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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诚信观的主要思想范文1
中图分类号：D64文献标识码：A
The Promoting of Confucianism to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ZHOU Yu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0)
AbstractConfucianism is profound, and occupy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China's traditional culture. It is the traditional spirit of China, and had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to China's social development, occupies a pivotal position, it contains positive elements, can be taken as a valuable resour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and play a role pf promoting the spiritual civilization; The content of which there will be serious constraints of feudal construction of spiritual civilization, only to enhance the positive factors of Confucianism in the correct guidance, do keep the essence, remove the dross, to make Confucianism play an active role i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Confucianism; Socialist Spiritual Civilization
1 儒家思想的主要精神
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它未曾止息的发展使它拥有了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它沉淀在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不仅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处事，更是中华民族发展、复兴的深层次精神支柱。同时也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系统，其主要精神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孔子在继承殷周对天的敬畏的同时，把天的人格内涵变成具有必然性特质的命运，其中既包含宗教的色彩，又包含人的道德与天的规律性的合一。孟子则在此基础上更多的强调人界定天，而不再强调天的主宰性和宗教意义。天人合一的思想发展到汉代，演变成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他将阴阳五行的学说引入了儒学，由此提出“人副天数”之说，鼓吹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天人合一论。张载则把“天人合一”看成是人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协调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儒家繁杂的天人合一思想中既有正确的观点也有错误的理论，但是从其对民族文化推进作用和深远影响来看，其思想是在充分肯定自然界与精神的统一，以及对人类行为与自然界相互协调的关注。
第二，“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儒家不仅维护“礼治”，而且还提倡“德治”，非常重视“人治”。 儒家认为国家是否有序应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 “礼”是法的一种形式，它的核心是维护宗法等级制度，如果违反了“礼”所设的规范，就必须受到“刑”的惩罚。 其“德治”主义则是主张通过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不是通过外在的纲条而是通过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向善，知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种积极的方式可以从源头上来解决问题，而这一点也正是法律制裁所不能从根本上办到的。 儒家的“人治”主义，是把人当作具有复杂变化性和有主动选择性以及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对人的特殊性、可能的道德发展及同情心的重视，“德治”强调道德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教化者本身的道德水平，所以这也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着巨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又发展为了“为政在人”等过于极端的“人治”主义。
第三，“忠恕”、“五伦”的处事原则。“忠恕之道”即推己及人的仁爱之心是孔子处理人际关系问题总的指导原则，所谓“忠”指忠诚待人。所谓“恕”，指宽厚待人，这是仁者爱人的两个不同方面。孟子将全部人际关系分为五大类，提出“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成为调整社会人际关系的准则。儒家思想中严重的等级观念及男尊女卑的观点是典型的封建残留，是与当代社会完全不符的，应当被摒弃，然而其中的仁爱思想等一部分却又是可取的，这些正确道德行为取向两千多年来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观。
第四，“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儒家思想主张义和利的结合，他们强调“富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义然后取”的原则，反对 “不义而富且贵 ”的行为。 儒家义利观强调的是重义轻利，重公义，轻私利，当利和义发生矛盾时，把义放在首位，舍生取义。
第五，中庸原则。历代儒家都把中庸看作是道统正传，它在儒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孔子的中庸思想中，强调中和、和谐， 反对过犹不及，反对固执一端而失之偏激或片面，“叩其两端”来把握事物，这种中庸的思想不仅成为了儒学的主要思想方法，同时也成为了儒学的道德原则。当人的心性修养能达到“中和”境界也就能与天地万物相和谐。而儒家和谐观的重要内容也正是以中为度，中即是和。
2 儒家思想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推动作用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儒家思想作为在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深深影响着人们人生观、价值取向、行为标准的形成，我们若能将其积极因素发扬，必然能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1）发扬儒家思想中的德治思想，使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推动有中国特色法律体系的发展，推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
儒家很倡导忧国忧民的思想，并且重视将这种忧患思想转化成为爱国爱民的积极行为，政治上的人治与德政。儒家清楚地提出来治平天下的前提和基础是修身、齐家，对于每个人而言，道德是立身、事业、理想这三者之本。儒家同时还非常注重执政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和带头领导作用，要求执政者先正己后正人，要忠于职守和洁身为民。当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就需要各级领导的带头作用，在法治的同时做到以德服人。
（2）积极倡导仁爱思想，追求克己为人，有利于建立安定和谐的人际关系。儒家思想认为可以通过一个人对待父母的态度来推断他对国家、社会、他人的态度，家庭伦理可以作为教化社会的工具用来推己及人，提倡在全社会形成仁爱之风。儒家主张平等待人，提倡宽容精神，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强调自责与自律，与人为善，不与人为恶，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儒家的这些思想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人际关系面临着更加多样复杂的考验，更多的年轻人成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这些进入社会的八零九零后大多数都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他们身上缺少的儒家思想中的仁爱、宽容精神，在处理人际关系中不够成熟，没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而儒家的仁爱、平等、宽容的精神正好可以给他们正确的指导，处理好各种人际问题，建立安定和谐的人际关系，提高其道德素质，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3）倡导重义轻利，反对利己主义，建立正确的人生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多元化发展，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开始复杂多样，利己主义乘风而上，儒家思想中重义轻利，重公义，轻私利，当利、义两者之间发生矛盾时，把义放在首位，舍生取义的精神早就被人们遗忘，在物质水平飞速提高的今天，精神文明的建设更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将儒家重义、重公利思想融进市场经济的个人意识中，可以抑制利己主义，更有利于引导人们在不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前提下去追求个人利益，使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建立正确向上的人生观，从长远方向取得生产经营的成功，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共同发展。
（4）提倡中庸精神，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立。中庸精神就是适度把握，按照适中方式做事，并力求保持在一个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中华民族长久以来在儒家思想的熏陶下都有着贵和尚中的观念上，对实现和保持和谐局面的都有着共同的期盼，这是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做事不采取极端方式，求大同而存小异，对于集体利益的着力维护，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发展，是普遍中国人的行为准则。构建和谐社会是我国各领域发展的趋势，面对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人口的环境的矛盾问题等等，必须要建立起合理的发展观是能继续健康的发展，儒家中庸精神的适度思想，以中和的方式做事，以维护各方面的和谐发展的观念正好可以为当今构建社会起到一定的思想指导作用，使人们在发展中循序渐进而非采用极端方式，构建和谐持续的发展观，使人们在积极进步的同时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推动精神文明建设的开展。
（5） 加强诚信建设，是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保障。儒家思想中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即崇尚信义，重视诚信。在当今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诚信早已不仅仅是个体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更是体现作为个体的人与作为整体的社会之间是否能融洽、协调的重要标准，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素质的重要体现，更是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保障。然而，随着物质文明的提高，诚信问题不但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反而成为了社会健康发展的阻力，诚信问题影响着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是当前我们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加强国人的诚信意识，大力弘扬儒家诚信思想，全方位各方面地开展以诚信为中心的道德建设。首先要加强各级政府，各行政执法部门，各级公务员的诚信建设，对全民起到带头作用，同时要加强学生诚信教育，从小培养正确的道德观，然后，对广大人民要做好诚信宣传工作，把几千年来中国儒家中的诚信教育推广开来，让人们在回归传统文化的时候理解到诚信的重要性，大力推动诚信教育，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
儒家思想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的主流意识，几千年来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一直都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但是由于中国意识形态的多种原因，至今仍然有很多人对儒家存在着偏见，不少人仍然认为“儒家思想”是“四旧思想”而需要破除，不可否认儒家思想中存在着一些不可取的封建思想，但是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其中仍然有着很大一部分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应该在儒家思想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那一部分推动社会发展的思想保留发扬，创造出由中国特色、民族精神的精神文明，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更适合自己的发展思想与理论，得到更好的推动。
参考文献
[1]李明辉主编.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台北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1997.
儒家诚信观的主要思想范文2
关键词：儒家诚信；意志；德性
中图分类号：B22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3）03―0056―06
意志与认识、情感、信念等一起构成道德的内在心理结构，而且意志是道德心理向道德行为、道德品质转化的关键环节和要素。意志是个体德性的基础，个体德性也必然彰显意志的力量。传统儒家诚信蕴含着极其强烈的意志精神，服膺于“天人合一”观念，诚信主体具有鲜明的意志自由；执着于“诚”的价值，诚信主体获得不竭的意志动力；忠诚于“内诚外信”的要求，诚信主体表现出坚毅的意志行为；遵循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路径，诚信主体实现自我的意志修养。从意志维度探讨传统儒家诚信，有利于我们深入解析传统诚信伦理的内在本质和作用方式，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汲取儒家诚信思想的价值性资源。
一、传统儒家诚信的意志自由
诚信从何而来？诚信是他律的社会规范还是自律的德性要求？诚信主体的行为是被决定的还是自由自觉的？对此等问题的解答必然要涉及诚信思想的形而上学问题――意志是否自由。在西方学者看来，意志是钩联道德行为与道德责任的必要纽带，没有意志自由①，人们就不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也就无所谓道德之论。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在自由和必然的问题上，持有宿命论倾向，强调社会伦理规范的控制，忽视个体的感望和意志自愿，个人的意志总体上处于被压抑的地位，认为儒家伦理中没有意志自由。实际上，这一看法失之偏颇，儒家自孔子以降，在强调知命，承认客观必然性的同时，许多思想家都肯定人具有独立的道德意志，肯定道德意志的积极作用，人是具有意志自由的。
儒家诚信思想中的意志自由观念是以“天人合一”为其形而上学基础和逻辑出发点的。儒家认为诚信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是天道的自然法则与人道的当然之责的合一。从儒家“诚”之范畴内涵我们大体可以得知。“诚”在先秦儒家那里就具有形上性质，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孟子特别提出“思诚”命题，认为思诚的目的在于实现人道与天道的统一，在于取信他人。《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第二十章）“诚者，物之始终，不诚无物。”宋儒更是将“诚”之范畴作了极大的发挥，将诚与道、诚与理、诚与性打通，认为诚既是天之道，亦是人之性。宋儒皆言天道本诚，诚是天道的本真状态并成己成物，人道即性，诚是人性之本原。
出于对天道的感应，儒家没有形成西方的“天人相分”与“上帝存在”的逻辑思维和道德理念，而是将诚信的意志自觉和对天道的虔敬统一起来，形成儒家独特的意志自由观念。孔子肯定人有独立的意志：“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每个人都是自我道德上的主人，“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作为“仁”统摄之德目的“信”（诚信），孔子认为亦是人的意志的自由选择。孔子指出君子应该“谨而信”，赞许“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孟子比孔子更明确强调意志的自觉能动性，他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存诸己之谓信”（《孟子-尽心下》），人是愿意而且可能“思诚”以致成贤成圣，把人的道德意志能动性提到一个很高的地位，从而对普通民众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荀子也充分肯定了个体诚信的意志自由与自觉。他说：“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无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夺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使墨云，形可劫而使屈伸，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则受，非之则辞。故日心容其择也，无禁必自见。”（《荀子・解蔽》）荀子讲心对身的主宰作用，主要是意志、情感的主宰作用，这里的神明之主即自主的意志。所谓“自禁”、“自使”、“自夺”、“自取”、“自行”、“自止”，就是讲意志的自由选择。“心容其择也”，也是说意志具有选择的作用。“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荀子・不苟》）《中庸》讲“诚者，自诚也”。张载言“诚，善于心之谓信”（《张子正蒙・中正》）。王阳明“致良知”之学更是强调良心的自觉自为，诚信就在于良心之“磨镜去垢”之后的澄明。
儒家诚信的意志自由高扬了人的道德自觉和担当精神，使得传统诚信具有鲜明的德性伦理的特征。借助于天人合一观念，儒家诚信获得了形上支持而具有神圣性和超越性，人们对于诚信的人道规范天然具有一种敬畏感，在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历史条件下，通过借助天的权威甚至神秘性，人们的诚信观念确实较为容易确立，亦是不争之实。但我们也要看到其理论的缺陷与历史的局限性，一方面，由于看不到诚信产生的社会历史本质，在诚信的来源问题上，由天道直接引出人道，从而不可避免地将必然与当然、自然与社会、事实与价值混为一体，把“人道”这个人们行为的“当然之则”看作是不可违背的“天命”、“天理”之必然，陷入了道德宿命论，具有唯心主义的倾向，是极其不可靠和虚幻的。另一方面，儒家诚信的意志自由并非没有限度，其限度就在于诚信的指向及局限，“诚”受制于“礼”，“信”受制于“义”，传统“礼”、“义”的时代局限直接影响和决定诚信意志的广度与深度。
二、传统儒家诚信的意志动力
儒家诚信除了获得天道的支持，还需要有心灵的自觉，需要有自我心理的认同和意志驱动，而这个心理认同和意志驱动的力量就是心性之真诚。儒家在天道观的关照下，打通了天道的实有到人道的应有的关系，又通过人性论和心性论的解释，使诚信获得了主体的认同与连绵动力。
认识诚信的意志动力，需要做两个方面的解释：一是诚信自我价值何在？二是诚信能否获得主体的认同？
儒家对第一个问题的解答，除了借助天道观的支持，还需要通过对“诚”与“信”的解释，揭示诚信的内在之德性。在儒家思想中，“诚”是兼具道德的“知”、“情”、“意”、“信”等现代内涵的词（在宋明理学那里甚至具有本体论的色彩），尤其具有强烈的意志意蕴。朱子说：“诚者，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诚者乃“开心见性，无所隐伏”，指的是作为人的一种真实的内心状态和品质，表现为个人自身的品行、品德、修养、情操，它是道德的、内在的。而“信”本意指人所说的话、许下的诺言和誓言等，表现为对某种允诺、信念、原则等发自内心的忠诚。儒家认为诚是百善之基，一切真正的道德行为都是出于真诚，有诚才有德。宋儒周敦颐对“诚”“信”关系曾作过精辟的论述，“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周子通书・诚下》）。“诚”为五常之一的“信”的本原和内在根据。“诚”即内在的精神气度，“信”即外在的行为表现，无诚即无信，无信未必无诚。只有出于真诚，才能形成德性之知、情、意、信和行，形成道德习惯，养成道德品质。诚信的本质力量就在于诚，诚乃是诚信之德形成、增进的内在保证和驱动力，诚也是其他各种德性的基础。正如朱熹所言：“如播种相似，须是实有种子下在泥中，方会日日见发生。若把个空壳下在里面，如何会发生？”，“若不实，却自无根了，如何会进？”（《朱子语类》卷六十四）儒家将诚信与“善”紧密相连，注重其诚信的道德实质，而不是仅仅注重于诚信的外在形式要求。儒家诚信就是真诚于心，信于道义，强调对自己真实本性的忠诚，对自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和道德义务的高度自觉性和一往无前的坚定性。这与西方社会基于人性恶基础上的契约诚信、功利诚信与宗教诚信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不论是否有外在规则他律（如法律）的强制约束，是否有功利性的后果和是否有超越性的上帝存在为基础，而仅仅出于对道义的认同去实施行为，因而具有相对的纯粹性和自律性。
个体心灵如何能认识“诚”并接受它呢？儒家借助心性关系来说明这个问题。心性论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和最终落脚点，它强调心统性情。儒家所言的心不仅指人的思维器官，而且具有道德内涵，即指道德意识、道德思维和道德修养之意。儒家不离“心”谈“性”与“诚”。孟子认为“君子所性，仁义理智根于心”（《孟子-尽心上》），心是性的根源，而心是思的主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在孟子那里，诚虽是天生就落根于心的，但由于人心有利欲之求，诚心能被蒙蔽而放失，故要发挥心的思虑功能，“求其放心”，觉悟到天道之诚而使德性澄明。荀子虽然认为人性本恶，但他亦认为“心生而有知”，能知社会“义理”，从而规范自我言行，并且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论及“心”与“诚”的关系：“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他事矣”（《荀子・不苟》）。宋明理学均认为“诚”存在于“心”中，但心对“诚”的认识因理学各派观点不同而存在分歧。程朱理学认为“心包万理”，“性”即“理”，义理是心的认识对象，但也承认心外有理，故主张“道问学”、“格物致知”，同时亦不反对“尊德性”、“自我体认”。陆王心学认为“心外无理”，心即是理，心对理的认识即是心的自我体认，无需外求，从而将“诚”与心、性、理完全等同起来，诚为心之本体，心对诚的认识就是“自家之体认工夫”。张载、王夫之气本派认为“心”与“诚”并非本体的同一关系，而是认知与被认知的关系，“诚”在他们那里是没有超越性的本体内涵而只有认识论意义，“诚”被视作为一种心理的意识，如情感、意志、信念等的合集。
当存在于心中之“诚”被人“心”所认识，转化为人的自觉意识之后，诚信观念才真正树立，但这种诚信还没有表现出现实性，因为意志还没有对主体的情感、行为发挥作用，还没有呈现诚信的外在载体。诚信观念的发用还有赖于“心”主宰功能的发挥，一是“心”从积极方面的扬善并“择善而固执之”；二是“心”从消极方面止恶并“见不贤而去之”。“诚”的意志通过诚己、信人、欲人信、使人信等几个环节的交融，从而完成完整的诚信运行过程，至此，个体诚信实现了内城外信的历程而获得圆融。
儒家正是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由于真诚心性的缺失导致社会礼崩乐坏、伪善盛行之流弊，极力倡导真诚无欺，以诚统信，应当说是抓住了诚信道德建设的根本和关键，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但我们应认识到儒家把诚信视为一种自我的德性，其重心在“己”而不在人，重主体之“诚”轻他人之“信”，强调自律却忽视了他律，过于依赖人的内心信念，缺少必要的外在利益制约力量，缺乏坚强有力的诚信制度的保障。
三、传统儒家诚信的意志行为
在儒家看来，个体诚信的意志品格既是内在的意志自觉与良善，亦是外在行为的自律和持久。“内诚于己，外信于人”，“诚”的内在的意志精神气度，必然体现为外在的“信”的意志行为。
学者陈劲在其博士论文《中国人诚信心理结构及其特征》中将儒家诚信心理结构划分为正性取向和负性取向，其中正性取向有5个维度，即义、敬、真、仁、勇；负性取向有4个维度，即虚滑、欺诈、轻妄、奸狡。对应“义”之意志行为有“坚贞、强毅、披肝沥胆、守信、执着、刚直、有始有终、舍生取义、高义薄云”等，对应“敬”之意志行为有“稳重、踏实、本分、敦厚、认真、恳切、温良、从善如流、开诚布公”等，对应“真”之意志行为有“正直、诚实、光明磊落、坦荡、耿直”等，对应“仁”之意志行为有“内恕、豪爽、慷慨、心心相印”，对应“勇”之意志行为有“面折廷谏、铁面无私、理直气壮、直言无讳、敢作敢为、勇、不卑不亢、乃心王室”等；负性取向的虚滑、欺诈、轻妄、奸狡即是道德意志的无力或意志取向的偏离正道所致，每个取向都有相应的行为表现。这种划分让我们对儒家诚信的意志内涵与表现有了整体的了解。
从儒家的理论和其生活世界中，我们可以得出儒家诚信行为在意志维度具有三大特征：一是内在“诚”德的引领和内外一致。王夫之说：“有不诚，则乍勇于为而必息矣。”（《诚明篇》，《张子正蒙注》卷三）缺乏“诚”的勇敢，行为最终难免要偃旗息鼓，悄无声息。如前所述，诚德是“义”、“真”、“虔”、“仁”、“勇”等众德之门，“舍生取义”是因为有道义的根基，“本分敦厚”是因为有虔敬的心理，“光明磊落”是因为有“真诚”的底蕴，“豪爽慷慨”是因为有“仁爱”的关照，“直言无讳”是因为有“勇气”的支撑；诚信需心口一致、言行一致，做到内在与外在的协同。对此，《吕氏春秋》中有经典的解释：“非辞无以相期，从辞则乱。乱辞之中又有辞焉，心之谓也。言不欺心，则近之矣。凡言者以谕心也。言心相离，而上无以参之，则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诡，不祥莫大焉。”（《吕氏春秋・辞》）二是行为“恒久”的努力。诚信即“至诚无息”，具有坚持性的品格。唐孔颖达说：“以行之一长久，能成就于物，此谓至诚之德也。”（《十三经注疏・中庸》）可见，诚的德性就在于它的连绵不断，如果不能做到持之以恒，就谈不上具有诚的德性。[8]大凡虚滑、欺诈、轻妄、奸狡的行为，有可能蒙蔽众人一时的眼目，亦有可能蒙蔽一人永久的耳目，但不可能蒙蔽所有人永久的耳目。三是行为勇于应对困难、恶逆的环境和条件。意志因困难恶逆而生，亦因困难恶逆而显。儒家诚信的意志品格因其勇于面对艰难困苦、逆境危险的环境或条件而彰显其魅力。在困顿环境中始终诚信如一，如“蔡勉旅坚还亡友财”、“阮湘圃耻得不义财”；在守信与利益冲突面前重信守诺，如“杨继宗要廉不要钱”、“曾子舆杀猪教子”、“辞曹操关羽千里奔刘备”；在遭受挫折和逆境中守信如初，如“杖汉节苏武牧羊”、“宋弘富不易槽糠”；在危险的境况中勇守诚信的道义，如“晋董狐书法不隐”、“高攀龙视死如归”、“陈小官不附和王申”、“铁面无私包文正”。正是诚信的行为成就了古圣先贤的德性和境界。
我们在看到儒家诚信行为内蕴和外显的意志力量时，不得不慨叹其德性伦理的崇高和伟岸，但同时我们也应清醒认识到其历史局限性，认识到其标之过高的诚信伦理要求对普通民众的悬隔，认识到其单向的诚信义务而无平等互通的角色定位，认识到其纯粹的诚信义务而无权利的保障，在新的历史时期，必须要剔除其时代的糟粕而创新发展其合理的价值内涵。
四、传统儒家诚信的意志修养
儒家诚信修养方法极具特色，重视意志方面的心性纯化和实践磨砺。儒家个体诚信的心性修养，即从个体修身的源头“正心”、“诚意”阶段就着手，纯粹、凝炼、强化诚信良善的意志动机，夯实诚信的内在根基。
《大学》是儒家典籍中较早系统论述诚信修养思想的作品，提出了许多包括诚信的修养方法，如“正心”、“诚意”、“慎独”等。“正心”是儒家进行道德修养的起始阶段，“所谓修其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忮，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礼记・大学》）在儒家看来，“正心”就是端正自己的动机，就是增强、扩充自己善的欲望和感情而减弱或摒弃自己的恶的欲望和感情。而心之正，即是诚，即是信。如何做到正心，儒家提出了各种方法。孔子强调要“志于学”、“志于仁”、“志于道”，这是从积极的方面去正心，又提出“克己”、“修己”、“正身”去克服那些不正当的道德动机，这是从消极的方面去正心。孟子提出要志在仁义、志在圣贤，要“不动心”，要养“大男”，树立坚定而正确的道德信念，不要因个人的利害得失而动摇自己的信念。朱熹提出了“省身克己”的诚信意志锻炼说，他主张关起门来，按曾参“吾日三省吾心”的方法，“专用心于内”。
“诚意”即包括诚信道德意志的修养和集中，就是自觉地把意志集中到高尚的诚信目标上来，使自己的意志诚实而无欺，不虚伪，不受恶、邪所染。也就是使诚信意志按其本然的状态得以发生、发展，这样就能到达诚信的意志纯一之境。《大学》解释“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朱熹在解释《大学》时指出“深自省察以致其知，痛加剪落以诚其意”。朱子解释说：“实其心之所发，欲其一于善而无自欺也。”（《大学章句》，《四书章句集注》）这是对“意”和“诚意”的一个经典性的解释，后来的儒家包括王阳明，都同意并接受了这一解释。如何做到“诚意”？周敦颐强调“主静”、“无欲”，陆九渊主张“发明本心”、“剥落”物欲，张载提出“尽性以至于穷理”（自诚明）、“穷理以至于尽性”（自明诚），程颐重视“敬义夹持”、“格物致知”，朱熹突出“居敬穷理”，王阳明高扬“致良知”、“尊德性”。
儒家“诚意”还开出了别开生面的“慎独”工夫。“慎独”的要义在于不需要任何外力的强制，不以外在因素作为自己践履道德的根据，它是在“不睹”、“不闻”、“莫见”、“莫显”的独处情境下，在“隐”和“微”上下功夫。一个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自然就能做到“表里内外、精粗隐微”、人前人后、明处暗中始终如一。如何做到慎独呢？《礼记・大学》云：“所谓诫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拼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之，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里谈到要修身养性，提高自己道德水平，就不应自欺，而应尽力让自己如同讨厌恶臭一样，从内心讨厌恶，如同喜欢美色那样追求善。应该自己严格要求自己，而不应只是做给外人看。可以说，“慎独”充分体现了诚信道德意志的自制性特征，是具有诚信之人自觉的道德实践，它不仅是通过极其严格的自我监督和自我教育，增强道德意志、升华道德信念的一种方法，又是一个人在社会现实中将自我需要同社会要求统一起来，凭借道德意志的力量来践行道德信念，养成一以贯之的道德品质和道德境界。
儒家诚信观的主要思想范文3
[关键词] 儒家思想 企业文化 企业家 协同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儒家思想，它既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国家统治和社会引导的主要思想基础和理论来源，同时也是占据中华民族统治史两千多年、在不自觉中影响决定人们的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以及价值观、人生观的重要因素。在当代，已经有很多的学者就儒家思想对企业文化的影响和作用进行了探讨。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在儒家思想影响作用于企业文化的同时，企业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离不开儒家思想的进一步延展。两者相容相进，相辅相成。这种协同关系作用并伴随着现代企业不断成长，从倡导“以人为本”、“诚信经营”到“团队精神的培养”和“”的管理思想，儒家思想中的管理思想的萌芽都在现代企业文化中点滴体现出来。如何把有着二千多年历史的儒家思想和左右企业发展远景与使命的企业文化的协同关系有效地运用于企业管理过程中，促进企业的长效发展，提高企业的管理效能是我们在现阶段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
一、儒家思想的主要思想内涵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孔子和孟子，孔子的主要论著和思想中都提到了以“仁爱”为统治和管理的基本思想，主张“以民为本”、“以和为贵”、“为政以德”。所谓“以民为本”即是认为人民为封建社会统治者管理的根基，是一切管理行使的基础。儒家思想中极为重视人的作用，主张“天生万物，以人为贵”。唐太宗时期，大臣魏征曾警示太宗皇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提醒他在统治国家时应该时时注意到人的作用。“以和为贵”则是儒家思想中中庸思想的具体体现，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孟子也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都是在强调儒家思想中提倡和谐，注重中庸的思想体现。另外，孔子认为封建统治者想要“为政以德”必须具备“信”的要素。所谓“国不可无信，人不可无信”，诚信成了儒家思想治国齐家的根本。无论“以人为本”、“以和为贵”，还是“以诚为重”都是发自于儒家思想的“仁”、“爱”，都在强调一种以人为本、诚信经营、协调发展的思想，这些观点正同现代企业管理思想不谋而合。
儒家文化适合于现代管理需要主要表现在儒家文化并没有把个人与社会、自我与集体的关系孤立与隔离起来,而是沿袭了中华民族的伦理观念与归属观念，这些认识对于以人为基本管理对象的现代企业文化来说无疑是宝贵的历史财富和亟待继承与发展的宝贵遗产。
二、企业文化塑造已成为企业的必然选择
企业文化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现以来，就被誉为企业发展的“第二只看不见的手”。企业文化作为一种全新的企业管理理念，是以形成最佳的经营管理为目的，以人本管理为主体，以对企业共同价值观的共识和企业经营目标的认同为基础，以形成团队意识和企业精神为核心、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的崭新的企业管理理论。企业文化是企业和职工共同自觉遵循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它以形成最佳的经营管理机制为目的，是企业赖以发展的灵魂和支柱，是企业的理想和奋斗目标。
三、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的协同关系
笔者认为，儒家思想与企业文化的协同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以人为本”的思想成为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
以人为本是企业管理思想的精髓，企业要在市场的大潮中做一个成功的弄潮儿，靠的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就是以人为主要对象的企业文化凝聚力的强弱。以人为本在企业的环境中主要是指两类人，即企业内部的最高层领导――企业家和企业内部的最基本单元――内部员工。
(1)作为企业灵魂的企业家。
企业家是一个特殊的组织群体，是具有创新能力、组织能力和协调能力的综合体，同时，也是企业文化创新与发展的特殊载体。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作为企业精神的倡导者和化身，能够根据企业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新特点，提炼和概括出企业的价值观念和崇高目标，让广大员工认可并心悦诚服地自觉朝着共同的目标奋斗。
(2)作为基础力量的员工
员工是企业的基础力量，是企业全部工作的承担者和完成者。每个员工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每个员工对于企业制度和企业文化的理解都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差异。提倡“以人为本”就是要使所有员工学会，在个人与集体、局部与大局利益发生冲突时达成共识，以企业发展为最根本的奋斗目标。另外，提倡人性化管理也要注重员工的参与程度、情感尊重、团队意识培养以及个人价值的实现，使他们自觉地构建企业文化。
2.诚信的理念贯彻企业经营管理的全部过程
“诚信经营”是现代企业提倡的经营管理理念之一，也是儒家思想中“信”的体现。诚实守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所谓“信”也可以用儒家所说的“生财须有道”来解释，即我们平时所说的“生财有道”。企业存在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可能会受到种种不良因素的侵袭，我们现在提倡要贯彻“诚信”的理念就是要做到维护良好的经营环境，自觉形成守信不移,童叟无欺的局面。如果耍手腕,搞欺诈,企业就不可能正常经营下去。
3.企业团队中和谐共进的团队精神
“ 团队精神”是近年来管理界颇为提倡的一个概念,它讲求组织内部的成员要团结一致、齐心协力。高级管理层之间、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员工与员工之间都要保持一种和谐的合作关系。儒家思想中提到的“和为贵”的思想即是要求人们做事不走极端,求大同而存小异。
团队精神是企业文化所要追求的重要目标。当代中国企业家应经开始注重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的培养，他们注意关心员工的情绪，定期组织管理层和员工共同参加活动，定期召开管理层和员工代表的讨论会，使员工有机会发表自己对于企业发展的观点和看法，从而达到管理者和员工对企业的“共同管理”。
四、结束语
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现代企业的竞争越来越反映在文化的比拼上。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量始终在不断发展变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待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上保持积极而正确的态度，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立足于儒家思想的背景,用传统文化氛围和文化价值去管理企业,为企业创造价值,并借鉴西方优秀的企业文化管理经验和方法，不断完善和创新更具特色更加高效的企业文化管理模式。
参考文献:
[1]孔子:论语.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7
[2]汪宇燕:论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05.9第3期
[3]黎敏:论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文化的影响.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12第4期
[4]张绍学:以人为本:儒家爱民与现代管理的核心.昆明: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5]刘云柏:中国儒家管理思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儒家诚信观的主要思想范文4
《论语》、《尔雅》等儒家经典著作中,护生以往学习经历中接触得很少。绝大多数护生仅在中学时期学习过几篇古文，且护生中理科生居多，文理分科后她们再次接触儒家文化的机会少之又少。进入大学后，由于医学护理课程种类多，课时量大，而专科生在校学习时间有限，因此护生中利用课余时间主动接触儒家文化的更少。
2儒家文化的传承方式较为单一
调查发现护生对阅读儒家文化的原著缺乏兴趣和积极性，仅对大众传媒所传达的儒家思想比较关注。对儒家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应从娃娃抓起，潜移默化，从孩童儿时耳濡目染接触的环境、事物中，点点滴滴，不断积累，从而形成良好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
3讨论
儒家经典思想是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的精华[3]，对高职护理专业学生思想教育有着深远的借鉴意义。就调查研究现状而言，目前高职护理学生对儒家文化认知程度较低，与其所处社会文化背景及学习背景是相关的。首先，21世纪以后，经济迅速发展，国内外交流日渐频繁。西方文化的侵入使传统文化渐渐失去了以往地位，而退居历史的舞台。在青少年义务教育中，中文的比例在慢慢缩小，外文的比例在逐渐扩大。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越来越淡化。其次，调查的高职护理学生中82.7%均为理科生，其对儒家文化的兴趣与了解程度是有限的，因此导致对人文课•程的不重视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高职护生的职业道德教育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充分发挥儒家文化在护生职业道德教育中的引导作用。
3.1加强“仁爱”教育
“医乃仁术”是千百年来我国医学界所崇尚的行医信念[4]，也是医者通过行医施药实现仁者爱人、济世救人的高尚理想。“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根本，其中最突出一个内容就是“爱人”的思想。高职护理学生人文素质的核心即是‘仁爱’，护士如果缺乏爱心，就不会全心全意地满足患者的需求，更加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务工作者。当今社会中因为重疾病、轻情感；重科技、轻沟通；重效益、轻人文而导致医患关系紧张，这些都足以说明，爱心教育在医学教育中何等重要[5]。目前，在高职护理专业学生的专业思想教育工作中，要大力加强“仁爱”教育，把“仁者爱人”的思想植根于学生的心灵深处。
3.2深化“礼仪”教育
礼仪是中华儿女世代相传的美德，是一种敬人、律己的行为规范。孔子提出“不学礼，无以立”的观点，礼仪教育的重点是意识和品格的培养，具体体现在儒家的“内仁外礼”和“仁者爱人”的观点上。“礼”在医德规范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尊重病人、尊重同行上。医学教育中，应努力构造医院情境，使学生身临其境，实际感受医疗环境的严谨氛围，自觉运用适宜的言语行为来为患者服务。护患沟通时我们应认真倾听，充分了解患者需求，让患者有被接纳、被理解、被关怀的感觉，从而自觉接受医护帮助，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护士礼仪的学习不仅要使高职护生具有独立完善的人格、全面发展的优良个性，又须具有气质优雅、仪表得体的外在表现。
3.3强化“诚信”教育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每个公民应遵守的行为准则和品德要求，是一切美德的来源。作为医护工作者，担负着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特殊使命,诚信就显得格外重要。高职护生应借鉴优秀的儒家德育思想，积极摄取营养，切实提高诚信意识，争取为每位患者提供纯净的医疗空间。
3.4活跃“文明”课堂
儒家诚信观的主要思想范文5
[关键词]武当道教；诚信伦理；正心诚意；心诚则灵
“诚信”本是儒家伦理思想的重要概念与核心范畴，是儒家一贯提倡并力求践履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其思想内涵主要有三层意义：其一，“诚”作为哲学范畴，亦即真实无妄的本然之道，系指宇宙万物之实有而言，不诚不能有万物，即所谓“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其二，“诚”作为道德范畴，是为诚实，这是为人的基本素质。《大学》将“诚意”、“正心”列为”八条目”之中，而《中庸》更把“诚”视为一切德行之本，是承载“三达德”以实行“五达道”的坚实基础。其三，“信”作为道德范畴和行为规范，是人的内在之“诚”的外化，体现为社会化的道德践行，亦即取信于人。因此，“诚”与“信”的结合，体现了儒家所强调的为人必须表里如一、言行一致和知行合一的道德思想。作为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与儒家在伦理思想方面历来相反相成、互抗互补。“道教是中国传统思想儒道两家思想相结合的宗教。‘道教’之称为‘道教’并不仅仅因为它和‘道家’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也因为它是一种‘道德教化’以‘致太平’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宗教。”道教形成之初，就把儒家的“诚信”思想引入了道教，作为道教徒修炼的教理教义，强调诚信既是学道修道的基础，也是做人做事的根本。如汉代受到太平道尊奉的《太平经》就认为：“天下之事，孝忠诚信为大”。
“夫至诚者，名为至诚，乃言其上视天而行，象天道可为，俯视地而行，象地德而移。……还考之于心乃行。心者，最藏之神尊者也。……故人为至诚，心中正疾痛应。心神至圣，乃上白于日，日乃上白于天。故至诚于五内者，动神灵也。”诚信也以天地之德性为转移，关键在人心，心诚才能感天动地，招来神灵护佑。人如果不诚信而“共欺”，就会引起“天地甚疾之恶之，使其短命而早死也”。要想避免短命的一条途径就是“诚信不欺诈”。
以武当山为本山，以信仰真武一玄帝、重视内丹修炼、擅长雷法及符篆、强调三教融通为主要特征的武当道教于宋代形成后，继承发展了早期道教和儒家的“诚信”伦理思想；不但在道经中大力宣扬诚信受赏、欺诈遭罚的教义，而且在宫观建筑、匾额楹联等武当文化中对之也多有体现，武当清微道派更是把“正心诚意”作为行雷法的根本；武当道教诚信伦理思想，还体现在历代信徒香客将武当山称为“灵山”这一点上。
武当道教有关“真武”神的经典，都非常注重对“诚信”的宣扬，强调正心诚意、虔诚修炼才能得道成仙。如《玄天上帝启圣录》卷一“辞亲幕道”条讲：“玄帝长而勇猛，不统王位，惟务修行辅助玉帝，誓断天下妖魔，救护群品，日夜於王宫发此誓愿，父王不能抑志，年十五，辞父母而寻幽谷内炼元真，“悟杵成针”条讲：“玄帝修炼未契，玄元一日欲出山。行至一涧，忽见一老媪操铁杵磨石上。帝揖媪日：‘磨杵何为?’媪日：‘为针耳’。 帝日：‘不亦难乎?’媪日：‘功至自长’。帝悟其言，即反岩而精修至道，老媪者乃圣师紫元君感而化焉”。此条说明真武最初修持志不够坚，意不够诚，受老媪紫元君磨杵感化，悟出功至自成、诚信修持的道理，下定决E．-，正心诚意，返岩而精修至道。“折梅寄榔”条讲：“玄帝自悟磨针之语，复还所隐。与途折梅枝寄与棚树上，仰天誓日：‘予若道成，花开果结’。后如其言，今树尚存。”蓬莱仙侣”条讲：“玄帝归岩修炼之时，当有九美人相貌端严、仪矩殊异，往来帝所，惑试帝心。帝默识必圣人也，故加敬礼，女仙乃谓帝日：‘予毕蓬莱仙侣，特来试之功行著已，宜加精进越日冲举’。语毕，跨鹤而升。今称蓬莱九师是也，仙侣岩由此名焉。”此两条更加证明真武正心诚意修持，才终得正果，成为“玄天上帝”。由此，正心诚意、虔诚修炼成为武当道士修道的重要思想，真武也就成为诚信的表率。
武当道教经典还认为，神可以满足人们各种功利目的，关键在于对神是否虔诚，即所谓“心诚则灵”。这在《玄天上帝启圣录》的记载中不乏其例。如《玄天上帝启圣录》卷四“孙隐遣蝗”条讲：“四川峨嵋县令孙隐，曾得其父所传真武真君九件符篆咒水科目，用之以驱蝗治病皆有灵验。”“真武”是司命之神，又是“世号福神”、“治世福神”，掌管着人们的福寿名禄。人们应虔诚崇拜“真武”神，以祈求它实现自己的理想与愿望。而商人与手工业者，只要诚实守信、供奉“真武”，“真武”也会显灵，保佑其发财致富。如卷二“唐宪宝像”条中的唐宪是宣州市户，开小杂货铺，因虔诚供奉真武而致大富，子孙昌盛。“朱氏金砖”条中的隰洲市民朱氏，因供奉真武而得福，仍旧开张丝绵铺，复获兴盛。卷六“神化红缨”条记信洲弋阳县开丝绵铺的陆中道与妻张氏因供养北方真神而得嗣。卷八“圣井辫异”条记怀洲开胭脂铺的市民谢景修素奉祖传真武圣像后，家业炽盛。与此相反，虚伪欺诈不仅得不到“真武”保佑，还会受到“真武”的惩罚。如《启圣录》卷八“假烛烧尘”条云：南安军开隆观前有一杂货铺，铺主黄禹见“本观凡有会设合用物件，皆于此铺收买，惟蜡烛尤多．却将臭秽牛脂、触朱破布．伪作真净蜡烛出卖，不惟烟气薰触上圣，兼祭赛求福，反求秽渎”，北极大帝令下天曹诸司检攒。后该观真武殿行者梦一神人，告诉他：“观前卖蜡烛者．曾三世为人．世世恶业，今姓黄名禹．犹卖秽脂假烛，触犯天曹．罪恶贯盈．永失六道．合为微尘”。次日，该杂货铺失火．“其黄禹因贪救物，致令火逼，烧为灰尘”。
武当道教除了在经典中大力宣扬诚信伦理思想外，在宫观建筑、匾额楹联等武当文化中对之也多有体现。如太和宫内的灵官殿，供奉的王灵官神像，三目圆睁面，容威严、怒须怒张、披甲执鞭，造型生动传神，令人触目胆寒。神像旁设有十八只钢鞭，专惩欺诈行恶、心怀不轨之人，而殿内两副对联“好大胆敢来见我，快回头切莫害人”，更是令恶人未得恶报者胆战心惊，以此奉劝世人诚信向善。又如“磨针井”单元建筑中，院内井傍一根巨大的铁杵插在地上，一尊老媪神像侧面微笑，好似面视真武讲述“功至自成”的哲理。再如位于通往金顶路上的榔梅祠庙，以真武发誓修道之传说表明正心诚意、不怕艰难，就能终得正果。而“龙头香”独具匠心的险峻设计，也是为了检验信士是否虔诚(在被认为三十六岩中最美的南岩上，有一座建于元朝的“天乙真庆万寿宫”石殿，雄踞在悬崖之上。在千丈绝崖旁边，有一雕龙石梁，石粱悬空伸出2．9米，宽约30厘米，上雕盘龙，龙头顶端，雕一香炉，号称“龙头香”)。
门庭悬联、额枋题字，是我国的传统文化习俗。武当山道教官观建筑中许多匾额、楹联(抱对)，或竖挂于宫观门扉的两侧、或横悬于门楣神龛之上，不仅庄严肃穆、品位高雅，而且还蕴涵着丰富的武当道教诚信伦理思想。如黄龙洞的对联，上联是：“诚意可格土德厚”，下联是：“心正自然地道兴”。横批是：“神之最灵。“(可格：可以感通，土德：金木水火土)。再如三天门的对联，上联是：“至恭致敬，炳烛焚香，祥烟漂渺通神府，”下联是：“诚心诚意，诵经开光，仙乐音波达上苍。”而南天门即紫金城大门对联是：“上去切莫大意，下来须要小心。”意为在神灵面前要意秉虔诚，言行要小心谨慎。此外，在武当文化的其他方面，也都有诚信伦理思想的反映。限于篇幅，本文中笔者不再赘述。
武当道教诚信伦理思想在武当清微派雷法过程中更是得到了集中体现。武当清微派形成于元代，以张道贵为代表(1264～l294)，师承清微派创始人黄舜申，“得先天之道，乃清微之正脉”。张道贯门下嗣法者二百余人，“得其奥旨惟张守清”。张守清于至大三年(1310)应诏赴阙，建金篆蘸。皇庆元年(1312)，因祈雨有验，赐号“体玄妙应太和真人”。不久还山，管理教门公事．为元代武当道士中最荣贵者。张道贵、张守清一系，虽传行清微符巢道法．但叉属全真，遂将全真血液注人清微道法之中，称为武当清微派。因此从元代至今，武当道教的法术活动均称为清微雷法、清微榜文、清微雷坛。所谓清微雷法，就是指修炼者讲自称出自天庭雷府的一种符祭禁咒，运用于为人们驱邪治病、禳实度厄、超度亡魂、祈晴祷雨等等的一种法术。清微派创始人黄舜申认为：“将吏只在身中，神明不离方寸。‘将吏”、“神明”都是施行雷法时所役使的神，他们就存在于人身内、人心中。施行雷法时之所以能够召令它们，是因为人的心正意诚和有深厚的内炼工夫故金丹派南宗祖师陈楠称：“炼就内丹就可以役使鬼神、呼召雷雨。但如同雷法的运用必须“正心诚意”一样，内丹修炼同样必须做到“正心诚意”。因此，武当清微派认为，正心诚意是行雷法的根本，“正心诚意，神气冲合；故道即法也，法即道也”。法师或施法者在斋醮科仪等各种法事活动中，心要正、意要诚，以通过“存想”遥想出一派天界意境，化凡尘为神界、化已身为神灵，从而具备不可思仪之神力。否则，对神灵没有诚意就不能以“存想”之法沟通人神关系，法事活动就达不到目的，法事活动也就失去了意义。元末明初清微南派的代表人物赵宜真在谈炼度时也认为：“阳世与阴世本为一体，人与鬼魂息息相通，要让鬼魂去邪归正，则行法者也必须是正人君子，通悟天理。超度鬼魂，最重要的是心要诚；心诚，才能感应鬼魂”。“矫鬼神之于人，非可以声声相通，惟可以心诚相感。若我悟，他亦悟；我迷，他亦迷。……我能修持正道，则鬼神感悟，亦反邪归正矣。”赵宜真认为人与鬼神“心诚相感”，实际上是受了宋明理学中天人感应、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故而主张行法者应是正人君子，必须做到“正心诚意”。武当高道张三丰也认为，全仙道首先要全人道，全人道则要以正心诚意、灭物欲存道本为功夫。故《三丰全集》卷三《玄机直讲》说：“修道以修身为大，然修身必先正心诚意。意诚心正，则物欲皆除，然后讲立基之本。”
武当清微派把正心诚意视为雷法的根本，其实关注的是法术的灵验与否。因为法术的灵验与否关系着道教的声誉，也关系着行法道士的名望和现实利益。清微派认为，符祭的灵验与否首先取决于佩符施术者心是否诚信，“心诚则灵”；心不诚，感应的效果就大打折扣，符祭就很难灵验。同时，清微派特别强调内心信念在“诚信”中的重要性，突出体现了武当道教法术活动中的诚信伦理思想。如《清微斋法》卷上《道法驱疑说》日：“道家之行持即儒家格物之学也，盖行持以正心诚意为主，心不正则不足以感物，意不诚则不足以通神。
神运於此，物应於此。故虽万里，可呼吸於咫尺之间，非至诚孰能与於此?!呜呼，广大无际者，心也；隔凝潜通者，神也。然心不存，则不明；神不养，则不灵。正以存之久而自明，诚以着之久而自灵。”但也有不成功的法术，在这种情况下施术道士往往也借用“心诚则灵，心不诚则不灵”来掩盖自己的法术失败，把责任推给斋主，认为是斋主心不诚，故不灵。为了法术的灵验，武当清微派在法术活动中还专门设有“荡秽”的程序或礼仪，意为荡除邪念、、欺诈等思想及一切杂念，正心诚意地做好法术活动。
儒家诚信观的主要思想范文6
关键词：儒家；孔子；教育意义；思想影响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9）02（c）-0103-01
儒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战国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剧烈动荡时期，孔子希望恢复周朝以礼为准则的社会制度，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一整套学说，实现“恭、宽、信、敏、惠”五种品德才能实现仁。随后，孟子提出了“民本思想”，主张“制民之产”，提倡王道，反对霸道，提倡重义轻利。其后，荀子发展了孔孟的儒学思想，在他看来“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提倡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后天学习，凡人皆可成为圣贤……先秦儒家代表人物提出的主张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雏形。此后，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从此经学成为显学，儒学成为中国古代封建文化的正统思想。其后各个朝代，儒家思想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其思想也渗透到了社会生活各个领域。
一、儒家思想的教育意义
孔子不仅是伟大政治家、思想家，更是伟大的教育家。孔子门下弟子三千，他在教育实践中总结出很多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比如“温故而知新”、“多闻阙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三人行必有我师”、“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等。下面选取三方面来谈儒家文化对后世的教育意义。
1、“有教无类”。孔子第一个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孔子的学生都可不必顾虑家世出身。有志于学的人都可以通过学习、掌握知识，从而为君主服务。我们可从《子路、曾、冉有、公西华侍坐》一章中，略窥孔子的社会理想以及他平素如何教诲弟子。正因如此，才成就了很多家境贫寒但学问富足的弟子。
2、因材施教。古人云“性相近，习相远”，孔子做到了对每个学生的个人、家庭情况都有所了解，然后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施以不同教育，子曰：“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师也过，商也不及”、“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谚”。孔子能做到对三千弟子的情况熟悉了解并施以教育，实在令后人钦佩。
3、启发式教学。在我国教育史上孔子首次提出启发式教学。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从《论语》中可见，他对学生谦恭和善，善于由浅及深地启发诱导学生，让学生易于明理，受益匪浅。
二、儒家思想对后世的思想影响
1、“中庸文化”。“中庸”主要是强调“善”。“中”乃适合，“庸”乃按照适宜方式做事。“中庸精神”指的就是适度把握，按照适中方式做事，并力求保持在合情合理的范围之内。这对我们现代社会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
2、强调“知行”结合，注重实践。强调知行合一是儒家教育思想的突出特点，孔子要求人们应“言行一致”，强调“力行”，坚持“言必行，行必果”。子曰：“君子学以致其道”，“行以达其道”，“力行近乎仁”。朱熹也十分重视“力行”，朱子曰：“故圣贤教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以终之”。他所说的力行就是在认识的基础上强调实践。
3、“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儒家学者强调正确的“义利”观。当生命和道义二者之间不可兼得的时候，儒家选择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孔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4、“闻道”、“行道”。子曰：“朝闻道，夕可死矣。”儒家学者认为闻道、行道才能体现人生价值。儒家学者是把“仁”和“礼”作为了道德行为的最基本范围和最高准则成为人生的终极追求目标。小至“修身齐家”大至“治国平天下”，无不要求仁人志士“闻道”“行道”，实现自身的价值。
5、“忠孝”。孝于父母，忠于朝廷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直以来遵循的原则。儒家要求孝顺父母、忠君爱国。孔子强调“孝悌”是“仁”的根本。提倡大家“入则孝，出则悌”，要孝顺父母，敬爱兄长，长幼有序。以“孝悌”的原则推广至国家，便是要忠君爱国。同时，对待周围的人事要“忠恕”，这便是为“仁”之道。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6、“不器”。子曰：“君子不器。”这指的是君子不能像器物那样，隅于一技一能，只能发挥一种作用。儒家认为，君子应该追求大道，而不能拘泥于一技一能之“小道”。小道虽有可观者，然君子所不为也。“君子不器”是要求人们要“游于艺”、“通于艺”，由“器”上升到“不器”，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道。
7、“慎独”、诚信。“慎独”一词出自儒家《礼记・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东汉郑玄的解释为：“在独处时能谨慎不苟。”其实，“慎独”即谨慎自己在独居、独处时的言论和行为，始终保持道德的操守，独善其身。荀子则将“慎独”与“诚”联系起来。不诚则不独。这便提出诚信的要求。诚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也是沟通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纽带，儒家的“诚信”观不仅是立人之本，也是立国之本。
总而言之，儒家思想的确我是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源。当今人类正处于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的时代，为了创建适合于新的文明的生活方式，我们不仅应当总结工业文明时代教训，而且应当从古典的农业文明中去吸取人类生存的智慧。儒家思想固然有局限性，但我们应当取其精华，在当今社会合理运用，发挥其合理的教育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
作者简介：郭婷婷，女，1981年出生，山西沁源人，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12.2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1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