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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与认识论范文1
关键词：语言磨蚀成人英语学习者策略
一、问题的提出
语言磨蚀（language attrition）是指语言学习者在接受语言教学或习得某种语言后，经过若干时间的减少使用或停止使用，导致所学语言技能和知识退化甚至丧失的现象。语言磨蚀通常被看作是语言学习的逆过程，既可以指母语在二语环境中的退化和丧失现象，又可指二语在母语环境中的退化或丧失现象（Cohen 1975；Weltens 1987）。我们必须认识到有语言习得就必然有语言磨蚀，单打一地研究语言习得而忽视语言磨蚀就不可能探究语言学习过程的全貌（Olshtain 1989；Weltens 1995；Gardner 1985）。随着对语言磨蚀对英语学习重要性认识的提高，国内英语界开始关注对语言磨蚀方面的研究，相关文献也逐日显现（蔡寒松，周榕 2004）。但总的来说，目前国内研究基本仅限于从记忆和遗忘等方面来探讨和研究语言磨蚀问题，研究对象也局限于在校学生，而对于已经毕业多年的在职成人英语学习者的语言磨蚀和抗磨蚀策略的研究开展深度始终有限。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打算首先回顾成人英语学习者的主要特点，随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抗语言磨蚀策略。
二、成人英语学习者的主要特点
成人英语学习者的主要特点可以总结为以下四点：
1、学习周期长；
2、学习时间少；
3、学习材料和学习方法针对性差；
4、练习机会缺乏。
同时我们也必须知道，第一，成人学习英语的目的是为了应用，成人学员的学习动机具有很强的功利性；第二，成人英语学习者都参加了社会工作，已是社会人，具备相应的团队合作精神和能力；第三，成人英语学习者、也需要适当的指导或引导，如在语音语调、听说技能等方面。由于成人英语学习者已离校多年，他们中的不少人虽然也在业余时间接受英语继续教育，但由于种种原因，学习强度和持续性始终不足，此时如果不注意语言磨蚀现象并采取相应措施，则他们的学习好比一只漏斗，边补边漏。
三、抗语言磨蚀策略探索
1、力把英语语言水平维持在一定的程度
根据Bahrick的“关键阈值”理论，只有通过大量的语言输入使语言学习者的英语水平得以加强并最终跨越关键阈值才能将语言磨蚀降低到最小的程度。因此只有当成人英语学习者的英语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时间间隔长短和练习机会多少才会对语言磨蚀程度的影响变小。因此，成人英语教师应多为学生提供大量符合学习者实际水平的语言输入，促使学生的英语水平达到一定的阈值。研究表明，产出性语言知识比接受性语言知识更易磨蚀，词汇比句法及其他语言内容容易磨蚀。因此，成人英语学习者在正式学习结束后应适时地接触英语，使用英语，加强英语能力的保持。我们必须牢记，对付语言磨蚀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强大的语言习得来击退它。
2、积极的学习动机对语言磨蚀有抑制作用
Krashen认为如果学习者学习动机明显，情绪积极稳定，则他们对语言输入的刺激过滤作用就小，从而获得更多的有效输入；反之获得的有效输入越少。因此，教师应帮助学生明确学习目的，树立对目的语的正确态度，培养对语言学习的兴趣，营造和谐的教学氛围来最大限度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培养学习兴趣。对于英语学习相对落后的成人学生，教师更应该用鼓励、肯定和帮助的用语来激励学生克服障碍，从而降低语言磨蚀。
3、开展趣味性学习和想象性教学
根据李萍，郑树棠（2004）人们常常觉得要记住某些外语单词非常困难，但却能在玩多媒体游戏软件时，无意中记住有关词汇。比如，通过模拟动态和和明星做游戏时，就记住了不少明星的名字和游戏中的日常外语。人们以记忆中保存的表象材料为基础，经过分析和综合加工，可以创造没有知觉甚至不存在的事物意象。在外语学习与教学中，学生和教师都可以通过想象来掌握和陈述某些词义，借助于物体或图画来加强记忆。
4、循环学习法
李萍，郑树棠（2004）也指出，有规律地循环学习前面所学内容是避免损耗的直接策略。教师可以通过课堂教学活动，让学生有机会复习所学内容。比如上课前的热身活动，就有利于帮助学生复习、回忆和提取已经获得的信息。如此，每隔一两天快速复习一些重要的词汇就能弥补和抵御记忆的衰退和新信息的干扰。教师每次复习时可以用不同的例句来解释同一个词的用法，也可以通过不同的语境来让学生习得同样的语言知识。这样既起到复习的作用，又可以避免枯燥无味的教学。
5、提高成人英语学习者的语用能力
实践表明，语用能力越强的成人英语学生对于英语知识的掌握越牢固。
因此，教师必须通过各种教学手段和方式尽可能地在真实或相对真实的情境中使成人学生接触到大量真实的语料，方法包括但不仅限于影视英语、情景模拟、任务驱动、报刊阅读、网络交谈等。
四、结束语
语言磨蚀现象具有普遍性、复杂性和多样性。研究表明，与目的语接触频率、教学方法、学习者的年龄、对目的语的态度与学习动机、目的语文化氛围、不同语言之间的干扰等均是影响语言磨蚀的因素。因此，从语言磨蚀视角反思成人英语学习者的英语教学对于我国的英语教学具有重大的启示和意义。本文希冀通过对这一群体的语言抗磨蚀策略的探索引起学界对此领域的关注。
参考文献：
[1]Cohen，A．D．Forgetting a second language[J]．Language Learning，1975，25：127－138．
[2]Gardner，R．C．Social factors in second language attrition[J]．Language Learning，1985，35（4）：519－540．
[3]Olshtain，E．Is second language attrition the reversal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J]．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1989，11（2）：151-166．
[4]Weltens，B．The attrition of foreign－language skills：A literature review[J]．Applied Linguistics，1987，8：22－37．
[5]Weltens，B．Foreign language attrition[J]．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1995，15：151－164．
哲学与认识论范文2
因此，对今天的儿童少年进行适当的抗挫折教育，增加一些磨练，使他们 懂得如何正确对待挫折、失败、困难，从而具有较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坚强的革命意志，对于他们将来的成长，对于我们民族未来的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一、实施抗挫折教育必须遵循科学规律。
要制订科学的实施计划，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分步实施。学生的抗挫折能力低，表现千奇百怪，情况千差万别，对学生实施抗挫折教育，一定要摸准病情把准脉，区别不同情况对症下药。必须充分注意到学生之间的差异，了解其行为的特征，破译其内心的密码，根据不同对象，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
比如，有些学生各方面都比较出色，或者在某些方面有着别人无法比拟的长处，经常受到表扬，成长比较顺利的青少年，往往承受挫折的能力比较低。他们自身显露出的“光芒”使他们看不到自己的不足，别人也容易只看到“光芒”而忽视他们的不足。一旦有人指出其缺点或不足，他们往往难以接受，更经不起挫折和磨难的打击。因而，对于显示出这样那样“光芒”的学生，可以故意设置一些挫折，故意不表扬，不肯定某些优点，使其在受挫中得到磨练，以弥补他们心理锻炼上的缺陷。又如，那些学习较差的同学往往比较多地表现出怯懦和自信心不强，在挫折和失败面前往往表现为无所适>:请记住我站域名/
二、实施抗挫折教育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
在课堂教学中利用各教材中有关不怕困难，战胜挫折的内容，采用讲明道理、直观引导、设置障碍、模拟训练等方法，启发学生懂得每个人在成才的过程中都会遇到困难和挫折 ，必须正确对待困难和挫折，挫折面前不气馁，敢于夺取胜利，使学生树立正确的抗挫折意识。在实施抗挫折教育中，心理测试和心理咨询是必要的，它对矫正学生的不健康心理，正确施教，培养学生的优秀心理品质是不可缺少的。
三、活动课程和丰富多采的课外活动是实施抗挫折教育的重要途径。
小学生都喜欢参加课外活动，我们可以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确定切实可行的抗挫折教育内容和抗挫折目标。定时间、定地点、定辅导教师、定辅导内容，让学生在各种各样的活动中磨练意志。要充分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利用板报、墙报、广播的形式渗透抗挫折教育。重视环境氛围的教育作用，努力营造抗挫折教育的内部和外部环境氛围。如在橱窗里设立抗挫折教育专栏，展示学生战胜困难的事迹图片；在班级墙壁上挂上名人战胜挫折的警句等，使学生在良好的校园氛围中接受教育。
四、要把抗挫折教育纳入德育范畴，构建社会、家庭、学校三结合的抗挫折教育立体网络。
首先要发挥教育委员会、校外教育基地的作用，请老、老八路讲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请著名劳模、企业家介绍他们的创业之路，使学生从小培养艰苦奋斗，不怕挫折，敢于竞争的精神。其次，要把抗挫折教育的内容纳入家长学校 教学和研究范畴，使家长在家庭中有意识地创造抗挫折教育的氛围及和谐的家庭环境，配合学校实施抗挫折教育。第三，要设立家庭劳动岗，通过家务劳动培养学生的抗挫折能力。
五、实施抗挫折教育还需要目标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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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的及意义：施蒂纳是青年黑格尔派的重要人物和逻辑终结者，他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一次全面的批判了费尔巴哈甚至是启蒙思想以来的古典人本主义逻辑，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在现代性的语境中第一个自觉地消解形而上学的人，而且他直接地影响了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然而在传统的思想史教学中，施蒂纳被贬为一个小丑式的浅薄理论家，虽然国内目前有个别学者深刻地认识到了施蒂纳的重要意义并作了简要的分析，但这种不受理论界重视的情况仍未完全改变。我的研究试图对施蒂纳的代表作的理论特色及其思想对费尔巴哈、马克思等当时各种哲学的巨大影响进行阐述分析以及对其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当代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进行浅要发掘。
研究计划：立足现有资料，力求先把握施蒂纳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主要内容与理论逻辑，同时参照早年和现有学者对施蒂纳的研究成果（如张一兵《回到马克思》中对施蒂纳的研究），然后进一步寻找分析施蒂纳反对形而上类本质思想的当世影响，以及他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及后现代思想的理论相似性。
章节目录
一．施蒂纳其人及其代表作介绍
（1） 施蒂纳其人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
（2） 施蒂纳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文本分析。
（3） 施蒂纳的理论观点及对其分析。
二． 论施蒂纳的当世影响与冲击
（1） 施蒂纳思想对当时各种哲学（重点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
（2） 施蒂纳对马克思思想形成的直接影响。
三．施蒂纳思想的后世意义：分析施蒂纳的思想与克尔凯郭尔、尼采、阿多诺甚至后现代思想的相似性。
1． 施蒂纳与克尔凯郭尔
2． 施蒂纳与尼采
3． 施蒂纳与阿多诺
4． 施蒂纳与后现代思想
四．结论
主要参考文献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馆89年版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孙伯揆《探索者道路的探索》2002年版
张凤阳《现代性的谱系》南大出版社2004年版
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转向》，南大出版社2002年版
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三联书店2001年版。
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馆1982年版
尼采《论道德的谱系》商务馆1992年版
尼采《权力意志》商务馆98年版
尼采《偶像的黄昏》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梯利《西方哲学史》商务馆2000年版
赵敦华《西方现代哲学新编》北大出版社2001年版
刘放桐《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谭培文《唯物主义如何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华中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哲学与认识论范文4
【关键词】 非认识论;法哲学;后现代主义
一、罗蒂及其后现代主义法哲学观
罗蒂是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同时又是最有争议的哲学家之一。作为一个分析学家和新实用主义者,他从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两千多年的西方传统法哲学并对当代西方分析法哲学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指出法哲学应当同自己时代的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并同诗歌、艺术、科学融合在一起,这就是体现着现代文明时代精神的后哲学文化。近代西方法哲学是一种以主客二分为基础的认识论思维范式,现代西方分析法哲学家用语言学的转向取代了认识论的转向,实质上仍囿于认识论的思维范式。
罗蒂则主张摒弃这种认识论的思维范式,强调现代法哲学发展的非认识论之路。他指出,西方传统法哲学认为对于人的知识来说,存在着一种法哲学能显示其结构的永恒中性构架,也即一套可公度性的话语。古代哲学家力图在人的存在之外的领域寻求这种永恒的中性构架;近代法哲学家则希冀通过对我们自己“心的研究,通过去建立一门认识论,即去找到与他人共同基础的最大值”来建立这一构架。对于当代分析哲学家来说,这一人类知识的永恒构架“往往被想象成存于语言中,语言被假定着为一切可能的内容提供普遍的图式”。
罗蒂指出,不论是在人之外的存在中还是人心中,或者在语言中都不可能寻求到这一永恒的非历史的知识构架。他认为,作为一种与认识论对立的解释学向我们展示了一种非认识论法哲学的前景。解释学不是一种认识方式,是“另一种对付世界的方式”。解释学与认识论是对立,体现了一种力图从非认识论的观点来理解法哲学的立场。把语言哲学归于认识论的思维范式,并深刻分析了认识论哲学脱离社会历史、脱离人的生活的弊端,强调法哲学的社会历史性和实践性,这一点对当代法哲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法哲学离开人的实践只能走进死胡同,关注社会历史、关注人的现实生活,法哲学才有生命,非认识论法哲学指向一种与人类历史的发展和现实命运相联系的思维方式,其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在于对认识论思维范式的超越。
二、后现代主义法哲学的表现
“后现代主义”是西方法哲学最新发展的几个思潮或倾向的总称。它既包括“新实用主义”、“后分析法哲学”又包括欧陆的“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理论取向。现代主义肇始于笛卡儿和康德,“在本质上表现为理性启蒙精神,它强调人通过对自然的理性把握和技术征服而确证人的主体性和本体力量”。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关系的认识上,后现代法哲学家利奥塔指出“后现代主义是现代主义的一部分”。“现代”与“后现代”、“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这种统一是建立在对立的基础上的。他曾专门解释过“后”字的涵义,“后现代的‘后’字并不意味着一个恢复、闪回或反馈的运动,也就是说,不是一种重复的运动,而是一种分析、回忆、神秘解释、变形的过程,以详述一种‘原初的遗忘’”。
由此看来,“后现代”的“后”字表征一种质的飞跃。美国“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大卫・格里芬历史而辨证地做出解释,“后现代”与“前现代”也有质的区别“后现代”不是彻底的抛弃“现代”,而是对“现代”所做出的根本的超越。当下西方世界流行的“后现代主义”,主要有两种风格一种是以福柯、拉康等为代表的激进的或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主要流行于欧洲大陆,如法国。一种是以罗蒂为代表的新实用主义以及格里芬等为代表的“温和的或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主要流行于英语国家。把两种风格的“后现代主义”统合起来考察,就可看出“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特征:强调反思与批判现代性;反对中心主义,提升非理性主义,批判理性主义所推崇的适用于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倡导多视角、多元化的方法;后现代主义用语言范式取代了现代主义的意识范式,认为人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文化和生物交融形式的语言主体,主张一种公平对话。
三、对后现代主义法哲学的评价
对于坚持客观性的哲学来讲,追求客观性的热情被两种形而上学的安慰支撑着,一种安慰认为生物种族团体的成员禀赋某种“权利”,另一种安慰是说社会不可能完全毁灭。人正是由于沉迷于人类永恒存在的形而上学的安慰之中,才需要一种寻求人类永恒知识构架的法哲学,一种准确再现世界的法哲学。
后现代法哲学给我们的启示是:人类社会要真正地走向幸福的未来,就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局限,在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人文、西方与东方等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彻底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对自身的行为一日三省,警钟长鸣。唯有如此,人类才有可能不断地深刻反省出现能源危机、生态失衡、霸权主义以及大规模战争的根源和危害,才能真正“诗意地居栖在大地上”。
参考 文献
哲学与认识论范文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3-5595（2014）05-0070-06
系统科学哲学的研究是系统科学相关研究的思想基础。系统科学哲学不同于贝塔朗菲、拉兹洛等人提出的系统哲学，从学科定位看，前者属于具体科学哲学问题的探讨，后者属于自然哲学的探讨，也有学者把二者等同对待。[1]论纲可以成为系统科学哲学展开研究的重要框架，苗东升曾经做过相关研究[2]1820，从国际视阈看尚显不足。随着近些年来系统科学的高速发展，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本文将在国内外系统科学研究差异比较[3]的基础上，从一般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系统阐述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尝试为系统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研究纲领。
一、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
系统科学哲学本体论的研究是以一般哲学的本体论研究为基础的。“本体论”这一范畴最早是由德国经院学者郭克兰纽首先提出来的，他将其解释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4]35。简单来讲，本体论是“研究存在的理论”[5]6667，“是对是、存在和实在的最一般的学科或研究。 这个术语的一个非正式含义是指，……即哲学家思考世界由什么构成。……但是，更正式的含义，本体论是通过确定所有本质范畴和阐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来表征实在的形而上学方面。”[6]2122 “本体论的首要任务是提供范畴的详细目录，即实在的最一般分支。”[6]23
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研究比一般哲学本体论研究要具体一个层次，或低一个层次。系统科学哲学本体论研究从系统科学基本范畴开始，涉及系统及其系统的关系性存在本身的问题、系统演化与生成问题，以及对系统科学的元研究等问题。以哲学上的本体论范畴为基础，本文把系统科学哲学之本体论的研究内容总结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系统科学基本范畴或“语词系统”。吴彤在复杂性科学研究中，提出学术研究应该从基本概念开始的思路，他认为对于复杂性科学或非线性科学的研究应该从复杂性、非线性的概念或含义开始。[7]系统科学涉及范畴很多，尤其是在不同学科中又存在不同含义。库恩后期试图在某种程度上用“语词系统”代替其有重要创建但富有争议的“范式”范畴，对系统科学语词系统的研究，是作为范式的系统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库恩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就是用一套新的语词系统代替原来旧的语词系统。[8]金吾伦对库恩语词系统的主要性质进行过总结，总体上说就是“由一套具有结构和内容的术语构成；诸术语构成一个互相联系的网络。一本辞典就是具有一套特定结构的词汇”[9]。系统科学范式已经逐渐形成[10]，一种新的语词系统将逐渐代替经典科学的语词系统，最明显的体现就是诸多系统科学范式下的术语或范畴开始出现并逐渐代替经典科学的诸多范畴。Flood和Carson在系统科学研究中，简要介绍了61个系统科学范式内的术语和概念，如组织整体、关系、反馈、输入、输出、环境、开放系统、内稳态、熵、适应性、控制论、黑箱、正反馈、负反馈、整体论、系统方法论等。[11]521Ackoff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认识到了“系统”这一概念在当今科学中的重要地位，他试图建立起一个系统概念的系统，在他的体系中，主要介绍了11种系统类型、4种系统变化、11种系统行为类别，另外，他还对系统及其元素之间的关系、适应性和学习、组织等涉及的共32个范畴或术语进行了系统探讨。[12]吴彤也对系统科学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1314]语词系统的研究是伴随着系统科学发展而发展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术语或范畴的扩展；二是术语或范畴之间组成的网络关系的发展。
第二，系统的存在状态及其特征。这里的系统包括贝塔朗菲提到的“实在系统和概念系统两类”。[15]460国外诸多学者都在这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贝塔朗菲对系统的界定以及对系统特征的研究[16]、拉兹洛《系统哲学引论》中第一部分“一般系统论”的探讨[17]、邦格的科学唯物主义以及系统本体论的探讨[1819]等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国内也有诸多学者对系统进行了研究，如等人的《现代系统科学学》的第一部分“基础系统论”基本上都属于这方面的研究[20]3165；苗东升在《系统科学大学讲稿》中对系统的概念、系统的结构、系统的环境、系统的功能、系统的属性、系统的形态与状态等问题进行了系统说明，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存在的系统的状态及其特征。[21]系统的演化也是系统的重要存在状态，所谓系统的演化，“包括系统的孕育、发生、成长、完善、转化、消亡等”[22]42。演化特征是系统科学区别于经典科学的重要特征，因此，对系统演化特征的研究也是系统科学本体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对系统的存在状态及其特征的研究为系统科学哲学的探讨提供了现实材料，同时它也是系统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逻辑前提。
第三，系统科学的元研究。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系统科学的学科定位、系统科学的存在状态、系统科学的发展演化、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等。诸多国内外系统科学研究的学者几乎都涉及了这方面研究，只是研究视角、问题不同。几乎每本系统科学著作在开篇或第一章都会直接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自钱学森以来，诸多国内外学者都构建了自己的系统科学理论体系，这些研究都属于该方面内容。Gigch在20世纪80年代初做的系统科学分类学研究也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代表，他以系统科学主要关注的问题为出发点，依据两个不同的标准对系统科学进行了分类学研究，把系统科学分为理论本体型、应用本体型、理论概念型和应用概念型四种不同类别，并对应着不同的系统理论类型。[23]179191当然，在这个方面，对系统科学各论，如一般系统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混沌学等相关学科存在状况的研究，也属于系统科学哲学本体论研究的范围。
二、系统科学哲学之认识论
认识论是由“苏格兰哲学家J.F.费利尔在《形而上学原理》（1854年）一书中首先使用的”。[4]719在《剑桥哲学辞典》中对认识论进行了明确阐述：“认识论：知识和辩护的本质的研究；具体说，是对知识和辩护的（1）定义特征、（2）存在的条件和来源、和（3）限制的研究。这三个范畴代表了传统哲学三个方面的争论：知识和辩护的分析、知识和辩护的来源（如唯理论和经验论）和关于知识和辩护的怀疑论的生存能力。”[24]273“认识论试图解释知识和理性信仰的本质和范围。它的范围也包括阐述和评价各种怀疑论结论的论据。”[6]270徐向东把传统认识论的研究归结为五个问题：分析问题、划界问题、方法问题、怀疑论和认知辩护问题以及价值问题。[25]简单总结为一句话：认识论回答认识或知识如何可能，主要探讨作为存在的认识的本质及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对认识的辩护等。
系统科学哲学之认识论研究的主要内容可以简单概括为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这里的知识主要指系统科学科学学科（钱学森等人称之为系统学）的知识，也包括技术学科和工程学科。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建构论转向使其在研究内容方面明显区别于经典科学。系统科学的认识论研究在学科内部具有重要地位，甚至Gigch直接把系统科学称之为认识论领域的学科。[26]对于该问题的探讨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系统如何可能。系统的存在是系统科学知识可能的基础，因此对于该问题的探讨是系统科学之认识论研究的首要内容。和经典科学的研究类似，国内外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也主要存在两个对立的观点：实在论与建构论，部分观点处于二者之间。实在论观点认为，系统客观存在于现实世界，系统科学是对现存的系统进行研究的科学。部分国内外学者坚持实在论观点，国外较有代表性的是加拿大系统哲学家邦格，他认为：“每个事物都是系统或系统的成分。这一原理对具体事物和观念都同样适用。原子、人、社会以及他们的成分和由它们所组成的事物都是这样。”在他看来没有孤立的事物，“世界是系统的世界”[18]1120。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观也是典型的实在论观点。国内学者中，大多数都持实在论观点。如苗东升认为：“现实世界中系统是绝对的、普遍的，非系统是相对的、非普遍的……一切事物都以系统方式存在”[22]22；许国志等人编辑的《系统科学》也持这样的观点，认为“系统是一切事物的存在方式之一”[27]；另外，李曙华[28]、[20]、邹珊刚[29]等人的著作也都是建立在实在论基础之上。持建构论观点的代表人物是Klir，他认为：“所有系统都是人工抽象物。它们不是自然呈现给我们被我们发现的，而是我们通过我们的感知和精神能力在经验领域内的建构。要求与真实世界对应的系统概念是虚幻的，因为没有办法核实如此的对应。除了通过经验以外，我们没有机会接近真实世界。”[30]88，[31]Bhola同样认为系统“边界”不是先验存在，而是被系统思考者在主观内容上为了专门的需要建构起来的。[32]Boulding认为：“系统没有必要与我们周围的真实世界相联系。它研究所有从任何具体情景和经验知识中抽象出来的可以想象到的关系。”[33]当然，除了坚持这两种观点的学者以外，还存在大量学者像哲学认识论研究一样行走在实在论与建构论之间，本文不再多述。总之可以说，对该问题的回答，两种观点并行，国内实在论观点占优，国外建构论观点占优。
第二，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是哲学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当然在系统科学哲学这里也必然是一个重要的需要探讨的问题。哲学认识论对于知识如何可能的探讨是不区分经典科学与系统科学的，但是以前哲学探讨所针对的或主要使用的基础性资料都属于经典科学知识。无论是从知识本身的特征还是从知识的获得途径看，系统科学知识相对于经典科学知识都发生了重要变革，这必然为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提供新的材料。系统科学知识的出现和发展必将改变传统认识论中的某些观点，同时，也使新的认识论观点成为可能。国内外对该问题的具体研究现在还比较少，日后有待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入。对于该问题的回答，同样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实在论或建构论，以及行走在二者之间。在经典科学界，实在论观点明显占据主体，但是，在系统科学界则明显不同，建构论已经逐渐成为了系统科学界的主流观点。[30]对系统持实在论或建构论观点的人基本上对系统科学知识持相同的观点。在系统如何可能问题的探讨中已经对主要代表人物进行了说明，不再重复。国内系统科学界大多数学者都坚持实在论观点。对于系统科学知识如何可能持建构论观点的人除了上文提到的Klir以外，Vmos也是系统科学建构论的重要代表。[34]总之，对于该问题的回答构成了系统科学哲学之认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
第三，系统科学的认识如何可能。认识如何可能是对系统科学认识本身的探讨。哲学的认识论主要研究认识自身，认识的本质、结构、过程等。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这部分研究内容即是建立在哲学认识论基础上对系统科学认识进行哲学探讨。苗东升系统科学哲学论纲中的认识论即是在这个方面的研究。[2]1820系统科学的认识过程相对于经典科学的认识过程而言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它不再依托传统的获取知识的模式――“观察―归纳”或“假说―演绎”。系统科学认识模式逐渐转化为哲学思辨、系统仿真建模等方式，如一般系统论就是通过哲学思辨获取系统的相似性或同型性，从而建立系统的一般理论；控制论也是通过思考动物与机器的结构同型性或相似性而创立的理论。正是由于系统科学认识方式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因此必然要求对系统科学的认识进行专门探讨，通过对认识的结构、认识的过程、认识的方法等的深入研究洞悉系统科学认识的本质。这种研究不仅可以推进系统科学认识方法的发展，进而推进系统科学理论和方法的进步，还可以反过来影响哲学认识论的发展。系统科学认识论相对于一般哲学认识论而言，更加接近具体科学，必然为更一般层次的哲学认识论的发展提供重要例证，推进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国内外系统科学界对这个方面的研究都不是太多，且有待深入。国外系统哲学界基本上不在这个视角上进行探讨，但是他们在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中渗透着诸多这方面的内容。国内这方面的研究也不是太多，李建中对系统认识论的研究属于这个方面，他在比较了黑格尔、马克思的认识论基础上对系统认识论进行了一定探讨。[35]苗东升对这个问题也进行了初步探讨。[2]1820，[36]在这一角度上，系统科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存在诸多交叉之处，某种程度上具有一致性，对认识过程的研究事实上就是对认识方法的研究。因此，这方面的研究可以成为沟通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桥梁。
从系统科学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和研究内容、问题来看，它并没有带来认识论领域的根本变化，只是为认识论的研究增加了新材料、提出了新问题。或者说它并没有带来认识论模式的变革，只是改变了不同观点在认识论中的地位。系统科学认识论的研究会伴随着哲学认识论的研究永远进行下去，也许人类理性永远无法得出确定性的结论，正像哲学也许正在做一件注定失败的事情一样。[37]
三、系统科学哲学之方法论
一般来讲，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的学说和理论”[5]8。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科学哲学界关于方法论的研究出现了一股新趋势，主要表现在冲破对科学理论静态的逻辑分析，从而把对方法论的研究同科学发展史联系起来，如波普尔、库恩、拉卡托斯和费耶阿本德都试图从方法论角度说明科学理论的革命和发展。[4]205在《剑桥哲学辞典》中给出了一个兼容以上但更偏重于后者的论述：“方法论是科学哲学的一个分支，它与知识论密切相关，探究科学达到关于世界的预置真理的方法和批判性地探究这些方法的基本原理。在科学中理论被承认的问题，证据和假说之间确证关系的本质，科学断言能被观察数据证伪的程度等这些问题都是方法论所关注的问题。”[24]700总之，在当今科学哲学界，方法论在两种含义上被使用：一是论“科学研究的方法”，即对科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二是科学的规范性研究。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到培根的《新工具》，以及国内李志才等的《方法论全书》、吴彤的《自组织方法论研究》、黄欣荣的《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研究》等都是在第一种含义上使用方法论的。第二种含义是知识如何获取或为获取的知识进行逻辑辩护。从波普尔、库恩，到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都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的。
系统科学哲学之方法论即是以系统科学方法为研究对象，探讨获取系统科学知识的路径及其特征。“系统科学首先具有科学方法论的意义”[2]1820，进一步讲，系统科学就是一门方法论性质的学科。[20]13，[23]，[29]1，[3840]Klir把系统科学方法论看作通常意义上一门学科三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之一[41]，Flood等人也提到“系统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是通过方法论把它的概念应用到当今的解决问题、计划和决策当中”[11]5。国外系统科学界探讨的系统科学方法论主要涉及硬系统方法论、软系统方法论、批判系统方法论等，但主要是介绍解决问题的方法，而非对方法进行系统的哲学研究；国内相关研究刚刚展开。本文把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内容总结为以下四方面：
第一，系统科学方法的具体内容及其相互关系。方法论的核心内容是论方法，因此，对系统科学方法具体内容的探讨就成为了系统科学方法论的首要也是基础性内容。从时间顺序来看，系统科学方法的内容可分为三个阶段，传统系统科学方法（一般称老三论时期的系统方法）[42]、自组织系统科学方法[43]和各种系统思考方法。系统科学方法之间的关系、方法体系即分类学探讨是该部分的第二个研究内容，即以具体方法的研究为基础系统梳理系统科学各种方法之间的关系，并尽可能建立起系统科学方法体系。国内外对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方法相互关系的研究相对比较深入，但是对于所有的系统科学方法而言，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国内外少有系统研究。把系统科学方法论内部方法的相互关系进行过初步分析，划分了三个层次：“系统科学方法论原则”；“以各种理论为出发点的各种认识系统规律性的方法，处理系统一般问题的方法”；“针对某类具体的系统问题的方法”。[20]613614对系统科学具体方法的分类学研究为方法论的后续研究提供了体系化的研究对象。
第二，系统科学方法的性质、特征及其原则。系统科学各方法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构成一个有机体系。对这些方法的性质、特征以及原则的探讨有利于更全面地认识系统科学方法的整体特征，有利于系统科学方法的普遍运用，也使得系统科学方法自身更加系统。魏宏森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就对“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基本特征”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系统科学方法论具有的特征[42]6470，但是笔者认为，作者所谓的特征应该是系统科学方法的特征而非方法论的特征。当前学界诸多对系统科学方法论性质、特征和原则等的研究事实上都是对系统科学方法的相关研究，对方法的研究恰恰是方法论研究的重要内容。吴彤在具体阐述自组织方法的基本内容基础上研究了自组织方法论的几个重要特性[43]，朴昌根对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进行了简要总结[44]，Laszlo对系统哲学方法论的原则以列表的形式进行了说明[45]。对系统科学诸多性质、特征等的研究对于方法的实践应用以及方法论研究都能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第三，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元研究，即系统科学的学科地位、特征及其哲学意义。这部分内容属于系统科学方法论的元研究，即对系统科学方法论自身进行的研究。系统科学方法论是以哲学上的方法论为基础，区别于经典科学方法论发展起来的理论体系。系统科学方法论学科地位的研究涉及其与系统科学哲学、系统科学的具体科学之间的关系，认清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系统科学的整体发展大有益处。所谓系统科学方法论的特征是指与经典科学方法论的差异，深入理解两者的差异才能从根本上弄清系统科学方法论相对于经典科学方法论所引起的革命性变革所在。对这种变革的探讨是系统科学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对系统科学方法论学科性质的认识反过来会促进系统科学方法的发展和完善。总之，对方法论的元研究至关重要，Warfield认为，科学由两部分组成，“主体”和“方法论”，他认为：“没有方法论的主体就像没有身体的脑袋；没有主体的方法论就像没有脑袋的小鸡，在血腥的牲畜棚里戴着枷锁扑腾。”[46]
第四，系统科学知识是如何获取的。以系统科学知识为对象的方法论研究在学术界尚未引起重视。传统科学哲学主要就是探讨方法论问题，从孔德等人的实证主义到波普的证伪主义，再到库恩的范式理论、费耶阿本德的反对方法等都是为知识如何获取提供理论辩护，但是他们的理论主要针对的是以实在论为认识论基础的经典科学知识。对于部分坚信实在论的系统科学家而言，传统科学哲学的方法论虽然存有诸多争议但依然适用。系统科学认识论方面的建构论转向必将引起方法论的重要变革。以建构论为基础的系统科学知识如何获取，或者说是否存在获取这种类型知识的原则或方法就成为了系统科学方法论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笔者认为，由于系统科学知识及领域的特殊性，相关的方法论研究前景广阔，甚至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复苏传统科学哲学，笔者将另文专门探讨该问题。
哲学与认识论范文6
关键词：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高等教育
美国著名教育学家约翰.S.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是西方第一部以高等教育哲学为书名的专著，是作者从事高等教育工作五十余年的经验总结，也是作者对高等教育的许多问题进行哲学思考的结晶”。该书从美国高等教育的实际问题出发，以“高深学问”为逻辑起点，沿着高等教育哲学的两个理论基础彼此间的联系与冲突的路径，深刻分析了高等教育最为关键且又彼此关联的若干基本问题，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完整丰富的高等教育分析框架。
一、历史回望：认识论与政治论的冲突与并存
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中提出的以认识论和政治论为基础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对高等教育哲学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布鲁贝克在研究这一问题时是以高深学问的选择、传递、批判和创新为逻辑起点的。这个逻辑起点即“主旋律‘E’调（E代表专门知识expertise，即深奥的探求，它构成了高深的学问）”。围绕问题的主旋律“E”调进行论述得出其结论：在20世纪，大学确立其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则以政治论为基础。
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趋向于以“闲逸的好奇”精神去追求知识。认为大学是一个“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独立的有机体”，高等教育自身发展逻辑就是追求知识的客观性；高深学问的选择、传递、批判和创新只受学术的客观性或独立性的认识规律制约，崇尚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摆脱一切价值的判断，回避学术对社会的影响；认为应“在学术和现实之间划分一条明确的界限来保证知识的客观性”。因此，传承知识、探求知识是高等教育合法存在的哲学基础。在这种哲学视野中，高等教育的价值体现为追求知识，在价值观上是一种知识本位的高等教育价值观。
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认为，人们探求深奥的知识不仅出于“闲逸的好奇”，而且还因为它对国家有着深远影响。它强调高等教育应该关注社会的要求，认为高深学问的选择、传递、批判和创新是以实际问题为价值取向的。人们追求高深学问主要是作为手段而不是目的，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都是有限的。“大学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知识之翼”。在这种哲学主导下，高校以服务社会、促进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价值。在这种哲学视野中，高等教育的价值观是一种社会本位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其活动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利益高于一切。它是实现社会发展的一个工具，人不再是目的，而沦为了手段和工具。
以认识论和政治论为基础的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观交替并存于高等教育系统中，有时是认识论哲学占主导地位，有时又是政治论哲学占主导地位，总体上呈现一种既相互冲突又相互联系的矛盾关系。其矛盾之处在于，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想方设法摆脱价值的影响，而政治论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问题。这种矛盾在客观上成了高等学校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矛盾产生的深层根源之一，其相互联系之处在于：一方面，政治论使命的实现以认识论为依托；另一方面，认识论目的的达成又越来越依赖于政治论的照应。
二、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主要贡献
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自1987年被译为中文以来，在我国高等教育学术界受到了高度的重视。一方面，表现在该书的引用率上；另一方面，反映在针对该书的评论、比较、体会、反思、启示的文章大量涌现，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该书的认识与理解。笔者认为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最突出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巧妙地找到了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高深学问。布鲁贝克认为：“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在于教材的不同，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在某种意义上，所谓‘高深’只是程度不同。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种程度在教育体系的上层是如此突出，致使它成为一种不同的性质。”该书以高深学问为原点，推导出高等教育的八个基本问题：由高深学问是应当被关在象牙塔中以防被曲解，还是应当放到市场和政治竞争场中去锤炼，分析概括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高等教育哲学――认识论和政治论；由学术活动是否应当由掌握高深学问的专家予以控制，导出学术自治的问题；由为了高深学问的发展，是否应当保持完全价值自由的客观性和理智上的独立性，导出学术自由的问题；由并不是每个人都具有掌握高深学问的才能，导出高等教育为谁服务的问题；由学生学习高深学问是以知识本身为目的还是以为工作准备为目的，导出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问题；由高深学问如何教授和承载高深学问的教材如何选择，导出教学与课程的问题；由“高深学问处于社会公众的视野之外，公众就难以评判学者是否在诚恳公正地对待公众的利益”，导出治学道德的问题；由对高深学问的探索具有宗教的内涵，导出庇护高深学问的大学在世俗社会中扮演教会角色的问题。其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
二是提出了著名的两派高等教育哲学分野。布鲁贝克认为，20世纪存在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是认识论，另一种是政治论。这两种高等教育哲学都以探究高深学问为基础，但是探究的目的和方式不同。前者认为探究高深学问的目的是知识本身，追求的是真理，探究的方式是完全摆脱价值的影响，认为学术与现实之间有着明显的界限，高等教育合法地位的获得依靠的是高深学问自身的规律，所采用的学术标准是真理的客观性；后者认为探究高深学问的目的是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追求的是权力，探究高深学问时必须考虑价值问题，认为学术与现实之间是紧密相连的，高等教育合法地位的获得依靠的是服务社会，所采用的学术标准是社会的需要。布鲁贝克借此分析了美国的高等教育，认为自美国建国起“高等教育的两种哲学――认识论和政治论――交替地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占据统治地位”，自19世纪末开始，这两种教育哲学就并驾齐驱，但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它们的冲突始终贯穿于书中的各个章节。不过布鲁贝克认为，这两种教育哲学是可以调和的，“使高等教育哲学的政治论和认识论之间达到最有效的和谐”的方法是把思维和行动结合起来，“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必须用实用主义的认识论作补充”。布鲁贝克提出的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较强的普适性，各种高等教育哲学和各类关于高等教育的观点基本上都可以纳入这个分析框架之中。
三是以实践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当我们打开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时，会立即感受到一种浓浓的实践性”。该书开篇就以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美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批评与挑战入手，当美国高等教育已成为学术界“大为不满”的“冬天”，当“社会和职业界已经对高等教育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甚至有人认为美国高等教育出现了“本体危机”和“合法性危机”的时候，布鲁贝克认为“需要对高等教育的一些基本概念作一次痛苦的重新评估”，“教育实践中矛盾错综复杂之时，就是检验这些实践的理论基础之日”，而且认为高等教育哲学“不可能从哲学界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实用主义或存在主义这些流派中演绎出来”，而是要“从高等教育实践中的矛盾和未定论的问题出发”，并且在书中多次强调“是经验而不是逻辑”制约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具有强烈问题意识的、以实践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对于一向注重体系建构的我国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和思路的拓展。
三、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局限性
近年，国内对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质疑的声音逐渐多了起来，这一方面说明我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自醒，“开始对经典著作进行求真性的论证与批判性的反思”；另一方面也说明经典著作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笔者认为，该书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值得推敲和商榷。
首先，我国研究者对《高等教育哲学》提出的是否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的认识是有分歧的。译者王承绪先生的解读具有较高的权威性，认为该书“提出了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然而，也有研究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该书是为论说高等教育哲学提供一个基本的叙述框架，而非旨在表达作者本人的高等教育哲学思想。
笔者认为，布鲁贝克并没有为我们提供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实际上，布鲁贝克的本意并非要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而是要对高等教育的现实矛盾和问题进行哲学思考，对众多的哲学流派进行整合。这些意图在该书中已经表述得非常清楚：“触及高等教育本质的价值观念的冲突明确地要求对此类问题作出哲学性的解决――这就是说，要求通过更为根本性的理论思考来澄清问题，平衡问题的正反两个方面。”“今天，我们的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已经太多了……现在，我们缺乏的是把高等教育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处理……本书试图建立一个参照框架，并且试图像音乐家在一个主题上做出变奏曲那样对各种哲学流派，甚至对一些不可调和的哲学流派做出处理。”因此，与其说布鲁贝克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不如说给了我们一个思考和分析高等教育问题的方法和框架；与其说布鲁贝克是在构建自己的高等教育哲学体系，不如说是在自己的分析框架中对众多哲学观点进行归类和评说。
其次，以高深学问作为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是否准确。虽然如上文所述，以高深学问为逻辑起点，提出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是布鲁贝克的重要贡献，而且以之贯穿全书，分析合理、逻辑严密，且能自圆其说，但是却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无视人的存在。从本体论的角度看，教育的第一意义存在是人，人是第一位的。教育的目的是什么？康德说：“人是目的。”如果说高深学问是高等教育的逻辑起点，我们就会进一步追问：高深学问的基点是什么？显然还是人，没有人就不可能有高深学问。这样看来，高深学问并非高等教育的本原。而以探究高深学问为基础的两种高等教育哲学存在同样的问题。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关注的是高深知识本身，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关注的是高深学问对国家和社会的作用，在这里依然看不到人的身影。人在这里沦为探究知识和服务国家的工具和奴仆，而与这两种哲学相关联的高等教育的两大职能――发展科学和服务社会被误当作高等教育的本体意义上的存在了。
再次，从我国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和读者的角度来看，一方面，《高等教育哲学》是根植于美国本土的完全美国式的高等教育哲学，虽然从目前世界高等教育面临着许多共同问题的角度看，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具有较强的普适性，但是各国高等教育又存在各不相同的问题，若完全套用，很容易导致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另一方面，该书的观点经常被淹没在大量引述的他人的观点之中，对于不太熟悉西方高等教育研究的话语系统和学术传承的中国读者而言，若想全面、准确、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这部著作是非常困难的，极易造成误读和误解。
参考文献：
[1]约翰.S.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
[2]马廷奇.冲突与整合：西方两种高等教育哲学观的演变[J].江苏高教，2002，（3）.
[3]卢晓中.布鲁贝克的高等教育哲学观评析[J].现代教育论丛，20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