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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理论范文1
考古发掘提供给我们大量的实物资料，特别是出土的粮食作物遗存和动物遗骸，让我们得以了解远古先民种植哪些作物和驯养哪些畜禽。而要知道这些作物和畜禽是如何种植和驯养的，就必须研究出土的农业工具、农田遗迹和一些形象材料(如农田模型、画像砖、画像石、壁画等)，此外还要参考一些民族学的资料来复原古代(特别是原始社会)农业的生产过程，以探求当时的生产技术。下面我们结合文献简略地介绍一下解放以来有关大田生产技术情况(重点为新石器时代至南北朝时期)的一些考古资料。
1．整地技术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人们对中国原始农业是不大了解的，往往只是以“刀耕火种”、“砍倒烧光”概括之，具体情况知之甚少，以致1959年出版的《中国农学史》专著，完全避开原始农业，只从《诗经》谈起。经过几十年考古资料的积累，人们对原始农业有了较清楚的认识。从原始农具的种类只有整地、收割、加工三类，推测当时的生产过程只有整地、播种、收获、加工四个环节。除了播种可以直接用手以外，整地、收获、加工都要使用工具。从对土地的使用情况看，原始农业可分为火耕(或称刀耕)农业和耜耕(或称锄耕)农业。火耕农业的特点是生产工具只有石斧、石锛和木棍(耒)或竹竿，用石斧、石锛砍倒树木，晒干后放火焚烧，然后在火烧地上点播或撒播种子。耜耕农业的特点是除石斧、石锛之外，还创造了石耜、石锄等翻土工具，与之相适应，生产技术也由砍倒烧光转到平整土地上来。在一些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还出现了原始石犁，这是新出现的整地农具，可能是用来开沟排灌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是90年代在江苏省苏州市草鞋山马家浜文化遗址和湖南省澧县城头山汤家岗文化遗址发现的稻田遗迹，使我们对原始水稻种植情况有了较具体的了解。草鞋山遗址的稻田形状为椭圆形或圆角长方形的浅坑，面积为3～5平方米，个别小的仅有1平方米，最大的达9平方米。稻田东部及北部边缘有“水沟”和“水口”相通，“水沟”尾部有“蓄水井”。城头山遗址的两丘稻田则是长条形，由人工垒筑田埂，田埂问是平整的厚约30厘米的纯净灰色土，表面呈龟裂纹，剖面稻根显露。田边亦有水坑，由水沟连接通向稻田。据原发掘简报报道：“这二丘田均是在比发掘区西部较低的原生土面往下挖出，同时保留田埂部位，待田里耕作土积高到与原生土田埂等齐时，再用人工在原田埂上加高堆垒成新的田埂。”(图四八)[138]
这两处稻田遗址的年代都是距今六千多年，表明原始稻作在6000多年前的长江中下游都已比较成熟，已有固定的田块长期种植水稻，除了垦辟田面、修筑田埂之外，还要开挖水井、水塘和水沟，远不是“刀耕火种”的原始状态了，由此亦可了解当时的整地技术已有一定的水平。
商周时期已出现了许多整地农具，除了耒耜之外，还有金属农具锸、钁、锄、犁等，说明当时对整地已相当重视。不过《诗经》提到整地时只说：“以我覃耜，俶载南亩。”(《小雅·大田》)“畟畟良耜，俶载南亩。”(《周颂·良耜》)即以耒耜翻地，但未说明要翻耕到什么程度，看来当时尚未提出深耕的要求。商代的甲骨文田字写作圆圈，说明田问已整治得相当规整，沟渠纵横，以防暴雨洪水冲毁农田。古文献谈到夏禹治水的主要措施时总是说他“浚畎浍”(《书·益稷》)、“尽力乎沟洫”(《论语·泰伯》)。修浚沟洫成为当时农田建设中的首要任务。此外《诗经》经常提到“俶载南亩”、“今适南亩”、“南东其亩”、“衡从其亩”，亩就是垄，可见当时除了在农田周围开挖沟渠外，还要在田中翻土起垄，并且根据地形和水流走向，将垄修成南北向(南亩)或东西向(“南东其亩”的东亩)，这已是垄作的萌芽了。因而商周时期出现一系列掘土的金属农具绝非偶然。
春秋战国时期对整地已明确要求做到“深耕熟耰”。《庄子·则阳篇》：“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繁以滋。”《孟子·梁惠王上》：“深耕易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耕者且深，耨者熟耘。”即要求深耕之后将土块打得很细，可以减少蒸发，保持土中水分，以达到抗旱保墒、促使增产的目的。深耕的程度要求做到“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吕氏春秋·任地》)。即要耕到有底墒的地方，以保证作物根部能接受到地下水分。因此战国时期整地的劳动强度就十分大，需要有更适用的农具，于是铁农具就应运而生，得到推广。原来的木耒这时也装上铁套刃，提高了翻土的功效。原来的木耜这时也装上金属套刃，变成了铜锸和铁锸。铁钁(特别是多齿钁)的出现更是适应深耕的需要。西周时期的垄作萌芽这时已成为一种较为完备的“甽亩法”。甽就是沟，亩就是垄(司马彪《庄子注》：“垄上曰亩，垄中曰甽。”)。即将田地耕翻成一条条沟垄。据《吕氏春秋·辩土》要求：“亩欲广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阴，上得阳，然后咸生。”即垄面较宽而且平坦，沟要开的小而深，既节约土地又易于排涝。其规格按《吕氏春秋·任地》要求，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亩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即垄宽六尺，甽宽八寸。看来，战国时期盛行的铁锄就适于平整垄面，而铁钁则更适于开挖甽沟。实行垄作，可以加深耕土层，提高地温，便于条播，增加通风透光，利于中耕锄草，增强抗旱防涝能力，从而达到提高产量的目的。但开沟起垄，劳动量很大，原有的手工农具就较难适应这一客观要求，人们便开始用牛耕来开沟起垄，所谓“宗庙之牺，为畎亩之勤”(《国语·晋语》)，讲的就是当年在宗庙作为祭祀牺牲的牛，现在用来拉犁开畎(即甽)作亩(即起垄)。可见战国时期牛耕的推广和垄作的整地技术是有密切关系的。
到了汉代，对整地的要求更加严格，除了深耕，还要细锄。西汉农书《氾胜之书》对耕作已明确指出：“凡耕之本，在于趣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就是要及时耕作，改良土壤，重视肥料和保墒灌溉，及早中耕，及时收获。东汉王充在《论衡·率性》中也提出“深耕细锄，厚加粪壤，勉致人工，以助地力”的基本要求。都是将农业生产过程作为一个整体，而以整地为田问作业的最重要环节。“深耕细锄”是汉代农业生产对整地的技术要求。山东省滕县黄家岭曾出土过一块东汉耕耱画像石，画面左边有三农夫用锄锄地，中间有一农夫驱一牛一马扶犁耕地，右边又有一农夫驱一牛耱地，正是“深耕细锄”的生动写照(图四九)。值得注意的是画像石右边的耱地画面。耕牛后面拖带的是一种新式农具，叫做耱。这是一根圆形粗木棍，中间安一长木辕，用牛拖动，可将已翻耕的土块耱碎。这道工序在战国叫作耰，当时是用一种长柄的木榔头将土块敲碎。汉代也叫作“摩”。《氾胜之书》在谈到耕地时总是强调“辄平摩其块”，“凡麦田常以五月耕……谨摩平以待种时”。如此强调摩碎土块，是因为黄河流域的雨水较少，黄土疏松，地里的水分易于蒸发，将土块摩细，可切断土壤中的毛细管作用，防止水分蒸发过快，又可使土壤有良好的结构，有利于种子的发芽和庄稼的生长。这是华北旱地农业中抗旱保墒的最重要的技术措施，在《齐民要术》中有详细的记载，所用的农具就叫做“耱”。因耱是木制的，易于腐朽，因而从未有实物出土，后世无从知道它的具体形象。过去多以为汉代摩地也和战国耰地一样，是用人力敲碎土块。70年代，甘肃省嘉峪关市魏晋墓中出土的画像砖上有耱地图壁画(图五)，耱的形状才首次出现，它的历史也比《齐民要术》的记载提早了100多年。而滕县黄家岭画像石的发现，又将耱的历史再向前推进了100多年。
北方旱地农业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整地技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趋于成熟，在汉代的耕耱技术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耕—耙—耱的技术体系。即在耕地之后，要用耙将土块耙碎，再用耱将土耱细。耙地工具的具体形状过去不甚清楚，只能根据王祯《农书》的记载推测为人字耙。但从嘉峪关市魏晋墓壁画上看到的耙却都是丁字耙，即一根长木辕拖一横木，在横木下装一排铁齿或者木齿。使用时人要站在耙上以增加重量好将土耙细。
当时南方水田生产中的整地技术缺乏文字记载，一直不太清楚，旱地作业的耙耱工具也不适于水田。但从考占资料观察，南方水田也已采用耕耙技术，只是耙的结构和北方不同。广东省连县西晋永嘉六年墓中出土一件陶水田犁耙模型，上面有农夫扶耙耙田形象。耙的形状与元明时期的耖类似，上有横把，下装六齿，是用绳索套在水牛肩上牵引，人以两手按之(图五一)。广西苍梧县倒水乡南朝墓中出土一件耙田模型。此耙为六齿，看来也是用绳索牵引的(图五二)。这种耙适于水田耕作，可将田泥耙得更加软熟平整，以利于水稻的播种和插秧。由此可见南方的水田作业早已脱离“火耕水耨”的原始状态而走上精耕细作的道路。
唐宋以后，我国北方的旱作农业整地技术一直是继承耕—耙—耱的传统，南方则形成耕—耙—耖技术体系，在生产中都发挥了很大作用。
2．播种技术
原始农业的播种技术比较简单，只有穴播和撒播两种。穴播一般是先用于种植块根、块茎植物，后来才用于播种谷物。撒播则用于播种粮食作物。云南怒江地区的独龙族直到清朝末年还在采用这两种方法来播种谷物：“所种之地，惟以刀伐木，纵火焚烧，用竹锥地成眼，点种苞谷。若种荞麦、稗、黍之类，则只撒种于地，用竹帚扫匀，听其自生自实，名为刀耕火种，无不成熟。”(夏瑚：《怒俅边隘详情》)海南岛黎族将这种方法称为“砍山栏”。即火耕之后，男子手持尖木棍(木耒)在前面“锥地成眼”，妇女紧跟在后面点种谷物。广西东南部十万大山中的瑶族在山坡上点播时，也是男子在前边打洞，女子跟在后边点种。考古学家在华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还发现一种穿孔石器，据宋兆麟、周国兴先生研究就是套在点种棒(木耒)上以增加重量的“重石”，用以“锥地成眼”，进行穴播[139]。
撒播是用手直接抛撒，不可能有考古实物遗留下来。难得的是湖南省澧县城头山古稻田中有迹象可寻：“在第一期城墙和最早的文化层之下、生土之上，露出青灰色纯净的静水沉积，有很强的黏性。参与发掘的村民认为这是稻田土。将这层土表面整平，现出清楚的因一干一湿而形成的龟裂纹。挖取部分土样，从中拣选出稻梗和根须，和现在农田中所拔取的比较，简直没有区别。从局部剖面观察，可以看出一根根往下伸展的根须或留下的痕迹，可辨识出当时采用的是撒播。”[140]这是到目前为止研究原始农业播种技术惟一的考古材料，实在要感谢发掘者的细心观察和详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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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务 纳税评估 实践
随着税收征管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纳税监控体系的日益完善,纳税评估作为改革过程中的新生事物得以逐步发展并成为税收中期监控的有效手段,在现代税收征管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提高征管质量,优化征管模式方面展现出其独特的优势。但随着经济信息化的迅速发展和税收征管要求的进一步提高,纳税评估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正确认识和开展纳税评估工作,使其更有效地为税收征管服务,是当前征管改革的重要课题。本文拟对纳税评估工作运行初期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明确纳税评估法律地位,促进纳税评估工作健康发展
到目前为止,对纳税评估作出最高法律解释的文件是2005年国家税务总局《纳税评估管理办法(试行)》,按照法的渊源来看,属于部门规章。但《纳税评估管理办法(试行)》主要是针对税务机关内部衔接和工作要求所做的规定,不涉及税务机关与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对于一线操作人员而言,最关心的是纳税评估的法律效力。虽然有许多人认为其适用《征管法》的有关规定,但实际上并没有法律依据,只能是一种推测而已。纳税评估缺乏法律层面的支撑,工作开展缺乏法律保障,而《纳税评估管理办法(试行)》第二十六条却规定,从事纳税评估的工作人员,在纳税评估工作中徇私舞弊或者滥用职权,或为有涉嫌税收违法行为的纳税人通风报信致使其逃避查处的,或瞒报评估真实结果、应移交案件不移交的,或致使纳税评估结果失真、给纳税人造成损失的,不构成犯罪的,由税务机关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纳税评估人员很难把握其尺度,从而造成纳税评估人员对纳税评估工作产生一种困惑。虽然《纳税评估管理办法(试行)》中规定:纳税评估分析报告和纳税评估底稿是税务机关内部资料,不发给纳税人,不作为行政复议和诉讼的依据。但是如果纳税人真正提出复议和诉讼,我们又拿什么应对呢?在纳税评估过程中发现有偷税嫌疑的,由于取得的是评估数据,而没有确凿的证据,纳税人不承认则税务机关很难予以确认,使纳税评估人员左右为难,移交证据不足,自查补税又怕日后通过其他检查方式确认为偷税行为,从而给自己带来不可预见风险,产生对纳税评估工作性质的怀疑,很容易损伤纳税评估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要想使纳税评估工作真正发挥其效能,就必须在《征管法》中明确其法律地位和适用的法律条款,使纳税评估人员真正知道纳税评估工作应该做到什么程度,哪些方面是评估人员不该做的,做到责权利的有效统一,从而使纳税评估人员有的放矢地开展纳税评估工作,充分发挥纳税评估工作的职能作用,促进纳税评估工作健康发展。
二、建立专业化的纳税评估队伍,提高纳税评估质量
税收管理员是开展纳税评估工作的主体,科学配置税收管理员成为纳税评估最关键的保障基础。税收管理员日常忙于事务性工作,把主要精力用于税款征收上。基层征收单位日常式、临时性工作大多数都落在税收管理员身上,哪项工作都不能不办。为了及时完成上级布置的各项工作,税收管理员整日忙于应付,身心疲惫。而要完成好一项纳税评估工作大约需要7天时间,这需要税收管理员在没有其他事务性工作打扰的情况下完成,否则,对纳税评估工作只能是应付了事。这就需要给出各行业的一些评估方法,使税管员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纳税评估任务。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建立专业化的纳税评估队伍,即专业评估人员以行业纳税评估为主,总结出一些带有本地区行业特点的评估方法和指标参数,指导税管员有条不紊地开展纳税评估工作,形成以点带面、点面结合的评估格局。对税管员的评估工作进行指导、监督和考核。对复核时发现的有问题的评估报告,认真开展复评,避免出现税管员和纳税人对评估工作怀有应付了事的侥幸心理,并将其作为考核税管员业绩的主要指标。同时进行税管员之间的评估经验交流,从而提升全体税管员的税收征管水平。开展纳税评估工作不要急于求成,只有做到“评估一户、规范一个行业、监控一个行业”,才能达到纳税评估工作的目的,不断提高税收征管质量和效率。
三、评估与征管查的有效互动,才能真正发挥纳税评估作用
专业化评估机构建立起来以后,纳税评估工作并不是评估部门一个科室的事情,而是各个税务部门相互配合的事情。只有各个部门相互协调配合,才能真正发挥纳税评估的作用。从数据信息的采集上看,除了从综合征管信息系统和数据分析平台上采集数据外,税管员日常掌握的纳税人信息更是不能忽视的;从税务部门的角度上看,最了解企业的是税管员,税管员为评估人员提供的信息更可靠、更真实、更有价值。笔者认为,如果能和税管员共同评估,捕捉的评估点更准确、质量更高,同时又能使税管员放下思想包袱,只有这样才会取得更好的纳税评估效果。要使我们的评估结果发挥事后监控的目的,就需要税管员了解评估部门的评估结果,及时进行跟踪问效,否则评估过的企业有可能又回到老路上去。做好纳税评估工作需要有税收政策作保障,这就需要业务部门提供税收政策支持,及时解决评估工作中遇到的税收政策问题。使评估工作中税收政策运用得更准确、更规范,使纳税人心服口服。而稽查部门可以为纳税评估工作保驾护航,如果纳税人对经科学分析、符合实际的评估结果不予认可,就需要稽查部门予以配合,而不以纳税评估证据确凿为前提条件,因为评估人员在目前情况下并没有收集各种证据的权力,只要纳税评估结果符合逻辑关系,纳税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并不认可评估结果的情况下,稽查部门就可以介入收集证据,确认性质,只有这样才能使纳税评估工作顺利进行。否则,纳税评估工作的存在就无意义可言,纳税评估只能是一种形式主义,难以发挥其在税收征管中的积极作用。
四、合理测算评估指标预警值,使评估参照标准更具科学性
考古理论范文3
关键词企业管理古典理论理论回归
自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HaroldKootz)1961年发表《管理理论丛林》一文，把管理理论称作丛林以来，管理理论的发展加速了自己的进程。此后，安索夫(Ansoff)《公司战略》(1965)一书的问世,“战略”开始引入管理界，迈克尔·波特(M.E.Porter)的《竞争战略》，在20世纪80年代把战略管理的理论推向了高峰。1993年迈克尔·海默(M.Hammer)博士与詹姆斯·昌佩(J.Champy)合著的《再造企业——管理革命的宣言书》,完成了企业再造理论的最终构架，在世界范围内吹响了所谓的“第二次管理革命”号角。同一时期,彼德·圣吉(P.M.Senge)出版了《第五项修炼》，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轰动，学习型组织成为全球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组织管理革命的重要标志。然而，在现代管理理论日新月异的今天，在我国管理学界，古典管理理论却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有研究者甚至提出古典管理理论回归的论断。呼唤古典管理理论回归，有的是来自对中小企业管理的考察，有的是来自对管理职业化的理性分析，也有的是来自对古典管理理论自身的评判。一种观点的形成绝不是空穴来风，必然有其深刻的原因和背景，分析这些原因，回望并深思作为现代管理理论繁荣基础的古典管理理论，对推进管理理论中国化，促进企业管理科学化，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1古典管理理论具有自身的科学性及较强的应用价值
古典管理理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用科学方法探讨管理问题所取得的丰硕成果，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古典管理理论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集管理理念、管理技术和管理方法于一体，对企业管理实践有着强大的指导意义。它犹如一只有形的手，科学有效地调动和配置企业的各种资源，在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同时，促进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一般认为，泰勒、法约尔和韦伯是古典管理理论的三位先驱，古典管理理论的科学性首先在于它的实践性，它是从企业管理实践中概括出来的理论。作为古典管理理论代表人物的泰勒和法约尔，有着丰富的企业工作经历。泰勒就是在生产一线发现并注意到“磨洋工”现象的，对这一现象的仔细观察，使他找到了工人“磨洋工”原因。他认为工人“磨洋工”有三个原因，即：工人们害怕不断增长的生产带来失业；失败的薪金制度不鼓励工人高效率的工作；工厂没有给工人提供科学的工作方法。这些观察和分析，成为科学管理理论构建的起点。虽然法约尔与泰勒有着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但他也一直处在企业管理的中、高层，漫长而成绩卓著的经营管理生涯使他对企业管理有更加宽阔的视野和更高层次的认识。
古典管理理论的科学性还在于管理理念的先进性。泰罗认为，科学的工作方法是管理中的“思想革命”，“思想革命”最重要的内容就是需要雇佣双方把视线从分享利润这块蛋糕转移开，共同想办法把“蛋糕做大”。他说：“管理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使顾主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也联系着使每个雇员实现最大限度的富裕。”并且认为，对雇主来说，“最大利益”不仅代表着短期内有较大的利润，也包括为达到公司的长期繁荣而全方位地发展。对雇员来说，最大利益则不仅代表着高工资，还有他们自身职业生涯的发展，使他们在能力范围内做到最高等级的工作。在他看来，管理的真正目的是使劳资双方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富裕。这一思想直到今天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以至于王义昌先生在《一封辞职信——成就组织和个人发展的第六项修炼》后记中，还要遗憾：这么多年过去了，让雇主和雇员关系和谐共同发展，却至今依然是我们企业管理实践者和理论者的重大任务。作为一般管理理论的构建者，法约尔认为，管理是一种可应用于一切机构的独立的活动；一个人在某机构内地位愈高，管理活动愈加重要；管理是可以教授的。正是这种对一般管理的认识，使管理理论作为一种普适工具在广泛的社会领域得到了运用。由于韦伯是一个置身企业管理之外的“旁观者”，站在更加超脱的立场冷静分析企业管理的基本问题，他的管理理念更显深邃。他指出一套支配行为的特殊规则的存在，是组织概念的本质所在。没有它们，将无从判断组织。这些规则对行政人员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他们自己的行为受其制约，另一方面他们有责任监督其它成员服从于这些规则。韦伯理论的主要创新之处导源于他对有关官僚制效率争论的忽略，而把目光投向其准确性、连续性、纪律性、严整性与可靠性。韦伯这种强调规则、强调能力、强调知识的行政组织理论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高效率、合乎理性的管理体制。直到今天，在组织中普遍采用的高、中、低三层次管理就是源于他的理论。
古典管理理论具有很强的应用价值。泰勒所提出的科学管理的四个原理：即对工人操作的每一个动作进行科学研究，用以代替旧的、单凭经验的劳动操作；科学地挑选工人，并进行培训和教育，使之成长，以代替允许工人凭自己的爱好选择工作的作法；管理人员与工人之间亲密协作，以保证一切工作都按建立起来的规章制度去办；管理人员和工人在工作和职责上要分工，各自承担最适合的工作，以代替所有的工作和大部分责任都推卸给工人的办法。这些原理，对于夯实企业的管理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法约尔提出的14条管理原则，以及他对管理过程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五个要素进行的详细分析，则是企业管理过程科学化必不可少的。韦伯要求理想的行政组织体系所具有的八个特征，即实现明确的分工、实行等级原则、实行考核和训练制度、所有公职的担任者都是任命的而不是选出的、行政管理人员领取固定的薪金、行政管理人员不是他所管理的那个单位的所有者、组织是根据明文规定的法规规章组成的、组织中人员之间的关系完全以理性准则为指导，正是企业形成完整、有序和高效组织体系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2古典管理理论是现代管理理论的逻辑前提和应用基础
古典管理理论从创建到现在已经整整100年，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环境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推动着管理理论向前不断发展，形成流派纷呈的格局。但是，站在21世纪回望古典管理理论，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它们的真理光辉，也清晰可见它们与现代管理理论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逻辑前提，古典管理理论不仅在理论上是现代管理理论创新的基础，而且本身也是现代管理理论的构成内容，同时还是现代管理理论在实践中应用的基础。
古典管理理论先驱们所试图解决的问题，是管理学面临的两个根本问题，即效率和组织问题。它们是任何管理理论都不可回避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管理理论都是在古典管理理论的启发下或指导下，在古典管理理论已经搭建的平台上的创新，而且可以肯定地说这种创新会一直持续下去。古典管理理论所研究的问题仍然是现代管理学所要研究的问题，比如对计划和策略的研究、对发展战略的研究、对组织形式的研究、对管理工作环境的研究，等等，都是对古典管理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就是在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里，通过系统思考、自我超越、心智模式、共同愿景、团队学习，所要解决的也是泰勒在百年前所关注的雇主和雇员关系和谐及共同发展问题。
古典管理理论不仅为现代管理理论搭建了创新的平台，经过发展和完善的古典管理理论已经成为现代管理理论的构成内容之一。在现代管理理论丛林的九大管理学派中，管理过程学派和经验主义学派就是古典管理理论的现代版本。管理过程学派也叫管理职能学派、经营管理学派，其开山鼻祖正是古典管理理论的创始人之——法约尔。这一学派因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等人的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管理理论丛林中的主要学派，在现代管理理论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经验主义学派也被称为经理主义学派，他们以向大企业的经理提供管理企业的成功经验和科学方法为目标。他们认为，有关企业管理的理论应该从企业管理的实际出发，特别是以大企业管理经验为主要研究对象，加以抽象和概括，然后传授给管理人员，向经理提出建议。经验主义学派中的许多代表人物深受古典管理理论影响，而且其中的多数人长期担任大公司的顾问或直接在大公司高层供职。经验主义学派走的是与泰勒、法约尔一样的研究道路，把实践放在第一位，以适用为主要目的。虽然，由于时代的变迁和实践对象的不同，经验主义学派所概括出来的理论并不是古典管理理论的翻版，但是他们的出发点和思想方法是完全一致的。但是，由于现代管理理论抓住了管理中效率与人性这一被古典管理理论忽略的矛盾，所提出的一些观点，对于处理好管理中人与人、人与组织、组织与组织、人及组织与环境的关系，从而保持组织的平衡和谐状态，具有很强的实践意义。用现代管理理论指导现代企业管理，是无庸置疑的。然而，当现代管理理论在实践中应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离不开古典管理理论所构建的组织体系的基础性支持。现代管理理论为企业管理提供了许多工具，比如管理方格、决策模型、激励手段，等等，都要放在按照古典管理理论构建起来的、能完整地履行计划、组织、指挥、控制、监督职能的组织体系中，才能发挥其作用。
3古典管理理论的应用是我国当前企业管理实践的现实需要
管理理论不是“屠龙术”，它必须见诸于实践，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一切不能为实践所用的理论都是灰色的。管理理论的实践价值并不在于管理理论本身，而在于它的指导对象，在于它与指导对象的吻合性。因此，管理理论应用是有边界约束条件的，在发达国家有用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未必有用；在大企业奏效的理论，在小企业未必奏效。我们不能说哪一种理论更好，更不能说时髦的理论就是最好的理论。
3.1现实经济社会条件为古典管理理论回归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古典管理理论诞生于20世纪初期的美国，是与美国当时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的。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成长五阶段论，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传统阶段、起飞前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和高消费阶段。古典管理理论形成的时代正是美国处于起飞阶段时期。在这一时期，社会出现持续的增长，在主要成长部门有可能通过革新创造或者通过利用新的资源，从而形成很高的成长率，并带动社会经济中的其他方面扩充能量。由于经济起飞时期，几乎整个经济都在快速地增长，从而使具有经济现代化观念的人战胜坚持传统社会观念的人，在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取得胜利。起飞阶段所迸发出来的强大刺激力量，既可以表现为政治革命的形式，也可能是技术革新的形式，还可能是管理方式改变的形式。当年，正是因应起飞阶段的经济发展需要，古典管理理论破土而出。
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看，一般来讲,人均GDP400美元以下为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人均GDP400～2000美元为经济起飞阶段，人均GDP2000～10000美元为加速成长阶段，人均GDP10000美元以上为稳定增长阶段。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相当于1.4万多亿美元，人均1090美元。这是我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这表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处于起飞阶段的关键时期。我国当前经济社会状况，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与上个世纪初的美国有很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表明，古典管理理论回归在我国有比较适宜的土壤。所以，有人认为，“考虑我国企业的发展阶段，反省我们走过的路程，我们提出‘回归古典管理’，补上科学管理这一课，并试图以此作为我国企业迈向职业化的理论指导。”
3.2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人们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是古典管理理论回归的重要人文环境
我国直到1994年才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今仅仅10年时间，从政府到民间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都十分有限。我国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到成熟阶段，还有比较长的路需要走。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的企业，传统体制的惯性，制约着人们对市场经济认识水平的提高，因而，对在成熟市场经济中孕育出来的现代管理理论，多少有些消化不良。
企业管理说到底是人对人的管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是制约管理理论应用的重要约束条件。从企业管理者来看，由于我国缺乏优秀企业家诞生和正常发育的社会土壤和社会氛围，社会体制方面也存在压抑优秀企业家成长的弊病，现阶段堪称真正企业家的厂长、经理为数其实并不多，甚至一些功成名就的企业管理者，往往并不是因为他们已经拥有了娴熟的市场经济驾御技巧，而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改革浪潮中抓住了某一个机遇。在成功的或失败的企业管理者口中，我们都不难听到成串的、最时尚的管理学词汇，但是在他所管理的企业里却很难看到这些词汇所代表的管理理念、管理机制和管理制度。至于，在改革大潮中大量涌现出来的家族企业，管理者的状况更不容乐观。超级秘书网
3.3大量存在的中、小型企业为古典管理理论回归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根据2004年中国统计年鉴，我国拥有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单位196222个，其中大型企业仅为1984个，占1%；中型企业为21647个，占11%；小型企业为172591个，占88%。在工业总产值上，三类企业各占1/3。大量存在的中、小型企业，管理水平普遍比较低下。
考古理论范文4
关键词：林州四股弦戏曲；研究现状；理论思考
四股弦戏曲源于清代后期河北邢台等地的“秧歌戏”，因其说唱都用四根弦的胡琴作伴奏而得名，是流行于豫北，冀南，鲁西，晋东一带的地方剧种。近十年来，由于多种娱乐形式的冲击，或不重视，或市场经济，或“洋重中轻”等众多原因导致了民族民间音乐的空间缩小，地方戏曲渐渐过时，致使数以百计的地方戏曲相继，撤班，萧条，落没，日趋消亡。林州市作为三省（河南，山西，河北）交界处，民间文化交汇到这里。为了弘扬当地的传统文化，重新让群众认识四股弦，接受四股弦，让这个濒临失传的剧种传承下去，2012年8月，林州市民间文艺协会在政府的支持下吸纳了50余名演员，申请建立林州市“新艺四股弦剧团”。2012年9月9日，新成立的林州新艺四股弦剧团正式演出——四股弦活过来了。
本文通过对文献的搜集和整理引发了一系列的理论思考，提出了一些新视角。
一、四股弦戏曲的研究现状
通过对中国全文期刊数据库及各类音乐文献的搜集，将其分类说明。
第一类是对四股弦做一般性介绍：
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戏曲·河南卷》[M]，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
河南省文化厅文化志编辑室编：《河南文化志》[M]，河南文物出版社，2002；
中国民族音乐集成河南省编辑办公室编：《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河南卷》[M]，1983；
林县志编辑委员会编：《林县志》[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这类文章，都是概述，它们的最早母本是1983年的《戏曲音乐集成·河南卷》。尽管各篇详略不同，文字略有差异，但基本内容大同小异，几无例外。如实地讲，有些文章彼此之间不只是雷同，甚至连评述性的形容词都一样，如：唱腔跌宕起伏，表演生动，刻画人物细腻……不一而足。
第二类是与四股弦戏曲相关的专著：
张庚、郭汉成：《中国戏曲通史》[M[，中国戏剧出版社，2006；
宋锋：《四股弦音乐》[M]，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
廖奔：《中国戏曲声腔源流史》[M]，贯雅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92；
廖奔：《中国文化通志·戏曲志》[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M]，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此类中，张庚和郭汉城先生的《戏曲通史》是中国戏曲史扛鼎之作，至今雄踞中国学界，无人能及。关于四股弦，只在明清以后的地方小戏兴起一节中略有提及。河南是文化大省，地方戏总数达二百多种，张、郭二位前辈，无暇细顾四股弦声腔了。
宋锋的《四股弦音乐》是迄今关于四股弦的专著；《四股弦音乐》全书共492页，116页以后，全部是曲谱。这本书论述了四股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讨论了音乐的基本构成、艺术特色、板式、乐队、曲牌，列弦笛曲牌37个，唢呐曲牌34个，唱腔选段37首，完整的折子戏唱腔一折；全部曲谱是宋锋先生自己记谱。
其实，1993年宋先生的著作出版，四股弦的音乐形态研究，就已经没有空间了。
从廖奔及刘彦君三本著作的前言中，可以看出二位先生都是河南人，他们的著作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和图片，详细论证了中国一些大的戏曲剧种的声腔形成和演变关系，是很精到、专业、权威的戏曲声腔著述。唯一遗憾的是，有关四股弦的声腔，付阙。
第三类是有关四股弦的历史渊源，并从音乐形态上进行研究的论文：
郝磊：《豫北四股弦戏曲音乐的初步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2年第5期；
李为渠：《冀南四股弦研究》[D]，河北大学，2008年；
郭晓希：《巨鹿四股弦调查与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09年；
李惠莉：《四股弦剧种艺术探源》[J]，戏曲文学，2007年；
周保全：《试析豫北四股弦戏曲的音乐特征》[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
汪娅卓：《初探国家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魏县四股弦》[J]，《大家》，2010年；
郭晓希、代伟：《浅析巨鹿四股弦音乐的构成体系与艺术风格》[J]，《大舞台》，2012年；
康爱芳：《安阳县四股弦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2年。
这类文章，最大的共同之处是研究三省各地流传的四股弦，都是从音乐形态上来分析四股弦，对于四股弦音乐的文化传承研究比较少。
第四类是从文化遗产保护角度上进行研究的著作和文献。
孟繁树：《中国戏曲的困惑》[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
张发颖：《中国戏剧班史》[M]，沈阳出版社，1991年；
傅瑾：《戏班》[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吴金宝：《河南濒灭剧种现状调查报告》[J]，戏曲艺术，2005年；
刘秀霞：《非物质文化遗产名下的戏曲》[J]，福建艺术，2007年；
孟先生是中国戏曲的第一位博士，直接受教于张庚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就对戏曲的衰颓感触很深，在忧国忧民的高度上，提出了很多中肯的看法——核心是改变戏曲的生存环境，不要让戏曲就此衰败灭亡。
这一类中的经典之作是傅谨的《戏班》（原名《草根的力量》，再版时改书名）。傅先生跟踪采访浙江温州、台州、嵊县等地的越剧戏班，做了连续十五年以上的田野调查，详实的材料给我们描绘了当代民营戏班的生存状态；他在书中调查的着眼点，给比他稍后的学人研究（比如杨红的《山西河曲二人台研究》）提供了非常精准的目标和可以揭示深层结构的观察点；不仅如此，傅谨的《戏班》一书的结构和结构本身反映的观念，给后来者极大的启示。
本书是傅先生持续八年对台州民间戏班进行田野调查与研究的力作。他从一个戏剧理论家的独特视角，详尽而细致的描述了台州戏班的历史与现状，内部构成，演职员的生活方式，经济运作方式，以及它特有的演出剧目与演出形式，客观剖析了台州戏班的存在方式与内在构成，由此揭示了它拥有的顽强生命力的文化渊源。
二、林州四股弦戏曲研究现状的理论思考
通过以上文献文献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四股弦的研究，主要是不同地域的四股弦音乐形态研究，缺少四股弦音乐文化以及传承的探索。他们对四股弦戏曲目前的生存状况，源流，音乐特征以及对濒危剧种保护等方面作了大量的证实以及考证，有助于笔者进一步去了解研究林州四股弦，这也为笔者研究林州四股弦传承方面作了理论上的铺垫，为笔者提供了大量的理论上的资料和研究的实证。
林州四股弦剧团的文化价值在于它传承着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凝聚了传统民族民间音乐的结晶，也展示了地方文化的群众性与本土性。如何保护传承人和传统的传承方式，使传统音乐不丢弃它本源的发展，这是我们值得关注与思考的重点。
目前针对四股弦音乐的研究成果不多，专著仅有一本，而此后的论文大多都是从音乐本体（渊源，调式、调性，唱腔，板式）方面对四股弦进行研究。以剧团为立足点来研究四股弦的传承的文献更是少之又少，传承研究完全是空白点，这为笔者今后研究四股弦提供了新的写作空间。
参考文献：
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戏曲志河南卷》[M]，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9月北京；
河南省文化厅文化志编辑室编：《河南文化志》[M]，河南文物出版社，2002年8月，郑州；
林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林县志》[M]，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
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0年北京；
宋锋：《四股弦音乐》[M]，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
廖奔：《中国戏曲声腔源流史》[M]，贯雅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92；
廖奔：《中国文化通志·戏曲志》[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廖奔、刘彦君：《中国戏曲发展史》[M]，山西教育出版社，2000年；
郝磊：《豫北四股弦戏曲音乐的初步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2年第5期；
李为渠：《冀南四股弦研究》[D]，河北大学，2008年；
郭晓希：《巨鹿四股弦调查与研究》[D]，河北师范大学，2009年；
李惠莉：《四股弦剧种艺术探源》[J]，戏曲文学，2007年；
周保全：《试析豫北四股弦戏曲的音乐特征》[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
汪娅卓：《初探国家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魏县四股弦》[J]，《大家》，2010年；
郭晓希、代伟：《浅析巨鹿四股弦音乐的构成体系与艺术风格》[J]，《大舞台》，2012年；
康爱芳：《安阳县四股弦研究》[D]，西北师范大学，2012年。
孟繁树：《中国戏曲的困惑》[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
张发颖：《中国戏剧班史》[M]，沈阳出版社，1991年；
傅瑾：《戏班》[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吴金宝：《河南濒灭剧种现状调查报告》[J]，戏曲艺术，2005年；
刘秀霞：《非物质文化遗产名下的戏曲》[J]，福建艺术，2007年；
傅瑾：《草根的力量—戏班》，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考古理论范文5
关键词: 建构主义 多媒体外语教学 研究方法 发展趋势
1.引言
近年来,随着多媒体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作为现代教育技术的建构主义理论已向人们展示了空前的活力。而多媒体技术和互联网应用的多种特征特别适合实现理想的建构主义学习环境,二者的完美结合更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认知能力。本文拟对1999―2008年间我国建构主义理论与多媒体外语教学研究的状况进行一次文献研究,分析其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希望能为以后在该领域的研究理清思路进而促进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多媒体外语教学的进一步发展。
2.文献选取
本文选取了1999―2008年国内出版的外语教学10种核心期刊《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现代外语》《外语界》《外语学刊》《外语教学》《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研究》《国外外语教学》《外语电化教学》及非外语类期刊、高校学报和优秀硕、博士论文。我首先以上述期刊名为检索词,然后以“建构主义”、“多媒体外语教学”为关键词进行二次检索,并通过人工检查,剔除与本研究不相关的文章。然后用类似的方法对非外语类期刊、学院学报和优秀硕士博士论文库进行检索后发现,有关建构主义理论与多媒体外语教学研究的文章共计102篇。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外语类核心期刊上的相关文章数量太少,不足以说明问题,所以我将非外语类期刊、高校学报和优秀硕士、博士论文中的相关文章也纳入文献范围。
3.数据分析
我首先统计了有关建构主义理论的多媒体外语教学的文章在四类文献来源中刊登的情况(见表1),然后分别对这些文章按照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了初步分类,对分类类别不明确的文章又进行了二次分类,最后按照研究内容分为四大类,按照研究方法分为两大类。
4.研究结果
4.1现状与趋势
近十年(1999―2008),我国有关建构主义理论与多媒体外语教学研究呈现上升趋势(见图1)。前五年(1999年―2003年)只有26篇相关文章,仅占到总数的四分之一,且核心期刊较少。最近五年(2004年―2008年)发表的论文总数是前五年的近三倍,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论文明显增多。前五年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在介绍建构主义理论,而将建构主义相关理论与多媒体外语教学相结合的却很少。当时建构主义理论刚刚引入我国,研究主要在理论介绍上。进入21世纪后,随着建构主义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多媒体技术的逐渐推广和稳步发展,建构主义理论与多媒体外语教学研究进一步深化。2004年教育部制定颁布了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并提出“基于计算机和课堂的英语多媒体教学模式”,之后有关建构主义理论与多媒体外语教学研究的文章大幅增加。
4.2研究分类
根据研究内容分为四大类。从表2中我们可以看出有关理论探讨的文章(包括教学模式、教学设计、指导作用与意义等)共计75篇,占到了总数的73.53%;课堂教学实践(包括建构主义理论与听、说、读、写、译课程的结合;与传统课堂的对比)的文章共计15篇,占到了总数的14.71%;师生研究和软件、课件及技术应用的文章最少,一共占到了总数的11.76%。由此可见,建构主义理论与多媒体外语教学研究内容分布不均衡,注重理论探讨,忽视课堂应用层面。
4.3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方法分类标准参照高一虹(1999)在《中、西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一文中,把研究方法分为定量研究、定性研究和非材料性研究三类。在统计论文研究方法的数量上,我采用上述分类并结合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多媒体外语教学研究特点将其分为实证研究和非材料性研究。需要说明的是,实证研究包括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典型的量化研究包括问卷调查和实验研究;典型的质化研究包括个案研究、人种志研究,收集方法包括访谈、观察、日记、有声思维、参与体验等(文秋芳、王立非,2004:20)。非材料性研究主要包括:用思辨的方法,讨论理论问题及对教学的意义;对教学具体环节的操作性描述和评价;个人经验总结发表对某个问题的看法。根据以上标准,我将已检索到的文章逐一进行了分类。
表3显示,我国基于建构主义理论与多媒体外语教学研究是以非材料性研究为主(79.4%),实证研究为辅(20.6%),在实证研究中,又是以量化研究为主(95.2%),质化研究次之(4.8%)。其基本发展趋势是:非材料性研究占据统治地位,但从2004年起有下降的趋势;而实证研究则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其中量化研究在实证研究中占主导地位。
5.思考
十年来(1999―2008),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该领域的研究。首先,多媒体技术的深化发展为多媒体外语教学提供了技术支撑;其次,建构主义理论的不断深入发展,促进了其与多媒体外语教学的结合;最后,建构主义理论与多媒体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多媒体外语教学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仍存在一定的问题。
5.1实证研究比例偏低,研究结果缺乏说服力
对于统计结果稍加审视,我们不难发现,该领域的研究大多是把建构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基础来介绍和探讨,或者是简单地套用。除了理论术语用的较为混乱外,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实证研究很少。当然,并非所有的研究都必须采用实证的方法,我们也需要理论来指导实证性的研究。但是,近年来国内学者们(如文秋芳、王立非,2004)呼吁采用实证性研究方法,既使得研究方法趋于严谨,又使得研究结果更具说服力。
5.2建构主义理论在多媒体外语教学应用分布不均匀
从表2可见建构主义理论与多媒体外语教学研究的结合涉及了外语教学的方方面面,但是分布很不均匀。绝大部分都是探讨教学模式、教学设计等宏观方面,而建构主义理论与课堂教学实践的结合等方面的微观研究则相对很少。建构主义特别强调教师的帮助、引导及同伴的合作。但是我的调查显示教学中师生角色关系的研究不多。
5.3重复性研究现象严重
从表2的统计表明理论探讨文章占到了73.53%。相关的理论探讨在2007年还有大量文章的存在。很多研究者对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和进展了解不深,缺少对前人的研究是导致重复性研究的主要原因。事实上,我们借助互联网,通过搜索引擎、文献数据库等资料我们可以很便捷地了解到国内外该领域研究的现状和最近进展情况,了解研究的前期成果,开拓新的研究方向。如在2008年我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开始试行机考的改革,如何让建构主义理论的精华渗透和体现在多媒体外语教学的各个环节中将会成为研究的热点之一。
6.结语
因此,在未来的建构主义与多媒体外语教学中将会呈现以下趋势:第一,认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等学科的新成果将会更多地应用到多媒体外语教学的模式设计中去,出现多学科交叉现象;第二,大学英语四、六级机考的试行改革必将推动多媒体外语教学向着更加务实的方向发展,也会推动多媒体网络平台的开发;第三,研究方法更加趋于科学性、合理性,实证性研究将会更多地应用于建构主义理论与多媒体外语教学研究中。
参考文献:
[1]高一虹等.中、西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发展趋势[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9,(2).
[2]文秋芳,王立非.二语习得研究方法35年:回顾与思考[J].外国语,2004,(4).
[3]刘润清.外语教学中的科研方法[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4]杨惠中.多媒体机助语言教学[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8.1.
[5]张祝祥,董秀丽.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外语教学研究综述.理论界,2007,(10).
考古理论范文6
关键词:中国考古学 一级学科 挑战 建议
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我国学科体系进行调整，将历史学一分为三，把原为历史学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的考古学和世界史提升为一级学科。新的学科体系的建立，为考古学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随之而来的，我们面临着如何更加合理地设置二、三级学科的问题。这个问题关系到中国考古学未来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格局，故不可小觑。目前的分类方案较具有代表性的是将考古分为6个二级学科，分别为考古学理论与考古学史、史前及夏商周考古、秦汉至元明清考古、科技考古、文化遗产与博物馆和专门考古，其中专门考古中，包括了目前还不具备成为二级学科的一些学科，如古代文字与铭刻、外国考古、文物保护技术、美术考古等。而北大的学者鉴于中国考古学正在发展成为理论上多源、研究方法多样、研究技术全面现代化的跨学科交叉综合体系，主张设5个二级学科，分别是：中国考古学、外国考古学、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专门考古和博物馆与遗产保护科学，这种划分也值得借鉴。
在科技发展迅速、跨学科交流频繁、国内外合作进一步加深的大环境下，文物保护事业和科技考古迅速发展，再加上晋升为一级学科的重要机遇，一起构成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新的时代背景。在新的背景下，中国考古学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如何去解决这些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这些都需要我们不懈的探索和深入的思考。
一、 当代考古学面临的挑战
考古学自身的学术定位问题是我们首先面临且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切实关系到考古学学科的发展方向。
2001年9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主办了一场题为“考古学的定位”的学术研讨会，约有近50位中外学者参加了研讨，就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究竟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应该从属于人类学或历史学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与会的学者较为普遍的认为，随着自然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在考古学科中更为广泛的应用以及人文学科领域的方法和理论不断的渗透，考古学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之势，这种发展使得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与以往的传统考古学已有很大的不同。大多数学者都承认考古学应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存在，并且应当成为与人类学和历史学同样的一级学科，而不应该被置于他们的附属下。笔者认为，考古学有着独特的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其学科地位是不可取代的。但我们所言的“传统考古学”并不是与现在所定义的考古学截然分离。“传统考古学”所倚重的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两大方法延续到现在虽已不能作为主要的方法对考古现象予以解释，但其思想贯穿于考古研究的始终。此外，前后对于人类起源及进化、文明发展进程、农业起源等重大问题的关注都是一致的。
中国考古学正处于发展的转型期，观念的转变以及新的方法手段的推广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然而这是一个必须经历的过程，我们也必须通过这个过程对现有的考古资源进行整合，制定新的阶段性目标，实现学科的进步和发展。目前中国考古学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尚存在学术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和问题。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摇篮，课程设置落后于时展潮流的问题突出，培养计划中还存在着一些已经与时代脱节的课程，而一些先进的技术并未得到介绍和引进。这就使得高校培养出的人才存在知识陈旧，知识结构不完整，国际视野不开阔，理论创新能力差等问题。学科建设的失衡问题也较为严重，体现在考古和博物馆专业发展程度上的不平衡，中国考古和外国考古研究团队的不平衡，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人才比例的不平衡，研究型人才和技术型人才比例的不平衡等问题上。
二、对考古学未来发展的建议
为了更好地解决学科发展存在的问题和人才培养出现的矛盾，适应新形势下考古文博事业发展的需要，使中国考古学能够沿着符合学科发展规律的轨迹运行和发展，笔者认为需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应当精心布局，建立完善、全面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我们当以此次学科体系调整为契机，对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体系进行认真的梳理，继续巩固旧有的优势学科，投入更多的力量建设薄弱学科，更加注重交叉学科的发展和与国外考古学的交流，建立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话语权、注重方法和理论创新、更加严谨科学的中国考古学学科体系。
其次，适当地调整现有的专业结构和课程结构，着力解决高校和用人单位之间的人才供需矛盾。考虑到文物保护人才的缺口，具备条件的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应该考虑在本科生或研究生培养阶段增设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或方向。应摒弃旧有的轻文物保护重考古发掘的做法，转变观念，尽快培养一批技术扎实、学术能力突出的文物保护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