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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和哲学范文1
[关键词]信任 风险 道德共同体 道德责任
[中图分类号]B82-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1)05-0099-05
我们正处在一个焦虑不安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们所珍视的某些价值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威胁，人们由此感到恐慌、无助、厄运当头，并对世界逐渐失去信心。2011年3月，一场由地震和海啸带来的核危机将这一点表露无遗。日本核危机已然成为“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论题”，这一论题远远超越了人们有限日常生活范围内的个人困扰，并将一个更宏观的社会和历史生活结构问题推向前台。
由现代传媒技术所制造的舆论在地震灾害与核危机之后正笼罩着我们的生活。如果“社会学的想象力”作为一种心智品质可以增进人们利用信息、看清世事的理性能力”，那么“伦理学的想象力”与“哲学的想象力”则可以将这种理性能力置于人性的拷问和哲学的审视之中。哲学的想象力提供了这样一种视觉转换的功能，即从自己的视角切换到他人的视角，从社会事件的事实性考察切换到道德的考量，从简单的、流俗的道德谴责切换到复杂的、深刻的人性追问。日本核危机作为一个全球性、现代性事件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运用“哲学想象力”的契机。在这个契机中，人们的敏感神经正被现代技术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后果所深深刺痛，与之同时被刺痛的还有作为社会整合力量的信任关系。
一、风险与信任
日本核危机表征了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风险。风险在广义上意指各种威胁、意外或危险。这种风险是指向未来的，即风险意味着未来世界发生有害情况的某种不确定性，以及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的至少部分的不确定性。风险既可以由自然原因造成(地震、台风等)，也可以由人为原因造成(战争、犯罪、经济危机等)。日本核危机中的核辐射、核扩散是一种派生的风险，它是人类改造自然所引起的风险，是文明的、技术的风险。人为的风险和派生的风险都是由于人们的行动、选择和决定引起的。在这个意义上，风险是与人的“行动相关并起因于我们自己的承诺的灾祸的可能性”。
人类常常忽略生活中各种可能的风险，尤其是人造技术所派生的风险。风险作为可能性一直普遍存在，它一旦发生就会对人类造成危害、产生危机。日本核危机的局面实际上就是潜在的核辐射风险凶自然造成、因人为原因不断恶化的结果。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来自于人类对现代社会的风险未有足够的估计，对现代性的后果没有充分的认识①；另一方面来自于人类某种程度的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核能虽然满足了人类追求现代化生活的要求，给现代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能量，但同时也将人类生命的健康与安全推向了前所有未的危险境地。日本核危机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灾难使得风险普遍化了，它的影响扩展到更加广泛的地区和人口。人类能否安全地驾驭核技术，不仅考验着人的理智能力，而且考验着人的道德能力。
在现代社会中，信任与风险紧密相连。按照卢曼的观点，“信任是针对风险问题的一种解决办法”，是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信任者借助信任卸下了自己无法承担的复杂性，信任行动减少了未来世界的复杂性。首先，我们的世界已经变得高度地相互依存，为了这种彼此共存，我们需要信任。现代社会已经从依赖于命运的社会发展到了由人的行动而推动的社会，为了积极而建设性地面对未来，普遍的信任不可避免:政治家必须相信提出的政策具有持久性和公正性，教育者必须信任学生的能力，技术专家必须相信技术产品的可靠性和有用性，而普通民众必须相信所有那些在政治、经济、科学和技术领域中代表其利益的所有那些人，包括核专家。
其次，现代社会高度地依赖于技术，为了应付技术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我们需要给予技术专家们必要的信任。“技术应用于自然和社会越多，生活就变得越不可预测。当技术对自然和社会产生影响的时候，它们之间复杂的互动造成非常多的无法预料的后果。”我们自己的创造物可能非预期地转过来反对我们自己。日本核辐射危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再次，制度、组织和技术系统的复杂性，及其运作的全球化进程也需要民众的信任。它们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民众的理解范围，甚至专家们都不能完全搞明白。大多数时候，人们好像在黑暗中行动，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黑箱。人们的利益越来越依赖于社会各个系统的正常运行。信任变成了人们应对晦暗环境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策略。
最后，社会的陌生化、匿名化和非人格化也使得信任成了必需的资源。我们的生活不断被大量的陌生人包围。公共机构和组织的管理者、技术人员、商品生产者、服务提供者，我们几乎全都不认识。我们没有能力去控制或监督他们的行动。他们是完全隐蔽并独立于我们的，而我们却非常依赖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了跨越这种陌生性、匿名性的鸿沟，人们唯有求助于信任。
在不确定和不可预测的条件下相信他人，意味着在冒险、在赌博，也就是拿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他人的自由行动来赌博。给予信任，意味着我有一个信念，即相信他人会做出某种确定的行为，从而忠于我的利益，就好象未来的不确定性被消除了一样。比如，我相信IBM的产品没有缺点、国航的飞机能安全地飞行、法院能够公正地判决。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信任都是对成功预先支付的预付款”。
根据郑也夫的考察，“信任关系具有下述性质:第一，时间差与不对称性。行动和兑现较之诺言和约定必然是滞后的。言与行，承诺与兑现之间存在着时间差，信任者与被信任者之间存在着某种不对称性。第二，不确定性。具备了确定性，就不存在风险与应对风险的这一特定方式了，也就不叫信任了。第三，因为没有足够的客观根据，信任属于主观的倾向和愿望。”在这个意义上，“信任是一种态度，相信某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己的愿望。它可以表现为三种期待，对自然与社会的秩序性，对合作伙伴承担的义务，对某角色的技术能力。它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理解，它处在全知与无知之间，是不顾不确定性去相信。”
依据信任对象的不同，信任一般分为人际信任和社会信任。人际信任的对象是具体的人，比如父母、朋友、邻居、同事，它涉及的是面对面的承诺，并以人格为基础。而社会信任的对象是更为抽象的社会客体，比如社会角色(母亲、法官、教授)、社会群体(白人、黑人)、机构或组织(大学、政府、企业)、技术系统／专家系统(通讯系统、交通系统、计算机网络)和社会系统(社会秩序、政权制度)。社会系统是最为抽象的信任对象。从人际信任到社会信
任是一个渐进的、扩展的信任的同心圆或“信任的半径”，它们都根据相同的逻辑在运作。在各种形式的信任背后都存在着原始形式的信任――对人及其行动的信任。上面所有的信任对象都可以还原为具体的人及其行动。
二、系统信任与道德共同体
系统信任作为社会信任的一种形式，在现代社会结构中有着突出的地位。系统信任的概念类似于合法性的观念。根据韦伯的区分，可以说魅力合法性预示着个人信任，而法理的合法性则预示了制度信任及其特殊形式程序信任。但在传统合法性中，没有必要预设任何形式的信任，它用古代和永恒的惯例认可来代替信任。但是在后传统社会中，信任就变得至关重要。“整个制度机构一旦脱离传统，就依赖具有潜在不稳定性的信任机制。”
相比较而言，人际信任很容易被个别事例破坏，而“系统信任则不必总是从起跑线重新学起”。系统信任是现代性的一个后果，它是不以人格因素来建立信任的方式。人际信任“向系统信任的转化似乎使信任的习惯变得方便了，使大部分的内在保证可有可无，或干脆用功能互动取而代之，但另一方面，它似乎对信任的控制变得更困难了”。所以对系统信任的控制要求增加专家知识。人们不得不依赖于形形的专家，从而处在事件的边缘。在核危机中，我们依赖于核专家告诉我们核反应堆是否有爆炸的可能、核辐射量有多大、是否对人造成致命危害、是否应采取防护措施。这些风险必须在系统中得到控制，人们只能期望核反应系统能够发挥正常的功能。
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给个人施加了焦虑。在系统信任中，个人无法实际地控制风险，却又不得不给予信任，在这种情境中个体应该如何自处?对这一问题，尚没有合适的回答。也许每个人面对风险的策略都是不一样的。那些适应能力强、知识渊博、能够运用理性策略、将情感与事实分离的人能够更好地面对这种处境。在这里，我们再度遭遇了社会对个体化人格能力的要求。事实上，3月16日开始，发生在中国部分地区的抢盐行为恰好反映了普通民众的恐慌、焦虑和无知，面对突如其来的危险，人们普遍缺乏理性的认识和正确的应对策略。为此，专家们不得不出来辟谣:抢购碘盐没必要，酱油防辐射纯属无稽之谈。这再度印证了人们对专家角色和系统信任的深层依赖。
就系统信任中的个人焦虑问题，作者在此提出一个可行的伦理策略:建立道德共同体。道德共同体的设想虽然并不是什么新的创见，但将它引入到信任问题中来却尚未被人提及。面对日本核危机的局面，一个良好秩序的道德共同体的建构对于稳定和控制核扩散的趋势尤为必要。
道德共同体就是能够按照道德规范相互对待的一切个体和群体的总和。这是道德共同体的范围。道德共同体的特征在于共同体成员能够建立统一的伦理规范，并对他人的行为有合理的期待。据此，社会成员相互信任关系的建立应当存在两个基本前提:在普遍共识的基础之上存在着为人们共享且有实效的伦理规范，以及社会成员对这种伦理规范的自觉遵守。正是在这一点上，以美德伦理为基础的道德共同体为解决人们的焦虑提供了可行的路径:在一个共同体内，人们相信他人与自己一样都共享某种道德规范，而且会认真践履之。
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信任就是存在的不孤独，不信任就是存在的孤独。在现代社会，当人们从传统的家庭中独立出来之时，就意味着同时陷入一种无家可归境地的可能:以传统文化和道德信仰为基础的人际信赖关系在现代性社会中解体。个体获得了独立与自由，而周围的一切却成为非我的他在和偶遇。“在家”意味着对家人情感和行为的可依赖性。“在家”意味着家人对我的承诺，而现在以血缘亲情为基础的家庭逐渐瓦解，我必须在生活中独立地作出选择，必须独立地面对可能发生的一切，必须独自承担起所有的责任与风险。因此，个人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存在方式的选择:是以绝对纯粹自我主体的方式存在，还是以共在的方式存在?是以一种积极主动的态度建构共在的交往方式，还是固执于纯粹的自我?这是现代性社会中每个人都无法回避的选择。
建立道德共同体就是选择一种彼此共在的生活方式，它可以缓解人们的存在性焦虑和孤独。投身于共同体之中，我才能感到他人的存在与关怀，才能建立彼此的信任关系。道德共同体的形成是个体主动建构的结果，它意味着一种敞开自我、接纳他者的开放性过程。个体存在于世，并不是简单地“在”那里，而是在生活、在实践，与生活世界互动，与他人共在。在互动与共在的生活中，人们获得安全感、期待和信任，获得对世界的信心，从而远离存在的焦虑和孤独。相反，道德共同体的瓦解将会导致良好生活希望的破灭。
通过信任关系来建立道德共同体有利于促进该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合作。“信任的重要性直接来自于人作为社会动物的天性，人只有通过协同与合作的活动方式才能满足自己的绝大部分需要。在社会系统中，每一个人的成功都依赖于其他人所采取的行动。信任是合作的条件，也是合作的产物。不信任将会破坏合作。如果没有相互之间的横向信任(人际信任)和对公共机构的纵向信任，一个团结的市民共同体将不会存在。在一个相互信任的社群中，人们得以结成稳定而可靠的道德共同体。
此外，道德共同体内信任合作关系的建立，还可以起到团结和凝聚力的作用。在一个共同体内，人们拥有相同的目标、彼此之间的行动协调一致，从而形成一股强烈的信任氛围，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团队精神。团队精神是一个共同体／组织克服困难、走向成功的至关重要的条件。信任增强了个体与共同体之间的联结，并产生合作、相互帮助、为共同体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倾向的集体团结。“信任他人的人们是基本规范的最强支持者，这种规范有利于建立合作型的公民社会。”
三、社会信任与道德责任
社会信任的建立依赖于被信任者的可信性。可信性意味着被信任者应该做出让人值得信任的行为，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承担责任的一种方式是事前承诺，答应给予信任的人自己会做出某种特定的行为，以满足他的期待和要求。做出承诺意味着一个人要以人格来担保，并严格地遵守诺言，所谓“一诺千金”。打个比喻，“这种情景好像是人们愿意捆上自己的双手或烧毁退路上的桥梁”。
日本核危机局面的形成将企业社会责任带入公众议题之中。在此次危机中，作为事件的主要责任对象――日本东电公司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使得我们不禁要重新审视现代企业的立足点，以利益最大化为使命的公司所追求的究竟是谁的利益?是民众的还是公司自身的利益?日本东电公司在3月27日将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积水的辐射水平超标10万倍，误报为超标1000万倍。虽然第二天东电公司予以了更正，但他们的这种过失不可原谅。在一些关键性信息上面误导民众，引发了市民的恐慌和愤怒，致使市民们在事后拒绝东电公司的道歉。在这些事件中，东电公司显然承担着巨大的道德责任，他们的一些错误行为不仅伤害了
民众的感情，而且极大地削弱了民众对他们的信任。
企业的道德责任是一种社会责任，只有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社会约束机制，它对企业的经营行为提出了社会性的要求，这种要求将企业的生存与发展置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之中，而不是将企业分离、独立于社会之外。很明显，企业离开了社会的资助和支持就很难获得前进的动力。企业社会责任的要求不是要去限制它的发展，恰恰相反，它的目的在于促进企业稳定而健康地发展，促进企业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才能实现企业和社会的双赢，否则企业一意孤行地追求自身的利益，最终将会难以获得社会的认可而失败。
同样难逃干系的是政府责任。政府必须在紧急事件爆发之时采取果断的措施，以挽救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惟其如此，才能赢得民众的信任。同时，政府必须建立健全的信息公开制度，着力培养自身的公信力，尤其是要确保信息的透明度、及时性和准确性，避免瞒报、谎报和误报，切断谎言、流言和谣言的生长渠道。日本民众的恐慌和市民游行部分地反映了他们对政府信心的下降，要求政府成为一个真正负责任的政府。因此，政府要转变自身的职能，以真正负责任的姿态来取信于民。
对政府的不信任是由于政府缺乏信用造成的。信用，“一般是指由于守约重诺而取得的信任”。对政府的不信任将会导致对政府敌意活动的上升。政府信用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公共权力行使不当、公共产品提供不足、社会秩序混乱、社会严重不公正、社会福利增长乏力。诚实和守信是个人的品质，更应该是政府的品质。无信用或信用低下的个人是不道德的，无信用或信用低下的政府在本质上也是不道德的。信用充分的政府实现承诺的能力比较强，守约重诺的程度比较高。要增进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就必须实行信息公开制度．让公众尽可能多地了解政府，相信政府的决策和行为是正确的和合理的。
四、何去何从:信任的社会建构
面对核危机时代的民众恐慌，我们该何去何从?一个很简单的回答是，通过有效的路径来进行信任的社会建构。这涉及多方面的参与合作，其中最重要的是伦理道德的建构。因为信任文化的出现只是社会结构、规范系统、制度、组织和其他社会宏观实体被塑造并定型的更一般过程的一个特例。任何一种制度的实践都离不开信任的伦理建设。
五、种宏观的社会环境有助于信任文化的社会建构。第一是规范的一致性，而不是规范的混乱或失范。规范的一致性为社会生活提供了可靠的框架，人们按照它来生活，会感到有安全感、有秩序和可预测性，这种规范的要求提高了他人满足我们期望的可能性，从而鼓励我们对他人给予信任。第二是社会秩序的稳定性，人们遵守不断重复的行为惯例使得预测他人的行为成为可能，信任因此更容易被给予。第三是社会组织的透明度，信息的透明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安全和可预测的感觉。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在核危机局面下政府要建立正常的信息通报和披露制度，及时地向民众反映最新的事实进展，从而消除民众的恐慌和焦虑。第四是人们对行动环境的熟悉，“熟悉是信任的根本”，“熟悉是信任的前提，为人们提供了安全、确定、可预测和舒适的感觉。第五是他人和机构的责任性，承担相应的道德责任。
信任文化的形成需要公民广泛、积极地参与。特定的个体人格特征对信任文化的生成也有大的价值。比如，积极主义、乐观主义、未来主义、志向远大、成就取向、创新驱动等正面的心理特征能够促进信任文化的形成。这种正面的人格特征具有自我增强的能力，一旦传播开来就能影响他人，促进共同体内成员的相互确认和信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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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和哲学范文2
1西医学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1．1西医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西医学的发展与现代西方科技的发展同步，西方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有赖于17世纪兴起的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法国医生拉美特里（Lamettrie）著作《人是机器》就是把人体医学研究纳入机械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还原论是机械唯物主义的主要方法论，主张将物质的高级运动形式（如生命运动）归结于低级运动形式（如机械运动），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代替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的形而上学方法。还原论认为，各种现象都可还原成一组基本的要素，各基本要素彼此独立，通过对这些基本要素的研究，可推知整体现象的本质。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通过不断的医学实践逐步建立了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等学科，为现代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促使医学研究日益向微细方向深入，从大体水平、组织水平、细胞水平、分子水平，甚至到达基因水平［2］。迄今为止，以还原论为哲学指导的医学研究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重组DNA理论和技术更是引起了生物学、医学的革命性变化，分子生物学将各个学科的研究内容引入到分子水平，使人们对生物学原理和规律的认识越来越接近生命的本质［3］。可见西医理论的世界观源自于西方机械唯物主义世界观，西医学研究的方法论倾向于还原论。
1．2中医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中医学理论是以中国古代自然辩证法为指导的，阴阳五行学说是其理论基础，注重整体观、联系观、平衡观是其主要的特点。系统论作为一门学科是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L?V?贝塔朗菲提出的，其核心思想是系统的整体观。任何系统都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各个部分的机械组合或简单相加。系统的整体功能是各要素在孤立状态下所没有的性质。同时，系统中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存在着，每个要素在系统中都处于一定的位置上，起着特定的作用，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4］。中医理论诞生于中华文化的母体中，其指导观是以中国古代自然辩证法为指导的，阴阳五行学说是中医理论的核心理念，以阴阳平衡观和五行相关学说贯穿于中医理论的全过程。阴阳学说代表着人体与环境，机体内部、脏腑间、气血津液间的动态平衡观，五行学说代表着机体内部的多系统、多层次相互间的联系观，因此整体观、平衡观、系统观、联系观是中医理论的主线。经过近千年的临床实践，形成了一套融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于一体的较系统的临床医学理论，对疾病诊治有着较强的整体性、系统性性、联系性，其研究方法完全符合系统论思想。可见中医学理论的世界观源自于以中国古代的自然辩证法，中医学研究的方法论符合系统论。
2中医学理论与西医学各自的理论特点及不足
医学是以人体为研究主体，以保护和促进人类健康、预防疾病为研究内容的科学［5］。由研究的主体、内容可以知道西医学和中医学是可以相通的。由于两个医学理论有着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理论也各具特点和不足。从两者特点可见，他们的世界观是可以互通的，方法论是可以互补的。
2．1西医学基础理论特点与不足
2．1．1西医学基础理论特点西医理论是以还原论哲学观为指导，他的发展与现代西方科技发展同步，从医学的形式看西医学遵循着现代科学以还原论哲学观为指导，它以客观、具体、形象的实物证据为基础，重视人体细微结构的分析研究，用微观的变化解释宏观现象的本质就成了西医学纵向思维方式的基础［6］。西医学把单元结构作为其理论基础，把单元结构局部微观的生理、病理变化作为研究依据，善于抓住疾病的根本原因和起始因素，主张对疾病的一元化的解释，根据西医学的基本特点我们可以把以还原论为指导的以单元结构为基础的西医学简单理解为“元”医学。西医这种纯技术的还原论的研究方式促进了人类医学健康事业的快速发展，多数传染病被有效控制、多数疾病找到了诊断治疗的方法，人类平均寿命得到了很大提高。
2．1．2西医学理论的不足随着时代的发展，西医学这种过于依赖于实验科学，过于强调对人体微观结构的研究，把生命视为一个线性的系统，以简单的因果关系来推导生命活动、推导生理病理、推导治疗手段的还原论方法日见其局限性。有时单纯的还原分析难以导出由一些随机、综合因素所引发的变化和产生结果的机制［7］。例如，生物体活性的理解，按线性关系从无活性不能得出活性；没有组成要素的非线性关系、复杂系统的概念，则难以理解活性［8］。由于还原论过于强调新发现、新技术，新的技术常常以市场为导向而忘记了医学研究的人本主义精神，存在着技术性有余、思想性不足的现象。其片面性、局限性是难以避免的，例如随着社会发展现代医学虽然对一些慢性疾病如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病因、病理、防治方法的认识均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诊断治疗方法不断增多，但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其发病率和死亡率居高不下，并有不断升高的趋势，给患者、患者家庭和社会带来了极大负担。创新技术产生的成果被快速产业化运用于临床，为过度检查、过度治疗提供了理论庇护。其产生的后果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已经引起了社会各方关注。这种非人性化的局限性是以单纯的技术至上的还原论的哲学观指导下的西医自身无法解决的。
2．2中医学基础理论特点与不足
2．2．1中医学基础理论特点中医学以阴阳平衡观为指导，以五行相关学说为联系，用辨证论治的方法进行疾病的诊治，具有较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中医理论诞生于中华文化的母体中，以阴阳平衡观和五行相关学说贯穿于中医理论的过程，脏腑、气血津液学说代表某一脏器的结构单元的动态平衡观，五行生克代表着多个脏器间的多层次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协调的层次平衡关系，天地人的平衡观代表人与环境的整体平衡状态，因此动态平衡观是中医理论的主线。经过近千年的临床实践，形成了一套以阴阳平衡为指导的，融理法方药于一体的较系统的临床医学理论，对疾病诊治有着较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对人体健康和对疾病总的看法是以平衡观、联系观为基础的。因此中医的思维方式是以动态平衡为基本线索的整体性、系统性思维模式。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衡”医学。
2．2．2中医学理论的不足中医理论系统观思维是其最大的特点，但我们必须看到系统论不是孤立存在的，其核心内涵是需要以还原论为基础的，在中医理论的构建中，由于中医理论对还原论思想有着先天不足，过于依赖系统思维，对一些客观存在的结构不够重视，不重视对微观结构的研究，常常在诊断疾病过程中存在病变部位不清，治疗方法笼统的缺陷，面对蓬勃发展的西医科技，常常显示出思想性有余而技术性不足。我们只有在充分了解各个组织、器官、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的基础上才可能进行系统性、整体性的研究。否则这种系统论的研究只能是一种“暗箱”。
2．3中西医结合医学的特点与不足
从当代中西医结合的形式看，我们不难知道，中西医结合取得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技术层面，如用西医的方法来发展、研究、解释中医理论，用西医的方法来评价中医诊断和疗效，用西医的方法来研究中药（药理分析、组方成分分析），以中医的疗法补充西医治疗或用西医的疗法补充中医治疗，用西医的技术方法进行检查诊断，用中医的方法进行治疗，或同一病种使用中西医两种方法进行诊治，这些中西医结合方式虽然在临床上取得了不少令人满意的成果，但基本停留在技术层面的互补，对中医科学性论证及对中医理论的局部观点的证实，以及对中药组分分析，存在着点多、线长、面广，较庞杂不够系统，且多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其主体指导思想仍然是把中医药处于被动从属和被检验和验证的地位用还原论方法指导中医药现代化。由于缺乏有效的医学思想和创新医学理论的指导，中医与西医在医学指导思想和医学基本理论层面上的结合非常有限，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机性。中西医结合虽然走过了50余年，至今未能形成系统的中西医结合医学基本理论。所以中西医结合目前只是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远不能满足于社会对中西医结合医学学科发展的需要，急需在取得前述的大量成果、经验、素材的基础上结合中西医两个学科各自的世界观、方法论、基础理论特点进行更高层面的结合研究。
3创新理论的医学哲学基础
3．1中西医结合医学创新理论的世界观
由中西医学理论特点进行综合分析可知，中医理论具有整体观、平衡观、系统观的“衡”医学特点，其研究方法倾向于以中国古代的自然辩证法，具有与系统论相符合的医学哲学观。西医理论具有以单元结构观的“元”医学的特点，其发展受西方机械唯物主义的影响较大，具有与还原论思想相符的医学哲学观。从当代的哲学观看，无论是自然辩证法还是机械唯物主义都有着历史的局限性。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论）是的哲学理论，是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的科学世界观。在医学理论的世界观中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同样可以把自然辩证法和机械唯物论有机结合起来，作为中西医结合医学理论的世界观。
3．2中西医结合医学创新理论的方法论
由前述分析可知，无论是还原论还是系统论都有着其方法论的局限性，都不具备引领中西医结合医学基本理论发展的重任。我们把西医理论以解剖结构单元为基础的“元”医学特点与中医理论平衡观为基础的“衡”医学特点进行融合，形成还原论与系统论相统一的“元衡论”观点。“元”是西医理论的精髓，是结构单元的简称有形态的、结构的内涵，是以静态的、孤立角度研究人体；“衡”有阴阳平衡观的基本内涵，是中医理论的精髓，有平衡的、联系的、动态的内涵，是以联系的角度研究人体。我们可以把“元衡论”简单地理解为以结构单元为研究基础的人体平衡观。包括整体单元结构、层次单元结构、单元结构三个层面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动态平衡状态。用它进行医学研究就可以形成兼顾点（单元结构）、线和面（层次单元结构）、立体的（整体单元结构）多维研究思路，可以丰富阴阳平衡理论的内容，完善中医的科学内涵，弥补西医学重技术轻思想，重局部轻整体的不足。使对疾病的分析更具整体性、系统性。用它来指导中西医结合医学的基本理论构建可以有效地兼顾局部与整体、宏观与微观、结构与功能等。可以作为一种中西医结合医学的方法论。用于指导疾病预防、控制、病因病机、诊断、治疗等研究。
3．3中医理论、西医理论、中西医结合元衡论观点的医学哲学特点
中医理论、西医理论、中西医结合元衡论观点的医学哲学特点见表1。
3．4试用“元衡论”指导临床医学研究
痤疮有着复杂的病因病机，我们曾经以“元衡论”对痤疮的病因及治疗进行分析研究，可以看到痤疮的发病是由于三个层次的内在平衡失调共同作用产生的，性腺雄激素循环为第一层次，皮脂腺皮脂循环为第二层次，微生态循环为第三级，当他们的循环保持平衡时，人体不会发病，当第一个循环被打破，会引起连锁反应，导致第二层次循环的平衡被打破，皮脂分泌增加，进而导致第三级循环的微生态的平衡被打破进而引发痤疮。这三个循环由第一层次到第二层次到第三层次分别由雄激素、皮脂参与介导，构成一个由低级向高级依次发展的病理过程［9］。我们根据病因病机特点，有针对性地分解为三个层次分别针对皮肤微生态、皮脂腺分泌和雄激素分泌等进行治疗，明显提高了疗效，减少了复发。同样的道理，遇有复杂难愈的疾病，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元衡论”思维进行临床研究，例如慢性下肢静脉性溃疡，是一种慢性的、顽固的、反复不愈的疾病，不仅给患者带来很多痛苦，医学上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医学上一般认为静脉性溃疡的病因是静脉曲张后静脉机能不全，静脉长期淤血，毛细血管损伤，通透性增加，组织水肿，最后因轻微外伤或感染形成溃疡［10］。但通过我们的一组研究可知，以上情况只反映了病因的一个方面，静脉性溃疡除与下肢静脉曲张有关外，有多种因素共同参与，与下肢淤积性皮炎、足癣、甲癣、反复发作的丹毒、甲沟炎、心衰、糖尿病等均有一定关系［11］。从“元衡论”观点看包括三个层次的失调：①下肢静脉曲张—静脉循环障碍—淤积性皮炎；②慢性足部真菌感染—反复引起丹毒—淋巴循环障碍—淤积性皮炎；③淤积性皮炎—外伤感染—微生态失调—皮肤溃疡。可见静脉性溃疡的发生是有多层次病因导致的，其反复不愈、顽固难治是由该病病因的多样性和病情的复杂性决定的。通过给以相应的针对各层次的综合治疗和相关的健康教育，可以大幅提高疗效，并且可以有针对性防治复发［12］。
伦理学和哲学范文3
性、文化要素的可分离性与可相容性出发，通过批判与会通、分析与综合、解构与建构，实现文化的综合创新。就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而言，贯彻“综合创新”的方法论原则，就是要站在世界哲学史高度，体会“一本万殊”之理，承认相反之论，从杂多中求统一，从矛盾中求会通，努力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和西方哲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在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解构与重构中，会通古今中西，以求达到综合与创造、继承与创新的统一。这正是通过“综合创新”方法所要实现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和理想目标。20世纪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也说明了这一点。
对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冯友兰先生，在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探索中，就已经开启了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综合创新之路。这具体表现在：一是明确地将西方哲学的逻辑分析方法和中国哲学的直觉主义相结合，建构了一套哲学方法论与哲学史方法论———“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二是在援引西方哲学包括实用主义和新实在主义的观念和方法、哲学的理论观点和方法来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观念和方法上，在一定的层次上，使得的方法和科学主义的方法、人文主义的方法相结合；而这一结合是在他力图把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和哲学打通并适当地结合起来的过程中实现的，他也因此形成了一种综合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
历史地看，在跟冯友兰先生同时或稍后的一些中国哲学史家也都在不同的层面上、不同的范围内，探索并尝试融贯、综合各种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以求建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如三四十年代的张氏两兄弟张申府先生、张岱年先生就尝试“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以建立“解析的辩证唯物论”，倡导和运用逻辑解析方法，并将解析法和的唯物辩证法结合，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张岱年先生于30年成的《中国哲学大纲》，既运用了逻辑分析方法又运用了唯物辩证法，奠定了张岱年先生一生坚持以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基础。张岱年先生于80年代初撰写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一书，从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出发，主张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来分析和研究中国哲学史；并认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正确方法，就是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础原理来分析研究中国历史上每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阐明哲学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而应用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要坚持四个基本原则：第一，坚持哲学基本问题的普遍意义，注意考察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斗争与相互转化；第二，重视唯物主义的理论价值及其在哲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对于阶级社会中的哲学思想进行切合实际的阶级分析；第四，坚持发扬实事求是的学风，对于哲学史的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于哲学思想的阶级分析方法，哲学思想的理论分析方法，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以及整理史料的方法等等，作了较为全面、系统、精密的分析和论述，基本上确立了以哲学史观和方法论为主导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可以看出，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古今中外不同的方法加以融贯、整合，并在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统帅下达到了“综合创新”。
事实上，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多元化已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流。如方克立先生曾明确指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已呈现多元化趋势。他主张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史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下，运用多种方法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如中国旧有的汉学的方法和宋学的方法，西方现有的解释学方法、发生认识方法、结构主义和后现代解构主义的方法，以及文化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和认知心理学等，以便在各种研究方法的功能互补中，揭示中国哲学史多方面的丰富内容。又如刘文英先生强调今天研究中国哲学史采用的各种方法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并主张将中国传统哲学的汉学的方法和宋学的方法，哲学的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以及语义分析方法、结构分析方法、解释学方法与比较方法等等，加以整合或综合，以实现不同方法的特殊的功能和价值。这可以说是一种理性、开放、公正、平实的态度，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显然，他们所坚持的，已不是以往那种教条主义的，而是经过重新理解和诠释并加以发展了的。这样一种以为主导、综合古今中外各种研究方法论的探索，体现的正是“综合创新”的路向。
海外华人学者傅伟勋先生自70年代初因探讨老子之“道”所蕴涵的哲理而触发诠释学构想，经过20多年的艰苦探索，基本上建构起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创造的诠释学”。从傅伟勋先生所建构的“创造的诠释学”方法论看，它实际是中西哲学方法论的融会贯通。诚如傅先生自己所说，“创造的诠释学”的“建构与形成有赖乎现象学、辩证法、实存分析、日常语言分析、新派诠释学理路等等现代西方哲学中较为重要的特殊方法论之一般化过滤，以及其与我国传统以来考据之学与义理之学，乃至大乘佛学涉及方法论的种种教理之间的‘融会贯通’”。所以，他的“创造的诠释学”便具有一种辩证开放的性格。显然，傅伟勋先生在建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时，仍然走的是综合古今中西以求创新的道路。
伦理学和哲学范文4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哲学；自然科学；科学哲学；理论
[作者简介]张媛媛，吉林大学学院2010级博士研究生，讲师，吉林长春130012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3）01-0001-04
自然辩证法究竟是什么？是一个学科，是一项事业？还是一个学派，是一种理论？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这些争议一方面表明了自然辩证法本身的复杂性及人们对其理解上的差异性，同时也给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和研究的人提供了探索的必要和可能。但在笔者看来，这些争议只是表层问题，其深层问题是：如何理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这才是争议的关键之所在。若认为哲学“凌驾于”科学之上，那是近代哲学的观点；若认为哲学“从属于”科学之下，那是科学哲学的主张；而认为“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学科，则是自然辩证法。本文拟对这一认识和理解，从自然辩证法的创立、自然辩证法与科学哲学的关系，以及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理论学科三个方面加以阐释。
一、自然辩证法的产生
自然辩证法的产生，既是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更是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从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在古代，自然科学大都是以自然哲学的形态出现的，其特点是科学和哲学浑然一体，很难区分，习惯上我们将其称为自然哲学。到了近代，欧洲中世纪后期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以及近代城市化社会的兴起，为近代科学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同时自然科学自身也在为争取自己的独立性而斗争。16世纪中叶，一场酝酿已久的科学革命开始了，近代科学就诞生于这场伟大的革命中，其标志是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发表的《天体运行论》。而牛顿经典力学体系的建立则是这一时期自然科学领域中最辉煌的成就。虽然在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其他部门如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等也有一定的发展，但基本上还是处于襁褓之中。当然，应该承认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已经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但是由于生产水平和科技水平的限制，当时科学研究方法（实验、解剖、分析、归纳等）养成的习惯，加上社会的、阶级的原因，使得这一时期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不能不打上机械论、形而上学和经验论的烙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宇宙不变”和“物种不变”，代表人物是牛顿和林耐。进入19世纪，自然科学研究的重点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以前主要是搜集经验事实转向对事实材料的综合整理，并将经验材料概括抽象为系统的理论。自然科学也相应地由搜集材料阶段过渡到整理材料阶段，由经验阶段发展到理论阶段，这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一个大的时代背景。正像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过程的辩证性质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迫使人们不得不承认它。”与此同时，19世纪自然科学发展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特别是天文学领域的康德一拉普拉斯星云假说，地质学领域赖尔的渐变论，物理学领域的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和电磁理论，化学领域的原子论和元素周期律，生物学领域的细胞学说和进化论，一次又一次地打开了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缺口，揭示出自然界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客观辩证法。这些都为自然辩证法的产生提供了自然科学的前提。恰如马克思所说：“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恩格斯则更明确地指出：“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
从哲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古代的哲学以“知识总汇”的形式而囊括了全部科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呈现为一个简单而庞杂的混合体，哲学研究的重心是本体论问题。近代的哲学则发生了“认识论转向”，把认识论问题置于哲学的中心位置，把人们对于认识的理论考察推向了新的阶段。认识论本身的这些问题虽然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但却受本体论的制约并反过来影响本体论问题的解决。19世纪初，黑格尔批判法国机械唯物主义哲学，集德国古典哲学之大成，提出了系统的辩证法思想，他“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在《自然哲学》中，黑格尔又把自然界看作“是一种由各个阶段组成的体系，其中一个阶段是从另一个阶段必然产生的”，整个自然界的发展过程表现为：无机界向有机界的发展和转化，有机界向生命界的发展和转化。这表明了“自然界自在地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黑格尔是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的人，他的著作是一个广博的辩证法纲要；但是，黑格尔的出发点是错误的，因为他认为“精神、思想、观念是本原的东西，而现实世界只是观念的摹写”。因而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仍然是：“自然界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其中有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所以，恩格斯一再强调：“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
从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发展的历史来看。科学和哲学是人类理论思维的两种基本方式，它们是在超越神话和常识的过程中产生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科学以未分化的形态而蕴含在哲学母体之中，哲学则以“知识总汇”的形式而囊括着全部科学。人们常常在“哲学”的意义上使用“科学”这个概念，也在“科学”的意义上使用“哲学”这个概念。然而近代以来科学的迅猛发展和日趋成熟，致使各门科学纷纷从哲学的母体中独立出来，不断地把哲学“驱逐”出其传统的“世袭领地”，自然、社会和思维都成为科学的研究对象。而此时的哲学仍企图以“科学的科学”的姿态而高居于科学之上。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恩格斯指出：“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可见，恩格斯既反对用哲学代替具体科学的“科学之科学”，也反对把哲学“从属于”科学之下、妄图取消哲学的实证主义。
正是19世纪自然科学、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相互关系方面出现的重大进展，为创始人研究和阐述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提供了重要基础，推动了自然辩证法的产生。
二、自然辩证法不同于科学哲学
科学哲学是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哲学学科，它主要研究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哲学的产生是自然科学和哲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获得迅速发展，科学理论层出不穷，尤其是经典物理学的衰落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创立，非欧几何学的发展，代数、算数的公理化以及命题逻辑的符号化等。这些科学上的重大而根本性的变革自然地唤起人们对科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另外，还有一些哲学家主张要用科学来改造传统哲学。例如，德国著名学者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指出：“本书认为，哲学思辨是一种过渡阶段的产物，发生在哲学问题被提出，但还不具备逻辑手段来解答它们的时候。它认为，一种对哲学进行科学研究的方法，不仅现在有，而且一直就有。本书想指出，从这个基础上已经出现了一种科学哲学，这种哲学在我们的时代的科学里已经找到了工具去解决那些在早先只是猜测对象的问题。简言之，写作本书的目的是要指出，哲学已从思辨进展而为科学了。”一般认为，科学哲学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维也纳学派为代表的逻辑经验主义形成后，才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
作为一门哲学学科，科学哲学是对科学的概念框架的研究，即是对科学的概念框架的批判与反思。科学概念框架是科学理解的工具，是科学家理解他所探索的世界的基本方式，所以科学哲学是一种理解科学的东西。维也纳学派创始人之一、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菲利普·弗兰克指出：“为了不仅了解科学本身，而且也了解科学在我们文明中的地位，以及它同伦理、政治和宗教的关系，我们就需要一个关于概念和定律的统一体，在这体系中，自然科学以及哲学和人文学科都有它们的地位。这样一种体系可以叫做科学的哲学，也就该是科学和人文之间的‘缺少的环节’。”从这种意义上讲，对科学的人文理解，也就是对科学的哲学理解。具体而言，科学哲学就是要探讨科学的性质，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科学发现与科学证明的逻辑，科学概念和科学理论的提出、论证、检验和评价，科学理论的结构、解释和更替，科学发现的模式，科学思维的形式、要素、特点和作用。同时，在进行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的过程中，科学哲学也不绝对排斥考察科学的社会本质，不绝对排斥对科学的本体论研究。进而，科学哲学强调，新哲学的出路只能是使其变为像科学那样实证，或以实证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哲学，把哲学从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变成从属于科学之下的“关于科学的哲学”或“科学性的哲学”。
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我国最早是从1956年开始的。这一年，国务院组织制定了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即“十二年规划”（1956—1967）。在这个既严肃又严谨的规划中，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辩证法规划草案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在二者之间存在的一门科学。草案说：“在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是存在着这样一门科学，正像在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门历史唯物主义一样。这门学科，我们暂定为‘自然辩证法’，因为它是直接继承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曾进行过的研究。”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规划草案既没有简单地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哲学，也没有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自然科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定位在两者之间。
从这个规划草案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我国学者开展科学技术研究是比较早的。但与西方科学哲学学者不同，我们一直是在“自然辩证法”的名义下从事这项工作的，而且始终强调要以为指导，因为“自然辩证法同有着不可分离的密切联系”。正是基于此，龚育之在1996年就已经把“自然辩证法”描述成了“的科学技术论”。
综上，无论从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哲学的产生、发展，还是从理论框架、学科定位来看，二者都有明显的不同，尽管它们的研究对象有交叉或重叠之处，即都要对科学技术进行研究。因此，不能把自然辩证法等同于科学哲学。
三、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理论学科
自然辩证法既然位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因而使其具有二重性：哲学性与非哲学性（如科学性）。向哲学靠近，它具有哲学性；向科学靠近，它具有科学性。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在自然辩证法这个“大口袋”里只有大约“不到四分之一”偏重于哲学，偏重于对科学的哲学分析，在这个意义上，自然辩证法理应归属于哲学学科。但是，自然辩证法还确实具有科学性，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科学技术，科学技术的逻辑与理性特征在自然辩证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那么，自然辩证法与哲学（尤其是哲学）和科学技术之间是何关系呢？我们认为自然辩证法属于哲学与科学技术之间的中间层次，是哲学与科学技术之间联系的桥梁与纽带。哲学、自然辩证法和各门科学技术学科之间是普遍、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因此，一方面，哲学通过自然辩证法为我们认识自然界和进行科研活动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和科学技术方法的革新也通过自然辩证法充实和丰富到哲学理论体系中，使之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因此，自然辩证法具有交叉学科性质。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辩证法是以为指导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交叉与相互融合的、广阔的研究领域。”自然辩证法的深入发展，必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汇流，有助于人们更全面、更深入、更系统地研究自然界、人和人类社会，探索科技与自然、社会的关系，实现人与科技、自然、社会的和谐共存、共荣。我们应该正视并承认“自然辩证法”作为交叉学科的特征，发挥其交叉学科的优势。
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正像于光远所指出的那样：自然辩证法作为一个学科是“具有的特色或色彩的诸科学部门的总称”，带有哲理性质，但“其中包括许多不属于哲学的科学部门”。这不仅体现在马克思、恩格斯最初创立自然辩证法时，即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观察自然科学，分析自然科学的各种哲学问题，而且还从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自然科学的性质、作用及其发展规律，并写下了许多札记、论文和著作；同时也表现在，随着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也在纵横两个维度上不断深化和扩展，以至其中的许多内容如科学方法论、技术创新论、工程哲学以及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等都是哲学学科涵盖不了的。譬如，“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命题，有人强调它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哲学命题，也有人认为它是一个经济学的命题。”将“自然辩证法”看作哲学的二级学科，势必要用哲学的学科范式规范“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围和方法，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研究那些不属于哲学的内容，就会被认为“失职”、“不务正业”。哲学学者时常批评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和教学的人“搞得太杂”，“专业性不强”，“研究的很多东西不是哲学”，这种批评意见可以理解，但不完全正确，因为“自然辩证法”中的许多内容确实不属于哲学。勉强地将“自然辩证法”的所有内容都说成是哲学，不仅在学术上不严格，学生也很难认可，同时对从事自然辩证法教学与研究的工作者来说也不是很公平。
而把自然辩证法定位于理论学科，就可以把那些不属于哲学的内容也包括其中。这不仅尊重了我们的学术传统，也符合我国自然辩证法学科和学术发展的实际；既凸显了本学科的特色，又体现了本学科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正因为如此，在2004年由黄顺基担任主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统编教材中对自然辩证法作了如下的表述：“自然辩证法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发展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以及科学技术在社会中的作用。”
总之，自然辩证法是存在于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理论学科。同时由于自然辩证法目前还是我国高校理工科硕士研究生必修的一门公共理论课。因此，我们强烈呼吁有关部门将自然辩证法纳入到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中，进而使自然辩证法能够在新世纪、在当代中国以至当代世界重振雄风（于光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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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和哲学范文5
关键词： 马克思 技术哲学思想 合理性
技术哲学到十九世纪末才成为独立的哲学分支学科，但马克思早在十九世纪中期就对与自然、人和社会密切相关的技术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哲学探索。尽管马克思是没有写过技术哲学专著，但在他的全部学术成果当中，关于技术的哲学思想却占据着相当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散见于诸多著作中，它不仅为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而且对技术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国哲学家库斯塔・阿克斯劳斯在《卡尔・马克思思想中的异化、实践和技术》一文中指出：“技术是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关键和核心，唯有同时深入研究马克思对技术之意义的理解和对之意义的理解，才能有一种清晰的哲学认识。”［1］荷兰著名技术哲学家E.舒尔曼认为：“如果不从哲学的观点出发来考察技术的发展，那么，任何对技术和未来的研究都将是不完备的。”［2］美国著名学者N.罗森伯格强调：“马克思对技术问题的系统表述依然值得成为任何的严肃的技术研究及其分支的起点。”［3］不管是从这些影响抑或是从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来着，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确确实实存在着。“存在即合理”，那么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的存在是否合理呢？又是如何体现其合理性的呢？下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一
从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来看，十九世纪是近代科学的鼎盛期，近代科学革命的种子在这一世纪获得了丰收，技术取得了辉煌胜利，在十八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获得成功的基础上完成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莫尔斯的第一份电报内容是：“上帝创造了何等的奇迹啊！”［4］“到十九世纪，特别是下半叶，科学逐步成为主旋律，对文化的各个层面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科学技术在它的文化背景中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科学技术升任为主角，科学家在十九世纪是受人尊敬的职业。……十九世纪不仅是科学知识、技术发明的鼎盛期，而且是科学在文化中地位的鼎盛期，科学家在社会中地位的鼎盛期”。［5］对技术的推崇和欢呼，马克思并不是第一人，培根早就预言，操纵时代，改善人类生活的力量既不是宗教和政治，又不是思想，而是“机械技术上的发明”。“机械技术像被赋予生命力似的日益完善地成长”。［6］但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技术承载着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并且反映出全部社会关系，体现着人对自然与社会自由的质与量。马克思曾断言：“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7］因此，从这个角度可以说，当时的时代背景为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充分的基础，没有技术涌现的世纪，技术哲学思想也根本无从谈起。
二
从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形成的阶段及其内容亦可以看出其存在的合理性。马克思在1844―1845年形成自己的哲学观点，这也是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诞生时期。尤其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又称《巴黎手稿》），为他后来技术哲学思想的全部发展提供了出发点和源泉。他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受到人文主义传统的熏陶，以及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影响，关注对人的本质、价值和地位的理论探讨，为探索“历史之谜”和追求人类的解放，着手批判私有制。以批判异化劳动为背景，马克思批判哲学与科学技术之间“始终是疏远”的状况，力图从哲学的视野观察科技与人的本质的现实性联系。1845―1863年，从《关于费尔巴哈》开始，马克思对以往哲学进行了全面清算，提出了建立实践唯物主义的任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8］在这个阶段，马克思已经彻底摆脱了费尔巴哈哲学术语的束缚，以实践、生产力及生产关系等新范畴剖析资本主义发展规律。虽然这一时期马克思对工艺学和技术哲学著作的主要研究方式仅局限于摘引相关论述，或潜在地以之为认识基础支持建立实践唯物主义，还不能对它们进行专门的批判性研究。但由于他重视实践，重视改变世界，而技术活动是实践的最基本形式，因此，他从建立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中天然地汲取了丰富的理论营养，扬弃了早期以思辨为主的人文主义批判向度，自觉向实践唯物主义技术批判转变，重视以实证的视角透视自然改造活动，取得技术哲学研究上的长足进步。这也可以说是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的发展阶段。而后来，马克思在写作《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手稿（即《技术手稿》）（1863）直至完成《资本论》时，对许多技术事实及工艺学术语就已经非常熟悉并能实际把握。1863年之后马克思沿着自己一贯的社会批判理论轨迹，在成熟的实践唯物主义原理指导下，扬弃了贝克曼唯技术论技术的工程学技术分析传统，扬弃了尤尔等人的技术哲学观点，从技术史实出发研究技术与社会互动的哲学问题，从而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透彻的批判，达到对技术的成熟反思，成为十九世纪最重要的技术哲学思想家之一。［9］因此，从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形成的阶段，从诞生到发展与成熟的时期，每一阶段时期都有其显著的特点，尽管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但更多的是马克思在自己不断地探索中所形成的自己关于技术哲学的观点，因而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的存在是具备一定的合理性的。
诚然，在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形成的三个阶段中蕴涵着极其丰富的重要命题，而这些命题对于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存在的合理性则具有相当有效的说服力。
（一）技术揭示了人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技术体现为工业的本质，而工业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或人的本质的表现。在马克思看来，技术是人巧妙地创造出来的劳动手段，主要包括物质手段，即生产工具和劳动者的技艺;而人类之所以会创造这些劳动手段，首先在于人的需要，在于经济的和社会生产的客观需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明确地阐述了技术的产生过程。他指出，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在此，马克思揭示了人体、需要和生产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人体的生命生存就是需要，而需要只能依靠生产来满足。也就是说，正是人们的生活需要，才决定了技术的产生。同时，“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从而形成“需要―技术―需要的满足―新的需要―新的技术―……”的发展序列。［10］
（二）技术与社会的互动。技术对社会的决定性作用，是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重要成果。在《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中，马克思指出：“随着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方式的获得，人们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他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技术如何展现），用什么劳动资料（技术的展现）生产。”而列宁则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在社会的发展中技术是一个永恒的动力，技术及技术的物化决定着时代的变迁。事实上，技术对社会经济、对生活质量、对社会关系的改变，对社会政治和文化，都有其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技术作为生产力是人类追求自由的工具，是推进人类自由的强大动力。马克思总是站在人类整体文明进步与社会发展的高度来理解作为生产力的技术在人的自由与解放中的巨大作用，总是从历史发展的过程与现实的密切关联中去认识技术、生产力与人类劳动的意义。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技术既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又不是孤立的，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一个纯粹领域，而是社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构成要素的一个基本要素，离开社会的技术是不存在的。
（三）技术异化。技术异化是马克思技术哲学形成的三个阶段当中所关注的焦点。在马克思看来，无论社会分工的产生还是国家的出现，在本性上都是技术或工业在社会生产中应用的结果，因而，人的异化也是技术或工业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在他看来，人类有一个历史的本质，但在人类的产生、发展过程中，人类历史的本质被客观化、异化了。人类相对于自身及其本质而言是异化的，是技术的作用，人在历史与现实的技术中推进了自身的进步与发展，但也在生存斗争中丧失了自己的真实存在，成为自己的陌路人。实际上，《巴黎手稿》已经潜在地指出技术异化的一些内容：随着资本的积累，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工人的技术活动越有力，工人越无力；技术活动越机巧，工人越愚钝，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而在其发展阶段中，马克思又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分工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这种力量。活劳动是增殖死劳动的一种手段，机器使工人的生活地位越来越没有保障。他深刻地批判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11］在这里技术异化的观点不仅包括技术使人异化为片面的人和技术使人成为机器的附属物，而且包括技术使人道德败坏、堕落。
这些重要的命题不仅充实着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而且为证明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存在的合理性增加了砝码。
三
从学术界的一些学者对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评价，以及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对现代哲学的影响当中一样可以看出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存在是具有合理性的。贝尔纳指出：马克思比当代科学家更清楚地看清了科学与技术的密切关系。埃吕尔说：马克思是第一个使大众确信技术力量的人。海克曼认为马克思是最早提出连贯的技术发展三阶段理论者之一。芒福德承认马克思阐明发明对每一历史阶段都有自己的特殊价值的观点，是对技术研究的伟大贡献。丹尼尔・贝尔赞扬马克思比他同代人更敏锐地感觉到机器的革命作用。远德玉和陈昌曙认为，马克思是真正把技术这一特殊的社会现象放到社会的物质生产过程和由此而决定的经济关系中去加以系统研究的第一人。刘大椿指出，马克思第一个突破了把科学技术当作经济系统外生变量的流行观点，开创性地认识到科学技术是社会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12］可以说，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的某些方面在技术哲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甚至是独一无二的地位。其对现代技术哲学的影响在国际学术界都是巨大的。米切姆强调马克思对技术的剖析是技术哲学中最重要的过渡桥梁之一。伊德也对存在着技术哲学思想流派别有论述。还有芬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哲学家们无不受到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启发。这一学术思想对日本的技术论研究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在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下，日本展开了技术论研究，如冈邦雄曾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生产力的问题引起人们的注意，这是日本技术论争论的背景。［13］吉田文和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关于达尔文自然工艺史的脚注成为二战前日本唯物论研究会进行“技术理论”争论的焦点。［14］简言之，正是因为存在着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才会在学术界有其重要的地位，也才会对国际学术界的技术哲学的发展产生广泛的影响；而也正是因为国际学术界对马克思技术哲学思想的高度评价，才会使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更具有其合理性。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存在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从其形成的时代背景，还是从其形成的阶段及其重要命题，抑或是从其在国际学术界中的地位来看，都是如此。尽管上述的分析旨在简要阐明其存在的合理性，似乎也可以对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但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有极其丰富的内涵，不能仅从一个方面去把握实质，因此，对于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的探讨依然不能止步。多元化的信息社会赋予时代以新的特点，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的研究也应该与时俱进，逐步迈向多元化的世界，这样才能使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思想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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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和哲学范文6
关键词： 领导者；经济管理；实行；科学决策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16-0122-01
0引言
但凡领导者，总会不可避免的进行各种决策活动，而一个决策是否正确，则与事业成败、经济兴衰息息相关。在经济管理中，领导者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实行科学决策。领导者必须按照科学的原则和方法，科学地制定和实施决策，才能满足市场经济和事业发展的需要。
1什么是科学决策
1.1 决策的涵义什么是决策？所谓决策，就是针对预期的目标，在一定的约束条件下，从众多的可行方案中优选其一，或综合其一付诸实施，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作出决定。领导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决策。
1.2 科学决策能够真正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符合实际情况的决策即是科学决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社会化大生产在创造了空前的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了空前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竞争性。经济管理领导者决策的科学化是应对这种客观现实的最有效途径。
2科学决策的原则
掌握科学决策的原则，依照决策的科学程序进行决策，是经济管理活动中领导者所应遵循的。①可行性原则。制定任何一项经济决策的目的都是为了有效的实施，因此必须确保其可行性。要从实际出发，慎重论证，周密审定，评估、确定经济决策的可行性，才能最大限度地确保决策的科学性。②信息准全原则。经济决策的科学性是与所掌握的各种信息情报资料的准全性成正比的。越是能够掌握准确全面的信息情报资料，决策的基础就越坚实、越具有科学性。③对比选优原则。科学决策必须建立在对多种方案对比选优的基础上。对于任何一项经济决策，都应作出多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从中选优。④民主集中制原则。所谓决策的民主集中制，是指在民主决策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决策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的制度。有效结合经济决策的民主集中与科学化，不仅可以使重大决策不受少数人影响，还可以在信息量充足情况在掌握全面的基础上，保证决断的正确性。
3科学决策的方法
3.1 经验判断法包括淘汰法、排队法和归纳法等在内的具体方法都属于经验判断法。根据一定的条件和评价标准筛选全部的备择方案，淘汰掉其中达不到标准的，以将选择范围缩小，这就是淘汰法。通过综合判断，按照优劣顺序对备择方案进行排队，权衡比较，从优选择，这就是排队法。将类似的方案分成几类，比较每类中最好的那一个，这就是归纳法。
3.2 数量分析法在进行定性分析时，常会遇到的情况是多目标、多因素、多变量，用经验判断法已经不足以找出最优方案，这时就需要进行定量分析（通常是借助数学方法、电脑辅助等）以保证决策的精确化。
3.3 试验法对于不便于用数学方法分析的问题，如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无形因素起重大作用时，要通过实验法，即对少数典型做实验并总结，作为最后决策的依据。
4科学决策的制定
遵循一定程序、运用正确的方法才能够保证决策制定过程的科学性。下面就是科学决策制定过程的几个步骤：
4.1 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决策的起点就是，发现、提出和论证有待决策的经济投资问题。这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全面调查研究经济活动的内外部条件。
4.2 系统分析，确定目标问题经领导者自调查研究中发现以后，要进行系统分析，以便于正确地确定经济决策目标。经济决策中确定决策目标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唯有决策目标得到正确地确定，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要求才能得以明确，同时搜集资料、提出方案等的过程才会更有目的性，选择最优方案的具体标准才能够得到提供，最终有了衡量决策的正确性和效果的依据。
4.3 收集资料，科学预测作为决策系统的神经系统，信息系统的缺少必然会引起经济决策的失误，以及经济管理的混乱。在对企业的生产技术条件和经营管理水平，国家的方针、政策、主管部门的意图，同类型产品和同行业的技术发展水平，本行业与相关行业的状况，以及用户对企业的产品在数量、质量、品种、规格、包装等方面的要求等做出全面的了解之后，才能够对一个企业的经济进行科学决策。科学预测必须要有充分的信息资料做基础。
4.4 拟定方案，全面评估任何一个问题在客观上都有多种解决的途径和方法，因此应先选择和比较所提出的几个方案。
评估方案，就是对可供选择的各个方案进行分析、权衡和论证。针对所提出的每一个备选方案，要从可行性、协调性、效果、潜在问题、人力资源等方面进行认真分析，全面评估，综合论证，切实保证方案的可行性和效果。
4.5 综合评价，方案选优决策的关键在于选择。在对各个方案进行全面的评估并权衡利弊以后，领导者要具备从可选方案中选出具体条件下最优方案的能力。
5科学决策的实施
决策方案择定后，决策者要有气魄和胆略坚决执行决策。
①拟定实施计划。围绕实现目标的最优化方案，制定具体的实施计划。实行定任务、定人员、定数量、定时间、定进度等制度，跟进措施，层层落实，以保证总目标的实现。②建立组织，落实责任。要建立相应的组织，认真挑选合适的部门负责人，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和任务，建立严格的责任制。③宣传动员，统一思想。宣传动员工作，要广泛深入的进行，为实现最终目标打下牢固的思想基础，力求齐心协力共同执行。④信息反馈，追踪决策。在执行决策的过程中，由于瞬息万变的主客观情况，常会发生偏离目标的现象，为保证结果符合决策，必须要有一套追踪、检查和反馈修正的办法。
6结语
现代经济发展纵横交织相互制约，最终形成的局面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在实行经济决策时，即使极小的失误都会引起连锁反应。所以，在进行重大经济决策活动时，经济管理领导者必须必须按照科学决策的原则、方法、程序等进行决策，才能取得最佳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1]彭银凤.论领导者在经济管理中的科学决策，载《审计与理财》[J].2008，（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