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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范文1
【关键词】管理者行为；FDI；过度自信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主要从两方面研究FDI决策过程中管理者的行为的影响。一方面是从管理者过度自信；另一方面是管理者的从众心理。
20世纪70年代末，卡尼曼和Tversky共同提出了“期望理论”，向传统金融理论提出挑战，Tversky研究了人类行为与投资决策模型基本假设相冲突的三个方面：风险态度、心理会计和过度自信。
Shefrin（2007）的研究表明，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会过度估计自身的判断力，因此将高估项目的投资收益与成功概率，低估成本与风险。Hubris Hypothesis，Roll（1986）提出，企业管理阶层往往高估自身的管理能力，在规划改造目标公司企业时过分乐观，导致大规模高价收购企业，最后无法成功对目标公司进行整合，最终导致并购失败。
Scharfstein & Stein（1990）提出，在投资决策会对某个人名誉产生影响时，会产生从众行为。经理人的这种盲目跟从他人进行投资决策的行为，最终导致很多企业投资失败。
二、国内研究现状
骆沙（2005）分析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微观因素时，首先提到的就是领导者风格，其认为，企业的对外投资决策很大程度上受领导者风险偏好的影响，风险偏好型的领导者更容易做出富有攻击性的决策，在同样的不确定条件下，如果企业投资的即期收益（或净现值）为正，该企业将会比同类企业更早的进入目标国市场；反之，风险规避型的领导者趋于做出保守的决策，即在同样地不确定条件下，即使企业投资的即期收益（或净现值）为正，该企业也会着重考虑“等待观望”选择权的价值，而往往做出推迟投资的决策。由此看出领导者风格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对外投资决策。
朱华（2011）分析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发展现状以及特征；重点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的拉动因素、投资动机以及推动因素，其中在推动因素部分，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内部、外部（产业和制度等）推动因素的影响程度，另外还提到了像企业管理水平、企业家精神、学习吸收能力、种族人脉等较弱的因素。值得一提的是，本文根据《2009年度中国对外投资统计公报》中中国企业境外投资的地区分布，选取一定数量的样本国家，并将侨民数量与中国对其的OFDI金额做了相关性分析和散点图，结果显示其相关性很小，种族纽带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决策中没有起到很大的作用。随着全球化的不断近年来华侨人数不断激增，《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4）》指出中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移民来源国，截止2013年，中国海外移民存量已达到934.3万人，23年增长了128.6%，中国从1990年的第七大移民输出国，上升为第四大移民输出国。因此侨民数量与中国对其的OFDI金额的相关性还需做进一步探讨。另外本文还提到了企业家精神这一推动因素，将FDI理解为企业家的一种“国际套利”行为，“只有有进取心、前瞻意识和敢于创新而且承担风险的企业才不满足于国内市场，更乐于主动捕捉市场机会、拓展外部发展空间（Knight）”。文章对部分国家（地区）企业家精神广泛性做了比较，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居中游，且对中国OFDI的有一定的推动程度。但文章并没有将企业家单独抽离出来做更深入的剖析，如今企业家精神的定义已拓展到了行为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分析的领域。企业家精神是对企业家这个群体的理性和非理性逻辑的抽象表达，因此对企业家这个群体的非理是否会对中国OFDI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值得探讨。
李喻鹤（2006）列举并分析了中航油、中储棉、中再人寿对外投资失败的案例，在得到的各种导致投资失败的原因中，提到决策者错误的个体行为是导致对外投资决策失误的因素之一，比如将个人意志凌驾于领导班子集体之上的非理，导致最终的决策与实际背离、企业利益受损。吴建祖，关斌（2013）选取了103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对其年报内容进行文本分析，得出高频关键词，进而得出管理者的注意力，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中，高管团队的注意力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注意”是一个心理学概念，主要表现为对某对象的指向和集中，在与人类意识有关的许多认知过程（决策、记忆、情绪等）中，“注意”被认为是最具体的。而高管团队在现代公司制企业中是由董事会成员及正、副总经理，以及其他共同参与战略决策的高层管理者组成。
杨钧皓（2012）综合了心理学、社会学与财务学，讨论了经理人在不完全理性的假定下，对企业对外投资决策的影响，影响较为明显的不完全理包括“自我归因”、“过度自信”、“羊群行为”
唐蓓（2009）以行为金融为基础对上市公司在并购过程中的非理进行了深入分析选取了2003年―2007年的上市公司样本，实证检验了过度自信变量对并购决策的影响，建立了非理性管理者模型，该模型的基本假设是，公司管理者个人及个人特征能够影响公司的决策；公司在治理过程中对管理者约束的有效性是有限的。文中提到管理者非理性主要指的是管理者的过度自信，其表现为：自我归因，控制幻觉，过于乐观。管理者非理性对公司并购决策的影响，公司并购的“成功悖论”，管理者过度自信驱动并购的理论分析。
三、总结
从国内外对国际投资行为的研究来看，主要集中在管理者过度自信、自我归因等非理的研究。伴随着国内外学者的不断探索，希望对FDI的行为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能有所突破。
参考文献：
[1]吴建祖，关斌.高管团队注意力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方式――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2013
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范文2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投资动机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10—0044—07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取代国际贸易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力量。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增长强劲。然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起步较晚，与发达国家相比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仍有较大差距。截止2011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存量）达4 247.8亿美元，仅相当于美国对外投资存量的9.4%。除此之外，对外直接投资流出规模也远远小于吸引外资的规模。2011年中国利用外资量为1 240亿美元，截至2011年末，利用外资存量约为7 120亿美元[1]。对外直接投资流出与流入的巨大差额是导致当前中国国际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国际收支失衡带来的巨额外汇储备增强了中国的国际支付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但其持有成本巨大，且外部失衡给国内经济造成巨大冲击，扭曲了国内经济结构。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有助于充分利用外汇资源，提高对外资产回报，避免巨额外汇储备对国内经济的冲击。推动企业“走出去”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不仅是中国当前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现实选择，而且是全球化与经济危机背景下统筹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因而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一、文献综述
相对于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目前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研究相对较少。随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国外学者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研究也日渐增多。Buckley 等[2]利用1984—2001年中国企业对49个国家的OFDI流量数据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影响因素发现，市场规模大、文化相似性强、政治风险高的国家或地区吸引了更多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而东道国具有的资源禀赋和专利注册情况影响不显著。Cheng和Ma[3]运用引力模型对2003—2006年中国企业对90个国家或地区的OFDI流量和存量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受市场规模和地理距离的影响显著，市场规模大、地理距离近的国家能吸引更多的OFDI流量。Cheung和Qian[4]利用1991—2005年中国企业对31个国家的OFDI流量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市场规模大、工资水平低、自然资源丰富的东道国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具吸引力。Kolstad和Wiig[5]研究表明，东道国制度环境与自然资源禀赋共同对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产生影响，在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中，自然资源禀赋越好越具有吸引力，二者存在替代作用。Ramasamy等[6]运用泊松回归模型对2006—2008年中国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国有控股企业倾向于对资源丰富、政治关系比较密切的国家进行投资，而私有企业则主要为市场寻求型投资。此外，部分学者还基于更大的发展中国家样本对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范文3
【关键词】 FDI地区分布集聚
一、引言
FDI在我国三大地区各省市的分布总体上是不均匀的，存在很大差异。一般来说，经济体经济规模愈大，其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就越多。因此，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把经济规模考虑进去显然更加合理。本文在此采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来衡量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一个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越大，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该地区越集中。仿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做法，定义我国某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为：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全国的份额与GDP占全国的份额之比。
二、FDI在我国的时间规模分布
首先，在FDI进入中国的初期，主要集中在广东和福建两省。据统计，在1983―1986的4年中，这两省年均FDI流入量占全国FDI流入总量的60%以上。而在1989年前，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均为5%左右。
其次，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这一时期我国吸引FDI的政策发生了变化。FDI逐渐开始从最初集中的区域流向了其他各省市，由南部沿海地区向东南、东部沿海以及内陆中部城市扩散。这些区域包括长江三角洲的上海、江苏和环渤海地区的北京、天津、山东、河北、辽宁。截至1990年，这些省市年均签约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量均超过100个。而地处我国中部地区的湖北、湖南、河南等省的FDI在1993―1995年间也有大幅度的增长。
同时FDI在较为集中的大省中，除了江苏以外，其余的广东、福建、浙江、山东、辽宁省的地理集中指数均有减少，尤其是广东和辽宁省更为明显。这说明广东和辽宁省内的FDI投向从集中转为相对均衡，即从个别城市向其他的城市扩散。例如，深圳市从1987年占广东FDI的48.4%，降为1995年的12.9%；大连市1987年占辽宁省FDI的77.2%，1995年则只有50.4%。江苏省的地理集中指数却不降反升，原因是苏州工业园吸引FDI占江苏省的比重从1987年的27.4%上升到1995年的49%。
再次，从近些年来看，东部地区的广东在全国和东部地区的FDI中所占的份额正逐渐减少。随着外资向东、北部扩散，沿海的各省市，例如江苏、上海、浙江、山东和河北在全国的份额则在稳步上升。中部各省在全国的FDI流量中所占的份额逐渐增加，其中湖北和湖南所占份额最大，中部其他各省吸收的投资额与之相比差距还比较大。西部欠发达省市吸收的FDI虽然有所增加，但相对于全国其他各省无论在FDI总量上还是份额上的更快速地增长，西部各省市在全国的FDI份额中比例反倒是有所下降。该地区的四川、重庆、陕西相对其他省市而言吸引的FDI较多，的FDI则是一直非常少。
一般来说，经济体经济规模愈大，其获得的外商直接投资就越多。因此，评价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时把经济规模考虑进去显然更加合理。本文在此采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来衡量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一个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越大，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该地区越集中。仿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做法，定义我国某地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为：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全国的份额与GDP占全国的份额之比。
本文考察了2005―2010年期间我国各省、市、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状况（见图1―3）。广东、江苏、上海、天津、海南、福建、北京、辽宁等8个省、市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值大于1.2，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明显大于其经济规模；山东、浙江、江西等3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在0.8―1.2之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与其经济规模相仿；其他省、市、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明显小于其经济规模。其中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绩效指数在0.3―0.8之间的省、市、区有湖北、湖南、广西、陕西、河北、吉林、重庆。由此可见，外商在我国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高度集中在东部各省、市、区，其次为中部各省、市、区，西部各省、市、区则普遍较少。
三、我国各省区吸引FDI时的集聚效应
外国直接投资的聚集效应体现在增量FDI的区位选择在特定区位FDI存量的影响，即当某一区域外商资本控制的厂商越多，新的外商将更倾向于投资该国家和地区。外商在进行投资决策时，需要对东道国的市场、法规、经济、文化等因素有较为全面的了解，外国直接投资面临更高的信息搜集成本，在FDI的流向选择过程中，也会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面对这种不确定性和高成本，采用“跟进策略”是外国企业进行直接投资的一种很好的选择。外国直接投资在区位选择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聚集效应是一种空间的聚集。这种空间聚集一般可由城市化经济（urbanization economics）和地方专业经济（localization economics）来解释。
城市化经济是由多样化经济活动在一地的集中所形成的，有利于多元经济主体共享专业化投入、经济服务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地方专业化经济是由相同行业的企业或相关行业的企业在一地的集中所形成的，熟练的劳动力市场、投入和产出品的低运费、知识溢出等是这种聚集形态的主要利益。城市化经济和地方专业化经济所产生的外部经济性降低了生产成本，促进技术和信息的传播，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聚集经济成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新要素，甚至是最关键的要素。
但是，聚集的企业数量达到一定程度会产生非经济性，比如工资和土地价格的上涨，竞争的加剧，从而威胁企业的生存发展。区域经济学认为，当聚集程度超过最佳密集值时，聚集优势会逐渐消失，而聚集劣势（土地、劳动等生产要素的稀缺、基础设施供应紧张等）就会发生作用，使经济活动趋向分散化。经济的反作用力可以使经济区不断扩散，或者形成一个新的增长中心。因此，企业在比较聚集的经济性和非经济性之后可能会选择聚集的地区实施定位，新进入者出于同样的考虑也会定位于地区，外资企业的空间分布表现出由聚集核心向扩散的趋势。
尽管城市化经济和地方专业化经济共同促使聚集的形成，但两者的作用并不同。一般而言，同行业或关联行业的企业更容易发生经济联系，这样地方专业化经济的外部性对企业的吸引力也相应更大，但这种聚集效应是只有当企业形成一定的集中度后才能产生作用。也就是说，地方专业化经济存在特定的“门槛效应”，如果当地的企业存量低于必要的集中度门槛，地方专业化经济的外部性并不能形成，自然也不足以影响企业的区位决策。一旦企业的存量越过这种集中度门槛，地方专业化经济的外部性就成为决定企业区位选择的首要因素，而城市化经济则有可能是导致最初集中度的主要原因和直接原因。高度城市化的地区所具有的区位优势（市场需求、水电交通基础设施等）吸引了第一批投资者在此定位，随着在当地运作的企业数量逐渐增多，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地方专业化经济的利益便占据主导地位，对潜在投资者的定位决策产生积极影响，促使地区聚集形态的最终形成。
四、结论
相对于本国投资者，外国投资者缺乏对当地经济和商业环境的知识，从而涉及较高的信息成本。因此外国投资的区位选择应该是信息成本的理性反映。低信息成本会对外国直接投资有更大的吸引力。一般而言，外商可以通过收集公共信息和专业信息来做出投资决策。对公共信息（如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外资政策、当地经济发展状况、居民的购买力水平等等），所有的潜在投资者都能得到。这些公共信息确实会影响到外商直接投资的决策，但仅有公共信息对外商做出投资决策还是不够的。外商还会通过其他途径寻找一些不是所有企业都可能得到的专用信息，如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外资政策具体执行情况、选择合作伙伴的策略等。外商得到这些专用信息的好途径就是其他投资者的决策行为，即“跟进策略”。
相对于其他区位，这些地区更为外商所熟悉，因为有许多关于这些地区的公开信息，如经济特区、开放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的信息。外国直接投资的区位行为不同于当地的投资者，因为外商投资决策涉及较高的信息成本。信息成本最低化行为导致外商偏好某一些区位。相对于传统意义的生产成本，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模式更受制于信息成本。对外国投资者在意大利的投资区位研究表明：离经济中心的距离，大型跨国公司以前的投资，第一个外商项目的年龄以及“边界效应”等是决定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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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贺灿飞、魏后凯：新贸易理论与外商在华制造企业的出口决定[J].管理世界，2004（1）.
[5] 文玫：外商直接投资及地理和市场状况对区域发展的贡献
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范文4
【关键词】中小企业；对外投资；投资管理；战略选择
1.做好投资风险防范工作
把有限的资源合理配置到最能给企业带来利润，同时又可以在最大程度上降低投资风险的行业和区域是任何企业经营者都要首先要考虑的问题。中小企业自身势力相对较弱，应对风险的能力不强，而国际市场相对国内市场来说风险更大、变化更突然，稍有不慎就可能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所以说中小企业在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时做好有关风险防范工作至为重要。笔者认为应该从决策前全面的市场调查、对经营伙伴的实力及信誉的分析、对欲投资国家风土人情、法律法规、政治环境等方面的考察，做到知己知彼以充分降低投资风险。
首先，企业地对外投资应该是企业自身条件与外部环境的完美结合，任何企业都应该在决策是否对外投资时都应该充分考虑企业经营者能力、企业资金技术实力、对国外市场的了解程度、人才等各方面的优劣。头脑发热型的对外投资往往会给企业带来毁灭性地打击。
其次，企业在做出的对投资决策必须是建立在严密的市场调查和对合作伙伴的考察的基础之上的。
再次，考察东道国经营环境要软硬结合。
最后，在开展海外投资时中小企业要依法办事。中小企业在对外投资时一定要尽量遵守投资东道国的法律法规，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法律法规不健全，也经常不能有效实施，中小企业可以适当利用。
2.积极拓宽融资渠道
我国中小企业资金融通渠道狭窄的问题已经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政府在不断地制定一些政策措施来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方便。但当前我国中小企业资金获取困难状况依然存在，笔者认为，在这种相对困难的情况下，我国中小企业决不能在消极中等待，而应该主动出击，寻找各种可能的金融资源。中小企业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改善融资环境，争取发展资金。
一是加强企业自身建设，以良好的信用来赢得银行等金融、非金融机构的信赖，充分利用国内资金。二是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基金。三是因地制宜地利用东道国的资本。四是采用国际金融租赁等较为先进的融资手段。
3.加强对海外投资的管理与控制
管理与控制是决定企业经营成败的重要因素，这一点无论对于国内的企业经营还是海外投资都是成立的。笔者认为可以从加强中小企业海外投资决策管理和对海外子公司的控制两个方面入手来改善我国中小企业的海外投资管理。
一是加强我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时的决策管理，建立相对健全的决策体系。正如笔者在上文多次提到的那样，我国中小企业中普遍存在经营者个人素质不高，管理水平低的现象，企业中往往是董事长、总经理和企业创始人“三合一”，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可以尝试建立比较完善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例如可以尝试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并明确各个机构的职责，使几个机构在进行对外投资的重大决策时真正能够起到相互制衡的作用，使中小企业的决策达到灵活性与稳健性的完美结合，以尽量减少非理性决策，降低海外投资的风险。
二是加强对海外子公司的控制。境外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决策相对独立于母公司，如果母公司对子公司管的过多过严会降低海外公司的灵活性和对市场反应的灵敏性，如果管得过松，则又不利于企业总体经营管理战略的贯彻实施。
4.加强我国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工作
当前，我国政府正制定各种各样的政策鼓励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逐渐有了一个比较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中小企业自身的努力对于企业技术能力的提高也是必不可少的，它们也应该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素质，以便借助于外部环境改善的东风，增强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首先，增强创新意识。技术创新能力比较弱的企业，可以暂时采用引进外部成果和模仿创新的模式，尽量缩小与国际技术水平的差距，并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但从长远来看，单纯的引进和模仿并不能给企业带来垄断性的竞争优势和高额的经济利润，不利于中小企业建立起自己的研发能力和自身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其次，加大研究开发投入。国际上一般认为，研究开发费用占销售收入l%的企业难以生存，占2%的企业可以维持，占5%以上的企业才有竞争力。然而，根据有关方面对我国制造业的抽样调查，我国中小企业研究开发经费占销售收入的平均比重为0.71%，足见差距之大。为了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立足，我国中小企业必须认识到技术创新的战略意义，增加对研究开发的投入，提高技术创新能力。
再次，联合其他企业和科研机构进行新技术开发。科技人才是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中小企业可以尝试与其他企业联合建立研究开发机构，可以走产学研联合之路，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搞技术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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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卢进勇，杜奇华，闫实强.国际投资与跨国公司案例库[M].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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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厉以宁，曹凤歧.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M].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6.
[5]上官学进，胡凤玲.论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行性[J].国际贸易问题，2003（8）.
[6]林勇.海外华商资源与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战略浅析[J].国际贸易问题，2004（2）.
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范文5
【关键词】内部投资；对外投资；风险；成本
企业投资的目的，毫无疑问是为了获取利益。那么企业通过投资获取利益的方式分为两种：直接获取利益和间接获取利益。所谓直接获取利益，即是企业通过自身参与或影响被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或决策，提高企业生产经营能力，再销售产品后的资金回流。获取的资金流入是自产自销的结果。间接获取利益，则是企业通过买卖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及衍生产品的金融性投资，间接从第三方――被投资对象获取利润，投资企业不参与或影响被投资对象的生产经营活动或决策。
直接获取利益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加大内部资产的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建厂。间接获取利益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对外证券投资所得。以上三种投资行为各有其运转发挥模式，三种投资行为各自受不同的核心因素及次要因素的影响，当然也不排斥受共同的要素制约，比如企业投资前的内部环境。不同时间点和空间范围不一样的结构因素，所组成的投资结构不同，同时发挥出的功能性亦有其各自的特色。因此，本文需要具体分析以上这三种投资行为，影响其投资结果的因素具体有哪些。
一、内部资产投资
内部资产投资主要包括：固定资产投资、流动资产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这三大资产的构成比例不同，企业回收的现金流量在数量上和速度上肯定有一定的差别。一般说来，我们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评价分析内部资产投资：
1.资本增殖能力。资本增殖能力，即是资本在运行中其价值量的增殖。这意味着不是数量上的“一次性增值”，而是“长期连环式增值”，不仅仅资本本身数量上的增值，更是资本生产能力的增殖提高。资本增殖能力的强弱与企业赢利能力有明显正相关关系。资本增殖能力强则企业赢利多，赢利能力强，反之则弱。资本增殖能力可以通过企业赢利能力、企业发展能力的相关指标进行衡量。
2.资本回收能力。资本回收能力强弱通常由回收数量和回收速度两方面所决定。内部资产投资，典型的即是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投资。从回收数量上讲，二者均是投入的越多，回收的就越多；若从回收速度上讲，在企业处于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固定资产回收一定优先于流动资产回收。因此，若在投资于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资本成本差异不大的情况下，企业应该优先选择固定资产投资，优先获取现金流量回收。同时也有实证研究指出：流动资产投资越激进，即将企业更多的资金投入到长期资产上，有助于企业现金流的获得。
3.变现风险。所谓变现风险，是指企业投入的资本在必要时期能够迅速转化为有用现金的难易程度或数量多少，能迅速转化成现金或是能转化大量现金则表示变现风险小，反之则表示变现风险大。因此，企业的长短期资产的变现风险显而易见，长期资产相比于短期资产（流动资产）难以变现，其变现风险远远高于短期资产。同时，必要的流动资产是企业生产经营正常开展的重要保障，没有充足的流动资产做保障，企业的生产线会轻而易举的脱链，生产活动可能即时停止。故而企业决定长短期资产的投资比例时，除了考虑现金流的回收，还应该考虑到企业扩大规模后流动资产的必要投资，以及企业资产的变现能力，确保生产经营活动顺利开展。内部资产投资，是企业在成长期选择的必然投资行为。因为有限的资产规模，企业的综合竞争力的上升空间也有限。企业的支付能力、赢利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的提高均是建立在企业资产增加、运转的基础之上。
二、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投资主体一般关注被投资企业（或称为投资项目）两个重要方面：资本结构和资产结构。对外直接投资的资产结构与企业内部资产投资考虑的内容相似，可以参考内部资产投资的结构因素作适当调整。而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结构则与其投资的组织形式息息相关。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通常包括合资、合作及并购。每一种组织形式都有其各自的优缺点，企业采用什么样的进入方式需要参照具体的情况而定。处于成长期的企业在选择投资行为时，基于自身的财务特点以及投资成本的考虑，在面对众多投资选择时，更倾向于合资合作的投资方式，这是因为合资合作方式具有适合成长期企业发展的优势：
首先，减少资金的投入额。合资合作的投资方式是指投资企业与其他企业组建合资或合作经营企业。每一个企业的出资额均企业自己控制，除开必要的出资额，没有强制性的出资额要求，这就为投资企业合理安排资金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与一次性大量资金的流出为代价而并购的投资方式相比，合资合作方式无疑更适合处于成长期阶段的企业。其次，出资方式灵活多样。合资合作的方式在出资形式上多种多样，可以选择货币性资金也可以是非货币性资金。货币性出资形式主要指现金和现金等价物。非货币性出资形式包括提供厂房、设备、专利权等可计量的非货币性资产。再次，便于投资企业的市场占领。各投资企业虽是不同的出资额，而组建企业后却享受相同的市场份额，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投资企业投资前的市场份额，有利于市场销售额的提高。最后，合资合作的投资方式，扩展了原有的企业合作关系网。企业关系网的扩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企业业务的顺利开展，甚至是降低企业的采购、生产、销售成本，企业追求更高的利润。
这些优势毫无疑问节约了投资成本，保证了现金流量的必要存量，利于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同时投资收益的增加使得企业的获利能力增强。然而企业选择投资行为时，也要考虑到该投资行为的不足。合资合作投资方式的不足在于：（1）控制权相对分散，经营效率较低；（2）自身的技术优势和商业秘密容易泄露；（3）涉及的相关利益者较多，整合管理的压力较大。
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成长期企业来说，具有转折点的作用，因为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投资期长、投资流动性较差、投资额较大且集中、风险较高等特点，成长期企业的实力还不雄厚，能否承担起投资失败的后果是企业在作对外直接投资决策时，必须谨慎考虑的重点之一。因此，企业处于成长期阶段时，对外直接投资是可选择的投资行为之一，但必须经过详细深入的调查统计分析，谨慎决策。
三、对外证券投资
一般来说，证券可以在证券市场上有偿转让。证券投资是指企业通过买卖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的形式所进行的投资，它是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科学地进行证券投资，可以充分利用企业的闲置资金，增加企业的收益，降低风险，有利于实现企业的财务目标。企业对外证券投资，可以选择单一的证券形式进行投资，也可以进行证券投资组合。一般来讲，从分散投资风险以及投资收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企业通常选择证券投资组合。企业在选择对外证券投资组合时，常常根据三个要素来进行确定：
1.证券投资风险。“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是市场上投资专家对广大的投资者常用的提醒。证券组合的风险可分为两种性质不同的风险，即可分散风险和不可分散风险。不可分散风险，即是市场风险，是由于某些因素给市场上所有的证券都带来经济损失的可能性。一般市场风险是不能通过证券组合分散掉的，通常使用风险报酬率对其进行补偿。然而，这里的证券投资风险特指的是某些因素对单个证券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可分散风险。一般情况下，企业可通过购买不同风险程度的证券类型，比如股票、基金、债券的多样化组合，也可以通过购买跨行业的证券来降低投资风险，通常情况下持有的证券种类越多，证券组合投资的风险就越小。
2.证券投资的流动性。基于防止企业意外状况时发生现金流量流出的需要，证券投资需要遵循流动性原则。各种具体的不同的证券在流动性上还是有差异的，比如股票的流动性要好于债券，而公债的流动一般又好于地方性债券。证券的流动性与证券持有的时间息息相关，持有时间的长短与其对应的风险及收益肯定是相互呼应的，这是因为不同时间点上时间价值的内在价值不同。这就要求证券投资者对时间因素进行充分考虑，以决定持有长短期证券的数量和比例。
3.证券投资的资本成本。证券的资本成本及证券本身持有的风险问题关系着组合的证券种类。证券投资，常用的分类是债券投资和股票投资。从投资的角度看，债券投资的资本成本和持有的风险明显低于股票投资的资本成本及其风险。对于投资人来讲，债券投资有定期支付固定利息的权利，并且到期归还本金，不能还本付息的风险较低。相比于股票投资，它虽然收益较债券投资高，但同时承担着被投资企业的财务风险，投资企业投资的资本不能归还只能转让，同时股利分配是根据股利分配政策进行的，没有债券投资的绝对的固定利息收入。因此，在资本成本一定的情况下，企业应该选择投资收益最优的组合进行投资。
4.投资主体对风险的规避程度。投资企业对风险的态度不同，有不同类型的证券投资组合，通常情况下分为：保守型证券投资组合、稳健性证券投资组合、进取型证券投资组合。这一要素对于投资企业来讲，主观作用较大，却占据了重要的决策位置。特别是当企业处于成长发展的时期之时，当投资机会来临时，企业管理决策层能否做出有魄力的决策关系着企业经营是否有突破性的转变，是否能为企业打通出一条可发展之路。
对外直接投资决策范文6
关键词：投资决策 税务筹划 经营地点 经营形势 筹资渠道
在集团公司跨国投资以及跨地区组建和运行的过程中，相关的税负及其筹划往往是公司财务决策需要考虑的问题。由于税负通常因投资地点和投资者的身份不同而异，当投资地点可以在不同税收管辖区之间进行选择而且投资对象的组织形式不是唯一限定时，对经营地点、经营形式以及筹资渠道的选择就成为投资决策必须考虑的因素。
一、经营地点的选择
从税负最小化出发，考虑经营地点的选择，通常要关注以下几方面情况：
l.税负总水平。虽然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制度建设上的差距导致投资企业的总体成本水平在不同地区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的地区之间不可比，使得税负总水平与吸引外资未必相关，但是税负总水平对特定类型的投资还是一个相对重要的考虑因素。一般说来，资源导向或出口导向型投资对东道国的税负总水平更为敏感。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资本会流向税负总水平低的国家和地区。
2.主要税种。直接税是由支付者负担的，而间接税虽然由企业支付并影响产品价格及收入总额，但最终却可以转嫁给消费者。因此，税负的总水平主要是针对直接税而言的，在投资决策中主要考虑的税种是所得税，与之密切相关的税种是扣缴税。此外，对于进口税的分析，也往往需要从多个角度考虑。由于进口税通常会附加到产品价格中从而降低企业在当地市场或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低进口税率或免进口税就显得非常有利，而与之相比，高进口税率不但影响企业产品的价格，而且还会导致投资成本的增加。但是，如果外国投资者将向某国出口货物改为市场导向的直接投资，高进口税率在这样的投资决策中则具有积极意义，它可以阻止竞争对手对投资所在地出口商品，扩大本集团的全球市场份额。
3.税收优惠。在其他投资条件相同或相似的情况下，税收优惠自然成为选择经营地点的重要因素。但是，税收优惠的一个悖论是往往不发达地区、劳动力素质低的地区和失业率高的地区税收优惠的力度更大。因此，单纯考虑税收优惠，忽略基础设施和基础制度落后所导致的高成本负担及政治和经营风险，则未必是最佳投资决策，甚至可能造成投资决策的失误。
4.产业政策导向。一些国家以及某些特定地区对特定行业或特定业务提供了较为优惠的税收待遇，例如农业、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研究与开发活动、交通运输业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律设等。
5.特区。实行特殊税收优惠的免税区、保税区、经济特区、技术开发区等，在投资地点的选择时应优先考虑。有的跨国公司为了实现全球税负最小化的目标并便于在海外调拨资金，往往在国际主要避税港设置旨在转投资的子公司，以降低从其他国家子公司获得的股利的税负以及其他收入的税负，并减少海外资金调拨的难度。在税负水平低、资金调拨限制少，实行属地原则的英属维尔京群岛和我国的香港等地，这类公司相当多。
二、经营形式的选择
从税负最小化出发，考虑经营形式的选择，主要涉及的问题是在投资所在地建立相对独立经营的子公司还是设立属于母公司业务延伸性质的分部或办事处。通常，建立子公司可以享受税收优惠，而建立分部或销售点则不能享受税收优惠。当然，经营形式的选择还应当从海外业务发展总体战略筹划出发来考虑，不能单纯从纳税的角度出发来决策。
（一）拟设立子公司
在考虑设立相对独立经营的子公司的情况下，基于税负最小化的考虑，需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l扣缴税率以及扣缴税的实施范围。扣缴税（withholding tax）是投资所在国对非居民收入课征的税种，主要课征对象是汇往国外的股利、利息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技术协助费、技术诀窍使用费、母公司管理费等。由于它不能转嫁，因此是一个较容易发生相应避税行为的税种。一项关于跨国公司在欧洲经营的调查表明，绝大多数回应者认为扣缴税是对外直接投资的最大障碍。因此，一些国家在税收优惠规定和国际税收协定中对扣缴税制定了相应的条款。
2.税收优惠的种类和力度。税收优惠是吸引外资、降低失业率、促进技术进步、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工具，也是转型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广为实施的政策。亚历克斯·伊森Alex Easson）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的主要形式如下：①所得税免税或降低税率；②减免税期；③投资贷项、投资补贴和加速折旧；④特别扣减，指对促进出口或对外国客户服务业的一些费用在所得税计税环节的特别扣减或双重扣减，例如马来西亚对旅游业和员工培训费用的双重扣减，某些国家允许对研究与开发支出进行额外的扣减；⑤再投资补贴，指按再投资额免税或按再投资额的比例扣减应税利润；⑥只用于技术转移目的的贷款利息、技术使用费或技术协助费以及免税利润上的股利支付额的扣缴税减免；⑦个人所得税、工薪税和社会保险统筹减免；⑧财产税减免；⑨主要针对资本商品的进口税和关税减免。
税收优惠的实施，往往附以特定的前提条件，诸如投入外资的规模、外资参入的程度以及企业的组织形式。享受税收优惠，需要注意一些问题：比如就减免税期来说，主要是对所得税而言的，各国的规定长短不一，长的可达20年，短的仅仅一年而已。减免的程度也往往有很大差别，有的是所得税全免，有的只免除一定的比例，有的可能还减免相关的税种如扣缴税）。同时，减免税期开始的时间规定也很重要，在投资决策的过程中必须准确把握这一点，否则极有可能导致实际的投资效益与预期大相径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