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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女性的要求范文1
在小说中，主人公百合在她七岁的时候第一次收到雪花的扇子。随着百合的回信，两位女孩的命运就此结为一体，灵魂生生相伴。从此以后，女书成为百合和雪花交流的唯一工具，她们通过这样的“读纸唱扇”，诉说着出嫁前后的种种快乐、不安以及痛苦。由于女书文字的特殊，造成了这对老同多年后的一次误会，直至雪花弥留之际，百合方才醒悟。雪花走后，百合打开折扇，写上了自认为是绝笔的一段。她们之间的文字从不曾给旁人看过，更别提家中的男性，因为女书是只属于女人的，它安慰并鼓励着这对命运多舛的姐妹。况且老同之间的感情是不允许第三个人介入的。至此，女书见证了百合与雪花从儿时到阴阳两隔的所有悲欢离合，她们的友谊超过父母、夫妻之间的感情，至死不休。
如此这般，可以说女书文化不仅仅是有别于男权文化的字符，更是中国女性精神的代表。它记录着女性的感情、生活，抒发着她们的悲伤与呐喊。这一点在之前的华裔文学中是从未出现过的。缠足的习俗在中国可谓是由来已久，有几千年的历史。当时，各阶层妇女都要缠足（除去靠体力活生活的妇女），经过一番撕心裂肺的痛苦之后方才达到“三寸金莲”的要求，并且女人是靠着一副完美的小脚才能找到好的婆家。
在《雪花和秘密的扇子》中，作者用了一章的篇幅来描写缠足。作者通过王媒婆的话将缠足的重要性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样作者既没有多加自己的评论，也没有赋予主人公任何感彩，而是运用第三人称更为客观、公正地还原当时文化习俗的原貌。在描写缠足过程中，虽然百合经历了巨大的痛苦，但为了成为“一个女人、妻子和崇高的母亲”，③她不得不隐忍地练习走路，直至八个脚趾都断裂，并继续练习下去。母亲的一句话真正道出了缠足的真谛。这不仅是化茧成蝶的历练，推崇“三纲五常”的儒家思想对女人最高的要求就是隐忍和坚韧，要想成为伟大的妻子、母亲这也是必需的，那么在缠足的过程中所付出的痛苦与努力，就成为女性最崇高品质的象征。然而，在谭恩美的《接骨师之女》中，母亲则把缠足描述得又脏又臭，“看起来像腐烂的姜根……闻起来像猪鼻子”④一样的东西，对其丝毫没有好感。虽然这符合西方人的价值观，但却是对中国传统的莫大讽刺。正如詹姆斯•克利福德所批判的那样。谭恩美就好比这样一位西方作家，她假借“母亲”之口将缠足一事描述得如此不堪，纵然这一过程有难以忍受的痛苦，但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一双精美的小脚对于中国女性而言却是无上的荣耀，这一点西方作家是无法体会到的。这就好比西方女性的束胸史，在东方人看来也是荒唐可笑的。在这一方面，邝丽莎似乎要包容、公正很多。
儒家思想对女性的要求范文2
本文论述宗教文化与陶瓷文化的辩证关系，认为历史上宗教文化对青白陶瓷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影响。概述了儒教、佛教、道教的教义、分别阐释了在宗教文化的影响下青白瓷特征形成的历程以及宋代青白瓷是如何大放异彩，魅力四射的。
【关键词】
儒教；佛教；道教；青白瓷
一、古代宗教文化背景
宗教渗透在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各个方方面面，代表着人的信仰，宋代的佛教、道教和儒教较为兴盛并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宗教文化的底蕴也越加深厚。
1、仁礼一体的儒学思想
儒教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就被统治者视为官学，一直作为国家宗教。两宋时期，儒教学者开始吸收佛教、道教之精华，建立一整套修身养性的形而上学理论体系，尊崇“仁礼义智”和《大学》一书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点，认为只有自己的道德修养提升了，才能构建和谐社会。宋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是江西人，他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简言之就是要人们遏止自己不好的想法和欲望，遵守“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当时统治者极力宣扬这一主张，使儒教进入辉煌阶段。
2、心灵净地――佛教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它的核心思想是自我觉悟，认为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能改变现状，一切果皆缘于因。佛教中“四圣谛”阐明一个人要想脱离苦海，实现自身提高，必定要通过日常的修行；佛教因普度众生的思想而深受人们喜爱。到了宋代，佛教更加平民化，与其他宗教相比没有社会等级之分，佛家常言“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欢迎芸芸众生进入佛教。因此宋代佛学教义蒸蒸日上，建立了各大宗派，其中以禅宗最盛，在民间也流行念佛结社。总之，佛教在宋代已渗入到寻常百姓生活中。
3、质朴无华的道教理义
道教不同于其他宗教，它属于我国本土宗教，是结合鬼神之术、阴阳八卦黄老道学思想发展起来的，追求长生不老、得道成仙，主张“无为而治”，它起源于汉朝，经过不断的发展，兴盛于唐宋。唐代、宋代的统治者都大力推崇道教，广设法事道场，炼丹成仙。道教在南宋分为南宗和北宗、符派和丹鼎派。江西龙虎山是当时南方的道教中心，因此，江西道教也十分流行。
二、在宗教文化影响下的青白瓷
1、儒家思想对宋代青白瓷的影响――追求玉的内涵
景德镇青白瓷有大量的仿玉瓷器，它的色质青中闪白，白中带青，是青与白的完美融合。青色是正色，在古代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青在季节中代表春，象征万物复苏，在五行中代表木，象征欣欣向荣。而且，青色也给人淡雅、简洁、大方、清幽的感觉，正符合儒家“温文尔雅”的境界。玉温润、洁净、晶莹的质感，给人在视觉上和心灵上一种美的享受。玉的美不仅在于它的外观精致，更在于它所承载的“玉德”思想。在《礼记》中，根据玉的不同特质而赋予它不同的儒家思想，分别是仁、知、义、礼、乐、忠、信、天、地、德、道，这便是玉的“十一德”说。因此，自古以来玉就被贵族、文人、雅士所推崇，以此来要求和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伴随着玉器的减少，大量仿玉瓷器随之兴起。景德镇青白瓷就是源于这种“尚玉”思想，釉色晶莹，有玉的质感。其中最有代表的属瓷枕了，李清照在《醉花阴》中提到的玉枕就是青白釉瓷枕。青白釉瓷枕题材丰富，有各种形状和装饰纹样。有兽形枕、几何样式、人形枕等。宋代工匠还喜欢在枕面上刻些儒学格言，以此警惕自己，再加上玉枕清凉、晶莹的质感，可以平静人的内心放松心态。因此，瓷枕在宋瓷中占有重要地位，充分展现儒家以爱人之心对待身边的每一件事的道德要求。
2、佛教在装饰题材上对青白瓷的影响
宋代，江西佛教的盛行源于杨歧、黄龙两宗派的创立，曾巩写道“百里之县，为其徒者，少几千人，多至万以上”，说明江西佛寺、僧尼数不胜数。景德镇此时陶瓷制造也深受佛教影响，佛教对青白瓷的影响体现在陶瓷的装饰和题材上。
青白瓷在题材上对历代人物加以创新，不再局限于呆板的佛像，出现了许多罗汉形象和婀娜多姿的观世音形象。十八罗汉是佛祖释迦牟尼派他们留在世间宣扬佛法，普度众生，维护正义的，是人们所供养的圣者，在各寺院大殿都有他们的雕像，十八罗汉面部表情丰富，造型各异，有伏虎的、静坐的、骑象的……刻画细腻，栩栩如生。但造型最为创新的就是观音了，它不再是男身女面，而是一风姿绰约、柔美端庄的女性形象出现，让人们眼前一亮。观音造型端庄、婀娜多姿，像身是素胎，服饰施以青白釉胎体洁白如玉，器宇不凡，表情慈祥宁静，透露出慈爱悲怜的内心世界。
在纹饰上更是处处都体现佛教内涵。宋代常见的纹饰有莲花、瓜果、石榴等以缠枝或折枝的形式出现。莲花被古人比作君子之花，素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之美名。最能代表佛教清净脱俗的境界，无论是造型上做成莲花形状，亦或是在瓷器内外表面刻塑莲瓣纹，再与其他纹饰搭配，都体现了浓厚的佛教色彩。在青白瓷中也往往将佛手、石榴、桃子组合一起，称为“三多图”。佛手因与“福”同音，故被称为吉祥物。“三多图”代表“学到成佛”的意思，极具佛教文化。
3、道教影响下高雅的造型风格
道教主张无为、平淡、真实，符合青白瓷的釉色以淡雅清新为主，没有浮夸、夸张的纹饰，这种平淡才是真、简单才是美的审美理念使青白瓷更具意味深远、高贵、优雅的独特魅力。
在装饰上最能代表道家思想的就是仙鹤了。古人认为鹤是仙人的坐骑，骑鹤意味着得道升仙，去到没有痛苦烦恼的圣地，是长寿的象征，符合道家追求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的思想，因此被视为道教的吉祥物。宋代的青白瓷在创作中经常用鹤作为纹样，将鹤刻画在瓷器身上，或优雅站立、或翩翩起舞、或一飞冲天，造型丰富，刻画也形象生动，多以黑白色为主，在青釉的背景下极具趣味，仿佛置身仙境一般。除了仙鹤外，桃子也是很有代表性的装饰，桃子象征着长寿，称为寿桃，在民间桃木还可以驱鬼辟邪保平安，王安石“总把新桃换旧符”说的新桃就是指的桃符，符派以符驱鬼的行道内容。在青白瓷上通常绘以“麻姑献寿桃”“九桃图”等，线条优美，设计丰满，釉色莹润，意蕴深长，深受大家喜爱。
儒家思想对女性的要求范文3
关键词：“桩眼”；关中；石雕拴马桩；审美文化内涵
中图分类号：J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4-0101-03
引言
拴马桩石雕艺术一直是北方民居石雕艺术中独具特色的一种，尤以关中地区最为丰富，向来有“地面上的兵马俑”之说。[1]近几年来关于拴马桩的文章、专著也屡有问世，民间更是出现了以拴马桩群为特色的装饰形式。这种现象一方面展现了拴马桩艺术形式独到的魅力和持久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催生了系统解读该艺术形式审美内涵的现实需要（现实中，对拴马桩的审美焦点大都集中在“桩首”。这样从某种程度上讲，恰恰隔断了对其审美意蕴的整体体验，并不利于该艺术形式内在价值的解读及其现实的保护与传承）。拴马桩艺术是特定的历史阶段不同文化元素交流融通的产物，其真正的审美文化内涵应该在力求尽量还原其特定时代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在不断积淀体验质料基础之上作出理性阐释。立足于拴马桩石雕前，笔者在对该艺术形式一次次审美观照、体验的过程中，深刻体验到是“桩眼”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真正走进那个时空下关中民居人们的情感世界和审美空间的大门。
一、“桩眼”概念的来源及意蕴
“桩眼”概念的提出，其实来自我国画论中的“画眼”。“画眼”之说以清代挥寿平为典型，他在《南田论画》中认为，画“譬之人，有眼皆通灵”。总结历代学者的说法，所谓“画眼”，其实质表达的是观者能够真正解读艺术作品意境的切入点。此点统摄全画，如同人的眼睛，透过它观者才可能真正走进作者创作作品时的“意境”世界。如果非要有一个具体的呈现，它可能表现为画作中的一处景、物或留白。总之，“画眼”的发现，是在欣赏作品时，作品中最能触动观者心灵的某处。
借助这种提法，“桩眼”应该是进入拴马桩审美意境的关键点，从这个关键点应该能够较为全面地把握其审美文化的内涵。那么，“桩眼”在具体的拴马桩石雕艺术品上又表现在哪里？表现的形式又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其实它就是拴马桩上用于系拴马缰绳的“孔洞”。这些孔洞有些是桩体整体造型的镂空部分，如：狮子的一足、猴儿的手臂或亭台的一角，其状自然生动；有些则是刻意在桩体某处镂出孔洞，但却一点儿也不显生硬、突兀，反而更添生命气韵。每每立足于拴马桩前，我们总是能透过其特有的“桩眼”体验到一种生命的存在，进而听它诉说、和它交流，感受它背后那个时代的静与动、轻与重、喜与悲……过后留给自己无限的感动与思考。我想之所以有这种体验，是因为在“桩眼”的视域下，拴马桩重新把时、空、人等元素做了组合，进而给观者呈现出了一幅壮阔的生命画卷，此时的感动和思考是对生命本原的体验，此时人们眼里的拴马桩石雕呈现出的才是它们真正的美。
二、“桩眼”视域下关中拴马桩审美价值的时空延展
借助“桩眼”重新审视拴马桩，其空间焦点的转移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广阔的立体画面。这个画面不再以拴马桩的某个部分作为重点（例如：桩首），而是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继而它以整体的姿态和周围的环境有了交流。
首先，透过“桩眼”的视域，拴马桩的横向审美视野有了广阔的延展。这时首先进入人们眼帘的是民居，民居成为了它的背景，它则成为了民居的一部分，和民居的其它成员浑然一体。此时，它的存在和民居的文化氛围融为了一体，和民居中鲜活的人们生活融为了一体，进而和那个时代人们的情感和思考融为了一体。这种融合让拴马桩有了生命的意蕴，而这种生命的意蕴是与关中民居的主人们的生命一体的。
其次，透过“桩眼”的视域，拴马桩的纵向审美视野有了无限的延展。这时，天地成为了它的背景。足下深深的黄土，头顶湛蓝的青天，中间静静的拴马桩，这正是一幅阐释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生命哲学的极好画面。其浑圆的桩首与方正的桩体的整体形态也正是其对中国哲学中“天圆地方”的最好例证。这种延展也让拴马桩的生命和与之生生相依的民居主人的生命和天地联系在了一起，进而，和生命的本原联系在了一起。
在“桩眼”的视域下，拴马桩石雕一方面深深地扎根于关中黄土大地，一方面又用其特有的生命形式向着自由的天空追去，去追寻那生命的真正起点，去完成生命有限到无限的审美历程。
如果说拴马桩在“桩眼”视域下的空间结构的扩展使其成为有鲜活生命的形式，那么，这个生命形式的内涵正是支撑这个特定空间的各个要素文化内涵相互作用的体现。文化是自然人化的结果。拴马桩石雕的生命内涵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各种文化相互交流、冲突交融的集中体现。其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类文化矛盾的运动结果中，即黄土文化与石文化；官雅文化与民俗文化。
首先，中华文明的摇篮在黄河流域，而渭河流域的关中又是黄河文明的摇篮。关中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文明、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也是世界最重要的人类起源地和史前文化中心。中华文明是典型的农业文明，黄土地一直是中华文明体系中带有“母性”地位的元素。同样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黄土是关中民居文化的主要载体，“秦砖汉瓦”的历史就可集中反映这条主线。同样在这个主线下，作为“父性”地位的“石”一直伴随其中，这是中华阴阳文化与“石”本身属织的必然结果。以关中为主要地域的“仰韶文化”的遗址发掘中，墓葬中女性遗骸的口中都含有“石子”的这种殡葬习俗正是黄土文化与石文化矛盾运动的最好诠释。[2]只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使得关中石雕文化的发展一直以来都走着“上层”路线。
其次，关中又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的特殊地域。《史记》中称其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和“四塞之国”。自西周起，先后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历时1100多年。从先秦到元明时期，关中地区都曾被称作“天府”或“天府之国”，虽然清代以后，再也没有人把关中地区与“天府之国”联系起来了。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民居石雕艺术被熏陶着又抑制着。一方面官雅文化的石雕符号给予民间大量的审美元素，但同时又被特定的政治阶层独享着。只是到了元代这个转折点，政治中心的北移，民间石雕艺术才真正迎来了春天。拴马桩石雕艺术形式正是在黄土文化与石文化相生相克的长期积淀下，伴随官雅与民俗文化的历代的冲突，在这样一个特定历史条件下应运而生并丰富发展的。
此外，“桩眼”视域也为我们透过拴马桩观照历史的又是鲜活的“人”的生命律动开启了一扇大门。在历史的漫漫征途中，一直伴随着人们对美的感受、思考与追求。由于对自然、自身认知方法和内容的局限性，人们在对美的阐释时总是有着很大的分歧和困扰。苏格拉底一句“美是难的”曾表达了多少代人对美的渴望与无奈。直至近代康德体验哲学的出现，人们才对美的界定有了一个较大范围的统一：美就是对自由的一种体验。[3]444这种观点立足于客体与主体之统一，并超越性地体验客体与主体形成的美的意象，实现了“我”与世界的沟通。[3]454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进程中，其转折点就在于人对“自我”的真正发现，进而对生命本原的真正体验。“审美”本质就在于准确表达这种生命体验。
正是在拴马桩“桩眼”视域下，观者开启了一扇“自我”发现的大门。静静地立足于拴马桩前，人们眼前时常浮现出这样一个画面“某一个烈阳的午后，拴马桩前，骑者勒住缰绳下了马，伸手穿过“桩眼”拴了马，走进了……这是一幅生命的画卷，这是另一个“我”的故事，石桩是每一个故事的见证。如今它们又仿佛在轻轻地对着观者讲述那曾经发生过的一件件是他、是你、也是我的故事。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孔洞把人的活动和石桩联系了起来，进而又把人的感情、人的思想和石桩联系了起来。由此，拴马桩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了一个生命的符号，和谐而又恰如其分地用它的生命符号形式表达着那个时代人们的情与爱、喜与悲。这样，观赏者再对其审美时也就不再把视角集中在某个部分的艺术鉴赏（例如桩首多变的造型，亦或桩颈的图案纹饰），而是把它视为一个整体，一个由多种有意义的符号组合在一起的人的情感故事，倾听他，感悟他，理解他，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验拴马桩石雕艺术的美。
三、“桩眼”视域下关中石雕拴马桩的审美文化内涵
在“桩眼”的概念下我们对拴马桩艺术形式有了整体把握，在这样一个视域之下，关中石雕拴马桩的审美内涵呈现出以下的结构和范畴。
1.石雕拴马桩的文化内涵结构。石雕拴马桩的文化内涵结构表现为：俗家的追求、儒家的基础和释家的路径。
（1）俗家的追求与儒家的基础。据目前的考证，拴马桩出现年代应在元末明初时代。此时异域文化元素是市井文化的主流，这一点从拴马桩桩首的人物以少数民族为主就可窥豹一斑。其中胡人的形象表达的是民间对政治上层阶级的敬慕与屈从。[4]如果说俗家的追求通过认知就能从拴马桩的表现元素获得，那么，作为儒家文化的基础就不得不从体验的层面感知，而这种感知也只有通过“桩眼”的视域实现。
透过“桩眼”在对拴马桩石雕整体的关照下，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整体感悟：如果说丰富多彩的桩首造型用其夸张的手法来呈现时代世俗文化元素，那么它同时也在极力承托“桩体”的凝重与威严。如果说桩首是活生生的世俗现实，那么桩体就是沉甸甸的历史；如果说桩首是对自由的追求；那么桩体就是本原的回归；如果说桩首呈现出的是现实的无奈，那么桩体呈现出的就是历史的自信。这种由“四方”的拴马桩桩体体现出的凝重与威严、自信与厚重恰恰是对以“仁”为核心、“礼”为内容的儒家文化历史积淀的最好诠释。也许，把以“四方”为基本图案元素的桩体诠释为儒家文化的代言只是一种抽象的逻辑推理，但是，在历史长河中那些儒家思想集中体现的“四方”具象则是一种实在的证据。其中以代表中国儒家思想“礼”制为核心的建筑四合院，以及被称为“儒巾”的方形帽巾最为典型。[5]在“桩眼”的视域下，拴马桩把孕育许久的审美积淀和现有的俗家文化元素有机地结合起来，进而充分表达自我的审美追求，应该说拴马桩石雕艺术集中体现了当时普通人民的才智。
（2）释家的路径。儒家文化在经历了时代的沉淀之后，已经深深沁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之中，每个时代都在用不同的诠释为那个时代的统治阶级服务，它对普通的市民阶级来说大多都是无尽的约束和一个个无法实现的梦。然而，市民阶级有他们质朴而真实的对现实生活的追求内容，例如：猴首拴马桩石雕艺术中暗示“马上封侯”的美好意愿。这些现实的美好意愿在现实沉重的儒家文化体系里是很难有操作性的，于是在特定的时代下，人们把这种愿望的满足寄予更易操作的某些“释家”仪式，把释家“因果”的逻辑用简单的形式（例如焚香祷告）实践于现实的普通生活当中。拴马桩的桩颈大多用“须弥座”的形式，其实它正是表达了一种立足于“儒家”基础又对“俗家”满怀追求两种文化冲突的一种“释家”解决路径或思路。
2.关中石雕拴马桩的审美风格。关中民居石雕拴马桩的审美风格，主要体现为：实用美、庄重美和包容美。
（1）实用美。拴马桩的产生源于现实生活的需要，不同于单纯用于欣赏的艺术形式，实用美是其最显著的审美特性。首先，拴马桩终年与马、骡、牛、羊相伴，欲羁制其牵挣，就必须高大、沉重、粗壮结实，因而古时人在制作“拴马桩”时就注重上下的浑然一体。还要经受在露天场合下耐受意外伤损，桩顶形象尽量利用坯形少作雕镂，求取整体连结，则形象气质也雕得雄强、沉厚。其次，“拴马桩”石坯样均出自“北山”石质，大体有砂岩石和石灰岩石（青石）两种。青石（特别是富平、蒲城的青石）既有足够强度又质理细腻，牲畜倚之蹭痒不伤皮毛，所以渭北一带的“拴马桩”多数是用它来做的。第三，“拴马桩”具有建筑附属物的性质。气势上要与门楼院墙呼应，因此雕刻风格比较简练、大器，使人耐看。[6]因此，立足于拴马桩前首先嗅到到的是一股强烈的生命气息，在这股生命的气息中，我们体验到了生命的脉动，进而体验到美。
（2）庄重美。庄重，一般用于表述人的风度、仪表、举止或谈吐不随便、沉着稳重的特质。立于拴马桩石雕前，透过“桩眼”进入拴马桩的审美意境，其的确给人一种强烈的庄重审美体验。拴马桩的庄重来源于其深厚的黄土文化基础。关中拴马桩作为特定历史地域条件下民居石雕的一种形式，一方面，在审美意识上一直伴随着黄土文化的发展而发展，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民居石雕艺术一旦有了自己的表现形式时，它的文化内涵的一定是与黄土文化一致的，那就是沉稳、典雅的庄重美。作为以农耕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类型，追求稳定与秩序也是这种庄重气质的内在要求。拴马桩的庄重美一方面来自农耕文化的内在要求下，另一方面也是由关中这个特殊的长久的政治文化地域特点所决定的。政治最高的价值诉求就是稳定，关中曾长期作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其稳定的文化元素最为浓烈，这也造就了这个地域民间审美取向的特质是追求沉稳、庄严、厚重。值得注意的是，在拴马桩的整体造型上，其桩体沉稳、肃穆给人以庄重之感，但在桩首的内容刻画上却极尽夸张、随意的表现手法。这种看似矛盾的两种气质的冲突，在“桩眼”的视域下，恰恰是对庄重基调的一种强化。在这样的一种庄重与随意的强烈对比之下，庄重得到了强化和丰富：拴马桩审美内涵的庄重特质是一种包涵灵动的庄重，是一种洗尽铅华的智慧沉淀的庄重，是一种带有强烈生命追求的庄重。
（3）包容美。如果说庄重是一种内在气质的体验，那么包容则是对拴马桩所包含的丰富文化元素的解读。包容首先体现在拴马桩形象内容的丰富上。仅以其桩首造型的类型划分，就有人物、动物、植物、建筑、乐器等，如果再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组合，那就更加丰富了。其次，它的包容体现在对不同民族文化的包容上。例如人物造型上，目前可以断定的就有胡人、蒙人和汉人。[4]第三，它的包容体现在对不同宗教文化的包容上。桩体的庄重、方正是典型的儒家思想的代表；须弥座的运用又是佛教的特有元素；其中很多的造型（例如：青龙、朱雀、白虎）又是典型的道教文化的符号。所以，拴马桩石雕的包容是一种包含多生活领域、多民族、多文化意识形态的审美文化特质。这种特质是关中这个地区长期处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而不断培养和积淀下来的一种强烈的“自信”心的体现。
结语
关中拴马桩石雕艺术是中国民间石雕艺术的独特形式，它的发掘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石雕艺术史的内容。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学界对拴马桩石雕在审美文化内涵的理解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和不足。本文借用“桩眼”这个概念，抛砖引玉，希望对关中拴马桩审美文化内涵的研究有所帮助，进而对拴马桩艺术品的保护有所借鉴。
参考文献：
[1]和谷.抢救关中民俗：陕西有座地上“兵马俑”[N].陕西日报，2009-03-27（11）.
[2]石兴邦.陕西渭水流域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下）——关中地区原始社会文化史探论之一[J].人文杂志，1957，（3）.
[3]叶郎.现代美学体系[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4]竹晓翠.拴马桩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文化内涵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
儒家思想对女性的要求范文4
关键词：儒家价值观；购买动机；V-M-BBI模型
中图分类号：F274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05-27
作者简介：王丽娟（1978-），女，陕西大荔人，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营销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儒家价值观和农村市场营销；李宝库（1963-），男，黑龙江绥滨人，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营销管理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农村市场营销；张小强（1989-），男，安徽界首人，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营销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市场营销。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71202117，71172218；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基金项目，项目编号：SCDY2012030；2013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拔尖人才项目资助。
一、引言
人的行为受期望、认知、信仰、价值观、动机及偏好等诸多无形因素的影响。一个人的消费方式（体现为生活方式）是易变的，而文化价值观却是长期的、持久的也是相对稳定的。价值观是人们的内部价值的判断体系，它代表着人们的基本信念，在总体上影响着一个人的态度和行为。Schwarz & Bilsky（1987，1990）把价值观定义为是一种合乎需要的超越情境的目标，并充当着个人或其他社会实体的生活指导原则。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是指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糅和墨、佛、道等众多思想体系的一种观念形态，是几千年来在我国封建社会始终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价值观。儒家价值观承认人与人之间存在着社会阶层差异，教导人们要了解这种客观差异，安于自己的角色和地位，进而达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儒家价值观是影响个体购买行为的重要因素。Daghfous， Petrof & Pons.（1999）的研究表明， 价值观对产品购买行为有显著影响。Redding & Ng（1983）认为，儒家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强调和谐与相互依赖，消费者对于集体价值的追求形成了其“求同型”的消费行为。张梦霞（2003）的研究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主流学说儒道佛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体系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并对中国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形成导向作用。潘煜、高丽、王方华（2009）在改良中国传统儒家价值观及生活方式两个度量量表的基础上，对中国儒家价值观、生活方式与顾客购买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发现儒家价值观直接影响购买行为，通过生活方式间接影响购买行为，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全新的基于儒家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市场划分方法。
中国是一个二元制差异显著的国家，2013年初农村居民占到51%，城乡居民价值观、消费观、购买行为等差异很大，我国农村受西方文化冲击较小，农民一般来说更加秉持传统，其行为受到儒家价值的影响较大；另外，根据Display Search的调查统计显示，2011年彩电在农村市场的增长率高达20%，成为整体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本文以农民为对象，以其消费彩电产品作为数据样本来源研究儒家价值观对农民消费行为的影响。
二、因子提取及测量
（一）儒家价值观
Kahn（1979）的“后儒家假说”认为儒家意识形态包括四种传统价值观：家族主义、帮助所有认同的团体成功、有阶级观念、互依互补。Redding（1979）在此基础上加以扩充，提出了包括自律与节制、家庭责任感、认同团体、有阶层感、爱护面子等在内的价值观的13个心理内涵。Hofsted和Michael Bond（1998）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儒家动力论，其特征是坚韧、克己、执著、节俭、安全、和谐。台湾学者杨国枢（2004）编制了多套与传统价值观相关的量表，并在此基础上归纳出了五个因素作为中国人儒家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包括家族主义、谦让守分、面子关系、团结和谐、刻苦努力。大陆的景怀斌（2008）则从儒家思想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这一视角出发进行了探索，并指出了采用传统文化处理心理健康的具体思路。Shen VS（1995）采用Canfield的价值观问卷对中、美两国人的主流价值观开展对比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儒教是中国人价值观形成的根源，并且在谦逊、忍耐、服从以及勤奋等方面的得分，中国人显著地高于美国人。
张梦霞（2005）研究认为，儒家价值观的三个因子分别为“行为与身份匹配”、“好面子”、“倾听他人”，这三个因子是儒家传统思想在中国人行为中的体现，然而它们并没有直接来源于儒家哲学经典内容，而其中很重要的“中庸”哲学在这三个因子中体现不足（倾听他人仅仅是中庸行为方式的表现之一，而更重要的中庸价值观是来源于内心思想，消费者会按照中庸思想进行自我约束）。颜爱民（2009）结合国内外学者对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测量结果，以儒家价值体系为核心，最终构建了以“重责顾家”、“朴实稳健”、“重财好名”、“尊重权威”、“无欲无争”和“宽容平和”六个维度组成的传统文化价值观量表。
（二）购买动机
动机是指引起个体活动、维持已引起的活动，并引导该活动朝向某一目标的内在历程。费洛伊德（1953）认为动机是体内生理本能驱力和社会准则间冲突的产物。卡特尔（2010）认为动机是各种特质的组合，特质分为表层的和根源的特质两种，个体差异是由于不同根源特质的组合不同造成的。刘志超（1998）将购买动机分为10类（求廉、求名等）；韩安庭（2008）的研究指出，农村居民在日用品购买中，通常具有“求廉”、“求实”、“求同”和“求新”四种购买心理动机；夏冰（2008）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在他人可见性产品消费过程中，消费者主要持有补偿性动机、社会角色动机、理想自我和表现自我等四种动机；颜爱民（2009）结合国内外学者对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测量结果，验证了传统文化价值观对奢侈品购买中个人导向动机（自我享乐和收藏等）和社会导向动机（求同和炫耀等）的影响。
（二）假设
1.儒家价值观与购买动机。价值观在抽象水平上反射个体的行为，是个体行为欲望（好面子、奢侈无用等）的概念化；而动机则属于相对具体的概念，它通过具体方式表达个体对于刺激物（金钱、成就感等）的需求程度。根据心理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显示，在社会生活中现有的价值观、兴趣以及理想在内化条件的作用下会自主演化为驱动力，进而产生个体所具体的行为动机。在McClelland（1953）及Rokeach（1979）对价值观的研究中都认为价值观具有强烈的动机成分。在实证研究方面，张梦霞（2008）以海外留学生为研究对象，验证了价值观对具体的海外留学动机的显著性影响；颜爱民（2009）验证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于奢侈品购买动机的影响，其中重财好名对炫耀、从众等社会导向性动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朴实稳健对收藏和自我赠礼等个人导向动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因此，提出假设：
H1：儒家价值观影响农民消费者的彩电购买动机。
Conner（1994）认为价值观会影响个体的决策，是个体行为的重要主导因素； Redding（1983）认为，儒家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强调和谐与相互依赖，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人们更看重产品的社会性，看重产品是否被更多人接纳和喜欢，消费者对于集体价值的追求容易形成“从众型”的购买行为；Yang（1999）的研究也指出，中国人十分看重与他们处在同一社会群体的人对其行为的看法和评价；Ho（1977）的研究表明，面子观在东方人的消费行为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面子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从多方面体现，爱面子的人更侧重产品的外在以及更容易受“他人”影响，倾向选择更“高档”或者价格更高的产品等；徐行言（2004）认为中国文化具有明显的求平稳和“崇老尚古”的传统，在这种文化影响下，个体对消费创新持谨慎态度；Wong（2011）指出儒家文化对中国消费者的影响重大，中国人的消费行为具有很强的等级性，个体希望通过消费来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地位；潘煜（2009）将儒家价值观分为好面子、行为与地位相匹配和倾听他人，通过实证表明好面子和行为与身份匹配对购买价位产生正向影响，倾听他人对购买频率产生正向影响。由此，提出本研究的第二个假设命题：
H2：儒家价值观影响农民消费者的彩电购买行为。
2.购买动机与购买行为。Woodworth将动机视为行为的内在动力。实际上，人们从事的任何活动都是由一定的动机引起的，引起动机的两个条件：内在条件是需要，外在条件是诱因。按照弗洛伊德的观点，本能的以及利己主义的力量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动力来源，尽管这种观点广受争议，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消费者的行为确有不理智和冲动的时候，有些行为无法用理性模式解释，这便需要深入人的内心，去寻找支配他们行为的“潜意识”。“消费者购买行为过程模型”（徐萍，2005）认为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包括确认需求、形成动机、选择与实施方案以及购后评价等过程，由此可以看出，在购买行为产生的过程中，消费者的需求和动机占据重要的地位。马义爽（2002）等认为一种动机可能导致多种行为，一种行为可能由多种动机导致，动机与行为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考证。运用行为动机的相关理论去探讨引起个体行为的本质原因，是认知个体行为特征的必要内容。因此，提出本研究的第三个假设命题：
H3：购买动机影响农民消费者的彩电购买行为。
3.儒家价值观、购买动机与购买行为。在关于价值观和消费者行为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中，许多学者都认同价值观和行为之间受其他要素的影响，一些变量在其中起着调节或者中介作用。Chanaka（2009）提出了在线购物的“价值观-态度-行为”模式，将态度作为价值观与行为之间的调节变量，并将这种模型延伸到传统的购物行为中。Gutman（1982）的“方法-目的链”理论认为价值观影响消费者对于产品属性的重要性判断，并通过这种重要性判断来影响购买行为；Lewin（1952）认为目标（动机）是价值观和行为之间的中介变量，不同的价值观引导不同的行为目标导致不同的行为结果；张梦霞（2008）的研究发现，购买行为与消费者的价值观之间显著相关，但是相关系数并不是很高，二者之间存在媒介变量，并在后续的研究中构建了“价值观-动机-购买行为倾向”模型，揭示了动机在价值观与购买行为倾向之间的中介作用，证实了价值观与动机之间的层次关系；Jagdish.Sheth（1967）认为价值观是个体动机和决策的重要影响和阻碍因素，Petrovski指出价值观和兴趣在内化的条件下可转化为个体的行为动机，Woodworth认为动机则可以引导人们朝着具体的目标行动。这些研究表明，价值观会引导某种潜在行为动机，而动机则成为在价值观与行为间的连结纽带。据此，提出本研究的第四个假设命题：
H4：在农村居民彩电购买过程中，儒家价值观通过购买动机间接对购买行为产生影响。
四、数据收集与样本
由于农村的互联网普及率有限，更限于农民消费者的文化程度，本研究采用实地随机发放问卷的方式，调研样本选取包括黑龙江、辽宁、山东、安徽、福建5省；调查共发放问卷150份，收回有效问卷124份，有效率为8267%。被调查者的人口统计信息及各测量项目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
五、实证分析
（一）信度与效度检验
我们首先对变量数据进行了KMO检验和巴特莱特球形检验，结果样本儒家价值观量表的KMO检验值为0663，动机变量KMO检验值为0713，说明这两个量表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KMO检验值>06适合做因子分析）；巴特莱特球形检验的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01，表明数据具有相关性，所以拒绝巴特莱特球形检验的零假设，该变量是适宜做因子分析的。
进一步的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对于儒家价值观量表（见表2），5个公因子累计解释了66794%的总方差，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系数都在06以上，这表明量表设计具有很高的结构效度。根据每个公因子包含的具体问项并参考张梦霞等（2008）的研究，第一个因子反映的是个体注重维护自己在他人面前的声誉和面子，将其命名为“好面子”；第二个因子的3个项目反映了个体对与自己的消费行为、言行举止以及装扮等行为与自己的身份地位是否相符的关注，因此将其命名为“行为与地位相符”；第三个因子的2个项目反映了个体对与集体和组织的认知，将其命名为“集体主义”；第四个因子的3个项目反映的是对权威以及传统的态度，将其命名为“尊重权威”；第五个因子的3个项目反映了个体注重节俭、尊重传统及保守的特征，因此将其命名为“朴实稳健”。对于动机量表（见表3），6个因子累计解释了67721%的总方差，因子载荷系数均在05以上，这表明量表设计具有很高的结构效度。根据题项所涉及的内容，分别命名为求实动机、求名动机、求廉动机、求同动机、求新动机、社会性动机。
信度检验采用Cronbach’s α系数作为检验标准，Cronbach提出的信度判断标准是α
（二）典则相关分析
为了验证儒家价值观变量对动机变量的影响，需要进行实证分析，由于儒家价值观与动机都是多维度变量，逐次进行回归分析显得过于繁琐，因此，采用典则相关分析简化实证工作（见表4）。
在儒家价值观对动机的典则相关分析中，儒家价值观好面子因子对求名、求新、求同、社会性动机产生显著的正相关影响。“好面子”可以说是儒家文化氛围下人们消费行为的一个重要特征，个人为了获得“面子”，必须显示成功和炫耀，因此拥有物的可见性成为了儒家文化下消费者奢侈品消费的一个重要特征，因此这类人通过购买名牌、高价的产品来显示自己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而好面子因子对求廉动机产生显著的负相关影响，这类人对廉价的产品缺乏购买动机，他们会觉得拥有廉价的产品会使他们“丢面子”。行为与地位相符对求同动机产生显著的正相关影响。这类人也较多的采取能被社会接受的、社会公认的价值取向来衡量自己的拥有物，因此具有很强的求同性动机。集体主义因子对求实、求同、社会性动机产生显著的正相关影响。中国人的集体观念很强，尤其是在中国的农村，人们为了维持集体的关系，会通过与集体保持一致的行为选择，以及通过礼节性的送礼来维持集体关系。尊重权威对求实、求新、求同、社会性动机产生显著的正相关影响。儒家价值观讲究等级观念，讲究下级对上级的忠诚、服从，因此在专业领域内的权威人士会影响到大家的购买动机。朴实稳健对求实、求廉、求同动机产生显著的正相关影响。中国人具有内敛、勤俭的性格习惯，人们更愿意购买性价比高、大众性的产品。而朴实稳健因子对求名动机产生显著的负相关影响，这类人内敛、保守的消费习惯使得他们外显性的购买动机受到抑制。
因此，假设H1得证：儒家价值观影响农民的彩电购买动机。
在分析中发现好面子因子对农民购买彩电的品牌、尺寸和价格都产生显著的正相关影响，他们希望通过购买流行品牌、大尺寸、高价格的产品来展示自己的社会地位、经济能力等。行为与地位相符因子对农民购买彩电的尺寸产生显著的正相关影响，这类人希望通过选择大气的得体的彩电尺寸来显示自己的地位。集体主义因子对农民购买彩电的品牌选择产生显著的正相关影响，在广大农村地区，集体主义观念强烈，他们通过购买流行的、普及率高的彩电品牌，与集体保持一致，以维持集体关系。尊重权威因子对农民购买彩电的品牌选择产生显著的正相关影响，社会认可的、流行的品牌，类似于口碑作用的影响，使得他们选择能被社会公认的、具有权威影响的品牌。朴实稳健因子对农民购买彩电的价格选择产生显著的负相关影响，这类农民勤俭、内敛、朴实的性格特征，使他们在购买彩电时会以价格为首要考虑因素，并且较多的选择价格较低的彩电。
因此，假设H2得证：儒家价值观影响农民的彩电购买行为。
（四）农民的购买动机影响农民的彩电购买行为
类似于上述儒家价值观对购买行为的影响研究方法，对购买动机对购买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同样的分析（见表6）。
分析发现求实动机因子对农民购买彩电的尺寸、价格选择产生显著的负相关影响，这类讲究实用、质量的农民消费者，较多地忽略了外显性的特征，比如大尺寸、高价格等不实用的产品。求名动机对农民消费者购买彩电的品牌、价格选择产生显著的正相关影响，他们往往通过购买高价的、高档的品牌来显示自己的经济能力和品牌追求，存在较多的炫耀性特征。求新动机对农民消费者购买彩电的品牌选择产生显著的正相关影响，这类农民消费者往往是选择一线品牌的新产品，他们较多的存在体验新产品的冲动型消费。求廉动机对农民消费者购买彩电的价格选择产生显著的正相关影响，价格是这类消费者首要考虑的因素。从中性、社会性动机对农民消费者购买彩电的品牌选择产生显著的正相关影响，这两种动机都是基于消费者的社会性因素所体现的，集体主义感强的农民会通过选择大众认可的品牌来维系集体关系。
因此，假设H3得证：农民的购买动机影响农民的彩电购买行为。
（五）人口统计学变量的调节作用
农民的彩电购买行为不单单受到儒家价值观、购买动机的影响，为了能准确的研究农民彩电购买行为的影响因素，我们还引入了一些人口统计学调节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年收入、家庭成员。利用回归分析，对这些变量首先进行中心化处理，进而进行回归分析（见表7）。分析发现：相对于女性而言，男性在儒家价值观的影响下更愿意选择尺寸较大的彩电；相对于年龄较大的农民，较年轻的农民在儒家价值观的影响下更愿意选择价格较高的彩电；相对于低学历的农民，高学历的农民在儒家价值观的影响下更愿意选择一线品牌的彩电；相对于低收入的农民，儒家价值观对高收入的农民在购买彩电时品牌、价格选择产生显著的正相关影响；相对于家庭成员较少的农民，儒家价值观对家庭成员较多的农民在购买彩电时产生显著的负相关影响。
六、结论
（一）小结
本文主要从儒家价值观视角分析农村消费者彩电购买行为，并揭示儒家价值观与购买动机之间的层次关系，从实证分析的角度验证了本文的四个假设命题：
1.儒家价值观对彩电购买动机产生影响。（1）儒家价值观中“好面子”对“求新动机”、“求名动机”产生正向影响，对“求廉动机”产生负向影响；（2）“行为与地位相符”对“社会性动机”产生正向影响；（3）“集体主义”对“求新动机”和“求同动机”存在正向影响；（4）“朴实稳健”对“求实动机”和“求廉动机”存在正向影响，对“求新动机”和“求名动机”存在负向影响。
2.儒家价值观对彩电购买行为产生影响。从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儒家价值观中 “好面子”对“购买价格”和“品牌档次”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集体主义”对“品牌档次”存在正向影响，而“朴实稳健”对“购买价格”和“品牌档次”都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即“朴实稳健”价值观倾向越强的消费者，越倾向于选择低价格和低品牌档次，这说明儒家价值观对农村消费者的行为呈现约束特征。“行为与地位相符”对购买行为缺乏统计显著性，并且统计平均值仅为398，说明中国农村消费者的等级观念在弱化。
3.购买动机对农村居民彩电购买行为产生影响。购买动机中“求新动机”、“求名动机”对“购买价格”产生正向影响，“求廉动机”对“购买价格”产生负向影响；“求新动机”、“求名动机”和“求同动机”对“品牌档次”产生正向影响；“求实动机”和“社会性动机”未对购买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由描述统计平均值可以看出“社会性动机”的均值分别为556和570，说明这两种动机是普遍存在的，无法通过这两种动机区别行为结果的差异。
4.儒家价值观通过购买动机间接影响农村居民的彩电购买行为。儒家价值观中的“好面子”倾向越强，“求新动机”、“求名动机”越强，“求廉动机”越弱，其购买价格和品牌档次也越高；“朴实稳健”倾向越强，“求廉动机”越强，“求名动机”、“求新动机”和“求同动机”越弱，购买价格和品牌档次越低；“集体主义”倾向越强，“求同动机”和“求新动机”越强，选择的品牌档次也越高，这也验证了中国消费者行为的群体价值取向。
（二）管理启示
本文的研究证实了儒家价值观、动机与购买行为之间的关系，对于企业开展农村市场营销来而言，有以下两点启示：
1.企业可以运用儒家价值观与动机量表中的各维度作为新的市场细分变量，用于辨别不同购买行为的群体，有针对性地开展市场定位及实施营销策略。根据实证结果，将儒家价值观和动机作为新的市场细分划分农村消费市场，以购买彩电的价格和品牌为衡量尺度，提出基于儒家价值观和动机的市场划分法，详见图2。
第I类细分市场的价值观特征为好面子，行为特征是购买价格高，购买品牌档次高，其消费动机以求新、求名为主导。针对求名导向的消费者，企业应该在宣传过程中提示产品的高档次、高品质，以吸引这一细分市场的消费者；求新导向的消费者又可以进一步细分，其中一类消费者的购买力强，价格不敏感，对品牌要求高，这类消费者成为国外品牌和国内一线品牌新款产品的主要消费群体；另一部分消费者尽管同样追求新款但受收入水平限制，他们会在品牌和价格之间进行折中，倾向于在同样款式中选择价格适中的彩电品牌，这类追求新款、能接受较高价格却对品牌不太敏感的消费群体，是中低档次彩电品牌的重要细分市场，企业可以加大技术投入，缩短技术更新周期以迎合这类消费者。第II类细分市场的价值观特征是崇尚集体主义，行为特征是品牌档次高，消费动机以求同为主导，这类消费者一方面由于产品知识缺乏，购买的风险意识较强，另一方面为了保持和周边参照群体的一致，倾向于选择大部分人选择的品牌。根据这种特点，彩电企业应该加大广告宣传，扩大传播力度，以增强消费者的品牌认知，同时提高服务，增加消费者满意度，提高正向口碑传播率。第III类细分市场的价值观特征是追求朴实稳健，行为特征是购买价格与品牌档次均较低，消费动机以求廉为主导，这类消费者对品牌和价格的要求都很低，追求产品的基本功能，不愿意为产品的附加功能支付溢价，处于国内二线的彩电品牌，应该以这类消费者为主要目标客户群体，为他们提供低价、功能种类相对较少的彩电产品。
尽管“求实动机”和“社会性动机”未进入最终模型，但它们的统计平均值都高于56分，说明在农村市场这两种消费动机普遍存在，不能忽视。在社会性动机导向下，消费者往往会在乔迁新居或者新婚之时置办彩电，很多人为了增添喜气，会适当降低对价格的敏感度，想要占领这部分消费群体，应该开发带有农村习俗特色的彩电产品，如“喜”、“福”等主题；在求实动机导向下，消费者普遍关注产品的实用性，企业应该在保证产品实用性的前提下，满足不同价值观导向的消费者对产品差异化的要求。
2.目前以及未来的企业间竞争都会集中在品牌竞争上，一个成功的品牌会让消费者更愿意为之支付溢价，同时帮助企业实现成功。事实上，品牌管理也是企业价值观的管理，一个成功品牌的建设将会实现企业内部以及外部利益相关者价值观的统一。由于不同消费者会对不同品牌沟通过程中所传递的信息进行有选择的“接收”，那些与其价值观不符的信息会被自动“过滤”，因此企业应该针对目标消费群体将（子）品牌的价值观与目标消费者的价值观相连结。企业应该让（子）品牌价值观与品牌营销组合变量一致，不同的品牌代表不同的个性，目前大部分农村消费者在作彩电购买选择时，一方面会参照自己周围群体的购买选择，另一方面也受产品广告等因素的主导，所以企业应该积极向目标群体传递自身的品牌信息，将企业自身的（子）品牌价值与消费者的价值观相连结，使得这些潜在消费者接受、认同并最终帮助企业传递品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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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对女性的要求范文5
关键词： 《推手》 霍夫斯泰德 文化维度 跨文化交际
一、引言
李安执导的电影《推手》是跨文化交际典型范例。故事发生在美国，计算机博士朱晓生在美国娶妻生子，为尽孝道把父亲接到美国生活。洋儿媳玛莎是自由作家，觉得公公的到来侵入了她的私人空间，干扰她写作。以父亲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以洋媳妇为代表的美国文化引发了系列冲突，体现了中美价值观的不同。我们从跨文化交际角度，以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为标准探讨电影反映的中美价值观差异。
二、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
文化维度理论是跨文化理论中具有影响力的理论之一，是荷兰文化协作研究所所长吉尔特・霍夫斯泰德于20世纪60年代末对IBM跨国公司的40多个国家分公司员工进行文化价值观调查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
文化维度理论从提出到拓展完善，总结了研究和对比分析国家民族文化的四个维度，即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利距离、不确定性规避、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
1.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个体主义指的是“人与人之间松散联系的社会：人们只照顾自己及其核心家庭”[1]80。集体主义是指“人们从出生起就融入到强大紧密的群体当中，这个群体为人们提供终身的保护以换取人们对于该集体的绝对忠诚”[1]81。这一维度用个人主义指数衡量，指数数值越大，社会个人主义倾向越明显;反之，社会集体主义倾向越明显。
2.权利距离
霍夫斯泰德将权利距离定义为“在一个国家的机构和组织中，弱势成员对于权利分配不平等的期待和接纳程度”[1]49。任何社会都存在各种各样的不平等现象，但不同社会的弱势群体对权力不平等的分配状态接受的程度不同。对不平等状态接受程度高的国家为高权利距离国家，这样的国家，下级直接与上级商讨问题的可能性很小;反之是低权利距离国家，这样的国家，下级容易与上级商讨问题甚至反驳上级的观点。
3.不确定性规避
霍夫斯泰德将其定义为“某种文化中的成员面在某种不确定的或未知的情况时感到威胁的程度。此外，这种感觉经常通过紧张感和对可预测性的需求表现出来”[1]177。具体表现就是文化中的成员对成文和不成文规定的需求，高不确定性规避的国家比低不确定性规避的国家更重视和依赖成文规定。据调查结果，中国和美国的指数都较低，中国大陆指数为30，美国指数为46。中国是低不确定规避国家，美国是高不确定规避国家。
4.阳刚气质与阴柔气质
这组术语是指“由社会和文化决定的性别角色”[1]123。阳刚气质社会中，两性的社会性别角色差别明显，男人表现得自信坚强，具有竞争力;女人则谦逊温柔，关注生活质量。相反，阴柔气质社会中两性的社会性别角色互相重叠。这一维度用阳刚气质指数衡量，阳刚气质指数数值越大，该社会阳刚气质越明显;反之，该社会阴柔气质突出。结果显示，中国社会阳刚气质指数为66，美国社会为62，都是阳刚气质突出的社会，相对而言，中国文化更加具有阳刚气质。
5.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
长期导向文化的社会更倾向于社会稳定和长期利益的获得;短期导向文化社会则更倾向于当下需求的满足。中国在调查的3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美国排名第31，中国是长期导向国家，美国是短期导向国家。
三、霍氏理论与电影《推手》
接下来，我们结合霍夫斯泰德五个文化价值维度理论，分析电影《推手》的中美跨文化交际冲突。
1.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
据霍夫斯泰德的调查结果，中国文化是集体主义文化，美国文化是个人主义文化。朱晓生将父亲接到美国，一家人共享天伦之乐，凸显了朱晓生重视大家庭关系的集体主义文化特征。在美国，个人主义意味着追求对个人自由，尤其注重隐私，人们有自己的私人空间。玛莎不希望公公和他们一起住，但朱晓生不理解妻子对父亲到来的过度反应和排斥。
“自然环境是文化特质的历史缘由”[2]30，从自然环境差异出发，我们能逐渐理清中美两国个人与集体主义价值观区别。中国文明是大河文明，是典型的大陆农耕文明，这样的经济形态下，人们安土重迁，团结协作从事生产并以集体力量抵御自然灾害，自然而然形成以血缘家庭为纽带的社会文化形态。“在血缘关系至上的宗族集团中，道德是建立宗族内部秩序的主要工具，其中‘孝道’更是维系家庭中长幼尊卑名分和体现个人对家庭人身隶属关系的基本原则”[3]53。《孝经》说：“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夫孝，始于是亲，中于侍君，终于立身。”[4]6这正是儿子朱晓生在美国取得事业成绩以后将父亲接来颐养天年的思想缘由。相反，美国文化属西方文明，西方文明是典型的海洋文明，海洋文明中孕育成长的工商业文明奉行独立自由平等的处事准则。西方不是没有“孝”，但这种“孝”以个人本位为基础。《圣经》是西方社会的道德规范，也要求信徒孝敬父母，这种尊敬“强调家庭成员之间彼此平等”，“他们虽然也敬父母，但父母的位置在神之下”[5]291。不同于传统中国三世同堂的联合家庭模式，最早的北美殖民者从欧洲大陆移民到北美大陆，“由于移民家庭的不稳定性，……三代同堂从移民时期一开始就很少存在”[6]36。美国文化中，孩子长大成人后不管结婚与否，都会搬离父母家分开居住。关于赡养老人，有完善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大多老人也不想依赖孩子的赡养，这正是美国个人主义文化的反映。
受集体主义思想影响的朱晓生将父亲接到美国的家中居住，必然遭到信奉个人主义的妻子的反对，夫妻间冲突无可避免。
2.权利距离
影片中，儿媳妇玛莎和公公老朱的冲突最明显。老朱看电视会把声音开很大，使儿媳妇无法专心写作，儿媳妇便把耳机给老朱，示意他安静一点儿。两人单独在家吃饭，玛莎没等老朱上桌就自己吃起来。全家人一起吃饭时，老朱夹肉给她，希望她补补身体，她却不领情说“NO”，夹给孙子，她也拦着说这不适合孩子吃。老朱和儿子说话，玛莎在旁争夺话语权。在老朱看来，玛莎不懂孝敬父母，不会关心长辈。
不仅是生活相处方面，对孩子的教育方面，老朱和儿子儿媳的分歧也很大。如杰米在吃饭，突然想看电视，玛莎说喝完牛奶才能看。老朱则“批评他们对孩子的教育过于宽容，缺乏家长的权威”[7]108。老朱教杰米家乡的颠倒话娃娃调时，念到“出门看到人咬狗”，孙子立刻反驳，应该是“狗咬人”，但老朱硬是纠正孙子念“人咬狗”。相反，西方家庭教育目标是“尊重孩子的个人意愿，大人只起引导和帮助的作用”[8]173，影片中，杰米给玛莎讲自己编的故事，玛莎虽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但尊重孩子的创意，由衷夸奖儿子。
传统中国重视宗法人伦和等级秩序，讲究礼法和“三纲五常”，其中的“父为子纲”足以体现中国是典型的父权社会国家。因此父亲会因为洋儿媳不礼貌的行为生气。也是在这种家长权威思想影响下，老朱不认同儿子儿媳对孙子“客气”的教育方式，他教育孙子时，按照“中国家长喜欢包办一切，总是强制性地要求孩子顺从长辈的意愿和看法”[9]247的做法，不允许孙子进行独立思考。相反，美国是一个低权利距离的国家。玛莎认为，公公虽是长辈，但他们之间是平等的。来源于清教主义的个人主义思想让玛莎坚信个人意志的独立性和神圣性。“在理想的家庭中，成年人是相互独立的”[1]55，孩子像朋友一样平等地对待父母，因此玛莎不会像中国儿媳一样毕恭毕敬地对待公公。教育杰米时，她也更愿意倾听孩子的心声，尊重他对世界的看法。因为在她的观念里，孩子天生就是一个完整个体，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孩子。
3.不确定性规避
从电影中我们也能看出两国文化由此产生的交际冲突。电影中，孙子杰米不想吃饭，突然想看电视，玛莎说喝完牛奶才能看。老朱感叹美国人教育孩子就像做买卖，什么都谈条件。相反的例子是，玛莎生病住院，只有老朱和孙子在家，孙子担心妈妈和埋怨爷爷而不想吃饭，老朱则关心地用勺子喂他。
美国文化传承了发源于海洋的商业文明思想而具契约精神，这可追溯到《圣经》中的契约精神：“一个个人或家庭集团通过与上帝订立契约而成为公民，他们同意遵奉上帝的律令，并慢慢演变为在西方起到规范人们日常行为的准则。”[5]292而中国文化孕育于大河流域的农业文明之中，讲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责任和情感，重道德轻法律，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教育也是“修身齐家”，“内圣外王”，讲求内在的德行。由于两种不同文化影响，玛莎与孩子沟通时更加理性，习惯用理性的规定和孩子达成一致，而老朱和孩子的交流更注重内心情感。因此老朱自然反对玛莎和孩子的“谈判”，感叹：“美国人教育孩子就像做买卖，什么都谈条件。”
4.阳刚气质――阴柔气质
电影中，玛莎反对老朱的到来，除了受个人主义思想影响，更主要的是她反感老朱不礼貌的行为。玛莎是自由作家，在家写作需要安静的环境，但老朱看电视时总把声音开得很大，这无疑干扰了她工作。老朱虽接受了玛莎给他的耳机，明白玛莎希望他安静一些，但看得开心时，还是忍不住跟电视里的戏曲唱起来。
这一冲突体现了以玛莎为代表的美国文化和以老朱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对男女性别角色态度的不同。玛莎几乎每天待在家里，除了照顾丈夫和儿子的生活，写作是她最重要的事情，更是她的事业追求，是她社会价值的体现。中国文化比美国文化更倾向于阳刚气质，传统观点认为女性的责任就是哺育孩子，照顾家庭，忽视女性的社会价值。正是这一思想使老朱没有重视儿媳妇的工作，没有认识到她工作的意义。试想朱晓生在家工作，老朱应该会安静很多。
5.长期导向――短期导向
电影中，玛莎因老朱到来而向朱晓生提出买一套大房子，但朱晓生拒绝了，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钱。于是玛莎建议向好友的公司贷款，朱晓生也断然拒绝。夫妻俩买房的不同意见也能看出中美不同的思想文化。
中国自古崇尚节俭，“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条古训就告诫中国人应该生活简朴，不能只顾眼前享乐而不为长远考虑。美国文化相反，具有较强的消费倾向和享受生活的意识。“在长期导向程度高的文化中，家庭生活是一种注重实效的安排。孩子们学会节俭，不异想天开地认为自己的愿望能够立刻实现”，“在长期导向程度低的文化中……倾向即刻的满足和消费，顺应社会的消费趋势”[1]226。如此，朱晓生和玛莎在买大房子的问题上产生矛盾。但最后因为家庭矛盾激化，老朱离家出走，朱晓生才下决心买了一套更大的房子，希望足够的生活空间能减少家人间的不愉快，这一决定也是为了长远的家庭安定。
四、结语
电影最后还是给了观众较圆满的结局。老朱经历种种冲突后，接受了美国个人主义文化，搬到中国城独居，家人常去看望他。玛莎也经历了跨文化适应阶段，在新家为老朱布置房间，暗示能与中国公公建立较亲密的关系。这让观众看到中美跨文化交际冲突和缓，文化适应融合的趋势。可见，跨文化交际中应摒除文化中心主义，提高文化包容意识，实现价值观的相互理解共通。
注释：
①霍夫斯泰德对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都进行了五项维度的指数调查，为方便比较，本文直接取中国内地的维度指数作为中国社会的指数代表。
参考文献：
[1]霍夫斯泰德.李原，孙健敏，译.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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