。其次，我国应该对儒家传统文化给予积极的探索和挖掘。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家文化中的某些思想已经过时，但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却具有永久性的价值。我们应该挖掘儒家思想中的积极成分，探索如何将消极的影响转化为积极的影响，使积极的影响发扬光大。
2.学习韩国设立专门的儒教大学
近年来，儒家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国也已相继建立。作为儒家思想发源地的中国，更应该加大对以传授儒家文化为办学理念的学校的创建，尤其是孔子学院的建设。
在韩国，中央设有专门的儒教大学成均馆，在地方普遍设立公私教育机构，如乡校、书院等，主要以儒家经典教育、儒家文化传播为教育宗旨。这也是儒家文化在韩国得到普遍认同和发展的重要原因。我国可根据本国国情及借鉴韩国办学经验，探索建立有特色办学理念的学校，以更好、更有效地传承和发扬儒家优秀传统文化。比如，在中小学乃至大学层面增加《论语》精华部分诸如诚、信、仁、爱、孝、悌、礼、仪等“道德”、“伦理”方面的内容和科目，借用儒家文化的道德资源对青少年进行启蒙式道德教育。学校除了学习儒家思想理论外，还应该组织学生参加一些志愿活动，比如，到养老院、孤儿所等志愿服务，把学到的儒家思想精神应用到实践中去。
3.发挥大众传媒的传播作用
大众传媒作为当代社会信息传播最主要的渠道，具有传播速度快，传播面广，时效性强等特点。我国可以借助网络、电视、报纸等多种媒体进行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宣传。内容可以多样化，除了《论语》《大学》等理论知识外，还可以大力宣传孔庙、孔府、孔林这些世界文化遗产。让人们通过参观，亲身感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博大精深，从而产生崇敬之情。还应该重视影视节目对人们的影响，影视题材要贴近生活、贴近百姓，内容要反映人们的道德伦理观和正确的价值观等，这些都有利于儒家文化更好地推广与传承。
引文注释
1 文思和.世界通史:上古部分[ M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397-398.
参考文献
[1]朴文一，金龟春.中国古代文化对朝鲜和日本的影响[M].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99.
[2]柳承国.韩国儒学史[M].台湾：商务印书馆，1989.
[3]蔡茂松.韩国现代的儒学[J].华学月刊,1975（10）.
[4]史丽萍.中韩儒家文化比较研究：韩国儒家文化继承对中国的启示[D].2004.
儒家思想的发展史范文3
[关键词]新课程 高中历史 设疑解惑 问题教学
“设疑解惑”教学法在扬弃传统“问题教学法”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主要表现为把那些学生通过阅读教材不经思索即能回答的问题精简掉，教师设计问题做到优化、精化和重点化，注重问题的质而不是量；更重要的是把课堂设计成学生的课堂，还原学生的主体地位，要求学生置疑。苏霍姆林斯基指出：“使你的学生看出和感到有不理解的东西，使他们面临着问题。如果你做到了这一点，就是成功了一半。”因此，课堂必须强调学生提问，解答学生的个性化问题，满足学生个体的好奇心和求知欲。笔者以高中《中国近现代史》（上）第四章第一节“”为例，谈谈“设疑解惑”教学法的具体操作。
课堂上，笔者把教材设计为“读”、“想”、“议”、“问”、“练”五环节。其中“读”、“想”、“议”、“练”均为教师设疑。有问题如下：①、读――“梳理本节知识点：之兴起标志、指导思想、口号、主要代表人物、主要阵地、活动基地、主要内容、范文名篇。”②想――“请思考：为什么会兴起？它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影响？”③议――“主张打倒孔家店，矛头指向孔子，儒家思想被批判得体无完肤；今天，我们主张大力弘扬民族文化与传统美德。你如何看待这两种做法？”④练―一（练习题略）。这几个环节实际上是“问题教学法”的继承，对培养各种历史学科能力如识记、阅读、理解、分析等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当然不能在强调创新的同时把经验丢掉。
不同的是，新教学设计增加了学生置疑一环，要求学生通过阅读就教材提出问题。每个学生的知识结构各不一样，遇到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如果说教师的设疑提出一些普遍而基本的问题，体现面向学生全体，那么由学生提问则兼顾到了每个学生个体，能够解决不同学生的不同需要。这节课，学生提到的问题很多，其中很有价值的有：①与历史上的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潮”、维新变法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②今天的语文课非常注重文言文学习，这是不是复古？如果是，当年干将的一番心血是否就白费了？③什么是儒家思想？等。从这几个问题我们可看出，学生的思维在向广泛和深远的方向发展：注意到文化进步的历史连续性与思想发展的内在联系；以怀疑与批判的目光观察历史与社会，联系并关心社会现实问题；拓宽对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的关注；等等。
教师的设疑与学生的提问是本教学法的两方面。两者密不可分，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教师的设疑基于专业的眼光和教学的基本要求，是完成教学任务必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提问与质疑出于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能力和批判性看待事物的历史思维的需要，事关学生的发展与未来，更不可少。教师的备课环节再缜密，也只是从教师的角度考虑问题，容易挂一漏万，对学生的需要很难想得周全和面面傧到。因此，由学生针对自己的疑难或进一步想了解的东西提出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比如：在“”一课中，笔者备课时设计了讨论儒家道德的议题，但没有料到（也许不少教师亦没想到）学生这么多年学习，竞不知道儒家道德的核心是什么，更少有学生能较清楚叙述儒家思想的发展史。给学生提问的机会让他们就此将疑问托出，从而对祖国传统文化核心之一的儒家思想形成较为整体的认识。更让人感到欣喜的是，我以此为契机鼓励他们做的课外查询、查找资料与进一步探索研究，不但让他们整理出儒家思想的发展脉络，而且以“孔子仁政与书记以德治国”、“儒家之‘信’思想与现代企业精神”、“客观对待儒家思想”等为题写成了相关小文章。可见，如果是学生自己想弄清楚的东西，他们能够深入地、主动地探索和研究。只要稍加引导，学生的主动性与创造性是不容低估的，其思想的火花如泉喷涌，会产生由点到面的效应。
儒家思想的发展史范文4
摘 要 考试之旨，首在取士。考试作为一种人才选拔工具，从技术层面看，有能够撑起其实现公平正义的竞争技巧；从理论层面分析，其背后又有能够合理解释其存在发展的道德依据。本文以科举考试制度出现前后的考试思想比对为明线，以考试思想的发展脉络为暗线；抽象和提炼科举考试制度在古代考试思想发展史上的承接性意义，为今之考试理论的发展方向提供参照。
关键词 科举考试 考试思想 承接
作者简介：袁云龙，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主要从事管理学方面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3）09-028-02
一、考试思想的阶段性划分
我国是最早实施考试制度的国家，完善的考试制度和成熟的考试思想是我国对世界文明的又一重要贡献。对考试制度的历史考古表明：我国在很早以前就已经出现了关于考试和考试思想的萌芽。并且在之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统治的加强日臻成熟。“每一种考试制度的建立，必与一系列基础假设、取向、目的相连”。考试制度与考试思想之间的关系是相互的。一方面考试制度的发展加速了考试观念的社会化，使其深入人心；另一方面，考试思想的社会化又“刺激”了考试制度的“神经”，使其渐进完善。
科举考试的出现是人类考试制度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科举考试制度的出现打破了以举荐为主的人才选拔局面，将考试作为衡定人才质量优劣的主要工具。一方面使得人才测量的手段更加公正化、客观化；另一方面，考试形式的标准化和程式化，也使得人才评量的规模化成为可能。与考试技术并行发展的考试思想，在科举考试制度形成后，也应时展之变化，发生了变形。早期的考试思想更多的是围绕要建立一种相对全面的人才测量工具而进行理论假设和实验论证。事实上，一旦假设成为现实，理论转化为实际，观念和理论就要处于“被修正”阶段，围绕已经发生的实际进行修正和总结。科举考试制度社会化之后，对考试的概念设计已经完成，考试形式的假设已取得进展。此时，考试思想也就相应的发生了某种转变，虽然其所依据的核心理论尚未被“移植”。但在后期社会发展中，随着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考试的规模的增大，考生的人数的增多，考务管理的负担的增重。最初为追求全面和实用型人才而设计的考试理论假设，开始发生偏转，转向为解决考试的“公平性”问题而努力。
据此，可以将科举考试作为古代考试思想发展史上的分水岭，将古代考试思想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两个阶段进行讨论，分别概述为：科举考试出现之前的考试思想——感性认知和基础铺垫阶段；和科举考试最终制度化后的考试思想——理论沉淀及重心偏转阶段。
二、科举考试之前的考试思想——感性认知和理论奠基阶段
（一）选贤任能——考试思想的初认识
“尚贤”思想的由来已久。“圣王之道，先王之书，距年之言也”是也。选贤任能的行为和思想可以从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时代溯起。原始的人才考核形式还仅是对“举荐”的辅助，最初的考试现象也尚属个例，并未常态化。但至少可以证明“尚贤”思想在当时已经得到了统治阶层的认可，“选贤任能”的思想和实践已初见端倪，萌芽期的人才选拔思想就此形成。殷周所处奴隶时代，相对独立的“考试”概念还没有出现，普遍意义上的考试现象还尚未形成，“考试”还只是对以“荐举”为主的人才选拔手段的辅助。“考核手段和方式所指向的目标，还仅限于士大夫以下的低级官吏，大夫以上的高级官吏则通过世官任用。及至春秋战国，世官制度出现衰退，明贤思想显著发展，选贤任能成为这一时期的潮流。”“这一时期的“选贤任能”的观念虽与“考试”并不完全是一回事，但却与“考试”互为表里，关系甚密。由于考试的概念和制度还未明定，“尚贤”思想也就成为此一时期“考试”思想的集中表现。”
（二）儒家文化中的考试思想——考试思想的再定位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重新定位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至此，考试制度所依据的理论基础也越来越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古代考试制度发展到科举制时期，无论是考试制度所依据的理论，还是考试的内容均集成于儒家思想。他关于考试的“认识和观点更是达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成为中国古代考试思想发展的逻辑起点”。为以后考试制度的实施提出了具有奠基性的理论依据。
1.“有教无类”——关于考试平等、公平的原则
“有教无类”，本是出于孔子对社会之教育公平性的论述，其意重在表达要打破学在贵族，举在贵族的传统局面，强调无论贫富、贵贱均有接受教育，出世入仕的机会。讲求的是平等和公平。而事实上“孔子的‘有教无类’绝不止是一种教育思想，还是一种使人不拘于出身，各尽所能，秀异者居上的社会理论”因此“有教无类”更多的体现的是一种宏观上的“公平”精神，表达的是对社会公平的愿景和呼吁。而恰恰是他首先提出的这种对“公平、公正”的呼吁，以及他首创的私人教育模式实践，为后来大规模、集中化的考试所趋向社会化、公平化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基础。
2.“学而优则仕”——关于考试的标准和内容
考试的标准和内容，是决定所设考试形式有效与否的关键，也就是选拔什么样的人，和怎样选的问题。考试的终极目的是为了让有用之人来协助统治。量才方能授官，但到底有无可操作的能够作为衡量人才的标准呢？这一论断的提出，成为了千百年来士人阶层不遗余力跻身仕途的潜在动力。同时，也为以后的考试的量化标准提供了理论依据，尽管古代的考试形式，多是以定性考试主。要想短时间内衡定出人才德行、才艺的优劣，靠举荐和个人的主观经验判断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因此，要设计出衡定人才优劣的标准，只能依据客观手段进行。这一客观手段就是考试，而决定考试效果的正是针对考试目标所划定的考试内容。
3.“听其言观其行”——关于考试的方法和范围
只有定性与定量考核相结合，对人才进行综合全面的裁量，才能得出与考试目标一致性的结果。“听”和“观”指的人才考核所使用的手段，在没有先进的人才测量工具的古代，对人才的甄选，主要是通过直接的“观察法”和“访谈法”。就是要对被试者进行谈话交流，通过观察其言行举止，来对其品行和才德进行估量。这种考核方法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但应该也是最直接有效的方法之一。“言”和“行”指的是指对“被试者”进行测量时的范围界定。孔子云：“不知言，无以知人也”，通过“听其言”来了解被试者的言辞反应能力，考察的是其知识积累与口才。然，在政治统治中，统治者更看重对其行为的考核，“君子敏于事而慎于言”。通过“观其行”可以了解被试者的实际操作能力。因此“听其言观其行”还应是包含有对考试范围界定上的理论依据。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言与行的统一，是这一思想中对考试范围界定的深层表达。
当然，构架于封建统治基础之上
的传统儒家思想，在论述人才选拔的意义和作为考试定义的基础理论假设方面所给出的贡献非止于此。但就之后的考试思想发展来看，无非是围绕考试制度建设展开的基础理论拓展，而以上的几种考试思想才是最初的理论打造。两汉以来，无论是察举孝廉还是九品中正，无论是重才技的考试，还是重德行的考试，其都是对儒家思想中有关考试的基础理论和根本性原则的延续和发展，并无异议。
三、科举考试形成后的考试思想——理论沉淀和重心偏转阶段
考试形式和考试思想发展到了隋唐之际，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有了新的形式和内容。科举考试制度逐渐形成并确立，并日益成为人才晋升渠道的主流。“以考试为中心的新的人才选拔制度的形成，是传统尚贤思想发展的结果，也是长期以来人才选拔实践的总结”。随着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渐进发展和成熟，社会经济的发展逐渐趋向繁荣和多元化，对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同时，人才选拔机制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集中，单纯的定性考核已经很难应对日益增长的士人阶层。因此，如何通过完善科举制，来提升人才选拔的效率，保证人才流动渠道的畅通，减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成了当时考试制度面临的重点和难点。建立起程式化、标准化的考试模式，成了科举考试发展的新动力。对考试过程和考试内容公平性的诉求趋向也越来越明朗。
（一）科举之初，考试思想的摇摆
隋唐科举考试确立之处，各项考试规则尚未成熟，考试中仍然有较多的传统考试思维，夹杂着更多的主观性判断，“行卷”“问卷”的流行，仍然带有前朝察举的旧影，对科举考试的认同上也存在很多相异的思想。一方面以唐太宗和魏征为代表的“改良派”认为考试是相对有效的人才选拔手段，因此极力主张“以考代举”。为达到知人善任的目的，他们还为科举考试的施行，努力设计考核标准；增加考核科目，以应人才多样性的需要。而另有“守旧派”则尽列考试之积弊，“今试学者以帖字为精通，不穷旨义，……考文者以声病为是非，唯择浮艳”为还原和复辟前代之察举制奔走呼吁。杨绾就曾上书建议太宗取消科举，回复察举制。他提出“请依古制，县令察孝廉，审知其乡闾有孝友信义廉耻之行，加以经业，才堪策试者，以孝廉为名，荐之于州……”新制度的实施必然会损害到一部分人的利益，从而引来是非正义，遭到质疑。但其中更多的是因为新制度的不尽完善所致。
（二）科举考试之中，对考试公平性的诉求
科举考试到了两宋时期，已经基本被广泛认同。当然，其中不乏有不同声音出现，科举存废之争虽时有起伏，但已不再是主流。在科举发展史上，关于科举考试的存废利弊之争，曾有过六次较大影响的争论和改革，但到了宋元两朝时期“思想斗争最激烈、探讨问题最广泛、参与人数最多”“也使人们对有关考试的理论问题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和认识，许多矛盾与纷争也取得了初步的结论”。但最终大势所趋，考试任官的人才选拔渠道已经被士人广泛接受，科举考试的基本理念也普遍社会化。已由对考试思想的认同上升到对考试制度的建设和完善的认识。两宋是文官集团相对泛滥的时期，“重文轻武”造成文官集团的拥挤，考试人数的增加，使统治不得不相应地对考试制度进行适应性调整，“为了克服创始时期不够完善的缺点，在制度上采取了一些使其客观化、严密化的改革措施，以实现公平取士。”在理论上，为设计“公平”的考试程序和“标准化”的考试内容展开了全面论述。
（三）科举考试的“瓜熟蒂落”——考试思想的反思
明清是科举考试发展的极盛阶段，有关科举考试的形式和规则已经定型，士人的政治观念已经基本被科举考试的思想占据。科举考试的制度发展伴随着君主集权的最终形成达到了极致，关于考试程序的设计和考试相关法制的规划也已经达到了至善，但接近完美的“制度外衣”难以掩盖和替代破落的政治基础。为最大程度上标榜“公平、公正”的科考精神，科举考试在内容和形式上极力追求“公开、客观和标准”。也正因为看不到科举考试背后的真正“腐朽”，才导致其最终自掘坟墓。
到了清朝末年，八股取士的积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深度，甚至已经成为统治无能和官僚腐败的直接原因。社会上的有识之士亦或是那些在科举考试中屡遭失败的举子们开始对这一对士人毒害很深的选任制度进行反思和批判。其中尤以对八股取士的批判最为激烈，认为它“敷陈大义”“代圣人之言”严重地禁锢士人的思想；批判它的“科第功名”腐朽了士人举子们的心，腐蚀了社会的机体。以其弊病丛生，毒害知识分子为由，建议将其废除。科举考试思想的发展也最终回到了原点，走向了理性回归的阶段。
参考文献：
[1]朱明哲.从考试有效性理论看科举考试的非意愿后果.消费导刊·教育时空.2008（5）.
儒家思想的发展史范文5
论文摘要：作为西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董仲舒是中国儒学发展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承前启后，有选择地借鉴到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不仅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有利于搞好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急需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进行创新，以满足社会发展对思想文化的需求，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促进社会加速发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稳步推进。但是，思想文化的创新并不是凭空就能实现的，必须有所继承，才能发展，而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恰是我们思想文化创新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和精神财富。
一、关于儒家思想文化研究
董仲舒是秦以后的第一位大儒，他继承先秦儒家传统的“天”的哲学、“任德不任刑”的德治思想和儒家传统的伦理思想并对其家里改造，从而形成了适应时展和需要的新儒学。关于仁，董仲舒立足于天人感应论．吸收先秦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并作了扬弃和发展，形成了一整套系统而完备的新仁学思想，他赋予“天”以仁的品性，并且要以爱别人为根本法则，否定了只爱自身的思想；关于义，董仲舒对“义”从新的视角作出了新的解释：从人与我的角度提出了“义以正我”的法则；关于仁义之分，董仲舒认为仁与义的根本区别在于“仁之于人，义之于我”，同时还强词指出了仁义之分的不容混淆性和意义所在。认为仁义所针对的对象是千万不能混淆、颠倒的，只有明于仁义之分，才能“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实现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关于义利观，董仲舒在明于仁义之分的基础上对义、利关系的阐述，是其仁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其德治思想主张最直接的理论依据。另外，董仲舒吸收了先秦阴阳家及秦汉方士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学说，提出了“天人感应”说，吸收了法家“三纲”思想及先秦正名学说，提出“大一统”论，吸收了先秦人性论思想，改造孟子、荀子的人性论，提出“性有善质”论及“性三品”说。
二、德育思想史研究类
董仲舒的德育学说是以“独尊儒术”为指导思想，以“三纲五常”为其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并且提出必须要建立“教化堤防”，并且提供了“显德以示民”的方法和“明于天性”的价值激励法。丁钦波阐述了董仲舒道德教化的核心内容，并且为我们简述了董仲舒关于德育原则和方法的思想。指出董仲舒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性三品说，德育的核心内容是“三纲五常”，并且简要的介绍了德育的方法，如“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明道重志、行道养志”、“必仁且智”等。孙文胜主要从董仲舒“三纲五常”理论中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这五个方面论述对当代大学生道德建设的启示作用，并且提供了相关的道德教育方法。游庆国、崔华前指出董仲舒的德育方法刻意分为四个方面，即德育基本方法、德育施教方法、德育受教方法、环境育人法，这样就从不同的角度更为详尽的分析了董仲舒的德育方法。
三、教育思想史研究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为代表的汉代教育的基本特点，把教育与德政、人性论、天人感应、实践等结合起来，也论述了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对于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对于封建王朝的发展和巩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董仲舒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地位，鉴于秦王朝对人民实行“严刑峻法”而迅速灭亡的教训，主张实行“德教”，董仲舒所提倡的教学内容也完全的儒学化了，他主张以“六艺”(《诗》、《书》、《礼记》、《乐》、《易》、《春秋》) 培养人才，这虽然有利于人们思想的统一和儒学的继承和发展，但同时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其他学术的传播和发展。以为人性是“天”所赋予人的一种先验素质，这种素质具有向善或恶的两种可能，教育则就是要通过人为的手段使人向善。董仲舒甚至认为，一个国家的兴废治乱都应取决于礼乐教化，对于教育的社会作用。 四、政治思想史研究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他的政治理想是“大一统”，大一统包括政治上的大一统和思想上的大一统两个方面。政治上的大一统，指的是“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把君权至上作为统一的关键。思想上的大一统即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是的儒学从显学而成为官学。书中也简要阐述了董仲舒的治国方略，但是只是做了一般性的论述，并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董仲舒看来，“王者”只有实行“仁政”，“爱利天下”，才是通天道、法天意的表现，也才能得到上天的庇佑，实现统治的长治久安。赖红卫指出董仲舒为了强化统治者的廉政意识，他对上至最高统治者皇帝下至一般士大夫的重利行为都进行了批评，他说：“使诸有大俸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业，乃天理也。”提出“不与民争利”的廉政思想。董仲舒提倡德治，很重视内在仁义德性的觉醒和培养。任“德教”是对秦王朝“严刑峻法”的批判，认为“德治”是天下唯一的“大治之道”。理想政治的实现是通过思想的一统，从而形成—个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同时还提出了他的民本思想和德政思想。
五、伦理思想史研究
董仲舒认为天赋予了阴阳五行道德属性，因此，他把德、刑、爱、乐、严、哀等等这些本来是社会现象的政治、法律、道德的属性硬加到阴阳、五行、四时等自然现象上去，从而把一个至高无上的天描绘成非常神秘的有意志的东西了。同时董仲舒用儒家伦理思想神化君主，将君权神授理论化，从而为汉朝统治的合理性提供论证；以天人关系为根据把三纲五常进一步系统化，把儒家伦理由家族伦常贯穿到政治领域；董仲舒还着力借用阴阳的一切知识来构筑君臣、父子、夫妻的具体行为准则，董仲舒把伦理关系中的贵贱尊卑原则提到了专制的极端，春秋战国时期伦理观念中所具有的民主性和平等内容在这里消失了。董仲舒政治伦理思想核心：“大一统”。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以政治一统为核心，以君权至上为关键，以文化一统为保证。所谓“君权至上”，董仲舒是在君权天授说的基础上展开的，其重点：一是神化君权，维护君主在国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二是约束和规范君权，使君主的行为符合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同时董仲舒发展了儒家的伦理思想，提出了“三纲五常”说，使儒家伦理真正发展为政治伦理，并被封建社会统治者所采纳。
六、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
人性中有善的质而实际未善，教育的作用就是发展人性，使之成为善人。他的这种教育其实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但在书中并没有涉及到董仲舒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原则等等与之相关的内容。唐国军指出董仲舒以“大一统”理论为武器，倡导思想政治、伦理道德的统一，以“三纲五常”的理论体系为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汉武帝采纳了“独尊儒术”的提议，“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成为儒家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开端。
参考文献
[1] 李存山. 董仲舒: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J]. 河北学刊2010(4).
[2] 黄钊. 儒家德育学说论纲[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3] 张彬， 周谷平.中国教育史导论[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 2007.
[4] 孔颖. 董仲舒及其教育思想[J]. 民办教育研究， 2008(5).
[5] 丁小萍. 中国古代政治智慧[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
儒家思想的发展史范文6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辩证思考 企业管理 发展
传统文化是指人们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仍被今天所保存、沿用或发展的，反映人的共同特殊本质的基本价值观念体系。它渗透在思想、道德、风俗、习惯、心态、审美、情趣、制度、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以及语言文字之中，是一个国家长久以来被普遍认同的人文精神、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习惯势力等，影响着一个国家或者民族的现在和未来。
中国有着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历史。我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浩瀚，博大精深，是世界文化发展史的一个高峰。一度三教九流、百家争鸣，而以儒、道二家为其归致。东晋以后，由印度传入的佛教文化逐步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用一句话概括我国传统文化的结构特点，就是南宋孝宗皇帝说过的“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南宋赵慎《三教论》）。因此，结合中国学术界长久以来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博采道、佛、法等各家之言，其他诸子百家为辅形成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一种人伦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及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上世纪后半叶开始，美国的企业开始向有中国文化背景的日本企业学习管理。而在日本的管理界，普遍存在着高层管理者几乎人手一本中国的《论语》、《周易》和《孙子兵法》等书的现象。可以说，日本经济的迅猛发展、企业的快速壮大及其富有东方色彩的卓有成效的管理思想和方法的产生和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企业面临着空前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应该依托于中国传统文化，追本溯源，深挖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资源宝库，并与西方现代管理思想、我国企业的管理实际有机契合起来，从而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
但是，传统文化都是精华与糟粕共存的，甚至在特定的情况下二者常常可以互相转化。我们的传统文化局限于时代，存在积极、进步的方面，也不可避免的存在保守、消极的影响。因此，辩证地分析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并对其进行合理的扬弃，汲取精华，摒弃糟粕，对丰富和发展我国的企业管理理论具有现实意义，并为我国企业管理实践提供积极有益的借鉴参考。
1 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的积极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思想有很多异曲同工、不谋而合的地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的很多观点可供现代借鉴。
《企业文化》的作者刘光明在书中提出，“华人企业家精良的管理和杰出的经营业绩与中国文化传统，特别是儒家文化所孕育的勤俭、敬业的创业精神，恪守儒家商业文化传统、儒家经济伦理和文化价值观是密不可分的”。
《论现代企业管理与传统文化的契合》的作者认为，界定我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学说为根基和主流，儒释道三位一体，以伦理为本位，以封建宗法为内涵的混合型文化。我国企业管理者应该在继承儒家思想的优秀传统和基础上创新，树立正确的有民族特色的价值观念，形成有民族特色的企业文化，才能更好地在WTO竞争中发挥国外企业难以模仿的核心优势。
1.1 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传承千年而不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理念。其中的“义利观”和中庸之道，更是影响深远。
“义利观”是儒家思想的精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义，正义，义气；利，利益，效益。儒家思想把义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主张“先义后利”、“以义统利”。孔子提出“见利思义”，孟子提出“舍生取义”，还有“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都是这个意思。从现实意义上看，“利”即企业的经济利益，而“义”既指管理者个人价值取向，又涉及到宏观环境中的方方面面，包括法律法规、生态环境、社会责任等。当代企业，要想做强做大，茁壮发展，追求经济收益是必然，但应该先义后利，遵纪守法，增加社会效益。
中庸之道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其本质特征是和谐。《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说应该时时处处做到不偏不倚，恰到好处，既无过，也无不及。认为偏激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即阐明此意。其现实意义就是要在从事管理工作时选择最恰当的办法，实现企业管理与特定的国家宏观环境、企业自身要素的和谐统一，实现二者的共同发展，达到共赢。
《大学》是儒家经典，出自《礼记》，其中讲到修身是治国之要，而修身的根本是诚意。其具体阐释诚意为：“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意思是人如果没有诚意，就得不到别人的尊重，不能使人信服，更不要说管理他人。这阐明了对企业管理者自身的修养要求，以此为鉴，管理者应该立身修德，增强职业道德，提高从业素质，才能在管理工作中事半功倍，取得良好的效果。
1.2 道家文化
道家思想是一种自然哲学，多用逆向思维来处理问题，其重要观点是“无为而无不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强调遵循自然规律。老子曰“上善如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局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水具有滋润万物而不与万物发生矛盾的特性，与现代企业管理中的重要观点“以人为本”有异曲同工之处。刘备用诸葛亮，刘邦用张良、萧何与韩信就是最好的例证。其现实意义就是企业管理者应该以人为本，充分认识人才的重要性，所有管理工作以发挥人才的主观能动性为着眼点，通过善于用人、精于管人来实现、维持企业的竞争优势。
1.3 法家观点
法家是和儒家、道家相齐名的理论，阐释以法求治的原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法治的内容深入人心，对治国的贡献巨大。联系到企业治理，就是说只有首先建立起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体制和制度，才能建立起优秀的企业。这些规章制度是“硬管理”，是必要的，所谓“拙匠守规矩尺寸，则万不失矣”。法家思想代表人物韩非提出的君主控制臣子的七术也有很好的现实意义。尤其是其中的几个观点，如要善于全面参照、观察臣子；要有错必罚，从而显示威严；要有功必赏，恩威并重；要广纳谏言，促使臣下增加工作主动性等，都是现代管理者应该具备的基本管理方法。
2 现代企业管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思考
虽然我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管理思想为世界广泛学习接受，极为丰富，却也局限于时展，有着不可避免的消极因素。如传统文化的封闭保守与当代需要的开放创新、传统的平均攀比与当代的差别观念、传统的奴化意识与当代的参与管理等的关系问题，即源于此。
儒家思想推崇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及对权威的认同服从，确立了道德的象征意义与权威的社会秩序，体现在企业管理上，即为企业经营活动的依附性。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企业应该以价值最大化为目标从事经营活动，采取各种措施增加效益。但是，在我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影响下，多数企业依附于政治，管理依附于上级领导的权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就是为了实行“政企分开”，使企业真正地解放思想，冲破束缚，形成适合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管理模式，达到市场经济的独立自主与公平竞争，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另外，“中庸之道”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求安稳、怕风险的思想观念，否定了独树一帜、开拓创新的精神。如在国企中普遍存在的论资排辈、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等现象，扼杀了创新精神与竞争意识，导致经营活动中的传统与保守，落后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传统文化中也存在个人得失、贫富是上天注定的，听天由命的消极思想，否定了风险与收益的相关性，使人们只是被动接受而非主动奉献争取，有违现代企业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注重“人情”。虽然融入了情感理念的管理比机械化的利用制度、规定进行管理更加人性化，但是管理者需要对“情理”进行适度把握。许多企业“情”大于“法”，岗位安排、职权设置、工作分配更多地取决于人情而非制度规定，意味着这些企业管理制度的不完善，也阻碍了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3 结语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既有积极地引导作用，又有局限和消极方面。现代企业管理，面对未来21世纪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既要从自身历史和现状出发，依靠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古为今用，去芜存菁，博采众长，融合提炼，又要学习当代西方优秀管理理念，并摸索归纳当代中国企业的发展规律和发展轨迹，从而建立起符合中国企业特色的、行之有效的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以更好地服务企业发展，推动社会进步。
参考文献：
[1]李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企业管理的创新启示[J].价值工程，201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