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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子女教育问题范文1
关键词 务工人员子女 心理教育
中图分类号：G62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661（2017）03-0018-02
教育专家指出，农民工子女进城后，如何让他们在全新的环境里适应城乡差距，如何帮助孩子们身心健康成长，是摆在教育面前更大的难题。
我校是沾益区直属小学。2015年秋季，我校在册学生人数2046人，其中农村户口学生1506人，占学生总数的73.6%，接纳外省外县务工人员女人数368人，占学生总数近18%。从数字看出：农家子女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在我校教育的比重逐年增加。
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特殊就在于他们生活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缝隙中，是一个相对的弱势群体。这个群体的教育成败直接关系到整个学校教育工作成绩。如何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教育，这对我们学校来说必须研究课题。
一、农民工子女心理问题的原因分析
1.社会环境的影响
农民工子女一般生活在乡村，接受的是相对不完善的基础教育，形成了能适应当地风俗生活习惯、道德文化水平的性格特点。这种早期性格一经形成，将来很难改变。他们的父母进城，面对的是生活习惯、风俗习惯迥异的社会，他们在情感上产生了较大的落差，心理上的失落感和不适应也就在所难免。农民工由于地区差异，来到城市后，受到当地居民的歧视和排挤，人们用有色的眼镜来看待他们，把他们当作特殊的群体，这样，这些农民工的孩子自然也无法融入当地的社区，孩子就有着“我要回家”“我要报复”等强烈的思想意识，有意无意间都有所流露。而且，农民工及其孩子把本土落后的风俗习惯和不良的生活方式带到现居地，甚至还在当地的社区里有一些犯罪行为，加深了当地的居民对他们的歧视。这样，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更是把孩子推向社会的对立面。同时农民工子女的居住环境拥挤、狭小、不卫生，特别是学生缺乏可以静心学习的必要环境和条件。这对学生的学习成长是不利的。
2.农民工子女的前期教育相对落后
由于农民工原住地经济相对落后，加上所就读学校绝大部分规模偏小，学生又散落各地。因此，不管是办学条件，还是学校管理、师资水平，与市区学校存在较大的差距，体现在教育质量上是非常明显的，基础知识不扎实。在教学中，发现插班中、高年级的却不会汉语拼音、不会拼读，写的字不成形，作文无从下手，有的作文交上来也不过三五句；在数学上，连笔算都过不了关，更不要说什么应用题的审题、列式，几何知识的学习掌握了。在教育质量上，农民工子女与当地的学生相比，差距悬殊，给了学校非常沉重的难题。
3.家庭教育的缺失
有专家曾经说过，没有亲情的教育是残缺的教育，而父母的关爱是其他任何亲情都无法替代的。农民工子女的父母本身的文化水平不高，又忙于生计，既没有闲暇时间有意识地、系统地培养孩子良好的行为习惯、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也没有多少能力全面地塑造孩子良好的思想品质。父母日出而出、夜深而归，或者一日三餐，来去匆匆，和自己的孩子说不上几句话。这些孩子瘦弱的肩膀不但要挑起料理自己生活的担子，还要照顾比自己年幼的弟妹，“上学背书包、放学背弟妹”，对他们而言是家常便饭。农民工忽视了他们的孩子还是需要引导、需要教管的渴望关爱的未成年人！
结合调查和班主任的家访，我们了解到农民工大多工作不稳定，流动性大，没有固定场所，多数临时租房居住。有的租住地离学校较远，学生上学不方便，学校与家庭的联系也不方便。这些均造成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不能很好的结合。
二、有针对性地对务工人员子女进行心理辅导
（一）高度重视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采取具有针对性的教育措施
1.要真诚地爱每一个学生。白居易说过：“感人心者，莫先乎情。”爱是教育的前提，作为教师，首先要端正思想，“脱下有色眼镜”，努力走进农民工子女的心灵世界，对他们“多关爱一点，多理解一点，多帮助一点，多宽容一点”，用真诚的心去和他们建立一种友好、平等的关系。让他们明白老师心中永远有他们的位置，老师永远都在关注他们。“亲其师而信其道。”当我们以平易近人的姿态同他们共享喜怒哀乐，以真诚善良的心灵为其示范领航时，他们自然就会消除恐惧、自卑的心理，主动地向我们吐露心迹、敞开心扉地亲近我们，从而接受我们的教育。实施农民工子女入学的关爱行动，让农民工子女也享受学籍管理政策，减少繁琐的学籍入籍手续，在学生干部竞选等与当地学生同等对待。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做到教学公平，用同样的态度和期望来看待农民工子女，热爱和关心每一个农民工子女，对他们充满信心和希望。在对学生的评价、评选优秀学生、参与竞赛选拔等活动中，将民工子女与当地学生同等看待。同时，教育本地学生与他们交朋友，真诚对待这些外地同学，在言语、行为上不歧视他们，热情地帮助他们解决生活、学习上的困难。
2.要在班主任工作中增设农民工子女心理教育内容。班主任不仅需要了解班级内农民工子女的一般情况，而且应当密切关注他们的思想动态、情绪变化和心理需求，增加情感投入，让他们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和心理归属感，把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健康教育作为班主任日常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学校还可开设心理教育课程，我们知道，在学校教师是解决农民工子女心理问题的主力军，教师可以通过谈心法、情境再现法、榜样示范法、讲座辅导法等方法，对农民工子女进行科学的心理辅导。如对不自信的学生，我们首先采用激励的方法增强他们的自信，学校开展每月创五星活动，让学生自已推选你认为表现优秀的同学，可以是学习、行为、文明礼貌等方面，然后在掌声中通过，优秀事迹展示在校橱窗内，这可以使许多学生渐渐地由原来的不自信无言转化为自信。在课堂提问时，如果学生回答正确，可以让全班同学给他们热烈掌声，增强学生当众发言的勇气。
（二）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协调各方面力量关爱农民工子女心理健康问题
农村子女教育问题范文2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全国近70%的人口约7.2亿居住在农村。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实现，取决于农村人口素质的提高，而高素质的劳动者和专门人才的培养只能依靠教育，大力发展农村子女教育，是从根本上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户问题的关键所在，是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根据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农村的实际需求，探索农村子女教育发展的途径与策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主要研究内容及方法
（一）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以黑龙江省为研究对象，通过对黑龙江省农户对教育的投入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我们通过一些调查取得的数据进行统计聚类分析及层次分析，研究农户对子女教育的投入的问题，发现其规律性和问题，并提出若干的可行性建议，为制定发展和改革策略提供理论依据。
（二）主要研究方法
研究农户对子女教育的投入的变化趋势，首先要研究这两个问题：影响农户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变化的因素是什么，未来的变化趋势如何？面对农户对子女教育的投入的变化趋势政府和农户应采取哪些措施，以及农户对子女教育的投入要进行哪些调整？在农户对子女教育的投入的问题研究中，我们采取的主要研究方法，应是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只有通过对农户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大量客观现象和历史数据的实证分析，揭示其问题的本质，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才能提出科学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经济目标。我们在下一步的研究中，将依据国家政策和规划目标提出自己的价值判断，力求对农户对子女教育的投入和国家政策的改革贡献力量。
三、农村收入分配与农户对子女教育的投入的现状分析
（一）农村收入分配
笔者等一行8人经过6个村庄，调查273家农户取得收入来源的数据，并结合村委会的统计的资料，进一步了解农户的收入的来源，耕地占收入的73.71%，打工（仅外出务农）占1.78%，打工（农闲务工）6.74%，银行存款收入0.78%。我们得知，农户的收入还是以耕地性的农业收入为主，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重其次，储存性财产收入比重最少。如果农户想取得更高的收入，就要采用耕地与农闲务工相结合的方式。
对于农村收入的分配，我们也同样做了大量的调查，农户的收入分配方向主要有教育投入（a1）、生活费用（a2）、购置农业用品（a3）、医疗（a4）、银储（a5）五类分配，且农村子女教育投入是我们研究的主要问题，得出6个村的收入及其分配（见表1）。
由表1我们可清晰地可以看出，农户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无论在什么方面的投入都有所增加，尤其是子女教育的的投入更为明显，从2006年的人均投入696.71元，到2009年的人均1131.66元及2010年的人均1350.15元，增加特别多。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先后对于2006年同期环比增长分别为25.4%、41.2%、62.2%、93.8%，而对生活费用的分别为8.4%、14.6%、25.2%、32.2%，通过表1及上述的数值，我们了解到农户对子女的教育还是非常的关注，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子女通过教育成为一个有才能的人，更好地为农业服务。
（二）农户对子女教育的投入研究分析
我们通过实地调查并且在农村合作社，储蓄等农村金融服务机构所得到了这几个村的收入状况水平，并且做了统计分析，从表层数据上可以看出，农户对子女教育的投入与农户人均收入呈正向相关。农户的人均收入在逐年的增加，而增加的幅度较大，农户对子女教育的投入也在增加，增加的幅度通过计量经济学的一元回归分析方法判断而得。
1、用计量的方法分析农户对子女的投入量
根据西方经济学理论，国户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可分为消费和储蓄两部分，对于农户来说主要有教育投入（a1）、生活费用（a2）、购置农业用品（a3）、医疗（a4）、银储（a5）。
即：Y=C+S=a1+a2+a3+a4+a5
其中：a1、a2、a3、a4属于消费（C）部分，a5属于储存（S）部分。
针对农户对子女教育的投入与农户收入之间的关系，我们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两者的关系进行模拟和分析。
模型原理如下：
一元线性回归模型为：
Y＝β0+β1X+ε
其中：Y为被解释变量，代表农户收入；X为解释变量，代表农地流转面积；β0为截距，β1为系数，两者均为待估系数；ε为扰动项，体现了Y的变化中没有被X所解释的部分，即除X以外其他所有对Y产生影响的因素的综合体现。
我们将相关数据利用EView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下：
农户人均收入和农户对子女教育的投入的关系：
Dependent Varible：Y
Method：Least Squares
Included observations：5
Y=“农户人均收入”
X=“农户对子女教育的投入”
Y=1931.485+0.21873X
R2=0.95305
显著性检验结果（见表2）表明，R2值和调整R2值均在0.8以上，说明模型系数较为显著；F统计值很大，说明方程整体拟合良好，这表明每人每增加1000元的收入，对教育的投入会增加218.7383元，并且对ε为扰动项干扰因素的增多，农户对教育投入的不稳定性较强，增加的趋势很明显。
2、产生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增加的原因
我们调查了建兴村、长胜村、三合村各86户共258户农民，关于农户送子女上学的目的，我们根据马斯洛需求原理对此分析，归纳了农民对子女教育增加原因主要体现在三个理性方面方面，并且对此进行分类分类，可以把农户对子女教育投入行为分为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
第一，农民的生存理性，生存理性就是人们追求生存第一，以追求生存需要的满足为目的。“这种理性首先考虑的是安全第一的生存原则，而不是追求效益的合理化和利益的最大化。”马斯洛把生理需要作为人的基本需要，而生理需要就是吃、穿、住、用、行等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所必需的内容。毋庸置疑，这些生理需要在所有需要中占绝对优势。所以，农户对子女教育的投入的主要目的在于是在将来子女有一定的生存能力。
第二，农民的经济理性，经济理性就是以最小的代价追求最大化的经济利益（效益）为目的。从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发展至今，经济理性内涵经过了从完全理性到有限理性的转向，并从经济学向其他学科领域渗透。中国农民历来不缺少经济理性。所以，农户会以发展子女教育为主要目的，让自己的子女拥有一定的经济地位。
第三，农民的社会理性，社会理性是基于社会学对经济理性的修正和发展而提出的，强调人是追求自我的满足和效益最大化，并按照增加满足的方式行动。“理性行动者应用的行动原则十分简单：最大限度地获取效益或提高满意程度。”
四、针对农户的教育投入行为的对策
（一）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的多元化
大多数人都清楚，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主要看的是学生数量，这就导致城乡教育进一步拉开距离，对此，建议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要多元化，按照权数平均的方式，对发达程度不同的地区，农村和城镇都要有不同的数目的教育经费。从而使国家的整体教育水平达到一个平衡，使人口综合素质整体得以提高。
（二）重构教育经费来源格局
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是教育经费的主渠道。其占教育经费总额比例，应不低于60%。国家一直在争取教育投入占GDP的4%，希望这个目标可以实现。开征为教育服务的各种税种，以强制手段筹措教育经费。学费实行非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按培养成本的一定比例缴费上学。
农村子女教育问题范文3
随迁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和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引起热议并逐渐成为一种现象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一方面关注的是随迁子女是否合理拥有城市的教育资源，另一边则是如何使受教育的程度得到稳定的实施，教育质量的保证。在我国由二元化社会向全面统一发展之间，首先应该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的分配问题。我国的有关部门也针对这些问题分别做出了相关的部署和政策出台。2008年，国办转发教育部、中央编办、公安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劳动保障部“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
2013年初，教育部联合五部门下发了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等指导性的文件中可以看出对对政策的落实都有强制性的要求，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不仅在原籍还是流入地都应该一视同仁，不因环境的差距造成教育机会的不公平。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两免一补政策的出台等。加大教育经费的投入和丰富资源配置不仅是化解由此而来的矛盾的一种手段，更是表明了我国政府对待这一问题的政治责任感。
据有关数据表明，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1393.87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1035.54万人，在初中就读358.33万人。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生中农村留守儿童共2271.07万人。其中，在小学就读1517.88万人，在初中就读753.19万人[1]。
而且随着我国对大中小城市的重新定位和新建城镇的聚合力加强，将有更多的随迁农民工子女进入到城市教育资源的份额中来。本就稀缺或参差不齐的现状将面临重大的考验。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是这方面必须解决的重点之一，而能否妥善保障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才是务工人员入城后市民化的先决条件。
在我国的大中城市普遍实行的是划片就近入学的方式，这一方式的好处是赋予了地方教育部门合理的规划了户籍所在地学生就近入学的实施办法，这在我国的《义务教育法》中有了明确的规定，但是据20世纪80年代中期制定以来已经经过了20余年的时间，随着我国经济中心向东部及沿海地区迁移，人口的流动变大，更多的流动人口转移到了城市，随迁子女的数量也在变大，这也增加了城市的承受程度，这样而来的是一系列民工子弟学校和寄宿制学校的建立，也就是说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在一定程度上没有享受到和城里孩子一样的教育水平，影响了“依户籍所在地入学”。
作为农民来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原来在有土地的基础上，可以稳定自己的生活。进入到城市之后住房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和随迁子女的教育是主要难点。从时间上来看，从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工开始进城到家属子女开始迁居城市谋求新的发展，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发家致富的愿望。这期间也经历了一个认识的过程，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城市生活新鲜，新事物多，虽然面临支出巨大、举目无亲等问题存在，但考虑到以后留给后代的可上升的空间广阔，还将有众多的外来人口怀揣梦想进入城市中来。进入到城市之中与城里孩子共处一室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沟通交流的问题。一边是见惯了高山田川，一面是整日生活在水泥楼房之中，首先沟通上就缺乏共性，难免造成农民工子女被孤立的情况发生。张跃进（2011年）认为，“农民工二代”随同父母迁居城里，但是仍长期处于城市社会体系之外，难以融入。对城市社会的的主流价值观念和体系也不能接受，甚至有的还存在着或多或少的抵触情绪。在这种背景下相同经历人群的聚集如果得不到合适的管理和引导，就容易产生社会问题[2]。在这里，我们的教育机构往往是缺乏实际的经验和成果来对外来人员子女进行辅导和咨询，使他们能够首先建立和城里孩子交流桥梁的。
早先，因为户籍政策的限制，我国原则上是按照就近入学、户籍所在地入学来制定规章制度的。而现在看来，这种原则的界限在逐渐的被松动，而且不符合我国现在人口流动的规律。在实施城镇化教育工作的推进时我们对于实际教育状况的了解更是有待提高，关键一点就是我国长期以来的城镇居民子女教育政策制定上是没有预留外来人口激增打来教育资源紧缺的相关应对措施的。一些民办或以民工子弟名义成立的学校出现就可见一斑。而这些学校因为缺少属地政府财政的支持，在软硬件上都不足以和城市学校形成竞争，孩子们的教育质量也打了折扣，成了类似“托儿所”的怪胎。总结来看，主要问题集中在。
一是农民工收入普遍较低，文化水平不高，城市生活成本较高也制约了他们将来家庭规划的步骤和合理性，子弟学校成了一种廉价的教育消费。从受教育的程度上来看，农村孩子和城里孩子一样，都要接受9年制的义务教育。由于中小学校教育制度的最终出口是通过中考和高考提供均衡的义务教育，所以解决出口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农民工子女（新城镇子女）的在教育问题是否享受到了和城里孩子一样的待遇，既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等等。在经济社会成果显著的今天，有必要将这一政策的落实作为衡量地方政府政绩的考核指标。尤其是督促各地落实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的方案。
二有城镇居民教育普遍属于按照行政区划就近入学入托，对于外来人口因为户籍的限制不能够享受到这一教育福利带来的实惠，没有对教育资源的选择权。
三有外来人口为主的学校软硬件和师资的配备缺乏统筹和经费补贴，在较近的地区里显现出了教育的不公平因素。例如，徐丽敏博士（2009）[3]认为，在社会资本融入的问题上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的社会交往较少，在心理融入上存在着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歧视观念，由此造成了农民工子女在心理上对城市教育的融入不足。
笔者阅读相关资料发现，现在我国城市、城镇中存在这样一种现状。既城镇居民子女和农村外来人口子女教育质量有出入的问题是相当普遍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普遍因为地方环境限制，普遍就读于农民工为主的子弟学校身份，而城镇居民子女则享受公立、民办学校教育。因为固化了“圈子”和“阶层”让很多人产生了心理上的落差，对就学儿童的心理而言是足以能够影响她们今后成长的。熊易寒博士认为（2010年），对于学生而言，前者的师资、硬件等办学条件差，且教学质量落后于后者；前者是城市中的“孤岛”，学生鲜有机会接触本地青少年，后者则或多或少的有接触[4]。原因针对外来人口相关政策的制定和落实不仅关系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社会经济稳定，而且也是城镇化扎实推荐的合理布局。笔者通过分析外来人口尤其是外来农民工子女的就学状况后发现主要存在以下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1．入学资源的合理性没有充分顾及到这一部分群体的实际情况，缺乏整合资源的政策。
2．户籍政策的限制，当地方教育资源稀缺或紧张时更容易导致外来农民工的子女得不到公平教育的保障。公共财政的支出不能够保障服务于这一群体工作人员（例如村办、民办教师）的薪资和各项社会保障。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就学费用的减免、师资的配备、培训教育专项资金的投入、硬件设施的建设。
3．将教育贡献与投入纳入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考核的指标；受教育的支出成为一种负担，而如何能够通过收入的提高给予这部分低收入群体的人以财力支持还有待加强，尤其是不应该将这一部分的支出变成地方政府因财力负担加大而拒绝执行的理由。
4．区划问题使得学校陷入三不管的境地，推诿对相关学校扶持的责任。
5．就学人员的固化造成了阶级的再产生，影响社会的稳定。
对于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财政补助问题，笔者建议可以参考我国于2001年开始试行的“两免一补”政策，该项资助政策的初衷是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学生就学实施的一项资助政策。实行内容主要是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除杂费、书本费、直到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的政策，相关费用的划分主要由中央财政负责提供免费的教科书，地方财政负责免除杂费和补助寄宿生生活费等。而且取得了较为良好的效果。延伸研究可以从此政策的推出上建立一套紧贴实际的外来人口子女就学补助相关的公共政策。出台这样的政策也是促进农村义务教育持续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鉴于务工人员和农村受教育人口的一致性问题，应该在外来人口子女随迁数量多，且具备功效的地区或城市实施相应的财政政策对这一部分弱势群体进行补贴，资金也可以实行效仿“两免一补”实行专户管理和集中支付的模式。而且有必要将此类地方支出的合理性和成效计入地方官员的政策考核加以监管。逐级的财政拨付在最终环节应该确认受助学生-学校-县一级的财政教育部门备案等。
随迁农村子女能够在城市得到良好的教育环境，不仅仅是我们所提倡的人人享有得到平等教育条件的体现，而且还能稳定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条件安心服务社会。有专家学者提出对一部分早先教育程度不高的子女可以适当接受民政部门组织的职业培训或加以补助直接进入技术学院、职业学院深造的建议笔者是很赞同的。眼下我国对职业技术人才需求越来越大，而城镇人口对待职业教育还总是一副“有色眼镜”的思想，应该通过沟通和指导使得一部分义务教育后的子女进入到这个环境中来后，这也要求我们逐步的提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不断提高农民工子女的助学保障水平，提升他们的自身素质。能够学到一技之长在城市有一份自己的工作和天地。
农村子女教育问题范文4
关键词：失地农民；生活保障；实地调查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1-0041-03
一、泮水村实地调查
泮水村位于衡南县西南边陲的湘江河畔，是衡南、祁东、常宁交界之地，也是衡南县最偏远的村落之一，交通不便，自然条件差，资源极为缺乏。近尾洲水电站坐落在泮水村，电站修建过程中泮水村大量的农用地和山林都被占用为建筑用地。由于近尾洲水电站的修建，近尾洲9个村65个组800多亩稻田被淹没，人均耕地最少的不到1分地。笔者分别两次对泮水村失地农民进行了调查，下面从年龄和学历构成以及土地征用、土地流转和就业等几个方面介绍失地农民的基本情况。
（一）样本的年龄和学历构成情况调查
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41.39岁。20岁以下的有7人；20～30岁的有29人，30～40岁的有12人，40～50岁的有26人，50～60岁的有17人，60～70岁的有9人，70岁以上的有6人。其中60岁及以上的共有15人，约占调查样本的14%。
被调查者的学历结构：没上过学的不识字的失地农民约占样本比例的4%；小学文化水平的约占样本人数的28%；初中文化水平的约占样本人数的50%；高中（包括技校和职业高中）学历的约占样本比例的15%，而高中以上学历的受访者约占样本比例的3%。由此可知，泮水村的失地农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初中学历者占比达到一半以上。
（二）关于土地征收情况调查
泮水村土地征收主要用于近尾洲水电站及其附属设施的修建，征地用途较为单一。20世纪80年代泮水村的征地多为零补偿。直到1993年才规定稻田、旱地、山林地、空歇地分别按7 000元/亩、4 500元/亩、3 000元/亩和2 000元/亩的标准对失地农民进行赔付。住宅地征用的补偿标准按房子的面积和材质来确定的，其中红砖房以120元/平方米，土坯房以60元～80元每平方米不等的价格赔付。在此基础上还给移民户划分宅基地，并解决他们的城镇居民户口。
在征地过程中对于失地农民的补偿方式大都采用货币补偿方式，除了大雅堂30户失地农民因为房屋和农用地全被征收，所以还享受了住房安置① 和户籍变更政策。
（三）关于失地农民就业情况的调查
在走访中我们对于失地农民的职业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务农的有26人，正常就业的有63人，其中在外地打工的有57人，而赋闲在家的有17人。外出务工人员中80%以上是临时工。男性失地农民主要从事的工种为建筑工、煤气配送、保安等工作。而女性失地农民外出务工一般都在加工制造厂的车间流水线上工作或者从事家政劳务工作。
从受访者的月工资情况来看，外出务工者中选择工资标准为800元以下的有2个人，工资标准在800元～1 000元的失地农民有8人，月工资在1 000元～2 000元的有14人，而选择工资标准为2 000元～3 000元的人数最多，有17人。工资标准在3 000元～4 000元的有8人，选择工资标准在4 000元～5 000元的有5人，月工资在5 000元以上的有3人。取各组数据中数，进行普通加权平均后计算出来的平均工资为约为2 417元。
在关于工作时间的调查中，外出务工者选择“工作时间在8～10”小时的人数最多，共有39人。还有6人选择工作时间在10～12个小时。而工作在8小时以内的人数为8人，另外有5人选择工作时间在12小时以上。
总体而言，失地农民多从事稳定性低、低技能、重体力、较长工时的工作。工作的可替代性强，作业风险也较大。
（四）关于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调查
结合回收的问卷和访问记录，我们发现被访问者中90%都购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被调查样本中购买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有78%。移民户只有20%的人购买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有少数几位外出务工失地农民表示他们参保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
在访问中，我们还特别关注了失地农民中的低保人群。从一名被访问的失地农民那里，我们了解到2011年该农民一共领取了960元低保救济金。对比泮水村和全国其他城市的农村低保标准（见表1）：
从上表中我们不难看出，泮水村的农村低保标准远低于各大城市的农村低保标准。
二、失地农民面临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通过两次实地调查对泮水村失地农民的情况的了解，我们发现目前的泮水村失地农民生活现状存在一些明显的特征：
（一）分异现象较为严重
根据社会分层理论我们发现土地征用后泮水村失地农民的内部出现了分异现象。本文中以相对生活水平的变化作为衡量的标准，选取家庭的平均收入代表生活水平这一变量来分析失地农民的分异现象。
调查情况显示，生活水平上升的失地农民约占样本的56%，而收入维持稳定的失地农民约占样本的33%，收入下降的失地农民则占样本的11%。
分析出现失地农民分异现象的原因。部分泮水村失地农民相对生活水平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1）是否顺利实现再就业；（2）获得非农收入的能力；（3）社会保障是否完善。
（二）留守问题严峻
我们在开展调查的过程中一个特别深刻的感触就是，留守儿童和老人多。在调查中我们了解到，自从土地被征收后，外出务工就成为了当地的一种趋势。原本土地拥有量就少，被征之后更是所剩无几，另谋生计势在必行。
大量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其中留守儿童和老人问题最为突出。很多小孩从一出生就由爷爷奶奶抚养，由于缺乏父母的关爱和合理的家庭教育，导致小孩出现各种不健康的行为习惯，不仅影响孩子们的成长和发展，甚至会危及社会的安定。
留守老人的问题主要是在于心理困境。一是严重的自我否定。由于没有经济来源，在家庭事务中没有话语权，家庭地位下降。二是留守老人的精神压力较大。由于一家的主要经济收入者在外打工，而且从事的又都是一些比较辛苦比较危险的体力活，所以老人会比较担心。同时对于家里留守儿童的照顾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困扰与压力。
（三）生活保障不足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失地农民交付一定比例的保费就可以享受的社会保障最主要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但这类保险的保障程度低。而关于失地农民就业培训、知识技能学习等非农产业的素质教育的保障措施几乎没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但受益面窄。失地农民主要的生活保障仍然是依靠家庭自保和亲戚间的互助完成，风险没有得到有效的转嫁，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不足。
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不足主要表现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最低保障标准偏低、其他的配套保障措施不全。
至于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政策，虽然相比于农村养老保险而言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保障又略高一些，但由于受益面窄，整个泮水村近1 200人，仅有34位享受低保的农民，受惠比例不到3%。
三、泮水村个案经验对解决中国失地农民问题的借鉴
失地农民是一个比农民更为弱势的群体。他们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很大的牺牲。因此，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要坚持“效率和公平相互协调的原则”，力求实现整个社会的发展而不要把这些弱势群体扔下不管。从调查的结果来看，很大一部分失地农民因为文化程度低，长期从事农业生产且无其他非农技能，造成他们在其他工作岗位上的竞争劣势，加上适应能力弱或子女教育或身患疾病而生活在贫困中。鉴于泮水村失地农民的个案研究经验，笔者对解决中国失地农民问题的途径进行如下探索：
（一）利用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解决失地农民问题
从泮水村失地农民调查的资料来看，100%的失地农民都是依靠自己进入市场寻找再就业的机会，而他们的就业信息来源仅仅是亲戚、朋友或者同乡之间的交流。而依托熟人之间有限的信息来源不仅限制失地农民的工作地点，也局限了他们可选择的工种。政府处理失地农民就业问题如果偏向于选择由市场自行解决的话，将不利于失地农民的再就业实现。
至于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问题，要想完全依靠市场来解决既不合理也不现实。首先，大部分的失地农民没有能力为自己的生活提供全面的保障。再次，社会保障本是国家利用再分配来调节贫富差距的，所起的作用是为那些生活遇到困境的人们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因此，不能完全依赖市场，必要时需要运用国家调控手段。
从对泮水村的失地农民的情况来看，失地后，农民并没有因此而获得政府或村集体提供的生活保障，生活保障水平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因为在原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下，来自土地的保障消失，而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的变化也导致邻里之间的互助保障弱化。同时由于失地农民从事的不再是传统农业活动，新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性质也导致他们面临的风险更大，因此，生活保障水平总体呈现下降的态势。
失地农民生活、就业问题都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处理不合理将会产生严重的社会影响。解决失地农民就业与生活保障问题要坚持统筹兼顾，打好“市场”和“计划”这两张牌，对于那些市场解决不了、而又关乎失地农民群体重大利益的问题，政府必须使用“计划”手段进行干预与管理，这样才能帮助失地农民这一弱势群体维护切身权益，帮助失地农民在城市立住脚、扎下根，更顺利地融入城市主流，共享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
（二）健全完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制度
1.完善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对于生活水平处于贫困线以下的家庭而言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救助。从目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受益人群还是局限在五保户和极个别的贫困户，受益面非常窄。泮水村的调查数据也显示，在总人口接近1 200人的村子里，享受低保补助的只有34人，这34人中还包括了全村所有的五保户。如此低的覆盖比例根本不能真正实现保障失地农民最低生活水平的目标。最低生活保障在帮助失地农民顺利度过角色转型有着重要的意义，该保障能缓冲他们的生存压力，使这部分人群不至于在生活困难时期处于无助的境地。因此，国家应该考虑为有需要的失地农民提供最低生活保障。
2.健全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制度。截至2011年底，泮水村60岁以上的人口占全村人口总数的比例已经达到了31.9%，呈现了严重的老龄化现象。而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也了解到，有50.9%的被调查者表示目前最担忧的问题就是养老问题。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泮水村失地农民的养老基本上是依赖家庭成员互助，由儿子完全承担为父辈养老的义务。但完全依靠家庭养老，会存在不少问题。一方面家庭经济的波动会给老人的养老带来影响，不利于维持其正常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养老费用作为家庭支出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增加了作为晚辈的年轻失地农民的生活压力。因此，有必要建立适合失地农民实际情况的养老保险体系。可以在“新农保”的基础上增加其他类型的养老保障。建立适合失地农民的保障制度，要确定保障资金的筹集和缴纳，以期提高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水平，解决失地农民的后顾之忧。还可以通过政府政策介入适当引入商业保险，采取团体险的形式投保，这样失地农民既能获取保费上的优待，又能得到较高水平的保障。
3.完善失地农民就业保障。建立完善失地农民就业保障制度对于实现失地农民顺利就业，帮助其快速走出生活困境有着重大的意义。据泮水村失地农民反映，在他们选择工作时遇到的困难有：就业信息不灵、就业渠道不畅、职业技能不足。其中就业信息不灵通是影响他们实现充分就业的主要原因。这三个问题导致失地农民闲置率较高，或者即便找到了工作再次失业的几率也很大。因此我们要针对失地农民的具体情况来做好相关的工作。首先，在征地之初相关部门就应该把就业保障纳入对失地农民的安置工作中，对符合条件可以进行招工安置的尽量实行招工安置，这样既满足用工需求也解除了失地农民的“失业”问题。其次，要加强对失地农民的就业指导。帮助他们获得就业信息，同时鼓励他们积极寻找就业途径。对于不同年龄不同学历的失地农民给予不同的转岗培训建议。对于一些创业的失地农民，应该利用农村金融系统给失地农民提供利率优惠的小额信贷，畅通他们的融资渠道。最后，应倡导社会企业积极吸纳失地农民工，可由村委向有用工需求的企业进行沟通，将职业技能培训与就业相结合，为企业提供适销对路的人力资源。
4.保障失地农民子女进城受教育的权利，提供公平合理的教育资源。失地农民子女的教育问题不容忽视。结合泮水村失地农民子女教育问题，笔者觉得我们应该从两个方面出发解决失地农民子女教育问题。一方面要打破限制失地农民子女随父母入城受教育的壁垒，提高接受农民工子女入学的相关学校的教学质量和教学环境。另一方面就是提高当地的教育水平。对于征地当地的教育资源应该加大投入力度。在农村的教师的任用上需要严格把关，对从事农村教育的人才要有一些硬性指标，比如对任职者的学历设置下限，以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并采取竞聘上岗年度考核制度。定期对从事农村教育的老师们进行培训，提高他们的授课能力和心理辅导能力，为失地农民子女身心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
参考文献：
[1] 杨涛，施国庆.中国失地农民问题研究综述[J].社会科学研究，2006，（7）.
[2] 刘云海.边缘化与分异：失地农民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7：30-38.
农村子女教育问题范文5
[关键词]家校合作；留守儿童教育；障碍；克服
[中图分类号]G5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712（2013）07-0009-05
一、家校合作是整合留守儿童教育中家庭和学校教育力量的有效方式
留守儿童是我国当前快速城市化背景下伴随农民工问题出现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随着农民工规模的不断扩大，留守儿童数量也在随之逐渐增长。全国妇联2008年的《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5800万人，其中14周岁以下的农村留守儿童约4000万，留守儿童占全国农村儿童的28.29%。[1] 留守儿童由于与家长长期分离，亲情缺失，其心理、情感以及人格的发展容易遇到问题。范先佐在调查和访谈的基础上发现，留守生活对留守儿童心理和情感方面会产生诸多负面影响：（1）柔软无助；（2）自卑闭锁，自暴自弃，丧失信心；（3）寂寞空虚；（4）盲目反抗或逆反心理；（5）对父母充满怨恨，少数孩子认为家里穷，父母无能耐，才会出去挣钱。[2]2004年公安部的调查显示了两个“大多数”：全国未成年人受侵害及自身犯罪的案例大多数在农村，其中大多数又是留守儿童。[3]因此，留守儿童教育成为当前我们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家庭和学校是留守儿童生活的两个主要场所，家长和教师共同肩负着留守儿童的教育责任，家校合作是整合留守儿童家庭和学校教育力量的有效方式。但是，由于留守儿童家长外出务工，不能提供和子女相处的时间和空间上的保证，家庭教育功能在弱化。与此同时，由于当前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政策的实施，以及寄宿制农村中小学数量的增多，留守儿童在校时间延长，学校承担的留守儿童的教育责任在逐渐增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于学校来讲，联合家庭教育力量，建立家校合作体系是留守儿童教育的必然选择。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家欧内斯特・L.博耶在《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演讲》一书的《基础教育》报告中指出：“最近我们听到不少有关学校失败和教育革新的议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坚定地相信失败的不是学校，而是学校与家庭、社区及宗教机构的伙伴关系。”[4]在留守儿童教育中，加强学校和家庭之间的合作，可以使教师和家长在教育思想和认识上达成共识，信息的沟通和交流畅通无阻，加强相互之间的理解和支持，共同为留守儿童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和氛围。
二、留守儿童教育中家校合作存在的障碍
虽然家校合作是整合留守儿童教育中学校和家庭教育力量的有效方式，有助于促进留守儿童的健康成长，但是，留守儿童教育中家校合作还面临着诸多障碍，具体表现在观念的偏差、时空的限制和家校合作组织不健全等方面。
（一）观念的偏差
从留守儿童家长方面来看，不利于家校合作的观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留守儿童家长对家校合作意义的认识存在偏差。留守儿童家长普遍存在一种心态，认为“养”是家庭的责任，“教”是学校的责任。当他们把孩子送进学校之后，意味着把孩子教育的责任全部托付给了学校。这种认识导致的结果是家长一般不会积极主动联系教师，了解孩子在学校接受教育的情况，而且，如果孩子在学校出现问题的话，他们往往会把全部责任推卸给学校和教师。其次，留守儿童家长对家校合作内容的认识存在偏差。儿童的发展是一个整体性的发展过程，包括他们的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方面的全面发展，涉及他们的学业成绩、同伴交往、身体心理、审美能力等方面。在家校沟通中，留守儿童家长理应对孩子各个方面的发展状况的信息同学校和教师进行交流，从而达成统一认识，促进孩子全面健康地成长和发展。然而事实上，留守儿童家长更注重的是孩子的学业成绩，往往忽略了孩子其他方面的发展状况。特别突出的一点是他们忽视孩子心理、情感、精神层面的发展，这也致使一些留守儿童的心理困惑得不到及时的疏导，成为问题留守儿童。最后，留守儿童家长对家校合作时机的认识存在偏差。家校沟通本应该是经常性的，教师可以及时获得学生在家里的表现情况，家长也可以及时获得孩子在学校里的表现情况，这有助于教师和家长对孩子的全面了解和适当的教育措施的制定。但事实上，绝大部分留守儿童家长通常只有在学校召开家长会，或者教师邀请家长去学校的时候才会去。而家长会往往是集体性的，很多家长难以通过和教师的个别交谈来了解自己孩子在学校里的具体情况。家庭缺失理论（Family Deficiency Theory）[5]认为，缺乏文化培养和文化水平低的家庭，家中由于缺少教育传统，家长不注重教育，对长远的教育成就没有足够的追求，因此趋于较少参与子女教育。该理论认为，问题家长或问题家庭被视为家长参与程度低的问题核心。按照家庭缺失理论的解释，留守儿童家长自身教育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决定了家庭本身缺少文化教育氛围，而且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值也不高。因此，他们对学校教育的关注不够，参与程度也较低，这也体现了他们在家校沟通中主体性缺失。
从教师方面来讲，有些教师缺乏对留守儿童家长的正确认识。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较低，文化素养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农民的经济生活水平偏低，尤其是留守儿童父母不辞辛苦外出打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维持生计和求得经济发展的考虑。如果教师不能形成正确的家长观念，则会阻碍与家长的顺利沟通。事实上，在家校合作中，由于教师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较高，部分教师会存在比较鲜明的优越心理和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会使留守儿童家长产生自畏、退缩心理，致使他们不会积极主动和教师沟通。另外，留守儿童家长外出务工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教师的工作压力和负担，部分教师不考虑留守儿童家庭的生存状况，会存在对家长的埋怨心理，这也会影响到家校之间的有效合作。
（二）时空的限制
有的留守儿童家长常年在外务工很少回家，有的隔几个月才回家一趟，难以有机会和教师见面，这使得家校沟通存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的困难。笔者在一所农村中学调研时，几位班主任讲述了他们在家校沟通中的尴尬处境。
班主任甲：我们农村老师现在挺可怜的，最大的困难是找不到父母，见不到父母的面。我们当地经济状况不好，大家都出去打工了，远的在新疆、宁夏、内蒙古等地，稍近一点的在上海、南京、扬州等。有的常年不回来，孩子就丢给爷爷奶奶照看，有的回来了也没待多久就走了。多数家长通常是过年时候回来，过完年又走了。所以，我们很难见到学生父母的面。开家长会的时候，大多数都是爷爷奶奶给孙子孙女来开家长会，还有的是舅舅、舅妈、阿姨来开家长会。老人的记性差，理解也慢，他们一般对孙子孙女本来就比较溺爱，孩子有问题他们也解决不了。舅舅、舅妈、阿姨也不可能尽心管理，又不是自己的孩子，肯定不会很上心的。
班主任乙：现在的家校沟通很困难，教师很难见到学生父母。学生在学校出现问题，需要家长过来，可他们在外打工来不了。我班有个学生的父亲在内蒙古打工，孩子有问题时给他发短信，他一直都没有回信息。另外一个学生的父亲在上海打工，两年后才回来，结果是回来办离婚手续。
班主任丙：现在一般是父亲在外打工，母亲在家。但母亲在家也不闲着，大多打个零散工。现在，农村经济发展的状况对教育的影响很大。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干就没有钱，加上通货膨胀严重，很多家长不得不外出打工，这就给教育带来了很大影响。学生在学校出现问题，我们让家长来学校一趟，他们却说：“没有时间啊，请假要扣钱的。”他们说的是实话，我们也感到很无奈，一味责怪家长没有意义，因为他们不挣钱也不行啊。
留守儿童家长外出务工，这种空间上的距离决定了他们难以真正参与学校活动。即使现在的通信工具发达了，手机和网络也基本普及了，但对于绝大部分农民工来讲，这些都还属于奢侈品，即便可以使用这些通讯工具，他们还需要考虑费用支出的承受能力。此外，他们也没有充足的闲暇时间同教师沟通。同工厂和企业里的职工不同，农民工没有双休日和节假日，他们是按日计酬，请假就意味着没有收入。而当前农村的社会现实情况是“种田不挣钱”，务工收入基本上成为农民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也正是出于经济方面的生存理性的考虑，当教师让家长去学校的时候，家长通常还需要在经济上做出权衡。
（三）合作组织不健全
首先，农村中小学基本上没有家校合作的组织机构。国内很多城市的学校大都成立了家长委员会，它是家校沟通的一种正式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家庭与学校开展顺畅的沟通和交流。但是，农村中小学基本上还没有成立家长委员会，这使得农村中小学与家庭之间缺少广泛、稳定的联系。对于农村中小学而言，当前要成立家长委员会还面临着一些现实困难，其中最主要的是大部分家长在外务工，他们没有时间参加学校组织的家校沟通活动，而出于经济方面生存理性的考虑，他们也不会对家长委员会投入很大的热情和积极性。另一个现实困难是，家长自身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欠缺。相对而言，农民整体上受教育层次比较低，他们不可能对学校教育的课程、理念等很好地理解，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参与学校教育的程度不会很高。而且，相对于城市的学生家长，农民能够拥有的社会资本总体上欠缺，这也决定了他们对农村中小学的发展不能提供足够的支持。
三、克服留守儿童教育中家校合作障碍的策略
（一）发挥学校的主导作用
一般而言，所有合作都必须基于双方的共同愿望和努力才能够达成，合作双方在合作关系中都居于主体地位。在留守儿童教育的家校合作中，由于学校是专门的教育机构，教师是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专职人员，与文化教育水平普遍比较低的留守儿童家长相比，在一定意义上，学校和教师在教育方面更具有优势，应该发挥主导作用。这一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积极承担留守儿童的教育责任。由于留守儿童家长在外务工，他们回家的次数往往很有限，从时间和空间上无法保证同学校的沟通。当这些留守儿童在学校出现问题时，教师很难找到他们的父母沟通，这容易引起教师的埋怨和不满。这时，教师要学会换位思考，要认识到农民外出务工主要是出于生存需要，他们生存和生活的艰难处境需要来自农村学校和教师的理解。一位农民工就这样诉说他外出务工的心情：“哪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子女呢？可怜天下父母心！但我们有什么办法？外出务工也是迫于无奈，背井离乡、忍饥挨饿，也要去。在家种庄稼不挣钱，养鸡、喂猪没有规模也难赚钱。种果树什么的，没技术管理，质量不好，也找不到销路。有的水果，五六分钱一斤，连支付摘下来的人工费都不够。农民不出去打工，只有等死。说农民现在不苦，是假话，我们是迫不得已抛儿弃女在千里之外打工。”[6]农民外出务工后给农村学校教育带来的困难是一种既定的事实，教师需要给予农民的处境以充分的理解。与此同时，在家庭教育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学校教育在留守儿童教育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加拿大现象学教育学家马克斯・范梅南指出：现代社会由于家庭的变故，家长无法履行教育责任，当儿童进入学校的时候，教师要履行“教师替代父母的职责”。[7]对于留守儿童来讲，由于父母不在身边，他们对教师的期待更多，也需要教师履行“教师替代父母的职责”，能够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和支持。正因为如此，学校要积极承担起留守儿童教育的责任，为他们的健康成长和发展提供必要的帮助和支持。
二是帮助留守儿童家长形成正确的教育观念。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知道，留守儿童家长在家校合作方面还存在观念上的偏差，他们的正确观念的形成和确立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赖于学校和教师。学校要充分利用家长会和发放宣传单的时机，借助《告家长的一封信》等形式，让留守儿童家长认识到家庭不仅养育了子女，还具有教育子女的责任和义务，不能把全部的责任推给学校，要建立家校联合培养机制。另外，学校和教师还要帮助留守儿童家长树立全面发展观念，使其关注子女各个方面的成长，包括学业、体质、审美、道德等方面的发展，不能仅仅注重学业成绩，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发展。同时，让留守儿童家长形成随时和及时与学校联系的意识和习惯，建立家校联系常态化的观念，使学校和家庭之间关于子女的教育情况保持信息的通畅和互动。事实上，教师在帮助留守儿童家长树立正确的家校合作的观念时，有些教师首先必须克服自身对于留守儿童家长的偏见，在跟他们交流和沟通时要增强自己的亲和力，尤其要尊重他们，对他们的处境给予充分的理解，这样才能够建立和谐的合作关系和提高合作效果。总之，树立正确的留守儿童家长观念是教师帮助留守儿童家长树立正确观念的前提和基础。
（二）沟通形式多样化
首先，从方向来讲，倡导家访和校访相结合。家访是一种传统的家校沟通方式，但由于留守儿童家长外出务工，教师家访时很难见到家长。相反，提倡校访的好处在于，留守儿童家长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随时到学校了解孩子在校的情况，可以跟班主任、代课教师和学校领导交流，共同商讨孩子的教育问题。其实，由于教师的时间和精力有限，不可能对班上所有的学生进行家访，有些学生可能就会被“遗忘”，但校访可以避免这种情况，所有家长都可以通过校访使所有学生都受到关注。[8]但是，校访却不能够代替家访。随着农村社会观念的转变，农村家庭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离异、单亲家庭的留守儿童增多，这对孩子的成长影响很大。而留守儿童家长在校访中不方便表露这些情况，教师只有通过家访，走进他们的家庭，通过观察等才能够感受和了解到。而且，家访中教师和留守儿童家长、学生面对面的亲切交流对农村家庭也是一种心灵的慰藉。所以，家访和校访都重要，二者要相结合。
其次，从时间上来讲，充分考虑留守儿童家长和教师的现实状况，家校沟通时机要灵活多样。留守儿童家长通常会在农忙季节和春节回家，这为家校合作提供了时间上的可能性。但一般来说，在农忙季节，农民要忙于收割或种植，无暇顾及其他的事情。因为错过时节会影响庄稼的收成，而庄稼的收成会直接关系到农民一家的温饱问题和经济收入。如果学校在农忙季节召开家长会或开展其他家校合作活动，就会给家长出难题。因此，学校在制定家长会等活动计划时一定要避开农忙季节。另外，留守儿童家长在春节期间基本上都会回家跟家人团聚。其实，这是学校和教师对留守儿童家访的机会。但是，由于春节期间属于假期，这又会给学校工作安排带来困难。出于为留守儿童成长考虑，学校可以安排教师在春节期间对留守儿童进行集中家访，也可以准备充足的家庭教育宣传资料，让留守儿童带回家，让家长阅读，增进家长对教育知识的学习，以及对学校教育的理解和支持。
最后，从空间上来讲，要构建信息化沟通网络。现达的信息网络技术为克服留守儿童教育中家校合作空间上的限制提供了可能。学校可以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构建信息化沟通网络，包括校讯通、班级博客、留守儿童家长QQ群、电子邮件等。一方面，学校可以把留守儿童在校的表现和发展状况信息发送给留守儿童家长，让他们及时了解子女在校情况；另一方面，留守儿童家长可以把自己对子女教育方面的想法和观点反馈给教师。这种方式可以很好地促进学校和留守儿童家长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当然，这里还涉及留守儿童家长和子女之间的沟通问题。事实上，他们也可以借助学校创建的信息化沟通网络来相互交流和沟通，留守儿童可以给家长发送电子邮件，在班级博客中展示自己的作品等，让家长了解自己在校的表现和发展状况。然而，家校沟通中信息化网络使用的前提是留守儿童家长熟悉并能够熟练操作它们，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他们也是一种挑战。但随着现代科技的快速普及，相信这种设想会变成现实。
（三）健全家校合作组织
家长委员会是家校合作的一种正式组织。一般来讲，家长委员会都是以学校为本，即按照年级、班级分别成立年级家长委员会、班级家长委员会以及校家长委员会等。城市学生的居住往往比较分散，与他们不同，农村学生基本上都是以村落为单位居住。在一村之内，大家相互之间都比较熟悉，家庭的基本情况相互之间也比较了解。因此，农村学校应该以家庭为本，以村落为单位来成立家长委员会。而且，可以选择村落里面文化层次相对较高、有一定威信又热心公益事业的家长来担任家长委员会负责人。由于大家生活在一个村子里，相互比较了解，以村落为单位的家长委员会能够对本村里每一个在校学生的家庭状况做到心中有数，他们提出的教育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现实针对性和可行性。但是，由于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普遍偏低，他们在领悟和掌握国家的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的精神方面会比较困难，这需要学校加强对家长委员会成员的培训工作。以村落为单位的家长委员会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促进留守儿童家长和学校之间的沟通。虽然留守儿童家长回家的次数有限，但由于共同生活在村落里，他们在回家期间可以加强和家长委员会成员之间的沟通，探讨家庭的状况和子女的教育情况，充分借助家长委员会联系学校和家庭的纽带和桥梁作用。
参考文献：
[1] 蒋笃运.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与对策[N].中国教育报，2008-07-19.
[2] 范先佐.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5（7）：78-84.
[3] 留守儿童：农村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之警钟[EB/OL].http：///CMS/forum/Posted_ch.jsp？forumid=10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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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何瑞珠.家庭学校与社区协助――从理念研究到实践[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7.
[6] 任运昌.空巢乡村的守望[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305.
农村子女教育问题范文6
关键词：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个体异质性；教育成就；收入差异；多元Ordered Logit回归；倾向值匹配
中图分类号：G40-05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1254（2017）01-0087-09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and Income Gap underDual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Registry
XIAO Qin， LIU Yaxin， XIAO Lei
（Faculty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650093， Yunnan， China）Abstract：It is the common goal of the society， the families and the individuals to improve educational level and narrow the incom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is paper， a multiple-ordered Logit model is established to verify the effect of dual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registry on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by considering individual heterogeneity variables such as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bi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family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CFPS data collected in 2012. Based on the analysis， the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method is used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and income difference under dual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registry.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pupils considering individual heterogeneity variables， and there is a big income gapbetween different educational achievements； 2）income difference resulting from senior middle school education is the lowest，which is only 20.9% of that from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3） income difference resulting from higher education for rural residents is highest， which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from senior middle school education. To reduce the education and income gap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area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rural and poor areas should be offered more educational resources， poor families should encourage their children to get higher education，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perfect the system of assisting the students of lower-income families.
Keywords：dual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 registry， individual heterogeneity，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ncome difference， multiple-ordered Logit regression
一、 问题的提出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经济的持续增长，我国教育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居民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但在我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城乡居民的教育水平依然存在较大差距[1-2]。一个人接受的最高教育程度被称为教育成就，教育成就的差异是影响个体间收入差异的关键因素[3]。根据人力资本研究的一般经验，个体间收入差异通常有60%来自教育差异[4]。那么，我国城乡教育差距是否也会进一步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呢？因此，探究教育成就是否存在城乡差异很有必要，如果教育成就_实存在城乡差异，不同的教育成就是否会对城乡居民产生不一样的收入差异，会对城乡居民产生多大的收入差异，这一系列问题的研究对缩小城乡教育差异和收入差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我国教育的城乡差异问题，国内学者从教育起点、接受教育过程和享受教育成果等不同角度对我国的城乡教育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在教育起点上，孙勤和陈启泷通过比较江苏省南通市2011年小学生的入学率和辍学率发现，城乡居民在教育起点上就受到差异对待[5]；在接收教育过程中，巨冉冉认为城乡教育差异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两方面的差异[6]。薛平对浙江省PISA2009试测结果进行分析，得出由于城乡教育在教学环境、师资力量、经费来源和教育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城镇学生在阅读、科学、数学等方面存在明显优势[7]；在享受教育成果方面，简必希和宁光杰运用Logit回归，估计出农村户口者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概率比与城镇低20个百分点[8]，张彦芬研究发现，能够进入高校的农村家庭学生在总体中所占比例更小[9]。整体而言，无论是从全国整体平均水平还是各省区具体数值来看，城市居民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都显著高于农村地区居民[10]，甚至这种差距还在不断扩大[11-12]。
关于教育成就和收入差异之间的关系研究，国内外众多学者表明教育成就与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13-14]。陈丰和石绍宾运用2006-2011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乡间教育差异不仅是造成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还是造成居民收入差异扩大的重要原因[15]。孟凡强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研究发现城镇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回报率总体上高于农村劳动力[16]，张兴祥利用CHIP2002数据，通过对不同教育阶段的教育回报率的研究，进一步发现城镇劳动力中等教育、高等教育阶段的教育回报率均高于农村劳动力[17]。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7卷第1期肖琴，刘亚欣，肖磊：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教育成就与收入差异关系研究 已有研究对影响居民教育成就的因素进行分析时发现，教育成就会受到个体特征和家庭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18-19]。因此，在证我国居民教育成就是否存在城乡差异时，必须考虑个体特征和家庭环境等因素对教育成就的影响。以往关于教育差异和收入差异的研究多是将城乡收入差异和教育差异作为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直接进行回归或者分析某个阶段教育成就的教育回报率。基于微观数据研究时，也应考虑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及个体异质性问题，否则将导致偏差造成结果可信度不高。
本文采用2014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将不同的教育成就分为文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高等教育四个类别。首先考虑可能会影响居民教育成就的个体特征、能力特征、家庭环境等多个因素，运用多元Ordered Logit模型进行回归验证居民教育成就是否存在城乡差异，在此基础上，运用倾向值匹配方法研究不同的教育成就对城乡居民产生的收入差异有多大。本文对教育差距和收入差异问题进行补充和完善，为制定合理的教育补助规模和结构，实现教育公平，提供理论依据，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更深层次的数据支持和决策参考。
二、 模型与数据
（一） 模型构建
为验证居民教育成就是否存在城乡差异，以居民教育成就为被解释变量。首先，将可能影响居民教育成就的控制变量纳入模型，建立模型1为基准模型，然后将与个人能力相关的变量纳入模型，建立模型2；接着，将家庭环境相关的变量纳入模型，建立模型3；最后在前3个模型的基础上将城乡二元户籍纳入模型，建立模型4。具体模型为：
模型1：Edu=α+β1X性别+β2X健康状况+β3X医疗保险+β4X区域+ε
模型2：Edu=α+β1X性别+β2X健康状况+β3X医疗保险+β4X区域+β5X智力+β6X理解能力+β7X语言表达能力+β8X外貌+ε
模型3：Edu=α+β1X性别+β2X健康状况+β3X医疗保险+β4X区域+β5X智力+β6X理解能力+β7X语言表达能力+β8X外貌+β9X父亲学历+β10X母亲学历+β11X家庭社会地位+ε
模型4：Edu=α+β1X性别+β2X健康状况+β3X医疗保险+β4X区域+β5X智力+β6X理解能力+β7X语言表达能力+β8X外貌+β9X父亲学历+β10X母亲学历+β11X家庭社会地位+β12X城乡户籍+ε
其中：Edu表示居民教育成就，α是截距，β是变量系数，ε是随机误差项。居民教育成就为有序变量，当教育成就为文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时，Edu值分别为1、2、3、4，并采用多元Ordered Logit模型分析教育成就是否存在城乡差异。
不同教育成就的概率为误差项ε的累计分布函数，多元Ordered Logit模型可以定义为：
Ln{p（Edu≤m）/[1-p（Edu≤m）]}=μm-（α+β1X1+β2X2+…+βnXn）。其中，m=1，2，3，4。
p（Edu≤m）可以估计为：
p（Edu≤m）=e[μm-（α+β1X1+β2X2+…+βnXn）]/{ 1+eμm-（α+β1X1+β2X2+…+βnXn）]}
则各教育成就的概率为：
p（Edu=m）=p（Edu≤m）-p（Edu≤m-1）
在教育成就存在显著城乡差异的前提下，y为研究教育成就与收入之间的关系，用居民年纯收入衡量居民收入，建立模型5、6、7，分别比较文盲与义务教育、义务教育与高中教育、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收入差异。具体模型为：
模型5：ATT=E（y2i-y1i|Edui=2）=E（y2i|Edui=2）-E（y1i|Edui=2）≈E（y2i|Edui=2）-E（y1j|Eduj=1）
模型6：ATT=E（y3i-y2i|Edui=3）=E（y3i|Edui=3）-E（y2i|Edui=3）≈E（y3i|Edui=3）-E（y2j|Eduj=2）
模型7：ATT=E（y4i-y3i|Edui=4）=E（y4i|Edui=4）-E（y3i|Edui=4）≈E（y4i|Edui=4）-E（y3j|Eduj=3）
其中：ATT为平均处理效应，Edui和Eduj为居民i和j的教育成就，取值为1、2、3、4时，表示教育成就分别为文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y为居民收入，y1i 、y2i、 y3i、 y4i分别表示居民i的教育成就为文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时的收入，y1j 、y2j、 y3j、 y4j分别表示居民j的教育成就为文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时的收入。
为降低数据偏差和避免内生性问题，本文运用倾向值匹配法对模型5、6、7进行分析研究不同教育成就之间的收入差异，将样本分为控制组和干预组。模型5以教育成就为文盲的群体作为控制组，以教育成就为义务教育的群体为干预组；模型6以教育成就为义务教育的群体作为控制组，以教育成就为高中教育的群体为干预组；模型7以教育成就为高中教育的群体作为控制组，以教育成就为高等教育的群体为干预组。
倾向值匹配法的思想是找到控制组的某个个体j，使得个体j与干预组个体i的个体异质性变量尽可能相等，即Xi≈Xj。此时，剔除了个体异质性变量对收入的影响，我们可以认为干预组和控制组之间的收入差异是由教育成就的不同带来的，收入差异即为平均处理效应ATT。倾向值匹配的具体方法有很多，本文采用半径内最近邻匹配，取半径为001，即在半径为001的范围内寻找最近匹配。
（二）数据、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2014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4）。CFPS是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执行的全国性综合追踪调查项目，旨在跟踪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反映中国社会、经济、人口、教育和健康的变迁。CFPS（2014）的数据覆盖28个省市自治区样本，基于研究需要，首先获得样本点31597，剔除指标缺失的样本点后，最终得到23002个样本点。
根据本文的研究对象，教育成就分为文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四个类别。其中：文盲包括半文盲、义务教育包括小学和初中、高中教育包括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高等教育包括大专及以上；收入用2014年居民年纯收入来衡量；城乡分类以户籍信息为准，分为城镇户口和农村户口；控制变量选取性别、健康程度、是否有医疗保险和区域信息；其他解释变量包括与能力特征相关的智力、理解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外貌以及与家庭环境相关的父母学历和家庭在本地的社会地位。具体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教育成就分布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文盲/半文盲
（N=5358）义务教育
（N=12069）高中教育
（N=3182）高等教育
（N=2393）变量说明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均值标准差性别0女性，1男性03820486057004950581049405460498健康程度1很差-5很好26591344320312003254112034570973是否有医疗保险0否，1 是09260263091102840887031608730333地域信息1东部，2中部，3西部20650847182708061711075216680758智力1很差-7很好49871313560310975832101960700925理解能力1很差-7很好49531438565211225899097761060917语言表达能力1很差-7很好48751413551011645753105859961008外貌1很差-7很好50901250559510925814102160440929父亲最高学历1文盲，2小学，3初中，4高中，
5大专，6大学本科，7研究生及以上13870767197410302325113829851239母亲最高学历1文盲，2小学，3初中，4高中，
5大专，6大学本科，7研究生及以上11030411150408131807099424851225家庭社会地位家庭在本地的社会地位，
1很低-5很高32171063309109143073085030660731户籍信息0农村，1城镇02890453043104950645047907620426收入年纯收入（元）576511448176061883721652199953339126357
根据本文教育成就设置的四个类别，文盲样本有5358个，义务教育的样本有12069个，高中教育的样本有3182个，高等教育的样本有2393个。教育成就为义务教育的个体最多，占总体的525%，能够上大学的个体最少，仅占总体的104%。
从均值上来看，教育成就高于义务教育时，男性比例高于女性比例；随着教育成就不断提高，健康状况的平均值和东部地区居民所占的均值逐渐提高；是否参加医疗保险和教育成就之间没有明显的关系；能力特征方面，智力、理解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外貌均值随着教育程度的上升逐步上升；家庭环境方面，随着教育成就的提高父母的最高学历在均值上不断增加；而家庭社会地位和教育成就之间关系不明显；随着教育成就的提高，居民平均年纯收入不断增加，城镇户籍的居民所占比例逐渐提高。教育成就是否存在城乡差异以及教育成就产生的收入差异有多大还需进行实证分析。
三、实证分析
基于合理验证居民教育成就是否存在城乡差异和科学评估不同教育成就对城乡居民产生多大收入差异的研究目标，分为三个步骤进行计量分析：一是考虑个体特征、能力特征和家庭环境等因素，运用多元有序Ordered Logit回归模型验证居民教育成就是否存在城乡差异；二是为检验多元有序Ordered Logit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以教育成就为高等教育的群体作为参照组进行稳健性分析；三是在教育成就存在城乡差异的基础上，运用倾向值匹配法分别比较文盲与义务教育、义务教育与高中教育、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对城乡居民产生的收入差异有多大。
（一）教育成就与城乡差异分析
教育成就是多分类的有序变量，本文建立多元有序Ordered Logit回归模型来验证教育成就是否存在城乡差异。具体回归结果见表2所示：
表2稳健标准误差多元Ordered Logit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系数稳健标准误系数稳健标准误系数稳健标准误系数稳健标准误性别0417***00260377***00260478***00270501***0027健康状况0281***00100217***00110134***00110154***0011是否有医疗保险-0261***0045-0251***00450023004600940047地域信息-0368***0016-0337***0016-0265***0016-0182***0017智力--0152***00210125***00210122***0021理解能力--0233***00180191***00180195***0019语言表达能力--0143***00170123***00170117***0018外貌---0013 0019-00250020-0042**0020父亲最高学历----0454***00150433***0015母亲最高学历----0558***00190512***0019家庭社会地位-----0068***0014-0041**0014户籍信息------0801***0029样本量23002230022300223002Pseudo R20032006601370152注： ***、**、*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模型1为基准模型，从回归结果来看，性别对居民教育成就有显著影响，系数为0417，在1%水平上显著，即男性教育成就高于女性的概率更大，在我国目前的教育发展中依然存在性别差异；健康状况对居民教育成就也有@著的影响，系数为0281，在1%水平上显著，这比较符合现实，因为身体健康的学生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更好地完成学业，丧失健康一般会增加受教育的难度；是否享受医疗保险对居民教育成就有负向的显著性影响，在1%水平上显著。导致系数为负的原因是参加医疗保险可能存在逆向选择，身体较差的居民更有可能参加医疗保险。所属区域的系数为-0368，且在1%水平上显著，自东向西教育成就依次降低，说明我国教育成就在区域存在显著性差异。
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了可能影响居民教育成就的能力特征变量，包括智力、理解能力、语言表达能力和外貌。结果显示：智力、理解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均会提高教育成就；外貌对教育成就没有显著性影响，这和我国升学考试的内容相关，智力、理解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较高的学生更容易在考试中取得相对较高的分数。
模型3在模型2的基础上加入了家庭环境的相关变量，包括父母学历和家庭在本地的社会地位。是否参与医疗保险在模型中不再显著，说明是否参加医疗保险是通过家庭环境等相关变量来发挥作用的；新加入的家庭环境变量均对居民教育成就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来看，母亲的最高学历比父亲的最高学历，对子女教育成就的影响作用更大，系数分别为0558和0454，这也是比较符合现实的。因为，在子女的教育过程中，母亲往往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家庭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对子女的教育成就有略微的负向影响作用，但其影响作用非常小，系数仅为-0068。
模型4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了城乡二元户籍信息这一变量后，回归结果表明：城乡户籍与居民教育成就的回归系数为0801，在1%水平上显著，即城镇居民教育成就显著高于农村居民教育成就。城市居民教育成就高于农村居民教育成就的概率更大，教育成就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由于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农村居民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较大，在同等收入水平下，会采取更多的“预防性储蓄”，这样会限制他们的消费支出，包括教育方面的投资。另外，由于没有固定的工作，农村居民会流向工资更高的地方，但是，不能获得城镇户口的农村居民知道，总有一天他们会回到农村，回到农村后收入会立刻降低，持久性收入的预期会更低。因此，大多数农村居民不会长时间留在城市生活，子女也不会长时间在城市接受教育，造成教育成就较低。
（二）稳健性分析
为了检验表2结果的稳健性，我们将样本量最少的高等教育作为参照系，分别对文盲、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的样本组，进行多元Ordered Logit回归，对表2的结果做进一步检验。结果见表3所示：
表3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文盲/半文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系数稳健标准误系数稳健标准误系数稳健标准误性别0.770***0.053-0.0170.047-0.0300.060健康程度0.237***0.0230.109***0.0210.154***0.026是否有医疗保险-0.0460.1030.144*0.0820.1350.100地域信息-0.139***0.032-0.050*0.030-0.001*0.040智力0.140 ***0.0400.116**0.0400.126**0.051理解能力0.216***0.0340.165***0.0360.102**0.050语言表达能力0.137***0.0320.106***0.0330.150***0.046外貌-0.067**0.038-0.0170.037-0.0030.049父亲最高学历0.622***0.0440.410***0.0240.470***0.029母亲最高学历1.056***0.0930.478***0.0290.531***0.032家庭社会地位-0.122***0.0280.0220.0260.079**0.035户籍信息0.729***0.0540.960***0.0490.823***0.067常数项-4.087***0.213-5.608***0.194-7.380***0.268注： ***、**、*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从表3可看出，性别、是否有医疗保险、外貌和家庭社会地位对不同教育成就的群体的影响存在略微差异；教育成就在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中不存在性别差异；参加医疗保险对于接受义务教育的居民而言能够产生正向的显著性影响；外貌对文盲和半文盲群体显现出负向的显著性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家庭社会地位对文盲和半文盲群体产生负向的显著性影响，对接受高中教育的居民产生正向的显著性影响，对接受义务教育的居民没有显著性影响。
总体上看，通过对不同教育成就的群体进行细致划分后，户籍制度对不同教育成就的影响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验证了表2的估计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居民教育成就确实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因此，分别研究城乡居民教育成就和收入差异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
（三） 教育成就与收入差异分析
研究教育成就与收入差异问题，应首先解决内生性问题和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根据表2的回归Y果显示，除了户籍信息还有很多因素可能通过影响教育成就进而影响居民收入。因此，本文选择倾向值匹配法对不同教育成就的个体间显著性差异进行控制，研究教育成就对城乡居民产生多大的收入差异，倾向值匹配结果如表4所示：
表4倾向值匹配结果
类
别匹配
方法模型5模型6模型7文盲和义务教育倾向值匹配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倾向值匹配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倾向值匹配干预组
义务教育控制组
文盲差异干预组
高中教育控制组
义务教育差异干预组
高等教育控制组
高中教育差异总
体匹配前1760657641184121652176064046333912165211739匹配后17606102057400***21635188722763***33350256867664***样本量554724351855553417161848农
村匹配前172985396120022063717399323824834296374197匹配后17293114755818***20637194221215*25047215693478*样本量269315495292722366513城
镇匹配前1780864181139022056178084248357862295613730匹配后17808104967311***22045189983046***35712258179895***样本量28078591323277513381325注： ***、**、*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在模型5的倾向值匹配中，以教育成就为文盲的居民为控制组，教育成就为义务教育的居民为干预组。匹配前，总体上教育成就为义务教育的居民，平均比文盲收入高出11841元，匹配后收入差异为7400元；将文盲和义务教育的居民分为农村和城镇分别进行倾向值匹配，对农村居民而言，接受义务教育的居民比文盲平均收入高出5818元，对城镇居民而言，这一收入差异为7311元。可见，接受义务教育能够给居民带来更高收入，城镇居民接受义务教育比农村居民获得更高的收入。
在模型6的倾向值匹配中，以教育成就为义务教育的居民为控制组，教育成就为高中教育的居民为干预组。匹配前，总体上教育成就为高中教育的居民平均比义务收入高出4046元，匹配后收入差异为2763元；将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的居民分为农村和城镇分别进行倾向值匹配，对农村居民而言，接受高中教育的居民比义务教育平均收入高出1215元，对城镇居民而言，这一收入差异为3046元。可见，接受高中教育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作用较小，产生的收入差异远低于城镇居民。
在模型7的倾向值匹配中，以教育成就为高中教育的居民为控制组，教育成就为高等教育的居民为干预组。匹配前，总体上教育成就为高等教育的居民平均比高中教育收入高出11739元，匹配后收入差异为7664元；将文盲和义务教育的居民分为农村和城镇分别进行倾向值匹配，对农村居民而言，接受义务教育的居民比文盲平均收入高出3478元，对城镇居民而言，这一收入差异为9895元。可见，高等教育对居民收入的影响较大，城镇居民接受高等教育比农村居民获得的收入略高。
横向来看，无论是农村居民还是城镇居民，教育成就更高均会提高居民收入，接受高中教育产生的收入差异最低，尤其对于农村居民，接受高中教育产生的收入差异仅为义务教育的209%（1215/5818），这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农村学生接受完义务教育后不再接受高中。接受高等教育产生的收入差异最高，远高于高中教育产生的收入差异，这说明即使在高校扩招的政策下，高等教育依然能带来更多的收入；纵向来看，居民收入随着教育成就的提高而增加，无论教育成就是文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还是高等教育，城镇居民的收入均高于农村，城镇居民教育成就产生收入差异也高于农村。
四、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CFPS（2014）的数据，考虑可能影响居民教育成就的个体异质性变量，建立多元Ordered Logit模型验证教育成就是否会存在城乡差异，在此基础上，采用倾向值匹配法分析，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下不同教育成就分别对城乡居民产生的收入差异。研究发现：当考虑个体异质性变量时，居民教育成就依然存在城乡差异，城镇居民教育成就和收入均高于农村居民，且城镇居民教育成就产生的收入差异也高于农村；高中教育产生的收入差异最低，高中教育产生的收入差异仅为义务教育的三分之一；接受高等教育的居民收入最高，产生的收入差异最高，远高于高中教育。
（二）政策建议
基于本文得出的结论，为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和收入差距、促进教育的公平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对我国教育现状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政策上教育资源应向农村地区倾斜。如果城乡教育差距一直存在，既不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阻碍城乡一体化的实现，长期还会造成社会阶层的分化。政府要更加注重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教育发展，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倾斜，优先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预算，加强农村薄弱学校建设，改善农村基础教育办学条件，并且提高农村学校教师待遇，相关政策也应当鼓励支持优秀教师和志愿者支援农村地区的教育建设。
2.贫困家庭应当支持鼓励子女接受教育。虽然现在接受教育的成本费用较高，但是，接受更高程度的教育依然能够增加个体收入、改善家庭生活质量，并且当受教育者为人父母后，可以将自身的人力资本积累通过代际传递进而增加下一代接受教育的机会，为下一代创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形成良性循环。贫困家庭父母应当改变落后的教育思想观念，支持鼓励子女读书。
3.完善高校助贫体系。接受高等教育的居民收入最高，产生的收入差异最高，高校应该采取各N措施避免贫困学生因为经济压力过大而无法入学。高校应保障“绿色通道”持续畅通，贫困学生入学后，拓展勤工助学岗位，增加勤工助学岗位数量，最大程度地解决贫困生生活问题。另外，针对农村贫困学生，高校可以单独设立困难学生奖助学金，重点奖励学业成绩优异和表现良好的贫困生，以保障他们顺利完成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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