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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的权利与义务范文1
第一，法律援助制度是国家义务行为，即国家在法律援助法律关系中永远是义务主体，国家有责任使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实实再再地得以实现；
第二，获得法律援助是弱势群体的一项权利，是法治国家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一项有效途径，公民在法律援助法律关系中永远是权利主体，即公民在因经济困难，无法请求司法救济时，有权获得法律援助；
第三，法律援助制度的实质是从形式正义到追求实质正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遵循的一项最基本原则，国家在所制定和颁布的各种法律条文中，从不同的角度规定公民享有种种权利，例如，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依法享有如下基本权利：（1）权利和自由；（2）宗教信仰自由；（3）人身自由；（4）批评、建议、申诉、检举和取得赔偿的权利；（5）社会经济权利；（6）文化权利；（7）国家保护婚姻家庭、妇女、老人、儿童的权利；（8）国家保护华侨和归侨以及侨眷的权益等等。但是，这些法律规定权利只是写在纸上的，是一种形式的东西，即一种形式上正义的东西，似乎看来每位公民享受的权利都是平等的，没有什么差别，然而，在现实生活享有这些权利的过程中，由于每位公民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所受的教育程度和自身具备的法律知识的多寡不同，特别是所拥有的社会财富的差异，因而，就造成了在实际生活中获得法律保护机会的不均等，造成了实际享有权利上的差异。为了消除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现象，就必须建立法律援助制度，这样一来，对于那些经济困难者，就有可能同那些富裕的公民一样，平等地进入诉讼程序，平等地行使诉权，通过诉讼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不受非法侵害。只有在现实生活中确保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非法侵害，才能使法律条文上规定的公民平等地享有的权利，在现实中真正得到实现，只有这样，也才可以说，这个国家真正做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完成了公民权利从形式上的平等到实质上的平等的质的飞跃。
（二）我国法律援助取得的显著成就同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有数百年的西方发达国家比较起来，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很晚，尚处在一个探索和建立的幼年时期。但是，更应当看，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速度是惊人的，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机构迅速建立，队伍日益壮大。
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自从1994年初开始试点以来，从最初在几个大中城市试点，到取得经验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迅速发展。截至2001年底，全国已建立经编制部门正式批准的法律援助机构2299个，其家法律援助中心1个，省级地律援助机构33个，副省级地方和地市级地方法律援助机构300个；县区级地方法律援助机构1965个；有法律援助专职人员7956人，其中专职法律援助律师3723名。
（2）援助范围不断扩大、数量不断增加。
据不完全统计，1997年，全国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约5万件，解答法律咨询40万人次；1998年，全国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8万多件，解答法律咨询100余万人次；1999年，据对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不完全统计，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11万多件，解答法律咨询78万人次；2000年，全国共办理各类法律援助案件172180件，其中刑事案件48321件，民事案件62671件，行政案件2239件，接待咨询836791人次。①2001年，全国共办法律援助案件172616件，其中民事案件79815件；刑事案件57837件；行政案件3595件；公证事务31369件；解答各类法律咨询1133718件。法律援助在完善司法机制、维护公民司法人权、促进司法公正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的肯定。②（3）有力地保护了弱者的合法权益。
法律援助的权利与义务范文2
一、问题的提出
本案在证据即定性方面没有争议，存有分歧的是如何保障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房某的辩护权利。回顾办案过程，2013年3月15日，郑州市公安局上街区分局对犯罪嫌疑人房某采取刑事拘留的时候，已经告知房某的法定人赵某（系犯罪嫌疑人母亲）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房某及其法定人赵某表示已经知晓情况，一定委托律师进行辩护。2013年3月22日，公安机关提请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检察机关告知房某有权委托律师为其辩护，房某及其法定人赵某向检察机关表示以前没有委托辩护人，现在正准备委托辩护人。2013年5月20日，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该案件，同年5月22日，向房某送达了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和义务告知书，明确告知其依法享有获得法律帮助和辩护的权利，再次要求房某及其法定人赵某委托辩护人，但是，直到2013年6月2日，因为种种原因，他们还是没有委托辩护人来为房某辩护。2013年6月3日，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检察院通知上街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援助中心指派河南华威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某为房某辩护。2013年6月10日，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检察院向上街区人民法院提讼，2013年7月18日，法院审理结束。自从指定法律援助律师后，律师履行了法律援助相关义务，为房某辩护，有力地维护了房某的辩护权利。
对上述公检法三机关的做法有两种评价：第一种意见认为，房某及其法定人赵某拒绝指派或表示自行委托辩护却没有委托辩护人时，在不同的阶段，由不同的办案机关给予指定辩护，办案机关各司其职，互相配合、制约。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未成年人提供辩护；检察机关在审查之日起，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法院在审判阶段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也没有指定辩护的情况下，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阶段为其指定辩护是侵犯未成年人委托辩护权，检察机关只应在审查阶段指定辩护。第二种意见认为，房某及其法定人未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没有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指定辩护的，检察机关发现后，要求公安机关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指定辩护。检察机关应当对公安机关和法院指定辩护实施法律监督。对于公安机关和法院不依法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指定辩护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予以纠正。被指定辩护的律师应当负责指定后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过程的法律辩护工作，对前一个办案机关已经指定辩护的，后一个办案机关不再重复指定。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阶段就应当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了解委托辩护人的情况，并告知其有权委托辩护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
正确把握未成年人辩护权利的行使问题，需要厘清三个问题：一是如何理解刑事诉讼法对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辩护的特殊要求和程序规定。在侦查阶段，审查逮捕、阶段，审判阶段是否由不同的办案机关来指定辩护人，他们之间的衔接和效力问题？二是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司法机关是否可以强制性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三是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和法院指定辩护的程序和方式，以及检察机关指定辩护的介入期间。
二、相关法律规定及理解
世界各国对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采取不同的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区别对待，着重强调司法保护和充分保障未成年人诉讼权利。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出庭受审并替自己辩护或自己选择律师援助，如果没有律师援助，要通知他享有这种权利。在司法利益需要的案件中，为他指定律师援助。美国的相关法律规定，被告人（包括未成年人）的经济状况不足以聘请律师，法院应当从地方律师和领取政府工资的公设辩护人中为他提供辩护律师。德国、日本等国家建立了强制辩护制度，被告人必须有辩护人为其进行辩护，只有这样法院的审判活动才合法有效。
我国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以及结合本国国情已经建立了未成年人指定辩护制度，修改前《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设专章规定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在立法上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刑事诉讼程序相对独立出来。《刑事诉讼法》第266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应当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保障未成年人得到法律帮助”；第267条规定：“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辩护”；第269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逮捕和人民法院决定逮捕，应当讯问未成年人、被告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刑事诉讼规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了细化，第48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应当向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法定人了解其委托辩护人的情况，并告知其有权委托辩护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检察机关应当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490条规定：“审查逮捕、审查中，人民检察院应当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的意见，并制作笔录附卷。”
以上是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关于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的有关法律规定，着力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体现了对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指定辩护的司法机关由原来的“人民法院”转变为现在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这表明指定辩护不仅仅在审判阶段适用，更应该在侦查阶段以及审查逮捕、阶段适用，而非仅在法院审判的最后阶段来保障未成年人辩护权利。我国现行的对未成年人指定辩护制度，从法理上分析称为依职权指定辩护，即无论未成年人是否向司法机关申请指定辩护，司法机关只要发现指定辩护的情况，都应当指定辩护。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时，要准确把握诉讼程序的适用，依法保障未成年人行使其诉讼权利，以达到教育未成年人认识错误，增强法制观念，重新回归社会的法律效果。
三、如何对未成年人指定辩护以保障其诉讼权利
指定辩护制度正是落实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殊保护原则的一项重要制度，也是提高案件质量的客观需要。在未成年人实施犯罪的案件中，他的辨认能力和认知能力限制了其不能完全自行辩护，来更好地保护其诉讼权利。然而，在司法实务中，由于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因经济原因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又没有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的情况很多，法律规定司法机关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辩护权利。
首先，在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办案的司法机关应自侦查阶段起为未成年人指定辩护。侦查机关发现犯罪嫌疑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停止讯问并告知犯罪嫌疑人或其法定人委托辩护人，如果没有委托，司法机关应指定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指定辩护。从侦查阶段起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指定辩护，可以让援助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全部过程，保障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
其次，在侦查阶段指定辩护的时间应自侦查机关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第一次讯问之时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开始进行。在第一次讯问时指定辩护也是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特殊的心理需要，不仅在程序上维护未成年人权益，而且在感情上也给予未成年人安慰，能够消除其恐惧心理，以保障诉讼程序的正常进行。
最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及其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司法机关申请法律援助的，法律援助机构不必审查未成年人及其人的经济状况，只要有证据证明其未满十八周岁，就应当提供法律援助。
四、检察机关如何介入并进行监督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通过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法律赋予的职权能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依法实行法律监督。因此，检察机关有权对侦查机关和法院的指定辩护进行法律监督，并对其不当行为予以纠正。回到本文案例，结合案情和相关法律规定，对公检法处理本案的做法，我们赞同第二种观点。具体分析如下：
（一）指定辩护理由的正当
本案中，房某及其法定人赵某表示自行委托辩护人的意思不真实、拒绝检察机关指定辩护的理由不正当。第一，房某及法定人多次表示自己委托辩护人，但是一直没有委托辩护人，可见其委托辩护人的主观意思表示不真实；第二，公安机在侦查阶段也没有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种做法违背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公安机关应当为其指定辩护，检察机关应当对公安机关的这种行为予以纠正，可以要求公安机关为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第三，房某及其法定人质疑检察机关的行为无法律依据，为未成年人委托辩护人是一项义务，并不是个人的一种私权，可以放弃，义务的不行使，不能阻止检察机关为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第四，被指定辩护的律师应当负责指定后房某刑事案件诉讼过程的法律辩护，对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阶段已经指定辩护的，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法院审理阶段不再重复指定，除非有例外的情况出现。本案中，2013年6月3日，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检察院通知上街区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援助中心指派河南华威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某为房某辩护，一直到法院审理结束。如果出现前一个办案机关未依法履行指定辩护职责，后一个办案机关应当及时为其指定辩护。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检察机关为房某指定辩护的做法是合理合法的，不仅没有侵犯房某及其法定人委托辩护权，而且还保护了他们辩护权的完全行使。
（二）检察机关介入指定辩护的期间
未成年人作为特殊的保护对象，决定了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时，在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然而，一直到2013年6月3日，案件进入审查阶段，郑州市上街区人民检察院才通知法律援助中心指派律师王某为房某辩护，这种做法也值得商榷。
在司法实践中，律师从侦查阶段就开始介入刑事诉讼，能够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申请变更强制措施，防止超期羁押，刑讯逼供等情况发生。在审查阶段，辩护律师可以在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与检察官交流意见。在进行法庭辩论时，律师因熟悉案情，能很好地行使辩护权利，而非流于形式。所以，从实体公正的角度，体现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应受谴责性的不同，拥有的权利也有所差别。从程序公正的角度，未成年人不仅享有一般的刑事诉讼程序保障，并且应当赋予特殊保障，不再考虑未成年人个案的特殊性，酌定为未成年人指定辩护，而是凡是涉及到未成年犯罪人的，都必须为其指定辩护，以保障其诉讼权利更好地行使。
（三）建立指定辩护法律监督机制
侦查阶段，在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情况下，公安机关有指定辩护的义务，公安机关没有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检察机关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理由，不指定辩护的理由不成立的，并依法予以纠正。检察机关可以要求公安机关指定辩护，也可以自行指定法律援助的律师提供辩护。同时还要监督法院执行指定辩护的情况，对法院不履行指定辩护职责的情形及法律后果作出具体规定，建立程序性制裁措施。保障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以使控辩双方能够真正平等，有效的参与诉讼，达到实质的控辩平衡。
法律援助的权利与义务范文3
关键词：涉罪未成年人；辩护；法律援助；监督；司法救助
一、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之理论基础
根据法律规定，涉罪未成年人是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这一年龄段人绝大多数尚未具备完全辨认和控制能力，极易受到社会不良风气或因素的影响，行为具有较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其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这一群体更需要得到外部尤其是公权力的支持。法律援助是国家的责任，[1]也成为世界各国公认的结论。
（一）保障诉讼主体权利、实现控辩平等对抗的要求
控辩平衡、平等对抗，成为现代刑事诉讼追求程序正义的主要内容。在涉罪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代表国家的公诉机关承担了指控犯罪的控诉职能，而未成年人则要承担辩护职能，且刑事辩护权成为涉罪未成年人所享有的最基础、最核心的诉讼权利。正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萨瑟兰所言，“没有律师，被告人就算完全无辜，也有定罪之险，因为他不了解证据规则，无法判断指控成立与否，也不懂如何做无罪辩护”。[2]未成年人又因其生理、心理特点，缺乏自我权利保护意识，加之自身能力有限，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处于极为弱势的地位。若没有律师的介入或帮助，控辩双方力量悬殊，辩护权不能得到充分保障，程序正义更是难以实现。
（二）法律援助双重审查标准存在弊端
《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一条第一项、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了法律援助的双重标准：一是犯罪嫌疑人（包含未成年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聘请律师的，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二是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其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以上两种标准在法律援助的条件上存在较大差异，即后者无须对其未成年人经济状况的审查，同一刑事诉讼主体在不同诉讼环节可能得到不同对待，这种差异性规定不仅违背了公平原则，侵犯了未成年人的辩护权，更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一种冲击。
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之法律依据
《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在其原则性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有两条直接涉及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和培养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分别是第四十六条第二款的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以及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 。新刑事诉讼法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作为特别程序纳入其中，并用十一个法律条文的形式从处理原则、社会调查、附条件不等方面进行规定，体现了国家对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尤其是该法第二百六十七条明确了对涉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的依据。
另外，我国还制定了专门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即1992年1月1日起施行的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保护未成年人的专门性法律《未成年人保护法》，该法在第五章司法保护中规定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少年犯管教所，应当尊重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1999年11月1日起施行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则从刑罚的目的出发，对未成年人犯罪、重新犯罪进行的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
与此同时，2003年国务院颁行的《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保障法律援助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该条例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了未成年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为其指定辩护时，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提供法律援助，无须对被告人进行经济状况的审查。
三、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之检察监督
法律监督贯穿于法律运行的全过程，是法治不可缺少的特殊组成部分，其根本上是为了维护法律的权威和统一，此为法律监督的必要性和法理依据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从而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立了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特殊地位，这也成为检察机关依法办事、发挥监督职能的基本依据。为保障检察机关充分行使其职权，我国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针对不同的诉讼阶段或程序作出相应的规定，涵盖了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即立案监督、侦查监督、审判监督、执行监督等。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将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程序前置，但对辩护权利如何实现以及对损害未成年人利益的情形如何解决未予以明示。笔者从检察监督的视角出发，分别从刑事诉讼的立案侦查、审查、审判环节，对如何有效的保障涉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权利的实现提出个人的见解。
（一）立案侦查环节监督
未成年人因其主体身份的特殊性，有关的刑事犯罪案件成为公安机关立案管辖的范围。公安机关第一次讯问涉罪未成年人时，应当告知涉罪未成年人的法定人或合适成年人到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二百七十条的规定，若涉罪未成年人因经济困难或其他原因（如留守少年无人监管、其法定人经多次劝说仍不愿为其聘请律师的）没有委托律师的，公安机关应当在立案侦查后确定的期限内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如三日或五日。因而，笔者认为，侦查人员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因特殊原因监护人不能到场的，应当通知通知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到场。通过指定辩护律师的介入，可以告知未成年人享有的具体法律权利，缓解其紧张恐惧的情绪，有利于教育涉案未成年人能如实陈述，积极配合认真悔过。同时，法律援助律师能及时了解案情，发现疑点及时向公安机关提出自己的法律意见。与此同时，侦查终结后公安机关做出移送审查或撤销案件的决定时，应当在三日内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及指定辩护的律师。
对于社会影响较大或疑难、复杂的未成年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可提前介入到侦查阶段，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若发现涉罪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公安机关亦未为其指定辩护时，检察机关应当书面通知公安机关予以纠正，公安机关将纠正情况及时回复。在多地区试行“捕诉一体化”的今天，笔者认为，公安机关在将案件提请批准逮捕及移送审查时，应当将涉罪未成年人是否委托辩护人及是否获得指定辩护的情况形成书面材料，一并随案移送检察机关。
然而，对于公安机关在移送审查时没有指定辩护人的情形，立法未能就此种情况进行明确，致使对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的工作全部转移到检察机关，不仅加大了检察机关的工作量，极易成为公安机关推卸责任的说辞，客观上造成法律规定的名不副实。
（二）审查环节
案件进入审查环节后，负责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的办案人员首先审查公安机关是否随案移送指定辩护的书面材料。如果没有委托，检察机关应当在收到审查的案件材料之日起确定的期限以内（比如三日内），告知涉罪未成年人所享有的诉讼权利，并书面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针对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没有为其指定辩护的情形，书面提出纠正通知并要求公安机关作出说明。如果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已经为其指定辩护律师，但是涉罪未成年人在审查环节提出更换指定辩护人要求的，检察机关应当查明更换的理由。如果理由正当，比如指定辩护人有损害未成年人利益的行为，应当予以准许，但是未成年人应当另行委托辩护人；因其他原因没有自行委托的，检察机关同样应当帮助其进行指定辩护。同理，审查案件在做出、不决定时，检察机关应当在三日内书面通知承担法律援助的机构及指定辩护人。
实践中应当注意，个别涉罪未成年人主动提出不需要辩护人的，笔者认为，案件承办人应查清不需要辩护的理由，若是因为经济困难等客观原因，及时为其指定辩护；若既未委托辩护，又不同意指定辩护的，承办人应结合法律规定，做好说服工作，对于态度坚决执意不同意的未成年人应当予以尊重，并将承办人所做的劝说工作、理由予以记录说明。
在案件移送前，检察机关亦应将涉罪未成年人指定辩护人的情况形成书面材料，随同卷宗一并移送法院。同样，审查结束后，检察机关也可能出现未能指定辩护的情形，如此审判机关就成为保障未成年人辩护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
（三）审判环节监督
从立法规定来看，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主体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将人民法院置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之前，凸显了其在承担法律援助义务中的重要地位。这也是基于旧法中人民法院是享有指定辩护权的唯一主体这一规定，其特殊性不言而喻。立案侦查或审查环节涉罪未成年人法律援助权利得到保障的情况下，审判环节则不涉及指定辩护的情况，但是人民法院应当支持承担法律援助的律师履行职责，行使诉讼权利，比如查阅、摘抄、复制与诉讼有关的文书或诉讼材料等，积极听取法律援助律师的意见。审判环节以前指定辩护人，从而使辩护人有充足的时间会见、阅卷、开展社会调查、准备辩护提纲等，既是对未成年人诉讼权利的一种负责，也使法律援助制度不流于形式。检察机关对刑事审判活动的依法进行监督，尤其是对于审判机关在诉讼过程中是否切实保障涉罪未成年人及其辩护律师的权利进行监督，必要时通过书面通知纠正不当行为。对于审判环节出现要求更换辩护人的情形，如同审查环节，应听取涉罪未成年人及辩护人的意见，要求合理的情况下，进行委托辩护或更换辩护。由于立法没有明确对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的规定如何处理，案件进入审判环节，人民法院因疏忽或重视程度不够，也可能出现没有为涉罪未成年人指定辩护的情形，作为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应主动提出审判活动违法，并监督审判机关为其指定辩护人后重新开庭审理。
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法律援助对象限定于涉罪未成年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但笔者在司法实务中发现，某些涉及未成年被害人的案件，尤其是在刑事附带民事领域同样需要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人帮助其实现诉讼权利，因缺少立法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进行指定诉讼人缺少依据。笔者曾遇到这样一则真实案例，被害人是一名未满十八周岁的初中女生，被一名成年被告人，其父欲在审查环节一并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但不懂得如何去维护其女儿的合法权益。因针对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缺乏法律援助的依据，只有在符合经济困难条件下方可有法律援助的可能，但案中被害人父亲常年打工，家中房子待拆迁，不符合法律援助的条件。考虑未成年被害人情况的特殊性，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会同控申部门对该被害人进行司法救助，以司法救助金的形式提供法律帮助。笔者认为，司法救助虽是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一种救济途径，但相比较法律援助而言，救助形式、内容较为单一、片面，刑事诉讼权利尚不能得到完全实现，且完全依靠个体力量也是极为有限。另外，从公诉机关与未成年被害人利益角度来看，前者主要从国家宏观利益出发，目的是为了进行特殊预防，恢复国家被破坏的社会秩序和实现社会稳定，而后者则更多的是从个人微观利益出发指控犯罪，目的是惩罚罪犯，平复受伤的心灵。[3]因而，笔者认为，公诉机关与未成年被害人利益虽有一定重合，但相对独立。基于此，笔者认为亟需填补当前对刑事案件未成年被害人权利保护上的立法空白。完整意义上的刑事诉讼过程，除了前面提到的三个阶段，还包含了执行程序，也是检察监督的内容之一。涉罪未成年人在执行阶段可能遇到一些问题，如刑事案件的申诉、控告等，同样需要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提供帮助。
注释：
[1]彭锡华.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J].法学评论，2006，（03）.
[2]周荣静.新刑法法对律师辩护制度的完善[J].法制与社会，2012，（08）.
[3]刘文富.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探讨[J].法制与经济，2009，（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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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彭东.刑事司法指南[J].法律出版社，2012，（12）.
[5]魏红.论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之完善[J].人民司法，2011，（17）.
[6]郑仁武.重构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审查标准[J].中国司法，2011，（9）.
法律援助的权利与义务范文4
(一)程序目标：制衡公权力，保障程序正当性
国家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对抗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尤为激烈，关乎着被追诉人的自由和生命等重要权益。面对国家强大的权力配置，被追诉人的力量显然薄弱。为均衡悬殊的天平两端，国家对置于刑事诉讼活动中由于经济困难以及其他因素难以通过法律救济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会权利的被追诉人群体的合法权益进行保障设计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就应运而生。该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组成部分，是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辩护权，平等接近司法不可或缺的重要制度。
被追诉人作为法律的门外汉，并不了解法律运行规则及专业名词。实践中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不法现象层出不穷。刑事法律援助的参与能够帮助他们及时了解涉案情形，保障其应享有的一系列权利。法律援助律师的有效参与，不仅仅使得被指控人身边多了一个表态的人，同时有助于约束公权力在法律限度内合理正当行使，保障程序正当展开。
(二)实体目标：确保裁决结果的公正、准确
刑事法律援助律师的出现，能够帮助被指控人在对抗过程中充分表达出自己的主张，使得法官做到准确、客观地分析案件情况，作出公正裁决，达到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二、我国刑事法律援助质量的实践状况
刑事法律援助的生命在于其质量能否达标。无论是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还是法治国家的司法实践，都表明律师辩护权的保障已经从律师辩护权的普遍性要求迈向对律师辩护权的有效性追求。这就意味着刑事法律援助责任的承担不仅仅要付诸在扩大援助覆盖范围的广度之上，同时应重视保证辩护质量，方能切实维护到弱势群体的利益，真正落实人权保障和司法公正的理念要求。很显然，我国该制度是建立在刑事辩护能够起到实质效果，即立法层面的权利保障需要律师的有效辩护这一前提下而设计的。然而我国目前刑事法律援助的质量并不乐观，这与我们上述立法所期待的效果显然有了偏差。实践中许多问题亟待解决，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审前准备工作不重视，援助方式单一
由于收费等原因，资深律师更愿意有委托人的案件。加之一些年轻律师缺乏必要的辩护经验和技巧，对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投入的精力相对不足，导致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普遍不高。有的律师在庭审前既不阅卷也不会见被告人，庭审中根据临场情况应付几句就交差，使得援助多沦为形式。
同时，从客观层面来讲，办案机关不会积极地为法律援助律师提供必要的协助，使得他们无法及时地获取案件材料，结果做出格式化的辩护意见和辩护策略，援助方式主要倾向于在案卷基础上积极提出辩护意见，而对庭审发问、质证、举证相对消极。这种低质量的准备工作无法应对庭审状况，只能处于被动地位，此时受援人得到的仅是法律形式上的援助，而不是有效的法律援助，达不到追求的实质效果，影响到了援助质量的提高，进而影响到受援人刑事诉讼中权利的保障。
(二)法律援助工作信赖度不高
在实践中，一部分人存有自己没有付费，辩护律师往往不会认真履行职责的想法。他们认为法律援助律师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明显不强，辩护效果往往不如人意。获得律师帮助的途径包括委托辩护和指定辩护两种。据相关实证研究发现，一定比例的被告人并未认为律师辩护是一种必需品。接近50%的被告人仍选择委托辩护和自我辩护，而放弃几乎没有任何成本的免费辩护。这些情况表明受援人与刑事法律援助者的信任并没有建立起来。没有信任度，这一援助的存在就失去了意义。人们对法律援助信任度不高，使得律师在诉讼活动的过程中处于尴尬地位，诉讼活动的顺利开展阻碍重重。
三、影响刑事法律援助质量的原因透视
(一)有限的经费投入
《法律援助条例》第3条规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积极措施推动法律援助工作，为法律援助提供财政支持。由此规定可以看出，政府作为公共服务中的主导力量，要积极保障经费的支出到位。然而，尽管法律援助有一定的补贴，但在法律援助上的支出远远不能满足现实的需求，这种补贴无力保障办案的成本费用，很多情况下是法律援助律师为此埋单，这似乎有将政府义务转嫁为援助律师义务之嫌。援助经费的短缺，以及各地援助经费的不平衡，直接削减了服务的积极态度，削减了应有的辩护质量。
(二)刑事辩护司法环境是阻力之一
公、检、法、律是推进社会法治进步不可或缺的四个车轮，缺少任何一个车轮，都不可能驶入现代法治的轨道。而在现行的司法环境下，相对于有着国家强制力支持的公检法三机关，辩护律师的力量薄弱、执业风险大，四个车轮之间难以实现平衡。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律师会见权、调查取证权、言论豁免权等保障性权利，执业风险相对得到了改善。但实践中，仍存在辩护律师权利保障的随意性现象。面对有亲缘关系的公检法三家，律师自然就成为被忽视甚至被敌对的异己力量，律师在进行辩护工作时不得不谨慎起来。辩护律师的权利保障打了折扣，相应的辩护质量也随之下降。
(三)欠缺刑事法律援助考核奖惩机制
鲍尔丁和赫兹里特认为，原则上有三种途径能使人们为他人利益而努力，即爱、命令或自我利益。显然，第一种途径是不可能使法律援助发挥作用的。法律援助依靠后两种途径即强制的命令和奖惩机制的提出则有了发挥作用的可能性。遗憾的是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缺乏考核奖惩机制，自觉自律的行业良心是援助质量的唯一证明。
(四)刑事法律援助人员专业化程度不够
刑事诉讼是一项专业化很强的活动，刑事法律援助往往是为了保障弱小力量被追诉人生命自由等基本权利不被非法剥夺，对援助律师的责任感、经验、能力、专业素质等综合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一部分年轻律师从观念意识上并没有很好地转变过来，反而将援助作为自己的一种负担。同时，我国从事刑辩业务的人员相对较少，实践中，往往从事民事业务的律师会走上刑辩平台，结果导致消极应对，辩护效果不容乐观。
四、关于完善我国刑事辩护质量控制机制的几点建议
2013年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我国刑事法律援助面临受援案件数量增多和质量不高的挑战，通过对当前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现状及影响因素的分析，对我国质量控制机制的完善有以下建议。
(一)建立刑事法律援助专项经费，提高办案补贴
政府和各级领导应切切实实意识到法律援助关乎社会的和谐稳定，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加强人权保障的一项大事业。尽管我国在投入上已经加大力度，但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历年投入到刑事法律援助的经费远远不及投入在民事案件的费用。基于刑事程序是强弱双方实力的较量，其程序结果关乎自由和生命等重要的法律权益，对此，我国可注重在刑事法律援助上的投入，同时摒弃重民轻刑的观念。根据我国当前国情，对案件多发地区和承担援助任务繁重地区，律所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加强号召，调和财政分配不均、人力资源不均的状况。
(二)优化司法环境，建立起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交流互信
在中国刑事诉讼生态圈内，公、检、法各方参与者合作多于监督制约，司法大环境之下很多时候公检法并不欢迎律师的加入。刑事法律援助是国家稳定、缓和社会矛盾的方式之一，刑事法律援助的参与力量能够为被追诉人利益的分配提供最大限度且行之有效的帮助，能凸显出我国人权保障体系的完善。司法系统人员应认识到，律师的参与和司法人员的最终诉求是一致的，即维护社会稳定，创造和谐大环境。司法人员应尊重刑事辩护律师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所起的作用，对辩护律师的权利给予充分的重视，共同坚守法律底线，维护法律尊严，建立起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交流互信机制。
(三)加强律师培训，提高专业技能和素质
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条件，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据。作为刑事法律援助最主要的实施者，刑事法律援助人员的素质和水平是制约刑事法律援助质量的主要因素。我们应该理性地认识到，刑事法律援助面临的不佳的司法环境，不单单是一方原因，作为法律援助人员不能情绪化地将原因苛责于司法人员，应冷静地剖析自我问题。法律援助人员要加强自身的业务素质，适应法律服务不断变化的需求，注重质的提升。同时应定期对参与的刑事辩护律师根据刑事辩护的特点及需求进行技能培训，增强律师执业责任感，增加公众对刑辩律师的信任感。2012年11月国家律师学院正式成立，该学院将承担起律师职业道德体系形成、造就高素质律师人才队伍的培训，是推动我国律师业务水平发展的重大举措。同时，对我国刑辩律师人才的筛选也提供了较大便利。
(四)进一步完善质量监督标准，但重在落实
目前，刑事法律援助的法律依据主要包括《刑事诉讼法》《律师法》《法律援助条例》《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程序规定》，2013年3月1日起新施行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相关规定》对加强刑事法律援助质量作出了规定。确定的标准比散漫的我行我素更能约束援助人员的行为。我们现已着手建立的质量监督体系，对为死刑、无期徒刑、未成年人等提供刑事法律援助的人员资格进行合理评估和审查，在援助人员初期的介入及活动中进行监督，实现并落实用制度管人、用制度规范法律援助各项工作。制度的良好生长重在落实到位。法律援助机构和律师协会应及时落实相关规定，严格规范律师资格的审查，设置监督员和当事人反馈制度，筛选出符合辩护资格的律师，规范准入机制，激励律师积极参与法律援助事业。我国有些地方如广州、新疆、浙江等地已经开始了质量评估标准的探索，我们可对各地探索作出有益借鉴，建立科学、详细、系统的监督标准，使其适用具有普遍性。
(五)实行质量考核奖惩制度的同时慎用惩罚
《关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工作的相关规定》将通过法律援助委员会和律师协会对援助律师的内部监督，加上公检法机关对援助行为进行的监督，对法律援助质量进行评估。对评估和辩护质量较高的律师给予适当补贴和奖励，能够促进律师办案的积极性和参与的热情，并严格自律，遵守职业道德，保证辩护质量。对办案漫不经心，质量较差的援助人员给予惩戒，减弱公众对援助律师的不信任。奖罚分明的激励机制旨在控制辩护质量，但同时应慎用惩罚措施。结合我国当前现状，刑事案件持续增长，而我国从事刑事辩护的人数本就略显不足，惩罚措施有时候让人产生抵触心理，而不愿过多地参与其中。在实践中，我们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认真分析问题出现的原因，科学合理地处理援助人员，而不是盲目地采取惩罚措施。新疆兵团司法局实行的优秀卷找亮点、问题卷找问题的质量评估办法值得借鉴。
(六)借鉴域外经验，引进公设辩护人制度
公设辩护人是英美法系概念，指由国家设立的公共机构或者以非营利组织形态出现，并通过公设辩护人办公室的形式，雇佣全职或兼职公设辩护人，为贫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服务的制度体系。由于我国刑事案件数量逐年增多，刑事诉讼中律师辩护率又呈现持续低迷状态，建立专业化的刑事辩护队伍就成为了必然趋势。借鉴英美等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对公设辩护人的引进是提高我国刑事法律援助的一种有效方案。当然，并非在全国统一推行该项制度，可在刑事案件发生较多的地区和刑事律师资源缺少的地区，有针对性地实行探索。
公设辩护人与其他法律援助方式相比，公设辩护人具有很多的优势。其中包括专业性、协调性、对抗性、保障性、监管性和工作热情高。专业性是确保公设辩护人质量的首要因素，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法律有效援助的最有力的武器。但是公设辩护人具有国家公务员的身份，是国家责任的实施主体，同时又兼顾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在二者身份发生冲突时，公设辩护人能利用其专业知识认真履行职责，维护被告人的立场。
面对我国不断增长的刑事案件的发生，公设辩护人的设立可以优化我国法律人才配置，提高律师法律援助参与率，使刑事法律援助事业质量更好。
法律援助的权利与义务范文5
[关键词]刑事辩护制度；犯罪嫌疑人；法律援助
刑事辩护制度是刑事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刑事司法公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制度保障。此次对刑事辩护制度的修正在1996年修改的基础上解决了社会关注和期待的一些突出问题，使之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革和完善。本文试对此作一简要分析。
一、解决了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所必须面临的一些基础性问题
（一）将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纳入新刑诉法，为刑事辩护制度的完善奠定了基础
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我国宪法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此次修改不仅将此原则写入新刑事诉讼法中，还在程序设置和具体规定中都贯彻了这一宪法原则。由于刑事诉讼制度关系公民的人身权利、民利、财产权利等基本权利，有权利就需要得到救济，刑事诉讼中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当然也需要救济，这是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刑事辩护制度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取向，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和社会公平正义的本质要求。
（二）新刑诉法补充的一些内容体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要求，有利于律师充分行使辩护权
1.新刑诉法明文规定控方应当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
2.新刑诉法确立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原则
（1）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见第171条等。
（2）确立了询问时录音、录像规则，见第121条
（3）细化了定罪量刑的证明标准
具体要求：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综合全案证据所认定的事实能够排除合理怀疑
（4）坚持和完善疑罪从无原则
（三）对辩护人的职责内容做了改动，确立了实体辩护与程序辩护并重的制度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辩护人的责任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这一规定存在着明显的偏差：把辩护人的辩护定位在要承担“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举证责任上；把辩护人的辩护限制在“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的实体辩护的范围内。
（四）完善了刑事诉讼中的法律援助制度
为进一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和其他权利，修正案扩大法律援助对象的适用范围，将范围由原来的三种人扩大到五种，将提供法律援助的时间由审判阶段提前到侦查阶段，规定在侦查、审查、审判阶段均提供法律援助。在提供的方式上，出现符合提供法律援助的情形，办案人员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由法律援助机构安排指派。（修正案草案第六条、第一百零六条）
二、新刑事诉讼法丰富了辩护权的具体内容
出于实现控辩平衡理念的需要，新刑诉法从多方面充实了辩护权内容。由于控方以国家公权力为依托履行职责，因此控辩平衡的重心在于保障和强化辩方的诉讼权利和能力。新刑诉法立足于强化有效辩护、促进控辩双方庭审对抗，从多方面强化了辩方的诉讼权利。
（一）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得到确认
明确了侦查阶段律师的诉讼地位，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新刑诉法第33条将原法关于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只能聘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规定修改为：犯罪嫌疑人在侦查期间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这一规定打破了以往律师不可介入侦查程序的，对于保障处于侦查程序中的犯罪嫌疑人的人权，增加侦查活动的透明度，加强对侦查行为的制约和监督，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改善辩护律师会见程序，进一步规定了辩护人的会见权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中吸收了律师法的相关规定，除三类案件即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之外，在侦查期间辩护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无须侦查机关批准，侦查机关不派员，不监听。
（三）完善了辩护人的阅卷权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不仅吸收了《律师法》关于辩护人阅卷权的内容，还做了一些补充、完善，明确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材料。其他辩护人经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许可，也可以查阅、摘抄、复制上述材料”；由此确立了案件材料全部移送制度，保证了辩护人的全面阅卷。
（四）规定了辩护人的知情权
新刑诉法第160条规定，侦查终结时，公安机关应将“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同时将案件移送情况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 新刑诉法196条规定，宣告判决时，除送达当事人和检察院外，“应当同时送达辩护人、诉讼人”。
（五）辩护人在侦查、审查、审判阶段就案件发表意见的权利，与办案机关听取意见的义务相对应
办案机关（即侦查、审查、审判机关）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应当听取辩护人的意见。见新刑诉法第36条、第159条、第170条、第182条、第186条、第187条、第190条、第192条等。
（六）确立了律师在审前将获得的犯罪嫌疑人无罪的证据告知办案机关的权利和义务
与新刑诉法关于控方应当承担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的规定相对应、相配套。见新刑诉法第40条、第89条、第49、第50、第51条
（七）赋予辩护人以反对权
反对权是指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享有的诸如“不被刑讯逼供”的权利被司法机关侵犯时，向有关部门提出控诉的权利。
新刑诉法规定的反对权有：1、辩护人对办案机关及办案人员阻碍其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有申诉、控告的权利。2、当事人、辩护人对于办案人员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的行为，有申诉、控告的权利。
（八）确立了关键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和专家辅助质证制度，强化了辩方的质证权。见新刑诉法第192条
（九）赋予辩护人要求办案人员回避的权利。这有利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维护司法公正
法律援助的权利与义务范文6
【关键词】未成年；被害人；诉讼权利；立法保护；司法保护
随着我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对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我国《刑事诉讼法》在2012年增设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相应地，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出台了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基本框架都已经初步构建，在对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设计相关制度的同时却对未成年被害人缺乏相应的关怀。各大媒体报纸上出现的诸如伤害无辜儿童，驾车冲撞学生，校园门口捅刺学生，教师、养父猥亵、未成年女童等案件早已屡见不鲜，以校园暴力为题材的影片《少年的你》上映后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广泛的讨论。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良好的法律不应当仅仅保护少部分人的利益，而应保障所有公民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如今未成年人受到犯罪行为侵犯案件的数量日益增加，未成年人屡屡被害，司法作为其报复的唯一合法手段，其诉讼权利的享有、实施、保障和救济乃是本文关注的重点。
一、未成年被害人诉讼权利法律保护的不足之处
从当前我国立法的实际状况来看，《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相关权利设置了参照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或被害人的条款，在立法层面享有被害人共有的诉讼权利和未成年被害人特有的诉讼权利。然而，面对存在未成年被害人的刑事案件，我国针对诉讼权利保护的水准和力度存在诸多不足，在立法与实践中也有待进一步的完善。
（一）立法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1．诉讼权利立法保护总体缺乏系统性与针对性未成年被害人诉讼权利的内容大多是参照被害人的有关规定，未针对未成年被害人身心的特点做出适合未成年被害人的特殊规定。具体权利分散在《刑事诉讼法》的各处条文之中，没有形成相应的体系。诉讼权利的相关内容不够系统，针对不同类型案件的未成年被害人也没有特别的规定。有未成年被害人的刑事案件不同于普通的刑事案件，在侦查、起诉、审判等诉讼过程的各个阶段都应当有能够体现对其特殊保护的细化制度，但我国在立法层面相较于日本、德国等地区而言都是空白的。2．具体诉讼权利存在的不足之处被害人知情权呈现分散化的特点，《刑事诉讼法》中虽然规定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都需要对被害人进行程序性的告知，但对未成年被害人停留于此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对未成年被害人应当对其享有的诉讼权利进行全面告知，并充分尊重其表达权，对于不履行告知义务也缺乏相应的救济，对于诉讼权利的简单告知并无法使未成年被害人有效地行使权利，参与到刑事诉讼活动当中。关键节点如鉴定结论的告知、退回补充侦查、附条件不起诉、解除强制措施、起诉罪名和内容等也没有适当地强化，案件进展情况不能及时告知未成年被害人无疑是对其的二次伤害。传统的刑事诉讼中，重刑轻民的现象严重。未成年被害人在遭受犯罪行为侵害后，往往容易产生“恶逆变”，转身成为新的加害人。对于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健康精神抚慰的不足往往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当今《刑事诉讼法》对于精神损害赔偿，被害人也是求偿无门。民事案件中的一些侵权案件往往能够获得精神损害赔偿，然而性质较之更为严重的刑事案件却无法获得，仅仅依据被告人贫困等原因似乎并不足以抵消这层逻辑上和现实上的矛盾。2013年9月1日施行的《法律援助条例》对刑事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者近亲属法律援助的范围和条件进行了相关规定，但关于未成年被害人获得法律援助的规定更多地表现为宣誓性的特点，对于申请程序、救济方式等还未进一步细化。且相对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侦查阶段的强制法律援助，未成年被害人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需满足两个前提条件：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和经济困难。基于这两层限制，十分容易导致虽然在规范性文件中赋予未成年被害人拥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成为一纸空文。公、检、法、司虽然在2013年联合出台了两部司法解释填补立法空白，针对性地规定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援助的基本制度，但由于效力位阶较低，还需法律的进一步跟进。
（二）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1．知情权与参与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不足之处从知情权来看，司法机关对被害人负有对最终处理结果的程序性告知义务，但对于《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的对被害人有重大影响的内容，往往就不告知被害方，导致被害人对案件侦查进展、案件审理信息的获得较为滞后。在案件信息获得上不充分及时，不但知情权严重受损，参与权也在无形之中被侵犯和剥夺。从参与权来看，未成年人被侵害以后往往不懂得保存证据，加上案发地点较为隐蔽导致很少有目击者在场等客观原因，往往在立案过程中因提不出有力证据证明有案件事实发生，因而难以达到立案标准，公安机关不予以及时立案，实践中常常出现公安机关不主动侦查搜集而让未成年被害人及其近亲属自行收集证据的情形，未成年被害人报案控告权行使时的司法反应有待进一步完善。2．民事赔偿请求权和获得司法救助权在司法实践中的不足之处刑事司法过程中“重刑轻民”的危害性在涉及未成年被害人的案件中更甚其他，对于刑事附带民事部分法院一笔带过，在执行中也往往难以执行到位，并且精神损害赔偿也不被我国现行刑事法律所认同。公诉案件中被害人刑事和解虽然能够获得一定的经济赔偿，但对于大多数案件被害人没有获得合理的赔偿，使被害人的境况十分凄惨，被害人流血又流泪，导致长期上访、行凶报复，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司法救助本身在立法制度上就不完善，一方面，在民事赔偿上国家司法救助不能及时跟进；另一方面，及时给予补偿也仅限于经济补偿，对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疏导、评估、跟进也处于缺位状态。3．法律援助权在司法实践中的不足之处未成年被害人有权委托诉讼人，但我国尚未建立指定制度。未成年被害人虽然在《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赋予了未成年被害人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但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形式化的书面告知，程序和内容都过于简单，申请门槛又高，流于形式的倾向十分明显，未成年被害人受到法律援助的比例非常之低。申请后法律援助机构的指派情况也存在时间不确定的问题，未成年被害人这边对进展情况一无所知。虽然未成年被害人享有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在立法上是一重大进步，但在司法的落实中还有诸多有待完善之处。4．合适成年人在场权在司法实践中的不足之处询问未成年被害人时需要合适成年人在场对其进行监护，未成年被害人受到侵害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监护人监护不力所致，一些父母缺乏专业知识，不知如何维护权利，担任未成年被害人的合适成年人往往是不太合适的。然而，合适成年人选任范围和备选范围都十分有限，选任程序也不够科学，该类人群缺乏法学或心理学的专业知识，往往不了解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状况，往往难以维护未成年被害人的身心健康，达到设计此制度的初衷，甚至流于形式，单纯为了完成司法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交给自己的任务，并未起到任何实质性的作用，专业程度明显不足。
二、未成年被害人诉讼权利法律保护的完善
（一）加强诉讼权利立法上的系统化与专门化
未成年被害人诉讼权利如今分散性明显，在立法上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专章规定显然还不足以实现现实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未成年人司法特别程序依据国外的学说理论和实践已经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且在一定程度上汇成了某种世界性的潮流。我国在未成年人特别司法程序的构建中，应当将未成年被害人的诉讼权利纳入立法的讨论范围之内，并专门构建一章未成年被害人的诉讼权利规定，当中应当包含对于未成年被害人案件的处理原则，诉讼权利内容、救济途径、特殊保护制度等内容。以此弥补当下系统性的立法不足。
（二）加强知情权和参与权的保障
1．扩大知情权的范围作为参与案件的前提性权利，知情权的保障往往决定了未成年被害人能否有效行使其他诉讼权利。简单的程序性告知显然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司法的要求，知情权对未成年人被害人应当达到的标准应当不仅“知道自己有权”，而且应当“知道这些权利的意义和如何使用”，对于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应当给予未成年被害人足够的耐心，进一步加强释法说理。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未成年被害人的知情权都不应该被忽视，立案侦查阶段侦查机关不立案、撤销案件，对犯罪嫌疑人变更强制措施都应当在第一时间告知未成年被害人，听取其理由并说明做出决定的原因。审查起诉阶段不起诉决定也要立即告知未成年被害人，并且告知权利的救济渠道，附条件不起诉的应当充分尊重其表达权，仔细考量其意见最终做出综合认定，决定是否起诉。审判阶段，起诉书内容和量刑建议等法律文书也应当及时送交未成年被害人。在案件进展过程中，凡涉及程序进展且对未成年被害人可能有重大影响的，都应当与未成年被害人及时联系，不应让其诉讼主体的地位被忽视和旁置。2．设置特殊的参与权行使方式首先，对于未成年被害人报案、控告的案件设置更为宽松的立案标准，立案后侦查机关应当及时调查取证、固定证据；对于侦查机关不予立案或撤销案件的复议、复核、申诉时间可以相较于其他案件适当缩短。其次，对于未成年被害人的案件与成年被害人案件程序进行区别处理，设置专门的程序、专门的专业工作人员进行专门地对未成年被害人专有的询问方式，保障未成年被害人的有效参与，还可配套设置心理疏导等司法救助。最后，建立询问制度，在询问过程中同步录音录像，对于未成年被害人陈述的证明力给予适当的提高，设置传闻证据规则的例外，允许不出庭做证也能够对未成年被害人的陈述进行采纳，融入自由新证的内容，建立特殊的证据证明标准。
（三）加强民事赔偿请求权和获得司法救助权的保障
我国对未成年被害人的民事赔偿问题也没有设置例外，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范围同样仅仅包括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无论是精神损害赔偿金，还是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都没有得到法律的支持。民事案件中的一些侵权案件往往能够获得精神损害赔偿，而性质较为严重的刑事案件却无法获得。在今后的立法中有望完善的是给予未成年被害人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在赔偿不到位的情况下，可由国家出面代为赔偿而获得向被告人的代位追偿权，保证赔偿金额能够及时、足额到位。
（四）加强法律援助权的保障
对于未成年被害人甚至成年被害人的法律援助范围也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扩大援助范围，减少经济困难的前置条件，申请程序进一步细化落实，保证及时告知，设置程序瑕疵的补救措施和程序惩罚。对于侦查阶段对未成年被害人也应当提供法律援助，可探索对未成年被害人的指定制度。对于当地司法行政部门拒绝法律援助的，未成年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有权申请复议，对于法律援助所需的大量资金也可设置基金补充财政的单方支持。对未成年被害人法律援助的律师也应当专业化，由熟悉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的律师进行援助，对女性未成年被害人尽可能指派女性律师。
（五）加强合适成年人在场权的保障
法定人不能到场或者不宜到场的，应当通知合适成年人到场。合适成年人的选任和参与却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内容，笔者认为应当将合适成年人在场作为未成年被害人案件的必经程序，给予一段合适成年人和未成年被害人单独沟通的时间，并给予未成年被害人拒绝合适成年人的权利，具体制度可以参考未成年人强制辩护中拒绝辩护的制度。在立法上合适成年人参与的程序及其享有的权利（知情权、异议权、参与权等）和其应当履行的义务（到场义务、保密义务、回避义务、不干扰司法义务等），需要立法上进一步明确，合适成年人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的过程中如何参与、发挥什么样的职责及相关制度的衔接也应当进一步完善。
三、结论
在未成年人遭遇刑事犯罪侵害的形势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加强诉讼权利的法律保护，是杜绝未成年被害人走向“恶逆变”而恶性循环滋生犯罪的有效手段，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律保障人权价值的深刻体现，更是维护家庭、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受到摧残的花朵更需要精心的维护，笔者基于未成年被害人利益最大化的初衷，提出些许不成熟的建议。尽管研究肤浅和单薄，但希望在相应制度的完善和诉讼权利保护力度加强的条件下，法律能够在伤害发生前有效预防未成年人遭受刑事伤害案件的发生，在伤害发生后有充分合理的权利保障帮助未成年人早日从遭受伤害的痛苦中走出来，以此守护好未成年人自由、快乐、健康的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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