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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根本特征范文1
马克思哲学是指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理论体系和哲学观点。
1、“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和意义”原表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
2、“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及其历史形态”原表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3、”哲学的理论形态和基本特征”原表述：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发现及其伟大意义。实践性、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哲学的根本特征。解放思想、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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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根本特征范文2
【关键词】基于 “互动中介” 词汇 研究思路
坚定地立足于汉民族与其生存空间的历史性互动，着重运用认知学、解释学的方法论，将考察人为什么需要、为什么能够创造语词符号与考察汉语词汇的形成发展结合起来而相互发明，着重运用文化学的方法论，将考察人是在何种生存空间、如何运用语词符号与考察汉语词汇的性质功用结合起来而相互发明，着重运用哲学主要是语言哲学的方法论，将考察语词符号在塑造人的本质特征中的作用与考察汉语词汇在特定情境中的本体意义结合起来而相互发明，并且，凭借其内在的固有的关联性与统一性建构研究工作应有的关联性与统一性，尝试提出从词汇事实出发、以“人”为最高目标的关于汉语词汇的“认知，解释――文化――哲学”研究思路。我们尝试提出这种新的研究思路是有其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的。
1 认知学的研究思路
认知科学特别是其中的认知心理学，主要研究人类与其生存空间相互作用的原理，研究人对生存空间中的事事物物开展认知活动的原理，重点研究人把所输入的信息进行表征、存储、加工和转化并且运用转化的成果亦即知识来指导行为和解决问题的原理。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看，认知过程包括低层次的感觉、知觉、短时记忆等等和高层次的思维活动、概念形成和推理过程、语言理解和知识运用、问题解决等等，而其中的关键，则是“范畴化”、“概念化”以及由此而来的“词符化”。因为，自然语言的词汇，本质上正是人感知事事物物、认识生存空间、通过心智活动将经验到的外在现实加以概念化并将其编码的结果，也是生存空间及其事事物物通过心智活动转化为可以被人理解的“意义”并进入人的文化视野特定位置的结果，或者说，本质上就是人与其生存空间及其事事物物互动的结果。而在人的认知生活中，语词的创造、运用和理解，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认知活动和认知过程，因而具有认知功能，既成就了认知的开展，同时也成为了认知的结果。
2 解释学研究思路
解释是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着的民族人，从自己形成干历史文化进程之中的视域出发，在认知的基础上理解和说明生存空间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据、过程和意义的活动。认知事物的根本目的在于解释生存空间。解释引导着认知，也实现着认知。每一种事物，当它与人发生关联、发生互动并因此而成为认知和解释的对象时，便在互动、认知和解释活动中获得了特定的意义；而意义则作为互动、认知和解释的成果而体现了人与事物、人与生存空间互动的种种复杂关系，构成了人与事物、人与生存空间互动的方式，是人生存不可或缺的前提，同时也在词汇活动中转化为词义。如果说，人存在的独特本质便是对生存空间及其事事物物进行以认知为基础的解释并由此而创造意义，解释也就成为人存在的基本方式和原始特征，那么，由解释而生的词义也就因此而具有某种生存本体的性质。一切解释都同词义性质“具有内在的关联”，正是通过解释，语词与事物之间有了“内在一致性”而成为“真实的语词”。解释与语词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不解之缘是词汇研究者不能不格外关注的。
3 文化学的研究思路
人认知事事物物、解释生存空间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开展与生存空间的互动，并在互动的历史进程中创造和发展自己的文化。文化是人的一切功能的集中体现，是人的一切劳作的成果总和，是人得以生存发展的根本保证，是人得以形成自己本性的有力动因。一方面，作为语词创造的动力和表达的内容，文化理所当然地起着主导作用，制约着语词的形成和发展，影响着语词的形式和内容，从而使语词符号具有自己的文化特征，形成区别于他种语言词汇的重要特征；另一方面，作为文化创造的中介和表达的符号，语词又对文化事项和文化世界理所当然地发挥着引渡与表征的功能、安置与导向的功能、述说与建构的功能。词汇系统与文化系统实际上始终都处于互为表里、互动共变的关系之中，要对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固然离不开对词汇的发掘分析，要对词汇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样离不开对文化的发掘分析。从这里可以看到本研究思路的文化学根据。
哲学的根本特征范文3
一、中西哲学在内容上的相似性比照
在(〈中国哲学史》中，冯友兰并没给哲学一个明确的定义。他认为，欲知哲学为何物，只须指出其内容即可。哲学包括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这是当时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冯先生对哲学三部分内容之间的关系的理解解并没能有助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解决。冯先生认为哲学的三部分内容是密切相关的。“宇宙论与人生论，相即不离，有密切之关系。一哲学之人生论，皆根据于其宇宙论。……哲学家中有以知识论证成其宇宙论者;有因研究人是什么而连带及知识问题者。哲学中各部分皆互有关系也但问题是，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的统一，既可理解为一系哲学中三者的统一，也可理解为某位哲学家的哲学中三者的统一。冯友兰似乎倾向于后一种理解，而在中国思想家普遍强于人生论，而弱于宇宙论和知识论的情况下，这种理解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理论上的困难。因为按照后一种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传统学术，先秦思想家乃至大部分中国思想家的思想能否被列入中国哲学史就成了问题。冯友兰自己也未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在〈〈中国哲学史》中说：吾人观上述哲学之内容，可见西洋所谓哲学，与中国晋人所谓玄学，宋明人所谓道学，及清人所谓义理之学，其所研究之对象，颇可约略相当这段引文中并未提及诸子之学，如果冯友兰要把诸子之学列入中国哲学史，就必须对他所理解的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相统一这一标准进行转换。因为，“中国哲学的创始者孔子，及继起者墨子，都是谈论人生问题，而未尝成立宇宙论系统。冯友兰是如何进行这种转换的呢？他在〈中国哲学史》的绪论中说：“由上述宇宙论与人生论之关系，亦可见一哲学家之思想皆为整个的。凡真正哲学系统，皆如枝叶扶疏之树，其中各部，皆首尾贯彻，打成一片。(w这里，衡量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是否为哲学思想的标准由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的统一，变成了“首尾一贯，打成一片”，也就是说，由一个内容上的标准变成了一个半形式上的标准。进行了这样一层转折之后，诸子之学进入中国哲学史才名正言顺。例如，冯友兰把孔子列入中国哲学史的理由是孔子以前，尚无有私人著述之事……哲学为哲学家之有系统的思想，须于私人著述中表现之……就其门人所记录者观之，孔子实有有系统的思想。由斯而言，贝lj在中国哲学史中，孔子实占开山之地位。从冯友兰的这段话看来，他判定一种思想是否是哲学思想的标准变成了思想的系统性，但系统性更多的是一个形式标准，它只是哲学之为哲学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并不能仅据此条件就说一个人的思想是哲学思想。这里，冯友兰忽略了他所谓的系统性思想的初始意义是宇宙论、人生论、认识论的统一，从而模糊了这一标准的内涵。
张岱年也承认哲学包括宇宙论、认识论和人生论三个部分，但和冯友兰不同的是，他认为每个哲学家不一定要面面俱到地研究所有问题。宇宙论的研究或人生论的研究或认识论的研究，都可以是哲学研究。“哲学之研究，实以探索最根本的问题为能事。不论何派哲学家，其主要工作，或在研究宇宙之根本原理(或世界事物之源流）或在探讨人类生活之根本准则(或改造社会的道路）或在考察人类认识之根本规律(或科学知识之基础）总而言之，凡关于自然世界、人类生活或人类认识之根本问题之研究，统谓之哲学。哲学家可以建立系统的哲学，“然哲学家之工作亦不必专以建立系统为务。有时专门问题之探索，个别概念范畴之剖析，较之建立一个一偏而空洞的系统更为重要。哲学家之工作，与其说是建立系统，不如说是探索问题，发阐原则，即仅就一部分根本问题而充分研究之。按照张岱年的这种观点，先秦的诸子之学、魏晋的玄学、宋明清的道学或义理之学，都可顺理成章地称之为哲学。
张岱年虽认为每个哲学家不必面面俱到地研究宇宙论、认识论、方法论，但他并不否认三者的统一。只是他所理解的统一不是某位哲学家那里三者的统一，而是一系哲学中三者的统一，这一点对解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也至关重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依赖两方面的前提:一方面要确认一些中国学者的工作是哲学工作，另一方面要肯定中国传统思想中有哲学。张岱年在确认了前者之后，着眼点放在了后者上。也就是说，他关注的是整个中国思想。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史研究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找出哲学家思想的形式系统，而张岱年则致力于找出整个中国哲学的形式系统，这从〈中国哲学大纲》的写作体例就可以看得出来。中国的学者可能没有面面俱到地研究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但只要中国哲学在整体上具有这些方面的研究，那么从内容上讲，就可以说中国有哲学。从整体上反思中国思想，是近代文化界的一个主题，张岱年的贡献在于他梳理了整个中国哲学的形式系统。在这36个系统中，他分别叙述了中国哲学的三个部分(宇宙论、人生论、致知论)的内容，具体地考察了各个部分的概念、命题的渊源流变，从而更加突出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在内容上的共性，进而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增添了证据。
二、中西哲学在形式上的相似性比照
冯友兰先生为解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把内容标准转化为某种意义上的形式标准，但即使把衡量的标准形式化，也还不能完全解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因为在形式上，中西哲学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照冯友兰看来，中国哲学既无形式上的条理系统也不长于论证。前一个缺陷可以用中国哲学有实质上的系统来补救，但中国哲学弱于论证的缺点则不能不认真对待。冯友兰非常强调论证之于哲学的重要性，认为若无论证，普通人的见解和哲学家的见解就无以区别，而中国哲学恰恰是在论证说明方面较西方哲学和印度哲学逊色。既然论证对哲学之为哲学至关重要，那么中国哲学疏于论证的缺点就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它实际上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提出了挑战。
冯友兰对论证的强调是和对逻辑的强调分不开的。他认为哲学是说出一番道理来的道理。金岳霖认为，所谓“说出一个道理来”，就是以论理（即逻辑）的方式组织对于各问题的答案。强调逻辑是清华学派哲学家的一大特色，但逻辑并不止于论证。就形式逻辑的内容来看，它除了研究推理论证，还研究范畴和命题。张岱年和冯友兰、金岳霖不同的是，他没有把论证作为哲学在形式上的唯一标志，而是突出了哲学系统由哲学范畴和哲学命题所形成的形式上的特征，并进而从这些形式特征上考察了中西哲学的相似性。
首先，张岱年从“哲学是范畴之学”出发来肯定中国哲学在形式上的合法性。他认为哲学家研究的主要是范畴，哲学系统也就是范畴系统。哲学系统为何首先是范畴系统呢?这和张岱年对哲学的理解有关。张岱年认为哲学是探索最根本问题的学问，“哲学为根本问题之学，亦即事物基本类型之学，研究世界事物中之基本区别及其统一关系。哲学研究对象的上述特点，决定了哲学在形式上必然是范畴之学，“自古及今，哲学家之主要工作，或在创立概念范畴，或在诠释概念范畴，或在厘清概念范畴，或提出若干重要概念范畴而特别表彰之，或统综一切概念范畴而厘定其相互关系。另外，哲学系统都是理论系统，而理论系统都必以一个范畴或一组范畴为其最基本的范畴。哲学系统区别于其他理论系统的地方，即在于其所设定的基本范畴不同。
如果把哲学看成范畴之学，那么中国哲学的存在在形式上是没有问题的。中国哲学也许缺少形式上的论证或条理系统，但就研究基本范畴这一点来说，中国传统的诸子之学、义理之学等对性与天道、心物及理气等范畴的研究都可以说是哲学研究。而且在这些研究中也不乏范畴系统，《中国哲学大纲》所展示的，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哲学的范畴系统。
其次，张岱年从哲学命题的特征上来论证中国哲学在形式上的合法性。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前提之一其实是哲学的合法性，而哲学的合法性在近代却受到了逻辑实证主义命题意义理论的冲击。冯友兰在逻辑实证主义意义理论的挤压下，提出了一种特殊的命题一形上学命题。“形上学命题”是说到事实的，但只是形式地说。它不肯定也不证明“有某种事物存在”，而只是对于已存在的事实，作形式的解释，所以虽然其说到事实，但也还是分析命题。冯友兰所说的这种形上学命题，不能说中国传统思想中没有，但如果以有没有这种命题去衡量中国传统思想，恐怕能列入中国哲学史的思想家就寥寥无几了，也就是说，冯友兰所提出的形上学命题，虽不失为一种抵御逻辑实证主义对形上学攻击的方法，但同时也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构成了威胁。
面对逻辑实证主义对形上学的攻击，张岱年体现了和冯友兰不同的思路。他根本不承认逻辑实证主义的命题意义标准，而是另起炉灶，提出了自己的命题意义理论。张岱年认为，哲学中有各种命题，“而为特色的哲学命题者，有三:一、统赅经验事实命题，二、名言命题，三、基本价值准衡命题。统赅命题是关于宇宙之全部事实、或大部事实之命题，名言命题是关于符号或命题之命题，价值命题是关于理想或事实与理想之关系之命题。三种命题的意义(意谓)标准是不同的。统赅命题是事实命题，事实命题的意谓准衡为可验，或在经验上有征;名言命题之意谓准衡为可辨或可解;价值命题之意谓标准为可实践或有实践之可能。按照逻辑实证主义的标准，统赅命题和价值命题因无法验证，所以是没有意义的。而张岱年则认为，统赅命题是一种泛经验命题，泛经验命题虽非特殊经验所能证成或否证，然而却能为大部分经验所证成或否证，并不是无意义的。至于价值命题，虽不能证实，却可以实行，所以也不是无意义的。
张岱年对哲学命题的论列和对命题意义的厘定对解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张岱年的命题意义理论维护了哲学的合法性，进而也维护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按照新实证论者的理解解哲学处理的是无意义的命题，根本就无存在之必要。而按照实用主义的标准，哲学是无用之学，也无存在的必要。哲学尚不能存在，遑论中国哲学？所以维护哲学的合法性也就是维护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前提。按照张岱年的命题意义理论，实用主义的错误在于把“有用”这个名言命题的意义标准引用到事实命题上，而新实证论的错误在于认为一切泛经验命题及价值命题都无意义。其次，张岱年的命题意义理论为中国哲学在内容上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支持。众所周知，中国哲学三分之二的内容是人生论，人生论主要关乎实践和价值领域。如果把哲学命题认定为冯友兰所谓的形而上学命题，就很难说中国有哲学。所以要肯定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必须在意义理论上脱离逻辑实证主义的窠臼，为中国哲学中众多的统赅命题和价值命题寻求意义支撑。
三、中西哲学在方法上的相似性比照
哲学的方法问题，对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也至关重要。如果哲学有其特有的方法，而在中国哲学中我们却找不到这些方法，那么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就必将受到质疑。从方法上考察中西哲学，我们会发现二者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中国哲学中没有充分发展的归纳法和演绎法。其次，中国哲学比较强调体验和践履。最后，中国哲学较多关注了“为学之方’。面对中西哲学在方法上的诸多差异，如何沟通中西哲学，论证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就成了摆在哲学家们面前的重要问题。
在中国近代哲学史上，从开始，方法就受到特别的重视。认为哲学的核心就是方法。但和早期的冯友兰对哲学方法和科学方法都没加区别。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上卷中说，“科学方法，即是哲学方法，与吾人普通思想之方法，亦仅有程度上的差异，无种类上的差异。既然科学方法就是哲学方法，那么关键就是指出科学方法是什么，然后考察一下在中国哲学中有没有这种方法。在那里，科学方法更多的是指归纳法，而冯友兰早期强调的则主要是演绎逻辑的方法。但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学术中，既没有充分发展的演绎法，也没有充分发展的归纳法，这样一来，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在方法上就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张岱年并不否认演绎法和归纳法的重要性，不过他认为这些都不是最适合哲学的方法，最适合哲学的方法是辩证法。“辩证法乃是考察事物之全貌以发现事物之变化规律之方法，亦即，考察一历程之诸要素与其一切相互关系，以及其对于历程以外之其他要素之一切关系，而寻求历程之内在的变化根源，厘定历程之发展规律，以达到对于历程所含之诸现象之全面的理解。辩证法之所以是最适合哲学的方法，首先是由哲学的研究对象决定的，哲学研究的是宇宙大化的历程及社会发展的历程，这些都不是重复屡现的，因而演绎法和归纳法难以奏效。只有包含演绎和归纳而又高于演绎和归纳的辩证法才能胜任这一任务。其次，辩证法之所以是最适合哲学的方法，乃是因为哲学上许多问题的产生，源于各家的各执己见、蔽于一曲而不能会通。哲学要达到会通的认识，必须能够解蔽，而最精的解蔽之术是辩证法。“辩证法以对立统一为基本准则，对于一切两相对立者，概不忽略其一方，而各予以适宜之位置。凡有所见，必勘察其对立见解，凡有所断，必考量其适用之限度，如此固能免于以偏该全、以畸为奇。
以辩证法为哲学的方法，可以解除中国哲学合法性在方法问题上遇到的困境。因为在中国传统学术中，辩证法的发展是比较充分的，其运用也是比较自觉的。若以辩证法为哲学的根本方法，中国哲学就没有无方法之虞。在这个问题上，张岱年的贡献是不仅指出了辩证法是最适合哲学的方法，而且论证了中国传统学术中这种方法的存在。他认为，辩证法的联系和变化的观点以及对事物运动变化规律的概括，可以用中国哲学中的两个范畴一“反复’和“两一”来涵盖。“反复”、“两一”是中国传统思想中固有的观念，老子早就提出、阐发过‘反复”的原则。而“两一”的思想在张载的思想中已发展得非常成熟。中国哲学中的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提供了方法上的支持。
在方法问题上，中国哲学的另一问题是体验、践履及‘为学之方”的定位问题。张岱年的贡献是把这些都纳入到哲学方法论的框架之内，从而在方法论层面为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张岱年认为，“哲学方法，就其为思维方法而言，实与科学方法并无根本不同。然而科学之范围与哲学不尽相同，哲学所注意之方面，与科学不同，故哲学专门方法与科学专门方法，有其相对的不同。也认为，哲学于运用逻辑之际，有三种特殊的方法:一为体验，二为解析，三为会通。其中体验是哲学的首要的方法。“兹所谓体验，谓以身验之，或验之于身。体即身体，验即查验。就身体之所经历而虑察之，谓之体验。就身体之所经历而考察之，即就身体实际活动以考察之。
张岱年所谓的体验即生活实践，他认为，理论与实践之一致或知行之一致是辩证法的一个根本要求，是从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引申出来的方法准则。它强调凡知识或理论须与行为和实践相合，立说应以生活实践为根据，并通过行动和实验加以甄别。张岱年认为实践的引入，使新唯物论在方法论上超越了新实在论。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以经验自限，故既不能走出怀疑，也不能协符于生活。而辩证法强调实践，故能不妄有所信，而又合于生活。
把实践纳入到哲学方法论的框架中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解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哲学的特点之一就是强调践履，强调知行合一，这和近代西方哲学是一个很大的不同。金岳霖在《中国哲学》一文中说，中国哲学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苏格拉底式人物，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哲学的工具。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引用了金岳霖的这段话，并且认为，这是由中国哲学的特点造成的。“由于哲学的主题是内圣外王之道，所以哲学不但是要获得这种知识，而且是要养成这种人格。哲学不但是要知道它，而且是要体验它。在冯和金那里，强调体验或践履是中国哲学的特色(西方近代再也没有苏格拉底式的人物了）是中西哲学无法沟通的相异点，而张岱年则不如此认为，他把体验这一概念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剥离出来，结合新唯物论的实践观，把它纳入到哲学方法论的框架内，从而进一步从方法上论证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
哲学的根本特征范文4
关键词：老子；水；上善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3）23-0005-01
老子是道家学说的代表，“道”是老子思想的核心。老子主张“道法自然”认为自然是万物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道家学说的思想之基。“道”虽然以自然为根本，但是自然的基础是世间的生命体，因此，道家的着眼点多放在个体生命上。“水”是老子比较赞赏的一种事物，认为它囊括道家思想的本质，接下来，我们就谈谈“水”所蕴含的哲学思考：
老子曰：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子》第八章）。“上善若水”，指有大德行的人就好比是水一样，“上善”指有大才德，老子为什么要将“上善”之人比作水呢？究其原因是由于水的自然本性，水是自然万物生命的源泉和根本，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基本需求。老子在对水的哲学思想进行表述的时候，主要是强调“自然”，认为水是根本，是最能代表本性的物象。“上善若水”也同时写出了老子对“上善”之人的认识，认为其具有最高的德行，如水般“善利万物”，同时甘于“低洼之处”。老子“上善若水”的哲学论断，是老子道家思想的一个核心，也是人生哲学的一个总起。
“善利万物”是老子认为“水”以及“上善”之人应该具备的一个基本特征。老子举出七种善性来说明“善利”，也展现了老子心中的理想人格，七种善性分别为：“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老子》第八章）老子并非将水看作是一种物体，而是赋予了水灵性，水性即为人性，在谈及水性的时候，实则在对人性进行深入的思考。
水甘于低洼之地，也正是由于这一“水性”才使得江海有容纳百川之势，胸怀宽广。老子在《六十六章》中说：“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对于水中包含的“道“的理念，老子认为是“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老子》三十二章）“道”存在于世间，天下万物最终都将归于“道”，正如百川终将归于海一样。“水”的表述，老子认为无论是人还是国家都要谦卑，不应该骄傲，趾高气昂。作为一个有德行之人，应该善于修身养性，进而才能达到治国、平天下的成就。作为一个国家，也应该时刻保持谦卑的态度，正确处理与他国之间的关系。
“不争”是水具备的第二个特征。“善利”是老子道家思想的基本特征，而“不争”则是道家对人性的最高要求。《老子》第八章提及“夫唯不争，故无尤。”只有做到“不争”才能做到不犯过失。这也是老子“上善若水”理论的核心所在。老子所提及的“不争”与其“无为之治”的处世之道，二者是有着必然的联系的，老子对“不争”的论述如下：
《老子》第二章“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功成而不居。”
第三十四章：“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
第八十一章：“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
“无为”、“不争”是老子赋予完美人格的两个特性。“水善利万物而不争”，水从来不索求回报，至德之人也应同水一样，用“无为”的心态待人处事。万物的存在和发展要顺应“自然”的原则，不加以干涉，即使小有成就，也不居功求利。“不争”的重要表现为“处下”。对于“处下”的阐释如下：
《老子》第八章：“处众人之所恶。”
第三十二章：“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
第六十六章说：“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
老子“处下”哲学的内涵即老子所说的“处众人之所恶”，水之所以能够“几于道”，这是因为它“处下”的水性，水与道相同，都在本质上要求“处下”。也正是由于水的“处下”，才能得到百川江溪归依于海。“处下”之人即为“上善”之人。《老子》第四十一章中说：“上德若谷。”“溪”和“谷”分别是水的必经之路和最终归宿，都具备“处下”的特征。“处下”与“守柔”、“守卑”是紧密相联的，自知阳刚强志，却自愿身处柔弱之地，才是真正的得道之人，才能守住德行。从“上善若谷”中，我们可以看出老子的思想中有贵“柔”的成分，只有保持一颗“柔”的心，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功，这也体现了老子哲学的辩证思想。
老子对“水”的深刻认识，并加以细致入微的表述。使得水与人相关联，同时也是自然与人相关联，有效的表达了“上善若水”这一哲学论断。将老子的完美人格展现在世人面前。“上善若水”的哲学道理教育我们要像水一样，具备水的品质。这一观点对后世之人的修身养性有着重大的影响，告诫世人要谦卑，胸怀宽广。不要因为一时的利益熏心而做出后悔终身的事情。凡是都要具备“水”的特性，这样才能走的更远，真正领悟老子“水”的哲学，最重要的还是在实践中不断的对思想进行深化。
参考文献：
哲学的根本特征范文5
人们可以依据不同的方式来谈论哲学的自觉性，可以按照哲学史发展的历程来谈论，也可以根据哲学的论域和追问方式的转换来谈论。一般讲来，如果像黑格尔那样把哲学史理解为进步发展的历史，则哲学的自觉性自然就体现为哲学自身发展的进步特性，故此黑格尔才会认为每个时代最新出的哲学乃是最具真理性的。但是，也有和黑格尔持不同看法的，海德格尔就认为康德的哲学并不比柏拉图的哲学更先进，而黑格尔的哲学同样不比康德的哲学更具真理性，而是它们在自己的时代里各有各的必然性。按照海德格尔的这种观点，则我们就无法在哲学史历程上来谈论一种哲学相对于另一种哲学的自觉性。不过，我们可以换别的方式来谈论。哲学研究论题和论域的转换往往被人们当作哲学自觉的体现，从抽象的神到具体有生命的人、从实体到主体、从超验的理念到生活世界和文化等等，都曾被认为是哲学研究不断自觉的体现。另外，也可以根据哲学研究方式的转换来谈论哲学的自觉性。同样在康德批判唯理论的独断论的过程中，也可以看出先验逻辑的自觉性；更不用说，黑格尔对康德的批判也显示出辩证逻辑的自觉性。从大的历史跨度来看，现代分析哲学又体现出现代数理逻辑相对于传统形式逻辑的自觉性来。从横向跨度来看，人们出于对生命的关照，往往会认为人本主义哲学比科学主义哲学要更自觉。另外，人们也可以从一种哲学工作中发现交叉式的自觉性；比如新康德主义哲学家卡西尔的哲学工作就是这种类型，一方面在于他继承和推进康德的哲学工作而言，另一方又在于他自己所开创的文化哲学而言。
二、形式显示的现象学中独特的哲学自觉性
下面，我们将就海德格尔早期形式显示的现象学来讨论一种别具一格的哲学自觉性。要理解和阐发海德格尔现象学的独特内涵，必须先了解海德格尔是如何看待自古以来的哲学理论的基本特征的。可以明确见识到的是，自古以来哲学研究都要有一定的课题对象，而在哲学课题范围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则是普遍性的东西。古希腊哲学对存在者整体领域的研究使哲学自身表现为科学之总体。近现代以来，随着科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并获得独立性，哲学则转向认识论以研究客体的普遍性。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在哲学中，几百年以来，普遍性都是根据对象方面而被视为哲学客体的特性。”[1]（P.66）
（一）普遍化的两种理论方式：总体化与形式化
形式化与总体化依照实事领域进行划分和排序的普遍化方式不同，它首先就摆脱了实事领域的限制。如果我们作出陈述说某个具体的事物是一个对象，如“这张桌子是一个对象”，那么这个陈述与这张桌子的实在属性是不相关的。不论这张桌子是大是小、是方是圆、是高还是矮，都可以被普遍地陈述为一个对象。形式陈述也摆脱了任何等级秩序，它“不需要经过低级的普遍性，逐步上升到‘最高的普遍性’，即‘一般对象’”[1]（P.68）。不过这里却存在着一个疑问，总体化起源于实事领域的划分和排序，那么形式化如果与实事领域无关，那么它又起源于何处呢？总之，形式化不可能是无中生有的。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海德格尔深化了胡塞尔对总体化与形式化的区分。海德格尔进一步指出，“形式述谓是并不受制于实事的，但它又必定是以某种方式有起因的。它的起因如何呢？它起于姿态关联本身的意义。我并不从对象中看出‘什么规定性’，相反地，我在某种程度上‘注’视着对象的规定性。我必须从‘什么内容’那里掉转目光，而只去看对象是一个被给予的、合乎姿态地被把握的对象。所以，形式化起源于纯粹姿态关联本身的关联意义，而决不起源于‘一般什么内容’”[1]（P.68-69）。这也就是说，形式化就其起源而言并不以内容上的本质规定为前提，而是以思想与存在（哲思与其对象的关联意义）的关系为前提。但是自苏格拉底以来，哲学就以规定“存在者是什么”为任务；“看一眼整个哲学史就可以发现，对对象性之物的形式规定完全支配了哲学”[1]（P.73）。但是海德格尔通过深化总体化与形式化的区分，指出理论的起源在于关联意义，更进一步，思想与存在的关联意义要在思想活动的原始姿态的实行中才能得到阐明。形式存在学所进行的形式化，并不停留在毫无实事关联的普遍形式上，它通过关联意义的构造使形式化本身向对象化转变。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总体化和形式化的共同点都在于普遍化，前者直接地依靠实事领域的划分进行着排序，后者借助思维的主动构成特性向对象化转换以构造出一个对象区域，进而间接地进行着排序。总体化和形式化都具有理论化的动机，通过它们而得到的“东西”是理论化的东西，是通过排序和规定而得到的东西。
（二）理论化的误区：脱弃生命的过程
要理解海德格尔为何说理论化的“东西”是脱弃生命的，就要深入到海德格尔对于“东西”的四重划分。他通过对“有东西吗？”所做的问题体验的分析，对“东西”做了四重划分。前理论的东西包含两个方面：1.前世界的东西，作为一般生命的基本要素，是原始的东西；2.世界性质的东西，作为特定体验领域的基本要素，是真正的体验世界。理论的东西也包含两个方面：1.对象性的形式逻辑的东西，起因于原始的东西；2.客体性质的东西，起因于真正的体验世界。在海德格尔所做的这种区分中，有一种明确的奠基关系：理论的东西奠基于前理论的东西；对象性的形式逻辑的东西奠基于前世界的东西，也即生命的原始基本因素。客体性质的东西奠基于世界性质的东西、真正的体验世界。在理论化的态度中，所能遇见的只是形式对象和客体对象，原始生命的东西和真正生命体验的东西压根没有得到把握。理论化态度不仅不关注真正生命的东西，甚至根本不思考自己的生命基础。“一切理论的东西的不可避免的时机特征；当脱弃生命时，才有概念。”[1]（P.18）海德格尔在这里所强调的还不是单纯视角上的不同，即以普遍之物为目标的理论化态度与坚持具体多样性和差异性的感性态度的不同，而是突出现象学态度与理论化态度的根本对立。
我们可以结合着马克思来对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生命观进行理解。马克思在阐发唯物主义历史观时，第一步就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2]（P.67）。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马克思强调的不是日常生活中的个体，而是作为个体存在规定的“生命”，因此马克思把生命作为一个存在论上的历史普遍现象提取了出来。在新历史观的建基上，生命存在是与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哲学所强调的自我意识是针锋相对的，可以用海德格尔式的现象学的方式说生命是前意识形态的东西。生命的源始存在特征在于生命运动，这是它的自身建基，是不能被抽象为概念的。生命趋向于生产生活，就体现出它面向世界和活出世界的开放性和建设性。到这里，我们就能看出在现象学生命观中，所揭示出来的生命特征：存在论上的普遍性、建设性、开放性。
（三）形式显示的现象学的自觉特征
哲学的根本特征范文6
摘 要 准确把握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对于与中国社会相结合、把握中国特色主义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在浅述近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基础上与哲学进行比较。
关键词 近代西方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 哲学
一、近现代西方哲学概述
（一）近代西方哲学概述
近代西方哲学是伴随着人类的自由思想的逐渐形成和神学的没落逐渐发展起来的。其发展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5至17世纪初，即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是这一阶段研究的中心，并形成了人文主义和自然哲学两股互相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的思潮。
第二阶段是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获得了了进一步的发展，自然科学着重分门别类的研究，哲学的兴趣则集中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上。以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唯理论认为，只有在一个完全清楚明白无可怀疑的公理的基础上，经过理性认识能力进行清楚明白、准确无误的推理，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
第三阶段是18世纪至19世纪。自然科学在这个时期取得了巨大成就，促使西方近代哲学发展到了最高阶段。这一时期，逐渐形成了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派别。德国古典唯心派别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在思维第一性的基础上，力求使存在与思维、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概述
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是新流派众多、思想方式变化深刻、与现代科技与人文众学科的关系密切、与未来哲学的发展息息相关。现代西方哲学的特点：
1．现代西方哲学较近代西哲而言，更为关注语言问题、符号意义和交往问题。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承认语言哲学并不以形而上学或认识论为基础，相反的则是形而上学、认识论和任何其他哲学学科必须以语言哲学为基础，而且只有通过语言的分析和阐明才能够研究、澄清或解决任何哲学问题。
2．现代西方哲学不再像传统哲学家一般崇拜绝对权威或者绝对真道理、规则。在哲学界占有统治地位的不再是一头独大；每一个流派都有自己的追求，或科学或形而上学，现象学与分析哲学可以相互对立，甚至彼此不同。
（三）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从排斥、批判形而上学到“回归”形而上学
近现代西哲的区别重要标志之一为对形而上学的态度，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绝大多数对形而上学进行了批判甚至是排斥。这种排斥对于现代西方哲学转换思维方式，促进学科发展、进一步解放思想有着积极地作用。但也要看到，现代西方哲学在破旧后并没有立新，在他们简单的批判形而上学后，他们的理论相续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境，他们的理论、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成为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现代西哲流派提出回归形而上学。德国当代哲学家哈贝马斯指出自康德之后，人类便步入了一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在后形而上学时代，哲学必须放弃对整体、大全和作为“这个世界”意义来源的超验本体的寻求①。
2．从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
现代西方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有一部分实现由抽象思辨转向现实生活。许多现代哲学家都将现实生活作为其理论的出发点或归宿。胡塞尔提出哲学回到生活世界，海德格尔强调“在世的在”的意义，维特根斯坦转向日常语言，杜威强调经验就是生活，其用意之一就是为了使哲学转向现实生活。
3．理清哲学与科学的关系
哲学家们重新思考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例如作为生活和行为方法或科学的方法论，作为对意义的澄明和解释，对世界和人本身的超越及人的理想和终极关怀的探究，作为超形而上学的人文研究的文化学或“后哲学文化”，作为对智慧的训练，等等②。
4．关注领域的转变
譬如从反形而上学、反基础主义、反主体主义、转向对向语言的关注，对境域的关注，等等，这些都极其丰富了哲学的内容和开辟哲学领域的新天地。哲学的这些转变，使得哲学与其他新兴学科之间有了一定得交叉和渗透。这些交叉边缘更是建立了一定的边缘学科，例如科学哲学，环境伦理学，医学伦理学等等。
二、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一）马克思哲学对近代西方哲学的超越
1．以实践为基础的哲学超越了以抽象理性为基础的近代西方哲学
近代西方哲学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传统，探讨的依旧是抽象本体论，更为关注的是虚无的宇宙或者一些无法求证的抽象概念，并试图寻求世界的本原。这些在文艺复兴打破宗教势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在反对宗教神本位的时候，哲学家的使命就是运用理性工具去发现普遍、自明的理性概念和原则，并加之以宣传，使之成为打破神本位的有力武器。在具体的建构过程中，这种抽象的理性就表现为脱离了人们的实际生活和实践活动的形而上学的“实体” ③。
哲学的基础是实践。哲学提出意识之所以源于物质，此过程离不开主体的社会历史活动，离不开实践。马克思关注的不是脱离人的实际活动、社会物质条件的抽象理性，而是实践过程中、物质生活得社会。哲学有了崭新的实践观，才有其自然观等其他各种观点。
2．实现哲学主题的转换
近代哲学由于其历史局限性使其具有的思辨形而上学和二元对立等缺陷，同时近代西方哲学主张现实的人与其实践相脱离的抽象的自然界和抽象的绝对化的精神世界。哲学革命性地实现哲学主题的转换，关注人的价值、自由和解放，并注重于改造世界。“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④”。哲学从创立到成熟，，是一个不断的批判传统西方哲学思辨形而上学和超越近代西方哲学的主客二元分离的过程，最终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
3．哲学在哲学研究对象上的超越
哲学以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最一般规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第一，哲学将世界发展的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作为哲学的研究对象，从而正确地解决了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旧哲学将哲学看成是凌驾于各门具体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所以未能正确解决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问题。第二，哲学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自然观与历史观在唯物辩证的基础上的统一；旧哲学为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物论与辩证法分离，同时其自然观是唯物的，历史观则是唯心的。第三，哲学在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认为哲学不仅仅是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
4．哲学在哲学立场的超越
马克思叫传统哲学而言更强调抽象思维，主张人们通过感性的实践去理解一切事物。实践思维方式使哲学从根本上摆脱了近代哲学的桎梏，宣告了新哲学的诞生。
（二）马克思哲学与近现代哲学的异同
马克思源于近代西方哲学，其思维方式、社会背景均来自西方社会，如何把握哲学与现代哲学关系，对于中西学者而言是一个重要的命题。所以，在此笔者将二者做一定的比较：
1．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都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力图超越以主客心物等二分为出发点，以建立关于世界的本源、本质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以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理论特征的近代哲学，使哲学研究在不同程度上从抽象化的自在的自然界或绝对化的观念世界返回到人的现实生活世界。
马哲学不仅比现代西方哲学更加彻底全面地超越了近代哲学的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等倾向，而且为西方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现实的道路。这具体表现在马克思不是简单地扬弃一切旧哲学，而是力图彻底打破它们由以出发的前提。他所关注的不是建立关于整个世界的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而是直面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他由此把实践观点当作其哲学的首要的、基本的观点；主张通过实践来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实践的意义的深刻揭示和全面阐释彻底地实现了对近代哲学的超越，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
2．现代西方哲学建立在近代西方哲学的基础上，没有完全脱离。譬如在形而上学，他们一方面批判近代西哲的形而上学理论，但同时又发现自己的理论脱离了形而上学无法得到论据，所以又以新的形态去构造同样具有片面性的某种形而上学。它们揭示了主客、心物等二元分立的种种弊病，特别是使人对象化和物化（异化）的弊病，强调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却由此走向了无视客观实际的主观主义。较之哲学而言，哲学提出的实践观点，使其跳出了传统的哲学方式。
3．哲学从根本上摆脱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基础，更为符合现代社会的前进方向，其以无产阶级为其理论的阶级基础，从而摆脱了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偏见。较之现代西哲而言，马哲更有革命性，其根本目的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建立新的政权，即社会主义社会，从而根本解放无产阶级及全世界人民。同时，马哲是一个开放的、在实践中前进并丰富的哲学体系。现代西方哲学的阶级基础还是资本主义，其思维的局限性和偏见始终如一的存在，他们的哲学始终是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的统治，然而资本主义的总总危机已经显示出了他们的制度的缺陷。哲学从根本上而言是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的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哲学，是惟一能克服各种类型的西方近现代哲学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的这种或那种片面性和局限性的哲学⑤。
4．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把生活和实践的观点当作其哲学的基本观点，克服了西方哲学家在转向生活和实践道路上的唯心主义倾向。现代西方哲学并没有脱离唯心。实际上大多数现代西方哲学流派所要求的是超越以追究世界的物质或精神本源为目标、以心物相互独立和主客完全分离为理论前提的传统的哲学思维方式，从而除了反对唯物主义以外，也明确要求反对唯心主义。他们之反对唯物主义，并不是为了宣扬唯心主义，而是使哲学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唯物唯心之争，而转向具有自主个性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转向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这种转向并不意味着笼统地否定外部世界（自然界）自在地存在，而只是认为这个世界如果不与人发生牵涉，就不能成为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所及的对象（客观）世界。
注释：
①闵仕君."形而上学"新解.青海社会科学.2004(5).
②刘放桐.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学海.2000(05).
③赖海燕,徐春林.略论哲学对近代哲学的超越.求实.2002(2).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9(120).
⑤刘放桐.当代哲学走向: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
[2]石元康.当代西方自由主义的理论.上海三联出版社.2000.
[3]侯惠勤.与当代人文精神.红旗文稿.2006(7).
[4]刘放桐.对西方哲学近现代转型的历史与理论分析(学海).2000(05).
[5]闵仕君."形而上学"新解.青海社会科学.200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