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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与修复的问题范文1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促使人们开始关注精神文化需求，从国家顶层方案到文化需求，挖掘、修复与保护文物工作，受到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并且，文物保护修复能够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因其自身所表现出来的美学性、历史性，能够进一步实现社会与自我认知，从而反映出文物保护修复所面临的挑战及传承的必要性。
一、文物价值及保护修复理念
第一，文物价值及存在现状。文物是具有悠久历史，且集艺术、科学、技术于一体的古代遗产，其体现出设计者与制作者的思想与精湛技术，反映当时的历史文化与艺术价值，从而被社会认可，且赋予其一定的价值，并具有观赏或使用价值。文物不仅具有外在的艺术之美，同时蕴含着社会性、历史性，还有科学美、文化美。而目前，研究者未从更加全面的角度，来认识文物科学性，其科学价值对文物价值的影响也没有完全彰显出来。若想要更好地理解“古为今用”思想，就需要重视科学技术与文物间的辩证关系。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们开始对文物价值的认识不断深入，趋于文物认同感。文物修复的工作认识也在加强，但是多数情况是从文物病害及复杂程度来进行解读与探究文物价值。一方面，文物修复包含很多意义，促进我国的历史发展，且能够提升社会向心力，从而使文物社会价值得以体现。另一方面，重视文物修复工作，对宗教、民族、地域文化及特色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精神层面的发展。社会历史的向前推进，文物价值及功能逐渐凸显出来。对此，文物修复，首先应考虑到文物自身承载的历史价值及稳定性，在平衡社会、历史与艺术价值的基础上，尽量还原其本真价值。并且，文物明显特点是真实性与高价值，且属于不可再生资源。人们不重视文物保护，尤其是历史建筑景区的不恰当行为，导致文物的价值、完整性受到影响。对此，应采取合理方式保护、修复文物，用科技弥补历史文物缺陷，促使文物达到完美境界，同时也使其生命力更加鲜明［1］。第二，修复理念及现状。现代文物的修复理念兼并文物修复和保护理念，以及观念、意义和方法，存在科学认知。文物保护修复的工作起源于19世纪，并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建立了一套系统且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对这项工作的发展非常重要。现阶段，文物修复既要还原文物真实性，同时还要保障其自身艺术、文化与历史价值的小概率影响。并且要区别看待艺术作品和文物，文物是不同时期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文化、政治和经济性，超高价值与不可再生性特征明显。对此，应小心对待出土文物，尽量保留与还原其原有信息，如历史与艺术等特征，进而才能促进相关历史、科学、艺术的研究。可以说，研究意义与研究价值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已出土文物，需要对其进行科学保存，还应“延长”其寿命，保障文物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而相对于破损严重的文物来说，在修复中应该去伪存真，弥补文物不足。文物修复也是赋予古文物新生命的过程，相关人员在修复中，应从文物原有生命的角度进行技术研究。
二、文物保护修复对策
第一，文物保护修复技术。文物建筑保护范围中，文物自身、原生环境、历史原貌、历史信息等，促使其共同维护文物保护标准。而文物保护修复过程中，应坚持“保护兼修复”的原则，促使其延续历史文化。重视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不是进行简单或机械的技术性保护，而是需要保持文物和保护修复技术的平衡。文物保护修复技术涉及多个领域，如环境监控、灾害防治、历史考古等，且包含文物信息展现工作。并且，文物保护修复中，修复技术人员应了解修复材料的性能，促使保护修复效率，提升文物修复水平。古文物的保护，需要研究新修复技术，已经逐渐被人们重视。文物是历史的产物，同时也是文明的一种延续形式。因此，要制定科学步骤及技术，针对不同的文物性质采用针对性的修复技术非常重要［2］。但是，缺少新的、必要的文物保护修复理念，会影响修复技术发展。对此，提升文物修复保护技术，是更好地继承与弘扬传统文化的基础内容之一。第二，文物保护修复方法。加强文物保护修复的完整性与生命力，新技术和传统技艺的融合发挥着积极作用。传统技艺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受到保护与传承，其精湛的工艺符合文物修复需求。文物保护修复从传统技艺上入手，是比较好的突破点。相对来说，传统技艺对修复文物有尽善尽美的作用。但是从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中，我们了解到，技术落后也不利于文物保存和修复。对此，不能完全依靠传统工艺，而要结合文物历史文化背景，将传统技艺和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相结合，最大程度还原文物原有形态，并利用现代材料筛选、修复检测等手段保障修复效果。这一过程，减少了不必要的物力、人力和财力方面的消耗，如在文物保护修复工作之前，利用现代电镜微扫描、X射线等技术，了解文物结构，为选择合适的修复技术提供支持。采用传统技艺发现的新信息，为科学技术的改进等提供了参考。按照科学技术检测结果等采取针对性办法，使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促使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更加科学与规范［3］。第三，加大文物保护修复资金的投入。文物保护工作是一项复杂且系统的工作，因其自身的不可再生及珍贵性，增加了工作难度。文物保护同时也是文物修复，资金支持是保障各环节顺利进行的基础。国家各级政府应给予文物保护与修复支持。尤其是博物馆建设，应调动各主体的参与活力，扩展文物保护的资金渠道，促使我国文物保护工作能够顺利进行。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开始关注精神世界，博物馆及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无论是当地的旅游建设，还是人文的传承与发展，都应保障其建设资金的充足。第四，建立文物保护修复管理系统。应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参考及引用文物保护数据，并建立文物保护修复数据库。一是相关单位从数据库中，可以便捷地查询与提取文物信息，有利于为相似类型文物保护与修复提供经验。并且，根据不同文物的差异性，还能进行对比分析与修改等数据操作。二是在线评估文物修复的质量。智能数据库对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发挥了积极影响，人工操作环节不能省去。对此，建立专家评估部分，借助于数据库编制文物保护修复方案。针对情况复杂的文物修复保护，应对比新旧数据库，再进行方案的编制。三是输入文物保护修复档案信息，并建立导出功能。按照不同性质的文物及保护修复技术特点进行分类管理或查询，其形成的文档形式也存在一定差异。对此，将不同类型文物保护修复档案，如TDS/TCS/WORD等文档，导出PDF或视频格式，便于展开不同工作的需要。四是建立文物保护修复及相关知识的图谱。按照文物类型、材质及年代等，还有历史文化等信息，对其进行分析，通过分析手段进行文物知识图谱的架构，提出文物及文化保护的排序算法。五是建立文物保护修复的信息知识数据库。知识数据库同文物自身所建立的信息库相比，存在一定差异。知识库一般应用分区化处理原则，数据处理效率会更高，处理结果也更加准确。利用PHHON等技术采集处理WEB中的内容，分析其对应的数据。对于ETL处理技术，通常采用HADOP、框架及风暴技术平台，选择是否进行流处理和批处理等管理技术，促使其完成数据提取、清理及转化等数据挖掘、分析技术，从而加强信息知识的查询与分析功能［4］。第五，科学设置文物保护修复流程。在文物保护修复上，因文物自身性质与年代等不同，工艺及艺术价值或破损程度不同，选择合适的修复技术与保护方式非常重要。首先，在文物前期调查与研究的过程中，需要对文物自身的保护价值及修缮情况进行分析，精准判断文物真实情况。同时，设置文物保护修复方案，尽量还原文物自身属性而对其进行适度的修复工作。设计文物保护修复措施，可按照调研情况选择合适的技术。其次，编制文物修复文本。前期采取总结、归纳的修复文本编制方法，为接下来的修复工作提供指导。文本编制应明确文物保护原则及目标，提出详细的修复步骤与建议，避免后期因意外事故影响到文物保护修复效果，甚至出现非常严重的损坏。最后，全面实施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基于客观条件反复确定修复方案，对于无法探明的问题，可先进行部分研究，再进行修复工作，促使文物保护修复工作更加切实可行。
三、结语
综上所述，文物保护修复工作要求工作者应扎实地掌握不同时期的美学、自然科学、科学技术、历史文化等知识，这些维度的差异导致文物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属性、特征等不同。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实施之前，还要透过文物所处的年代判断文物价值及其背后所要传达的内容。因此，思考文物保护修复工作的意义，可保障在修复工作中，不会减少文物自身的艺术或者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1］舒光强.文物修复保护制度建设的紧迫性［N］.中国文化报，2021-01-04（3）.
［2］周希婧.对可移动文物修复中涉及法规、标准与原则工作思考［J］.首都博物馆论丛，2020（00）：338-343.
［3］平小娟.论文物修复对于文物价值体系的重要性［J］.文物鉴定与鉴赏，2020（22）：60-62.
文物保护与修复的问题范文2
[关键词]文物保护；材料化学；彩绘文物；土遗址
[中图分类号]G2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2）24-0103-03
我国文化遗产蕴涵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文化遗产，继承民族文化，是联结民族情感的纽带、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以及社会稳定的文化基础，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面临多种类型的严重病害，甚者面临消亡。随着材料科学的发展，材料化学在修复古代壁画、文物彩绘、土遗址、古旧字画、档案图书、电影胶片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2012年暑期，陕西师范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申报了学校暑期社会实践重点项目，组织材料化学专业学生先后到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乾陵博物馆、昭陵博物馆等文物保护机构进行调研，了解材料化学在现今文物保护方面的应用现状。
一、材料化学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
（一）材料化学在彩绘文物保护中的应用
彩绘文物的颜料、胶料的混合物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会风化褪色，形成一个空隙、粒子界面，并会对入射光产生慢散射，导致文物彩绘颜色淡化或消失。①李玉虎等人从光学特性微观状态上研究分析发现风化褪色的原因后，研制了由非挥发性液态抗氧、抗风化稳定剂和耐侯、抗腐蚀的有机氟材料、聚甲基丙烯酸甲酯与苯乙烯的共聚物的混合物形成抗腐蚀的固态稳定物的显现加固剂，这种加固济能渗入颜料、胶料层，以固态填充，消除其散射界面，使严重风化褪色的彩绘显现原貌，并加固颜料、胶料层，防止其继续褪色。
对于可溶盐导致的酥粉现象 ，李玉虎②等人制作模拟样品，进行了回贴修复，并且加以加速老化与系统评价，筛选出了以水性氟为主的酒精溶液作为回贴修复剂，再加上精细修复工艺，分别对龟裂、起翘、脱落、酥粉彩绘层进行回位修复与加固。
目前，文物彩绘保护涂层材料主要有天然高分子材料和人工合成高分子材料两大类，后者在文物保护中应用更普遍，其颜色变化小、粘接强度高， 能很好地起到保护彩绘文物的作用。③现有的人工合成高分子材料主要有水溶性合成树脂，如聚乙烯醇、聚乙二醇等；溶剂型合成树脂，包括丙烯酸树脂、聚乙烯醇缩醛等；反应型树脂，包括有机硅材料、环氧树脂、醇酸树脂和甲醛树脂；树脂乳液类，例如聚醋酸乙烯醋乳液、聚氨醋乳液、丙烯酸树脂乳液等。④赵静⑤等人分别采用傅立叶红外光谱仪测量九种常用高分子涂料的分子结构，再运用分光光度仪测量颜料的主波长、色纯度和高度的变化， 粘接强度仪测量颜料的粘接强度变化。实验结果表明，PrimalAC33、B72 和有机硅的耐老化性能好，而且颜色变化小，粘接强度高，可以有效修复由内应力导致彩绘层起翘卷曲、 脱离陶体的问题，很好地起到加固和保护彩绘文物的作用。
王芳⑥等人对几种有机聚合物涂料进行光降解实验，发现聚氨酯对光的稳定性差，尤其是芳香族聚氨酯易发生降解反应，其降解后生成生色团为醌亚胺结构，产生老化变色现象。李迎⑦将纳米材料通过物理或化学的方法均匀分散到有机高分子材料中，形成复合材料的同时具有纳米材料和基体材料的优点，使彩绘文物保护技术更上一层楼。
严淑梅⑧等人选取国内外五种化学或生物霉菌清洗剂，分别对壁画中常见的霉菌进行清洗，并对清洗效果做出了分析与评价。结果显示，胰蛋白酶清洗剂是安全高效的壁画表面清洗剂，能有效清洗表面留有霉斑，并配合使用其他几种化学清洗剂可较为有效地清除多数壁画表面霉斑顽渍，这种方法已达到国内最高水平。
（二）材料化学在土遗址保护中的应用
土遗址表面防风化加固材料，尤其对高模数的硅酸钾溶液（简称PS）的研究已经深人到PS 对土的作用机理研究。王旭东⑨指出，防风化无机材料有硅酸钠、硅酸钾、硅酸铝、氢氧化钙、氢氧化钡等，有机高分子材料有机硅树脂、有机聚合物材料全氟聚醚、环氧树脂、聚氨醋树脂、醋酸乙烯醋、丙烯酸等无机—有机复合材料如硅酸钾—甲基三乙氧基硅烷等。陕西师范大学文保中心经过近20年的努力，研发出一种微量吸附与沉淀双重加固的材料与工艺，加固后的遗址土壤在通透性、渗透深度、强度梯度、原貌保持、盐害治理等核心技术上获得突破，经西安半坡遗址、秦俑坑土隔梁、大唐西市土遗址等地历时13年不等实效考验，效果稳定。
（三）材料化学在古旧字画、档案图书保护中的应用
引起纸质文献损坏的外部因素有温度、湿度、有害气体、人为损坏、光照、昆虫、酸化，还有各种自然灾害（火灾、水灾等），导致纸张变脆、缺失、污染。纸质类文物所需求的加固保护材料除了要提供纸张纤维有一定强度以外，还必须能防止纸张的接触破坏和非接触破坏，从根本上断绝各种影响因素对纸纤维破坏的途径。因此，对保护材料具体要求是在纸质文物质感、厚度、色泽要求范围内的前提下，具有提高抗张强度、耐折度等机械性能；材料施用对于纸张有一定的防霉抗菌作用；对纸张上的字迹油墨不溶解、不脱色、不褪色、不泛色有一定作用。马清林⑩等人认为，可利用制备树脂材料的薄膜贴合于受损纸张的两面，将脆弱纸张与外界隔绝接触来改善纸张性能。加膜法主要是依靠加固薄膜的机械强度韧性及自身耐老化性能赋予纸张强度老化的性能，但是同样存在加膜后纸张原有的质感、外观等会发生改变的副作用 。梁嘉放11采用树脂材料加固法，用天然或者合成树脂配制特定浓度的溶液，然后在纸张表面进行涂刷，由此纸质文物与树脂便形成两相体系的复合材料，树脂在其中作为连续相存能有效增强文物的机械强度，一定程度隔绝纸张与空气接触，且其自身老化性能（优良能）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纸质文物的降解老化。所以，相比于其他众多方法树脂材料加固法对纸质文物加固保护性能较好。
张晓丽12等采用丙烯酸等单体改性氧化聚乙烯蜡、三乙醇胺及硅酸钠进行复配，用复配液处理纸质文物，对复配液处理前后纸样的外观、pH 值、物理强度性能和耐酸耐碱等进行测定及扫描电镜分析。结果表明， 复配液处理后纸样的外观、质感、光泽度及耐折度无明显变化，经100℃老化处理72小时前后，复配液处理后纸张的pH值都能上升到理想值7.5 ～ 9.0，老化前后的抗张强度较原纸的分别提高38.5%和36.4%，且纸张耐酸、耐碱能力大大提高。
邢慧萍等筛选了对纸张纤维与字迹基本无害的OP-10（烷基酚聚氧乙烯醚复合物）、麝香草酚配成5%的水溶液，能有效去除报纸、文件上的烟熏污渍，没有残留，报纸也不会局部变白。13
孙振乾14等用壳聚糖中、丙醇、四甲基氢氧化铵溶液、环氧丙烷处理纸样用喷枪对纸样进行喷涂。纸样经保护后， 具有一定的耐老化性能，且保护材料老化后对纸张无损害。保护后的纸样外观基本上没有发生改变，遵循了文物保护“修旧如旧”的原则。
（四）材料化学在电影胶片保护中的应用
电影胶片在使用或保存过程中其表面会产生大量划痕， 在电影放映时会在屏幕上出现一条条黑灰的细长线条，严重影响放映效果。何小津等研究者15通过实验发现，含氟聚合物具有优异的耐候性、耐久性和抗化学药品腐蚀的性能，其聚合物是高度绝缘的，在化学性质上表现出较好的稳定性和化学惰性。但由于其自身性能不能满足胶片修复材料的要求，必须添加一些辅助材料对其改性。添加纳米二氧化硅可以提高抗紫外线、抗老化性、抗氧化性，改善耐磨性、耐腐蚀、透明及防遮盖特性等；添加水性聚氨酯具有优良的耐水、耐溶剂、耐化学腐蚀、不易燃烧、使用方便等优点，膜中添加适量的聚氨酯，可以增加膜的粘结力、柔韧性等；添加溶剂加入适量的乙醇，可以有效地缩短成膜时间。
二、结论
总之，古代壁画、文物彩绘、土遗址、古旧字画、档案图书、电影胶片等文化遗产保护修复研究领域已取得一些研究成果。其中，各种文化遗产成分分析、病害原因、修复材料的研究较多，比如在修复材料方面，除了天然高分子材料、人工高分子材料的广泛应用，纳米材料由于其独特的理化性能在文物保护研究中得以应用，并且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
目前，国内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从研究资料来看，对一些病害的机理研究还不够深入、彻底，还不能从根本上解释病害产生和发展的原因，这对于有效控制病害发展十分不利。例如电影胶片的“醋酸综合症”仍是世界难题，不能有效控制。同时，在保护材料的选择上具有盲目性、片面性，修复材料自身存在的问题可能加速降解、老化。例如对于彩绘文物和土遗址的保护修复，需要加入加固剂，但目前对于加固剂的稳定性缺乏系统、科学、全面的研究，所以，在选择时缺乏可科学性。
[注 释]
①《风化褪色的古代壁画、文物彩绘、建筑彩画恢复与修复》，《中国文化遗产》，2004年第3期。
②李玉虎、邢慧萍、娟丽、曹明、柏红英：《古代壁画、文物彩绘病害调研与治理研究》，2009年6期。
③和玲、姜宝莲、梁国正：《含氟聚合物用于陕西户县出土新石器彩陶的保护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3年第3期，第35～38页。
④周铁、容波：《陶质彩绘文物保护用加固剂研究进展》，《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8年第20期，第68～71页。
⑤赵静、王丽琴、何秋菊、习阿磊：《高分子彩绘类文物保护涂层材料的性能及应用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6年第3期，第18页。
⑥王芳、党、王丽琴：《文物保护中几种有机聚合物涂料的光降解》，《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565～570页。
⑦李迎、王丽琴：《纳米材料在文物保护中应用的研究进展》，《材料导报》， 2011年第18期，第34～37页。
⑧严淑梅、周铁、黄建华、付倩丽、王伟峰、张群喜：《馆藏唐代壁画画面霉斑清洗剂的筛选试验研究》，《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2010年第2期，第22页。
⑨王旭东：《中国西北干早环境下石窟和土遗址保护加固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⑩马清林、陈庚龄、韩鉴卿：《古代织物的斜面平台清洗与装匣保护》，《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1年第2期，第13页。
11梁嘉放：《关于纸质文物保护新方法的设想》，《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2005年第2期。
12张晓丽、鲁钢、金江、张金萍、郑冬青：《水性氧化聚乙烯蜡及其在纸质文物保护中的应用》，《中国造纸》，2010年第10期，第29页。
13邢慧萍、李玉虎、单晓娟：《陕西革命纪念馆纸质文献抢救修复保护研究》，《档案学研究》，2010年第3期。
文物保护与修复的问题范文3
关键词：铜质文物；修复；保护
铜质文物在各类文博机构保存，但是受到保存环境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灰尘、紫外线、有害气体、霉菌等对文物具有一定的腐蚀性，铜质文物受损问题严重，必须加强对其的修复，做好对文物的保护措施。基于此，加强对铜质文物的修复和保护研究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一、铜质文物的修复
（一）对铜质文物表面的修复
第一，物理法。主要包括机械除锈法、超声波洁牙机除锈法、去离子水法以及激光除锈法。每一种方式各不相同，适用的情况也不一样，还需要根据铜质文物表面锈蚀的程度、具置等进行合理选择。其中机械除锈法依靠手工机械，操作十分简单，但对操作人员要求较高；激光除锈法主要运用在小面积除锈领域；去离子水法能够在不破坏文物表面绿绣的基础上，将锈蚀原去除。
第二，化学方法。主要包括倍半碳酸钠法、氧化银封存法、苯丙三氮唑法等，原理是利用化学药剂，将铜质文物表面的锈蚀发生反应，然后将有害的锈蚀去除干净。
第三，电化还原法。以锌粉或铝粉为还原材料，10%的氢氧化钠溶液为电解质，先将还原材料与电解质溶液混调成糊状，敷在青铜器锈蚀的部位上，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应后，用蒸馏水反复擦洗干净即可。此法适用于青铜器表面局部有害绣的处理，特别是有复杂纹饰及精美铭文的部位，除锈彻底又不伤铜胎。
（二）矫形
铜质文物的矫形是修复工作中关键的环节，是后期做旧、焊接以及粘连工艺的基础。在铜质文物矫形过程中，需要选用合适的工具，采用最佳的矫形方法。现阶段，我国对铜质文物矫形的方法共有五种：第一，捶打法，对于同胎延展性较好，且具有高强度的韧性的铜质文物；第二，模压法，利用液压机、台钳等对其进行加压整形；第三，工具整形法，使用不同种类的工具，采用扭、扳、定压、撬等方式对文物进行整形；第四，加热整形法。采用烘干箱，将温度控制在200～250度范围内，对文物进行加热并整形；第五，锯解法，这种方式主要适用于弹性差、延展性弱，且发生严重变形的铜质文物。
（三）补配修复
在经过上述的过程后，还需要采用粘合、焊接等技术，将破损的碎块进行拼接，保证文物的完整性，同时通过做旧手段，保持文物原有的历史风貌。这是青铜文物修复过程中一个十分关键的工作程序，大致上分为焊料及焊锡的选择、锉焊口、焊接、粘连、补配和做旧等几个步骤。可以说铜质文物修复的各个步骤与环节都十分关键，对保证文物的历史传承性、价值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铜质文物的保护建议
近百年来，中外文物保护专家，加强了对铜质文物保护问题的研究，同时也做了大量的试验性工作，逐渐摸索出一套关于铜质文物保护的方法体系。根据笔者多年相关工作的经验，现提出几点关于铜质文物保护工作的建议：
（一）加强对铜质文物保存环境的控制
经过大量的实验证明，低湿度控制对青铜器的保存具有重要的意义，能够有效的抑制锈蚀部位的发展。同时，通过对有害锈蚀部位的测定，在干燥恒温条件下，不同湿度环境中，腐蚀残片在湿度低于35%的环境下较为稳定，锈蚀部位发展性也不够大。因此，一般来说，在铜质文物保存环境控制中，需要保证其湿度低于35%，如果没有条件对大环境进行控制，可以采用小环境封闭保存。
（二）加强对铜质文物腐蚀原理的研究
随着我国铜质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对铜器腐蚀层进行有效的检测分析，对腐蚀机理的研究也更加深入。包括对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制作工艺的铜器，其腐蚀机理是否相同，如果不同，其差异具体体现在哪里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必须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对铜器的腐蚀进行更加全面的检测，并对检测数据进行系统化的分析，制定针对性的保护措施与方案。
（三）加强对铜质文物的抢救工作
现阶段，在发现的众多铜质文物中，存在大量已经损坏的铜质文物，加强对这些文物的技术处理和抢救十分必要。但是，在具体的抢救过程中，配方以及工艺的选择，必须事先进行有关的试验，确保文物的安全性后，再在具体的文物上实施。严禁采用对铜器具有损害的配方和方法。当今社会中，绿色环保、经济等都是常见的词汇，对于铜质文物的保护也应该体现绿色思想，为其提供无污染、无公害的绿色保护。尤其是采用化学方式进行保护中，应该保证化学原料的绿色化、配方的绿色化等。在绿色化保护原则下，研究出更多保护铜质文物的方式与技术。
（四）建立健全的铜质文物保护管理制度
为了避免铜质文物受到人为的损害，在文物出土后就需要进行严格的保护，在铜质文物进行修复工艺处理过程中，也需要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制定有效的铜质文物保护管理制度，落实相关部门的责任等，能够极大程度上提升对铜质文物的保护质量，及时的消除安全隐患等，避免铜质文物遭到更加严重的伤害。
三、总结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在我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人民群众用智慧创造出了许许多多的瑰宝，现已成为我国不可缺少的文物。铜质文物是我国文物系统中关键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其易腐蚀、容易破坏等特点，还需要对其进行有效的修复和保护。关于铜质文物的修复工作，包括了除锈、矫形以及修补等过程，同时必须从发现文物以及文物出土的第一时间对其进行保护，为我国铜质文物提供安全保障。
参考文献：
[1]罗叶奇.用电铸法进行铜质文物的补配和修复[J].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学术年.2012，14（2）：74-75.
文物保护与修复的问题范文4
中国现有43处世界遗产，其中世界文化遗产30处，稳居世界前列。从1987年中国第一次有了世界遗产到今天，20余年过去了，社会对世界遗产的认知在不断的深化，世界遗产地的保护和管理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北京明清故宫 持续扩大开放区域
2012年，《故宫保护总体规劃》编制工作正式启动。规劃以2004年《故宫保护总体规劃大纲（2002～2020）》为基础，将解决故宫112公顷土地上每一平方米用地的性质和每一平方米建筑的合理利用问题。目前，故宫博物院正努力呼吁国家相关部门抓紧制定《故宫保护条例》，以实现对故宫文物本体及周边环境的有效控制。
近些年来故宫博物院通过有序开展古建筑全面修缮工程，持续扩大开放区域，使开放参观面积由目前的45％扩大到76％。经过精心整修的皇极殿已向观众开放。未来，还将开放慈宁宫、寿康宫、慈宁花园等组成的西部区域；端门城楼、大高玄殿将作为数字博物馆对外开放；南部将形成以午门城楼及东西雁翅楼、武英殿和文华殿为主体的大型博物馆展览设施群。为解决院内一些部门占用古建筑办公而对古建筑造成损害、古建筑亟需腾退整修的问题，故宫博物院正在建设西河沿文物保护综合业务用房，力争在2016年实现红墙内无办公科研场所。
故宫博物院为期7年的藏品清理工作已经顺利完成，确定馆藏文物总量为180万7558件。为解决古建保护与展厅现代化要求的矛盾，故宫博物院建设了完全达到博物馆温度、湿度、安全控制标准的现代化展厅一午门展厅。
目前，故宫博物院正着手对所有展厅中的展柜、台座等进行全面排查，逐步更新，以实现对展厅内文物的全面抗震防护。对地下文物库房进行升级改造，争取根据不同质地文物藏品的保藏条件要求，实现温度、湿度的调控功能分区。同时，建设第三期地下文物库房，配套复建内务府建筑，增加文物储藏保管功能，逐步减少并最终弃用地面文物库房，整体提升文物藏品保存条件。针对大量院藏文物濒临腐蚀、锈蚀等严重自然损坏状况，将建立大型综合文物修复中心，根据文物藏品性质设置各类保护修复室。
2011年12月，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中心”，建立“故宫世界文化遗产监测信息化平台”，对文物建筑、室外陈设、植物动物、环境质量、游客动态、安全防范、基础设施、馆藏文物、非古建筑、监测保障等进行监测。针对游客动态，故宫博物院提前制定节假日观众接待预案，以加强值守力量、设置缓冲区域、畅通出入口和通道、调整开放通道作为应对措施，未来将根据监控，对超大客流进行分解疏导和科学控制。
故宫博物院正在规劃包括地库风冷系统改造、报警联动处置系统建设、消防设施改造、高压管网建设、午门安检前移、建立故宫应急指挥中心、采用物联网技术加强安全防范、彩钢房拆除、灭火救援能力建设等内容的安全防范新系统。通过技防、人防、物防的有机结合，全面提升安全防范工作水平。
莫高窟 在保护的前提下开放，在开放中加强保护
2003年甘肃省政府颁布实施《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这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几个专项文物保护法规之一。2011年出台了《敦煌莫高窟保护总体规劃（2006～2025）》。敦煌研究院据此制订了相应的保护管理措施，劃定了2万余公顷的遗产区，10万余公顷的缓冲区。
为保护莫高窟的突出普遍价值及其真实性、完整性不受破坏，敦煌研究院配备了先进的实验设施条件，通过承担国家重要科研课题，系统分析威胁莫高窟文物保存的各种风险因素和产生机理，解决保护中的关键问题；与多家国内外保护科研机构合作，积极引进、吸收先进的保护技术和理念。采取科学的工艺对本体的壁画和崖体等实施保护，并形成了保护技术规范。共修复壁画约3100平方米，加固崖体长1700米。对影响环境保护的风沙危害，采取固沙、阻沙综合治理措施使得窟区积沙量减少70％以上。敦煌研究院还在壁画和塑像、洞窟内环境、窟区气象和地质环境、风沙、游客、安全防范等方面利用先进技术开展实时监测工作，对有可能造成破坏的潜在因素进行预控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敦煌研究院始终坚持在保护的前提下开放，在开放中加强保护。开展莫高窟利用的可持续发展研究，进行游客承载量研究，召开“遗产地旅游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总结研究成果，根据洞窟壁画的内容和年代、保存现状、洞窟容积、位置，以及游客量变化等，制定游客预约制并及时调整洞窟开放策略，确保石窟处于科学、有效的保护和开放管理状态。近年来，敦煌研究院在面对游客逐年增加的挑战时，为有效减缓洞窟开放压力，保护洞窟，充分展示遗产价值，尝试采用数字化虚拟洞窟的展陈方式。
长城：21196.18千米总长度的调查与认定
长期以来，长城保护是中国文物保护的一项重点工作。国务院先后将山海关、嘉峪关、八达岭等多处长城重点段落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各地人民政府也将长城相关遗迹分别公布为省、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不可移动文物。2003年，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九个部委联合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长城保护管理工作的通知》。2006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长城保护条例》，为加强长城保护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法规保障。
为应对长城保护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消除自然和人为因素对长城的威胁，国家文物局制定《“长城保护工程（2005—2014年）”总体工作方案》，开展资源调查和建立记录档案、编制保护规劃、建立法规制度、理顺管理体系、开展宣传教育、加强科学研究、实施抢救维修、依法加强监管、加大经费投入等九项工作。“十一五”期间在大遗址保护专项经费中安排5亿多元用于长城保护工程，确保了长城资源调查、重要段落保护维修等工作的顺利完成。国家文物局支持和指导各地实施了山海关等一批长城重点段落的抢救性保护维修工程，消除了一批重大文物安全隐患，为长城等大型文化遗址的抢救维修创造了新鲜经验。
2007年至2010年，国家文物局联合国家测绘局组织开展全国性的长城资源调查工作。长城资源调查分为明长城资源调查和秦汉及其他时代长城资源调查两个阶段开展。长城资源调查由文物部门通过田野调查确定并记录长城本体、附属设施、相关遗存等的保存状况、保存环境及保护管理状况；在此基础上由测绘部门测定长城资源的长度、位置等测量数据，并建立长城信息系统。通过长城资源调查，全面、准确地掌握了长城的规模、分布、构成、走向、自然与人文环境、保护与管理现状等基础资料，取得了一批重要的新发现。
在长城资源调查成果的基础上，国家文物局于2011年6月份启动长城认定工作。通过长城认定，将进一步明确各类长城相关遗迹作为长城遗产的重要属性，解决“什么是长城”这一关键问题，并将各类长城遗产纳入《长城保护条例》的保护范围。同时，各级地方政府根据国家文物局的认定意见，将能够准确掌握辖区内的长城资源情况，依法落实《文物保护法》和《长城保护条例》确定的长城“属地管理”原则，进一步明确每一处长城遗产的保护管理责任，解决“谁来管理”的问题。
2012年5月，国家文物局完成长城认定的批复工作，共认定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03个县域内分布的春秋战国、秦汉、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西夏、辽、金、明等历代长城墙体10053段，壕堑1762段，单体建筑29507座，关堡2210座，相关设施189处，共计43721处长城遗产。调查认定的长城总长度21196.18千米。
苏州古典园林：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试点
在中国现有的30处世界文化遗产中，苏州古典园林的监测工作一直走在前列。经过多年探索和努力，建立起了一个体系较完善、功能科学的监测体系。建立了一套三级管理的分级管理体系。从苏州市世界遗产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到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再到园林局下属古典园林保护监管中心、各古典园林管理处，形成了苏州市域范围内上下联动及时、协作处置有效管理体系。
为保障监测工作的有效实施，苏州市园林和绿化管理局于2008年出台了《苏州古典园林监测管理工作则（试行）》，并于2011年修订成为苏州市规范性文件，明确了各级各部门在遗产监测管理工作中的信息报送、预警处理等相应职责，确保监测工作有章可循。同时，通过数年的摸索，研究制定了《苏州古典园林建筑物、植物、陈设、游客量监测工作规程》和《预警指标值与预警（草案）》，以及相应的考核办法、监测工作例会制度、培训制度等切合实际需要的配套内容。制定了苏州古典园林监测工作总体方案，确定了监测工作的基本思路是“三个全方位”，即：全方位数据采集、全方位实时记录、全方位监测预警，围绕这个目标，制定了遗产监测远中期规劃和近期分步实施计劃。
在对苏州古典园林进行监测的过程中，注重科技提升。一是与有关大专院校合作，研究多种手段对遗产实施监测的方法，研究三维扫描仪在古典园林保护中的运用。二是与信息科技公司紧密合作，利用现代技术和先进的设计理念，自主开发世界遗产监测预警系统软件，研究出一套符合苏州古典园林特点的监测软件和监测指标、监测预警标准，力求监测手段科技化，监测数据科学化，监测结果时效化，为逐步实现从传统到数字化和现代化的转变打下坚实的基础。三是从确保世界遗产原真性的目的出发，以“原法式、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为标准，结合遗产维修工程的实践，摸索苏州古典园林维修工程的监测方法，2007年编制《世界遗产维修课题大纲》，2008年实施耦园案例的“维修工程监测研究”；2010年完成以留园曲溪楼维修工程监测工作。四是加强对国际文件和动态的研究，2009年完成了国家文物局下达《世界遗产苏州古典园林定期报告（2003～2008）》试点研究课题的任务，得到国家文物局充分肯定，认为具有在全国遗产地示范作用和推广价值。2011年被确定为中国世界文化遗产监测试点单位。
遗产监测工作的核心内容是监测信息，苏州古典园林保护监管中心承担着信息维护及的信息中枢职能，一方面通过网络平台实时采集与信息，另一方面通过开展定期与不定期的人工监测巡视、巡视报告、编辑监测预警信息专刊等工作弥补网络平台信息的不足；除此之外，还结合信息科技的发展，积极研究平台功能的提升，架构科学高效的信息化网络，并对采集的信息数据进行科学分类研究，走出一条从全方位信息采集到以遗产价值影响因素重点梳理、从摸家底到抓关键，从图文并茂到三维测量的信息化建设之路，在实现遗产价值的全方位监测的同时也为各级各部门的管理评估工作提供了详实的信息；还为传统技艺流失、保护修复专业人才流失的可预见影响因素做好了必要的信息储备。
大足石刻：石质文物保护的示范工程
大足石刻是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典范。长期以来，大足石刻研究院先后完成各类文物保护项目20余项，在一定程度上使石刻病害得到有效遏制。在保护修复中，坚持技术创新、工艺创新、材质创新。如在大足宝顶山石刻观经变龛危岩抢险加固、地狱变相龛及合利塔防风化保护、九龙浴太子龛渗水治理等多项保护工程中所采用的一些技术措施均处于国内石质文物保护的领先水平。尤其是正在开展的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更是提高了大足石刻乃至全国石质文物保护的科研水平。
千手观音造像开凿于南宋淳熙至淳祐（1174～1252年）年间，造像集雕刻、贴金、彩绘等多种工艺手段于一身，病害极其复杂，多达34种，是一项集保护修复与研究于一体的大型文物保护工程，项目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在国内外文物保护工程中罕见。
文物保护与修复的问题范文5
关键词：潼南大佛，大足千手观音；文物修复；文物保护理念
一、前言
自1964年《威尼斯》诞生以来，真实性和完整性成为文物古迹保护的重要内容，其后的《奈良真实性文件》《圣安东尼奥宣言》《西安宣言》等文件更是将遗产价值辨析、遗产保护、遗产利用等方面作为文物保护工作的重点。传统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尽管同样遵循着价值保护、真实性等基本原则，却逐渐转入实验室，成为了文物保护科学家们研究的范畴。
虽然传统的文物保护同样被纳入遗产学讨论的范畴，而文保方案的必备内容即是对于文物价值和修复理念的描述，但仅在笔者对于文物保护专业的学习以及些微的文物保护实践过程中，笔者认为现有的大量遗产学理念原则却并不足以成为文物保护具体工作的思想基础，更难以对文物保护的处理过程进行有效的指导。比如，对于专业的文物修复师而言，作色往往是必备技能之一，而在作色过程中，真实性原则并不在考虑范畴以内。。又比如对于预防性保护，笔者所了解到一位文物保护专家就仅仅持有观望的态度，认为预防性保护绝不能成为文物保护工作的主体。
笔者认为更为实际的问题在于，对单一文物的修复实践本身就无法与遗产学层面对所谓真实性、完整性的讨论完全合二为一。作为一个实践过程，前者更多体现了修复者的意志，观者多为观看而获得体验，保护的结果体现了科学与美学的作用。然而，遗产作为一种自身和群体信念的再现，是过去的文化物证，也是个人和团体认同的选择性建构。遗产保护更多关注于与参观者的互动、对遗产使用者的影响，保护的过程较少涉及自然科学，而更多与工程学科相关。
在潼南大佛和大足千手观音像的保护过程中，笔者认为髹漆贴金过程本身更类似于一种文物保护实践，而与遗产学保护有所区别，仅仅从遗产学角度进行完整性等问题的讨论，或许并不能揭示这一过程的本质含义。然而在查询相关文章时，发现我国对于文物保护思想基础的讨论却仅停留于哲学分析的阶段…，并未深入至例如Cesare Brandi先生的《文物修复理论》，S.M.Vinas先生的《当代保护理论》等著作的层次之上。因此在下文中，笔者也想从这两例文物保护工作的实际出发，尝试对当下文物修复理念的思想基础作一解释，而不仅仅对这两项文保工程的对与错进行浅层的评判。
二、潼南大佛与大足千手观音像髹漆贴金过程回顾
从遗产类别上看，潼南大佛与大足千手观音像均属于巴蜀地区典型的摩崖造像，与保护造像的建筑一起构成了印度石窟寺传人中国后发展最后阶段的见证。前者始凿于唐咸通年间（860-874年），就于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造像巨大。后者始凿于南宋淳熙元年至淳佑年间（1179-1252年），为整体规划形成的宏大道场，反映出摩崖造像发展过程中更为繁荣的阶段。在保护工程中，髹漆贴金过程的研究思路包括历史调查、装饰工艺及材料分析、病害描述、保护修复四个步骤，以下首先作一回顾。
（一）历史信息整理
对贴金层历史信息的收集包括历史调查及实地观察两个部分，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两件造像都存在多次贴金的现象。根据碑刻所记，潼南大佛共经历四次妆金，时间分别为宋绍兴22年（1152年）、清嘉庆7年（1802年）、清同治9年（1870年）以及民国10年（1921年），在大佛左肩处的局部揭取实验同样证明了这一事实，且可以观察到每一层使用的均是土漆粘贴金箔的工艺。对漆膜厚度及漆皱现象的观察可以发现，民国10年的妆金过程中对大佛身躯进行过打磨和多次髹漆。有关千手观音像贴金的最早记载为洪熙元年（1425年），其后隆庆四年（1570年）、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光绪十五年（1889年）均进行过重妆。《重庆大足宝顶山千手观音的贴金材料分析研究》中指出，千手千眼观音造像0层贴金时间在清乾隆末年至道光初年，0层以上至少又经历了4次贴金，与历史记载相符。
从金层保存状态的角度，由于古代对贴金层的重妆并非去除之前的金箔后彻底重新贴金，而是在原有的金层上方覆盖粘贴。后代的贴金对于之前的贴金层就具有了保护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轻环境因素对前代贴金层的破坏。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两次贴金间隔时间显然对金箔和金胶的保存状态具有直接影响，即贴金时间间隔越短，金层保存状态越好。
（二）装饰工艺及材料
对潼南大佛的研究主要采用的方法为材料分析、文献梳理及采访学习。据此可知，潼南大佛妆銮层的结构由内到外分别为石质胎体、底灰层/地仗找平层、漆层、金箔层。其中，髹漆的主要作用为封护胎体和粘结金箔，采用多层叠加并打磨的方式增加附着力，并存在“擦漆”工艺。
对于大足千手观音像工艺的研究方法则包括历史文献查询、实物工艺考察及科学检测分析几部分。与潼南大佛相比，该研究过程拓展至整个四川地区，并且包含了对贴金工艺以及佛教艺术“身金色相”较为细致的历史调查，由此反映出造像本身所具有的历史、艺术及宗教价值。结果表明，千手观音造像的地仗层以石膏为主要成分，其上附着有黏结剂和金箔，保持了明清时期的贴金工艺特征，手法变化不大，与《髹饰录》中基本吻合，地方特征为金箔面积较小。
总结起来，千手观音的贴金工艺具有两项功能，即“将石质胎体完好的包裹起来，以达到保护的作用……满足宗教表现艺术的需要，金箔自身的稳定性与大漆相结合，实现了封护与审美的双重功能”。而造像多层贴金的主要因素则体现了佛教表现艺术的效果和宗教教义在信徒中反应的两方面需求，这一“概念重复”反映出更多的社会、宗教问题。多层贴金在艺术效果和文物的图像性质上没有区别，而从物质性出发，贴金层的材料配比和修复时的原则确定问题起到决定作用。可以认为，“历史上的多层贴金现象与千手观音的历史价值有关，而采用传统漆工艺的贴金技法与艺术价值有关”。
在前期研究中，还首次开展了对大漆修复工艺的系统研究。试验的重点在于宗教表现艺术价值的保存，其次为历史工艺信息的保存、材料的适应性，以及原始和回贴金箔的封护。试验流程包括旧金箔的处理、回贴、效果处理与封护三步。此外，工艺程序设计还包括贴金层的处理工艺、地仗的材料与工艺、回贴的“镶嵌法”设计、胎体透气性工艺设计、金箔固色与封护等。
具体实验中，贴金层的处理流程为清理、分层、熨平、清洗；封护材料选择10%梨子地漆和90%松节油混合；对旧金箔的回贴实验发现，以黄色漆为衬色底漆，按照贴金层的自然形状回贴，接缝处有孔隙，露出衬色底漆的效果最好。
（三）病害描述
潼南大佛金箔漆膜复合层的病害类型包括表面附着物（灰尘及油烟）、点状片状脱落、起翘、分层开裂卷曲、水渍、空鼓、开裂，共224平方米。其中卷曲、起翘和脱落均由“泡状起甲”产生，“泡状起甲”下部可见金箔漆膜复合层与胎体之间存在白色粉末状物质，应为盐害导致。大佛躯干处的病害具体分为碎裂、孔洞状脱落、整体开裂、残破缺失四种，占总表面积的47.7%。经过清洗实验后，发现表面金箔层脱落面积超过70%。大足千手观音的金箔病害类型包括脱落、点状脱落、地仗脱落、分层开裂卷曲、空鼓、起翘、崩裂、尘土、烟熏、涂覆、生物病害，最主要集中在手臂处。同时，由前期病害情况记录可以发现，金箔的风化程度呈现区域性，右侧、上部破坏程度更为严重，原因可能与造像东部的外部水源加速酸雨破坏有关
（四）保护修复
在潼南大佛的修复中，对表面金箔的清洗先后采用毛刷、日本纸、棉签及乙醇与水1：1溶液、丙酮与乙醇1：1溶液、2%AC-51水溶液等工具和试剂。对于油污、泥土顽固性附着物、生物残迹和风化残存物，分别采用修复刀剔除、棉纸焖蘸、贴敷法、高温蒸汽及化学灭杀、毛刷清扫等方式去除，并配合上述混合溶剂使用。同时，对“泡状起甲”严重处的表面漆膜进行揭取，采用日本纸贴敷尽可能使可溶盐浓度降低到加固剂要求的浓度以下。
对于大佛面部保留的原始金箔漆膜复合层，将卷曲起翘金箔直接回贴。首先采用硅丙乳液预加固金箔，然后利用乙醇、乙酸乙酯等溶剂，以及高温蒸汽喷雾软化金箔，之后利用丙烯酸乳液粘合，并适当添加牛胶增加柔韧性和黏结性，空鼓处采用丙烯酸白灰浆进行底灰修补和灌浆处理。此外，对保存状态及历史信息相对完整的大佛双耳，作为保存历史原貌的遗物进行留存。
对于金箔已脱落部位，设计“加层法”保护思路，在现有旧贴金层表面直接髹漆贴新金箔，将历史信息在不同层位上最大限度保留下来。在实际操作中，由内而外分别涂刷生漆、漆灰、生漆、熟漆及金胶漆，其中漆灰成分为生漆与水1：1溶液，金胶漆成分为生漆与熟桐油1：1溶液并加入占总量20%的银珠。贴金过程采用“薄贴法”，选定金箔规格为93mm及45.3mm两种，具体过程包括贴金、补金、刷金、压金、走金、封护六个步骤。。
在大足千手观音的中期修复加固试验中，采用ZB-WB-J-1（15%）、ZB-WB-J-2（20%）作为薄、厚金箔回贴加固专用材料。修复步骤为：去除表面污物及尘土，岩体渗透加固，起甲金箔修复，金箔脱落处修补，彩绘及手指的加固、修复、泡状起甲处理。其中，起甲金箔首先对多层金箔进行软化分离，之后采用ZB-WB-J-1（15%）、ZB-WB-J-2（20%）胶黏剂回贴，金箔脱落处采用大漆调制成的黏结剂涂刷，快干时用新的金箔吹贴。
在前期金箔回贴材料的研制过程中，选择材料的目标为具有软化、黏合、耐老化特性，且无不良影响，不改变文物风貌，因此选定类型为溶剂型有机黏合剂。通过对黏合聚合物、溶剂、固体含量、黏合改性剂、添加剂的选择，确定最终材料以醋酸纤维素为黏合物，醋酸乙酯、醋酸丁酯、芳烃为溶剂，固体含量15%-20%，硅烷偶联剂2为改性剂，并加入0.1%-0.3%消泡剂和0.02%防老化剂，经固含量、表面张力、乳液黏度、渗透性、附着力、透气性、吸水率测试，以及户外暴露、耐湿热、冻融、人工紫外老化试验，扫描电镜观察，认为该加固材料效果良好。在2008年的试块修复加固试验中，还采用了牛胶进行金箔回贴。
三、贴金工艺的科学分析与文物保护的科学化
无论是在潼南大佛还是大足观音像的保护过程中，对文物的科学分析都成为了保护工程的重要基础。在潼南大佛的前期工艺研究中，通过金相显微观察、扫描电镜、XRF、XRD、红外仪器分析可知，表面漆膜层的主要成分为桐油、大漆和朱砂，金箔层的主要成分为Au（约87.9%-100%）、Ag（0-12.1%），金箔层厚度约1.5μmm，贴金存在多层叠压现象，最多可达5层。而在千手观音保护工程中，不但偏光显微镜、扫描电镜、XRD、XRF、IR等仪器的分析结果被大量用于贴金层工艺、病害等方面的描述之中，老化实验、吸水膨胀实验等实验方法更是在病害调查、修复材料选择、修复效果检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在病害分析中，有研究者利用XPS检测发现，金胶漆的降解产物及无机盐沉积使得样品表面碳、氧比例上升，金胶长链分子断裂为小分子产物。表面层金箔的金含量较低，可能与近代酸雨腐蚀严重有关。利用红外光谱分析金胶有机成分，可以确定金胶内含有生漆和桐油，同时大量金胶受到不同程度的矿物污染，主要污染物为石膏类物质。通过吸水膨胀实验可知，金胶在不同湿度下的收缩膨胀，伴随盐类物质的存在，进一步导致了贴金层病害。老化试验亦可验证湿度循环对于金箔起翘开裂的影响，以及地仗材料失效或崩裂引起的贴金层破坏。可见，科学手段已经渗透进入文物保护工作的方方面面。甚至，新型色差仪的引入使得修复效果的评价也同样可以通过科学数据表示，而代替人眼观察的不确定性。
然而在历史上，科学却似乎并非文物保护的其中应有之义，比如在Cesare B randi先生的《修复理论》一书中，就难以找到与现代科学直接相关的部分。笔者认为，甚至可以说，将科学应用于文物保护领域的做法本身就反映出了社会思潮变革的影响。与非科学的传统修复相比较，这一行为会带来更好的保护效果，但对于效果的检验却并不是绝对客观的，而同时与社会思想的变化息息相关。
在历史上，修复（restoration）的概念先于保护（conservation）产生。修复行为大量出现于启蒙运动时期，对艺术品外观的改变或出于社会及审美因素，或与人们对于历史的认知有关，其中虽然同样包含了若干技艺的元素，但却仅仅将其作为一种纯粹的手段进行利用。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保护作为一个名词才走入了人们的视野。1888年，柏林皇家博物馆首次设立了化学实验室对文物进行分析检测，1930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在罗马举办了题为“科学方法用于艺术品分析及保护”的国际会议，二者被视为文物科学保护领域出现的标志性事件。同时，对文物材质破坏状况的分析，则为科学介入文物保护领域提供了突破口。一方面，大量产生的工业污染加速了各种艺术品的老化，对文物腐蚀、保护的需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化学分析则成为了老化机理研究的主要方法。
在西方，科学在文物保护领域的应用直接反映在两项早期准则中，分别由ICOM于1984年以及AIC于1994年提出。前者提出，“对艺术及历史物品的干预必须遵循于科学方法论的指导”，文物的意义则潜在于“人们破解物品的科学信息并因此获得新知识的能力”。在这种意义上，对历史遗物的保存并不仅仅具有保护意义，更代表着对新知识的获取。一方面，科学分析过程使人们了解了过去的工艺方法，另一方面，保护过程则为保护者积累了更多处理文物的经验知识。AIC准则将科学与艺术均包含在保护领域之中，采用一个章节特别强调，科学分析“奠定了保护专家全部行为的基础”，并且，修复者应当“遵循可被接受的科学标准和研究方案”。
然而，文物保护的科学化过程则并不仅仅为人们带来了全新的知识，而更体现出一种思维范式的彻底转向。如Pearce先生所述，现代性带来了元叙事和整体性的发展，以此定义和表达出客观现实及内在真实。在深层次上，则反映出对于客观现实存在以及人类个体能够认识客观实在这一命题的信仰。这就使得科学知识和理解成为人们观察自然现象的方式，而博物馆同样将这一方式作为首要原则。当传统修复依赖于经验技艺以获得符合预期的效果，现代的科学保护则以理性精神关注到文物保存状态恶化的真实原因和解决方法。可以说，科学走入文物保护的过程与现代科学在欧洲的产生过程密不可分。特别是，启蒙运动使得科学进入了所有研究领域，也激发了人们对于科学的绝对信任。科学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类型的存在，Pearce先生就将其称为一种“道德高地（higher moralground）”。
伴随着现代科学逐步占领社会，科学研究走入文物保护领域的过程或许正可以借用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阐述的“范式”理论进行解读。从传统技艺修复到现代科学保护，现代科学所代表的范式的改变，实质上可以被称为一种科学革命，背后反映出人们世界观的改变，文物保护科学家们则组成了这一全新的科学共同体。同时，一种理论称为范式具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它解决了旧范式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开拓了新的认识领域，扩大了和深化了研究范围和背景条件……第二，它留下了有待解决的问题和疑点”，而科学保护范式的产生恰恰符合于上述两个条件。其一，与传统修复相比，科学保护能够更加深入地认识文物的破坏规律并进行针对性的预防或处理，其二，由于文物保存条件的复杂多样，化学对文物保护的介入也引发了更多的学术讨论，更广阔的研究空间。
特别是在大足千手观音像的保护过程中，科学手段成为重中之重。仅在中国知网上搜索相关的科技文献就可达到20篇之多。其中针对贴金层的状态研究就包括《重庆大足宝顶山千手观音的贴金材料分析研究》《重庆大足千手观音造像金箔显微结构分析》《重庆大足千手观音造像多层金箔成分分析》《重庆大足千手观音金箔表面变色原因探讨》《从一片大足石刻千手观音表面金箔分析获得的信息》共五篇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来自不同的研究机构，全部采用极为细致且几乎相同的仪器分析方式，从不尽相同的角度对金层的组成和结构信息进行了分析，为后续的病害研究和保护工作提供了基础信息。其中部分文章确实为金箔病害问题提供了有针对性的解释，但也有少部分文章似乎仅仅是为写而写，缺乏有意义的目的和结论。
当文物保护同样加入了科学研究的范畴之中，其研究人员往往来自于高校或研究所之中，科学研究成为了这一科学共同体成员获得认可的手段和工具，由此往往激发了对文物本体更加深入的认识。在当下所有领域科学化乃至数学化的大背景下，笔者认为这一现象也反映出现代文物保护理念与传统修复的主要区别，更进一步暗含了我国传统修复手段与西方保护语境之间产生的矛盾。四、贴金保护过程与文物保护实践的基本理念
尽管在遗产学领域，真实性和完整性是文物保护的基本目标，然而在具体实践中，这一总原则却必然会受到诸多现实因素的影响，甚至成为了乌托邦式的设想。M.L.Clavir就将文物保护过程的影响因素归结为博物馆语境、文物价值、科学语言三个部分，如果将其转述为文化意义、真实性、科学观点，笔者认为这三个因素实际上也代表了决定大多数实际文物保护工作的基本理念。
（一）文化意义
对于大多数不可移动文物以及博物馆藏品而言，展览品的文化意义往往直接影响了参观者的体验，文物本身则成为了文化的象征符号，具有无形的意义。在本质上，所有经过人类或有意、或无意、或直接、或间接制造的物品显然都可以反映出制造者、使用者、持有者的个人思想，更进一步折射出整个社会的思潮。如Macdonald先生所言，“对遗产物的保存并不以其自身作为最终目标，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大获取物品信息的途径”。，这一观点就更进一步与当代博物馆展示而非说教的理念相联系。因此从展示的角度，笔者认为，文物保护的其中应有之义同样在于对文物信息的呈现，这一呈现可能包含知识、美学、情感等等方面，但根本目的是使得观者能够获得文化上的体验。
对于潼南大佛或千手观音而言，其造像本身就具有宗教文化的内涵，属于密宗佛教造像。为了使普通参观者能够在体验历史的同时获得直观的佛教文化体验，文物本身就必然应当处于较完好的状态。如Weersma先生的分析，“神圣物品的腐蚀并不一定意味着精神价值的丧失……但另一方面，宗教性物品仍然需要，或者说至少更应当处于相对美好的状态，缺少装饰性内涵的保护过程可能使得它们不被信仰行为所接受”。
在千手观音金箔回贴的问题上，最终的做法为在旧金箔回贴后找平、并以新金箔协色。不可避免的是，这一处理方法导致大部分旧金箔层被遮蔽于新金箔之下，而对新金箔未采取做旧处理更导致整个造像金光闪闪、焕然一新，甚至遭到了众人的否定。但笔者认为，在文化意义上，造像保护后的状态反而真实再现了历史上妆金后的真实状态，使得观者获得了与古人相似的文化体验。在某种意义上，人们否定的原因则来自于这一妆金行为背后并没有普遍的支持。也即，对于大多数无的参观者而言，千手观音造像只能作为文化上的他者，人们无法对其产生文化上的归属感，而仅仅将其视为一件古物，在使用历史价值的标尺进行评价时也必然会产生不适。
（二）真实性原则
对于文物价值而言，真实性原则似乎已经成为了价值保护关注的核心，对文物的真实状态，所代表的实际现象与准确数据的探寻也同样反映出物质主义元叙事的立场，而这一观点无疑与近代科学的产生相关。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近代科学所带来的认为物质可以反映意义的观念，使得我们相信物质实体即具有价值，可以代表一种已经逝去的生活方式。同理，文物也代表了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和保存。
在保护工作中，潼南大佛保护工程将对传统材料、工艺的研究和利用作为基本原则，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对文物本体历史价值与历史信息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传统材料的稳定性已经过了历史的验证”。而潼南大佛的真实性则被定义为“数百年来的工艺延续”，也即将大佛表面的多层贴金均视为造像的原初状态。从大佛的面部也可以看处，四层金箔的完整保留一方面体现了妆金行为本身具有的宗教仪式性质，另一方面也可以被视为历代工匠对佛陀所代表的宗教精神的敬畏和对前代工作的尊重，以及对历史遗存价值的肯定与保护。这种理念也正契合了现代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理念。
在“真实性”原则的指导下，千手观音保护工程则采用揭取不稳定金箔、回贴可利用旧金箔的干预方式，实现对历史信息和材料最大限度的保留。该工程将真实性具体总结为“本体保存历史信息的真实性、干预材料采用与本体同种材料的真实性、修复工艺采用传统工艺的真实性和保存空间环境的真实性”。在具体实践中，历史信息、干预材料、传统工艺的真实性通过旧金箔回贴、髹漆贴金工艺得以体现，保存空间环境的真实性则似乎仍然有待研究。
上述两个实例表明，在文物保护的实践过程中，对文物真实性的强化实则可以被视为保护过程的最终目的，S.M.Vinas教授就将其称为“强化真实性的行动（truth-enforcement operation）”。在意大利的一次地震后，有研究团队费尽辛苦收集了超过100000片残片来试图复原圣方济各教堂的壁画。由于壁画位于20米高的屋顶，参观者其实并不能区分碎片复原与彻底重绘壁画之间的区别。然而，这一过程却真实体现了被S.M.Vinas教授称为“恋物癖（material fetichism）”的理念。在千手观音的保护中，对旧金箔的揭取和回贴同样成为了关键问题。尽管在新金箔的衬托下，普通参观者或许已经难以区分出旧金箔的存在，而且这一行为本身对于造像的保存以及效果的呈现并没有直接影响，对于原物的保存却直接反映出保护者对承载于物质材料之上的真实性原则的尊重。
但在实际的保护实践中，真实性原则却不得不受到大量的争论，笔者认为对文物真实状态的讨论往往集中于一个主要问题，也即我们应该将文物恢复到它的使用状态，抑或经历千年沧桑后的历史状态。这一讨论的最佳实例或许就来自于青铜器的除锈过程。对于一件满是土锈的铜灯，我们会试图将其土锈清除至黑漆古露出的状态；而对于一件表面鎏金的编钟，我们却会不假思索地将全部锈蚀去除至金层露出，即便这一除锈过程已经对鎏金部位造成了损伤。对于同一种文物类型，前者保留了“岁月的痕迹”，后者却将文物恢复到了使用过程的状态。又比如，西方的青铜器修复习惯于将锈层几乎全部清除，但保护后闪闪发亮的状态在中国人看来却难以接受，甚至完全背离了我们的思维观念和审美习惯。在实际的文物修复中，这些问题似乎都难以在遗产保护理念中直接找到答案。
在当代保护理念中，有研究者进一步提出以“可读性”。替代“真实性”原则，以尝试解决上述对真实性的争议。所谓“可读性”并不仅仅将真实性与物质状态相联系，而是强调文物对于自身携带信息的表达，文物保护工作者的任务就在于选择需要传递给观者的信息。例如，一件沉积了灰尘的画作会被认为是历史的象征，而清理至崭新的器物则具有使用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做法似乎也是对保护实践中真实性原则争议的一种可能解答方式。在造像贴金保护的过程中，采用新金箔协色以及仅回贴旧金箔两种方法实际上反映出保护者对信息传递的不同选择。前者向观者传达了造像使用过程中的信息，给予参观者宗教意义上的震撼。而对于后一种选择，岁月的沧桑、历史的变迁则成为了保护者想要传递的信息。由于修复过程由保护者直接参与，普通民众无法进行评价而只能在工程结束后被动接受，对于文物信息的选择也就成为了研究者们自身意志的体现。
（三）科学观点
由于保护工作的目的在于保存物质的真实，而真实性寓于物质要素之上，为进一步了解文物的物质要素，在真实性原则的引导下，科学成为了文物保护的必备要素。
对于保护实践而言，Clavir先生就曾将科学对文物保护的影响总结为经验主义、决定论、范式、数学语言四项基本原则。近来，预防性保护的大量出现或许已经表现出一种范式转换的前奏。如上文所述，现代文物保护的诞生与科学的引入密不可分。对于一件文物，考古学家或许会关注于其上承载的文化信息，然而文物保护科学家却会关注它的腐蚀状态与劣化规律。在海昏侯墓玉器的修复中，考古学者为了保存更多的原始信息，反对黏接加固，而希望制作底托展示文物，但文物保护科学家却关注于残块的断茬如果不加以黏接则极易丢失而造成文物本体的损失。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尽管科学似乎具有绝对客观性的特征，但科学研究本身却会受到研究者主观意图的影响，而必然具有主观性。如Winter先生就曾提出过保护过程中存在的一个悖论，“虽然将科学手段作为有效理解文化及人类行为的方式毋庸置疑……（这一做法）实际上包含了价值判断”。Weil同样提出，“即便他认为自己是科学的，判断和价值也必然地包含于每一位保护者的实践中。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保护实践在本质上是解释性的。解读过程基于对实践过程在客体、科学事实、美学/历史/经验方面的理解”。
更进一步，科学对于文物劣化过程的评判本身也会受到社会观念的影响。如Hodkinson所述，画作的变化“部分来源于物理化学状态的改变，但更多来自于人们观察过程的转变……一幅画作处于一种持续性的物理及形而上学的转变中，这也同时改变了它对于其身处其中的社会的历史意义”。可见，由于文物保存状态的不断改变，人们对于它意义的理解同样在发生着变化。洁白的雕塑为人们带来了古希腊自然主义的遐想，而恢复到使用过程中的多彩状态反而破坏了人们的审美习惯；青铜器上斑斑的锈蚀和黑漆古、绿漆古的底色暗含着历史的沧桑，而除锈至青铜明晃晃的基体反而与中国人对古物的欣赏理念相悖。在这种意义上，科学本身虽然为保护行为提供了前期研究的基础，却并非是这一过程的唯一影响因素。
在大足千手观音像的前期研究中，文保工作者首先尝试利用15%ZB-WB-J-1和20%ZB-WB-J-2两种化学材料对起甲金箔直接回贴，但效果较差。考虑到造像材料的安全性、稳定性，直接加固旧金箔的方案被基本否定。鉴于此，研究者决定采用揭取不稳定金箔，对保存状态较好的金箔进行回贴的方式进行修复。而在回贴材料的选择中，传统大漆的优势逐渐显现。大漆最初被选择的原因为“千手观音造像本身的贴金工艺所采用的就是传统的大漆贴金工艺；其次，大足石刻周边的四川和云南地区是我国漆树集中分布的地区，从就近取材的角度来看，使用传统大漆也具有优势；再次，使用造像装饰的传统工艺和传统材料进行修复试验，对于文物非物质层面的传统工艺的研究和传承也同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工艺试验过程中，化学材料的选择、材料保存的稳定性检验体现了科学客观性的意义，而选择大漆作为黏接剂则表现了研究者主观性工艺研究的一面，二者共同作用，形成了造像最终的保护方式。
尽管文化意义、真实性原则与科学观点三种因素各自都对造像的保护过程产生了影响，但当三者共同作用于同一文物的修复实践时，矛盾和争议不可避免。文化意义要求造像金层的美观，科学保护要求不稳定金箔的揭取，但对于材料真实性的关注却意味着旧金箔的回贴。对于长远保护而言，大漆的使用未必优于化学材料的研发和利用，但对于髹漆传统工艺的复原却体现了历史真实性，并为同地区其他造像的修复提供了基础。在千手观音的试验思路中，修复人员认为多次贴金与造像的图像效果无关，但引发了严重病害，甚至破坏了造像的艺术效果。因此在修复中，应去除对千手观音物质保存与图像效果有害的贴金层，最大限度地保存其历史与艺术价值。为了从根本处理病害，采用“减层法”工艺流程，但其缺点在于历史信息损失较多，部分金箔无法再利用，不能保存多层金箔的不同历史信息。可以说，这些问题都难以简单地采用以Brandi先生《文物修复理论》和《威尼斯》为代表的现代修复理论进行合理地解释，而需要结合现实，在当代文物保护理论中寻求答案。
五、直面争议、意义至上
――保护理念的当代转变
在《文物修复理论》一书中，Cesare Brandi先生提出了文物修复的两条基本原则：只修复艺术品的材料、修复应当旨在恢复艺术品的潜在统一性，由此得出了可识别性、材料不改变文物外观以及可再处理性三条规则。这一理论代表了西方上个世纪的主流修复观念，也同样正在影响我国的文物保护工作。然而随着《巴拉》的通过，层面对“可逆性”原则等经典理念开始进行反思。同时，伴随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盛，遗产保护领域也必然产生了新的思想和理论片段。
在《当代保护理论》（Contemporary Theorv ofConservation）一书中，S.M.Vinas教授对当代文物保护理念进行了系统分析，特别将其与传统保护理念进行了区分。在他看来，“当念强调艺术价值、风格、色彩、形状、材料等等均包含了不同意义，它们因为具有的对人的意义而被重视，而并非仅仅与真实相关”。因此，意义成为了指导保护实践的标准。如S.M.Vinas教授所言，纸张保护中“整体的最终目标并非保存一张纸张，而是保留或强化它对于人们的意义”。保护者的清理、加固、黏接、封护、整形等种种行为本质上都是为了文物的意义服务。这一意义至上的理念或许也可以采用李格尔先生的历史价值和年代价值理论进行解释，如他所言，“如果19世纪是历史价值的世纪，那么20世纪就似乎是年代价值的世纪”。历史价值为我们带来了对往昔真实性的追求，然而年代价值则侧重于将文物视为一类媒介，使观看者获得与自我相联系的感受。
无论是潼南大佛还是千手观音像的修复，其保护行为本身或许已经违背了Brandi先生可识别性、材料不改变原状以及可再处理性的原则。保护者所谓“虽然旧金箔层被遮蔽于新金箔下层，但是由于旧金箔本身细碎、厚度大的特点，使它在轻微覆盖后仍在视觉、触觉上得以显示可以识别回贴操作”。的说法更像是一种自我安慰，新金箔的黏接改变了文物的原有状态，对石质本体的加固、髹漆过程、大漆黏接过程更使得这一保护行为已经永远留下了印记。然而正如在后现代史学家的眼中，历史由“真实”变成了文本化的叙述，保护者们对遗产的选择和修复或许亦不能代表一种真实的过去，而只能代表一种当下的记忆，是对历史的“转译”与“再书写”。
从近代以来科学分析手段的应用、科学沙文主义在文物保护领域的主导地位，到科学手段中主观因素的必然存在、科学与文化以及真实性因素的矛盾，再到当代，科学作为一种工具，承担了保护者“转译”行为的技术支持，这一逐层深入的过程或许也反映出文物保护理念从近代到当代、由客体向主体的变化，甚至，也暗含了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转变。在潼南大佛的保护中，研究者评价其保护方法是“针对文物艺术价值、历史信息保存和恢复造像宗教功能两方面需求所采用的一种折中做法，旨在恢复造像妆銮层的视觉完整性，同时在层位维度上最大限度地保存历史信息”。其中笔者认为不可避免的是，对艺术、历史信息以及宗教功能的强调体现出当代人的价值判断，也只能代表当代保护者对于造像意义的一种释读。放弃客观权威，承认文物保护行为的相对性或许也可以带给我们一种谦卑的姿态，为后人留下更多诠释的空间。
在这种意义上，当代保护理念显然更具有弹性和可适应性，这一理论和行为被S.M.Vinas教授称为“适应性伦理（adaptive ethics）”以及“协商性保护（ne～otiatorv conservation）”。在可适性伦理中，文物对于不同人群的意义、决策者对资源分配的意愿，与科学研究共同决定了文物保护实践。保护过程是为了满足来自不同人的，多种不同的期望和需求，因此采用单一标准进行评判往往适得其反。对于修复者而言，最重要的工作则是“在显示、调查、保存之间取得平衡，并找到最为伦理性的解决措施”。为决定保护过程，协商活动的参与者包括了诸如研究者、参观者、使用者、后代人在内的不同利益持有者。其中，无论是文物保护或是考古、历史、艺术领域研究者的观点或许会在整个决策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但其他利益持有者的观点同样不可忽视。协商过程或许意味着更多的争议和讨论，但正是这一特点造就了现代保护理念高度适应性的特点。
文物保护与修复的问题范文6
[关键词]基层博物馆；文物保护；人才队伍建设；对策
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遗留下来的遗物以及遗迹。文物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人们所从事的社会活动、形成的社会关系、具有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利用生产工具改造自然的程度与状况，可以说一个历史时期的文物集中展现了当时人们智慧的结晶。文物的存在离不开文物保护工作。基层博物馆是我国文博机构的基础单位，处于文物保护工作的最前沿，为保护祖国文物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管理体制滞后，基层博物馆在文物保护方面还存在着一系列突出的问题，如：基层博物馆的展陈和库房条件落后，一些珍贵文物得不到妥善保护；文物保护人才缺乏，专业基础知识缺乏；以及文物保护任务重等，这些都使得我国基层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工作发展艰难。
一、现阶段基层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所面临的问题
1.地方领导重视不够，文物保护意识不强
一些地方政府片面地追求经济发展，不重视基层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特别是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领导对博物馆文物保护本身所潜在的价值认识肤浅，轻视文物保护工作。一些地方领导受功利思想的影响，喜欢搞“面子”工程，宁愿花钱建漂亮的展厅，也不愿意支持建设文物保护库房，或者引进文物保护先进技术。上级文物主管部门对基层博物馆每年的例行检查，也仅仅是关注防火、防盗等安防工作，对馆藏文物自然损坏的情形不大关注，对基层博物馆在文物保护工作中所面临的具体困难帮助不多。“重考古发现，轻文物保护”已经成为了普遍现象。
2.文物保护经费不足
尽管近几年中央和地方政府越来越重视文物保护工作，投入经费也逐年增加，一大批珍贵文物得到抢救和保护，然而由于历年欠帐太多，加之我国各地文博机构收藏文物众多，以及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仍有相当多基层博物馆文物保护资金得不到落实，影响了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文化经费仅够维持人员工资和基本办公支出，根本无力承当文物保护费用，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市、县政府对文物保护经费的投入几乎为零。不少珍贵文物由于缺少保护资金，在简陋的库房里损坏过程加快，令人叹息。
《文物保护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文物保护事业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国家用于文物保护的财政拨款随着财政收入增加而增加。”然而一些地方政府只是为基层博物馆提供人员基本工资，对博物馆馆藏文物保护经费很少兑现，有些承诺也很难到位。在一些基层地区（县级单位），文化主管部门仍然掌握基层博物馆的财务支配权，基层博物馆没有专项经费的使用权，即使是上级拨付下来的少量经费，往往也是需要经过多道程序申请才能拨付下来。甚至有些专用经费被上级单位挪用克扣，拨付下来的经费所剩无几。
3.文物保护条件差
目前我国文物保护形势还较严峻，文物保护条件还不太理想。2002年至2005年，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物研究所组织开展了全国馆藏文物腐蚀损失调查。经专家组调研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全国共有50.66%的馆藏文物存在不同程度的腐蚀损害。造成馆藏文物腐蚀损失的主要原因是文物库房条件不达标、文物保存环境控制设施设备匮乏、科研和运行经费严重不足、保护修复科技人才短缺等问题。
博物馆的建筑是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的一个载体，博物馆文物库房是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的必要条件，是专门用来存放文物的场所，与一般性的库房存在很大差别，是一种特殊用途的建筑。文物库房不仅要具有防盗、防火、抗洪水、防止雷击以及抗震等抵御自然灾害的作用，还应该具备防止因空气污染、光线辐射、气候变化等自然因素造成馆藏文物损害的功能。据统计，除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外，我国绝大多数基层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工作仍然还是落后的库房管理人员加简陋的库房模式，完全不能适应新时期文物保护工作的需要，文物保护工作没有相应的科学保护措施，造成基层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困难重重，不少文物遭受了不应有的损失。
4.基层博物馆体制不健全，文物保护任务重
基层博物馆是地方文物保护的主体力量，但是这些基层博物馆人员往往任务繁重，需要身兼多职，如文物保护管理所、文管办、基层博物馆，往往是“一套人马，多块牌子”。有时还要承担上级布置的其它工作任务，基层博物馆文物保护人员就显得紧张短缺，事情繁多；同时又因缺少足够的经费投入，使得文物保护工作大打折扣，影响了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
5.缺少一支高素质、专业技能强的文物保护队伍
基层博物馆文物保护专业人才普遍较少，文物保护方面的专门人才缺乏。目前，在日常工作中，基层博物馆只是安排人员兼职负责馆藏文物库房的管理，而这些兼职管理人员很少具备专业的文物管理知识，他们中有的连基本的文物保护知识都不懂，仅仅是担当文物库房钥匙的保管员。形成此落后状态，一方面是由于工作人员文化素质不高以及缺乏文物保护专业知识，另一方面更深层次的因素，是因为基层博物馆的管理体制仍然沿用改革开放前的老一套，没有与时俱进进行改革。博物馆没有用人权，人事任免由上面负责委派，缺乏必要的激励机制。加上工作人员待遇低，优秀人才引不进来，懂业务的人员留不住，长期依赖就形成了“有人干不了事，有事没人能干”的两难局面。
二、基层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有效进行的对策
保护好馆藏文物是基层博物馆的重要职责，馆藏文物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历史见证，同时也是博物馆赖以存在的基础。就目前基层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笔者提出几点建议，以期能改进基层博物馆文物保护状况。
1.地方政府应切实重视基层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
基层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的重要性不能仅仅是口头强调，应该践行我国文物保护法律法规，而不是采取敷衍的态度，更不能因为短期经济利益的诱惑而忽视对珍贵文物的保护。文物是我们祖先遗留下来的宝贵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代表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光辉的过去。文物具有不可再生性，忽视文物保护工作，是对过去文明成就的漠视。地方政府和广大民众应该对文物保护有更深刻的认识，自觉承担起保护文物遗产的崇高历史责任。
2.多渠道争取基层博物馆文物保护经费
经费问题一直困扰着基层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目前大部分基层博物馆经费缺乏，难以正常开展文物保护工作。地方财政拨款是基层博物馆经费的主要来源，然而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使得许多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仅仅依靠地方的财政拨款用于馆藏文物保护不现实。要使文物保护经费得到保障，需要多渠道争取文物保护经费。首先，要充分利用《文物保护法》的相关政策，争取将文物保护事业发展经费纳入到本级财政预算，同时努力增加每年的预算；其次，基层博物馆可以通过举办具有地方鲜明特色的陈列展览，以此来扩大对外影响，引起社会和各级领导的关注重视；再次，基层博物馆应该设法争取企业资金的援助，从而吸收社会资金的援助，以形成博物馆与企业互惠互利的局面；最后，要增强自身的造血功能，发挥基层博物馆所具有的资源优势，增加经费投入。
3.必须认识到文物库房建设的重要性
基层博物馆应该将文物库房的建设与展厅建设等同看待，重视文物库房的建设。现实生活中，部分基层博物馆只重视展厅建设，而忽视了馆藏文物的保护。例如有的博物馆展厅设计很气派；但是去参观博物馆的库房，则会发现，库房一团乱，文物堆放无章，不同质地文物杂处一室，有的连最起码的温湿度计都没有，更别谈恒温恒湿系统，这些都不利于馆藏文物的保护。对博物馆而言，只有做好馆藏文物保护，才能实现馆藏文物资源的有效利用。因此，基层博物馆在建设初期就应该进行合理的规划布局，按照一定的要求和比例来设计文物库房区和文物展示区，建设一个安全可靠、符合文物存放标准的文物库房。
4.建立区域内文物中心库房
为了有效保护国有珍贵文物，可考虑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建立由省、市两级政府投资建立的区域性文物中心库房和文物保护工作室，中心库房负责对辖区内基层博物馆的馆藏文物进行技术保护。对不具备文物保护条件的博物馆，可考虑暂实行文物代管制，实行文物所有权和保管权的分离。这样一来，不仅可以整合区域内博物馆的文物资源，实现区域性文物资源共享，又可以集中有限资金来解决基层博物馆馆藏文物保护的后顾之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防止基层博物馆馆藏文物因资金缺乏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5.加强管理，强化管理职能
一方面，各基层博物馆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以《文物保护法》为依据，制定相应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管理办法，在此基础上，针对不同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树立《文物保护法》的权威性，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问题；另一方面，基层博物馆要加强业务管理，加大监管力度，认真履行保护职责及有关管理措施，将基层博物馆纳入科学、正规的管理体系，使业务管理、监督真正落到实处。
三、加强文物保护人才队伍建设
文物保护人才无疑是提高文物保护工作质量的关键因素之一，而我国目前文物保护人才匮乏，这严重阻碍了基层博物馆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因此，加强基层博物馆文物保护人才队伍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1.建议高校开设文物保护相关专业
文物保护需要人才的培养和支撑，而高校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地方，但目前，我国开设文物保护专业的高校还很少，导致人才队伍更不上时代要求。而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文物保护专业是热门专业，根据美国高等教育指南，美国开设历史保护专业的院校有14所，遗产保护专业的院校院校有25所。[1]因此笔者建议高校应该顺应时代要求，加快开设文物保护相关专业，为我国文物保护事业输送更多更好的人才。
2.对在岗的文物保护工作人员进行定期培训
在岗的文物保护工作人员是进行文物保护的主力军，其专业技能素质关系到文物保护工作的好坏。拥有更加全面、先进的文物保护专业技能可以在文物保护工作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现实中存在一些因为文物保护工作人员技术不够，而导致文物受损的现象，这无疑是不应该存在的损失。因此，各基层博物馆需要定期对馆内人员进行培训，无论是在机构内还是派往其他地方接受培训。
3.重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
文物保护人员需要具备现代科学技术，能够利用先进的技术来挖掘和保护文物。目前基层博物馆馆藏文物保存状况较差，因为修复技术不过关，很多文物得不到良好的保护和修复。许多文物保护工作人员还是运用陈旧的文物保护方法，不会结合计算机、物理化学和材料学等综合专业技术进行研究和探索。因此，在文物保护中，需要从业人员跟上时代步伐，掌握现代技术，更好地服务于文物保护工作。
4.有梯队地培养文物保护科技人才队伍
人才的培养要有前瞻性，同时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合理安排，合理布局，有计划，有步骤，形成有层次，有梯队地培养文物保护科技人才队伍，这是我们文物保护事业的基本保障。合理的人才培养体系，决定了未来的文物保护科技人员的构成，更决定了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是否能顺利、有序、高效、持续地向前发展。[2]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