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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的思想和认知范文1
关键词： 科学 ； 道教； 求真
从我个人已接受的观念和对人们日常言谈的直观感受而言，我感到人们一向认科学为真理的代表，一句话有科学根据，一个东西是科学产品，人们一般都认为是真理，是真实的，由此便是可信任，可信用的。似乎在一般受过科学知识教育的人们心目中，求真理、求真实是科学的专业、专利，除此而外似乎没有别的求真事业。然而，从我已读的中国古书来看，我又了解到在一般历史常识所称的诸子百家中，继《老子》道家而起的《庄子》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真人”的观念，而在其后继老庄道家思想而起的道教中，则把得道成仙的修真实践作为其全部学术思想的中心，由此我知道除了科学的求真事业以外尚有道教的求真事业。为从根本上弄清科学之求真与道教之求真的异同，本文拟就自己已有的科学与道家的知识与力所能及的思考对二者的求真异同作一简略的探讨，以此抛砖引玉而求教于方家。
一、科学之求真内涵
科学在普通人的心目中往往是指各门自然科学知识，因此在他们心目中自然而然形成的科学概念便是：所谓科学就是对自然界的物质对象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并由此形成特定的理论知识。由此而所谓科学真理便与科学知识成为同义语，而科学求真之内涵便被习惯性地想成是对自然界物质对象的本质与规律的揭示，这样一来科学之真便与自然奥秘等同。其实仔细想来，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我个人觉的要揭示科学求真的内涵，着眼于世俗常识的反面或更切合一些。对中国人而言，科学之名与科学之实皆非中国固有的土特产，而是地地道道的欧洲进口货。并且科学在欧洲也非天外来物，而自有其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因此，要弄明科学求真内涵的真谛，最好还是回到科学的欧洲起源，从古希腊的哲学说起。
古希腊哲学作为欧洲近现代科学的起源在现代人看来似乎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尽管在科学一统天下的今日哲学已失去往日的尊严而几近衰灭，但是敏锐的思想家仍能从科学的现存事实中发现科学起源于哲学的形而上学胎记。海德格尔在谈到哲学之思与科学的关系时写道：“思早已成了文献，而正是文献决定了西方科学的命运。西方科学经由中世纪的教义而成为现代科学。在这种形式下，所有的科学以一分为二的方式从哲学的怀抱中鱼贯而出。科学从哲学中产生出来，与此同时它不得不遗弃哲学。科学从哲学中鱼贯而出后，它已不再能从自身重新跳跃回自己的本源。如今，科学已把自己托付给一个本质之域，在那里，唯有思才能发现它们，前提是，思本身能自行其事。”［1］海德格尔的这段话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在习惯性的思维中，人们在思索科学的求真问题时往往从科学活动取得的现有成果出发，经过思维的分析抽象作用，以逻辑论证的方式人为构建出科学的求真内容。这种方式表面上看是实事求是，似乎很科学，其实它恰恰背离和遮蔽了科学的求真内涵问题。打个比方，这好比一个人在太阳下走动照出身影，然后有人不去直接询问这个人是谁，而是去观察、记录、分析他的活动，由此来确定这个人是谁。这样得出的结果只能是一个人为的思维建构，是一种可能是的假设真理，而不是一种必然是的现实真理。过去人们根据科学活动的知识理论成果和技术实践，自然而然的把科学的求真内涵指认为追求自然界的物质真理，即犯了同样的错误。从海德格尔的这段话考虑，我认为首先在思索科学的求真内涵时不能就事论事而局限于科学成果本身，而是要回到科学所从出的源头——希腊哲学；其次不能平面地以经验论的方式去抽象地思考科学的求真内涵，而是让“思本身能自行其事”，对科学的求真内涵作立体的、透视式的思考。
哲学家的思想和认知范文2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语言学
语言是有生命的，只不过这样的生命是永恒的，在不同的时期展现给我们它不同的面容。古希腊被称之为西方文明的摇篮，在很大程度取决于这个时期造就了许多哲学家，诸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历士多德以及接锺而至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正是在此之际，语法研究也业已形成了属于自己的元语言用来描述和分析希腊语，虽然苏格拉底没有留下自己的文字记述，但是在色诺芬与其的对话中足以展示苏格拉底超凡的语言才华，这一点也在他学生亚历士多德身上得到了彰显，而亚历士多德采用一种约定俗成的方法来描述语言，因为他认为事物的属名不会自然产生，这个地方就产生问题了，既然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但为什么会出现对同一事物不同的命名呢？是外部事物还是内在认知导致这一现象的产生呢？诸如此类问题众说纷纭。斯多葛学派哲学家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亚历士多德的理论漏洞从而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系统。罗马王朝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语言研究的新视角，从公元前2世纪，罗马从希腊语中借入了属于它们自己的写作系统，此时希腊文明也正潜移默化的影响着罗马帝国。一方面是斯多葛学派的观点被广泛讨论，另一方面拉丁语语法学家也在这一时期出现，最具代表性的是马库斯.法洛和普里西安。
1. 中世纪语言学的形成
中世纪（476-15th）的到来对语言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世纪的前六个世纪中，封建制国家之间的战争硝烟不断，因而图书馆被毁，教育也被迫中断，结果造成文明的脚步慢了下来，但从1100到文艺复兴时期，文明之花再次站稳脚跟。经院哲学家也在这时候出现，他们试图综合亚历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和欧洲思想中的基督教启示，其讨论的重点内容也不乏与语言有关的内容，虽然在当时起到了一些作用，但默守成规缺乏创新性的特点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存在的。同时，大约在5世纪，波伊西斯进一步阐释柏拉图的理想形式理论，这一过程孕育逻辑学的产生。12世纪以来出现了推测语法并成为哲学的一部分，其典型特征就是对拉定语法与经院哲学进行了重组。以上诸方面的因素最终促成了文艺复兴的到来，在这一时期，语言学范围被进一步扩大，不在仅仅局限于欧洲语言的研究，同时研究重点也从古典研究转移至其它方面， 普通语言学正是此时始露尖尖角。
2. 16至17世纪语言学的发展
16世纪至17世纪开始了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研究，在这期间也涌现出了一批卓越的自然科学研究者，第谷.布拉赫、开普勒、伽利略等人开创了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既以笛卡儿（1596-1690）为代表的理性主义传统（Rationalist）和以培根（1561-1626）为代表的经验主义传统（Empiricist）和，以上成就都在语言学中得到了影射， 一方面理性主义促成了特征鲜明的唯理主义语法的形成，对经院主义哲学进行了扬弃，主要以阿诺得和兰斯洛特为代表，其作品缜密严谨，富有很强的逻辑性；另一方面经验主义传统也孕育了与中世纪经院主义哲学相对的经验主义方法论，并在语言学研究中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其实对这两方面细加考究之后，我们不难发现两种观点其实是殊途同归的，至不过是术语不同罢了，其终极目的是一致的。
3. 17世纪后语言学的成熟
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语言研究应该是发端于认知语言学，而其又与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许多语言学家认识到Chomsky为代表的生成语法研究的局限性，开始从新的角度研究语言现象，认知科学和语言学相结合的认知语言学也就应运而生。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哲学或非客观主义的经验现实主义哲学。其经验主义认知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思维和人本身的物质构成相联系既是形体的（embodied） 。思维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隐喻，转喻和意象。对外部世界进行的分类或范畴化是建立在理想的认知模式既ICM模式之上的。认知语言学的观点与以往的语义学和转化-生成理论的理论迥异，语义特征分析法和转化-生成理论都认为自然语言具有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意思，是与客观现实相对立的，语义研究即是研究语言符号的客观意义，研究语言表达如何与客观世界相对立，其它认知和思维过程是纯心理的，与语言研究无关。
以上主要是从哲学方面来阐述语言研究及其发展脉络，由于语言学是一门自然科学，所以自然辨证法所涉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也适用于语言研究。语言研究者应该用全面发展的观点（语言学中称之为共时和历时）来研究语料以及语言现象，以免流于宽泛，失之偏颇。但同时也要对一些哲学思想进行甄别，为我所用，譬如以上所提及的认知语言学重新审视经验主义就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叶蜚声，徐通锵. 语言学纲要[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刘润清. 西方语言学流派[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
哲学家的思想和认知范文3
关键词：感受性；心理现象；物理主义；还原论；生物学特性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4-0081-02
在现代的认知哲学领域内，感受性问题一直是物理主义者与非物理主义者争论较多的问题之一。物理主义者认为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和存在的事物都是物理的，而且业已存在和发生的物理事件都可以用物理知识描述出来。然而，还有许多的认知哲学家不太赞同物理主义的主张，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除了有物理事件外还有心理事件，其中关于感受性质无法被还原成物理事件就说明了心理事件的存在。那么感受性问题的难点是什么？物理主义者又是如何解释的呢？这些争论对现代认知哲学的发展又有什么意义呢？本文主要围绕这三点来谈谈看法。
一、感受性问题的内容
“感受性”从词源上来讲，来源于拉丁文，它的意思为“关于某种性质的”“某物的性质”“具有某种特定性质”等[1]。也指感觉系统对刺激物的感觉能力，通俗地讲就是人的感觉能力。在当代西方心灵哲学中，它特指一个心理状态或事件（主要是感觉和知觉）的感觉性质，比如人所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感到的疼痛等。也有人认为思想和欲望等高级的心理状态同样有感受性。而物理主义运用功能主义和还原论来解释感受性，把人的感受能力还原于身体各个物质器官综合的结果，但是还面临着一些难题，这些困惑主要还是由于感受性的特质引起的。感受性问题的提出主要依据感受性的“主观性”“现象性”和“私人性”，关键点在于如何把感受性的这些特性还原为物理状态。
其实关于感受性主观性和私人性的难题在古希腊和近代哲学中都有体现，例如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已经意识到感觉经验的“私人性”，普罗塔哥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强调了感觉认识的主观性和相对性。到了高尔吉亚提出的三个怀疑主义的命题，更是说明了自我的感受和认识无法言语和沟通。而近代哲学家洛克在论述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观念时，提出来物质的第二性质与第一性质不相似，物体没有颜色、气味等属性，从而强调了感觉的现象性。还有些中世纪的神学家针对感受的主观性，提出来一种心灵实体的假设。虽然他们运用模糊神秘主义的学说还是难以解释感受性，不过倒是为现代神经心理学研究人的意识机制以及潜意识问题有所启发。现代心灵哲学普遍的观点认为关于感受性的问题其实都是心理事件如何还原的问题，而通常情况下，都把感受性的心理状态等同于大脑神经系统的作用，任何心理事件都可以对应相应的物理事件，不存在无法还原的感受性问题。
现代我们对感受性的认识主要延续了笛卡尔身心二元论的思想，只不过通过更为科学的方法和语言来阐述。我们在认识事物时，首先都是从我们的感官开始的，从感官出发的这种认识活动就不可避免地涉及感受性的问题。在认识过程中所获得的外部信息转化到内部心理体验时就会产生主观性特征，而这种内部的主观性体验只能是私人的，你无法知道他人是如何体验和处理信息的，所以就带来一些解释空白和理论空缺，而这些因素导致现今的认知哲学家认为无法运用当前的物理主义理论来解释和突破。而感受性的现象性特性是因为我们认知到的外部事物总会以某种现象概念产生，与物理事实不相容。所以当物理主义运用同一论和功能主义来解释感受性的难题时，一些哲学家也根据感受性的特性做出各种思想实验来反驳和诘难。比较著名的有托马斯・内格尔的蝙蝠论证、杰克逊的知识论证，还有由布劳克（Net Block）等人提出的“颠倒光谱的思想实验”等[2]。这些思想实验都深入探讨了感受性问题的难点所在，同时也给出了一些解决方法。
二、生物学视角下的感受性问题
感受性问题，当前物理论者还不能清楚地说明它与神经系统之间的密切联系，也解释不了感受性质到底是什么。感受性质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新的领域，此前我们研究主要注重心理与行为、心理状态的过程、事件的本质及与物理事件之间的关系，现在触及了心理状态本身，可以说越来越贴近意识这一根本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断争论其实也是对物理论的反思和修正，而现今合理的物理主义解释就是还原论借助生物学所提出的主张，认知活动中的感受性质其实就是大脑的一种机能，是具有物理属性的，是可以还原的。
首先，感受性质必须借助身体的各个外部器官来认识外部事物。客观事物具有一定的属性，如颜色、声音、味道、气味、温度、软硬等等。当事物的这些个别属性作用于人的感觉器官，大脑就产生对它的反映。这种由脑对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客观事物个别属性的反映就是感觉。感觉是脑反映现实的最简单的心理过程。感知觉不仅为记忆、思维、想象等复杂的认识过程提供了材料，也是动机、情绪、个性特征等一切心理活动的基础。没有感知觉也就没有人的心理。当人的感觉被剥夺或感知觉缺损不能正常感知时，人的心理就会出现异常，人们就会出现严重的心理障碍，甚至难以生存。感官是感受外界事物刺激的器官，包括眼、耳、鼻、舌、身等。大脑是一切感官的中枢。通过身体的五官，人才会获得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在认知活动中，人的不同感官对应不同的外部事物，在感觉的基础作用上还有对空间时间和运动产生的知觉，它们统一成为人体感受外部事物的基础。人类的知识无论来自自身经历的直接经验，或是通过阅读书本得到的间接经验，都是先通过感知获得。人类的知识无论多么复杂，也都是建立在通过感知而获得的感性知识的基础上。感觉和知觉是人类一切心理活动的基础，使个体与外部环境保持平衡。
其次，大脑神经系统是处理各种感官知觉的中心枢纽。大脑作为人体中最重要的物质器官，其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人类的想象，而它与神经系统一起构成了感受能力的最终器官。人们认识世界和客观事物，首先通过五官――眼、耳、鼻、舌、身来获取各种视听信息，然后通过神经系统反馈给大脑，大脑再进行系统的处理做出相应的反应，由此产生了各种认知行为。人类的大脑是人感知外部世界的基本物质器官，如果大脑遭受损坏，人的认知能力就会缺失和损坏。所以，人的感受性质离不开人的各种身体器官，感受能力也是感官和大脑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不存在某种心理现象。我们可以得出：感知的本质其实就是刺激大脑神经系统而产生的一种物理状态。不同的客观物体具有不同的感知，我们感知世界和表达感觉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但是不管怎样，我们都是通过我们的知觉和大脑神经系统来得出知识和经验的，一切的记忆和感觉经验都会依附在我们的身体中，不能脱离我们的大脑独立存在。
总之，现今成熟的物理主义论者对待感受性问题的解决应该求助于现代科学主义的发展，要运用成熟的科学知识和方法来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同时保持一种科学主义的B度和信念才能真正解决感受性的问题，而泛泛的哲学论证和理论假说对于难题还是无法解决。所以，根本点在于要运用大量的科学实验和观测数据来论证感受性到底是人类内在的精神活动，还是外部对大脑神经系统的刺激作用。而流行的科学主义的观点比较倾向于：包括感受性在内的一切人类精神心理活动都可以还原为神经细胞、胶质细胞以及各种原子、分子的相互作用产生的影响。要进一步解释感受性，就要更进一步发展脑神经科学和生物化学。因此，科学主义者把心理问题的解决寄托于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上面，特别是脑科学和神经科学。
在现今的科学技术水平下讨论感受性的问题，只能把人的感受性看作是人所具备的一种能力，这种感受外部事物的能力是各种生命体所具有的共性，只不过在人类身上更为高级。塞尔面对感受性的难题，首先反驳了感受性问题被搁置的观点。他认为感受性的问题其实质上就是意识难题，或者说感受性问题是意识问题的重要子问题，如果去除或者搁置感受性问题，那么意识问题就没有必要再研究下去。塞尔重要的理论观点就是要把意识问题作为一种可研究的神经科学和生物学问题，使意识问题从哲学讨论变为科学研究。所以，要放弃传统的意识的主体性导致的无法成为一门科学的错误观点，意识也不能作为一种精神问题而探讨。塞尔认为意识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生物体的属性，它是一种自然生物学现象，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对它进行研究。
三、感受性问题研究的现代意义
如果说感受性的问题与意识问题密切相关，那么研究这一问题无疑对现代认知科学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感受性问题与大脑神经系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样也是认知哲学中研究自我意识必不可少的一个方面。生物科学领域内的所谓意识也就是我们醒着的一种大脑状态，这种状态之下我们与外部世界发生种种关系，通过认识和行为来与世界发生互动。感受性问题所关注的对外界环境和事物有刺激反应的大脑状态实际上是一种生物学现象。感受性问题所涉及的意识问题凸显了生物学的重要性。而通过两种学科的相互交流可以有效解决当前关于感受性的难题。这一问题的探讨很好地融合了两种学科的优缺点，对认知哲学的意识问题和生物学领域的大脑神经系统研究都很有帮助。
总之，在西方认知科学哲学中，感受性的问题涉及对意识本体的探讨，越来越多认知科学哲学家开始关注此问题。而物理主义者对其进行了各种论证和探讨，如何更好地解决感受性问题，还需要科学技术尤其是神经科学和生物学的发展。而对意识问题的生物学解释也进一步丰富了认知科学哲学的内容，促进认知科学哲学向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哲学家的思想和认知范文4
关键词：民间文学；哲学价值；哲学历史
无产阶级时代，很多导师就对民间文学具有浓厚的兴趣，也充分的肯定了其哲学价值。他们通过借用民间文学的哲理性神话、谚语等来论证自己的哲学观点。就曾经运用“愚公移山”的寓言证明主观能动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重要性。用“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来说明人多力量大的道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哲学家都承认民间文学中包含哲学的思想。然而，民间文学的哲学思想还是有别于理论化的哲学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民间文学是在用比喻说明问题，通过感情表象和主观思想表现的。而哲学是以理论思维为基础，运用概念、推理的形式表述。二是自然界是民间文学崇拜、默念和祈祷的对象，民间文学包含着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主要业绩，包含着人类知识的主要成果。而哲学主要是研究物质世界的本质和规律，主要是说明世界和改造世界，总结各种知识和经验。三是民间文学具有集体性和人民性的主要特点，可以通过集中大家的智慧达到极高的境地。然而这样却不能显示出个人的才华和成果。而哲学则是是个别人的成果，是个别哲学家研究和的成果。四是民间文学中表现的哲学思想是简单的，比较朴素。没有逻辑性，也缺乏科学论证和理论分析，然而哲学则具有严密的逻辑性，有充足的科学依据和独特的风格。
在论述民间文学的哲学价值时，不仅需要承认民间文学具有文学性，而且还要清楚民间文学和理论哲学之间的关系和区别。如果否热二者之间的区别，把他们看成是一致的，则是错误的。而如果完全否认民间文学的哲学性，也是不符合实际。因此，应高实事求是的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要充分发挥民间文学中哲学思想的作用。
一、民间文学的哲学价值一方面指民间文学中含有的哲学思想
另一方面指运用哲学的观点对民间文学的研究。民间文学是否含有哲学性是研究民间文学哲学价值的重要保证。在历史上，劳动人民是创造一切物质的重要力量，也创造了伟大的精神财富。因此，有人把称人民为社会上的第一个哲学家和诗人，他们的口头创作中含有丰富和深刻的哲学思想，然而，他们却不能把这些口头创作形成系统的哲学创作。
二、在评价民间文学的哲学价值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民间文学的哲学思想不能纳入到哲学著作中，认为哲学所研究的是形式，是内容上升为思想的形式。哲学家黑格尔就支持这一观点，比如，民间的宗教和神话，他们都是理性的产物，即使表面上简单和笨拙，但他们仍旧包含有思想、普遍的原则。但哲学史研究的目的出发，神话就必须从哲学史中排除出去。一种观点是的经典作家们，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反对人民群众在创造物质财富方面的谬论。他们认为劳动人民创作的民间文学是是他们生活经验的总结。这些哲学思想对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列宁也非常肯定了民间文学在哲学史中的地位，在十月革命后，列宁无意间看到了一本无名作者的手抄作品，看完后，列宁写了下自己的感悟：我们的很多研究者只会研究一些哲学小册子，研究一些冒牌的文章，然而这篇手抄作品才是真正的创作。可是竟然受到人们的忽视，在哲学家中竟然找不到一个研究这一切的学者。每个研究者都需要知道人民的创作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的世界观。
三、一个民族的哲学思想有多种表现形式，不仅有哲学专著
还有宗教和民间文学等。因此，哲学思想的来源是多渠道的。其中民间文学是哲学思想的原始资料。社会实践是哲学产生和发展的源泉。劳动人民通过自己的奋斗使自然科学的知识不断得到丰富和提高。又通过新的生产方式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丰富社会的科学知识。这些实践活动不仅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也改善了人们的思维能力和认知水平，从而推动了哲学思想的快速发展。在实践过程中，人们认识到客观世界不能离开人的精神和意志而单独存在，人们的想法和行动也必须符合实际才能成功。这种思想是朴实的，不系统的，但他们是正确的，就是这些丰富发思想和经验为哲学思想提供了原始的思想资料。但是劳动人民总结出来的这些丰富的经验，都记载在了民间文学中。因此，研究民间文学可以提炼出哲学思想的原始资料，哲W家们并将这些内容形成了理论体系。
四、哲学是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来把握世界的
而民间文学的哲学思想有利于总结思想发展规律。因此，总结人类的思维经验教训，发现思维发展规律，使人们的思维更加科学化，这是研究哲学史的目的。然而，人类的智力是在实践中逐渐形成的，而民间文学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劳动人民的成果。因此，我们可以从民间文学中了解到人类智慧的发展情况，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具有不可逾越性。但是要研究这些规律离不开哲学家的哲学创作。在社会实践的不断发展中，研究的领域是多方面的，仅有哲学著作是不够的，还要充分利用其他科学著作和民间文学，在民间文学中，如谚语格言等都是各民族具有的共同形式，他们不仅反映了各民族之间的思想文化交流，相互影响和彼此之间相互学习。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反映人们集体思维的完整性。对于同一个问题，真理只有一个，而探究真理的过程是辩证的思维过程。
参考文献：
[1]万建中 . 民间文学的再认识 [J]. 民俗研究，2004（3）.
[2]高尔基与民间文学》，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第133页.
哲学家的思想和认知范文5
一、古希腊哲学家对“德性可教”命题的追究
西方对德性的探讨最早可以追溯到荷马时代。荷马英雄社会已开始用德性（Arete）一词来指人类任何种类的优点，他们认为人类的德性有两大类：以勇敢及其相关的观念为一类，以友爱、命运、死亡观念为另一类，其中勇敢是各种优点和德性的核心。随后从“智者派”开始，古希腊哲学家据此提出了“德性可教”的命题。古希腊智者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古代西方第一位“智者”、伦理学家普罗泰戈拉（Protegra）认为“人人皆有德性，美德是可以教诲的”，把道德看成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不是神的意志体现。[1]（P14）哲学家苏格拉底（Socrates）从知识论的角度对“德性可教”的命题进行了发展。美德可以教，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教人以美德？什么样的人可以学习美德？苏格拉底认为，只有“有思考力”的国家统治者和哲学家才能配做美德的教师，因为，只有他们才是“万物的尺度”，具备如“正义”“勇敢”“刚毅”“节制”等美德。然而，受哲学思想和过度崇尚思维的辩证法的影响，当他与美诺的对话结束时，又说：“美德既非自然禀赋，亦非后天习得，而是神赐予心地善良者的一种本能。这种本能并不与理性相随。”这使他滑向了德性神赋的唯心主义境地。苏格拉底关于“美德就是知识”的说法虽然过于绝对，解释不了有知者无德，无知者有德的道德现象，但命题本身却揭示了人的德性与知识及理性之间的关系，启发人们从理性和知识的角度来认识德性、改变自己，通过获得知识和深刻思考来达到德性的完善，成为有智慧、有完善道德的人。
针对苏格拉底的观点，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幸福论伦理学家德谟克利特（Democratic）指出本性和教育有某些方面相似，认为理智在道德修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理智使人能调悉世界与人生，避恶从善，驱除烦扰，进入宁静高兴的精神境界，[1]（P20）强调道德教育和修养的重要性，肯定了人的“德性可教”。德谟克利关于道德修养的论述有力地批驳了“德性是不能传授”的唯心主义德性观，对以后伦理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柏拉图（Plato）继承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德性先验论”思想，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各种观念和美德，德性是与人的天赋相适应的品质。他以古希腊的“四主德”为基础，把德性分为“明智”“勇敢”“节制”和“公正”，认为这四种德性分属不同阶层的人，“明智”是最高的美德，属于国家最高的统治者――哲学王，“勇敢”属于国家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和国土的保卫者――军人，“节制”属于手艺人和农民，“公正”属于每个等级。[2]（P38）柏拉图虽然承认德性是人天赋的品质，但他同时也指出，德性可以由教而来，更重视后天的教育和训练。他指出，“灵魂的其他所谓美德似乎近于身体的优点，身体的优点确实不是身体里本来就有的，是后天的教育和实践培养起来的”，通过教育可以“把快乐、友谊、痛苦和憎恨都适当地根植于儿童心灵之中”，“使心灵的和谐达到完美的境地”。[3]（P49）为了替奴隶主国家培养具有各自德性的人，柏拉图将国家的教育分为四个阶段：3～6岁，儿童在游乐场通过故事和歌唱来影响美德，6～16岁儿童到初等学校通过艺术教育形成节制的美德，17～20岁在青年军事训练团通过“四艺”（算术、几何、天文学和音乐理论）及体育训练培养勇敢的美德，20～30岁通过“四艺”和哲学培养理智的美德，掌握“善”的本质。柏拉图虽然继承了“德性天赋”的观点，但他是古希腊第一个提出德性可以通过相应课程学习来培养的人，也是古希腊第一个提出德性具有不同发展阶段的人。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则认为德性是一种决定我们情感和行动的品质，其本质是“一种中道”，它以人的情感和行动中的适中为标准，参照人的理性加以确定，而符合“中道”特征的德性主要有“勇敢”“节制”“慷慨”“大方”“自主”“温和”“忠实”“机智”“友善”“义愤”“自制”等。[2]（P28）他在吸收先贤智慧的基础上指出：“我们的德性既非出于本性而生成，也非反乎本性而生成，而是自然地接受了它们，通过习惯而达到完满。” [4]（P27）他把德性看作是使人达成幸福的一种手段，认为人只要有了德性，就有了幸福的现实活动，就会快乐，就会达到“善”。[4]（P71）亚里士多德把人的德性分为两类：一类是理智德性，一类是伦理德性。“理智德性大多由教导生成、培养起来的，所以需要经验和时间”，“伦理德性则是由风俗习惯沿袭而来”。[3]（27）亚里士多德还从实践的角度对理智德性和伦理性德性进行了分类研究，他把理智德性分为技术、知识、明智、智慧和理解，把伦理德性分为情感、潜能和品质三种状态，对理智德性和伦理德性的特点、作用与人的现实生活进行了抽象分析。他认为人的伦理性德性因“风俗习惯”而来，以“现实活动的方式把它展示出来”，人 “必须先进行现实活动，才能得到这些德性”， [3]（P28）理智德性由教导生成培养起来，由人的活动和交往形成，是一个依照人的本性在后天社会环境中自然“生长”的过程。如果说亚里士多德之前的哲学家以“神赋”来认识人的德性意义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对此问题的追究则使人的德性由“神性”走向了“人性”，由神秘主义走向了现实主义，完成了德性由神性向人性的根本性转变，奠定了“德性可教”的唯物主义基础，使德性指向了人的现实生活，与人的个性和人的生命意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他的德性由教导和习俗的习惯而生的观点使德性不仅与人的现实生活和文化生活相连，还使人们看出了教育对德性形成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也正是依据这一思想，建立起了自己的伦理学体系，对后世伦理学和道德教育理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奠定了“德性可教”的哲学基础和伦理学基础，使这一命题趋于成熟。
有学者认为，古希腊哲学家对“德性可教”命题的追究不仅标志着西方教育思想开始系统化和理论化，[4]（P24）还标志着希腊道德哲学的开端，[5]（P407）并且直接催生出了欧洲哲学。[4]（P24）这种评价是十分恰当的。从教育学的角度讲，正是古希腊哲学家对“德性可教”命题的追究，才衍生了教育学的基本范畴和基础概念。
二、近代思想家对“德性可教”思想的完善
古希腊哲学家对“德性可教”的追究虽然涉及到了教育的基本问题，但他们更多地是在哲学和伦理学范畴内进行的，并没有将这一命题放在教育学的视野中进行探讨。对“德性可教”的教育学分析是由近代资产阶级教育学家来完成的。其中，夸美纽斯和赫尔巴特功不可没。
夸美纽斯（enius）是17世纪世界著名的教育家，“泛智”主义教育思想的杰出代表。在他的教育理论中，深化了“德性可教”的思想。他承认“人是可教的动物”，“人只有受过一种合适的教育之后，才能成为一个人。”[6]（P6）他认为，人生下来就具有“学问”“道德”“虔信”和“种子”，而且“德性比学问重要。” [6]（P6）他吸收了古希腊哲学家关于美德的认识，认为人的美德主要有“贤明”“公正”“勇敢”和“节制”等，它们实际的发展必须由教育去完成。与前人不同的是，他肯定地指出，人的道德的形成和培养必须在“一个完善的学校”中进行，通过学校开设的语言、哲学和神学等包含智慧、辩才、正直行为和笃信宗教内容的主要课程的学习来使所有青年人变得有智慧、有德行，有虔信。他认为在“完善的学校”中对学生进行德行培养还要遵循自然的原则，从简单到复杂、由感觉到悟性逐步地进行，并且要配合以纪律约束。他提出为了能够适应生活，任何人在成年以前应该完全受到这种教育直到具有充分的学识、德行与虔信为止。在比较系统的教育理论中，夸美纽斯建立了“德性可教”的教育机制，用学校教育的制度落实了“德性可教”的思想。
德国18世纪的教育家赫尔巴特（J. F .Herbart）以实践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全面论证了“德性可教”的思想。他认为全部的教育目的就是培养道德性格的力量，即使学生树立“内心自由”“完善”“仁慈”“正义”和“公平”这五种道德观念。如何形成人的道德性格力量？他提出了管理、教育性教学和训育三种措施。他认为管理是一种手段，对儿童进行外部的领导，它“并非要在儿童心灵中达成任何目的，而仅仅是要创造一种秩序，”[7]（P24）为实现教育的目的创造条件，作为管理的主要措施有：威胁、监督、命令、禁止、惩罚、权威和爱；教育性教学是培养学生德性的核心，它以知识的学习和掌握来影响学生德性品质的培养，其目的是培养学生平衡的、多方面的兴趣（这些多方面的兴趣分为经验的兴趣、同情的兴趣、对事物的联系与规律性的思辨的兴趣、对真善美的审美兴趣），通过对学生平衡的、多方面的兴趣培养，使他们形成思想的范围，产生坚强的行为意志；训育是一种持续的诱导工作，它通过交际、榜样等方式启发使学生道德性格的力量得到积极的发展，也可以采取抑制、惩罚、赞许和奖励。[7]（P17―18）由此，赫尔巴特把“德性可教”这一伦理性命题从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结合上做出了系统而完整的阐述，使“德性可教”具有“灵活性与普遍存在的可接受性，适合于男女老少，任意地存在于贵族和平民身上”，[9]（P41）从根本上改变了德性的培养模式，使德性教育问题由伦理学全面转向了教育学，奠定了“德性可教”的教育学基础，使“德性可教”的思想更加完善。
三、现代心理学对“德性可教”命题的科学证明
无论古希腊哲学家还是近代哲学家对“德性可教”的认识都是通过思辨的形式在形而上进行的，是一种思维推理。这种思维模式使人们从理性自觉的层面上来解释人的道德行为产生，并一直以理性维系着命题的存在，实际上并没有实证的依据，这使“德性可教”的思想一直面临着质疑。现代心理学产生以后，许多学者带着疑问从实证的角度，运用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或大量的科学观察、个案访谈、测试和数字统计等科学的方法对“德性可教”的命题进行了心理学的证明。
现代心理学对“德性可教”的证明开始于行为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认为，“人类行为中所有那些似乎像本能行为的方面，实际上都是在社会中形成的条件反应。”[8]（P228）一个个体行为模式是通过两条途径发展起来的，基本的途径是学习，第二条途径是通过成年时代还保存着童年时期的行为模式的作用。[8]（P242）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J .B. Watson）甚至还提出要用实验伦理学来代替以宗教为基础的古老的、思辨的伦理学的计划。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斯金纳（B. F. Skinner）还在“斯金纳箱”中进行了大量的动物实验用以证明“强化”是各种行为塑造与控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并指出只要我们把握“强化”这一手段，运用恰当的强化物，组织适宜的强化序列，就可以控制产生我们所期望出现的行为，避免不期望的行为。行为主义心理学对人的行为的这种解释为我们准确理解人的行为产生的机理和掌握行为的控制与塑造途径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从而摆脱了虚构的古老的神话、宗教和神秘主义对人的德性形成的影响，使德性的实践性变得清醒起来。社会学习理论的奠基人班都拉（A .Bandura）指出除了行为主义心理学所强调的自我经验以外，间接经验、替代性的观察学习也是人们获得行为模式的重要途径，由观察而获得的经验会贮存在观察者的“行为库”中，一俟环境适宜就会再次表现出来，因而被观察对象的行为反应及其后果对观察者同样有效。[10]（P190）认知主义心理学家柯尔伯格（L. Kohl berg）采用对偶故事和两难故事问答测试的方法对居住在27个国家的数百名青少年进行了长达20年的跨文化追踪调查比较研究，发现人的道德意识发展过程存在着不受种族、文化和地域差异影响的内在的阶段性、秩序性，这种阶段性和秩序性可以具体划分为递进发展的三个水平、六个层次，个体道德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不可逾越的，后一阶段的发展以前一阶段为基础，处于特定发展阶段的个体能够理解或对相邻的较高阶段的问题有兴趣，而不能理解更高阶段的思维方式和问题解决的方式，要促进个体道德认知水平，首先应了解其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进而通过讨论、对话等形式引发其对较高阶段道德思考方式的兴趣，从而促进其向更为成热的道德认知水平迈进。[10]（P140）
心理学进入教育学，使“德性可教”的命题有了科学的基础，真正成为了一个科学的命题，教育对人的德性形成和发展干预更具有说服力。从此以后，对“德性可教”的命题的探讨不再争论命题本身是否成立，而是主要集中在“教什么”和“怎样教”等命题的核心问题研究上。
四、对“德性可教”思想的反思
从历史演进中我们可以看出“德性可教”的思想经历了一个由“德性先验论”到“自然生成论”再到“教育生成论”的艰难变化过程。这一演变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德性可教”在哲学、伦理学、教育学的学理上是可能的，在心理学上是有科学根据的，我们必须要坚信它。同时，在现实的德育实践中，我们必须坚持以下基本思想。第一，德性教育必须坚持以正确的价值引导为基础。德性显然不是“天”赋予人的，不是人固有的“善”的自然生长或固有的“恶”的矫正，而是人在后天的教育、学习和实践活动及交往活动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通过人格自觉予以获得和改变。后天的教育、学习和实践活动及交往活动对人的德性培养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在任何时候，我们要把对学生的正确的价值引导放在首位，通过坚持不懈的正确的价值引导使学生的德性在良好的价值观基础上健康的成长。目前，在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和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不少学者信任和支持“德性自然生长论”的观点，在德育中，放弃了对学生必要的价值引导和行为规范的养成，已经背离了“德性可教”的精神实质。对这种早已被已往思想家所抛弃的观点我们要予以分析和批判。第二，德性教育应该以人类的美德为基本内容。在对“德性可教”思想论述中，无论是古希腊哲学家，还是近代教育家，或是现代道德哲学家，他们都将人类的美德作为“德性可教”的基本内容，都主张通过人类美德教育，使个体能够维护自己及人类的生命价值，增强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使人的生存更幸福，更美好，使人类社会更稳固，更和谐。用先贤的话来解释“美德”，它其实就是一种“善”，“德性可教”就是教人“向善”和“求善”。所以，我们要以“善德”为基础来重新构建我国德育内容体系，使德育回归到人类“善德”教的轨道上来。第三，德性教育应该以人类的理性为统率。人类的道德生活是一种理性的生活。如果没有了理性，人的德性就会摇摆不定，人的道德生活就会失去方向而停留在感觉生活的范围之内。德性不单纯以人的意识为存在形式，还以人的行为为其表征，它既指向人的现实生活，又指向人的精神生活，既有特定的实践价值，又有丰富的精神价值，它以理性为基础，以情感为动力，以教育为途径。所以，在道德教育中，讲情感、讲体验、讲活动，更要讲理性，用理性和理智来驾御人的德性培养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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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美）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
哲学家的思想和认知范文6
【关键词】康德 认识论 理性主义 经验主义
康德认识论诞生于18世纪的德国，其理论的源头主要是近代欧洲哲学。一般说来，近代欧洲哲学分为两系，即所谓理性主义（Rationalism）与经验主义（Empiricism）。就其基本倾向而言，理性主义主张知识可由理性自身演绎出来，且只有这样的知识才是绝对权威，具有必然性，而经验性知识则不能消除其偶然性，因而不甚可靠；经验主义与之相反，认为单凭理性自身的概念，推导出的往往是虚幻之物，只有从经验中认真归纳总结的知识，才具客观有效性。
一、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的兴起，颇得益于数学（几何学）的推动，作为理性主义鼻祖的笛卡尔，本身即是一数学家。笛卡尔深感数学真理及其方法的普遍有效性，便将数学式的“明晰性”立为真理的标准。这样的真理显然并非从感性经验中归纳得到的，而是理性自身所具备的。笛卡尔按照这种思维，进而将所有固有知识都悬置于怀疑之下，得出一结论：没有一样东西具有真实性。就在一切似乎都已跌入深谷之际，却又峰回路转，他发现有一点是不可再怀疑的，此即“怀疑”活动本身，亦即思想。如果我们连“怀疑”的思想本身都加以怀疑，不是正好证明了“怀疑”的实在？笛卡尔因而得出其著名命题：我思故我在（I think， therefore I am）。“我思”与外在经验无涉，却如此清晰，是不可否认的，不然就会产生矛盾。笛卡尔进而又认为，单凭我思，还不足推出外界，须先证明上帝存在，其证明的方法就是上帝观念的明晰性：人心中的“上帝”全知全能、至善至美，这个观念如此高明，绝非单凭感性资料所能创造，故而应该认肯上帝的绝对自存性。笛卡尔的这种推理极大地影响了其追随者，但是“他虽然有精心思考过的怀疑主义思想，他却相信理性有能力把握确实的知识，从这个意义来看，它是一个独断论这”。
紧接着笛卡尔上场的理性主义哲学家，是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斯宾诺莎有感于笛卡尔上述推论的疏略，他便不从思想而直接从上帝入手。斯宾诺莎认为哲学推论须先确立一自足、自在、自存的实体，而这样的实体，便是上帝。上帝有无限属性，思想（心）与广延（物）是其中我们所能知道的两种。这样，上帝就逻辑地包含了一切事物及其属性，由此世界的必然性就得以确立。莱布尼茨哲学也从实体开始，但有别于前人，他的实体是“单子”。莱布尼茨的“单子”是精神、灵魂，上帝也是一种单子，同时又是其他单子的创造者。而为了解决心、物之间的因果联系，莱布尼茨提出了“预订和谐说”：上帝已预先安排了世界的一切活动，所以事物才呈现一种和谐，而人们以为的因果关系其实是俗见。上帝创造单子时，已预定了其活动的规律，这即是莱布尼茨提出的“充足理由律”与“矛盾律，前者是世俗因果的保障，后者则是形式逻辑的原则。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哲学都肯定宇宙的逻辑必然性，有浓厚决定论色彩，但都把宇宙都K极依据指向上帝，并对之加以分析、描述，这种独断的形而上学，曾在欧洲风行一时。康德时代的德国哲学，以莱布尼茨为典范，其时使用的哲学教科书，也多根据莱布尼茨的观点编写而成，甚至后批判时期的康德本人也不例外。康德始终服膺理性主义对普遍性的追求，却很快从这种独断论迷梦中惊醒，要了解个中缘由，便要转到经验主义的历史。
二、经验主义
经验主义传统开始于培根，他奠定了经验主义的基本倾向：重视经验、推崇归纳，并反对笛卡尔的“天赋观念”。后来的洛克说的更明白：人心本是一片白纸，上面并无任何观念，真正的知识都是来自经验归纳。洛克的这种思想对理性主义有廓清之力，但同康德哲学联系更密切的经验主义哲学家应属贝克莱与休谟。贝克莱认为，物在心外，视觉并不能直接认知物，而心只能到达物在我视觉中的表象，故所谓“外物”，不过是人心中的“观念”。若没有心的感知，就无观念，没有观念，就没有物。物的观念依心的感知而存在，无人知觉时，物便不存在，由此贝克莱得出一著名观点：存在即感知（to be is to be perceived）。贝克莱哲学违背常识，但人们又颇难反驳，直到康德建立其“先验感性论“，这个问题才得以解决。但康德哲学与贝克莱有相似处，即两者都不把现象当做绝对自存的实在。《纯粹理性批判》出版后，有人甚至说康德是贝克莱主义，康德自然予以否认，并称自己是“形式观念论”，有别于贝克莱的“教条主义观念论”。
据康德说，“首先打破了我教条主义迷梦，并且在我对思辨哲学的研究上给我指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的哲学家，是休谟。休谟是第一个详细分析人类理解力得哲学家，他把哲学家的职责喻为知识的清道夫。理性主义哲学家并未对理性的能力先行评估，而是一开始便肯定理性自身足以建立形而上学，证明上帝存在、灵魂不灭、意志自由等命题，而这些命题便是休谟所要清理对象。休谟对理性能力的怀疑，给了康德极大刺激，康德宣称自有形而上学以来，“它所遭受的没有什么能比休谟所给予的打击更为致命”。与以往经验主义肯定归纳法不同，“休谟的怀疑论完全以他否定归纳原理为根据”，他进而将怀疑的矛头指向了因果律，仅将其看作是人的思维习惯，而绝无必然性可言。
由是观之，理性主义主要强调人类认识中的先天能力，而经验主义却着重于认识中经验成分，两派并非水火不容，只是没有找到一个可以调和的平台与观念。康德区分先验与经验两个概念，便适地将两者的合理内涵结合而调节了，并由此成就了其先验观念论。
参考文献：
[1]〔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