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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中的女性地位范文1
关键词 明清 仕女画 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J205 文献标识码：A
仕女画作为中国传统人物画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在人物画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对中国传统人物画的研究也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以年轻美貌的女子为塑造对象，运用中国画的笔墨技法表现出了具有独特艺术价值的女性形象，为读者传达出特定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内涵。
六朝时期的仕女画主要服务于封建道德，唯一的创作目的就是“成教化，助人伦”，它表现女性的品德操行，宣扬封建礼教，其时的女性形象特征表现为秀骨清像、超尘脱俗。到了唐代，仕女画的发展达到高峰。众所周知，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人们对女性审美的标准是“额宽、脸圆、体胖，雍容富态，健康自然”，反映到绘画当中便是“容貌艳丽，气质高贵，体态丰肥，表现出一种盛唐气象”。宋朝时期，封建礼教的深入和程朱理学的兴起，使社会风气变得谨小慎微。此时的仕女画画风沉稳工致，线条法度严谨，人物形象娇小端丽，身材瘦削，体态轻盈，结构严谨准确。元代以后，画坛被文人一统天下，仕女画难以进入文人的视野，因而元代仕女画数量锐减。从整个仕女画发展史来看，宋元时期是仕女画风由晋唐古典风格向明清以后世俗风格的转变时期，有着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
1明清仕女画女性形象特征
明清时期，由于人们世俗生活的丰富，市民文艺的泛滥，明清仕女画在形象上以世俗风尚为导向，以适应世俗的要求。在“阴柔为美弱为用”的审美思想指引下，“脱去脂粉华靡之气”而不失“静女悠闲之态”，成为明清仕女画塑造形象的标准。
“鼻如胆，瓜子脸，樱桃小口蚂蚱眼；慢步走，勿乍手，要笑千万莫张口”是明清时期民间流行的关于美女标准的口诀。“瓜子脸”“樱桃小口蚂蚱眼”，不仅突出女性面部的柔弱、消瘦的特征，而且以“慢步走，勿乍手，要笑千万莫张口”来进一步强调女性在行为动作上的弱不禁风和束缚性。明清仕女画不仅在面部和举止动作上营造阴柔、羸弱的特征，而且在女子的发式、服饰等细节方面也充分表现此主题，以起到衬托作用。从发式上来看，明清女性选择性地继承了以往历代凤髻、蝉鬓和堕马髻。由于凤髻、蝉鬓和堕马髻所具有的风流飘逸特征正符合了仕女画所要求的气质，此类发型才在明清仕女画中流行。”在服饰方面，明清仕女画家也做足了文章。在塑造女性柔弱形象的同时也着重突出服饰的飘逸性，服饰质地轻薄如纱，衣带随风飘扬，以突显女性的肌不胜衣、弱柳扶风的气质。如文徵明的《湘君湘夫人图》，虽然湘君、湘夫人是传说中的人物，服饰没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但可以看出作者是根据自己生活的时代特征而塑造了人物形象：湘君、湘夫人宽袍大袖、衣带飘扬，形体上纤弱瘦削，体态上风姿婀娜，神情幽怨，给人一种一尘不染、飘飘欲仙之感。
2文化内涵
明清仕女画中的女性形象所表现出阴柔羸弱、神情忧郁的外在特征，与当时社会形态和文化背景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具有深层意义上的文化内涵。
2.1儒家文化下的男性审美观
在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儒家思想始终居于传统文化的核心地位，而“三纲”“五常”等人伦规范则又是儒家一切伦理秩序的核心，其中男女、夫妇关系是最为基础的规范。儒家奉行的女性理想人格在明清时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在这种男尊女卑、男外女内的观念影响下，“女性”这个主体被社会大众忽略，社会是男性的社会，男性的审美观就是全社会的审美观。《女教篇》规定女子“勿出中门，勿窥穴僚，勿越墙垣”，甚至用“缠足”这一惨无人道的肉体摧残来限制女性参与社会活动，把女性完全禁锢在一个狭小封闭的庭院之中。社会对女性的人格尊严的摧残，男性对女性“三寸金莲”的畸形的审美情趣被视为女性人格美、女性道德行为的重要衡量标准。男性对女子依附、卑弱、顺从等儒家人格的极力推崇及其自身对女性畸变的审美心理，造就了明清时期社会大众对女性形象的审美标准是眉目清秀、瘦小娇弱、阴柔忧郁、“倚风娇无力”的弱女子形象。
2.2文人士大夫的“以女自况”
儒家思想中的女性地位范文2
【关键词】中国文化；传统元素；服装设计；应用
中华民族传统的服饰文化内容丰富，它是由我国56个民族的传统服饰文化共同融合、发展而形成的。总体来看，我国的传统服饰款式多样，种类繁多。当前，我国的服饰文化也融入了外来文化元素，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但传统文化元素仍然占据着重要位置。在服装设计中融入传统文化元素，已经成为很多设计师创作的重要方式。
一、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及传统服饰的特点
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并渗透在人们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判断与审美取向，同时也为艺术工作者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灵感。我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包括儒、道、佛三家文化的思想精华。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尽善尽美”的思想；道家文化的“宁静致远”“天人合一”等理论在中华文化中具有深刻的影响。其中，有些思想已经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积淀下来，成为民族文化与审美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特定符号，由于其具有独特的象征意味，常被人们广泛运用。例如，龙与凤的形象常常相伴出现，以表达“龙凤呈祥”的良好寓意。龙凤的图案常被用在婚礼的服饰、配饰设计中，寓意夫妻和谐、生活美满。寓意美好的图形、图案还有牡丹、麒麟、喜鹊、云朵等。这些图形、图案带有鲜明寓意和民族风格，成为独特而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是丰富而精深的，且内容与表现形式多种多样。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可以为现代服装设计注入新的内涵与活力。中国传统的服饰主要有两种基本形式，分别为上衣下裳式和衣裳连属式。这两种形式主要采用平面直线的裁剪方法，外形上强调纵向感觉，从衣领部位开始自然下垂，常用较长的衣袖、宽大的轮廓、筒状的裙袍来装饰人体。在服装面料方面，我国最早使用的是葛布和麻布。图案的种类丰富多样，有花卉、飞禽走兽、几何纹样，具体与抽象、夸张与写实的手法相互结合。色彩方面，我国传统服装由于受到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的影响，讲究含蓄、简约，主要有黑、白、青、红、黄等颜色。这几种颜色被视为正色，其余颜色则被视为间色。在色彩搭配方面，高艳度、强对比是较为传统的配色方法，这种强烈的色彩对比使服装产生浑朴大方、富丽堂皇的感觉。另外，在中国民间人们对于蓝色有着较为明显的偏好，因为蓝色较为素雅，与黄种人的肤色相互匹配，可以产生柔和的色彩对比效果。在技艺方面，多采用平面比例进行裁剪，常是宽衣博袖，具有悬垂飘逸、自然流畅的感觉。在细节的装饰工艺方面，传统服饰多采用镶边滚边、刺绣、嵌、盘等工艺，以体现社会礼仪的要求。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的着装观念注重服装的社会伦理功能，中国人的穿衣风格始终透露着一种东方式的矜持。通过宽大的服装尽可能地遮盖人体，以达到儒家含蓄、中庸的道德要求。
二、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重要性
我国传统文化元素对于现代服装设计具有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传统文化元素为现代服装设计提供了创作的源泉
服装设计是艺术创造的结晶，它既反映了人们一定的审美心理，同时也体现了设计师的主观能动性。服装设计将人的创造力转变为现实中的产品，丰富并发展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同时，服装设计来源于特定的文化，我国的传统文化为服装设计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灵感。服装设计植根于社会生活与社会文化，体现出独特的民族性与地域文化特色，它是传统文化、地域文化与审美思想的结合体。设计师在进行设计创作时，会通过书籍搜集大量的图案资料，并深入生活寻找最为原生态的第一手资料，通过消化吸收，将其运用到服装设计中。在学习与借鉴的过程中，设计师将最初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对传统文化进行再创造。这个过程要求设计师提高对传统文化的艺术鉴赏力，开拓审美视野，在进行创意设计时将传统文化的原创性和当今时代的审美价值联系在一起，使二者互通、互融，相得益彰。传统文化元素，尤其是传统的服饰元素是现代服装设计的原型，也是最具有原创性的艺术，它为现代设计的创意提供了丰富的设计灵感。
（二）传统文化元素为现代服装设计奠定了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厚的底蕴和丰富的内涵，融合了无尽的历史文化精华，保留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文化基因，符合人们传统的审美文化心理。我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基础性地位已经被广大设计者所认可。设计师在不断增强自身艺术涵养、提升知识水平的同时，通过广泛涉猎传统文化的背景知识吸收、借鉴传统文化精华，并在传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达到古为今用的效果。
（三）传统文化元素使现代服装设计彰显民族性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国外的服装文化与款式对我国服装设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服装设计也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是，“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现代服装设计中运用传统文化元素，将会给现代设计增加文化附加值，并增添无穷的魅力。在当前的服装设计中，越来越多的国内设计师意识到了服装个性与品牌的重要性，盲目模仿国外的设计难以获得长远的发展，应该将本土的传统文化元素应用到现代服装设计中。因此，如何把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设计有机融合显得尤为重要。
三、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对于现代服装设计的影响和作用不言而喻，其应用与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传统色彩的应用
我国传统色彩体系主要包括黑、白、黄、红、青、绿等，它们是国人的服装、生活用品主要的色彩参考标准。其中，红色是典型的能够代表中国的颜色，象征着喜庆、吉祥，在服装和灯笼、剪纸、中国结等传统工艺品方面均有着广泛的运用，人们亲切地称之为“中国红”。此外，黄色的使用范围也较为广泛。中国古代帝王的龙袍均使用黄色作为主色，象征着身份的尊贵。另外，黑、白、青、绿色在中国民间的应用也较为普遍。设计师对于色彩的创新是以感受、体验、领悟为前提条件的。设计师应当对色彩有所领悟，有所发现，并有所创造，既要灵活运用传统的色彩，又要与时代潮流的发展趋势紧密结合。在对色彩再设计、再创造的过程中，设计师应当从传统出发并有所突破，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色彩的表现能力。
（二）传统图案的应用
我国传统文化为现代服装设计提供了丰富的图案元素，例如龙、凤、牡丹、祥云等。这些图案传达了人们的思想情感与美好希冀，例如追求吉祥、喜庆，追求长寿、富贵，或是传达女子的婉约与美丽。现代服装设计者可以灵活运用这些经典的图案来表现民族文化特色，并展现出时代精神。通过研究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图案，并提炼出特定的文化内涵与精髓，设计师可以将这些传统文化元素巧妙地融入到现代设计作品之中。同时，通过把传统图形、图案等一系列元素进行重组，使其既保留传统图案的特点，又具有现代设计的神韵，能够有效地表达出某种特定的情感与思想。例如在女性的旗袍设计之中，设计师常会运用牡丹、祥云等图案。牡丹代表大气、尊贵，符合女性的审美追求；祥云的图案具有线条美，简约生动。
（三）传统服装款式的应用
中国传统文化在发展的过程中，儒家思想占据主要地位。因此，我国传统服饰的款式与形制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注重礼仪，讲究中庸之道，中国古代的传统服饰主要以宽博为主要特征。服装款式方面尽量遮盖人体的线条，给人以垂直感、连贯性和浑然一体的感觉。例如汉服、唐装，其款式均较为宽松，给人以优雅、含蓄之感。除了在款式方面的设计具有宽大之风格外，更多的是通过运用传统的领、扣、衣襟等局部细节设计来加以突出。在现代服装设计中，仍然有对于中国传统服装局部设计的借鉴。较为常见的是将中式服装的立领、盘扣或门襟等因素生动地再现，来展现设计者的艺术追求与艺术风格，让人一眼就能领略中国传统服装的精髓所在。同时，通过结合西方服装体系中以人体为根本的合体裁剪，能够更好地展示东方人优雅、含蓄的特点。
结语
中华民族具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这些传统文化元素对人们的生活、学习、创作形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宝贵的传统文化资源，为设计师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灵感。正是因为如此，设计师在创作时应学会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我国传统文化元素蕴涵着中华民族普遍认可的文化基因，是现代服装设计的灵感源泉与文化根基。我们应当认识到传统文化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重要价值，并将其传承与发扬。只有依托传统文化，我国的现代服装设计才会具有民族特色，才能在世界服装设计中独树一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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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中的女性地位范文3
关键词：婴宁；女性视角；“自我”与“他者”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文学花意象则寓含着丰富文化密码。杨义《中国叙事学》说：“叙事作品之有意象，犹如地脉之有矿藏，一种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密码的矿藏。” [1] （P267）花的语意，除草木开出的“精华”之义外，还可泛指能开花供观赏的草本、木本植物；有由其美丽、脆弱依附于草木、不能经风雨之自然特性引申出来的比喻义，即美女或女子。《婴宁》中，蒲松龄将花与婴宁处处映衬，是将女性与花相比附的文学无意识决定的创作倾向。因此，婴宁与花的美学关系也应在此两意中领悟。未嫁之前，有婴宁处皆有花，花与婴宁交相辉映，此时，花有“精华”之义，美丽自然的花朵是山野婴宁的美丽纯真之象征。而面对王生时，婴宁之“捻花”、“种花”，则是婴宁对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对男性依附性地位的无意识体认和有意识自我拯救。花，是婴宁的镜像，从自我到他者。古代传统文化语境中，女性的笑，因涉嫌性感和性主动而受到文化的规训，“男虽贱而为阳，女虽贵而为阴” [2] （P171），“哭”属于阴性，意味着示弱、委屈、渴望爱，因此，能让男性以强者的姿态介入两性的关系，“哭”被建构成女性的文化特质。《红楼梦》的“还泪”神话是男性对女性被文化规训的弱者特质先验式的理解。与男性作为强势性别应该控制眼泪的文化规训相反，女性在男权社会中获得了哭的合法性，女性的哭既是一种他者话语的表达，也是自身被压抑生命的宣泄和悲悼，婴宁从“笑”、“不笑”到“哭”的历程，是女性被男权社会规训后的“自我”沦陷和“他者”形象浮现的历史象征。
一、婴宁的身份体认和自我拯救：从山野之花到庭院之花
（一）女性与花的镜像关系
由于女性在男权社会的身份地位，女性自己也加入了奴化征服女性的队伍，号称“女教”经典的《女诫》、《内训》、《女论语》和《女范捷录》自觉地构建着“贤妻良母”、“贞妇烈女”的封建社会的女性文化。因此，在这样的文化境遇中，在狭窄的闺阁空间，女性或文学中的女性，往往会认同男性的花喻传统，男性诗词中咏花、叹花、惜花，如果自身是抒情主体，则所咏之“花”并不仅为枝头之花，而多为开花之草木（如《爱莲说》）；男性以物言志立自身高格，或表达伤春悲秋之时间流逝之感，家国之痛，更多是为自己有才华却不被重用的叹惋。女性则以花喻貌，以花开花落寓意青春和爱情的绽放和凋零，咏花时体认、叹惋和悲悼自身的命运。
（二）婴宁的身份体认和自我拯救
蒲松龄的写作就在这样的文学传统和语境中展开，《聊斋》中《葛巾》、《黄英》、《荷花三娘子》、《香玉》、《绛妃》写花妖、花神，花幻化人形而多为女，花之主宰神为女神，体现的就是花与女性的移情、联想、隐喻、象征思维传统。因此，婴宁之与花相亲，是自然之美，亦是人文景观，婴宁之“捻花”、“种花”是对自己女性身份的体认和自我的拯救。
1、“捻花”：山野婴宁的待嫁姿态。第一次与王子服见面，婴宁手拈梅花，一笑后弃花枝于地而去，王子服捡起花枝视若至宝。此时，山野婴宁不知人间女性生存之悲剧，因此，面对山野之花，她只知花开之欣喜而无花落之悲叹，关注的只是花开，手捻杏花，念叨的是“看碧桃开未？”山野之花，定然名类繁多，但蒲松龄却只选择了人间之最常见者，婴宁手拈的梅花、杏花，成为待嫁婴宁的隐喻，而“桃花开未”意味着“之子于归”，婴宁势必要离开山野和母亲，“归”于人间的王子服 ① 。
2、“种花”：庭院婴宁的自我拯救。来到王家后，长于山野的婴宁的率性和纯真开始受到挑战面对“伪”的压力，她需要释放自己的真实天性，拯救自己的危机。婴宁化外之境的生存已经完结，“花木四合”的故居已经“庐舍全无，山花零落”。“山花零落”后，“种花”是婴宁对自己面临的社会身份转换进行的认同，也是拯救和释放自己天性的举措。既然已经被“摘”到王家，那么她的选择是什么，等待枯干？还是在新的角色中重生？婴宁的选择是后者，因此，她“爱花成癖，物色遍戚党；窃典金钗，购佳种，数月，阶砌藩溷，无非花者。”在王家的可种处皆种花，不惜重金求购各种花卉，是她想扎根王家适应社会过人间生活的隐喻，是她的本真天性借以抵抗人间之“伪”的压力的手段，也是她想将王家的空间改造成适合自己天性的空间的努力之外现。木香花可以爬出庭院，婴宁却不可以出墙，王家的庭院取代了婴宁原来的山野空间。开于庭院的繁花，是婴宁在自我沦陷时的抵抗。
二、婴宁自我的沦陷和“他者”浮现：“笑”—“不笑”—“哭”
无论男女，咿呀学语的婴儿期都亦哭亦笑来传情达意。但是在古代儒家思想的文化规制中，根据社会文化的分类原则将男性建构成“阳”性，一切阳性的事物成为男性的文化专属，“笑”属阳性，成为作为强势性别的男性表情特点。日常交际，男性不能“长太息以掩涕兮”，除非为国为民为英雄为知己，即便面对死亡，也要有“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豪情。而“哭”则成为阴性的女性的主要特征，因此，女性的笑被限制到了最小的空间范围和最低声音的限度。《闺门女训》中说“嬉笑人轻贱”，《女小学》中说“笑不露齿”，《妇诫》在解释“妇功”时说“宁心纺绩，不好戏笑”，《女诫》中说“莫高声大笑”。因此，女性“罔不笑，须有时”，如果不顾场合和情景的局限，只知嬉笑，则近乎是“放肆”的“恣语”。
汉以后的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古代社会，男女的主要活动空间有了明确的区分，男性属于公共空间，女性（青楼女子除外）属于私人空间，女性的交际也多局限于私人空间，家庭中的女性与家庭空间之外的男性没有社交的必要。
“墙”是空间分割的标志，“墙内”空间是男性的权力辖区，“墙头”是权力边界的敏感地带。古代社会，男性才有拥有空间和空间辖区内的女性的权力，女性则不能逾越男性的空间。墙外的男性对墙内见闻形声的女性心怀浪漫情愫和欲望是非常自然的现象，文学史上有不少这样的文学作品。东坡《蝶恋花》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元代马致远有杂剧《墙头马上》，《聊斋》里也有不少这样的故事。普通女性失去了公共空间活动的自由和权利，使得女性的“笑”的诸种情感表达蜕变成表达性感和好感的方式，故青楼成为“卖笑”和“卖笑”的场所。“墙头”作为空间边界，成为引发男女之间的浪漫或悲剧的敏感地带。
（一）“笑”：婴宁的“恣语”自我
“笑”，是婴宁最丰富最擅长的语言，是她为狐母所生、鬼母所养“言少教诲”、“少教训”、未被封建社会的女规范的“恣语”。她不分场合、不分情景、不分何人，一律以笑示人，想笑就笑，“大笑”、“微笑”、“憨笑”等笑态之丰富，此前文学史上之未见。“笑”是狐女婴宁尽情表达自己情感的渠道、社交的基本方式。她对笑的理解是本质和纯粹的，认为这是快乐友好，会让人开心从而悦纳她。从自在的山野空间到初到王生家中时，虽然婴宁身份已经转换，但是，婴宁以“笑”为社交的主要方式尚未逾越合法空间、未受到道德挑战。因为，婴宁没有跟除王生之外的男人笑。吴生来王家时，婴宁“避入室”，在王母的命令下，婴宁对吴生“才一展拜，翻然遽入，放声大笑”，她没有跟深知自身底细的吴生笑，就到了自己的房间。因此，在鬼母、婴宁的山野空间和王生的空间内，婴宁的恣意大笑都被最大程度的接纳了。
在女性的空间限制语境中，女性的空间越界是女性道德越界的表征，因此，西邻子理解空间越界的婴宁的笑，也是越界的。婴宁的空间越界，发生她在攀登到围墙上摘木香花时，被西邻子看见，“凝注倾倒”，婴宁“不避而笑”，西邻子“谓女意已属，心益荡”，“女指墙底下笑而下，西人子谓示约处，大悦。”于是发生了后来的事故。婴宁“避”吴生，大抵与吴生知晓婴宁的身世有关；“不避”西邻子，大概是出于邻里友好。婚后，婴宁对于与王生的房中事能“殊密秘，不肯道一语”，说明婴宁已经明了性的隐私性和专属性。但她不知道“笑”和性之间居然有这样的联系，因此，她的“不避而笑”引起的西邻子的态，在她看来就是对她友善态度的侮辱！之前，婴宁摘木香花时，王母“时遇见，辄诃之”，对婴宁的攀高进行教训。在王家的庭院中，婴宁没有放弃她少女时代的攀高爱好，虽然被王母呵责，她却“卒不改”，她已经因结婚而放弃了她的山野，她渴望在王家的空间内有最大的自由，谁知，在王家空间边沿的攀高而笑也会招来麻烦。婴宁“不避而笑”、“指墙底下笑而下”这两笑都是越界的，但都是婴宁无意和误会的越界。
（二）“不笑”：婴宁话语转型过程中的”失语”
封建社会对女性笑的禁忌其实就是禁忌女性的性主动姿态和诱惑男性。波伏娃在《第二性》说：“女人一开始就存在着自主生存与客观自我——‘做他者’的冲突。人们教导她说，为了讨人喜欢，她必须尽力去讨好，必须把自己变成客体；所以，她应当放弃自主的权利。” [3] （P263）面临西邻子事件的严重后果，王母的教训，婴宁认识到，“过喜而伏忧”，必须“做他者”，否则，她将会失去自己最爱的王生，也会让鬼母失望。于是她“由是竟不复笑，虽故逗，亦终不笑”。婴宁笑声的消失，是她终于向现实社会的妥协，也是她符合天性的自我表达的“失语”。
（三）哭：婴宁在“他者话语”中悲悼和认同“他者”身份
古代儒家文化尤其扼杀女性主体性，女性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对于女子而言，最大的事莫过于爱情与婚姻，春秋时可以私奔不禁，汉代就难能自己做主了。女性的身体自由被儒家文化制约，因此有“离魂”故事。“哭”之于女性，这种合法的情绪宣泄模式，从文化心理而言，也是女性对自己在男权社会中的他者地位的悲悼和宣泄。从古至今的哭嫁风俗就是女性这种悲情的仪式化呈现 ①。
但明伦以男性视角来看婴宁，评婴宁之“不笑”曰：“笑已成功，何必复矣”，认为婴宁利用笑达到了让王家亲友悦纳自己的目的，可以不必再“憨笑”了。西邻子事件后，婴宁转变了以笑为人间生存的策略，代之以“不笑”，“不笑”是她面对女性困境作出的选择，而“哭”，从作者的男性视角来看，是“我婴宁”经历西邻子事件后的“不笑”期、终于习得了人间女性传情的主要渠道。但我们从女性视角审视，却发现这是婴宁身份意识觉悟后的悲悼，也是她适应男权社会、建构自己身份、使用“他者话语”的真正开始：
一夕，对生涕零。异之。女哽咽曰：“曩以相从日浅，言之恐致骇怪。今日察姑及郎，皆过爱无异心，直告或无妨乎？妾本狐产。母临去，以妾托鬼母，相依十余年，始有今日。妾又无兄弟，所恃者惟君。老母岑寂山阿，无人怜而合厝之，九泉辄为悼恨。君倘不惜烦费，使地下人消此怨恫，庶养女者不忍溺弃。”
婴宁“涕零”、“哽咽”着说出的这段话，研究者少有注意，或者仅从婴宁懂得了孝道角度予以阐释 ①，人们多关注婴宁“笑”、“不笑”的象征内涵，婴宁的“涕零”、“哽咽”，其实混含着复杂的情绪，有感激、有委屈、有悲楚、有怜惜、有渴望。“涕零”、“哽咽”以及后文中对鬼母尸体的“抚哭哀痛”，是婴宁对过往自由生活的祭奠，是婴宁跟过去告别、建构自己符合当时社会语境女性身份的开始，是婴宁由自然法则进入社会法则、由自由少女变为符合社会规范的的沉痛的、象征性的仪式。
1、为自己的女儿身份而哭
（1）哭自己为狐母所生。狐在中国早期为祥瑞之征，相传大禹之妻就是九尾狐涂山氏，而汉代以后，狐精的祥瑞地位一去不返，成了、狡诈、祸国殃民的代名词。婴宁为狐母所生，当她使用了母亲遗传给她的“特异功能”之后，造成了西邻子死亡的严重后果，西邻翁到县宰处告发她的“妖异”。她明白了人间对有法术的狐狸的不待见，她终于明白她父亲“病瘠死”后，狐母希望父亲的家人能够收留她，所以将她“绷卧床上”，“家人尽见之”，却没有人管她。父亲死后，狐母自己常来照顾女儿，但父亲的家人还请“天师符黏壁间”，于是狐母只得将婴宁带走，送给鬼母抚养。
原来由于母亲的异类身份，自己从出生开始，在人间就是不受欢迎的。狐母留给自己的血缘不是人间认可的，在人间，如果她不隐藏起狐性，她将被看做妖异。她能重回人间，并且得到王家这样的好归宿，全是因为鬼母的精心安排。
（2）哭自己的女性身份。在人类历史的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社会生存权则处于劣势。因为女性在婚姻中被交换，陪嫁风俗使男性成为家族势力壮大、财产增加的力量，而女性则使家族财产遭到损失、从而削弱家族势力的祸患，因此控制女性成活率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存在过 ① 。清朝人口增长很快，不少女婴出生时就遭溺弃 ② 。
跟鬼母相伴的岁月中，婴宁并不知晓这些。原来很多女孩子在来到人间时，就是不受家庭欢迎的，不少女婴来不及看清父母就被溺弃。物伤其类，因为明白了自己儿时未被鬼母收养前的悲惨境遇，婴宁对与自己一样生理性别的女婴寄予了深深同情，因此，她希望王子服能帮助她，承担起一个类似秦氏儿子的责任，将父母合葬并历年祭扫，让生女者看到女孩对于父母养生送死责任的担当，从而使轻视女婴、溺弃女婴的社会风气有所转变，女孩的命运也许就会变得好一些。“老母岑寂山阿，无人怜而合厝之，九泉辄为悼恨。君倘不惜烦费，使地下人消此怨恫，庶养女者不忍溺弃。”婴宁的泪水，也为被父母溺弃的女孩而流。
西邻子事发，婴宁被讼，居然是王生而不是她自己出堂，因为她没有这样的政治权力。婴宁认识到：女性不仅没有男性的空间自由，也没有男性的政治权利，女性必须依附于男性。并且婴宁领悟到，自己没有经济权利即财产权。“子妇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 [4] （P461），女性须“三从”，因为女性的一切都在她亲近的男性的庇护之下，因此，女性只能以“四德”来顺应男性的需求，并因此得到男性的庇护。
她明白了女性应该以弱示人，她因鬼母事有求于王生，未言先涕零，是因为婴宁认识到，鬼母必须跟父亲合葬，但是作为女儿，自己居然没有能力去直接做到这一点，这个权力和能力属于男性。所以她哭着跟王生诉以实情，并恳请帮助：“妾本狐产。母临去，以妾托鬼母，相依十余年，始有今日。妾又无兄弟，所恃者惟君。老母岑寂山阿，无人怜而合厝之，九泉辄为悼恨。君倘不惜烦费，使地下人消此怨恫。”她的哭，是为身为权利薄弱的女人而委屈，也是让身为男人的王生怜而爱之，从而助之。她知道，这是身为弱者的女人的生存之道。
2、婴宁为鬼母而哭
在王生的帮助下，婴宁“于荒烟错楚中，指示墓处，果得媪尸，肤革犹存”，婴宁“抚哭哀痛，舁归，寻秦氏墓合葬焉”。面对鬼母的遗体，婴宁“抚哭哀痛”。蒲松龄借“异史氏”之口说婴宁“凄恋鬼母”，似乎说狐女婴宁有了人伦亲情、生离死别的情感，其实，从女性角度解读，婴宁的“凄恋”的“抚哭哀痛”有着更为复杂的意味。
（1）感激之哭：婴宁领悟了鬼母的付出和关爱。婆婆在西邻子事件发生后教训她，说如果县宰糊涂，“必逮妇女质公堂，我儿何颜见戚里”。被婆婆这样训斥后，婴宁才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像鬼母那样疼爱自己。婴宁明白了鬼母对她的独特付出和关爱。并且婴宁还应该领悟到，鬼母为她选择王生，还另有一番深深的护犊之意。原来她能有今天，全是鬼母所赐。所以她哭着对王生诉鬼母之恩：“相依十余年，始有今日。”
（2）怜惜之哭：婴宁明白了无子嗣的鬼母之苦。鬼母生前没有生育，去世后，其夫秦氏与狐生“弱息”（鬼母语）女儿婴宁。鬼母辛苦十余年，将婴宁养大，并苦心安排婴宁进入人间生活。鬼母对婴宁之母爱令人动容，也令婴宁为之落泪。但婴宁为之落泪的还有另一层原因，即婴宁已经认识到，女性出嫁从夫，鬼母跟父亲因为“无后”，没有合葬，对鬼母意味着没有家族身份，是个孤魂野鬼！鬼母死后十多年依然为鬼，除了身受养育婴宁的托付之外，就是对身后“无三尺男”（鬼母语）的遗恨所致。
“在这个儒教体系内，女人演变成被施威的对象。女儿们，作为封建社会和儒教体系永远的异乡人和流浪者，没有资格进入契约仪式，没有资格得到父亲的收养。她们属于内宅，也必然嫁入别人的家庭。” [5] （P72）中国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古代习俗，无后的女性与无后的男性不同，她是永远的外乡人，母亲身份是女性获得社会认同、家族认同的基础，女性不育是“七出”之一，但庶出的子女也被看做正妻的子女，也称正妻为“嫡母”，善待庶出子女，这是不育女性的自我救赎之路。在鬼母含辛茹苦抚育婴宁的故事背后，在动人的非血亲母爱背后，折射出男权社会中儒家文化背景下女性的身份困境。
王生帮助婴宁实现了愿望，将鬼母和秦氏合葬，并“由是岁值寒食，夫妻登秦墓，拜扫无缺。”婴宁明白了人间规则，也明白了父母对于自身身份建构的意义。鬼母秦吴氏终于归于“秦墓”，有后人给她“拜扫无缺”了，从此，她就可以成为在天之灵，而非在地之鬼。婴宁也有了自己的父母可以祭扫，在这个坟墓上，她找到了自身身份的人间坐标。
尽管蒲松龄对“我婴宁”心存偏爱，但对于婴宁的“不复笑”、“隐于笑”没觉得有何不妥，只是为婴宁失落的“笑”做出了最好的补偿：“生一子，抱怀中，见人辄笑，亦大有母风云。”这一情节的出现，既为婴宁在王家获得了合法的家族身份，使她不会重蹈鬼母和狐母的覆辙；还彰显了作者真正认同的世俗规则：“笑”的最终文化归属是男性。蒲松龄并未跳出当时社会对女性的身份地位和行为模式的设定，不可能有现代的女性主义立场。因此，蒲松龄写婴宁，以她天真率性的“出世”为始、以世情练达的“入世”为终。小说结尾，“异史氏曰”的叙事干预传达出蒲松龄对婴宁的评价和儒道互补的哲学思想：“笑”是婴宁的可贵天性，“反笑为哭”的“隐于笑”是婴宁的生存策略。
三、小结
综观自但明伦以来的《婴宁》相关研究，关注“花”与“笑”者最多，研究者关注“花”的“纯真自然”之寓意，将“花”理解为香草美人之象征的“兴寄”，婴宁是自然纯真的生命力的象征 ①，或从性别角度论述婴宁之“笑”的文化意义 ②，或从母爱角度来理解鬼母的伟大 ① 。我们从性别角度关注“鬼母”故事中的文化内涵，发现了鬼母形象的悲剧意义；从性别角度关注婴宁哭着提到的被“溺弃”的女婴，领会到了婴宁对于自身性别身份认同的悲凉。清代但明伦评《婴宁》曰：“此文以笑立胎，而以花为眼”，“不笑”和“哭”均为“笑之反衬” [6] （P159）。如果我们从性别视角来看，可以认为：“不笑”是婴宁在社会交往中受挫后的“失语”状态，并非是“撄而后成”的“常寂”，“哭”则是婴宁接受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主要话语和行为模式，借助“哭”这一“他者话语”浇自己的胸中块垒，表达自己对于女性生存悲剧的悲悼，在此过程中，婴宁的“自我”逐步沦陷，而“他者”形象清晰浮现。从女性生存悲剧意义上而言，与但明伦所言相反，“笑”倒成了“哭”的反衬，“笑”是婴宁未明了人间的女性生存悲剧前的交际方式，而“哭”则是婴宁明了女性生存悲剧后的悲悼和认同。本文从文学传统中的“花”与女性镜像关系以及女性的“笑”与“哭”的传统文化意义的语境出发，对婴宁的“拈花”、“种花”、“笑”、“不笑”、“哭”的行为进性别视角的解读，揭示了小说文本另一种维度的悲剧文化意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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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中的女性地位范文4
关键词：唐代；工笔画；仕女画；艺术特色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富有优秀文化遗产的文化大国。中国的绘画具有其独特的民族特色，其中人物画作为一个完整的绘画体系，其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而璀璨的过程，而唐代工笔仕女画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人物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1唐代工笔仕女画的概念
唐代工笔仕女画又称“绮罗人物画”，南陈的姚最在《续画品》中最早提出了“绮罗”，亦又作“绮罗人物”，因为当时的贵族妇女穿着丝织品衣服，所以以绮罗指代仕女画。唐代工笔仕女画是以表现唐代上层社会的女性形象为主要内容，线条工整细腻，色彩典雅绚丽，仕女形象丰满华贵。唐代工笔仕女画是唐代人物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尚无写意画，整个唐代人物画都是以工笔画形式为主。唐代工笔仕女画可分为六大类型：卷轴画、屏风画、寺观壁画、墓室壁画、石窟壁画、石刻线画。“仕女”二字是人物画中的一个特定词，在秦汉以前，“仕”与“女”分别代表不同的含义，泛指未婚的男性和女性，“仕”与“女”组合在一起，意思也就发生了变化，专指贵族妇女，所以从唐代开始，“仕女画”成为一种独立画种，成为人物画的一个特定词。
2唐代工笔仕女画的社会成因
（1）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绘画在实质上是哲学的具体化、形象化，唐代仕女画亦是如此。魏晋南北朝时期工笔仕女画以“秀骨清像”的道家意向为主，而到了唐代，受其儒家思想的影响，唐代工笔仕女画整体呈现出造型丰满，色彩绚丽的风貌。（2）女性社会身份和地位的提高。在唐代形成一种女性被观赏的审美追求，在宏观上，唐代社会的女性大概可以分为七种类型：后宫妇女、皇族公主、贵族宦门妇女、一般劳动妇女、宗教女性、婢女与。在这七种类型中，前三者构成唐代上层社会结构，后四种则组成唐代社会妇女中下层结构。后宫妇女、皇族公主、宦门贵妇等，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比较优越的，虽然有些愁苦无聊的情绪，但却形成一种慵懒贵丽的美，因此也就成为唐代工笔仕女画的主要组成部分。由于唐代整个社会对于女性的态度转向了观赏的阶段，唐代工笔仕女画中，女性形象，色彩艳丽，服饰“薄、露、透”，形态雍容华贵，丰满而典雅。唐代由于社会的发展，妇女有更多的机会抛头露面，女子骑马射箭、郊游聚会、自由恋爱等，都是很平常的事。唐代的劳动妇女，除了从事一般的家务劳动和农业劳动外，还活跃在当时的商业领域。而处于社会上层建筑的皇族后妃公主，则不满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要走上政治舞台，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女政治家，其中最杰出的当属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皇武则天，这些女性都对当时唐代政治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唐代社会宽容博大的社会风气和时代精神下，唐代女性史无前例的参与到国家政治中，在相对开放自由的文化情境下获得相对自由的生活方式。在这样一种时代精神下，反映唐代女性社会生活的唐代工笔仕女画在艺术上也就带有了双重性。一方面，唐代工笔仕女画是表现的女性题材，其出发点是男性观赏的目光，是为了满足男性社会对性别审美的欲望。另一方面，唐代工笔仕女画又具有一种相对独立的开朗和健康的清新质地。（3）政治的开明和经济的繁荣。唐朝有两大繁荣期，史称“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政治开明，经济急速发展，各个民族人民往来密切。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东到日本、朝鲜，南至东南亚各地，西至阿拉伯、印度甚至欧洲，特别是波斯人、突厥人在唐代遍布各地。民族的大融合，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也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唐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兼收并蓄、多姿多彩，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唐代统治者胸怀开阔，唐代以全方位的开放，与世界经济文化进行交流。不同文化的影响，使唐代人不拘传统、眼界开阔、热烈豪放，使得女性地位得到一次反传统的颠覆，画面中的女性一反前朝那种柔弱的形象，而是以健康、丰满的形象出现。
3唐代工笔仕女画的分期及特点
唐代工笔仕女画在时间上可以分为初唐、盛唐、中晚唐三个阶段。（1）初唐时期。初唐时期的工笔仕女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一定的六朝遗风的影响，仍然是清瘦的造型、平涂和分染交替使用、线色结合、植物色和矿物色薄厚相间的作画方法。如《历代帝王图》、《步辇图》、《胡服美人图》、《乐舞屏风》等。
（2）盛唐时期。盛唐时期，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人民生活安定富裕，人们欣赏饱满闲适、艳丽贵气之美。盛唐时期的工笔仕女画，线条上以吴道子为典型代表，他的线条在当时几乎达到无人能突破的境地，开创了一个“天衣飞动”的线条世界。在色彩上以张萱为典型代表，他的作品绚丽华贵、丰颐厚体，开创了盛唐仕女“曲眉丰颊”的新风格。如《天王送子图》、《树下美人图》、《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等。
（3）中晚唐时期。盛唐时期的吴道子在线条上达到无人突破的高度、张萱在色彩上开创了绚丽华贵的新风貌，而中晚唐时期的周则将二者的特点融合在一起，使工笔仕女画进一步完善，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度，形成大唐丽人的仕女画典范。这一时期的工笔仕女画在题材上以贵妇的游春、赏雪、按乐、吹笛、理妆、啜茗、调琴、挥扇为主。画面于对比中求统一，在微妙中找变化，线条松快大气，色彩绚丽典雅。如《簪花仕女图》、《挥扇仕女图》、《调琴啜茗图》、《内人双陆图》、《寄锦图》、《太真调鹦鹉图》、《宫乐图》、《引路菩萨图》等。
4唐代工笔仕女画的形式语言特点
绘画形式语言的空间是广阔的，包括线条、色彩、材质机理等。从形式语言的角度去研究唐代工笔仕女画，是从根本上去探讨工笔仕女画的内涵。（1）线条。由于唐代工笔仕女画的题材内容所限，仕女画的线条为了表现贵族妇女的那种慵懒、丰满绚丽的特点，强调人物面部和肌肤的材质感，体现贵妇服饰的那种薄而透明的质感，线条不能用豪迈粗狂刚劲来表现，而要显示出那种俏丽丰满柔美的感觉。长线条圆润流畅，短线条细劲有力，具有活泼、典雅、含蓄的特点。（2）色彩。唐代统治者非常开明，在色彩上对民间没有限制，这就使得画家在色彩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唐代工笔仕女画色彩绚丽、恢宏大度，在色彩上非常有特点，形成大唐丽人的典雅绚丽之美。由于主要表现的是大唐贵妇，在色彩的运用上着色较为浓重，注重色彩的装饰性，在色彩上形成绚丽富贵的效果。唐代工笔仕女画主要以暖色调为主，但是没有火气、燥气，而是具有非常新鲜清丽的感觉，色彩雅致，既温馨可人，又艳而不俗。
（3）材质肌理。在唐代，虽然因其材料没有现达，基本通过渲染来表现不同物品的质感，但是其表现力仍然被后代所瞻仰。唐代工笔仕女画整幅画面是那么的自然，运用高难度的矿物质颜料来达到“出乎自然”的色彩效果。
5唐代工笔仕女画对后世的影响
唐代工笔仕女画对后世的影响很大，所表现的仕女娇媚、大方、健美，形成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唐代的很多绘画技法在现代仕女画中仍然为之所用，对其周边国家，如日本、朝鲜等国家的艺术，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唐代工笔仕女画在画史上的突出地位，无论是在形式还是精神上，都给我们以启迪和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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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中的女性地位范文5
关键词：性别;女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4）-11-00-01
近些年随着高校扩招，大学毕业生数量逐步增加，大学生就业难已成为高校和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而女大学生在就业大潮中较男大学生更是处于劣势地位。女大学生在就业准入时就遭到用人单位的歧视。本文从性别角度分析女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现状及存在问题，针对女大学生在职业生涯规划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女大学生职业规划教育的对策。
一、女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现状分析
女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受多种因素，包括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用人单位的期望以及女大学生主观因素等。
（一）传统性别观念。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性别关系是多种繁杂关系中最基础、最自然的关系，男女性别关系经历过粗糙的原始平等观念后，很长一段历史性别歧视作为人类最长的性别文化。中国自古以来受封建传统禁锢及儒家思想影响，一直以来女性被动、从属于、依附于、服从男性的观念，到如今，法律虽规定男女平等，但我们仍能看出在多方面对女性存在着偏见。女大学生在就业时仍会遇到尴尬。用人单位虽然在招聘启事时不会写明不招女生，但总有些单位会存在男性优先的现象。认为女大学不如男大学生能吃苦，承受挫折的能力以及抗压能力不如男大学生。
（二）当下用人单位的期望。
传统上女性负有天然的家庭责任那就是要生儿育女。刚毕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精力旺盛，进取心、创新意识都较强，很多用人单位希望这些青年能为公司带来更多的发展。因此用人单位也担心的是女大学生毕业后几年就面临着结婚、生子。女职工在怀孕期可能工作效率会降低、生产期面临着要请产假以及哺乳面临着精力分散等无法避免的事实情况，给用人单位带来负担。
（三）女大学生自身主观因素。
女大学生的对生涯规划的认识较男大学生更模糊些。女大学生在校期间一般非常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所以一般女大学生很少出现挂科现象，成绩较优异。但实际动手、实践能力较男生有欠缺。另外多数女大学生较男大学生心思细腻，导致做事优柔寡断，即便面对职业生涯规划或择业时都会出现难以抉择的现象。女大学生在面临学习、工作压力时心态稳定程度较男生低;很多女生对自我认识不足，不能充分挖掘自己的潜能，发现自己的优势所在，从而不能准确自我评价和定位，缺乏信心并影响自身的生涯规划。
二、性别视阈下提高女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能力的几点看法
（一）逐步完善社会保障。
当今社会女性和男性同样为重要的劳动者主体，社会强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由女性同男性一起创造者，女性同时作为劳动力的再生产着，她们还肩负着生育下一代的重任。女性在家庭和事业的两端扮演者自己的角色，承担着家庭和社会的双重压力和责任。所以社会应从保障制度方面逐步完善对女性职工的保护和支持。例如为用人单位解决招聘女大学生所带来的后顾之忧，使用人单位在本单位女职工怀孕、生产哺乳期间得到适当的补偿。用人单位没有了后顾之忧，自然在招聘时不再顾虑，对促进女大学生的就业具有推动作用。
（二）高校根据不同专业特点针对女大学生开展差异化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目前针对女大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生涯规划教育的高校还很少。高校可以根据专业设置特点有选择性、有规划地招收女大学生数量，避免因数量不合理给就业带来压力。把考虑性别因素作为开展差异化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的因素，职业生涯规划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高校应充分发挥各部门有效合力，提供全方位、多层次、差异化的职业生涯规划教育，针对女大学生的特点，在开展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时，从职业生涯课程设置、心理咨询环节、就业指导、测评系统的开发等，有针对性地采取差异化教育，将有助于提升女大学生的职业规划意识和水平。
（三）女大学生应增强自身职业生涯规划意识。
女大学生应有主动规划意识。主动探索自我，了解自我、剖析自我，深层次了解自己的兴趣、性格、能力倾向、个人价值观等，这是个人职业生涯规划的第一步。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培养自己良好的心理素质，女大学生应该具提升对抗压力的能力，增强自信心，提高情绪调节和自我控制的能力。在学好专业理论知识的前提下提升自己的动手和实践能力，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从而在实践中逐步提升自己的组织、协调、与人交往的能力。积极利用好学校的有利资源和各项政策，参与高校专业课教师的科研课题，参与创新创业项目研究等，利用大学生创业大赛等平台积累实战经验，提升自己的综合竞争实力。
综上，女性是人类的心灵，女大学生应不断通过自身努力，提升自己的职场竞争力;高校通过多渠道、有针对性地对女大学生开展生涯规划教育;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完善为女大学生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女大学生自身作用、高校、社会保障三方面合力促进女大学生发展，促使女大学生在和谐的社会环境中获得真正的权利和尊严，获得自由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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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中的女性地位范文6
关键词：性别视角；农村女性；自我意识；现状；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C913.6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9)-04-0001-03
自我意识是个体对自己作为客体存在的各方面的意识，即个体对自己心身状态的察觉和认识，包括认识自己的生理状况、心理特征，以及自己与他人和周围世界的关系。其表现为知、情、意三种形式。即自我认识、自我体验、自我调节[1]。自我意识对于构建女性良好的人格体系，树立女性的“自尊、自信、自立、自强”意义深远。如实了解当前农村妇女自我意识的现状及影响因素，并对此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将有利于提高农村女性心理素质，唤起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促进女性自身发展的必要，更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必要。
一、农村女性自我意识的现状
长期以来，中国的农村女性从毫无选择余地的“生为农妇时代为农民”到有了择业自由，从单一的家务劳动转向所能及的符合女性生理、心理特点的多样性劳动，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前所未有的自身素质、观念意识的转变。传统农村妇女原有的重土轻迁，封闭保守、被动从属、自卑自弱等人格特征，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都得到了改造[2]。在这个日渐开放的新形势下，现代农村女性的自我意识增强，她们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向着一种新型的农村女性转变。
（一）农村女性自我意识表现积极的层面
1．自我认知上更趋于认同
由于女性生理结构的特殊性，影响到社会对女性性别角色的认同。体力不如男性，使得女性的能力、地位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养儿防老”“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在农村根深蒂固，特别是农村普遍存在着“男孩偏好”的生育观念，从而影响着农村妇女的生育行为，大多为生男孩而不断生育，她们忽略了女性角色，她们的生存价值在生儿育女和传宗接代上体现，家庭成为她们生命的唯一寄托。然而，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把农村女性带入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女性社会角色呈现多样化转变，社会地位在提高。一方面她们享有农业经营生产和农产品的自主支配权；另一方面她们不再死死限制在土地上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而涌入了二、三产业的领域。首先，她们不仅操持家务而且还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第二，农村女性是农村商品生产的主要经营者；第三，农村女性是乡镇企业的骨干力量；第四，农村女性成为城市建设的新生力量[2]。
在农业生产中，妇女参加劳动的比例达74.7%，（其中“家里农活夫妻一起干”的占54%，由“妇女单独干”占20.7%），由“丈夫承担”占14%。农村妇女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同时，也为家庭作出了贡献，调查结果显示，有89.6%的家务劳动由妇女承担，(其中夫妻共同承担的40.4%)。
可以看出,妇女仍然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可喜的是40.4%家庭的家务劳动是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新劳动领域的开拓使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新一代农村女性意识到，男女两性生理上差异并不是造成其社会价值悬殊的必然原因，她们比传统女性对自身性别角色和社会角色更能很好的把握和认同。
2．自我体验上更注重自我
一是在恋爱与择偶上，更能从自我情感的需要做出抉择。新一代农村女性打破了传统农村女性的择偶标准：由重家庭条件转为重个人条件；从以家庭意志为主向以个人为主变化；并且出现了对学历和技术的重视。另外，农村女性的婚姻行为在变化。有数据表明，自1980年以来，中国农村妇女的初婚年龄逐年在提高，大量农村女性因注重个人发展而外出务工，其外出的经历和时间影响着她们的初婚年龄与婚姻观。
二是婚姻的幸福满意度在提高。幸福感反映对生活的满意度。调查显示，65.1%的被调查妇女“有幸福感”，30%左右的人“没幸福感”，4%的人说“不清楚”。感到不幸福的原因依次是：没钱（32.4%）、没致富能力（21.2%）、文化低（16.7%）、生病（15.7%）、孩子上学成绩不好（6.3%）。
三是充满自信和自豪。问及“你觉得两年后你的生活会怎样？”时，有80.1%的女性对自己的未来生活充满信心[3]。妇女在广泛的社会活动参与中，踊跃出了一批乡村女企业家、女致富能手等事业成功女性，这为新一代的农村女性作出了榜样，加上社会对农村女性地位与能力的重新评价予以肯定，使她们显得更自信，为身为新一代农村女性而自豪。
3．自我行为的调控更趋于理性
农村女性的社会角色在转变，女性从家庭中的次要位转为主要位，相应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在提高，女性在家庭经营生产、财产管理和经济决策上争取到了自。相应的女性的参与意识增强，表现在社会活动的参与以及对村务管理、民主选举等政治参与上。
一是农村女性是家庭经济的管理者。在家庭经济收入中，“您家的钱主要是谁挣的”，回答“夫妻一起挣钱”的比列最高，占61.3%；家庭经济掌握、支配，有56.8%的妇女和丈夫共同管理家庭经济，25.6%的妇女单独管理家庭经济。
二是农村女性政治参与率高。是否积极参加投票,对“管理民主”的实现至关重要，调查显示,从不去投票的妇女只占5.8%。不同文化程度的妇女参与民主选举的热情存在差异,其中表示“去”的比例，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妇女参加民主选举的意愿，直接关系到基层民主建设。调查显示，46.9%的妇女对参加村委会竞选有较高的热情，表示“不一定参加竞选”的占23.9%，明确表示“不愿意参加竞选”的占25.6%，另外，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愿意参加村委会竞选。
三是农村女性在农村基础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村里组织的各项环境治理活动中，妇女参加“改路”的比例达到了63.3%，其他依次是“改水”、“改厕”处理污水垃圾。妇女对村里各项公共事业中,最关心的是“村民选举”占45.7%，其次是“医疗卫生”占33.9%。其他依次是计划生育、村庄规划、扶贫济困、科学教育等事业。（以上数据来源于2006年全国妇联对10省万名农村妇女的基本情况调查)
由此看出，新一代农村女性参与经济、政治活动争取独立的观念越来越强，自立意识有了明显的提高。
（二）农村女性自我意识表现不足的层面
1．农村女性的自我意识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不同步性
在现代社会中，很多农村女性关注自身的发展，有着较高的发展意识和成就意识，渴望得到应有的位置和承担必要的责任，使自己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然而，在日常经验和实践中，诸如风俗、习惯，心理上却仍然存有传统意识，表现出与理性认识相反的倾向：依赖性、自卑感和怯懦心理。例如：在婚配模式上，农村女性一般愿意选择比自己大几岁的男性作为伴侣，要求男性在经济收入、能力才干等各方面比自己优越，结婚以后她们希望丈夫比自己有发展，只要丈夫成功，自己似乎也就有了寄托，她们认同“男强女弱”，怯于独挡一面，即使出类拔萃也情愿甘当“副职”。这种依赖感从家庭延伸到社会，在社会活动参与、村民主会议参与和村务管理上、外出务工等都比男性少。
2．农村女性的自我意识在传统性和现代性中交织并存
农村女性在传统观念与现代观念中相互交错，相互冲突。一方面历史的连续性，使印有封建宗法遗迹的传统心理、观念在相当程度上禁锢着女性的精神世界。如许多农村女性都把 “贤妻良母”作为人生目标。在实际调查中可以看出，传统的性别角色观念仍然在绝大多是数农村女性中占据重要位置，她们把主持家务，照顾老人、丈夫、孩子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另一方面，女性中自信、自强、敢为天下先的竞争、创造、独立、自强意识和追求理想的未来意识，在她们的思想中不断获得发展[4]。问其 “进城务工原因”，调查显示，40.4%的农村女性认为“在家挣不了几个钱”，36.9%的认为“有利于个人发展”。24岁以下的年轻人中,26%的认为“有利于个人发展”,还有24%认为“出来能见世面”。
二、农村女性自我意识影响因素的性别视角分析
有研究者认为，影响农村女性自我意识的因素可归纳为个人、家庭、社会三个方面。其中个人方面的影响因素，包括年龄、受教育年限、职业自主性、工作的满意度、法制观念和政治面貌等；家庭方面的影响因素，包括夫妻受教育的差别、父、母亲的教育程度、生育孩子的数量等；社会方面的影响因素，包括社会制度、经济、环境，城乡结构和流动状况等因素。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分析我国的传统文化和教育对农村女性自我意识形成的影响。
1．社会传统文化对农村女性自我意识的影响
封建中国的传统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则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确立的。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据统治地位,它将女性定位为男性的附属品和私有财产，“三从四德”成为对妇女行为的基本要求。封建思想的压迫使得妇女完全服从于男性，她们被剥夺了表达自己思想、按自己意志行事的权力，限制了女性的活动范围，规定了女性的行为尺度，对女性来说无异于沉重的精神枷锁。
一是女性在社会性别认同与自我性别认同方面出现矛盾。如农村女性的自我性别认同指向社会地位和自我成就，而社会性别认同则指向与女性相关的顺从。两性社会化的过程不同，女性的社会化更多地体现在与他人的联系中，她们更多地在关系中认同自我；男性则更多地关注自我的发展，独立意识强[4]。妇女只有自觉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的价值，意识到自我与他人的平等关系，才能具有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情感体验，进而具备较高的自我成就、自我实现欲求。
二是女性角色和性别分工模式限制着农村女性的发展领域。社会性别理论认为，自从进入农业社会以来，社会分工以“男主外，女主内”作为理想分工模式，这种分工模式对于男人和女人设了一整套文化模式、行为规范和评价体系，形成性别定轨，并由此派生出“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基本理论。首先是取决于男人和女人最明显的差异--生育。生育对于人类的发展和对于女人的限制是并存的，需要女人有更多的时间留在家里哺育和照顾孩子，使得大多数社会里的妇女的工作与生育活动息息相关，这无疑对女性的发展是一种约束。其次，体质的差异导致男女两性上的分工不同。社会在观念上就把男性划归为公共领域，女性被制度化地隔在公共领域外。父权社会借助两性的生理差异来强调女性的生理周期，并由此限制她们在社会公共领域的发展，但女性在社会各个层面的就业却向社会证明着女性体力上的劣势并没有防碍她们从事社会公共劳动。私人领域性别的社会差异表现为家庭内部的两性分工，女性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家庭劳动生活中，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却深深地受到社会制度的影响。家务劳动与有酬劳动相比，是一种无形的、没有报酬的劳动，也是一种性别化的劳动，它不仅显示了两性劳动的差异，还显示了两性权力的的差异。女性之所以在社会竞争中被排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类自身生产的社会价值和家务劳动的价值还没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与合理补偿。
2．教育对农村女性自我意识的影响
一是受教育程度。社会发展的快慢程度从根本上取决于全社会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女性发展的历史也表明，男女两性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的状况如何，同样取决于对男女两性教育的重视程度[2]。1949年以来，中国在宪法及相关教育和妇女的法律中，规定了女性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受教育权利和义务，这使女性的受教育权获得了法律保障。在国家的教育政策改革后，农村“普九”义务教育基本上保证了农村女性能达到初中文化水平。所以，农村女性的整体文化水平在提高，但相对于农村男性，女性的文化水平仍然整体偏低。从而影响着农村女性对自我的认知、自我情感的体验、自我行为的调控：首先，文化水平影响女性的社会参与意识与行为。女性的文化水平越高，越重视自身的政治权利，越关心国家与社会的发展，生活视野越广阔；反之，则易忽视自身的政治权利，对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漠不关心，生活视野狭窄。其次，文化水平影响农村女性的婚姻和生育行为。文化水平越高的女性，婚姻自主性越强，晚婚晚育者越多，生育子女数越少，而且越注意优生优育；文化水平越低，婚姻越易受到摆布，早婚早育者越多，生育子女数越多，有些妇女几乎为生育耗费了一生的精力，从而妨碍了自身的发展。最后，文化水平影响农村女性的就业。我国农村女性就业的突出特点是参与早，均在17岁左右，大部分在初中毕业后开始了经济活动，但普遍在低技术、低收入、低水平的“三低”状况徘徊。其原因就在于受教育年限短、缺乏专业技术培训，无竞争能力。
二是家庭教养模式。家庭是影响个体性别社会化的一个首要的和最重要的因素。法兰克福学派指出，家庭是形成个人性格结构的主要场所，也是自然状态过度到社会、文化状态的主要媒介，“支配人一生的性别结构是在家庭的监督、左右下形成的；父母自身就是社会性格的代表，家庭就是社会心理的人”[5] 。家庭的经济状况、父母的文化水平和父母的职业等因素在内的家庭背景的差异会影响个体角色的社会化过程，因为不同的家庭出生会使人接触到不同的性别角色和工作角色，这些角色为个体提供了模仿和学习的机会。相关研究表明，母亲的文化水平和职业选择是直接影响女儿教育程度和职业选择的因素之一。家长对待不同性别的子女的性别期待和教养方式也是影响儿童早期性别社会化的重要因素。通常比较传统的家庭，特别是重男轻女的家庭，对不同性别子女的教养方式有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在比较开放和民主的家庭中，父母对不同性别子女的教养方式和发展期待上，没有太多性别区分。
三、结语
在农村女性自我意识的形成、发展、变化中，她们所处社区的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的变化，包括受教育程度和方式，尤其是女童教育的加强，两性教育的开展，女性就业机会的提供与就业结构的改善，社会服务在满足妇女节育与维护生育健康方面提高等，将对农村女性成长起着重要作用。为增强农村女性自我意识，提高妇女地位和男女平等，我们还须继续关注并做到：一是，加大“四自”精神宣传，强化女性自我意识；二是，加大对农村经济的扶持，提高女性参与意识。充分发挥各部门职能，为农村妇女的创业就业开辟更宽领域；三是，提高农村女性自身素质，促进女性发展意识；四是，开展社会性别教育，关注两性平等发展意识，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俞国良.社会心理学[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唐娅辉.中国妇女百年风斗史[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3］甄砚.中国农村妇女状况调查[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