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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的案件类型范文1
国家责任是国家基于其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地位（抑或权利代表地位）而产生的一种义务和职责。法理上，责任的的含义具有第一性义务和第二性义务的区别，国家责任亦是如此。法律援助的本质在于维护受助者的基本权利，从而实现社会均衡与稳定，从此角度看法律援助应当是一种国家责任。法律援助监督管理中的国家责任具体表现为政府责任。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者，是国家行政机关，是政府责任的直接承担者，《法律援助条例》第三条明确规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责任。按照基本法理，该责任同样包括两个层次，其一，政府法律援助监管的第一性义务。这种义务是政府基于其功能而产生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为政府职责（或职权）。具体包括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和推进制度实施。其二，政府实施法律援助的第二性义务。该义务是政府基于其实施法律援助而产生的法律责任，即在法律援助过程中由于政府行政主管机关的过错给法律援助对象造成损失，应当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在完善法律援助监督管理机制过程中，不仅要强调政府的法律援助职责，同时也应当强调对法律援助进行监管所产生的法律责任。法律援助的监督管理是司法行政机关的主要职责，是保障法律援助有效实施的基础。基于以上的分析，在法律援助监管过程中，不仅要强调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管职责，同时也应强调由不利监管所产生的法律责任。
二、法律援助监督管理机制疏议
（一）法律援助监督管理关系
法律援助监督管理关系是司法行政机关与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人员之间形成的行政管理关系。在该关系中涉及到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者三个主体，其中司法行政机关是法律援助的监督管理者，法律援助机构是法律援助的组织实施者，法律援助者是法律援助的具体实施者。法律援助监管的有效性以主体权责分明为前提条件。从行政法律关系的角度看，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主体地位不容置疑，其是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直接承担着，直接对法律援助活动进行管理，然而法律援助对于受助者而言体现为某种法律援助服务，从此意义上讲，法律援助机构是履行政府责任的具体实施者，也是法律援助服务的提供者。
法律援助机构是具体组织实施法律援助的主体，确定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是司法行政机关落实监管责任的前提。一般而言，法律援助机构是由地方政府依据当地情况设立（或确立）的机构，具体包括两大类。一类是由政府在司法行政机关设立的法律援助中心，这些机构一般属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具有事业编制。另一类是由政府确认的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及法律服务所。前者在监督管理机制中处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角色，这在很大程度上给法律援助的监管带来阻碍，随着事业单位改革，司法行政机关应当进一步加强对于此类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管，提升法律援助质量。后者在法律援助监管中属于被管理者，但因监管力度不够使部分此类机构在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时“走过场”，严重影响了当事人合法利益及国家法律援助责任的实现。所以，对于性质不同的法律援助机构采取的监管措施也应当有所不同。
（二）法律援助监督管理责任的形式
法理上，要明确该责任的具体内容和形式，首先必须要确定该责任的主体，法律援助监督管理责任是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责，同时也是法律责任，从此角度上讲，法律援助监督管理责任的主体是司法行政机关，责任形式表现为第一性义务（即职责），但同时亦不能忽略司法行政机关在违反第一性义务而产生的第二性义务（即法律责任）。虽然司法行政机关是法律援助监督责任的当然主体，但法律援助的顺利开展还离不开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具体实施者，从法律援助的性质看，这两者亦应属于法律援助监督管理的责任主体。
理由有三，其一，法律援助机构是组织开展法律援助的机构负责法律援助的申请、受理及指派，在此过程中要保障法律援助案件的质量就必须使法律援助机构承担监督管理的责任。其二，法律援助机构的自我监管是有必要的。其三，法律援助实施者的自我监管对案件质量的提升起着重要作用。虽然法律援助机构及法律援助实施者也有监管责任，但这种责任形态主要表现为行业责任与综合性法律责任，这与司法行政机关的责任内含有着很大区别。而法律援助实施者监管责任则表现为道德义务和职业法律者责任。由此可见，法律援助监督管理责任的内容与形式具有一定的广泛性，且呈现出多层次的特点，法律援助监管责任的实现途径亦呈现为立体化的机构。
三、法律援助监管中国家责任的实现途径
（一）建立“立体式、多层次”的责任体系
传统意义上，法律援助监管责任主体仅限于司法行政机关，责任层次较为单一，且以第一性义务为主，这种责任机制呈现为单向性特征，难以形成责任联动机制，反而阻碍法律援助的顺利开展。法律援助从实施过程角度看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包括法律援助机构的确立、法律援助申请、审批、指派法律援助律师、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等环节，在这些环节中法律援助监管责任贯穿始终，且直接关系到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和受助者的合法权益。基于以上分析，建立系统化的责任体系对于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从责任主体的角度看，法律援助监督管理责任具有多层次性。其一，由于责任主体不仅限于司法行政机关，同时包括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管责任体现为自我管理的义务和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管理的义务，前者是保障法律援助顺利进行的基础。自我管理责任是由法律援助机构的性质与地位决定的，主要体现为法律援助机构应当对法律援助申请的受理、审批、案件办理进行自我监督，从而形成“自律性”责任机制。虽然自我监督在一定程度上为法律援助的顺利开展起到积极作用，但如果缺乏必要的外部监管，法律援助的自我监管也必然成为“权力滥用”的屏障，不仅不能起到应有效果，且会在很大程度上弱化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管职责，并给法律援助的有效实施带来阻碍。
于此，法律援助机构的监管责任应当是在司法行政机关监督下的自我管理。从法律逻辑上看，法律援助机构接受司法行政机关监管，同时履行监督法律援助者的义务。其二，法律援助者的自我监管责任。法律援助者在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后，必须按照法律规定承担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义务，该义务是基于援助者身份而产生的法定义务，具有不可弃性。一般而言，法律援助者主要是执业律师，无论其是法律援助中心的专职律师还是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都应当承担相应的自我管理的义务。该义务包括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指派、提供法律咨询、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等。所以基于法律援助监管的不同责任主体，这种监管责任具有明显的层次性。从责任类型的角度看，法律援助监管责任呈现为“立体式”结构。上文提到，监管责任包括了第一性义务与第二性义务，是一种综合责任。“立体式”结构就表现为责任形态的综合性，即不同的责任主体不仅要履行法定义务（或职责）还必须承担由其不法行为所导致的法律责任（否定性评价），并以此作为弥补法律援助受助者损失的依据。
（二）完善经费使用监督机制
法律援助经费是保障法律援助顺利开展的基石，经费的筹集、调拨、使用应当接受司法行政机关和公众监督。从监管责任角度讲，经费使用的监督机制由纵向的行政监督与横向的自我监督与公众监督构成。目前，法律援助经费主要由国家财政负担，实行专款专用，经费支出以法律援助办案经费、补贴等为主，经费的合理使用直接关系到法律援助的质量，所以，对法律援助经费使用进行监管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也是法律援助监管责任的题中之义。完善法律援助经费使用监管机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建立单独核算制度。法律援助经费的使用应当建立专用账簿进行单独核算，避免和其他经费混同。第二，建立经费使用公示制度。由于法律援助经费来自国家专项拨款，必须接受司法行政机关与公众的监督。公示内容不仅包括经费使用情况，且有必要对经费来源进行公示，因为法律援助机构的经费不完全限于国家财政拨款。第三，可以建立法律援助基金，由专人进行管理。第四，完善经费使用检查机制。
目前，对经费使用情况进行检查是落实监管责任的主要途径。检查主体一般是司法行政机关，检查方式主要采取抽查，检查内容主要是经费使用情况。虽然经费检查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监管效果，但是由于抽查形式的制约，使检查评价结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采取全面检查的方式很有必要，但全面检查所耗费的行政成本也是较高的。故检查机制应当坚持实质性的同时强调形式的便捷性，基于目前的电子技术，可以建设法律援助经费网络管理系统，通过经费使用信息录入、核对等环节实现对经费使用的监管，由此不仅降低了行政成本，且加强了检查效果。第四，进一步加强法律援助机构与法律援助者的自我监管。虽然经费的调拨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但经费的使用者是援助机构和援助者，只有进一步加强对机构及其人员的自我约束，才能更有效地提升经费使用效率，才能避免出现经费滥用的情况。
（三）完善案件跟踪机制
法律援助案件跟踪机制是通过建立案件跟踪档案对案件进行监督的一种手段，但目前的法律援助案件跟踪机制较为形式化，没有很好地起到监管效果。案件跟踪机制不仅要建立跟踪档案，且要在档案管理的基础上实现实质监督。具体实施办法如下：其一，细化档案管理工作。案件跟踪档案是对案件办理情况的原始记录，档案项目的设置可以依据法律援助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一般包括案件类型、承办人、案卷编号、受理时间等基本情况，除此之外还应当增设关于案件评价或者反馈信息，这样有利于从受助者的角度直接监督办案流程。其二，法律援助者定期报告。法律援助者是实施法律援助的直接责任者，确保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是其重要义务。如前所述，建立案件跟踪档案是从监管者自上而下的被动式管理，而定期报告制度则要求承办人必须在规定期限内主动向法律援助机构和受助者报告案件进展情况，以便实时监控案件质量。其三，旁听庭审。法律援助者所办理的案件采取公开审判的，可以指派司法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和法律援助机构工作人员进行庭审旁听，以此了解承办人办理案件的具体情况，并通过庭审旁听为承办人提出相关意见。
（四）建立案件质量的“量化评价标准”
法律援助案件评价机制是对法律援助案件进行质量评估的量化标准，评价机制的运行能从制度上保障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质量。目前，案件评价机制主要局限于案件办理情况调查、回访等，并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可行的评价方案。从理论上讲，评价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是具有主观色彩的一种意识或认知，然而对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评价应当尽可能的排除主观色彩，通过“标准量化”的方式使案件评价值机制更具合理性与客观性。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的“量化评价化标准”应当涵盖整个案件承办过程，涉及案件受理、案件办理及结案三个环节。在案件受理中，量化评价标准可以包括案件基本情况登记、案件受理依据、案件受理情况、案件受理期限等内容，并设定不同的评估档次。在案件办理中，量化评价标准应当依据不同的案件性质规定不同的量化评价标准。一般而言可以包括法律文书基本情况、证据材料收集情况、会见当事人情况、案情分析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情况、庭审记录情况等，通过较为细化的评价标准对法律援助案件的办理过程进行全程监督。在结案环节中，量化评价标准可以包括裁判文书基本情况、当事人意见、法律援助者结案总结等。只有建立较为完善的评价标准才能保障法律援助案件办理质量。
四、结语
法律援助的案件类型范文2
一、新刑诉法增加检察机关为启动法律援助程序的主体之一
对于法律援助的使用对象，不管是老刑诉法法还是新刑诉法的规定，都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可以”类，一种是“应当”类，只是新刑诉法的规定将各自的范围扩大了些，对于这两类主体如何启动法律援助程序，新老刑诉法的规定也有所不同。
根据修改前的刑诉法规定，法院是启动法律援助程序的唯一主体，不管是“可以”类还是“应当”类，都是由人民法院“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当事人是被动的接受，法律援助机构是被动的执行。
修改后的刑诉法关于当事人获得法律援助的启动程序的规定则更加灵活。一是对于“可以”类的援助对象，法律规定为“应申请而启动”，即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或其近亲属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提供辩护。二是对于“应当”类的法律援助对象，刑诉法则明确了不同阶段司法机关均负有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法律援助的相同责任，即根据案件所处的不同阶段，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各自通知法律援助机构，再由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据此，法律援助的通知主体，亦有原来的审判机关，增加为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
二、法律援助制度中检察机关享有的职责
根据新刑诉法关于检察机关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相关规定及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定位，笔者认为在对受援助对象进行法律援助中，检察机关应做好以下几项职责：
一是告知受援助对象并及时转交申请。根据法律援助启动程序的不同，与之相对应的检察机关的权利义务也因受援对象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对于“可以”类法律援助对象，检察机关享有告知、转交的职责，即对于符合“可以”类条件的法律援助对象，检察机关应在查办自侦案件的侦查阶段、刑事案件的审查逮捕阶段、公诉案件的审查阶段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申请法律援助的权利，确保犯罪嫌疑人知晓享有法律援助的权利，并在收到犯罪嫌疑人提出的法律援助申请后，尽快将其申请转交法律援助机构。法律援助机构收到申请后，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要及时指派律师并函告检察机关。
二是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对于“应当”类法律援助对象，新刑诉法明确了检察机关在自己的职能阶段享有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的义务与责任。人民检察院具有自侦案件的立案侦查权力，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对符合法定条件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同时，人民检察院又是法律规定的唯一的公诉单位，公安机关承办案件侦查终结或自侦案件侦查终结后，将案件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在该阶段犯罪嫌疑人仍然享有“委托辩护人”的告知权利，凡属于盲、聋、哑人，或者是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或者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或者未成年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检察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人。
三是监督法律援助实施情况。笔者认为，基于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地位及在整个刑事诉讼中的作用，检察机关应当对法律援助实施情况依法进行法律监督。主要应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监督纠正。对于犯罪嫌疑人具有应当通知辩护的情形而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未履行相应告知、转交、通知职责的，检察机关应当监督相关司法机关予以纠正；二是帮助督促。检察机关在办案的同时，应注意审查犯罪嫌疑人是否属应获得法律援助的情形，对于因收集资料等原因而未能获得援助的，检察机关应帮助当事人办理相关援助手续，并督促法律援助机构依法及时为符合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助。三是受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近亲属或被害人及法定人、诉讼人认为相应司法机关应当告知其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而没有告知，或者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或者诉讼而没有通知的，有权向检察机关申诉或者控告。人民检察院应当对申诉或者控告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四是对刑事被害人进行法律援助。虽然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和社会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从某种意义上也代表了被害人。但检察机关所处的地位和被害人本身的感受不可能完全一致，其并不能完全代表被害人或其等同于被害人，实践中一些刑事被害人及其家属因为利益诉求得不到完全表达、赔偿不能及时到位等原因，对公正司法逐渐丧失信心进而到多个机关上访的案件也时有发生，这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之一。据统计，刑事被害人获得法律援助的比例非常低，仅为百分之几，与其实际需求极不相称。所以检察机关必须重视对被害人的法律援助，认真从自身职能范围加以解决。在办理公诉案件时，应主要审查被害人及其法定人或近亲属是否属于因经济困难而无力委托诉讼人的情形，对于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在办案同时应向其书面告知可以申请法律援助，以维护被害人一方的合法权益。
三、检察机关的应对举措
（一）建立与其他各司法部门的法律援助协作机制
随着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检察机关告知犯罪嫌疑人享有法律援助、转交申请、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的案件将会密集增加，为应对新形势下的新情况新问题，检察机关必须改变固有的思维模式，密切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及法律援助机构的工作联系，积极探索完善法律援助协作机制。目前，刑事法律援助工作在这方面比较薄弱，存在部门之间不协调、随意性大、可为可不为的情况，只有建立一套各部门相互协作的工作机制，才能从根本上改善法律援助的部门协作关系。笔者认为，协作机制应做到以下几个明确：明确法律援助请求权在检察机关办理自侦案件、审查逮捕、审查各诉讼环节的告知时间及通知辩护的时间，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充足的时间考虑和准备材料；明确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人民法院及法律援助机构关于法律援助的办理流程、工作职责、履职期限和衔接程序，实现各部门在刑事法律援助上的无缝衔接；明确司法机关在各自职能阶段必须启动法律援助情况调查的义务等，维护刑事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确保法律援助工作的各项任务和职责落到实处，从而提高法律援助的质量，保障人权、推进司法公正，最终实现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目的。
法律援助的案件类型范文3
一、以青少年法治教育为重点，推进以法育人
将青少年法治教育纳入“七五”普法规划和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要点。全县各级各类学校都开设了法治教育课，做到了计划、课时、教材、师资“四落实”，并构建起了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法治教育新机制。深入开展“法律进学校”活动。一是建立完善了师资、教材、课时、经费、考试“五落实”制度，选派了42名政治素质高、有责任感、业务精的政法干警到全县21所中小学校担任法治副校长和法治辅导员，协助开展法治教育工作。二是结合青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周等活动，积极开辟法治教育第二课堂，广泛开展主题班会、模拟法庭、辩论会、“争做最美守法少年”征文等生动活泼的青少年学法用法实践活动。三是积极支持学校建立家委会，形成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法治宣传教育格局。今年，全县各中小学共开展“法律进学校”活动”42场(次)，上法治课50余课时，免费发放编印的《法律进学校》2300册，受教育师生达3000多人次
二、开展法律援助“绿色通道”，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
（一）积极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积极利用“12348”法律服务热线。为青少年提供优质的法律服务,解答青少年的法律咨询,以县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为主阵地,在全县乡(镇)设立青少年法律援助工作站,在中心村建立法律援助联络点,在每个组落实一名联络员,建立健全了“点线面”的法律援助全覆盖体系。畅通便民利民举措,对青少年法律咨询、申请法律援助,推行预约、上门服务,代为受理、转交法律援助申请相关材料,法律援助中心对符合法律援助申请的青少年及时指派或安排法律援助人员提供法律援助,让青少年享受到便捷、高效的一站式服务。
（二）降低申请门槛,优化服务。对青少年申请法律援助开辟“绿色通道”,优先接待、优先受理、优先审批,实现青少年申请法律援助“零等待”。对青少年因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害和其他严重侵权行为主张权利申请法律援助的,免于家庭经济状况审查。
（三）建立青少年法律援助案件质量监督机制。督促承办案件的律师、法律工作者认真做好案件的审阅、调查和开庭准备工作,对群体性或影响较大、较复杂的青少年案件,由法援中心工作人员指导或协同办理。通过陪同会见,旁听庭审,案件回访等多措并举,及时做好律师卷宗检查,以多位一体的监督模式,来提升青少年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办案质量。
三、真情帮扶帮教，给予青少年更多司法关怀
县司法局注重保护青少年矫正对象的自尊和隐私，对其宣告不公开进行，在宣告时进行红色教育，通过讲述红色故事、解读新宪法，让青少年矫正对象潜移默化中接受爱国主义的教育和洗礼。加强与县检察院未检工作室衔接，充分了解青少年服刑人员的家庭环境、犯罪类型、成长过程、心理特点等情况，分析不良行为产生的原因，制定差别化、个性化的矫正个案，确保矫正成果着实见效。对存在心理疾病、心理危机的青少年社区服刑人员进行一对一沟通交流，进行心理疏导。同时协调教育局、学校、就业处为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在就学、就业等方面提供帮助，使其更好的融入社会。
法律援助的案件类型范文4
早在1994年，曾仲达就已经是一名执业律师，自1996年进入司法行政机关工作后，她便一直从事法律援助工作。法律援助是指通过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律师为经济困难而有法律咨询需求或处于特殊案件中的当事人无偿提供法律服务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这是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多年的工作中，曾仲达一直对法律抱有信仰和热情，在她看来，法律体系的形成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
作为成都市新都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曾仲达和中心的几位同事在每个工作日都会热情接待来访者，帮他们解决困难。曾仲达介绍道，早些年，我国的法律援助几乎只针对刑事案件。直到2003年，《法律援助条例》出台后，法律援助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民事诉讼案件才在法律援助案件类型中逐渐增多。目前中心受理的大部分案件都是民事诉讼案件，主要涉及赡养、抚养、工伤赔偿、农民工工资拖欠等。
多年的职业习惯让曾仲达在谈及法律相关事宜时，思路清晰、措辞严谨，且语速较快，这是职业赋予她的专业素养。但在面对前来申请法律援助的每一位当事人时，曾仲达又展现出了她的另外一面。
前不久，一位周姓中年女性愁容满面地来到援助中心咨询法律问题。原来，周某于数年前离婚之后便独自抚养儿子至今，前夫拒绝履行抚养义务。如今，儿子日渐长大进入青春期，生活开销也日益增多，每每捉襟见肘，周某不禁黯然神伤，于是她在朋友的提醒下想到了寻求法律援助。独自抚养孩子的艰辛可想而知，曾仲达十分同情周某的遭遇，她当天就受理了周某的援助申请，并明确告诉周某：“孩子的父亲对孩子有法定的抚养义务，如果其拒绝协商，你可以选择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在与周某的交谈中，曾仲达得知其儿子今年已经15岁了却还在上初一，父母离异给孩子造成了心灵上的影响，叛逆期的男孩在学校表现不好，跟不上学习进度，留了几次级。
在曾仲达看来，抚养纠纷的法律关系明确，并不难解决，但孩子在成长和教育中遇到的障碍或许才是周某生活中真正的大难题。“让我跟孩子谈谈”，面对周某疑惑的目光，曾仲达坚定地点点头，“你明天把孩子带过来”。面对一个陌生的孩子，曾仲达用耐心和关爱教会他正确地认识父母离异这件事，积极地面对生活。同时，曾仲达真诚地向周某指出了她的教育失当之处，并给予建议。这些原本不是曾仲达分内的工作，面对同事的好奇，曾仲达淡淡一笑说：“同为母亲，我理解一个母亲一心为了孩子的迫切心情。”
除了法律援助，对来访者进行心理疏导和生活关爱也是曾仲达常常要做的事，在与中心工作人员和其他法律工作者的交流沟通中，她也提倡他们这样做。在曾仲达看来，这是“援助”的真正意义。“如果因为我们的一句话、一个举动，而使一颗痛苦的心感受到了一些温暖，使一个绝望的人对明天又有了希望。那么，对从事法律援助工作的人来说，这无疑是最高奖赏”。
让帮助发生在伤害之前
在曾仲达所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中，有不少是因为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不懂得自我保护而致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他们多是在经济条件、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处于弱势的群体，容易受到侵害，难以及时通过有效途径进行自我保护。这不禁让曾仲达开始思考，如何才能降低弱势群体权益受到侵害的风险，让法律援助更主动地去实施帮助，而不是在伤害发生之后再采取措施。
为此，曾仲达和辖区内的法律援助工作者一道建立了由区法律援助中心、各镇（街道）及相关部门和工业园区的法律援助工作站、全区254个村（社区）的法律援助联络点所组成的覆盖全区的三级援助网络。曾仲达和同事们一个点一个点地开展法治宣传工作，向群众普及法律常识。同时，中心牵头组织镇（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人员、人民调解员、法律援助志愿者逐户开展法律咨询需求调查，及时化解发现的矛盾。通过调查，新都区法律援助中心建立了法律援助“潜在受援对象数据库”，为全区范围内的低保户、五保户、残疾人、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权益易受侵害的群体建立档案。录入数据库中的人员一旦需要法律援助，即可免于经济困难审查，减少审批环节。
前不久，一位来自农村的女性李某握着一张从村里得来的《法律援助指南》找到了新都区法律援助中心。工作人员从数据库中找到了李某的对应信息，当即受理了她的申请，她的困难最终得到了解决。李某就是法治宣传工作和“潜在受援对象数据库”建立后所惠及的对象之一。
曾仲达和同事们所做的所有工作都是希望能够让辖区内居民受到伤害的可能性降到最低。而公民法律意识的树立，其实是最有效的方式，也是最终的目的。曾仲达在工作中常常会遇到许多法律意识淡薄的人，他们对法制和公正缺乏信心。“这难免让人沮丧，但法律意识、公民素养的形成不在一朝一夕。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懂得如何利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帮助他们建立对法制的信心。我愿意做一块铺路石，从一个个体开始，到他的家庭、亲人、朋友、同事等，一点一点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星星之火，也可以积聚很大的力量，我愿意为此努力下去。”
记者手记
法律援助的案件类型范文5
[关键词]法律诊所；实践能力；课程设置；教学模式
1 引 言
法律诊所即“诊所式法律教育”（Clinical legal education），又称“临床法律教育”。它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美国，出现最初主要是仿效医学院学生在医疗诊所临床实习的做法，课程设置的特色是在有律师执业资格的教师指导之下，将法学专业学生置于“法律诊所”中，为处于生活困境而又迫切需要法律援助的人提供法律咨询，“诊断”其法律问题，开出“处方”。诊所教育的实践性特色具有传统课堂教育无可比拟的优势，既可深化和加强学生对于法学理论的理解，又可促进学生积累法律实践经验，已通过实践被证明是法学专业学生获得法律实践经验、培养法律实务能力的有效方法和途径，更为有意义的是该课程在培养法学学生职业技能和素养的同时，又可帮助法学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意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是当今高等学校素质教育中的核心内容之一，而培养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是实施国家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重点。把诊所法律教育引入中国，并在开设法学专业教育的院校设置法律诊所课程，既可推进高等法学教育理念和教育方式的改革，又有助于社会公益法律事业推进。2008年4月，五邑大学政法学院法律系有幸成为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单位会员，于同年5月建立了“五邑大学法律诊所”和“五邑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并在当年教学计划中设置了法律诊所课程，将诊所课程与法律援助中心一体化，至今已有七届学生参与了课程的学习与援助中心的实践。曾经参与过此门课程的已毕业和在校的学生均表示在此实践教学课程中受益匪浅，学生在诊所课程模块学习中能够进一步理解和掌握法学基本理论知识，并得到逻辑推理和法律技巧的训练，在法律援助中心的实践工作中利用诊所课堂学习的方法和技能去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从中形成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素质和法律职业技能素养，学以致用，既提升专业能力，又帮扶了弱势群体。
2 目前五邑大学法律诊所课程的教学模式和考核方式
2.1 教师数量多
法律诊所课程教学中曾采取过两种上课教师安排的模式，一种是每次课程安排三至五名教师，每一节具体的课程由这几名教师中的至少两名以上负责，这种模式中所选拔的教师既有一定的法学理论功底，又拥有较为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大家相互配合，突出自身优势，共同充实课程教学内容；另一种是全体法律系教师都参与课程，每一节具体的课程根据内容选择不同专业的教师负责参与指导，但因为教师人数较多，课程的模块与模块之间配合不够默契，经常会出现有头无尾，有展示无总结，草草了事的情况。另外，法律系有些教师主要从事法学理论研究，法学实践教学经验稍显不足，有些教师实践教学能力较强，但法学理论研究能力稍显薄弱，两种类型的教师若不能有效配合，课程教学效果和预期指标就会产生一定的差距。
2.2 学生数量少
五邑大学法学专业教学计划中每一学年度只设置一次法律诊所课程，每次报名人数都很多。法学专业每届招生九十人左右，每次有百分之七十左右学生都会报名选课，也曾经有选课学生人数达到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但是为了保证该实践类课程的教学效果，诊所课程会采取分别面试和群体面试的方法将每次选课的学生人数控制在二十至二十五人，采取小班教学模式，分组教学，旨在充分发挥学生能动性与自主创新能力。因此，就有很多有兴趣参与课程的学生得不到上课的机会，我们也同时错过了一批可培养的对象。
2.3 教学方法较传统课程多样化
传统课堂以教师讲授为主，在讲述具体知识点时为使学生理解更为透彻，多配以案例分析，一个案例往往只针对一个或数个有关联的知识点，案情设置也多考虑知识讲述的需要。诊所课程中为了达到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法学理论知识和法律规范处理真实案例、培养法学实践能力的目标，多采取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不同的方式进行教学，例如通过模块化教学的方法，通过会见、事实调查、谈判模块的设置，采取模拟会见、布置事实调查任务，模拟谈判的方式，教授学生案件处理技能，方法上也更多的渗入了模拟法庭教学法、模拟案例教学法、诊所式教学法和比较教学法。
2.4 课内教学与课外实践相结合
因在设置法律诊所课程的同时，也创建了五邑大学法律援助中心，作为法学实践能力培养和法学实践教学的校内基地，课程计划中就要求参与法律诊所课程的同学必须参与援助中心的援助实践活动。每次课程开设过程中，都会将参与课程的学生分成几组，每组五名学生，学生必须按照所分配小组每月去社区进行法律援助，目前和法律援助中心建立长期合作的社区有三个，另外学生还须按分组每周二、四、六在法律诊所（即法律援助中心设在校内的办公室）值班，现场提供法律咨询与援助。如果有小组接到真实案例，也需在组内分配任务，配合处理。自2009年开始，每届诊所都会有学生接到真实案件，案件的来源主要是社区或者电话、现场咨询，但数量不是很多，也有些小组接不到真实案件。如果法律系教师接到一些咨询案件，认为适合诊所学生处理，也会把这些案件安排给没有接到案件的小组来跟进。
2.5 考核方式多样化
在开设诊所课程的几年时间里，我们经过逐渐的摸索，分别在每次课程中采取不同的考核方式，包括模拟法庭实践，即安排模拟法庭案例，要求学生按照真正的司法程序开展案件的和诉讼的参与工作；课程表现，由任课老师根据每个学生每节课程的表现和援助实践工作的完成情况进行打分；团队合作意识，主要包括任课教师对于各项小组合作工作效果的评价和组内人员相互评价的结果；诊所值班与社区援助实践与效果；个人学期总结，要求学生在学期末提交一份自我总结，包括在课程中的表现、小组合作情况、课程学习中的收获与不足、对课程的评价和建议等内容；期末口试等方式。每次课程结束后采取不同的考核模式对诊所课程学生进行考核，涵盖上述模式的一种或多种，以期达到最好最真实全面的考核效果。
3 法律诊所课程改革方向和模式的探索
目前法律诊所课程的设置，虽较传统法学课程教学有一定的优势，也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法学实践能力培养的特色，学生确实也在课堂上知悉了如何将所学的理论知识进行整合的方式方法，并获得和掌握了一定的用法学思维的方式去获取纠纷信息，解决实际问题，用最快最有效的办法去解决纠纷的能力和技巧。但限于师资、学生数量、教学方法多样化程度不高，法学实践广度和深度不够，真实案例过少等实际情况，诊所课程的真正效用还未发挥完全，法学实践能力培养的目标并未完整切实的落实，所以必须在今后的课程开设过程中，借鉴国内外高校创新性的教学理念和先进的教学方法，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对课程教学和法律援助方式进行不断地探讨，拓展和完善。
3.1 固定诊所教师，加强配合，建设一支专兼结合的诊所课程师资队伍
（1）专职教师方面：首先要增加“双师型”任课教师的比例，在选择诊所教师时，既要关注其法学理论的功底，又要重视其实际法律事务的处理能力。另外，虽然目前诊所课程的教师配置已经较传统教学模式的教师配置有所不同，数量较多且采取理论教学师资与实践教学师资相配合的方式，但是配合的模式、方法并不明晰，个人任务并未明朗化。改革方向应当固定三至五名负责开设课程的诊所教师，有必要时请其他教师客串或者参与，并将课程模块化，根据每个教师自身特点分配具体模块任务，每次上课必须有三位以上教师参加，上课之前分配好教师角色，具体化课程任务；课外实践教学板块，每位教师必须负责指导一组学生的法学实践，岗位任地明细化。同时，要加强任课教师之间的交流协作，每周固定时间安排课程教学交流会。最重要的是，在指导教学之外，教师自身也要不断加强学习，参加理论学习与研讨，考察其他法学实践教学成果较为显著的院校的现况，定期组织教师在公、检、法、司等机关部门挂职锻炼、庭审观摩、交流切磋，使大家多方面、深层次的了解司法实务，提高教师驾驭司法实践的能力，使法学理论与实务操作技能在融合中得到提高，从而保障实践教学的质量。
（2）兼职教师方面：政法学院目前已经聘请了一批校外的兼职教授和教师，要充分发挥他们的效用，提供平台让这些有较高理论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法律实务部门的实务专家到高校任教，具体包括公检法机关、仲裁机构、公司企业单位、律师事务所中较为合适的法律职业人员，让实务专家真正走进课堂，在具体的教学模块中安排实务专家参与、指导、讲解和评价。
为了更好实现师资搭配的效果，应加强专兼职教师之间的合作交流，使其共同努力，密切协作以提升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
3.2 学生的筛选与培养，多元化学生类型，扩大诊所课程覆盖面
目前法律诊所课程学生人数控制在二十至二十五人，学生采取提前报名，之后经过面试筛选的方式进入课程。首先，从入选方式上看，选择学生的方法较为单一，在改革中，应当首先确定课程需要何种性格、能力、素质的学生类型。另外，诊所课程强调团队合作、援助实践，要注意选取的学生类型应当多样化，根据情况具体化目标与要求，制订出合理的学生筛选方案，采取多元化的竞争机制，依序录取，择优录取。其次，目前法学专业每年招生九十人左右，每届只有二十人左右可以进入诊所课程学习，此新型化的教学模式影响学生的范围较小，实践教学的开展辐射面不大，不少学生反映希望给予更多机会进入到法律诊所课程中来，所以，改革目标应针对如何通过课程设置例如大三学年度上下学期都开设诊所课程的方式吸收和培养更多的学生，使更多的学生从中受益。
我们在2013―2014学年度尝试性地在大三学生的教学安排中分上下学期开设了两次法律诊所课程，这给了更多学生来法律诊所课程学习的机会，两个学期的参与学生之间，也进行了一定的交流沟通，在法律诊所课程学习和法律援助实践中也自觉形成了一种竞争状态，取长补短，竞争协作，对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也有一定的促进和提升。
3.3 教学方法的改革，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注重实践能力的培养
首先，应在法学实践教学中坚持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融入法律诊所课程全过程，深入推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课堂、进头脑，增强学生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同时，应将对学生的职业意识、职业伦理教育贯穿在每一节课程和每一次法律援助实践中，加强学生帮扶弱势群体、息纷止讼的专业意识，增强学生服务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其次，要完善教学方法，优化课程体系，在教学材料方面，应当抛开传统教材，发挥授课教师自身的优势与能力，自编出一套独具特色的法律诊所授课内容与课件，在每轮课程教学中也可编写和不断完善类型案件工具箱，丰富教学材料内容，实现法学实践教学的目标；在教学方法方面，除了进一步完善模拟法庭教学法、模拟案例教学法、诊所式教学法、比较教学法之外，还应当提高真实案例作为教学内容的比例，把在诊所与社区中受理到的真实案例结合课程教学模块予以分析，给予具体解决意见，因为真实案例证据与事实更加丰富，更加贴合实际，更具代表性，另外，还可将“头脑风暴”、互动式教学法、问题式教学法、心理测试等引入课程教学。
3.4 学生法律援助中心与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与法律实务部门协同创新
法律诊所课程强调课程教学与课外实践的结合，所以课外实践基地的建设尤为重要。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学生法律援助中心的运作方式，通过法律援助中心网站的创设与完善、法律援助中心微信公众号的创设和推广、社区法律服务等方式扩大对学生法律援助中心的宣传；在诊所援助和社区法律服务之外，拓展新的法律援助模式，例如参与司法局的法律援助值班，参与江门市的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活动，参与各级人民法院立案庭的立案引导工作，在校内外设立固定与流动的法律服务站，争取接触更多的真实案例的机会，切实为广大师生、市民特别是弱势群体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法律服务。其次，在实践教学基地方面，应以现有的实践教学基地为基础，进一步增加实践教学基地的数量，多样化实践教学基地的类型，积极与现有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以外的，例如司法行政机关、劳动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司法鉴定机构、公证机构、公司、企事业单位等合作进行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扩大学生参与法律实践的范围，开展覆盖面广、参与性高、实效性强的实习实践，切实提高学生的法律诠释能力、法律推理能力、法律论证能力以及探知法律事实的能力。
3.5 课程考核方式革新，真实全面考查学生法律职业技能
进一步多元化考核方式，并将考核目标细化，确定各项考核指标在综合评定中所占比例，初步的设想如下：
（1）模拟法庭部分：分小组扮演角色，首先以小组团队表现作为评分基础，突出团队实力，再考虑个人在小组中的作用与贡献，两项结合作出评定；
（2）社区法律援助与法律服务站服务：评价学生是否积极、准时，服务效果如何；
（3）法律诊所值班：评价标准为电话会见与现场会见情况，团队合作意识；
（4）实践教学基地实习与见习：标准为实践经验收获大小，实习与见习的成果汇报，实践教学单位指导教师评价；
（5）个人学期末自我评价：写明在法律诊所课程与课外实践中的收获，所学、所感、所想，对诊所课程提出合理化建议；
（6）诊所课程小组任务的完成情况：小组任务分配，小组诊所工具箱编写情况，组内成员表现互评；
（7）口试：随机抽签，现场答题，题目类型多样化，用以评价学生的反应能力，处理法律问题能力、思维缜密性、逻辑分析能力；
最终将各项考核指标确定比例，算出综合成绩。
参考文献：
[1]李傲.互动教学法――诊所式的法律教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法律援助的案件类型范文6
【关键词】农民工法律援助 现实依据 理论基础
我国开展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原因
农民工权益屡遭侵犯。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然而他们的合法权益屡遭侵犯，比如工作时间太长，休息权受到侵害；遭欠薪、同工不同酬、加班不给加班费或少给加班费等现象，凸显其劳动报酬权得不到有效保障；工作环境恶劣，保护措施不得力，严重危害着农民工的生命权，频频发生的矿难事件一再证明了农民工生命权受到严重的危害；五险一金缺位，凸显其社会保险和福利权未得到保护；农民工子女在城里就学难，凸显其文化教育权利受到不公正对待。
农民工法律援助具有重大的现实基础与理论依据。一方面，农民工法律援助在我国具有重大的现实基础，体现在三个方面：对农民工进行法律援助是我国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是建设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对农民工实施法律援助，体现了我党对三农问题的重视，有利于提高和扩大党的公信力、巩固党执政地位，有利于法治型政党建设的推进；对农民工进行法律援助，有利于和谐社会和新农村建设，有利于城乡统筹发展和国民待遇一体化。
另一方面，农民工法律援助在我国具有充分的理论基础。随着公民社会和现代文明发展，重视保障人权、坚持公平正义和法律救济已成为我国的坚定选择，要求从法律上保护每一个农民工的权益和权利，切实维护他们享有事实上的平等和国民待遇。
具体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法理依据：对农民工进行法律援助是维护农民工真正平等权的迫切需要，是我国宪法公平精神的体现和要求；对农民工进行法律援助是保障农民工各种人权的需要，是我国宪法尊重和保护人权的体现和要求；对农民工进行法律援助是我国政府和国家对公民权利进行依法救济的需要和体现，是我国宪法保护公民权利和国民待遇的体现和要求。
农民工法律援助面临的问题和存在的困难
立法领域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在宏观层面，农民工法律援助的立法指导思想还不明晰，对法律援助的对象和范围没有做出明确扩大的法律规定，法律援助主体、条件和义务方面的规定表达不清楚，法律援助的责任仅仅定位在政府；法律援助的立法地位局限于政府出台的条款，已经出台的农民工法律援助规定过于笼统，缺乏真正符合各地实际的条款。在微观层面，农民工法律援助的标准偏重于其经济方面；对援助对象的规定要求过于严格，要求受助者同时具备经济和案情标准，导致各地农民工法律援助运行起来很难做到全覆盖。同时，关于农民工法律援助范围的规定不过于狭窄，使得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没有渗透到国家法制运行的各个环节。
农民工法律援助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障碍。一是国家在提供法律援助方面存在各种问题，二是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影响其法律维权的能力和享受法律援助的效果。具体表现在：第一，农民工法律援助的机构建设及其跨界协作不够，致使农民工法律援助一体化运行受阻。比如：农民工法律援助的专门机构建设在经费、工作人员、机构数量及其分布上均存在一定的问题；同一区域各部门在法律援助上的协作机制尚未健全，在具体运行过程中缺乏一体化的协作机制，导致农民工为了一个小案件来回奔走于各有关部门，增加了农民工的维权成本；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异地跨界协作机制还没有形成，导致农民为解决一个问题往返于不同地方。这些都严重影响对农民工法律援助的执行效果，不利于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第二，农民工法律援助保障措施不得力，影响法律援助效果。首先是农民工法律援助渠道存在一些阻碍，比如农民工发生意外工伤时，因为缺乏劳动关系等证明材料，导致其无法进入正常的依法维权程序；农民工自身文化素质不高和法律意识淡薄，导致其会因错过时效而不能依法进入仲裁程序；少数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鉴于地方政绩考虑，在外地农民工与本地用人单位发生争议时采取推诿敷衍态度；农民工文化素质低，法律知识缺乏，导致不能及时用法律手段维权。其次是农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的经费保障不到位，目前各地在预算法律援助经费时，没有统一明确的标准，不能保证法律援助机构全面开展工作；加之法律援助经费缺乏政策和制度的安排，因缺乏专项经费供给，难以及时解决外出务工人员的法律援助申请。最后是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宣传工作力度不够，重点不明显，形式缺乏多样性，导致真正贴近农民工的法律援助宣传很不到位，欠缺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的宣传机制。
第三，农民工法律援助覆盖面有限和服务形式单一，导致我国农民工法律援助的惠及面大打折扣。由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飞速发展，农民工数量及其纠纷不断增加，对法律援助的需求类型日趋复杂化和多样化。加之法律援助本身经费和工作人员极其有限，导致各地普遍存在法律援助范围比较狭窄的问题。另外，农民工法律援助的服务形式还是农民工单向行进占多数，主动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较少，双向互动法律援助形式没有建立起来。这些均严重影响对农民工法律援助惠及面的进一步扩大。
第四，农民工自身素质不高，导致其法律维权能力和意识不强，影响了法律援助的顺利运行。比如农民工传统农民意识观念强，担心强势对手、不完善的法治环境及高额诉讼费用，要么采取妥协退让办法回避，要么采取激进手段维权；农民工整体文化素质不高，对国家法律理解不完全，可能会增加法律援助的障碍，采取上访办法，加大法律援助主体的心理承受能力；许多农民工不知道提供法律援助的机构职责与运行程序，从而不能有效地借助法律援助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多数农民工对于用工合同等不够重视，导致需要法律援助时，没有办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以上这些情况均加大了对农民工法律援助难度，使得农民工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法律援助或者主动提出法律援助。
我国农民工法律援助完善的对策建议
在法律援助的立法体系和内容上，构建一整套系统化的农民工法律援助法律法规体系。
一是积极借鉴国外经验，从国家层面对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各项内容和环节进行专项立法，全力完善农民工法律援助的法规体系。
二是关于农民工法律援助的范围和内容，立法时要特别防止和避免与国家已经出台相关法律法规相抵触，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纠纷。
在各项法律援助运行领域中，健全和落实农民工法律援助各项机制。健全法律援助体系，促使农民工法律救助一体化运行，力求农民工法律援助实现全覆盖。首先，建立针对农民工法律援助的专门执行机构，这样才能提高对农民工法律援助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升法律援助的执行力。其次，建立健全对农民工法律援助的一体化运行机制，进一步完善农民工法律援助机制。一方面建构一个区域各部门对农民工法律援助的通力协作运行体系，力求本区域对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无阻力；另一方面，对外地农民工还必须建立健全与农民工家乡所在地各部门的联系，降低农民工维权的成本，形成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的跨区域各部门协作运行机制。
完善农民工法律援助的专项经费保障机制，促使以国家拨专款为主、社会筹资为辅的专项经费使用制度化。加强对农民工法律援助的投入，促使农民工法律援助顺利运行，不能让它成为制度摆设。为此，中央和地方财政应通过立法的形式把农民工法律援助专向经费的支持和使用固定下来，从财力上保证法律援助维权工作的顺利开展。
构建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宣传培训机制，提高农民工法律意识，引导他们善于借助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政府各部门根据本部门的职能，加强对农民工的法制宣传教育，注重其针对性和实效性。司法行政部门要与有关部门协调，积极探索农民工普法教育的新思路和新举措，把宣传重心放在近年来国家及本地区出台的与农民工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法律援助典型案例，或是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法律工作者先进典范等，制定针对农民工的宣传计划，编印与农民工权益保障相关的法律知识小册子，以农民工涉法纠纷类型划分不同主题，制作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宣传资料，免费发放给农民工，提高他们的依法维权意识，增强其维权能力。此外，还务必深入到农民工较为集中的地区和行业进行普法宣传，加强对用工企业的法制培训和指导，促使企业依法使用农民工，在全社会营造关爱尊重农民工的氛围。
在执法领域中，各地各部门务必要认真落实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各项法规，切实履行职能，开展多种形式的法律援助形式，加强为农民工解决困难和问题的各项法律援助，依法保障农民工的各项权益落实到位，从而提高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实际效果，让农民工权益等问题处理走上法制化运行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