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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范文1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转变发展方式；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策略选择
中图分类号：F125.1; F752.0
从国际范围来看，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无不把对外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以下简称FDI）作为调整和升级国内（或地区内）产业结构的重要途径。我国“十二五”规划已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把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作为主攻方向，把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和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作为重要战略任务。当前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不仅“走出去”远滞后于“引进来”，而且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功能也未得到有效发挥。转变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方式，充分发挥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功能，有必要采取有效的策略。
一、明确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发展目标
为了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同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有效对接，使国内产业结构随着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不断得到调整和优化升级，有必要首先明确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发展的目标。从目前我国情况看，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需确立以下目标指向。
（一）促进国内产业结构高度化
世界经济史表明，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随着国家经济的增长，其产业结构将依次提升，逐步由低级向高级演进。目前，我国产业结构总体上还处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从产业的部类看，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合理，顺应和反映当今产业演进特点及要求的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有不小差距，以高能耗和高排放为特征的第二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中主要产业；从要素投入和贡献来看，国内产业还主要以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特别是高科技性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从产业的发展阶段看，传统产业仍然是我国的支柱产业，新兴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力度不够；从产品的附加值来看，低附加值产业是我国目前的主导产业，高附加值产业的发展比较薄弱；从产业的特征来看，国内产业以厚、重、粗、大为特征的产业为主，反映科技发展最新成果，以轻、薄、短、小为特征的产业发展滞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关键时期，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极其紧迫任务。因此，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提高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和质量，应与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发展要求相一致。也就是要依靠对外直接投资推动产业结构有低级向高级发展，不断扩大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推动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大力发展新兴产业，特别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国内产业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转型，由厚、重、粗、大型向轻、薄、短、小型转变。
（二）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程度的不断加深，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健康、较快的发展势头，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迈克尔•波特首次从产业层次研究了国际竞争力问题，他认为，产业国际竞争力是指一国（或地区）特定产业通过在国际市场上销售产品及提供服务所反映出来的竞争能力，体现为产业的最终利润潜力或现实利润率。波特还认为，一国特定产业的国际竞争优势，取决于“要素禀赋状况”、“需求条件”、“产业集群发展状况”、“市场结构”、“机遇”和“政府”六个要素。其中前四个为内生（主要）决定因素，后两个为外生（次要）决定因素。这六个要素可作为分析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六个隐性指标。根据六个隐性指标判断，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只在要素禀赋中的廉价劳动力，以及需求条件方面具有较明显优势，其它几个方面不仅优势不明显，甚至许多方面还存在比较明显的劣势。基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对外直接投资，需要立足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要求，既充分发挥我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又要弥补自己国际竞争中的短板，不断提升我国产业的整体国际竞争力。另外，根据波特价值链增值理论，企业的价值增值过程可分解为许多相互独立的价值链。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提升我国产业国际竞争力，还需国内企业积极参与到产品内部的国际分工中去，在全球范围内选择价值链的合作伙伴，做到在控制拥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价值链环节，以保持自己产业的核心竞争能力的同时，将其它不具国际竞争优势的价值链环节适度转移到拥有竞争优势的其它国家，并从其他国家获取具有优势的价值链环节，以进一步增强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三）强化对外直接投资正效应
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影响，既有积极的正面效应，又有消极的负面效应。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带来的正效应主要有：从境外获取资源，克服国内经济发展与自然禀赋不足矛盾，解决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中面临的资源瓶颈问题，促使国内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方向发展，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向境外转移传统产业，可在获取高于国内的海外投资收益的同时，将从传统产业释放出的沉淀生产要素用于支持高技术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必要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从而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通过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寻求型投资，使国内企业能更直接、快捷地与发达国家在技术、管理知识等方面进行交融、沟通和相互反馈，提高国内技术研发能力和管理水平，引导国内消费者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需求，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的步伐；关联度大的产业向境外直接投资，通过产业间供求关联、技术关联和竞争关联交叉作用发挥波及效应，推动提供相关投入要素和配套服务等产业发展，促进整个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的升级；获取境外投资收益，使企业有更多的资金进行技术研发，从而配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政策，推动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基于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对外直接投资，需在努力克服或降低诸如加剧东道国和投资国重合产业间竞争，以及产业向境外转移而引起的失业、国际收支失衡等负效应的同时，努力强化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所带来的正效应。
（三）防范国内产业出现空心化
国内产业的空心化问题，是许多国家伴随对外直接投资而产生或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所谓产业“空心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已有的产业处于衰退阶段，而新的产业还没有得到发展，或者新产业的发展不够充分，并且不能弥补已有产业衰退的影响，从而造成经济陷入不断下降甚至萎缩的局面。如果投资国过度地把原先位于母国的生产工序或整个生产流程移至国外，必然导致投资国整条价值链的缩减，从而将削弱母国原有的产业基础。与此同时，如果国内的基础研究，乃至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未能及时跟上，就无法建立具有比较优势的新的产业。随着低层次传统产业不断地向境外转移，当国内新产业的发展不能及时弥补已有产业衰退时，国内产业的空心化现象便随之产生，从而影响产业结构升级。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为防范国内产业的空心化以及由此带来的风险，需重视和加强教育和基础研究，通过培养人才和强化科技研究培育竞争优势，把科学技术成果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促进高附加值新产业的发展；同时，适时进行金融体制机制的改革和创新，建立为鼓励科技创新和推动高新技术产业服务为目的风险投资体系，分散或化解国内产业界的科技创新和创新成果产业化转化的风险，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提前预置或及时弥补传统产业转移后国内产业留下的空挡，以此拉动国内需求，推动国内经济的发展，并利用后发优势创造对外直接投资新的产业制高点，实现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
二、优化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区位布局
通常情况下，投资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同其产业选择密切相关。一方面，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或分布格局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投资的区位布局；另一方面，正确的区位选择又可以进一步强化投资国的产业比较优势，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因此，调整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分布格局的同时，还需进一步优化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区位布局。由于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的区位选择通常取决于投资者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因而可基于投资者的对外直接投资动因来调整和优化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区位布局。
（一）寻求市场动因的境外投资区域
寻求市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旨在通过寻求和开拓国外市场，以解决国内某些产业发展面临的国内市场瓶颈问题。一般来讲，因国内市场需求规模狭小而发展受限的产业，主要是国内生产能力过剩的夕阳产业，以及盲目扩张而导致生产能力过剩的新兴产业等产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转移国内生产能力过剩的产业，不仅可以进一步延长国内夕阳产业等已经处于衰退阶段产业的生命周期，而且可以缓解国内新兴产业健康发展所面临的市场瓶颈压力。从整个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看，国家和地区之间产业发展的不平衡性是一种常态现象，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产业的发展有着不同的需求。因而，基于寻求市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选择，既要充分考虑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市场需求情况，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国内产业存在的比较优势。虽然我国某些产业（主要是夕阳产业）已进入到产业生命周期的衰退阶段，其在国内的发展已失去比较优势，但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来讲，我国这类产业大多数还有比较明显的优势，适宜在这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按照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的边际扩张理论观点，当国内失去比较优势或处于比较劣势的某种产业（边际产业）对其他国家具有比较优势时，扩大这类产业的对外投资，不仅可以扩大这些产业的产品市场，而且可带动相关产品和技术出口。同时，此类产业的转移还可以促使国内集中主要力量发展新兴产业，推动国内产业升级换代。目前，虽然我国纺织、家电等行业国内需求已饱和，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在国内处于比较劣势，但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讲，发展这些产业不仅可以获得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而且引进这类技术比较成熟的产业能够有效满足当地的需求。因此，国内的这些产业适于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而对国内因盲目扩张而导致生产能力过剩的新兴产业，由于其技术水平同发达国家处于同一水平，既可在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以抢占和开拓发展中国家新兴产业市场的先机，也可在发达国家进行投资，便于获得发展新兴产业的先进技术。
（二）资源开发动因的境外投资区域
资源开发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旨在从国际市场获得稳定的资源供应，解决国家和企业发展中面临的日趋严重的资源短缺问题，更好地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资源开发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者，主要是国内资源开采或资源密集型行业。从世界各地的资源分布情况来看，各国的资源丰裕程度存在较大的差距，有些国家资源比较丰富，而有些国家资源相对短缺。因而，基于资源开发动因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自然是某项资源比较丰富的国家或地区。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看，国内企业较早涉足对国外资源的开采和开发投资，投资国外资源业目前已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比较集中行业，并在区域选择上有不少成功案例。如，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加拿大投资木浆场，中国冶金进出口公司在澳大利亚投资恰那铁矿，中国水产总公司在国外许多国家和地区投资渔业等，并且各自都产生了较好的效益，为缓解我国资源紧张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随着世界资源消耗量的剧增，国际市场不少资源正面临日趋紧张和短缺问题，许多国家纷纷把国内资源的开采和开发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对我国企业的进入和发展抱有戒心。面对日趋严峻的国外资源开发市场，国内资源开发企业“走出去”的区域选择，不仅要考虑投资所在国的资源丰富程度，而且更要充分考虑境外投资资源开采业的便利性和安全性等因素。通常情况下，当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选择投资开发某种资源时，可优先考虑发展中国家。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资源开采成本低，且技术、资金等相对缺乏。如果利用我国资源密集型行业存在的技术、资金等优势，扩大对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源开发性投资，不仅可保证资源的正常、优惠和持续的供应，而且可带动国内相关技术、设备和劳务等出口。然而，这并不是要拒绝在发达国家进行资源投资。在某些资源极其丰富的发达国家。如木材资源丰富的加拿大、铁矿石等矿产资源丰富的澳大利亚等国家，可积极探索有效的方式和渠道扩大资源开发投资。
（三）获取技术动因的境外投资区域
把获取先进技术作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旨在获取先进适用的科学技术，促进国内科学技术发展，实现国内产业的升级换代。由于发达国家拥有世界最强的经济科技实力和人才优势，不仅用于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的资源投入大，拥有的技术研发力量雄厚，而且在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等创新领域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是当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主要拥有者。基于技术获取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区域，可选择在发达国家，并把信息技术、航空航天、生物工程等知识密集型等高新技术产业作为投资重点。投资于发达国家知识密集型高新技术产业，可以掌握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动态，更直接地从发达国家学习和掌握先进技术、管理知识等，从而带进国内科学技术的发展，实现国内产业的升级换代。当然，投资于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业的环节和方式可以灵活多样，境外投资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投资环节的选择，既可以在产品制造、技术服务环节，也可以在技术开发或产品研发等环节；投资方式的选择，既可以采用在发达国家新建、收购的方式，也可以采取联合开发等不同形式。就具体投资方式而言，尽管各有优势与缺点，但一般都能较好地达到获得技术的目的。比如，在发达国家新建高新技术产业，可利用当地人才优势和技术条件进行技术开发和产品开发，从而获取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先进适用高新技术；通过收购发达国家高新技术产品制造企业，通常可以获得直接使用被收购企业软件、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的权利，获取产品制造等技术，达到提升国内产业国际市场竞争力的目的；通过直接收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研发部门，不仅能够节省大量初期研发费用，而且可利用已有设备及研究人员在比较高的起点上进行研发，缩短技术开发周期，提高技术开发效率。因此，立足于我国实际，积极向发达国家开展“研究开发型”投资，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能够较好地获取其在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的先进技术。
（四）规避风险动因的境外投资区域
出于规避和防范风险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旨在预防和化解国内产品出口遇到的风险，以及把对外直接投资可能面临的风险降低到最低限度。通常情况下，国内产品的直接对外出口所面临的风险，主要来自进口国采取关税特别是非关税贸易壁垒等保护主义政策和措施的威胁。随着国际市场竞争程度的不断提高，尤其是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贸易保护主义日趋盛行并充满不确定性。在此形势下，可把规避国内产品出口风险作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选择的重要依据。当某个国家对进口我国产品存在着进口许可证或原产地规则等限制时，为了扩大对这些进口国的产品出口，国内企业可以选择在第三国投资设厂的方式，利用第三国的进口配额达到避开贸易壁垒扩大对进口国出口产品的目的。例如，为了避开欧共体高额的关税和进口配额的影响和限制，香港上海针织有限公司在英联邦成员国毛里求斯设立服装厂，产品全部销往欧洲，进入国际市场。另外，国内企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风险也不一样。其中，非制度因素和制度因素是影响一个国家不同区域对外直接投资风险主要因素。非制度因素包括当地的资源禀赋状况，政局稳定性，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的亲近性，基础设施状况，劳动力素质高低，技术发展水平和管理水平，产品销售的现有市场以及潜在市场，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等。制度因素包括国际经济制度安排、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和企业运行的便利性等。因此，基于风险规避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选择，还需要充分考虑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非制度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影响。比如，在对不同发展中国家进行直接投资的区域选择上，除了要考虑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等非制度性因素外，还要充分考虑到当地政局稳定性等非制度性因素，尽量把当地可能产生的政局动荡所带来的风险降低到最低。而在制度性因素中，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和对外资持欢迎态度最为重要。因此，为了降低对外直接投资风险，国内企业可优先考虑在自由开放程度较高和对外资持欢迎态度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
三、调整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分布格局
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格局不尽合理。长期以来，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过于集中在初级产品产业领域，技术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的投资相对比较缺乏；过于偏重对国内连锁效应弱的产业的投资，而忽略对国内连锁效应强的产业的投资；境外投资企业从事商品流通的贸易偏多，生产性企业和金融服务性企业则偏少。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分布格局的这一现状，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调整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格局，须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方向相一致，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导向来推动。
（一）破解发展瓶颈导向的境外投资产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制约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诸多瓶颈问题日益显现，有些方面甚至变得十分突出。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选择制约国内经济发展瓶颈的境外产业进行投资，不仅有助于国内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势头，而且有助于解决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面临的压力问题。目前，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较多，但资源短缺是我国当前和今后经济发展中比较突出的瓶颈问题。虽然我国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但按人均计算，资源稀缺问题显得较突出，而且有些矿产资源的储量较贫乏、品位较低。资源约束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影响日益明显，难以支撑我国经济的长期平稳快速发展。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弥补国内资源短缺是解决我国经济发展资源瓶颈的重要手段。利用国外资源有进口和境外直接开采开发两种方式，采用境外直接开采开发方式，能较有效地控制资源的来源，避免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操纵于他人之手，从而为国内产业对资源的需求提供稳定的供应。因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仍然需要强化对资源类产业投资。鼓励国内企业特别是拥有较为雄厚的资金和技术的资源密集型企业，到海外进行能满足我国经济发展需求而国内紧缺的能源、原材料、农林牧副渔产品等资源类项目的投资，不仅能弥补国内资源和市场的不足，而且可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带动技术、设备的出口和人员就业。目前，我国已发展了对澳大利亚、加拿大、美洲、非洲和中东等资源丰富国家和地区的投资。今后，我国需充分发挥国内企业资源开采和开发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加大对资源丰富和投资环境较好国家和地区的投资。
（二）转移国内产业导向的境外投资产业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必然伴随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一些生产要素需要退出国家限制发展或要求压缩规模的产业。如果人、财、物等要素不能及时从要求压缩规模的产业中退出，并转移到要求发展的产业中去，势必削弱产业升级的物质和技术基础，延缓产业升级速度。由于存在生产设备及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专用性和沉没成本问题，加上政策和法律等因素影响，生产要素的退出都会遇到退出壁垒。在一时难以消除产业退出壁垒的情况下，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向境外转移尚可利用的生产能力，使国家明令限制或要求压缩规模的产业顺利退出国内市场，从而不致于对社会和经济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不仅如此，还可将释放出的沉淀生产要素用于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基于转移国内产业导向的境外投资产业，应主要选择国内的夕阳产业、衰退产业等处于劣势地位或能力过剩的产业。目前，我国需转移到境外投资的产业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所界定的边际产业，即“本国（投资国）已经处于或即将陷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这类产业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变动而面临市场日益萎缩，生产能力大量过剩、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和效益不断下降的产业，即产业生命周期的衰退产业。我国当前的纺织、家具制造、造纸及纸制品、木材加工及竹藤制造、金属制品、普通机械制造、印刷及记录媒介的复制、橡胶制品等产业正处于产业衰退阶段，需要大量转移。二是与产业生命周期自然老化无关，只是由于技术变革导致了资源禀赋、市场需求等因素与产业发展趋势不配套，导致产业的比较优势未能显露出来，或者由于过度发展导致生产能力过剩。这类产业既可以出现在传统产业中，也可能发生在新兴产业中。比如，近年来我国各地盲目发展光伏等新兴产业，就导致产能过剩问题。这类产业也有必要向境外转移。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转移过剩设备和生产力，还可延缓衰退产业的生命周期，带动了国内产业的升级。
（三）增加投资收益导向的境外投资产业
较好的投资效益，不仅是开展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而且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通过境外投资获取丰厚的投资收益，可增加投资国的价值盈余和物质财富，从而为投资国制定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促进产业升级创造出相对宽松的环境和宽裕的物质保证，而且能使投资企业拥有更多资金财力进行技术革新和研发，推动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为此，西方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大都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作为分析起点和落脚点。目前，我国企业的境外投资收益情况并不乐观。据统计，我国境外投资企业有三分之二的企业处于亏损或持平的状态，只有近三分之一企业有盈利。因此，有必要把增加收益作为调整对外直接投资产业布局的重要选项。为了增加投资收益，可遵循相对优势产业优先的原则，扩大对东道国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进行投资。产业相对优势的构成因素主要包括资源供给的便利性或产业的市场优势、产业发展的历史、产业技术积累和创新等。通常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产业相对优势，主要体现在成熟的标准化技术、适应较小市场需求技术及适应当地投入要素的技术。从目前我国产业现状看，纺织、电子、化工、钢铁、造船等产业具有相对优势和竞争力。经过国内几十年的发展，这些产业不仅在生产标准化、技术成熟度、管理水平、以及产业集中度与规模经济等方面有很大的提高，而且这些产业的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已有一定的市场。另外，我国航天工业、材料工业、生物工业、建筑业和高铁等一些高新技术产业，同发达国家相比也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具有许多领先世界的科技成果。把我国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方向，可以有效地配置资源，不断扩大国外市场，从而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四）提升国内产业导向的境外投资产业
从一定意义上讲，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提升国内某些产业的发展过程。因此，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布局要有助于推动国内产业的升级。在这方面，可重点加强对境外高技术产业、服务业和对国内产业升级具有较强辐射作用的产业进行投资。虽然我国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但这类产业难以成为带动国内产业升级的领头羊，这类产业的境外投资也无力推动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支柱产业的计算机、航天航空、生物工程、信息通讯、海洋工程等高技术产业，具有高投入、高智力、高附加值、高成长、高回报，以及难以模仿并容易形成垄断等特点。通过购并等方式对高新技术产业进行学习型投资，可以吸取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带动国内产业升级，创造新的产业比较优势，提高国内产业国际竞争力。根据“十二五”规划的产业发展要求，要加快把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为先导性、支柱性产业，切实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和经济效益。因此，需要重视探索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发展服务业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是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内在要求。相对于制造业和资源开发业等产业而言，服务业具有投资规模小、见效快、收益大等特点。发展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能为我国制造业和资源开发业等产业的对外投资提供战略支持，推动国内产业的升级。当然，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本身还存在一个升级问题。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中，商业、运输和公用事业等传统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所占比重已经大大下降，而金融、保险、通信、传媒业服务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比重大大上升。为提升国内产业，境外投资的产业选择还需考虑产业投资的辐射效应。发展生产链长、有明显的前后向联系、辐射效应大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能促进整个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的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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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肖黎明.中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7，（2）.
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范文2
关键词：全球化；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动因
作者简介：何俊(1973－)，男，浙江嘉兴人，经济学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世界经济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2－0057－03 收稿日期：2006－12－25
一、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增长
2005年中国(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区和台湾省，下同)对外直接投资(非金融部分)净额(以下简称流量)122．6亿美元，同比增长123％，其中：新增股本投资38亿美元，当期利润再投资32亿美元，其他投资52．6亿美元。截至2005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以下简称存量)572亿美元。以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2005年世界投资报告全球的流量、存量为基期进行测算，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流量、存量的1．68％和0．59％。
事实上，200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超过100亿美元。通过收购、兼并实现的直接投资占到当年流量的一半；境内投资主体对境外企业的贷款形成的其他投资在直接投资中占43％；以投资控股为主的商务服务业投资占当年流量的四成；地方的投资流量较上年增长一倍多。200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规模继续放大，投资分布的国家(地区)更为广泛；从存量的构成上看，利润再投资所占比重最大；从行业分布情况看，商务服务业和批发零售业占到投资存量的一半；我国在亚洲、拉丁美洲地区的投资存量占到九成；中央企业的投资存量占81．8％，地方的投资规模及所占比重均有所增加。
此外，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主体特点突出，表现为投资主体多元化格局：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重超过国有企业跃居投资主体首位，国有企业占境内投资主体的比重由上年的35％降至29％，而有限责任公司所占比重为32％，比上年增加了4个百分点。从境内投资主体的行业分布看，制造业占到投资主体总数的五成半，主要分布在服装、鞋、帽制造业，纺织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医药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等。截至2005年底，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共分布在全球163个国家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572亿美元。从境外企业的分布情况看，亚洲、欧洲地区投资覆盖率分别达到93％和85％。从境外企业的行业分布情况看，制造业占境外企业总数的34．7％，批发和零售业占17．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17．5％，建筑业占7．6％(人民网，2005)。
二、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
导致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出现快速增长的动因是什么呢?本文认为，这与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加剧相关。
20世纪末的最后10多年，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愈发明显。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新的动因，这与传统的跨国公司FDI动因有着很大的不同，是对传统跨国公司FDI理论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及其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普遍关注。他们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基本假定，提出了许多观点各异的跨国公司FDI理论。这其中有代表性的有：海默(1960)的垄断优势理论、弗农的产品周期理论、尼克博克的寡占反应理论、巴克莱的内部化理论、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等。这些跨国公司FDI理论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特别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包括我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到对外直接投资的行列中，并且呈现出迅速增长之势：1981～1985年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仅占世界FDI总额的2．2％，但到了1993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已达到了7．2％，其绝对数量的增长更可观，在1981～1985年期间平均每年只有10亿美元，而到1993年已高达140亿美元。2005年，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额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1200亿美元(unctad．org网，2006)。上述传统FDI理论对于大批涌现的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特别是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的动因无法解释。本文认为，传统理论所依据的环境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人类社会经济状况。而这种状况在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表现在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剧。伴随着这种变化，企业战略环境也相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巨变必然对现有的跨国公司FDI理论提出众多挑战。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是为了获取技术和融入全球供应链。
1．获取技术。对外直接投资的传统理论认为，企业只有具备了垄断优势，才具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我国大多数企业不具有垄断优势，在技术上往往处于劣势，属于技术后进国。我国企业实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个主要动因就是为了获取技术，加速技术累积的速度和动态效果，从而获取垄断优势。
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依赖于这样一些条件：某技术先进国拥有生产x所必需的先进技术(或管理技能)T，这是因为技术先进国具有产生T的R&D环境；某技术后进国拥有生产X所需要的某种重要要素L。假设：(1)技术或管理技能T的交易成本很高，因此技术先进国向技术后进国许可并由技术后进国组合T、L进行生产的方式被排除；(2)技术先进国企业到技术后进国从事FDI的可能，因跨国成本高(含跨越“国界”成本和技术内部转移成本)和害怕引出潜在竞争者，而被排除；(3)技术后进国为得到T，可到技术先进国从事获取技术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即在当地雇佣工程师、收集信息、设计和开发技术或管理技能T1。
上文证明了技术后进国(多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是现实的，强调了技术后进国是可以在对外直接投资领域有所作为的，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外来直接投资。事实上，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实践中也完全符合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的现实情况，特别是对当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特别重要的指导意义。由于在技术上存在的巨大差距，我国企业在国际分工中处于不利地位：
国外跨国公司成为技术标准的制定者，而国内企业被迫成为技术标准接受者。因此，与世界级的大公司相比，我国企业最为突出的缺陷正是缺乏核心技术，大部分企业仍处于技术模仿阶段，不能自主开发出引导市场需求、领先于同行业的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而出于保持与增强垄断优势的需要，跨国公司无论在技术转让还是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对关键技术都十分敏感，避免技术扩散，增强竞争对手能力。因此，我国企业也很难通过技术引进或引进外资的方式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正因如此，我国企业要想获取技术这一产业竞争中最为关键的战略要素，在强调“自主创新”的同时，也应当积极主动利用“走出去”获取技术，即开展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最大化地利用发达国家技术集聚地的外溢效应，并将海外研发机构的研究成果在国内迅速转化、投入生产，使“新型工业化”道路尽快实现“研发在外、应用在内”的格局。我国企业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在发达国家并购高新技术企业、跨国公司的研发部门，或者与当地拥有先进技术的高技术企业合资设立新技术开发公司，雇佣当地工程师、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和熟练工人，利用当地的先进设备，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国外“硅谷”技术集聚所产生的外溢效应；同时，海外研发机构更能将大量技术信息及时、准确、直接地传递到国内公司总部，有助于我国企业及时了解世界前沿技术动态，调整企业技术研发方向。以获取技术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提升我国技术水平和管理能力的同时，更能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迅速增长，从而形成良性互动，加速我国经济的发展。
实际上，我国企业实施以获取技术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实践至今已有十余年历史。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的一些企业开始逐步到发达国家设立研发型企业，成为中国以技术获取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先驱者。以上海复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例，1991年2月，该公司与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AIDO)合资成立上海中和软件有限公司，同时在东京成立研发公司――中和软件株式会社东京支社；1994年3月复华实业全额投资成立美国环球控制系统有限公司，致力于开发与生产UPS产品并将先进技术转移到国内，加速国内产品的更新换代。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大量以获取技术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家电、IT等行业。家电行业方面，1998年格兰仕集团投资1亿元进行自主技术开发，并在美国建立研发机构。1999年3月，格兰仕北美分公司成立，同时成立美国微波炉研究所。随后，格兰仕向市场推出了自主开发的上百种新型微波炉。格兰仕集团在技术开发领域的对外直接投资，使其微波炉产品在拥有无可比拟的规模经济优势的同时，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技术含量和一流品质；康佳集团1998年3月开始研究开发高清晰度数字电视，7月在美国硅谷正式成立由康佳美国分公司控股的康盛实验室，只用短短8个月时间就在其美国硅谷实验室里成功研制出第一台高清晰度数字电视，其性能与国际大公司的产品相比毫不逊色；2000年，长虹与世界知名跨国公司组建九大联合实验室(长虹一微软联合实验室)；IT行业方面：2002年，首信集团在美国新泽西州投资组建的Mobicom公司，作为首信集团的海外研发机构，以跟踪世界最新数字技术和移动通信终端技术；华为集团不仅与摩托罗拉、IBM、英特尔、ALTERA、SUN等世界一流企业成立联合实验室，广泛开展技术与市场方面的合作，而且还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海外设立了美国硅谷研究所、美国达拉斯研究所、瑞典研究所、印度研究所和俄罗斯研究所等5个研究所。2001年华为印度研究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CMM四级国际认证的软件研究开发机构；联想集团则已建成全球化研发网络，这一网络以香港为轴心，横跨北京、深圳、美国硅谷。其中，美国硅谷是技术情报站，及时监控和反馈世界计算机市场的最新技术动态和商业动态。香港承担主板等新产品的开发和中试；深圳直接为香港中心服务，其主要职责是降低人员开支；北京研发中心承担质量评测、整机开发、汉字系统开发等功能。在这一国际化研发体系支撑下，联想在中国以至世界计算机行业确立了强者地位，
2．融入全球供应链。传统跨国公司FDI理论认为，企业的跨国发展与国内市场发展相比，面临着更高的交易成本，因此企业跨国经营的必要条件是具备某种竞争者所没有的优势，这是传统跨国公司FDI理论分析的出发点。其实，这里有一个隐含的前提条件，即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非全球化的条件下，绝大多数的企业在各自的国内市场里可以生存与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并非生存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在非全球化时期里，对外直接投资只是企业成长的一种特殊形式。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必须做好全球竞争的准备，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一环是中国企业发展的必然选择。事实上，全球供应链的概念是随着跨国公司全球化业务拓展而产生的，是研究如何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供应链优化的问题。以在华跨国公司为例，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其全球供应链延伸到中国，在中国建立新的大规模生产基地、设立新的合资公司及销售网络，以期降低其运营成本、更贴近消费者，并提高市场份额。举例来说，进军中国市场较早的摩托罗拉和爱立信公司，在把整机带入中国的同时，也发展了一大批配套企业，既有国有企业，也有国外知名企业在华投资建立的合资企业。2000年摩托罗拉在华采购金额达到了5亿元人民币，2004年达到120亿元。摩托罗拉产品在中国采购的零部件比例高达65％，有700家供应商。同样，爱立信公司在中国也有24个办事处、9家合资企业和4家独资企业。中国已经成为爱立信全球四大供货基地之一，设在南京和北京的两家合资公司生产的产品不仅提供给中国市场，也提供给亚洲乃至全球其他客户。跨国公司的出现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生产、采购和销售，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的最佳配置，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跨国公司的供应链延伸至全球每个角落。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不能等待观望，而要积极参与，争取尽早融入到全球供应链的环节中去，这是经济全球化对中国企业提出的客观要求，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使中国企业尽快融入全球供应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制造的商品随处可见，但这些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商品大多是通过中间商卖到国外的，利润的大部分都被中间商占去了，中国企业只能挣些微薄的利润。随着近年来中国商品竞争力的大幅提高，中国企业要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直接把商品卖给国外消费者，而融入全球供应链是必然的选择。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都要在全球范围进行原料采购、产品生产和销售，这就形成了一条稳定的国际供应链。这些跨国公司每年的采购额十分可观，而且一旦选定供应商就轻易不会变动。客户不稳定、订单不稳定一直是中国许多企业面临的难题，这些企业不得不按照中间商的指令进行生产，企业成了中间商的“打工仔”。如果能够进入全球供应链，就相当于获得了稳定的销售渠道，就可以摆脱中间商的控制。中国企业在设备、技术、人力资源、经济环境等指标上都相当不错，完全有条件进入全球供应链。随着中国企业的不断壮大，必将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成为跨国公司，中国企业不仅能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一环，而且还能成为新一代的全球供应链的“链主”，而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使中国企业尽快融入全球供应链之中。总之，融入全球供应链是中国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选择，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又一主要动因。
事实上，一些发展壮大了的中国企业为了积极融入全球供应链已经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他们制定了国际化战略，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开拓全球市场。在实践中，我国的宝钢公司在打造全球供应链方面颇为成功。宝钢生产钢铁所需的原材料，绝大部分必须依靠进口。这一点使宝钢较早地考虑了原材料的供应问题，在采购上采取战略供应链方式以及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最近几年，宝钢相继与巴西淡水河谷公司、澳大利亚哈默斯利公司等合资办矿，确保了资源的长期稳定供给，并与多家世界知名船东签订长期运输协议，确保了原料资源的稳定供应，保障了运输能力。2004年，宝钢决定对外直接投资80亿美元在巴西建设一个钢铁厂，产品主要为当地汽车工业服务。这一计划吸引了巴西淡水河谷矿业公司、法国钢铁集团阿赛洛的参与，是迄今我国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项目之一(柯兆发，2005)。宝钢此举不但进一步巩固了与国际矿业巨头和钢铁巨头的战略联盟，也直接嵌入了美资巨头主导的全球汽车供应链条之中。随着中国企业的不断壮大，以融入全球供应链为主要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会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所采用。
可见，在全球化背景下获取技术和融入全球供应链已经成为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我国企业要善于利用当前全球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寻找合适的切入点，物色良好的合作伙伴，更为大胆地实施对外直接投资，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获取先进技术，尽早融入全球供应链之中，使中国不仅成为世界上吸收FDI最多的国家之一，也必将成为全球FDI来源大国之一。
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范文3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现状；投资动因；关联性
一、我国对外投资产业结构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及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呈快速增长的趋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涉及的领域也正在不断扩大，己从过去的以贸易和餐饮为主逐步拓宽到矿产、森林、渔业、石油化工能源等资源开发，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农业及农产品开发，餐饮、旅游、商业零售等多个行业。截止至2011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的所有行业类别，其中存量在100亿美元以上的行业有：租赁和商业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六个行业累计投资存量约3780亿美元，占我国对外投资总额的88.99%。
二、基于动因角度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
1.以规避贸易壁垒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
发生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是为规避国际贸易过程中产生的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在贸易国本地进行投资生产可以减少贸易保护带来的成本，制造业领域尤为明显。随着对外贸易的增加，针对白色家电产品的各种贸易壁垒a也越多起来，对我国家电产品的出口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2.以争夺市场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
随着国内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及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企业间的竞争十分激烈，国内的市场份额变得十分有限。此时，企业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扩大国际市场份额，转移国内过剩的产能，从而实现扩大海外市场的目的。同样以家电制造业为例，在国内市场几乎饱和的情况下，TCL集团以820万欧元收购号称“德国三大民族品牌之一”的施耐得，进而打开了欧盟这个庞大的国际市场，提高了在欧盟市场上的占有率。
3.以获取技术为动因的对外直接投资
根据近几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信息传输和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对外直接投资额在不断增长，2011年较2010年的投资净额增长了53.41%。在国内市场中，该行业不是我国的优势产业，在国际市场上并不具备竞争力，通过跨国并购等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可以较快的速度和较为节约的成本投入获取国外先进技术，从而实现企业技术层面的进步。
4.以获取资源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
我国矿产资源类的对外投资规模，与其他行业相比都处于领先地位。这是由于随着我国经济在近年来的高速发展，工业生产和居民生活对石油、天然气等能源的需求日益增加。但是，由于此类资源的不可再生性，经过多年的开采和使用，我国国内石油、天然气资源逐渐枯竭，要大量获取此类资源将会越来越困难。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来满足国内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对资源的需求。
三、对外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与国内产业结构的相关性
1.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对国内产业的要素进行补充
（1）自然资源补充
我国自然资源的储量虽然较大，但人均占有量并不丰富，再加上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不合理利用，我国的自然资源现状不容乐观，严重影响到密集使用相关自然资源的产业的发展。为了获取自然资源，促进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采矿业近年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中一直占有很大的比重。在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开展一系列的资源开发项目，获取必要的自然资源从而保证了国内产业的持续性发展。
（2）技术补充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虽然在逐步提高，但同世界先进水平还存在很大差距，技术密集型产业一直是国内产业结构中的一块短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这种方式，实现技术水平上的互补可以以较快的速度弥补我国技术水平较低的不足。这对于我国国内发展高新技术密集型产业具有重要意义，不仅缩短的研究时间，降低了研发成本，更重要的是可以有选择的获取我国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的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
（3）劳动力补充
虽然我国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但是这种丰富更多的是体现在总量上，在结构上还存在很大不足，在许多急需人才的岗位或者行业上缺乏人才。在人才级别上，中端人才居多，高端人才相对短缺。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利用海外高端劳动力资源和一些国内缺乏、不重视的劳动力资源，改善劳动力结构上的缺陷。可以间接学到这些企业拥有的先进技术，易于培养造就一大批跨国经营人才。
2.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受到国内产业发展程度的制约
（1）资金制约
要实现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本身应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这一直是制约我国国内企业发展的最大问题。国内产业中，只有资源开发等少数几类产业具备这种垄断优势，因此表现在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上，也仅仅局限于国内具有雄厚资金实力的产业。
（2）技术制约
拥有先进技术是跨国公司最重要的垄断优势，这一优势能够使之保持在国际竞争中的垄断地位，从而获得高额利润。在国内产业中，具有技术优势的产业十分有限，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我国制造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并不是为了维持其技术优势，而是产品进入标准化生产阶段，为了降低成本和扩大国际市场而进行的，因此投资的规模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
（3）管理经验制约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想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持高效运营，必须具备先进的管理经验，而这正是国内许多企业无法企及的。管理经验的缺失导致了企业的经营效率低下，使之无法承受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因此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和投资规模都必然会受到限制。
3.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
（1）对外直接投资加速了国内劣势产业的淘汰
通过转移国内过剩产能，寻求海外市场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国内已经或即将失去竞争优势的产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利用当地的低廉的原材料及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提升该类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既能促进该类过剩产业的发展，也能规避国内出口企业面临的日益严重的国际贸易壁垒及贸易摩擦，从而寻求更大的市场。对于母国来说，由于将过剩产能转移到其他国家。从而将国内的优质资源及生产要素用于发展新兴产业，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
2 对外直接投资为国内优势企业提供了转移渠道
随着产品生命的自然过渡，区位转移也成为必然趋势。对我国的制造业而言，在产品进入到标准化阶段后，该产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能够更好的利用东道国的优势条件，进一步降低生产成本，扩大海外市场，提高了企业的利润率。
（3）为处于成长期的企业提供了发展动力
目前，我国正处于成长中的企业多数未建立技术开发机构，企业的成长到了制约。一方面，通过参与国际竞争，激发了自身的技术创新力，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不断地更新技术，加快技术转变成经济效益的速度。同时又可以借鉴国外的技术创新示范机制，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我国企业通过主动地走出去，更直接地学习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跟踪世界动态，从而向国内进行传输和扩散。发挥技术的“外溢效应”和“示范效应”，推进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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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董绲.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与服务业产业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J].法制与经济，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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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范文4
关键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特点；趋势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5-0077-03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经济的实力增强，对外直接投资呈逐年上升态势。《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0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流量）688.1亿美元，较上年增长21.7%，占全球当年流量的5.2%，首次超过日本、英国等传统对外投资大国，占据对外直接投资排名的第五位，为发展中国家之首。可以明确，对外投资的迅速发展为我国扩展了经济发展的空间，也带来了我国企业提升自身实力的机遇，对于我国融入全球经济、提升产业水平和国际地位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了解我国对外投资的特点，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这一变化趋势。
国外有关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文献很多，20世纪80年代之后，出现了众多关于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理论，如邓宁（1981）在国际生产折中理论基础上提出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及“J”曲线、刘易斯·威尔斯（1983）的小规模技术理论、拉奥（1983）的技术地方化理论、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际经济学者提出的投资诱发要素组合理论、坎特威尔和托伦蒂诺（1990）的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理论、托伦蒂诺（1992）的动态比较优势理论、穆恩和罗伊（1993，2001）的不均衡理论。随着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大幅增长，积累了大量顺差的国内企业便开始涉足海外直接投资。针对这一现象，国内学者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杨国亮、王玲（2010）分析了我国企业“走出去”中存在的问题，总结了美国培育跨国公司的经验，提出了我国在促进企业“走出去”、加快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应发挥的积极作用。姚树洁等（2010）认为，中国大型企业“走出去”是国家打造世界强国和实现全球化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但中国海外投资并非一帆风顺。
一、中国对外投资的趋势与特点
进入21世纪，随着“走出去”对外战略的实施，我国的对外投资快速增加。2002—2010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速49.9%，对外投资的年流量由2002年的27亿美元猛增到2010年的688.1亿美元，迈上了一个新台阶。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一国投资状况与其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处于不同经济水平的发展阶段，企业对外投资水平也不同。根据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发现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目前处于第二阶段末、第三阶段初这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位于3 000—5 000美元之间且快速增长。一国净的对外直接投资，等于该国对外直接投资减去吸引的外资流入，具体表现为负值减少，且呈逐渐上升态势。
总体来看，截至2010年末，中国13 000多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直接投资企业1.6万家，分布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达到1.5万亿美元。其中，当年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流量86.3亿美元，以银行业金融类企业对外投资为主；非金融类601.8亿美元，占比87.5%。进一步考察，2010年以并购方式实现的直接投资297亿美元，占流量总额的43.2%，同比增长54.7%，跨国并购领域主要涉及采矿业、制造业、能源产业以及专业服务产业；中央企业和单位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24.4亿美元，占流量的70.5%，排名第一。就存量来看，截至2010年末，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余额3172.1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6.5%，英国的18.8%，法国的20.8%，德国的22.3%，与发达国家相比，投资数额差距较大；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中央企业和单位也占据主导，占比77%。
行业地域特点方面，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几乎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的行业类别。截至2010年末，存量在100亿美元以上的行业有商务服务业、金融业、采矿业、批发零售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这六个行业累计的投资存量2 801.6亿美元，占比88.3%，六大行业的占比分别为30.7%、17.4%、14.1%、13.2%、7.3%、5.6%。从地域上看，亚洲、拉丁美洲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最为集中的地区，各占71.9%和13.8%；大洋洲、欧洲是存量增幅最大的地区，2010年末中国在大洋洲、欧洲的直接投资存量分别是86.1亿美元、157.1亿美元，分别是2005年末的13.2倍、12.3倍。就国家而言，2010年末我国对外投资前20位的国家（地区）存量累计达2 888亿美元，占比91.1%，其中以中国香港为首，其余依次为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澳大利亚等国。排名靠前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则主要反映了“避税天堂”的优势，很多企业在注册后，资本便转投他国，因此，这两地的实际投资量并不体现真正的投资效果。另一方面，从流量上看，与存量数据大体类似，90%以上的投资流向商务服务业、金融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制造业，只是采矿业的占比相对于批发和零售业有所下降。地域方面，除欧洲、北美洲、拉丁美洲的投资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外，对非洲的投资较上年增长46.8%，反映出国家对非洲地区的重视。从行业数据分析，投资境外服务贸易型企业，主要在于便利国内企业的出口，占领广阔的海外销售市场；而兼并收购科技型企业则是为了便于掌握先进技术和制造工艺，进而在此基础上实现创新，促进产业升级。在境外金融领域的投资，是为了学习与借鉴国际知名金融机构成熟的管理经验和创新金融工具以满足国内的需求，当前的金融危机也为跨国投资机构投资那些陷入困境的发达国家的大型金融机构创造了绝佳的机会。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偏重资源加工型和生产加工型企业。就前者而言，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外的石油、矿产、农林及渔业等资源，以满足国内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而后者主要目的则在于延伸产业链或是发挥比较优势以占领当地市场，同时带动相关产品、设备、零配件的出口，这也是生产加工型投资集中在亚洲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主要原因。
二、动因分析
从上文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特点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着自身的特点，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不同，与日本的边际产业转移理论所描述的也不同。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与现阶段国内的经济发展战略紧密相联的，这既是经济发展的紧迫需要，也是我国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首先，企业获取战略资源满足内在发展的需要。随着新兴市场等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崛起，企业在发展壮大过程中越来越受到资源等瓶颈的制约和限制，而海外投资正好能够获得企业生产亟需的战略资源，进而满足企业后续发展的动力。那些难以获得和模仿的、稀缺的、可供专用的资源，都会成为企业提高自身竞争力不可或缺的手段。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广泛地参与到跨国生产网络当中，而那些不具有优势的上游生产活动往往在国外。为了寻求稳定的供应方，避免外部冲击对供应链和整个生产活动的影响，解决国民经济发展中的瓶颈问题，也为了在整个生产链中获得更大的增加值，中国企业具有向国外零部件、能源、资源甚至研发等上游价值增值活动进行投资的战略需求。金融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行业，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并购国外那些具有丰富经验和优良声誉的金融机构，不但有利于我们解决金融服务水平落后的局面，而且有利于拓展国外的金融市场。只有获得了稀缺的资源、先进的经验、良好的声誉，我国的企业的发展才有后劲，进而才能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其次，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与我国在特定国际分工链条下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中国主要是通过从事技术含量不高的加工制造业来嵌入全球生产网络而参与国际分工并获得产业发展的。入世以来，尽管我国很快融入了世界新兴制造业的国际生产链条中，但是仅仅参与了这些行业的部分生产环节，即其中的低附加值生产环节，而没有在整个行业上获得优势。长期以来，我国的加工制造业徘徊在国际分工链条的低端，获得的利润微乎可微。近年来，随着劳动力结构的变化，企业的成本优势逐渐丧失，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中，企业利润逐步缩水，甚至有些企业走到了破产的边缘。面对这一劣势，企业内部逐步产生了技术升级的需求和动力。同时，企业的治污成本也因为国家不断强化的环保要求而提高，高能耗和高污染企业开始有了对外转移生产的动机和需求。只不过这类对外投资还不占主流，在截至2010年末的对外投资存量中占比仅为5.6%。
再次，我国的制造业和出口企业在很多时候是依靠贴牌生产、依靠香港等地贸易中间商的订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并没有掌握外部市场的销售渠道和营销服务网络。这种对外部市场高度依赖却又不能掌握主动权的模式，不仅不利于企业在对外销售中获得更大的利益，而且增加了扩大投资和再生产的风险。也就是说，这种模式增加了出口企业在国内投资的风险，降低了投资收益。随着出口企业的发展壮大、投资规模的扩大以及竞争激烈度的增强，这些企业对进一步投资的风险控制和收益要求越来越高，因而也逐渐产生了对外投资建立自己所能掌控的销售渠道和营销服务网络的迫切需求。这类投资在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占据重要的比例，在2010年对外投资存量中，我国在商业服务领域的对外投资占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47.3%就是体现。
最后，金融危机前后人民币汇率以及我国外汇储备的变化趋势，也是促使我国政府和企业近期加快对外直接投资步伐的动力和压力。从动力来看，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为我国近期对外直接投资降低了成本。作为金融危机的产生国，美国经济受危机的影响最直接也最为严重。经济增长的停滞、消费和投资增长大幅度减少、出口增长率的降低，加上为了刺激经济而采取的低利率政策，导致近年美元对世界主要货币保持贬值的态势。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可以降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本币成本，从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从压力来看，金融危机期间美元的走软导致我国外汇储备出现缩水，国家倾向于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以实现财富保值增值。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尤其是金融危机前的大量贸易顺差使得中国外汇储备上升到了历史最高点，而其中有相当比例的外汇储备是美元资产。如此巨大的美元储备必然带来巨额损失，政府必然会利用多种渠道降低储备贬值的风险，其中就包括使用外汇扩大对外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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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auses of Chin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ZHANG Yao-yi， ZHANG Dong
（Economy college ，Center Minzu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1 ，China）
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范文5
[关键词]贸易投资一体化国际直接投资国际贸易
一、遭遇反倾销是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我国当前对外贸易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出口商品屡屡遭到国外反倾销调查。自1979年欧共体对我国出口发起首次反倾销调查算起，截至2002年底，我国已遭受反倾销诉讼511起，给中国出口造成的直接损失超过160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国际上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从目前看，对我国发起反倾销绝对数量最多的是美国和欧盟，占总数的2/5，但近几年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西、阿根廷、南非等，对我国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数量增长明显，成为另一支需要重点防范的新生力量。可以通过下表清楚地看出中国在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中遭遇反倾销的基本状况：
中国历年遭受反倾销状况
项目（年份）1995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合计
对华案件数目（起）（1）2043332841435317278
国际案件数目（起）（2）1572242432543552883471111979
占有比例（3）=（1）（2）13%19%14%11%12%15%15%15%14%
中国出口额（亿美元）（4）1488151118281837194924922661325617022
世界出口额（百亿美元）（5）5160539055765492570364316176642446352
占有比例（6）=（4）（5）2.9%2.8%3.3%3.3%3.4%3.9%4.3%5.1%3.7%
另据商务部的资料，中国目前约有4000多种商品遭受过反倾销的调查。越来越多的反倾销使得我国部分主要出口产品市场不断萎缩，相关产业效益下滑，企业停产，工人下岗失业，国外反倾销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毫不夸张地说，面对国外频繁实施的反倾销，中国已经无路可退，必须奋起应对。
二、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规避反倾销壁垒
面对国外对华反倾销不断增长的势头，我国的出口企业、行业协会和政府部门加强联合，多管齐下，采取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完善反倾销应诉机制等措施进行积极的应对，同时还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试图通过加大对相关国家的直接投资，到相关国家内进行投资设厂等方式绕过反倾销壁垒，推进中国的对外贸易不断发展。为此，有关部门和企业认真研究了一些已经取得成功的个案及其分析。例如Goodman，Spar和Yoffie（199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倾销诉讼所达成的“有序市场安排”和“自动出口限制”协议促使日本和其他外国企业改变了向美国出口打字机、彩电、汽车、钢铁和半导体的方式，而直接到美国当地去生产。Barrell和Pain（1997）也发现，日本1981～1991年间对欧盟和美国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日渐增多的反倾销诉讼的影响。1991年，韩国的一份《韩国制造业的国外投资经营成果调查表》揭示，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与贸易联系比较密切，如开拓市场和回避进口限制所占比重在整个对外直接投资动机中达到35.7%.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中国作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正面临着20世纪日本和韩国在出口贸易上的相同遭遇，所以中国可以借鉴日本、韩国的成功经验，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在当地生产、当地销售，从而绕开贸易保护壁垒，改变国际贸易关系中被动的局面。事实上，在不断面临国外反倾销等贸易保护手段的压力下，我国一些企业也已经转而采取了对外直接投资的策略。例如我国彩电厂商到土耳其设立生产基地，不但带动了一定的零部件出口，而且为避开欧盟对中国彩电的反倾销，成功进入欧洲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再如TCL公司并购德国施耐德公司，直接在德国境内设厂生产各种型号的彩电整机，利用原产地规则有效地绕过贸易壁垒，其效果更为显然。
三、中国进一步利用对外直接投资推动对外贸易的分析思考
我国根据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积极实践利用对外直接投资绕开国外的贸易保护壁垒，推动本国对外贸易发展，已经取得了良好的开端，但是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提高认识，并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予以调整。
首先应该看到的是，目前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截至2002年年底，我国设立境外中资企业总数6960家，中外双方协议投资总额137.8亿美元，中方协议投资金额93.4亿美元，其中，境外加工贸易企业420家，中方协议投资额11.22亿美元，无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对外投资的行业领域也从最初的只投资于与贸易有关的服务业，逐步拓宽到工农业生产、投资开发、交通运输、餐饮旅游、咨询服务、技术开发、贸易、金融、房地产等各种产业。特别是服务贸易型的行业投资十分突出，按照投资额计算，截至1999年年底，在中国海外投资中，服务贸易型投资占62%，资源开发型投资占19%，生产加工和农业开发投资占18%.此外，对外投资的区域逐渐由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延伸。在中国跨国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由于投资主体的限制，外贸公司的投资区域多选择在原进出口市场集中的地区，以亚洲尤其是东南亚为主，而承包工程多集中在中东和非洲。但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起，我国海外投资从以港澳、东南亚地区为主逐渐扩大到其他国家。截至2001年年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遍布154个国家和地区，而且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和港澳地区。200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排前10名的国家和地区依次是美国、中国香港地区、加拿大、澳大利亚、秘鲁、泰国、墨西哥、赞比亚、俄罗斯和柬埔寨。中国在这10个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都超过了1亿美元，约占中方投资总额的67%，其中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直接投资额都超过了3亿美元，占中方总投资额的29.4%.所有这些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其次，应当承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推进对外贸易发展的效用不够明显。根据国内有关院校和学者的调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因目前还比较复杂，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征：既有可能是母公司出于长期战略和开拓外国市场的目标需要，也有可能是为了克服已经存在的贸易壁垒，还有可能是为了安置和转移国内过剩的资源，等等。但是，无论如何，在所有的动因之中，通过增加或扩大直接投资，以绕过贸易壁垒，克服进口国贸易限制的动因所占比重是很低的，这就意味着中国企业在面临贸易壁垒时，较少使用直接投资的方法去绕开。相关部门的统计数据也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联性不大。如2001年，中国向对反倾销问题叫嚷最厉害的地区之一的欧盟出口了492亿美元，而对欧盟的投资仅为1161万美元，是中欧贸易额的2%.统计中还发现，中国对欧盟的投资主要集中在德、法、英、意等大国，即使在这些中国企业投资偏好的国家中，中资企业的总投资额也不足5000万美元。另一方面，据统计资料显示，1998～2000年三年内，中国对欧盟出口增长分别达到281亿、302亿和455亿美元，但三年内中国对欧盟投资总量增幅不大，分别为5097万、5149万和5884万美元，就是明显的例证。
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范文6
关键词：直接投资;香港;投资中转;一带一路
一、 中国内地赴香港直接投资的现状
香港地区对于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而言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和中转地，直接投资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等服务业领域，而且与国际贸易业务密切相关。
1. 规模庞大，中国内地超过半数的海外投资流向香港地区。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无论看流量还是存量，中国香港都是中国内地对外直接投资最大的地区。2014年，中国内地对香港地区的投资流量为708.67亿美元，占流量总额的57.6%;年末对香港地区的投资存量5 099.2亿美元，占存量总额的57.8%。截至2014年末，中国内地共在香港地区设立直接投资企业9 000多家，占到中国境外企业总数的三成，是中国设立境外企业数量最多、投资最活跃的地区。
2. 行业集中，尤其集中在服务业领域。中国内地投资香港地区的行业分布比较集中，主要包括租赁和商业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采矿业等。根据2014年流量数据统计，中国内地向香港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中，将近80%投向上述四个行业，其中租赁和商业服务业239.5亿美元，占33.8%;批发和零售业136.8亿美元，占19.3%;金融业97.1亿美元，占13.7%;采矿业83.4亿美元，占11.8%。
而如果按存量计算，中国内地对香港地区的直接投资中，近半数投向了租赁和商业服务业。根据2014年年末的存量数据统计，中国内地向香港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中，45.7%的存量投向了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共计2 331.2亿美元;投向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采矿业的存量占比依次是14.3%、13.2%、10.7%。
3. 以中转投资为主，香港地区并非海外投资的最终目的地。中国的海外并购项目大多通过香港地区再投资完成，换句话说，香港是作为海外投资的中转地，而非最终目的地。香港地区凭借其政策和地理优势，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向海外的重要投资中转地，跨国并购项目尤其倾向于通过香港地区进行投资中转，近年来许多并购大案都是这样操作的。
2014年的典型案例包括：五矿集团联营体58.5亿美元收购秘鲁拉斯邦巴斯铜矿项目，联想集团29.1亿美元收购摩托罗拉手机业务，国家电网26.3亿美元收购意大利存贷款能源网公司35%股权等。2013年的典型案例包括：中海油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100%股权、中石化收购美国阿帕奇公司埃及油气部分资产、海航集团收购荷兰提普拖车等。2012年的典型案例包括：中石化收购葡萄牙电力公司21.35%股权，大连万达收购美国AMC娱乐控股100%股权等。
4. 管理组织形式以当地办事处为主，与国际贸易业务密切相关。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的统计数据，2015年母公司在港外的驻港公司共有7 904家，其中中国内地的驻港公司1 091家，占总数的13.8%，较2011年（805家）增长36%，驻港公司数量仅次于美国和日本。
中国内地1 091家驻港公司包括133家地区总部（驻港地区总部共计1 401家，中国内地占9.5%，仅次于美国和日本）、186家地区办事处（驻港地区办事处共计2 397家，中国内地占7.8%，仅次于美国、日本和英国）和772家当地办事处（驻港当地办事处共计4 106家，中国内地占18.8%，排名第一）。由此可见，中国内地的驻港公司超过七成都是以当地办事处的形式存在，仅负责香港地区业务，可以推断这种直接投资的方式是跟国际贸易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二、 香港吸引中国内地直接投资的原因
根据《2015年代表香港境外母公司的驻港公司按年统计调查报告》，7 904家受访企业大多认为简单税制及低税率是香港地区吸引外商投资最重要的因素，其他有利因素包括：资讯的自由流通性、廉洁的政府、法治及司法独立性、自由港地位、地理位置等。这些因素很多也是中国内地赴港直接投资的因素。
1. 简明的税赋体制和低廉的税率。在香港只需缴纳三种直接税：企业所得税（最高为16.5%）、个人薪俸税（最高为15%）和物业税（15%），免税额制度使得税负进一步减轻;而且以地域征税来源为原则，只对来自香港的利润及收入征税。与其他经济体相比，香港没有销售税、增值税、预扣税、资本增值税、股息税、遗产税等，报税手续也十分简单。除此之外，香港还与包括中国内地在内的29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双边税收协定。
根据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的《税赋环境报告》（Paying Taxes，2016），香港的税赋环境极佳，全球排名第四，仅次于卡塔尔、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而中国内地排名第132位;香港税率22.8%，而中国内地67.8%;在香港走完所有报税手续仅需74小时，报税3次，而中国内地则需要261小时，报税9次。
2. 完善的融资平台和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由于境外融资成本低于中国境内，2014年中国企业通过中国香港等地境外融资再进行对外投资的活动日益增多，境内投资主体直接给境外企业提供的贷款减少，债务工具投资较2013年下降40.7%。对外直接投资尤其是跨国并购有巨大的融资需求，内地企业赴港直接投资看中的正是香港完善的融资平台。
根据英国智库机构Z/Yen2016年4月公布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显示，香港排在伦敦、纽约及新加坡之后，是全球第四大金融中心。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金融市场发展成熟，国际资金充裕，市场运作公平灵活，能够为中国“走出去”企业提供开阔融资渠道、筹募资金的有利平台。香港是亚洲第二大股票市场、世界最大衍生品授权市场，拥有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在香港设有业务的认可金融机构达198家，代表办事处60家;全球排名前100家银行中，超过70家在香港设有业务。此外，香港有375家私募基金公司，当中250多家以香港为地区总部。
3. 便利的营商环境和自由经济体系。基于政治稳定、法制健全、经济自由、信息畅通等因素，香港是营商环境极佳的城市之一。香港作为一个高度开放的地区，在投资领域实现了真正的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外国投资者与香港本地企业一样享受香港政府给予的法律保护，外来资本可以自由选择任何行业投资（赌博业除外），一般不受投资比例、投资方式和投资数额的限制。
根据世界银行《2016年营商环境报告》，香港的营商环境全球排名第五，其中在保护少数投资者方面全球排名第一。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的“经济自由度指数”，香港连续21年被评选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系。便利的营商环境加上开放的经济体制，使得中国内地乃至全球的投资者都能方便快捷地找到适合自身的投资行业和投资项目。
4. 配套的现代服务业和政府服务体系。香港是亚太地区的商业枢纽，服务业高度发展，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90%，形成了以金融、贸易及物流、专业服务为支柱的服务业经济，因此能很好地满足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对金融、保险、咨询、法律、会计等各方面的高层次需求，可以为内地企业担当“超级联系人”的角色。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还属于初学者，对投行、咨询、法务等高端服务业的需求很大而且要求很高，但内地服务业无法满足“走出去”的高端需求，服务业高度发达的香港地区恰恰解决了这一难题。
此外，香港特区政府高效、廉洁，设立香港投资推广署，不断完善投资服务体系，并推出为内地企业量身定做的“投资香港一站通”服务，包括《投资香港锦囊》、《手把手助内地企业投资香港》、设立多个投资香港服务中心等，为内地投资者提供全方位的配套服务。香港投资推广署还在其官方网站推出了成功个案，分国别地区和业务领域梳理介绍了外商的成功经历，其中包括25个内地企业的投资案例。
5.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交通网络。香港地处亚太区中心，地理位置优越，交通网络发达。香港国际机场是全球最繁忙的机场之一，航班直达全球180个地方，包括45个内地城市。香港是著名的自由港，是国际重要货运枢纽，中国出口贸易有三分之一通过香港进行。更为重要的是，香港位于中国的南大门，交通网络直达区域内多个城市，而且包括广深港高铁、珠港澳大桥在内的多项基础设施项目正在进行，不断加强与内地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上完善的交通网络，为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提供了便利，而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内地对香港地区的直接投资往往和国际贸易结合在一起，原因就在于香港的区位和交通优势、航运中心地位和国际自由港身份，在香港地区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设立当地办事处或地区办事处，有助于投资者开展贸易活动。
6. 制度和文化距离小。现有很多文献用引力模型来解释双边投资关系，现实中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不仅地理距离小，制度和文化距离也不大，“一国两制”体制下，香港的华人社会网络更能吸引内地企业赴港投资。地理距离近，制度、文化和语言差异小，华人社会网络发达，这些指标都是香港吸引内地企业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
2003年，中国内地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随后又签署了三个补充协议。CEPA及其补充协议通过制度性合作，有利于内地与香港地区的贸易往来，虽然内容主要涉及贸易领域，但不断推进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将有助于直接投资尤其是与贸易相关的直接投资活动。
三、 未来趋势展望
随着内地的经济和金融市场继续开放，加上“一带一路”的政策推动，香港将继续发挥“超级联系人”的角色，协助国家推行经济改革，同时为海外投资者带来新的机遇。
1. “一带一路”是重要机遇，内地对香港直接投资将继续稳增。中国内地正稳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而香港也在积极配合国家战略，施政报告充分反映了香港的高度重视和实际行动。2016年初，香港特首梁振英发表了2016年施政报告，共计42次提到了“一带一路”，报告中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在阐述如何积极参与并配合落实“一带一路”。毫无疑问，香港地区将继续作为中国内地的投资中转站，帮助中国资本投向世界，其“超级联系人”的作用将继续加强。
首先，香港将成立“一带一路”督导委员会，站在战略、机制和政策的高度对接国家的“一带一路”，从政策制定、内部协调和对外联络等方面做好投资中转的保障工作。其次，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的集融资平台，宏观层面将积极参与亚投行的筹建工作，继续推动离岸人民币业务，有助于香港地区成为内地企业投资“一带一路”的投资中转站;微观层面将继续为内地企业提供高端的金融服务，内地与香港资本市场互联互通、鼓励内地企业在香港成立专属自保公司、吸引内地企业在香港成立企业财资中心等举措，将进一步降低我国海外投资者的融资成本和风险几率。再次，除了金融服务外，香港地区在会计、法律、风险评估、环境咨询、建筑工程管理等方面均拥有优势，人才济济、服务专业的香港地区将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必要的服务支撑，也能吸引更多的海外并购项目借助香港地区进行投资中转;香港政府还拨款2亿元，支持香港的专业服务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和中国内地的交流与合作，在落实“一带一路”过程中，香港的专业服务业可以大展所长。从次，香港发达的商贸物流平台以及便利开放的贸易投资环境，将继续吸引内地企业的直接投资，尤其是贸易相关型的直接投资;而且香港政府在“一带一路”沿线增设经贸办，推进与东盟十国的自贸协定谈判，扩展BIT、DTT的覆盖国家和协定内容，这些举措将进一步有助于贸易相关的直接投资。最后，香港地区庞大的民间组织和华人网络，将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超级联系人”，内地企业投向香港的中转投资将借助香港的软实力，进一步打开“一带一路”沿线市场，并有助于化解投资风险。
2. 自贸区战略等制度性安排将进一步推动内地与香港的投资互动。祖国以来，内地与香港已形成全方位、宽领域、高层次的交流合作格局，内地的很多开放政策都率先在香港“先行先试”，这不仅为内地扩大开放积累了经验，也为香港提供了难得的先机，可以说香港拥有开放合作的先发优势。目前，内地正在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强化服务、完善法制。香港作为重要的投资中转站，内地企业可以先在香港设立直接投资企业，充分利用香港地区的各种优势，而后再利用上海等自由贸易试验区的优惠政策让资本回流，有助于海外投资企业降低成本和风险，实现内地与香港地区直接投资的良性循环。
未来，香港将在现有的制度红利下，继续深化与中国内地尤其是广东自贸区的贸易和投资合作，不断提升合作水平;同时，在国家的政策鼓励下，越来越多的香港企业将与内地企业“联合出海”，构建高中低搭配的多层次合作格局。
当然，现实中也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不利于内地向香港地区的直接投资，比如内保外贷审批程序复杂，CEPA需要补充关于投资合作、投资便利化的内容等。未来，中国应进一步完善内地对香港直接投资的促进和服务体系，推动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创新融资产品、健全协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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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外交学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政治风险对我国海外投资的影响及对策”（项目号：3162016ZYQB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