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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技术行业报告范文1
1.1评价目的与依据
青岛生物谷评价目的在于总结“青岛生物谷”及其实施的经验和不足，为青岛生物谷发展提供参考建议。青岛生物谷评价的基本依据是：(1)“青岛生物谷计划”方案及实施现状；(2)高新技术产业及其区域创新系统理论；(3)国际、国内生物科技园建设的经验。
1.2青岛生物谷定位
自身发展定位。从引进在孵企业、项目数量方面评价，2001年底基本达到预期计划目标；整体发展现状与预期发展存在一定差距。
国际对比定位。国际知名生物科技园区发展时间相对较长，其内部研发、孵化、生产、服务及管理体系也相对完整，已经或正在产生成熟的生物高技术企业，在国际生物医药产业中具有重要地位，而青岛生物谷计划实施时间短，其体系、功能都在建设和发育之中。
国内对比定位。国内长春、上海等地生物医药产业基础较好，生物医药科技园发展时间相对较长，其内部研发、孵化、生产、服务及管理体系趋于完整，其产业化程度相对较高，孵化或引进生物医药企业众多（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30多家，上海张江高科技工业园84家），生物医药产业已经成为高技术园区乃至本市的支柱高新技术产业，在国内生物医药产业中具有重要地位；而青岛生物谷计划实施时间短，其体系、功能都在建设和发育之中。国内北京、广州等地起步相对较晚，但其规划起点高，设计发展规模大，所依据的优势条件明显（北京依托众多国家级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医疗机构、信息机构，加之其国际、国内信息、资金、人才、管理等要素充沛；广州具有国际市场和国际合作的优势），其发展不容忽视。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众多生物谷（或基因谷、药谷）的发展计划起步晚，但都有各自的资源（生物物种、医药原料、生态环境等）优势，其专业化医药产业发展具有相对强的竞争能力，应当引起重视。
高新区产业体系定位。生物医药产业是青岛高新区产业体系的主导产业之一（电子信息、生物技术、新材料），根据初步调查，本区拥有生物医药企业31家，资产及产值规模远小于电子类产业，与其它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研发等联系也十分有限。
1.3青岛生物谷发展环境辩识
1.3.1国际环境
世界发达国家（美国、欧洲共同体等为代表）生物工程及生物制药行业在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产品生产与营销等诸多方面都相对成熟，生命科学研究及生物技术产业化开发是21世纪国际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核心领域，其核心技术得到国家、企业等大力扶植和资助。对青岛生物谷建设的有利影响表现为：(1)为青岛生物谷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对象；(2)应当成为青岛生物谷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对象。*
随着中国加入WTO，国际生物医药产品更为容易地进入中国，国际企业通过直接投资也参与国内竞争，为青岛生物谷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国际技术成果和产品得到严格的产权保护，加入WTO意味着必须遵循国际技术贸易规范，获取先进技术将面临更大挑战。
1.3.2国内环境
加入WTO后促使我国各级政府机构及政策法规改革，同时促使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这将有利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高技术中小企业）的整体发展；国家对生物技术及其产业化，以及对于海洋产业的重视，对于青岛发展以海洋生物技术产业化为特色的生物谷十分有利；国内已经或正在建设几十个各类生物医药园区（或称基因谷、药谷、生物制药园、生物岛、生物城、生物带、生物谷），造成对国际、国内生物医药资源、技术、人才、资金、市场等激烈竞争，对于青岛生物谷建设造成不利的国内竞争环境。
1.3.3青岛市环境
优势因素（按重要程度大小排序）：(1)2008年奥运会（水上项目）主办城市：有利于迅速提高青岛市国际形象与地位，为吸引高技术产业提供良机；(2)国家海洋科技（含海洋生物科技）基地；全国海洋科技研究与开发、高等人才培养基地，为生物谷技术、人才源头建设提供坚实基础；(3)国家级疗养、康复基地：为生物医药产品应用、临床试验提供基础；(4)优越的人居环境：有利于吸引高级人力居住和创业；(5)国家知名企业集群：海尔、海信、澳柯玛、青啤、双星等国内及国际知名企业，为其它企业发展带来示范效应和名牌延伸的优越条件；(5)区位优势：拥有海、陆、空交通运输优势；
不利因素：(1)青岛市生物医药企业规模、数量、知名度等都相对较小；(2)青岛市海洋科技产业化程度偏低；(3)生物医药高技术人才相对缺乏；(4)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技术小企业）不发育；(5)咨询、中介、金融等创新服务机构相对缺乏。
1.4青岛生物谷基本结构分析
1.4.1深层结构分析
生物谷建设的文化理念。主要生物谷计划提出的理念主要包括：“集聚人才、集中成果、集成技术、集结资金、集散信息”的创业平台；让学家由“科学人”变成“产业人”，再成为“自由人”；鼓励创新，容忍失败，创业留人；政府就是“服务”。提出创建的生物谷文化包括：挑战自我，创业报国；经营自我，追求卓越；以人为本，开拓创新；瞄准市场，走向国际；长远规划，科学管理；技术创新，市场机制；人才战略，资本运营。在理念上的概括中，注意强调要素的集聚和塑造以人为本的创业环境，而对企业、产品和人才的国际化竞争与交流等理念强调不足。对文化的概括则缺乏精炼性，难以进行宣传和贯彻。
生物谷制度建设。生物谷计划提出的制度建设内容包括：“遵循国际规范和通行惯例，按市场经济规律和科学技术规律办事政府参与不参股，支持不包办，（宏观）协调不强制，（微观）服务不干预”；“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成果产业化为目的的企业化科研机构高效率、大规模、投资主体多元化的专业孵化器创业的文化氛围，靠创业留人的机制。”在加入WTO的背景下，对于政府对生物谷计划实施的国际规范化管理与服务强调不足；对于生物谷计划实施的企业化（建设现代企业制度）、国际化、专业化运作模式强调不明显。
1.4.2组织结构分析
资源整合体系。(1)技术源头整合。建立国家海洋科技研究中心十分必要，但同国际、国内海洋科技（尤其是海洋生物科技）研究与开发机构的连接功能上需要进一步加强；生物谷现今同国际、国内生物、医药领域研究机构的联系尚比较分散。缺乏强有力的技术战略联盟或合作伙伴，使得技术源头的稳定性、竞争力不强。(2)人才源头整合。青岛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对于生物技术人才的高级人才培育尚显不足；对国际、国内生物、医药领域高等学校、研究机构的吸引和联合培养野味内入正规渠道。(3)资金源头整合。生物谷建设的成败关键在于能否建立良好的风险资金引进、利用与退出机制，而现在生物谷的风险投资机构建设相对欠缺；随着国家加入WTO后对国际银行、证券、保险业的开放，青岛对于中小高技术企业的资金支持相对不足；另一方面，有些资金源头缺乏对前景好的项目的有效、及时投入，职业化的相关咨询、中介服务机构比较缺乏。*
技术及企业孵化体系。(1)应强化对被孵化企业、机构的专业化服务功能，不仅包括物业、办公等服务，而更应该建立专业化服务分支机构，强调信息咨询、市场营销、人才流动、质量评价、资金运作等功能；(2)促使企业间的相互学习与交流，建立学会及企业协会；(3)建立与国际、国内相关生物技术孵化器的交流与合作关系。
生产体系。(1)生产基地发展空间有限，基地建设落后于孵化器的建设；(2)成熟生物医药企业（尤其世界500强中的生物、医药企业和中国知名医药企业）建立独立生产、研究开发机构（分支）比较缺乏；(3)生物医药企业的生产体系的建于本区发展有限空间形成一定矛盾。
管理与服务体系。现在尚处于政府的宏观管理为主的时期，专业化和国际化的战略规划与管理体系尚未形成；生物谷自身应企业化自主管理也处于初步阶段。服务体系的生物企业专业化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服务的运作方式应该企业化以及国际化程度也比较低。
1.5青岛生物谷运行机制分析
现阶段青岛生物谷的外部资源整合机制和外部市场开拓机制更多地具有自发的性质，对国际要素吸引和国际市场开拓、营销的良性机制尚待加强。生物谷内部运行的激励机制、交流机制、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正处于建设之中，而建设初期的关键是如何激发生物技术企业发展的动力。
1.6青岛生物谷发展判断
发展阶段。青岛生物谷处于发展的初期，其特征为：(1)具有生物技术产业集群形成与发展的优势条件和巨大潜力；(2)生物技术、人才、项目、资金等要素处于聚集阶段；(3)生物谷孵化、服务机构正在完善，产业化基地初步确定；(4)生物技术企业、产品尚未正式产出，国际、国内影响尚不明显。
发展途径。青岛生物谷发展初期的途径是以政府推动为主，旨在培育其生存与发展能力，为其自主发展打下基础。
2、青岛“生物谷计划”简介
青岛“生物谷计划”是指：在国家重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鼓励发展生物技术产业的背景下，依托青岛独特的海洋生物科技资源优势和优越的城市区位优势，在青岛高新区政府与青岛海洋大学联合建设“青岛海洋生物科技园”的基础上，与多个国家级生物、医药科研机构合作，借鉴世界生物科技园取得的成功经验，在青岛东部山谷中进行专业规划，引导社会资金大规模跟进，实施技术与企业孵化并举，聚集大批生物与医药企业，建设青岛生物谷产业区。
青岛“生物谷计划”的基本宗旨是：以发展现代生物工程产业群为目的，发挥本地特色和优势，大力引进国际领先的现代生物技术人才和成果，努力建设卓有成效的创新服务与创业孵化体系，争取在10年内初步形成我国生物高新技术企业聚集的产业高地。具体目标是：(1)2001年，生物高科技创业孵化体系框架基本形成，入驻生物谷科研型企业30家以上；(2)2003年，生物高科技创业孵化体系基本完善，入驻生物谷科研型企业超过100家，产值过亿元企业5家以上，争取1家以上企业股票上市；(3)2005年，产值过10亿元企业超过10家，争取有5家以上公司股票上市，技工贸总收入200亿元以上。
青岛生物谷的主要开发方向有：基因与遗传工程、干细胞与组织工程、蛋白质工程、生物及天然药物开发、纳米生物医药、海洋生物工程制品、农业生物工程。
3、存在问题总结
3.1青岛生物谷发展环境问题
青岛生物谷的发展在国际和国内都不具有超前发展的优势，需要其走后发创新和超越式发展的道路；青岛市的诸多潜在优势尚未得到充分利用和开发，如名牌企业的延伸与投入，疗养与医疗机构的纳入，海洋科技成果的转化，申奥城市的影响，会展经济的推动等。
3.2青岛生物谷深层结构问题
青岛生物谷文化与理念应如何在制度建设、组织建设、管理决策和具体经营中体现出来，是解决其发展的关键问题；如何解决好政府管理、服务与生物谷自主运行的关系，是当前需要明确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3.3青岛生物谷组织结构问题
青岛海洋（生物）科技优势明显，而生物医药产业不发达，造成生物技术研究与开发、生物技术企业孵化和生物医药生产等三个环节的不协调，可能会使孵化企业将来面临缺乏下游生产企业的问题。对技术、资金、人才的整合，尚处于相对自发的阶段，面临来自国际、国内对优势资源的激烈竞争，生物谷服务体系（生命科学研究院、高新区创新服务中心）的资源整合机构需要进一步专业化和强化。对成熟企业、机构的整体（分支）引进不足，使孵化企业的产业化面临问题。
3.4青岛生物谷运行机制问题
现阶段青岛生物谷的外部资源整合、外部市场开拓、外部环境适应机制的建设需要提高到战略层次；青岛生物谷内部运行的激励机制、交流机制、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也应通过组织建设来加强。
4、对策与建议
4.1青岛生物谷自身发展对策
建立协调生物谷计划整体运行的企业化组织机构，对各环节进行专业化分工与组合，使其具备相应功能，以保证生物谷计划的成功实施；健全各资源整合机构和团队，加紧对资源的竞争，尤其是强化与技术源头的联系的分支机构；加紧建设风险投资机构和资金投入中介机构；建设专业化的青岛生物谷信息交流与交易平台，增加网站的专业化信息交流与技术、人才、产品交易内容；加强对被孵化企业的跟踪服务，强化相互间的正式与非正式联系，建立相应专业协会与行业协会；加强产业基地建设，协助引进成熟生物医药企业；建立与国际、国内知名生物科技园区及机构的联系与合作关系。**
4.2青岛高新区应采取的对策
继续大力支持“青岛生物谷计划”，在扶植方式上体现规范化管理的特征，按WTO国际通行规则要求改革政府管理生物谷的政策与具体方式；支持和协助筹建生物技术产业孵化与创新服务体系（孵化、中介、咨询、融资、物业等），促进其按企业化运作；积极支持和促进生物谷建设的国际化合作与竞争。
4.3对青岛市政府的几点建议
将“生物谷计划”当作青岛新世纪初期高新技术发展的核心战略，予以全方位支持，结合青岛优势企业和知名活动（会展、节庆）进行宣传和推介；积极协调与“生物计划”有关的地方及驻青单位企业、机构，使生物科技产业与地方经济协调发展；结合申办奥运会成功，积极鼓励和支持东部地区生产与生活设施的投资建设，为“生物谷计划”发展提供更为优越的环境。
【参考文献】
[1]中国科学院.2001中国高技术发展报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6-38.
[2]LiuShuguang,ChenCai.ProgressofregionaleconomicgeographyinChina:acomparativestudy[J].TheJournalofChineseGeography.1999,8(3):257-263.
生物技术行业报告范文2
和去年一样，今年中国最佳创业园区评选主要关注园区过去两年内的入驻企业数量及增长率、园区内落地企业融资总额、租金税收减免优惠幅度、对创业者的政策支持。除此之外，园区的基础设施和产业服务配套设施、人才、教育等服务体系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根据以上评选维度，最终创业邦研究中心从创业者提名以及参选报名的园区当中遴选出了十个非常有特色，并在产业服务配套、投融资和人才服务上非常有吸引力的园区。
它们是哪些园区呢？我们将一一为您揭晓。
1、中关村软件园
亮点：
园区主要产业：软件、IT服务外包、云计算、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
园区明星企业：百度、腾讯、联想
中关村软件园是集研发、孵化、培训、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软件产业园区。背靠清华、北大、中科院等全国数所顶尖院校、科研院所，园区获得了无以比拟的先发优势，进驻了一大批高科技企业，吸引了众多高科技人才。
园区提供从产业研究到创业孵化、品牌拓展、人才培养与服务、科技金融超市、国际合作与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保护、信用建设等一系列产业促进服务，以及从基础通信服务到云平台服务和数字化、智慧型服务的多层次技术支撑服务。
2、常州科教城
亮点：苏南未来的创新之核
园区主要产业：智能设备、信息技术、工业设计、新材料、生物医药、科技服务
园区明星企业：齐晖医药、普罗赛生物
常州科教城是含创业园区、孵化器、大学园区、高新区在内的综合型园区。园区聚焦于智能、设计和信息三大先导产业，通过政策扶植、金融创新、营销辅导等方式培育创新企业。
为鼓励早期和成长期项目，帮助创业者寻找投资者，协助投资人对接更多优质项目，常州科教城建立了常创基金、天使下午茶投融资对接平台等融资渠道。从2012年7月开始，每月园区内都会围绕机器人高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移动互联网、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行业举办专业的投融资对接活动。
针对2010年1月1日以后注册的企业，常州科教城制定了提供贷款贴息补助政策，对获得100万元人民币以内银行贷款的企业给予贷款利息全额补贴，对获得500万元以内银行贷款的企业给予不超过贷款利息额50%的补贴。
3、中新天津生态城
亮点：环保宜居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地
园区内主要产业：科技研发、节能环保、文化创意、现代服务
园区内明星企业：华谊兄弟、光线传媒、博纳影业
中新天津生态城是中国与新加坡两国政府联手推出的战略性合作项目。园区环境优美，住宅、学校、商业中心、社区中心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已吸引2000余家企业入驻，涉及文化创意、节能环保、科技研发、绿色建筑四大产业集群。
此外，园区内产业配套齐备，规划建设有5个国际化产业园区，包括文化部挂牌的国家动漫产业综合示范园、广电总局挂牌的3D影视园。
为吸引更多企业进驻，中新天津生态城在税收、外汇结项、对外投资等方面都有慷慨的优惠政策。每年，园区还会设置预算资金，除了扶持产业，还大量投入民生领域，如免费教育、免费公交等。同时，为提高园区服务，生态城还配有公共技术服务平台、IDC数据中心等。
4、武汉光谷生物城
亮点：主打生物牌的产业新城
园区内主要产业：生物医药、生物农业、医疗器械、生物制造、健康服务、生物能源
园区内明星企业：三鹰生物、华大基因
武汉光谷生物城是一个主打生物产业牌的的创业园区。园区深度开拓生物医药等领域，已建成生物创新园、生物医药园、生物农业园、生物制造园、医疗器械园、医学健康园六大园区，并致力于打造集研发、孵化、生产、物流、行政、居住为一体的生物产业新城。现已建成技术支撑、公共服务、企业孵化、信息资源共享、投融资、人才引进六大平台。
在投融资上，光谷生物城设立了金融超市，聚集了31家金融机构及9只生物产业专项基金相继运行，形成多层次投融资体系，全力服务企业。目前有28家投资公司和3个自然人对光谷生物城55家生物企业进行投资。
5、天府软件园
亮点：西南地区高端软件核心聚集地
园区内主要产业：软件服务外包、软件产品研发、通信技术、数字娱乐、移动互联、共享服务
园区内明星企业：西门子、思科、亚马逊
天府软件园是成都发展高端软件及新兴信息服务产业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10个软件产业基地之一。目前，园区已成为国内外知名软件和信息服务企业在中国战略布局的首选地。
为扶持企业发展，园区不仅为入驻企业提供了一流的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服务，还提供了包括人力资源、专业咨询、行业报告、公司注册、政府关系、品牌宣传等一站式服务。
此外，为帮助创业企业寻找投资，园区还与国内外知名投行、天使投资人、成功创业者共建了天府天使投资俱乐部，定期举办项目推介会和企业沙龙。此举吸引了国内外数十家VC和PE、天使不定期与企业进行对口座谈，促成项目投资数亿元。
6、杭州东部软件园
亮点：杭州科技、智力、人才、信息聚集地
园区内主要产业：无线传感网产业、电子通讯产业、IC设计产业、位置信息产业、电子商务产业
园区内明星企业：阿里巴巴、神州数码、中兴通讯
杭州东部软件园是浙江省首家企业化运行的科技园区，形成了以“科技产业、科技孵化、科技投资”为价值内涵的科技创新服务体系，并以此拉动投资，推动园区内企业的成长。
目前，东部软件园已经与新加坡的IDA、IE、SITF、SMA以及亚太A的SOCIO等建立了多渠道、多层面的信息交流和互访机制，并与微软、Intel、IBM、LG、西门子、ECS等长期保持密切的交流。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杭州市天堂硅谷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港的形象和窗口，东部软件园周围汇集了大量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一批实力雄厚的高科技企业，是科技、智力、人才和信息最密集的区域。
7、南京市徐庄软件园
亮点：软件名城的创新之窗
园区主要产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生物医药、物联网与集成电路设计、电子商务、节能环保
园区明星企业：苏宁云商、途牛旅游网
南京市徐庄软件园是集创业园区、孵化器为一体的综合性园区，也是南京市打造中国软件名城的重要窗口。提供公共技术服务是徐庄软件园的一大特色。园区内已建设集成电路设计EDA服务平台、物联网区域云计算服务平台、物联网应用公共服务平台、埃森环境湿度传感实验室等数个公共技术服务平台。
目前，在物联网与集成电路设计方向，徐庄软件园正在加强专用芯片设计和相关软件研发能力，着眼于通过提供智慧城市等系统解决方案来带动提升整个物联网产业链的竞争力。同时，徐庄软件园也在深度挖掘以苏宁云商、途牛旅游网为龙头的电子商务产业。
8、苏州生物纳米科技园
亮点：生物医药人才的创新社区
园区内主要产业：新药研发、医疗器械、服务外包、生物技术、诊断试剂、纳米技术
园区内明星企业：
苏州生物纳米科技园是苏州工业园一个别具特色的园区，聚焦于生物产业发展，已形成国内最完善的生物制药产业链，国内最集聚的诊断与转化医学产业链，国内最具活力的医疗器械产业生态圈。
产业链建设的不断完善同时带动了园内的产业集聚。目前，园区内400余家高科技研发企业结成了新药创制、医疗器械（含体外诊断）、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产业集群，为近8000名高层次研发人才的集聚、交流、合作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有意进驻生物纳米科技园的企业可以享受到启动资金、房租减免、人才与科技政策、生物医药方面的专项扶持政策。
9、香港数码港
亮点：亚太地区未来的资讯及通讯科技枢纽
园区内主要产业：资讯及通讯科技、信息服务、多媒体内容创作
园区内明星企业：微软、IBM、思科
香港数码港集聚了一大批来自世界各地、颇具规模的资讯及通讯科技公司进驻，资讯、通讯科技设施及物业配备齐全。其中，数码港协作中心为资讯及通讯科技起步企业和中小企业提供了覆盖全面的网络。同时，在投融资渠道上，数码港协作中心会举办不同活动，如创投和商贸配对，为通讯科技起步企业和中小企业提供机会与本地及海外投资者交流。
有意在香港开设业务的企业可以通过名为Smart-Space@Cyberport的短期租用计划获得租金和租期上的优惠。
目前，数码港已经在上海设立了代表处，方便上海的中小企业使用数码港的协作平台，从而得以进入香港和全球的ICT市场。
10、厦门软件园
亮点：连接宝岛台湾高科技产业的纽带
园区内主要产业：软件产业、移动互联产业、文化创意产业
园区内明星企业：易联众科技、三五互联、星网锐捷
立足于区位优势，厦门软件园积极发展与台湾软件业的对接业务，吸引台湾IC设计企业、动漫游戏软件企业来厦落户。同时，为打造“海峡西岸经济区最好的软件园区”，厦门软件园在扶持中小型软件企业上也不遗余力。目前，园区已经搭建了全方位的投融资服务体系，帮助解决软件企业发展过程中资金紧缺的问题，并免费为园区中小企业开展各项服务。
生物技术行业报告范文3
根据最新就业数据表明，毕业当年未能找到工作的大学生数量越来越多，导致大量优秀劳动力剩余，高校毕业生待业在家，无所事事，这对社会治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并且大学生找工作所需的成本越来越高，影响到一批中学生完成其学业的积极性。还有，一些大学生不能有很正确的就业价值观，出现“低不成，高不就”的尴尬局面，以及招聘企业的种种不规范操作和就业市场的不公平现象，都使得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成为问题。[1]所以，深入剖析就业问题产生的原因，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合理的解决对策，对提高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促进高校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现状
（一）高校毕业生就业环境严峻
首先，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存在人口基数大，出生率高和人均资源不足的问题，这就导致有限的工作职位满足不了日益涌入市场的求职者的需求。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始终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其次，由于计划经济的长期影响，不论就业观念，还是就业政策、就业机制与市场经济的要求、社会发展的趋势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现如今，又有国际经济形势持续低迷，国内宏观就业形势面临经济放缓、就业总量持续增加和结构性矛盾突出三重压力，所以国内的就业形势更加不容乐观。
（二）高校毕业生就业率逐年下降
从官方公布的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来看，从2006年到2012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如下图：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新统计显示，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680万人，创历史新高。6月以来，首批“90后”高校毕业生陆续离校，而相应的问题也接踵而来，如：热门专业就业趋冷、就业满意率不足五成、高学历就业难等问题。2012年的就业率与往年持平，也保持在68%，但是这并未改变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低的现状。而且，由于区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分配制度等方面的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呈现地域结构性矛盾。高校毕业生就业往往集中于发达地区及东南沿海城市。而到西部、经济欠发达区、基层就业的规模还十分有限。
（三）高校毕业生就业流向不均衡
城乡二元结构、地区发展差异导致高校毕业生出现的就业流向不均衡，就业的地域范围相对比较集中的现象，呈现出“东部多，西部少；城市多，农村少”的特点。这其中有两点原因，一是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从而对于大学生的需求有数量上的不同，而且经济方面的原因也直接影响到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区域选择。例如，近年来，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及一些中心城市对大学毕业生的需求比较旺盛，有的地方需求总量甚至大于当地生源数；而边远省区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需求则相对不足。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部分中西部地区对高校毕业生的需求虽然有所增加，但仍然远低于东部沿海及发达地区的需求。其次，很多大学生一直生活在学校里，没有走出过校门，所以对于社会的就业形势没有准确的判断，不能认清就业形势的严峻。并且基于不能吃苦不想吃苦的心理，大多数高校毕业生只想留在东部这样发展速度快，生活水平高，创业机会多的城市就高薪职业。
就地区来看，吸引人才就业的主要是城市。热门的求职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天津、成都、杭州、沈阳、西安、济南、哈尔滨等。从地域来看，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北京都是吸引人才的大磁石。而在国家西部大开发以及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政策的指引下，这两个地区也成为了人才的新流向。[2]
二、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现状的成因分析
（一）产业结构与人才供给之间的不平衡
产业结构与人才需求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我国产业中的人才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主要体现在产业的人才规模结构与产业的产值结构不匹配，高素质人才短缺，专业技术人才偏少以及人才在各产业间的流通不顺畅。许多高校只为了追求建设综合型大学，实际上没有根据自身实力和社会需求设置学科，因此没有良好的师资队伍，致使许多热门专业的毕业生反而成了“冷门毕业生”。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资料显示，2012年，全国高校新增或调整的本科专业为1850个。但相比于旺盛的增设专业需求，同年全国范围内撤销的本科专业数量仅为32个，而在2006年至2011年，每年撤销的专业数量都低于这个数字。另据麦可思的《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披露，2013年本科就业红牌警告专业（即就业率低、薪资低，且供大于求的专业）包括动画、法学、生物技术、生物科学与工程、数学与应用数学、体育教育、生物工程、英语等。而且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专业连续三年（2011-2013）都是就业红牌专业。[3]
（二）大学生自身的就业观念与能力不适应
首先是大学生的就业观与就业形势的严峻性存在偏差。很多高校毕业生不能真正的了解社会竞争压力，所以对社会的竞争机制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他们大多对于未来职业的期望很高，并且都有很高的个人抱负。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相当多的高校毕业生在刚毕业进入社会时无法调整好自己的心态，期望薪酬普遍过高。[4]如下图：
其次是高校毕业生本身的竞争能力不强。很多大学生不能很好地把握社会的需求，难以适应企业的用人要求，本身缺乏竞争素质。如下图：
根据图三，我们不难看出，高校毕业生的大多的精力还是停留在书本和理论上，其自身的就业竞争能力不强，不能十分地重视实干精神，而企业则刚好相反。所以，加强自身实干能力，增强竞争能力，成为大学生就业的关键。
（三）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与市场脱节
首先是我国高校课程设置脱离市场需求。由于有些高校出于产业化和市场功利化的目的，根据市场职业的潮流性增开专业课，导致专业重复、学科扎堆，造成所谓的热门专业总量过剩、竞争加剧，而冷门专业无人问津、供不应求。现在的大学生进入职场后都要进行再培训，大多数毕业生对于所学专业只是一知半解，略懂皮毛，缺乏专业的技能知识和动手能力，不能满足用人单位的需求。专业理论与实际的脱节，导致我国高校毕业生处于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境地，大大降低了供求之间的契合度，进而导致了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问题。[5]
《2013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指出，由于教育本身的滞后性和同样的一些复杂原因，我国的高等教育未能及时有效地调整专业结构，与那些萎缩淘汰的旧行业岗位需求相对应的传统专业并没有及时得到缩减，这就造成了大学生所学专业与社会需求的错位，有者不需，需者无有，从而导致结构性待业。
三、提高我国大学生就业率的对策与建议
（一）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搭建创业平台
首先，高校要加强与企事业单位的联系，通过人才交易会、网络就业信息库与用人单位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等为毕业生提供多样化的求职渠道。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中信息不充分是影响用人单位选材和毕业生就业的突出问题，因此，要重视和加强毕业生就业市场信息化和信息服务体系及时化。
其次，鼓励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利用自己的才能和技术，自筹资金，技术入股，寻找合作等方式创造就业岗位。政府应鼓励高校积极开展创业教育和实践活动，为大量的高校毕业生创业搭建平台。例如，对高校毕业生从事个体经营符合条件的，免收行政事业性收费，落实创业经营场所安排的扶持政策；有创业意愿的高校毕业生参加创业培训的，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补贴；对自主创业的高校毕业生，有关部门要简化审批手续，减免登记类、管理类、证照类的各种行政性收费。强化高校毕业生创业指导服务，各地要建设完善一批投资小、见效快的大学生创业园和创业孵化基地，并给予相关政策扶持。增强其创业能力。[6]
（二）改革人才培养模式，适应市场需求
首先，强化高校专业设置改革，适应市场需求。将是否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作为检验高等教育成效的一个重要指标。高校应多方面地提高毕业生参与就业竞争的综合素质，在抓好教育体制的转型的同时，还应增强学校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有效合作，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以市场为导向，以质量为基础，适时地调整专业结构，根据市场需求，开设新专业，加强基础学科、应用学科的建设，不断革新教学形式和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高素质的毕业生，从而培养出与市场需求、社会需求相对接的应用型人才。
其次，强化实践教学环节，满足用人单位需求。在高校教学中应大力组织以促进就业为目的的实习实践，确保高校毕业生在离校前都能参加实习实践活动。市场需求是多样化的，不同岗位对毕业生素质的要求也不一样。因此培养出更多更好的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毕业生，可以有效地提高毕业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增强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力。拓展一批社会责任感强、管理规范的用人单位作为高校毕业生实习见习基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也应根据高校毕业生需要，提供专场或其他形式的职业技能鉴定服务。
生物技术行业报告范文4
[关键词]制造业回流；实施效果；成本差异
[中图分类号] F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3）09-0007-03
[作者简介]王丽娜（1975-），女，汉族，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商务英语。
制造业回流是指跨国公司将制造业投资和生产能力从海外向国内转移的一种现象，它既包括将海外的工厂迁移回国，也包括在国内建设工厂，取代在海外建厂和采购的计划。在过去的100多年里，美国一直是世界制造业的领先者，制造业使美国保持了长期经济繁荣。然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产业分工的专业化以及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深入，美国制造业受到严重挑战。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中国在过去十年里制造业出口占世界的份额由5%增加到15%。而且种类齐全，涵盖了劳动密集型产品和重化工产品以及部分高科技产品。与中国相比，美国制造业在21世纪最初10年失去了约500万就业岗位。另外，近年来美国过度依赖金融、网络经济等虚拟经济，导致制造业萎缩。美国政府为了缓解国内经济压力，提出了制造业回流计划，重塑以新能源、新技术、新材料等为重点的先进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一、美国制造业回流的政策内容
2009年以来，奥巴马政府正值金融危机恢复期，提出了重振本土制造业，也被称为“再工业化”进程。美国政府先后推出《出口倍增计划》《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重振美国制造业政策框架》《先进制造业伙伴（AMP）计划》等一系列措施，鼓励企业在本国建厂，为制造业回流本土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奥巴马在近期发表的2013年国情咨文中，重申“要将制造业放在核心地位，使美国成为新就业和制造业的磁极”。因此一些美国制造业企业纷纷回流。2012年12月苹果CEO库克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就表示，将把一条Mac生产线的制造业务移回美国。密歇根制造技术中心劳动经济学家Dan Luria认为，苹果的这一计划可能会享受到税收减免和其他政策优惠。由于近年来美国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制造业回归的呼声很高，苹果的做法也是回应为国内创造就业机会的政治压力。这是继惠普、乐金化学等企业之后，又一家在短期内计划在美国新设生产线的高新制造业巨头。
二、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原因
（一）解决美国就业问题
在过去的50年里，随着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和印度等国制造业的兴起，美国劳动力迅速向第三产业转移，制造业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美国制造业岗位在1965—2000年保持在1800万个，但从2000年开始制造业就业岗位急剧下降。2000—2007年美国制造业流失了350万个工作岗位，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又流失了230万个工作岗位。根据纳斯达克（ADP，Automatic Data Processing，Inc 世界最大的人力资本管理解决方案提供商）全美就业报告，制造业在2013年4月下滑了10000 个工作岗位，这是三个月以来制造业首次呈现下降趋势，也是2012 年9 月以来的最大降幅。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严重影响到美国中产阶级尤其是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工人的生活水平。美国劳动力市场2013年5月增加了175万的就业职位，但同时失业率上升至76%，显示有更多的美国人在寻找工作。美国政府已经将制造业作为解决就业和经济问题的措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报告预言，制造业回流将为美国在2020年以前创造大约300万个工作机会。
（二）中美能源等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
2007年我国统一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外资企业税收成本提高，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区土地价格飞速上涨，拉动了外商投资成本；石油和其他燃料价格以及运输成本相应上涨，反观美国却正在获得能源成本优势。美国政府降低美国制造业的税收负担，使临时减税永久化，实施节能方案，降低能源成本，鼓励创新和投资，促进技术的传播和新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美国的页岩气革命不仅使美国国内能源自给自足成为可能，或催生钢铁业新一波投资潮，尤其是将拉动石油和天然气用钢管产能的增加。从德克萨斯州到西维吉尼亚页岩层的开凿，不仅大幅提高美国天然气产量，使天然气价格过去2年来锐减50%，更引发大量产业扩张计划，提振美国化工制造业，也让钢铁业者纷纷扩增投资，以善用当地低廉的天然气。据业内人士称全球使用天然气的企业可能受到吸引，将产能移到美国市场，届时钢铁需求与产能均将进一步提高，美国可能因此实现再工业化。美国政府为其制造业的复兴创造了条件，相对来说，美国再工业化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三）减少对外贸易逆差，推动美国经济复苏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财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接近11万亿美元，2012年商品及服务贸易赤字总额达5347亿美元。结构失衡是制约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美国各界人士普遍认为，具有竞争力的制造业是美国经济活力的源泉，制造业能够创造高技能的工作岗位，通过出口和吸引投资为国家带来财富，通过技术扩散促进其他产业发展。为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颁布新的制造业政策，加大制造业投资，例如，2012年3月，奥巴马政府宣布投资10亿美元，建立由15家制造业创新研究所组成的全美制造业创新网络，带动制造业创新和增长，提振美国经济，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减少美国对外贸易逆差。
（四）保持制造业的全球领先优势，重塑美国国家竞争优势
美国制造业回流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回归传统制造业，而是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新兴产业，依托科技创新实施工业转型与升级，确保美国在制造业的最高端和最高附加值领域拥有竞争优势和领导地位。近年来美国大量资本进入虚拟经济领域，造成产业空心化，虚拟经济过度膨胀，是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之一。美国吸引制造业回流将优化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比例，提高制造业的综合实力，保持其竞争优势，同时也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进行牵制，维护全球经济政治主导权。
三、美国制造业回流的现状和效果
美国制造业回流涉及了家具、机械、金属制品、电脑电子产品、塑料和橡胶制品、电器设备、汽车制造业七个行业，其中汽车制造业的回流最显著。从区域看，我国是美国制造业回流的主要流出地。根据我国商务部最新数据统计，2013年1—5月，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451家，同比下降2102%，美国对亚太和欧洲地区投资增速放缓，对北美投资增速明显加快。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和2011年的制造业增长分别达到58%和43%。2007—2011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增长了1390亿美元，但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67%下降到655%，降幅为015个百分点；2011年制造业对实际GDP增长率（17%）的贡献份额为05，回复到2007年（实际GDP增长率为19%）047的贡献份额，但比2010年（实际GDP增长率为3%）的123的贡献份额有明显的下降。从出口情况看，相对于农业和工业材料领域，制造业出口的增幅相对较慢。世界银行统计数据表明，美国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额的比重自2006年开始逐年降低，由2006年的3006%下降到2010年的1993%。
从结构上看，美国制造业结构并没有显著变化，支撑出口的新型先进制造产业并没形成规模。虽然美国福特、通用等公司逐渐将生产线转回国内，但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美国制造业还难以与新兴经济体抗衡，考虑到劳动力成本、供应链和产业集群、市场容量等多种因素，多数已转移到海外的部分高端制造业也很难形成回流态势。例如，中美之间在产业链上的分工是中国具有劳动力优势，美国有技术优势，美国的劳动力短期内不可能比中国便宜。以2001—2011年为例，虽然中美之间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差距仍然很大，彻底缩小差距仍需要数十年时间。以目前的市场汇率计算，2001年中国工人工资仅相当于同期美国工人工资的4%；到2011年这一比例上升到14%，而且10个百分点的涨幅中有3个来自于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
在增加就业方面，目前制造业对创造就业的作用比较微弱。除了农业、教育和医疗服务业等少数领域增加了就业岗位外，建筑业和制造业新增就业岗位相当有限。2010年1月到2013年1月，美国仅创造50万个制造业的岗位。在制造业领域，高收入管理职位及低工资服务业职位数量在增长，相反中等的白领和蓝领岗位在减少。从目前来看，即使美国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全面复苏，也很难大幅促进就业增长。总体上看美国就业结构的调整还是比较缓慢的。
四、美国制造业回流对我国外贸的影响
（一）加剧中美贸易摩擦，增加我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压力，影响我国就业
出口倍增计划是美国重振制造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奥巴马政府制定的一系列提高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措施，必然对我国制造业出口构成挑战。在重振制造业的过程中，美国频繁采取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我国出口产业造成较大冲击。近年来，美国先后对我国出口的钢铁、轮胎、风电设备、光伏组件、汽车零部件等产品发起反倾销或反补贴调查。在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战略下，双方在电子信息、汽车、生物医药、精细化工和装备制造业等领域的贸易摩擦会增加。另外美国制造业回流本土会减少中国的就业岗位，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制造业处于紧缩的状态，2013年前5个月以来，制造业的岗位处于减少状态，导致我国约有4万人失去了劳动岗位，因此美国制造业回流本土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
（二）影响我国装备制造业升级
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装备制造业回流的实质是发展新材料、智能机器人等高端先进制造业，打造新的竞争优势。2012年8月6日，美国政府宣布，将在俄亥俄州杨斯顿建立一所由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共同出资的制造业创新研究所，研发3D打印技术。因此本次美国制造业回流与以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3D打印等技术应用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密切相关。长期以来美国占据产业链高端，控制先进技术，对技术转让和技术扩散一直持保守态度。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后，对本国的装备制造业核心技术会继续采用更严厉的保护措施，以保持其优势地位。这会延缓我国产业升级，同时使我国装备制造业发展面临着发达国家控制先进技术与后起的东南亚、非洲国家低成本生产优势的双重打击。
五、我国面对美国制造业回流的应对策略
美国制造业回流对我国企业造成冲击的同时也引起了我们的广泛思考。我国制造业企业应该认清目前我国制造业的现状并针对美国制造业回流计划采取一系列应对美国保护本土制造业的措施。在政策方面我国应该继续扶持核心产业，促进产业升级，对涉及到国计民生的产业以及幼稚产业要通过关税和补贴等措施进行扶持，同时保护国内制造资源。在技术创新方面，应当学习美国政府进一步加大科研投入，为先进制造业研究提供资金支持，尤其是加大对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机器人技术和航天飞行器技术的研发力度。发挥企业、政府、工会、贸易协会、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协同效应，使之共同进行新技术的研发和投资。创新是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制造业应该向创新型方向发展，形成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竞争新优势。同时还要吸收国外先进技术，提升创新质量和管理水平。在市场方面，开拓多元化市场的同时，要激发国内需求，巨大的国内市场将为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同时要完善我国基础设施并营造高效的投资软环境，吸引国外高端制造业来华投资。人才方面，提升教育质量，加大教育投资，通过优惠的政策吸引海外高技术人才来我国发展，避免人才流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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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文，李燕如何看待“美国制造回归”？——兼评美国“再工业化”战略[J]海外瞭望，2012（3）： 45-46
生物技术行业报告范文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产业发展和土地开发问题一直缠绕在一起。深圳、浦东、天津滨海等大大小小新城和新区开发的成功,激发了很多行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设立和建设开发区的热情。园区和新城的名称不断变换,工业园区、高新区、生态产业园区、低碳园区、创意文化产业园区、经济城、科技城……。近两年,河南、浙江、江苏等省又分别出台政策,支持产业集聚区的建设,甚至订出了每亩项目投资强度和年营业收入、产业协作配套能力、相关企业数目等具体的衡量指标。现在,对产业集聚、产业集群、创新集群等名词,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已经耳熟能详,但是产业集聚区背后的深层逻辑如何,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产业集聚区,却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园区和新城一次次名称的变化,发展理念是否有实质性的变化?是否真正转移到依靠技术创新的理念上来?
产业集群是一群在地理上邻近的行为主体(企业和机构),有三方面的特征:地理上邻近;产业间联系;行为主体间互动。产业集群应该是在当地企业和机构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者们对产业集聚的关注开始于19世纪末,跨学科交流持续进行了上百年。而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重新挖掘了产业集聚对于促进技术创新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作用,研究了发达国家成功案例,最典型的是以创新性中小企业网络为特征的“第三意大利”、以高技术创新为特征的美国硅谷等。集群也成为很多国家区域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新思维和政策工具。
从理论上说,企业获得效益不仅在于内部效率,还取决于企业的外部,从产业集聚中获得外部经济,从而降低成本。理想的集群内存在协同效应和集体效率,促进知识学习和技术创新。美国的电影产业在好莱坞、意大利的毛纺织产业在普拉托,相关企业在地理上靠近而且能充分地互动,不仅能降低成本而且能促进技术创新,这就是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本文简称集群)的理念所在。世界的财富主要是在这些集群内创造的。然而,基于发达国家成功集群的发展经验并不能简单地照搬。
在发展中国家,在中国,在特定的产业领域,相互联系的公司和关联的机构在地理上集聚的现象很普遍。从提高区域竞争力的方面来分析,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存在产业集聚,也不在于产业集聚板块的多寡,也不在于产业集聚区域内的主导产业是朝阳还是夕阳的,而是这些产业集聚区域内的行为主体如何,处在产业部门价值链的什么环节,产业联系如何,是否依靠技术创新的内力发展等。从逻辑范畴上看,纷繁复杂的产业集聚区既包括了产业集群,又不等同于产业集群。尤其是需要大大提高产业集中度的钢铁、煤炭等产业来说,还需要慎提发展产业集群的口号,以免为盲目发展规模以下的过小企业提供借口。除少数园区以外,很多开发区内的企业集聚现象也不能和产业集群相提并论。
现在,国内外“产业集群”和“产业集聚区”成为时尚的情况下,我主张“产业集聚”是一个中性词组,我们不能认为,只要一群企业集聚到了某个地方,这个地方就一定能发展起来。我们也不能认为,只要这群企业在某个时期发展起来了,它们就一定会永续获得竞争优势。我们更不能认为,只要一个地方打造了产业链,这个地方就能获得经济发展。诚然,产业集聚可以获得节约成本的外部经济效果,还可能获得促进技术创新的竞争优势,但是,也会发生负面效应。既然在世界的范围里、历史的长河中,产业集聚的现象十分普遍,从非洲的棚户区[ 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所附的光盘生动地表现了在黑人棚户区初级服务业集聚(广告、服装等)的趋势。]到瑞士的金融区;既然产业集聚的程度有疏有密,产业集聚的绩效有优有劣,产业集聚的未来有盛有衰,那么,产业集聚是一个中性词组。那些毫无章法的非创新性企业扎堆,自然是缺乏创新的。那些在一块空地上,连第一粒种子(企业)都没有,所盲目地规划和打造的“产业集聚区”,其实是“旧瓶装新酒”,与过去“筑巢引凤”的开发区毫无两样。产业地产开发的目的昭然若揭。
在此基础上,需要转到真正关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上来。如何理解中国形形的产业集聚现象?如何理解产业集群的升级,如何理解中国创新集群发展的意义,从而真正培育中国的创新集群?
两大类产业集聚区域:园区和集群
我们可以随时观察到相关的经济活动共栖的现象:在居民区内的理发店、服装店、副食店等共栖;卖面粉的与卖面食的共栖;洗衣摊位和裁缝摊位共栖,由此形成服务区、工业区、市场区等,有些是人们自发选择的,有些则是管理者因势利导而成的,更有规划者预先规划的。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已经呈现在中国版图上的产业集聚区是足够丰富多彩的,从产业部门来观察,从高技术产业部门到低技术产业部门,从弱创造力产业环节到强创造力产业环节,从制造环节到设计环节到研发环节,从加工制造到服务业,都存在产业集聚,成为中国经济转轨中的突出而有趣的现象。
犹如天然湖泊和人工水库的区别,产业集聚区域可分为两大类,即由投资主体开发的产业园区内所形成的产业集聚区和由企业自然聚集而形成的产业集群。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中的企业集聚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同一性,但这两组概念的来源完全不同。从理论渊源和发展历史上看,前者主要是外力驱动,而后者是内力驱动。园区是企业发展的地方载体,而集群强调的是企业的关系。如果把园区比喻为房子,把企业比喻为人,把集群比喻为有合作关系的一群人,那么,房子里面不一定有人,如果里面有一些人,他们之间不一定有关系,而有合作关系的人又不一定住在同一栋房子里面。园区作为政府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区域,是一种吸引外资和创造就业的重要政策手段,进入园区的企业主要是共享基础设施、城市化经济和优惠政策,园区内企业间不一定有产业联系,企业的产业联系可能在园区之外;而产业集群应该是促进企业繁衍及其互动和创新的发动机(当然,就我国基于精细劳动分工以获得低成本的产业集群来说,距离这种创新性产业集群还有很远的距离)。发展中国家的地方产业集群和吸引外资是互为因果的。一方面,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与跨国公司的投资和生产外包活动有着紧密联系;另一方面,在缺乏产业联系和集聚而单靠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的地方越来越难以吸引外资。
有些产业集群是从产业园区中成长起来的,而有些产业园区又是在原有产业集群的地方建立起来的,这种双向演进现象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可以看到。例如,意大利普拉托原先就聚集毛纺织企业基础上建立了配套设施完善的占地 400 公顷的马可罗托(Macrolotto)产业园区,法国规划的索菲亚-安蒂波利斯技术城经过四十余年发展获得了成功。然而,地方发展并非因为基础设施和物质设备上的便利而自动促进,而是依靠对基础设施的高效运作和服务,因此需要支持性的机构来促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将传统的产业园区转化为具有功能联系的产业集群并非易事,而转变为拥有物流、技术孵化器和创新中心的系统环境就更难。有产业集群的地方不一定需要产业园区,建设了产业园区的地方也不一定会发展产业集群(图1)。为了享用基础设施和优惠政策而进入园区企业尽管在地理上邻近,但企业之间可能由于产业类别、所有制、所属国、语言等存在障碍而联系甚少,甚至相关行业的企业也可能由于技术标准、行业细分等差异而不相往来。产业集群可能在产业园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但这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之久。因此,一些相对落后而没有足够企业的地方,企图用建设产业园区来发展产业集群是有风险的,可能会落空,因此园区的投资需要谨慎。
(一)政府开发建设的各类园区
园区已经成为我国制造业的重要载体。我国的各类开发园区数量大,分布广,门类繁多,等次各异。开发主体有中央各部委和各级地方政府,也有各类企业。中央很多部委先后都涉及了设立、开发和建设产业园区的工作。例如从改革开放初期至今,国务院特区办、国家计委设立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科委(科技部)设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教育部批准设立大学科技园区、文化部和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等中央政府部门设立动漫产业园区,以及国资委等机构设立科技城等。海关特殊监管的开发园区,国务院批准设立的有二百多个,省区级政府批准设立的则有一千多个。我国的出口加工制造活动是从“三来一补”起家,在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中开始进行的。
持续了三十多年的“筑巢引凤”至今势头未减,一轮跟着一轮,一波连着一波。从沿海推到内地,从南方滚到北方。2003年国家对开发区进行了清理整顿,各地建设和经营产业园区的竞争白热化程度曾经有所减退,但营建园区的热情并没有随之降低。尽管在深圳宝安等地二十多年前建设的开发区现在成了亟待改造或已经改造的废弃旧工业区,在其它很多地方,工业园区、产业集聚区和产业转移园等新园区的建设方兴未艾。其中不乏有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经营和优惠措施,园区过分分散、开发面积大、产业停留在低增值环节、企业之间缺乏联系和分工,专业化的服务型企业和机构不足,未形成有效的创新环境等诸多问题。近两年,低碳园区、生态园区、科技城、创意产业园区、产业转移园区等等名目繁多的园区还在规划、开发和建设,仅长江三角洲地区已经建设的创意产业园区就达到104个。包括7个特色主题园区的河北省科技文化创意产业园区2009年3月在唐山市开工建设。河南省于2008年10月下旬确定175个产业集聚区的空间布局。必须指出,园区是一种有风险的政策工具,园区是一种产业地产,以园区开发引导的地方发展是房地产驱动的发展模式。对于各类园区来说,一个突出的问题是,中国如何走既吸引外资,又不依赖外资,逐渐从缺乏内力到增强内力,从融入全球价值链,逐渐走向自主创新的道路?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总体来说,园区在解决就业和提升经济产值、城镇建设方面有显著效果,但是为了避免其仅仅称为跨国公司的卫星平台和“飞地”,从而发展为培育自主创新的学习型区域,这需要有明确的政策方向,不断积累经验,进行长期的艰苦努力。
下面分别从旗舰跨国公司的供应商园、以软件外包服务为主园区以及高技术硬件产品加工为主的工业园区为例分析这一问题。
1、旗舰跨国公司的供应商园跨国公司在本地原来缺乏相关的产业基础的地方进行绿地投资,是在政府招商引资、设立产业园区的条件下进行的,如诺基亚公司在北京亦庄建立的星网工业园,把诺基亚原来的国外配套企业带进,促进了“即时生产”的集聚效果,日本丰田、本田和日产在广州附近投资,促成汽车产业集群。从技术转移的角度上看,这种集群可能只是跨国公司的“飞地”而已。
与单个跨国公司相比,供应商园的投资模式可以在短时间内更明显和快速拉动东道国地方经济发展。但是,从长期来看,特别是当东道国的相关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竞争力还比较弱小的时候,供应商园模式对东道国的产业发展有潜在的威胁。外资企业带来技术转移的前提,是跨国公司要和本地供应商、服务商甚至竞争对手存在互动,在供应商园的投资模式下这种互动被限制在非常有限的范围,甚至供应商园会形成一个对本地企业相对隔离的网络。从长期看,由于没有形成嵌入于本地企业的生产网络,这种由跨国公司旗舰企业及其主要供应商组成的园区甚至还存在整体性迁移的可能。
当旗舰跨国公司采用了供应商园的投资模式,就可利用东道国廉价的投入品,进行高效率的供应链管理,降低生产成本和营销成本。旗舰企业及其供应商可以拥有更强大的谈判能力,在税收、土地等方面享有比单个投资企业更多的优惠政策,迅速完成从投资到大批量生产的过程。这些优势加上跨国公司自身在品牌、技术、管理等各个方面的优势,对东道国企业形成巨大的竞争压力。
由于东道国要鼓励外资企业向本地供应商提供关键技术,从而帮助本地供应商的产品质量达到世界标准,并能够为外资企业提供零配件。跨国公司之所以倾向于选择原有的全球供应网络,一个重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配套企业在技术和质量方面存在差距,因此,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大力提升本国企业的技术、管理能力,从而满足跨国公司的质量和技术要求,这样才能进入跨国公司的供应网络,并逐步获得更多的技术溢出。
在中国建立了供应商园之后,集聚带来的内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高效率的供应链管理、政府提供的更多的优惠政策等,将使得单个的内资企业很难与其竞争。为此,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地方政府之间要协调一致,国家产业政策在扶持内资企业的同时,要避免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追求GDP而给予外资企业各种超常的优惠待遇,这样可能导致国家产业政策的失效。
2、以软件外包服务为主的园区
跨国公司将内部的服务功能转交给没有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国外服务供应商。电信技术的发展以及行业内部信息的标准化和规范化为服务外包提供了基础。麦肯锡与商务部联合的《将中国打造成服务外包产业的全球巨人》白皮书指出了全球服务离岸外包的迅猛发展趋势。2005年的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称,根据合同额划分外包市场的份额中,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占到了79.6%。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国发展了软件工程、新药外包研究与开发、保险业和市场研究等生产者服务业。在IT领域,出现了印度Wipro、TCS 和 Infosys,中国的东软、中软、炎兴、博彦、海辉等一批外包企业,为北美、欧洲和日本服务。2007年,中国国内信息技术(IT)服务市场达到了74.1亿元(中国投资促进会等,2007)。在生物技术和化学制药领域,我国的合同研究组织(Contract Research Organization,CRO)也得到了发展,利用中国在化学和生物领域优秀而相对廉价的研发人才,承接国外新药的研发外包。此外,西方药物临床试验市场逐渐饱和,越来越难招收药物受试者,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由于疾病品种众多、临床成本较低,成为国际药物临床试验的重要市场。
中国在制造业外包中的出色表现,促使国外企业在服务外包决策中选择中国作为承接地。在杜克大学和拱石咨询公司2005年的两次外包调查中,中国外包业在一年之中增长了一倍,其中66%的外包项目将与现有制造企业共聚(co-location)作为主要的推动力。在软件服务外包产业向中国转移的浪潮中,在资本的推动下,软件与服务外包企业数量的迅速提升,也带来了软件园的繁荣。在挑战印度软件服务与外包的口号下,众多地方政府大力支持,先硬件投资,再通过政策优惠,通过相互争夺企业资源的形式,建立了200多家软件园区,其中有47家国家级火炬计划软件园。2005-2006年旗舰,以软件园的名义“拿地”,向银行套取资金,再囤积更多的土地,再套取更多的资金的现象屡见不鲜。各地软件园相互争夺企业入园争相压价,入园企业良莠不齐。
当然,外包活动起步的软件园是可能通过跨国公司与本地软件外包企业间互动而转变为创新型区域的。以下以大连和杭州为例。大连软件园是以明确的市场为导向,在跨国公司与本地企业的互动中形成的外包企业集聚区。定位于“中日软件产业战略合作门户”的大连软件园,已成功引进软件企业340多家,其中40%为外资企业,包括早期进入的IBM、通用、Genpact、惠普、埃森哲、SAP、松下、诺基亚和索尼等世界“500强”企业27家,以及CSK、欧姆龙、阿尔派、FTS、吉野电器等众多日资软件企业。对日外包业务的跨国公司的扎堆,也吸引了像中软集团、信雅达等国内著名软件企业的进驻。在给国外企业“打工”的同时,大连本地的软件企业也逐渐成长起来,产生了东软、华信计算机、海辉科技等本地知名软件出口企业。
杭州软件业则得益于国外资本与本地企业家的完美组合。20世纪90年代初,杭州本地的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利用港台资本,抓住了金融证券业信息化等市场机遇,打开了本地软件业的机会窗口。企业家从原企业跳槽自主创业,新企业的不断衍生,展现了本地产业的浓厚创新氛围和持续自生能力。杭州软件企业的成长环境也吸引了众多国内外同行企业研发中心的建立,其中包括华为3COM总部、中兴通讯全球手机产业基地、摩托罗拉的技术支持中心、诺基亚的研究与开发中心(全球研究与开发中心和赫尔辛基研究与开发中心联动)、东软集团的研发中心、波导的研发中心、北大青鸟的研发中心等,还有印度TCS(tata consulting service)、台湾南岗软件园、中国科学院微电子研究所杭州分部、中国科学院电子辅助设计中心杭州分中心、国家集成电路师资国际培训中心、西安交通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等相关的研究机构进入。一个由本地企业、科研院所、跨国公司研发机构、政府公共服务平台等众多机构紧密联系的本地创新体制正在逐步形成。
跨国公司的分支机构选择区位时,很重视地理邻近的因素。例如,印度软件业的巨头Infosys(信息技术系统公司)、TCS(塔塔咨询公司)、Satyam(萨蒂扬电脑服务公司)、WIPRO(威普瑞)成群地进入上海浦东软件园褐色的楼群中。爱立信进入望京电信科技产业园区,离LG、摩托罗拉等公司不远。
3、以高技术硬件产品加工为主的工业园区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欧美地区的高技术企业将劳动密集的生产环节转移到了具有低成本优势的东亚等发展中地区。起初,欧美高技术企业只是把生产外包作为充分利用其生产能力满足其市场需求。到90年代初,市场竞争加剧,高技术企业开始最大程度地利用合同制造服务商的生产能力,其制造环节在东亚迅速聚集。高新技术产业的制造环节越来越向少数合同制造服务商集中(表1)。这些合同制造服务商为了达到跨国旗舰企业的要求,需要不断地对产品进行改进和创新,并不断地扩张规模以降低成本。
以电子制造服务(Electronic Manufacture Service,EMS)为例,EMS公司为原始设备生产商如戴尔、爱立信、摩托罗拉、微软等企业提供设计、策划、制造、测试以及物流管理等等全套系列服务,覆盖整个产品生命周期。这种外包服务是复杂的流程,具有统包的特点,从而使EMS公司可对项目实施从构思设计、产业化、制造到部署的全程管理。
在电脑制造领域,以台湾代工厂商为代表的“接单生产”(Build-to-Order,BTO)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就已经流行。代工厂商在全球有潜力的市场设立后段组装厂,并先在生产成本较低廉的地区设立前段工厂生产“准系统”(bare bone),即主板、电源、机箱以及软驱等,当接到客户订单后再交后段组装厂,组装完毕交给客户。这种“接单生产”后来延伸成“定制生产”(Configure-to-Order,CTO),完全依照最终客户的需求来做软硬件配置。CTO逐渐成为趋势,但由于需要提供更多样的零部件库存,对代工厂商的挑战更大。表2反映了全球主要笔记本计算机代工情况。
在深圳-东莞、苏州-上海和北京-天津地区,形成了我国的信息通讯技术产业的所谓集群现象,中小型甚至微型的零部件和元器件供应商、装配商、营销商等企业犹如繁星难以胜数。或者可以说,我国的信息通讯技术产业集群正是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出现和发展的。
跨国合同制造企业在区位调整的过程中需要产业集群这样具有外部经济的地方来有效减低成本。然而本地技术溢出的效果,随着产品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技术、知识被固化在产品内部,很难通过累积学习而提高。尤其在电子信息产业,产品集成度不断提高,专业化分工越来越细,自动化、机电一体化需要更多的嵌入应用程序,企业的累积学习也更加困难。
在电子信息产业集聚的东莞和苏州,虽然集聚很明显,但更多的是处于价值链条的组装环节。在浦东,虽然集聚了400多家医药企业,但企业仍停留在仿制药的生产阶段,新药研发比例很少。在主要技术标准被跨国公司掌握的背景下,怎样处理本地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关系在中国的高技术产品加工区域尤其重要。来自台湾的学者杨友仁和夏铸九通过对苏州的研究提出,在苏州地区由于受到台湾系统厂商与其本地供货商之间“买方零库存”的交易治理结构的影响,难以通过知识溢出而形成创新集群。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不对称权力关系,使得区域作为一种关系性资产以及不可交易的相互依赖的特征还需要更长时间才有可能形成。
跨国公司邻近本地大学利于便捷地利用本地高素质人才,而邻近其全球供应商和服务商则有利于巩固其海外合作网络,同时限制了东道国本土的供应商和服务商进入和获得技术外溢的机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可能在以下几种情况下与本地企业形成互动,发生技术外溢:①示范和模仿;②人员流动;③企业上下游联系;④竞争,即外资企业的进入促进了市场竞争,使内资企业有足够的压力主动提升技术和管理;⑤出口,即外资企业在出口过程中,建立和维持营销网络以及对国际市场需求的判断和知识,有助于本地企业获得出口国际市场的能力。当本地企业没有能够进入跨国公司的供应网络之时,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溢出效应不明显。
在某些情况下,外资可能在人员流动和竞争这两个方面发生挤出效应,即可能会把原来内资企业中的最优秀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吸引到外资企业中去,从而导致内资企业进一步丧失竞争力,还可能在市场上彻底击败内资企业,从而迫使内资企业退出该领域;还可能殃及上游产业,东道国内的配套企业将由于市场需求不足而陷入困境。由于跨国公司在技术、品牌和资本等方面的优势,可能很快在东道国市场形成垄断地位。
中国获得高技术创新和竞争力是否有“诀窍”?在全球化生产网络中如何通过区域发展来获得高技术创新?模块化和编码化使得企业的价值活动在地理上、组织上的范围的扩延以进行标准化生产。假设生产活动存在一个谱系,一端完全是模块化、编码化的,通过纯外包“扔出墙外”,中段是可编码的部分足以外包出去,但隐含知识部分需要生产商和外包商密切互动、频繁交流,最后的一端非常复杂、隐性,他们必须留在原来的领导型公司范围内实现。以硅晶片代工业为例,台湾半导体制造公司(TSMC)通过代工生产与上游设计工厂的工程师互动就实现了升级。
为此,苏州市政府专门规划了科技创业园和出台了《关于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城市的决定》等系列相关文件,加大了研发投入,设立了自主创新资金,设立了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和科技创业孵化器,鼓励外资在当地设立研发机构和零土地增资,并在科技含量、投资强度和环保等方面提高了外资进入门坎。苏州还鼓励本土企业加强品牌建设,向高附加值环节方向发展。显然易见的是,外资代工模式早期的积累帮助苏州的政府和企业获得了自主创新所需要的资金、技术和能力,苏州正在从外资代工企业主导向自主创新的方向发展。因此,从苏州案例来看,外资代工模式逐渐向本土企业自主创新模式转型是有可能的。
(二)自发形成的消费品生产的专业化产业区
我国向全球市场输出服装、鞋、袜、玩具、家电、钟表、珠宝、雨伞、乐器、体育用品、箱包、文具等工业产品的生产基地中,除政府投资的园区之外,很多是农村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乡镇级专业化产业区。这些专业化产业区的发展加速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改变了我国的经济地理版图。
1、“全球-本地”张力下形成的专业化产业区
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深深卷入到跨国公司掌控的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中去,利用低廉的生产要素优势,承担了其中制造加工环节的生产,制造了大批量而廉价的工业产品,其中出口“世界第一”的上千种之多。而中国庞大的劳动力储备、遍地开花的工业园区和巨大的后续市场力量,又为这些产业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外资企业落户,对原有领导型企业进行并构,如全球领先的个人护理用品品牌商――高露洁公司,通过收购本土企业――三笑牙刷,进入了扬州杭集镇的牙刷专业化产业区,获得了本地化的供应商和低成本优势。
2000年初,笔者在对比浙江省和意大利专业化产业区时,发现它们在专业化的产业门类、中小企业为主、地方劳动分工、企业家精神等方面有诸多相似之处。由此提出,意大利式产业区对我国专业化产业区的重要启示是,需要从区域治理上加强企业间的相互联系,发展企业网络,通过提高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带动中小企业群的健康发展。
中国的大量专业化产业区是在全球和地方的联结中形成的,其形成的主要因素是“全球―地方”的张力。这种张力应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由于跨国公司对全球资源的配置与利用,全球的离岸外包活动促使了产业在全球范围内的快速蔓延和转移;另一方面,地方的各种因素,如改革开放政策及地方企业家精神等,促使作为全球生产基地的专业化产业区的形成。
“全球―地方”的张力在各个专业化产业区的发展中都有体现。港、澳、台资本在外商对华直接投资中占据近2/3的份额,是早期广东和福建省产业区成长过程最主要的驱动力量;浙江省的很多专业化产业区来源于本地农民企业家的力量。以中国特色的血缘、亲缘和地缘为纽带发展起来,并主动嵌入跨国经营网络。由于全球外包寻找廉价土地和劳动力,以及农民企业家的共同作用,这些产业区大都是在农村和小城镇兴起的。最明显的就是全国百余个特色纺织服装集群中,很多都是以镇为单位而名扬海内外的。这些在低成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专业化产业区是现阶段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主体,又称为“传统产业集群”,已经成为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地区发挥地方化优势的源泉,其中涌现一批自主创新的品牌企业。由于当地企业之间劳动分工细化而发挥出降低成本效应,也吸引了相关政策制定者的极大兴趣,许多地方政府纷纷制“产业集群发展规划”,在本地“打造产业链”和发展这类的产业集群成为很多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抓手”。
实际上,在“全球-地方”张力的作用下,我国的专业化产业区可以使当地获得效益,也会使当地付出成本;既可能有利于国家和区域创新体系,也可能造成产业损害。如果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将会成为国家经济安全的隐患。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终结了传统优势,这支曾经代表着中国制造崛起的重要力量逐渐失去了其神秘感,其存在问题也不断显现,大都遇到了成本上升、产业转移、贸易壁垒和绿色壁垒等障碍,大批量生产“中国制造”产品的专业化产业区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人民币升值、国际油价暴涨、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产业区赖以生存的种种优势逐渐丧失。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在经济指标之外,日益严峻的社会、环境问让中国的专业化产业区面临全球市场挑剔的目光,产业升级的巨大压力已经在这些产业区中越来越深刻地显现出来。
2、产业集群内部的合作行动
发展中国家依赖海外市场的加工工业集群的研究表明,由于企业所从事的是成熟技术生产,技术壁垒相对较低,企业相互之间是争夺定单的对手,彼此很难在技术创新方面建立起密切的交流与合作关系。相反,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与海外客户或合作者的交流上,也就是说,更加偏重全球联系而轻视本地联系。由此,特别需要通过企业之间的合作以提高集体效率。当集群中突发重大的事件时,更需要合作行动以解决现实问题。在我国的专业化产业区中,需要促进行为主体主动地进行合作,以提高集体效率。
我国很多市镇的政府和行业协会在各地专业化产业区中建立了技术创新中心、专业市场,以及举办了各种专业展会和论坛等,在增强企业活力、促进产学研合作和产供销互动方面已经起了很大的作用,并积累了不少经验。要通过各行为主体的合作行动以及领先企业创新能力提升,促进这些集群的转型。
首先,充分重视产业集群领先企业(龙头企业)的作用,促进领先企业升级和创新。
我国各行各业都或多或少、或强或稍弱地存在创新型的领先企业,其中很多都是在产业区中诞生和成长的,例如温州服装中的美特斯邦威、顺德家电中的格兰仕,而生产者服务业企业,例如阿里巴巴发迹于专业化产业区众多的浙江。这些创新型企业又带动了产业区的转型和升级。沿着全球价值链向高附加值环节的升级并非产业区必然的转型路径,领先企业有可能采取多样化的生存和发展战略,产业区也可能经历瓦解和重构,因此,为应对动态变化的外部市场,产业区企业的协力合作以获得创新能力是转型的关键。
第二,地方政府和行业协会积极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和升级,这是中国沿海一些专业化产业区的重要经验。在集群形态比较成熟的广东和江浙一带,协会组织多是本地企业主导的民间组织,在专业化产业区内促进企业合作、共同应对反倾销等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少地方政府则做了建工业园区、专业市场、培育区域品牌和建公共服务平台等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是因地制宜建公共服务平台。中央财政从2006年开始对52个纺织产业创新公共服务平台予以专项资金的扶持。作为中国纺织产业升级示范区的广东佛山南海西樵镇,已经建成的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包括产业创新示范平台和产品研发、检测和质量认证、教育和培训、信息化服务、电子商务等五个体系。该集群内纺织企业数量减少(不到1000家)而规模却不断壮大。政府实行“雄鹰计划”,设立专项资金提供会展费用补贴、产学研和科技创新奖励等,企业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东莞市也在大力提高企业的科技创新能力。2006年“科技东莞”工程启动,明确“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基本模式、以产业集群为依托、以科技园区为突破口、以产学研合作为着力点、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道路。2007年和2009年颁布和修改出台了多个配套文件和操作规程。东莞市每年安排10亿元扶持企业科技创新,所辖镇(街道)还有相应配套资金投入科技创新。政府建立或引进公共服务平台并帮助企业联系科技创新项目与科技人才。此外,东莞华中科技大学制造工程研究院、东莞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工程研究院等11个公共研发和检测平台,以及25家知识产权机构,为东莞各个行业的创新能力的提高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3、追逐低成本的产业转移
很多事实说明,我国沿海专业化产业区中的企业正在经历明显的地理扩散,甚至制造业活动群体转移。产业集聚区制造低廉的产品价格意味着难以置信的低成本。有的企业为免遭淘汰,不惜采取超常规的、甚至不合法的手段降低生产成本,带来劳动纠纷和环保问题,为了追逐低成本就要逃离原有产业区。低水平制造就像牧民在草原上放牧,这里吃完了就去下一个地方,追逐的只能是下一块草原。企业正面临着“转型”抑或“转移”的艰难抉择,无论走还是留,企业都期待政府能提供强有力的干预措施,帮助企业度过艰难的时期。我国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对这种转移进行了引导。首先是国家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宏观政策导向,其次是各省、各县(市)对引导和承接产业转移的推拉力量,第三是行业协会和地方政府对企业迁移工作的具体指导。
这几年来,沿海许多企业由于受到了土地、能源、环境等因素的制约,纷纷转移到了中西部,甚至转移到了越南等国。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看,产业转移是应该提倡的。中央也积极通过政策引导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比如商务部和海关总署2007年8月联合44号公告,对列入限制类的商品实行银行保证金台账“实转”管理,并且政策对东部和中西部实行了差别政策,东部实行“实转”的同时,中西部仍保留原来“空转”政策,以促进相关企业向中西部迁移。《若干意见》也对产业转移采取了鼓励的态度,但特别强调了产业转移中的污染问题,“禁止‘两高一资’和已明令禁止的落后生产能力转移”。
在实际的产业转移过程中,由于涉及的包括了迁出地和迁入地两个或多个地区,相关的政府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和合作,在产业转移方式上不断创新,引导产业转移的节奏和规模。尤其重要的,是需要认识到产业转移主要是企业的空间战略决策使然,而不完全是政府一厢情愿的。珠三角地区的企业迁移而言,比如东鹏陶瓷,由于企业在佛山的工厂规模小、设备陈旧,难以与其它企业竞争,早在2000年就开始了走出去的行动,这是企业发展策略的选择。再比如,在东莞,同样是鞋业企业,面临外部环境压力和成本的提高,有些企业并没有迁移。美国利威鞋业公司总裁查理斯在接受新华网记者采访时说,他们并不打算离开东莞,因为没有一个地方产业配套体系像东莞这么完善,而且这里的工人做鞋10多年了,都很内行,目前在全世界仍然是最好的地方。迁到外地固然可以降低用工成本,但不完整的配套体系会导致原材料采购和运输成本的上升。
产业转移在国内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2007年以来,新版《企业所得税法》的通过、新增加工贸易限制类商品目录的出台、降低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的通知、人民币持续的升值、原材料价格的上涨、新《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大大压缩了依靠低成本生存的企业的微薄利润空间。2008年又出现美国华尔街金融海啸,而且传导到实体经济并引发需求下降,危机从发达国家传导到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环境跌宕起伏,全球经济发展险象丛生。面对恶化的商业环境,前些年发展起来的鞋业、纺织服装、家具等劳动密集型的一些企业选择了迁移。
对于依赖自然资源的专业化产业区来说,在一定的技术水平下,其集聚的规模受制于资源承载能力。例如,佛山发展陶瓷产业的高岭土原料要从外地运来,电价上升,粉尘和二氧化硫污染集中,超出了环境容量,加上由于劳动力缺乏,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产业过分集聚的不经济效应显现,企业纷纷外迁,科勒和亚细亚落户山东,冠军签约成都,斯米克、东鹏、马可波罗进驻江西丰城精品陶瓷工业园,金意陶、箭牌、欧神诺落子景德镇,新中源首先迁入四川夹江,又签约湖南衡阳和江西高安。佛山陶瓷行业协会与陶城报社于2007年7月11日联合召开以“佛山陶瓷产业的提升与转移”为主题的年会,寻找陶瓷企业向外扩张、转移的路线图,此会议给佛山陶瓷企业明确的信号,需要考虑并正视转移问题。对于产业迁出地而言,则是产业区的升级。佛山有七八种专业报刊,是陶瓷专业媒体机构全国第一、陶瓷行业协会作用最强的地方,集聚了大批陶瓷专业人才,有强大的陶瓷行业职业经理人队伍,集中了陶瓷科研、设计、学校、咨询机构和大型企业,建筑陶瓷产业升级的趋势十分显著。
关于产业转移,广东省和安徽省进行了园区开发的试点。2005年3月7日,广东省政府提出了《关于我省山区及东西两翼与珠江三角洲联手推进产业转移的意见》,对省内两个地区共建产业转移园进行了规范。之后,产业转移园建设在广东省迅速展开。广东产业转移工业园20多个。为了探索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新途径和新模式、深入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国务院2010年1月批复了《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出台了《关于支持安徽省人民政府推进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支持安徽省政府推进皖江示范区体制机制创新。安徽省出台40条政策扶持皖江城市带产业转移,其中从2010年起到2015年,连续6年每年对示范区提供10亿元的财政资金支持。省委、省政府决定设立马芜巢和安池铜等两个承接产业转移集中区,各设四个园区。“八园”中有两个省直管直建园区。集中区新建企业有税费、价格、金融、环保、人才等方面的政策。
设立产业带或产业转移示范园区,提供优惠政策,只是为企业的空间决策提供了一个选择。正如联合国贸发会议《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产业集聚优势已经超越低成本优势而成为吸引外资投向的主导力量,企业是否进入产业转移园区,在低成本和优惠政策之外,产业集聚的配套条件是非常重要的。例如,跨国公司进入东道国之后,需要构建自身的供应链网络,而核心企业是否达到一定的生产规模则是相关企业进入的充分条件。例如丰田投资天津建厂时要求相关企业在天津建厂。但直到丰田宣布扩大在中国的产能至550,000辆,日本的相关企业方才移师天津。由此,产业转移园区的设立也是需要慎重的。产业转移本质上是企业的市场决策行为。如果对于产业转移的干预“越俎代庖”,强制某类企业迁移,会直接造成本地工人失业,突然释放大量土地,由于代替产业难以一时到位,产生“空心化”后果,还会破坏本地的商业氛围,很难将高附加值的企业真正留住。
产业集聚区的社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我国的集群和园区在吸引跨国公司的离岸外包活动的同时,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地农民工和非正式工人,他们在创造节约成本奇迹的同时也不同程度地遭遇到侵犯正当的合法的权益的问题。从全球来看,被西方媒体所称的“血汗工厂”(sweatshop)不仅存在于低技术产业的区域,也存在于高技术中心,形成世界范围区域经济的的“马赛克”。
“血汗工厂”一般指工厂的恶劣生产、生活环境,工人在危险和困苦的环境工作,包括与有害物质、高热、低温、辐射为伍,工时常,低工资等损害劳工权益的行为。冷漠、无情的泰勒制管理方式与流水线化的福特制生产方式结合在一起,成为“血汗工厂”的主要特征。合同制造商对工人实行严格管理。一线工人的工资收入与福利待遇基本按当地最低工资水平来支付。大部分工人居住在企业设置的职工宿舍,出入厂区通常有着严格的限制。作为底层和低端环节的加工制造生产,强调的是大规模、低成本制造,依靠廉价劳动力为主的生产要素。由此,旗舰跨国公司往往通过合同制造商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以及不断地转移生产能力来降低成本。例如,伟创力珠海斗门工业园2007年有200余家企业,4万多名员工,产值高达500亿元。而富士康在近年来分别向武汉、烟台、太原、廊坊等地转移加工制造生产环节,利用内地更为便宜的人力和土地价格来降低成本。尽管这类合同制造商主动或被迫实行了企业社会责任制,但避免“血汗工厂”的指控仍然是其重要的任务。
国际劳工组织在1999年出版的年度报告――《体面的劳动》(Decent Work)(ILO,1999),使“体面劳动”成为决策者和学术界合力推动的新劳动概念。所谓“体面劳动”,是指“根据就业人员自身和其所属集体的条件,可以保障其自由、安全、尊严和公正的劳动”。国际劳工组织指出,环境压力、对经济的不安全感、政府管理的缺失以及不平等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导致“体面劳动缺口”(decent work deficits)的主要原因。国际劳动分工从产品间分工转向产品内分工、生产的片段化和权力的集中化,使得旨在保护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体面劳动进程更加困难。
过去我们讨论产业集群的升级,是在市场绩效和经济能力方面的升级;而现在,这种由资本的逻辑所主导的升级观念必须加以改变,因为如果忽略了劳动力的社会保障和经济能力提升,那么产业集群的升级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产业集群的经济升级(economic upgrading)和劳动力的社会升级(social upgrading)必将成为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得到更多研究者和决策者的关注。在打造“产业集聚区”和“产业转移示范区”时,实现劳动者的体面劳动应称为必不可少的理念。
此外,产业集聚很多时候也伴随着污染的集聚,地方由此付出的高昂代价已经日渐显现。通过共享环境基础设施、发展企业废物交换网络、构建产业共生体系,可以促进地方企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加深企业对地方长远发展的责任感。对于当前国内许多污染密集型的产业集群来说,促成地方企业合作行动的直接压力不仅来自日益严格的环境管制标准,更来自地方社区对环境污染事件的强烈抵制。企业在应对各种压力的过程中,也在逐步积累自身的技术能力,改善产品和生产过程的环境属性。
企业层次的努力需要得到集群层次的配合。集群不仅可以为企业提供基础设施共享、废物交换等可见的好处,长期来看,技术创新优势才是企业绿色竞争力的源泉。可持续发展目标应该真正成为地方企业和相关利益方的共识。
创新集群――产业集聚区的理念
从国际上看,产业集群理论强调企业在一些中介服务机构的作用下互动合作而促进创新,因而增强国家竞争优势和促进国家创新体系的建立。这些产业集群中的企业能够根植于本地。然而,我国沿海的众多集群和园区的实践却说明,集群降低成本的好处虽然大大有利于跨国采购商等外资企业,但它对建立本国本区域创新体系以及国家和区域竞争优势的作用却是有限的。而且集群内的企业并不一定根植于本地。我国的很多外向型加工集群中的企业参与竞争的基础是压低成本,企业之间往往只有少量合作,甚至恶性竞争。对于大量处在低端的集群来说,会陷入“逐底竞争”的困境,甚至衰退或区位转移。因此需要进行政策干预,使企业联合行动,发挥集体效率,增强学习效应,应对外部激烈的竞争环境。促进产业联系,使初级的集群能够增长。
集群的优势引起了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商务部、信息产业部、文化部、中国服装工业协会、中国珠宝产业协会等很多领导部门和协会的重视。集群发展战略正在被纳入国家和地方的产业及科技发展政策中。例如,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先后认定了一百多个纺织服装集群,其中以服装为主如广东的虎门休闲装、大朗毛织、均安牛仔、盐步内衣,福建石狮休闲装,浙江的温州男装、宁波西服等。中国皮革协会认定了8个皮革特色区域,有温州、海宁、花都(狮岭镇)、辛集、桐乡(崇福镇)、肃宁、成都(武侯区)、重庆璧山等。深圳罗湖、广州番禺等十几个专业加工珠宝加工的市镇也引起了中国珠宝行业协会的高度重视。国家科技部火炬中心在2007年6月也认定了157个特色产业基地和50个集群试点。此外,一些跨国公司也密切关注我国集群对其决策的影响。
近几年来,一些省份对集群发展提出了目标要求、指导意见和配套政策。2004年,福建省出台了《关于加快产业集聚培育集群的若干意见》,之后又公布了《金融信贷支持福建加快产业集聚培育发展集群的指导意见的通知》;2005年,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集群升级示范区建设指导意见》;河北省出台了《关于加快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指导意见》;2006年,湖北省出台了《关于促进重点成长型集群发展的指导意见》。集群也已经受到了中央一级的重视。2005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提及要“推进专业化协作和集群发展”。
国家发改委于2007年11月份了《关于促进产业集群发展的若干意见的通知》,通过政府干预来培育地方产业集群,以此推动区域经济增长、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和社会加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集群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组织形式和载体”,但是,国内集群大多数仍处于价值链的低端,附加值较低,缺乏自主品牌和创新能力。因此,自主创新对于现阶段许多集群是非常紧迫的任务。《若干意见》中提出的“促进传统集群加快由委托加工(OEM)向自主设计加工(ODM)、自主品牌生产(OBM)转变”、“引导企业采用国内外先进技术标准”、“加强产学研联合”、“打击假冒伪劣行为”等方面的建议是适宜的。地方政府结合这些建议和本地情况可以采取或强化的一些措施,包括完善知识产业保护、建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规范技术贸易市场、设立技术服务中心和鼓励企业向国外企业学习等等。
在今天的中国,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打造“产业集群”、“产业集聚区”,以及名目繁多的“园区”的行动方兴未艾。在众多的新区规划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早已过时的区域发展理论,这就是不讲人的创造力,不讲企业家精神,不讲技术创新,只是依赖自然资源禀赋和一般的区位条件,把发展的希望寄托于土地的开发和项目“大鸟”的飞入,与基于创新和内力发展区域经济的理念背道而驰。
近几年来,名目繁多的很多新园区的开发规划都有一幅美好的图景――促进产业集聚和发展产业集群。实际上,“产业集聚”只是一个中性词组,它不包含价值判断。产业集聚区可能成功,也可能衰退。因此,投资打造“产业集聚区”要谨慎。在有些地方,以“产业集聚区”为名,搞“筑巢引凤”而承接产业转移可能只是美好的愿望而已。
此外,在慢慢失去对产业集群最初新奇感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回顾先前产业集群的讨论时,至少不难发现以下几点:其一,集群中的企业数量以及企业规模结构都随时间变化而不断变化着。过去对我国产业集群的分析中所显示的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为主的格局,也在迅速地发生改变。其二,产业集群的数量和地理分布也随时在变化。其三,某些专业镇也会发展为“不专业”,即向多样化的产业结构演变,广东已经出现了这种现象。
中国已经形成的产业集聚区面临严峻的挑战。产业升级的机会相当有限,尤其在攸关跨国领先企业的核心利益的时候,领先企业不但不会帮助发展中国家的供应商升级,而且会阻挠和破坏后者的创新与升级。在销售渠道和技术标准被发达国家的买家和生产者所掌控和规定的情况下,地方集群升级因难重重。权力高度集中的跨国公司和全球购买商位于全球经济的顶端,而由于生产高度片断化和地理高度分散化,纺织服装、家具、玩具等本土供应商,长期以来一直位于全球价值链的底端。因为竞争者多,可替代程度高,资本的流动性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大,所以本土供应商的话语权很弱。
政府在产业集群发展中应有重要的作为,创造更具有竞争力的投资环境,吸引高附加值的产业环节根植于本地,促进本地创新性企业的成长,其中长期支持技术创新和投资教育是唯一的出路。政府应该加大对企业研究方面的支持力度,集中资源进行行业关键技术攻关,大力发展专业性大学和职业培训,为企业提供国际标准方面的信息并帮助企业进行技术标准的培训。
关于产业创新问题,必须从产业部门特征来认识。这些特色产业的研究和开发活动在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某些地方具有地理集聚的特征,形成创新集群,而生产活动则扩散到低成本区域,呈现地理集聚的特征,形成生产集群(也就是上文所指我国的产业集聚区)。区域之间是不平等的贸易关系。产业创新往往存在于产业集聚的区域。然而逆定理却不正确―产业集聚的区域不一定能抚育产业创新。也就是说,在高技术产业部门中的低端活动(low-end activities in high-tech sector)的成功不一定会导致高端活动的成功。
产业创新首先取决于创新型企业家和科技人才,此外决定于知识学习的过程和企业之间、产学研之间关系的质量、强度及其网络的结构。创新集群应该是在当地企业和机构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行为主体合作的网络,是一种促进创新的产业社区。它是地方行为主体(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地方政府等机构及其个人)之间在长期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与交流的基础上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建立创新集群,重要的是促进协同作用的环境:学校教育各科知识的协同作用;学生生动活泼的求知环境;科研部门促进学术交流和协作的环境;学习型组织和企业间交流与合作的环境;社区内政府和企业间各种相关知识交流的环境。为此需要认真研究多年来在通过知识共享、学科交叉以促进产业技术创新方面所存在的问题,进而制定促进知识流动的政策措施并形成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