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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的基础范文1
关键词：中学生；挫折心理；心理承受力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132（2017）09-0091-02
DOI：10.16657/ki.issn1673-9132.2017.09.057
所谓学生的挫折心理就是指学生在学习目标的引导下，进行各项学习活动，但是在这个学习探究的过程中总是会遇到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而不能克服，学生的内在学习动机无法得到满足，很容易产生一种紧张焦虑的消极情绪。对中学生进行抗挫折教育是培养学生良好道德品质的途径之一，很多学生都表示自己在面对挫折时常常会觉得情绪低落，但却无计可施。如何提高学生的抗挫折能力，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乐观精神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需要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一、挫折心理对中学生的不良影响。
心理学上习惯将十三四岁到十七八岁的时期看作青少年的“心理断乳期”，这个时间段是学生从依赖父母和教师向独立自主转化的关键时期。处于这个年龄阶段的学生，他们的个性还不够完善，既想独立自主，又对他人有着很强的依赖性，学生在这个年龄段内心非常敏感脆弱，遇事容易冲动；他们的情绪往往很不稳定，强烈的自尊心和好胜心很容易使他们的情绪非常偏激；学生还没有形成清晰的人生观、世界观，没有持久的耐力等等。学生的这些心理还不够成熟，所以当他们在F实生活中碰到不顺利的事情之后，常常会感到情绪低落，手足无措。
处于中学阶段的学生的思维很容易陷入一种误区，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非常偏激。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过于绝对化。学生往往不考虑客观事实，只是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一旦与自己的期望相违背，就会导致学生的心理失衡。
2.容易以偏概全。这个时期的学生往往没有一个长远的眼光，他们只看重眼前的结果，总是用一时一事来评价自己或者他人，极易否定自己和他人的价值。
3.中学生很容易把事情的严重性无限放大。他们习惯把所有事情后果想象得过分严重。长期保持这种消极的思维方式极易使自己在遇到挫折时产生自卑的心理，甚至因为自己的心理失衡出现自杀倾向以逃避现实。
挫折心理是中学生一种非常常见的消极情绪，它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成长有着非常不好的负面影响。学生是否能够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除了学生自身的智力因素外，还与学生的非智力因素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如果学生产生消极的情绪，对于学生的记忆能力和思维发展都会产生不良的影响，严重时可能会出现逻辑混乱的现象，随之而来的将会是学生学习兴趣的缺失和学习效率的降低。
所以，当中学生在面临挫折时，自信心会明显不足，出现孤独、逃避、自卑的感觉。如果学生长时间持续遭遇挫折，学生对于知识的接受能力和创造力会大大降低，提高学习效率也就成为了一纸空谈。
二、如何疏导中学生的挫折心理
1.更新教育教学观念，提高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挫折本身具有双重性，它既有前面提到的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如果教师能够正视这一问题，就能够在一定条件下，成功地进行消极到积极的转变。学校和教师都要注重加强对于中学生的心理辅导，引导学生正确认识挫折、做好心理的自我调节、合理面对挫折等方面入手，使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遇到挫折时从容面对，形成正确的挫折观念，避免学生再次出现悲观失望、焦虑不安、失去学习兴趣和信心的不良心理。
实际上，只有让学生真正面对挫折，才能让他们迅速成长起来。教师可以运用一些针对提高学生抗挫折能力的名言警句，用这些激励性强的语言来感染学生，调动学生积极的情绪，比如我们常见的有：“失败乃成功之母。”“对勇气的最大考验，就是看一个人能否做到败而不馁。”等等。同时，教师还可以收集一些古今中外著名的从失败走向成功的人物的相关实例，鼓舞学生敢于直面挫折，挑战自己。
2.正确归纳失败原因，引导学生扬长避短。除了环境的感染和影响，教师还要及时对存在心理问题的学生进行及时的心理疏导，主要包括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了解学生在学习中遇到的困难、舒缓学生在考试中的紧张情绪等等，帮助学生对自己失败的原因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寻找到自己无法达成预期目标的客观原因和主观问题，引导学生充分发扬自己的优点，改正自己的缺点，适当调整自己的学习目标，积极主动地投身到各项学习活动中。
3.为学生创设适当的情境，给学生一个宣泄不良情绪的空间。遭遇挫折的中学生产生消极情绪往往是因为处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中，所以，要想改变学生面对挫折的不良情绪，教师就要想方设法为学生创设一个良好的情境。运动可以改善学生的情绪，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体育锻炼或者自己喜欢的活动来调节自己的不良情绪，比如打打篮球、听听音乐等，使学生能够在运动中把紧张的情绪松弛下来。
西方哲学的基础范文2
晕厥是献血者在献血过程中或献血后突然发生短暂的意识丧失，也是常见的献血反应。若观察处理不及时可发生严重后果而增加献血者的痛苦，给采血工作带来不必要的困难。笔者统计2007年我站无偿献血者26122人次，其中167例发生献血晕厥反应，现将晕厥发生的诱因分析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2007年吉林地区参加无偿献血26122人次。献血者年龄18~55岁，献血前严格按卫生部《献血者健康检查标准》进行体格检查。26122人次献血者在献血过程中发生晕厥者167例次，见表1。
1.2 临床表现：突发性头晕或视物模糊、胸闷、心慌、面色苍白、出冷汗、恶心等前驱症状，极少数可出现继而意识丧失。
2 诱因分析
导致晕厥的诱因较多，见表2。
2.1 精神紧张、惧痛：多见首次献血者由于缺乏知识，对献血存有疑虑和恐惧心理，看到血后精神紧张或害怕疼痛，通过迷走神经反射引起短暂的周围血管扩张导致广泛性暂时性脑血流量减少而引起晕厥。
2.2 空腹采血：献血前当天未饮食，人体内血糖含量偏低状态，各器官组织的代谢处于较低水平，此时采血增加了机体的消耗，副交感神经兴奋会使血糖进一步降低而诱发低血糖造成晕厥。
2.3 疲劳睡眠不足：由于在献血前得不到休息，采血使迷走神经反射活动增加，引起短时间的血管舒缩障碍，使小血管扩张，血流阻力下降，回心血量减少，血输出量减少，从而出现一过性脑及眼底动脉供血不足而致晕厥。
2.4 采血人员技术不娴熟：穿刺缓慢、失效致献血者剧烈疼痛，刺激献血者的精神极度紧张，换气过度，二氧化碳排除量增加，当血液中二氧化碳含量降低引起呼吸性碱中毒症状继而脑血管收缩，使脑循环血量减少，脑细胞缺氧而致晕厥。
2.5 采血环境：采血车嘈杂，通风不良，使献血者烦躁，情绪激动，身体血管扩张，外周血管阻力降低，回心血量减少，致使大脑血流灌流不足而致晕厥。
2.6 性低血压：献血者献血后站立或走动时，由于重力效应和支配血管舒缩的神经失调。神经体液调节的任何一环节出现紊乱都易导致晕厥。
3 预防措施
3.1 加强宣传，消除恐惧：献血前热情接待献血者，加强献血知识的宣传，消除其对献血的恐惧心理，减轻紧张情绪，充分肯定其“献血救人，奉献爱心”的高尚行为。
3.2 空腹献血，适当进食：对于空腹献血者，让其进食少量的甜点，喝杯水，实践证明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有效地防止低血糖引起的晕厥。
3.3 献血过程的心理护理：献血过程中，重点加强对献血者的心理护理，护理人员在采血时与献血者交谈语言要文明，语调要温柔，态度要诚恳，对答应具有指导性，根据不同的献血者的性格类型及心理状态采取不同的语言交谈方式，分散其注意力，也就是说要“察言观色”使献血者乐于接受和倾听，受到心灵上的安慰和鼓励，献血者感到被采血人员重视，受到尊重，进而激发他们的献血积极性。
3.4 对睡眠不足者劝其再来：睡眠不足的献血者，护理人员首先要肯定献血者的积极性，给于理解、体贴，让其感到被关怀，取得献血者的信赖，再劝其改日再来献血，这样既保留了献血者，又减少晕厥的发生。
3.5 严格操作，减轻疼痛：工作人员在采血时，尽量减轻献血者的痛苦，严格按无菌技术操作，操作时要“轻、稳、准”，一针见血，并找话题转移献血者的注意力。
3.6 营造环境，献血舒畅：安排好献血程序，营造一个宽敞明亮、温馨、空气清新、环境幽静的献血场所，让献血者进采血室(车)即感到心情舒畅，精力充沛。
3.7 采血结束，防止晕厥：采血结束后，让献血者多坐几分钟，再缓慢站立，以防因突变引起的低血压性晕厥的发生。
综上所述，医护人员针对献血过程发生晕厥反应的诱发因素，对各献血环节辅以相应的措施和方法，把工作做深做细，善待每一位献血者，可以大大降低晕厥的发生率。
[收稿 2009-04-16]
西方哲学的基础范文3
关键词：西方哲学中国化；历程；当代解释；
作者简介：韩秋红，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西方哲学。
西方哲学在“五四”时期传入中国，之后一直被视为影响中国思想的异质文化，经历着对其好奇、接受、批判、自省的过程，经历着西方哲学由“贵妇人”的王者至尊(科学知识崇拜意义上)地位向世人皆知的“过客”转变的过程。这一过程固然包含着西方哲学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却也不简单是一个对异质文化的单纯借鉴和接受的过程，而更多是一种文化形态在新的语境之下的再诠释和再创造的过程。这一方面体现了西方哲学自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和活力，另一方面更展现了中国文化独具的包容性和创造力，更体现了中国人对外来文化的检视能力和理论自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更愿意把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过程理解为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历程。
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历程顾名思义就是指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不断被中华文化包容、改造、吸收和诠释的过程，是中国人立足于中国式思维和中国式立场不断去解读西方哲学的过程，体现了鲜明的主体意识和主动精神；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历程使中国人真正认识到中西方哲学存在着文化冲突，也存在着“杂色共生”——以中华文化的血脉骨骼为生命线是杂色共生之灵，西方哲学紧紧贴服在这一骨骼上是杂色共生之肉，建构了属于中国人自己理解西方哲学的自主品格和特定方式。正如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对“成见”的认识那样：“成见”意味着我们不可能以中立的立场去解释一切，“成见”构成了理解与解释的“前结构”，是我们进行理解和解释的先决条件，所以历史不属于我们，而是我们隶属于历史；有“成见”才是我们存在的历史实在本体。如果亚里士多德不用自己“实体是是其所是”的“成见”去解读理解柏拉图的“理念”，用原始柏拉图永远无法超越柏拉图，而无法成为集大成者。同理，中国人如果不用自己的“成见”去解读西方哲学，就等于中国人永远没有理解西方哲学，西方哲学的历史不属于我们，我们要隶属于西方哲学的历史，就必须有“成见”——即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理解能力、思维方式、问题意识、主体精神、自主品格等等。这是我们理解西方哲学，不断使西方哲学中国化的中国化视角。或曰“中国人眼光”，“这里说的中国人眼光，有特殊的含义，指的是一种文化意识和理论标准，它决定着我们观察问题的角度、解释模式和表达方式，以及选择素材和审视结论的价值取向。中国学者为什么要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待西方哲学，如何学会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待西方哲学？这是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1)赵敦华先生提出的对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的理解和解释方式同著名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如出一辙。解释学问题不仅涉及文字，更涉及语言；不仅涉及原文和它的客观含义，更包含讲话人和作者的个性，故解释就是“去理解一系列既作为一种迸发出来的生命环节，又同时作为一种与许多其他人甚至以不同的范式相联系的活动的思想”(2)。话语和文字不仅仅是思想的直接显现，还包括思考的过程。同一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阐释，可谓共同的话题，不同的话语间；共同的文本，不同的阐释；共同的历史，不同的理解。所以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发展——无论是教材的编写还是著作的出版，无论是阶段性研究，还是通史的把握，无论是思想性提炼，还是人物性挖掘都始终围绕着两个相互缠绕的问题不断前行：其一，尊重西方哲学内在的发展轨迹——有的学者对西方哲学发展历程作出概括，有的学者从西方哲学概念的流变作出阐释，有的学者从思想性与时代性的相互结合进行理解，这其中包含着不同研究个体所形成的“哲学观”或“哲学史观”；其二，尊重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相互关照。西方哲学的理解与解释毕竟不是要还原历史，历史无法还原，历史的故事无法“重述”，只能以各自的方式“重现”，而“重现”的过程就包涵历史故事叙述者的自身理解。(3)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隶属于历史，隶属于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历史。
以这样的目光审视西方哲学的中国化历程，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三大阶段，即传统知识型、文化比较型、当代解释型。大抵一种外来文化要融入本土，先行的知识性介绍似乎是不可省略的历史必然。所谓“传统知识型”，即在西方哲学传入中国的早期，呈现为重视知识性介绍、历史性梳理的方式，注重对西方哲学各个历史时期出现的代表性人物、学派、标志性事件和思想进行一种直观朴实的描述和线性的分界。这种方式要求史料的丰富翔实，强调史料的真实纯粹。为此，以引进、介绍、翻译和传播西方哲学为主旨的学术成果风生水起，汗牛充栋，为西方哲学中国化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前提性基础。这一良好的基础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对哲学“史”上的“哲学”知识有较为全面的占有，在完成对“哲学”知识，即各个历史时期丰富多样的“哲学”内容相对全面了解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将其串联成一部源远流长、一以贯之的哲学“史”；另一方面“传统知识型”不仅仅是对思想家和哲学知识进行简单介绍或排列组合的罗列上，而是力争在此基础上实现整合、在断代的基础上实现史通，以呈现对西方哲学理解与解释的蚂蚁、蜜蜂到蜘蛛的方法逻辑，以实现对西方哲学作为史学意义完整性和系统性的把握，展现西方哲学从古至今发展而来的知识系统。
“传统知识型”作为西方哲学中国化的第一阶段，具有历史的合理性。细究起这种方式诞生的原因，大概与中国人典型的思维方式有着深刻的关联。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与非之间有着截然的分割，非好即坏、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下对事物的判断标准当然要有鲜明的界限。对西方哲学这一“舶来品”更不例外，即对西方哲学首先要进行“是其所是”的描画，并使每一幅图像定格在确定的方位上。无论我们对其进行怎样的模块化肢解、阶段化拆分、形态化认识和结构化组合，最终都是期望能够清晰明辨地“复原”出一个“是其所是”的“西方哲学”。这样的西方哲学越像“西方”越真实有效，定位得越是清楚明白越具有标杆意义。时至今日，你仍然会听到这样的对话：你是学什么的？哲学!不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黑格尔的唯心论、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吗!你无法否定这样的说法，可见这样的认识已家喻户晓，即是对传统知识型魅力的见证。
黑格尔在19世纪上半叶就指出，西方哲学是人类文明的核心，是西方文化的代表。因此西方哲学是知识史，更是文化史、思想史。西方哲学能如此，中国哲学何以如此？将中西方哲学进行“文化”意义上的比较成为时尚。文化比较型即将西方哲学作为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在与中国文化进行相互比照的意义上理解两种文化各自的优长，实现取长补短，相互融通，共同推进。文化比较型一方面关注西方哲学在逻辑性、思辨性、体系性上的优长，将此与其奠定的整个西方文化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关联起来理解，力图实现对中国文化缺逻辑、轻理性的弥补；另一方面也在比较的过程中对中西方哲学给予了一定程度上的评介，如1990年代直到21世纪初一直探讨的“有无哲学”、“中国哲学究竟是一种哲学还是一种思想”的大讨论，就是文化比较意义上对中西哲学特点加以把握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的探讨加深了人们对中西哲学特质的认识，在尊重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对两者各自的优长有了更鲜明的体悟——中国哲学关注伦理生活，西方哲学重视本体世界；中国哲学看重感悟和体验，西方哲学依靠逻辑和演绎；中国哲学讲究意在言外，西方哲学倡导语言与存在的统一。种种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学上的差异使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划出了一道藩篱，但即便有这一界限，两者之间在尊重差异、各有优长基础上的相互融通依然是可行的和可信的。文化比较式研究尊重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特有的“成见”，在自我理解的基础上赋予西方哲学某些特征(这些特征也许在西方文化当中是没有被意识到的)，突出体现了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典型特质。
这一时期西方哲学中国化方式的转变也有其时代和历史原因。一方面这一阶段不但在中国甚至在西方都呈现出“跨文化”比较研究方式成为热潮的局面，亨廷顿、斯宾格勒等思想家纷纷对文化乃至文明的呈现方式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中国文化自身理解的逐渐成熟化也使以往那种脱离哲学本性而对西方哲学采取“静观”或者“旁观”态度的知识性介绍和历史性铺陈的西方哲学研究需要发展到真实的面向事情本身，对西方哲学的文化特质作出深刻解释的层面。这一时期的西方哲学中国化注重挖掘西方哲学的历史性与思想性的内在关联，特别是在中西文化比较的意义上解释西方哲学的思想特质。对西方哲学面向事情本身的真实研究使这一阶段的研究呈现为两个方面的典型特质：其一是注重挖掘西方哲学的历史性与思想性的关联。研究者认为思想性以历史性为表现方式、历史性就以思想性为承载，在历史的延展性与思想的时代性之间、历史的逻辑性与思想的丰富性之间、历史的规律性与思想的张力之间，共同构筑成人类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展现出西方哲学作为人类文化样式中的重要内容的独有的文化魅力，具有思想性和文化性价值。其二是注重在文化的比较、文明的冲突的过程中揭示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或中国文化的参考价值。在这一理解的基础上，以往那种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独断式的学术研究成果渐渐淡出，而大量体现研究者学术视角和思想的，以探究哲学史上具体、真实的哲学问题为核心的研究成果蓬勃生长起来，力求挖掘哲学史作为思想史的哲学特质的学术著述也不断涌现，使西方哲学的研究呈现为波澜壮阔的态势，也使西方哲学研究产生了丰富的成果。
文化比较型代表了一定时期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基本方式，但伴随人们对西方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开始逐渐思索一个问题：在中西二元对立模式下建构起来的西方哲学模式是否还是原本的西方哲学？这种建构究竟是对西方哲学的曲解还是再诠释？人们日益对黑格尔所提出的“哲学就是哲学史”的命题产生了疑问，难道哲学就是对历史的简单还原和复制吗？如果我们已经确定了历史无法还原，更无法复制，那么哲学与哲学史的存在还有意义吗？在对这样问题的追问过程中，人们修正了黑格尔的命题，“哲学研究要有历史感”——这是对哲学与哲学史关系的尊重、“哲学研究就是哲学创造”——哲学研究必须突破编年体式的哲学复制而实现哲学形态的更迭、哲学内容和形式的创新，而创新关键在于主体意识和精神自觉。于是西方哲学的研究开始转变为突出主体意识和精神自觉，呈现以中国人对哲学的当解去解读和解释西方哲学的新形态，我们称之为“当代解释型”。所谓“当代解释型”是强调读者在解读思想史过程中的当下需求和当下意义，甚至对意义的重视更为突出。借用奥尔斯勒对哲学史三种写法的概括：一种强调思想诞生的历史语境，一种强调批判性态度，一种强调“以史论今”，那么当今中国理论界出现的“当代解释型”的西方哲学中国化典型方式刚好是对这三者的囊括，即带着批判的态度对历史语境的再诠释，又力图以古鉴今。
西方哲学的基础范文4
中医学是中国传统中宝贵的文化形式，是中国科学的代表形式之一，是中国生命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中医学的进步不但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繁衍有过不能以其它文化形式可替代的作用，也由于其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而持久的影响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理路，“儒必通医”就是最好的说明。
近代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历程，西方的医学思想和医疗模式也开始输入中国。由于西方医学在治疗技术上的方便性，使之国人在医疗实践中能够接受西医的治疗方式，但是，正是这种实用主义和“全盘西化”的价值承诺形成了对中医学和中国文化的否定思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由于自五四以来的“全盘西化”思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数典忘祖、思想浅薄、急功近利成为学术思想界的主流之后，中医学也成为被否定的内容之一。为了提供否定中国文化的理性基础，自觉的不自觉的以西方的哲学思想判释中国文化的方法就成为时代的风气，以西方的医学模式判释中医学以比较两者的优劣，成为这个时代中医学研究的重要特点。如果说以西方医学技术上的特点做为可接受的标准还带有实用主义的特点，从而还能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证明理性的必然，那么，以“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及其对中医学的否定就是对中国文化理性自觉的背叛，而成为厚西薄中的思想方法了。
时至今日，随着对西方科学文化产生的一系列误区的深入认识，中医学在医学实践中的特殊的、基本的疗效被肯定，中医学也日渐受到重视。但是，对中医学的肯定仍然是在经验论的层次上，远没有在哲学理性上实现自为而自在的统一。尤其对于解决这一已经产生了几千年的中医文化的继续发展的理路问题而言，就更需要哲学的根据和支持。
问题表明，对中医学的正确认识及其发展理路的研究，首先需要中医哲学的研究作为基础。然而，以我们已经熟悉并习以为常运用于思想的西方哲学思维进行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的。以西方哲学的模式为坐标系进行中医学的研究，其结果只能是南辕北辙。正确的方法是，应对中国文化之所以能产生中医学的哲学思想进行发掘，进而研究中医学的科学性，以对中医学的发展方向作出推定。这些是研究中医学发展应解决的基础理论问题，应当成为一切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应投以相当大的精力进行研究的问题。但是，对于中医学发展方向的困惑而言，面对的问题既是中医哲学带来的也是以哲学对中医学提出的本体论承诺出现的。这表现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医学学科的科学性及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我们所熟知并运用自如的现代科学和哲学对其进行研究而产生的误区，另一方面则要求中医学本身能证明自身的科学性和哲学基础，即中医学的学科性在本体论哲学的支持下表明其科学形式与哲学方式的统一──中医学是中国哲学形而中论的自在自为的统一。
就中国哲学的基本原理进行研究，其表明的哲学原理与中医学有怎样的相关性以及中医学表现出怎样的规律，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哲学和中医学的关系，表明了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在与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的统一性中展示出的科学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意义。如果说由于中国文化的哲学基础生成了中医学的学科形式，从而表明了中国文化的一以贯之的理论特点，那么，中医学就在其内容和形式中展现出的基本规律将代表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基本形式。因此，应当说，进行中国哲学研究──真正想探索中国哲学奥秘、并认为中国哲学是不同于西方哲学的、具有独立的哲学形式，就应在《周易》、《道德经》和《内经》及《论语》等儒家和道学经典的研究上下功夫，这是研究中国哲学的基本方法，同样，这也是研究中医哲学的基本方法。
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进行的研究，以发现其基本规律，这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问题，这已成为现代以来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全盘西化”、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目前的研究结果表明，和以西方哲学推定中国哲学的研究一样，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及科学模式进行西化式的推定。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中国文化对哲学的承诺及其原理的推定，应当认为这些推定的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而只是西方哲学和西医学对中医学理论的异化。
如果承认历史和逻辑的统一性，并且承认中国文化的形式具有独立性──中医学也因此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医学的形式，那么，对生成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对中国文化研究的自在的哲学反思──哲学的承诺和推定的统一并进行推定的结果。生成文化的历史和逻辑只能是历史和逻辑在文化形式中的统一。所以，对生成文化的哲学基础进行推定，只能是由文化所承诺的哲学──哲学所能推定的文化形式在哲学形式上的统一。哲学在文化母体的自在性，使其被文化所承诺和推定，而不可能以任何外来文化所承诺的哲学进行推定。以西方哲学进行的推定，只是一种比较意义上的诠释，哲学的比较不具有本体论承诺和推定的统一性，本体是自身的逻辑推定。尤其是西方哲学在当代的进展产生了分析哲学和解释学，其理路表明的逻辑和形式对思维的限定，使对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运用产生了严格的限定。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被语言和文字及形式逻辑所限定，就其文化形式内部所进行的历史文本的解释──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既然对自在的文化的解释呈现出重重困难，使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原理和学科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用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中国哲学自在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与这些“基本规律”（例如辩证法）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截然不同的形式，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统一。因此，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只能用承诺推定法进行哲学的外化。承诺推定法表明的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和内容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产生的结果。
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是以哲学的承诺和推定法进行的研究。由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母体中寻求，所以，这种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还必然包括：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同时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统一论》⑴的哲学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承诺推定法的研究反思，发现在中国文化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成熟的科学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用哲学的承诺推定法把《易经》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哲学的形式。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⑵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及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就成为承诺和推定中医哲学的基本工作。
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清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中国哲学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承诺和推定并以外化的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笔者以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所作的概括，就是上述研究方法的结果。既然中医学的哲学基础是形而中论的统一，那么，中医学在形而中论哲学思维中生成的基本规律是怎样的形式、以及这些基本规律对中医学发展的基本意义之所在就成为中医哲学研究的重要的价值论承诺。
《周易》和《道德经》及《内经》的哲学思维对当代的哲学发展及对中医学的继续进步将有极重要的意义。这已在近年的中国文化热中显见端倪。笔者在对人存在的本质性问题的研究中，结合西方哲学中的问题，以哲学的承诺推定法对《周易》的道器之论之承诺，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形而中论的哲学认为，人对存在的认识，是以形作为主体认识、并区分为形上之道和形下之器，人的存在形式和主体地位实际上是世界存在形式中的形上和形下的中和者也，因此，人是存在的形而中者。人以时空的方式建立起对形的认识，因此，形而中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建立在时空的本体论基础上，并且与中医学的时空观统一。所以，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能很好的解决一系列重大的中医学哲学问题。
二、医易相通
随着世界学术界对《周易》研究的关注，“医易相通”作为中国古代学术史上重要的哲学命题，在当代尤为引起重视。“医易相通”的承诺表明，其不朽的意义和学术魅力发生于对人类生命本体的哲学思考和推定。“医易相通”概括了易学的哲学思维作为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基本特点，其不但表现出易学的博大精深，同时也说明了中医学理论基础一以贯之的哲学内涵。显然，从内容到形式作出的分析都表明中医学理论基础的易学哲学性质。《周易》的形而中论的哲学制式，表明其哲学思维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思维。就医学的作用和价值而言，中医和西医这两种不同的医学理论和实践特点表明了其起源于两种不同的哲学思维，从对存在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及其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不同，使其各自承诺不同的价值及推定出不同的概念范畴和理论体系。对主体存在本质的不同认识，使其对生命形式本体的认同形成不同的医学观念，在此基础上的发展，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对生命的不同理解并表明在历史形式中和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中医和西医展现在历史中的不同的逻辑理路和学科建构。
然而，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存在而言，就哲学的层次上推定人类的存在形式，不能不认为虽然有西方自然科学近三百年来的主导和促进，但是，人类就基本的存在问题而言，尤其是生命的本质性问题，还是作为一个亘古常新的课题困扰着人们的理性。近现代表现出所谓的人类进步绝大部分是在其表象上，而不是表现在人类生存本质上的进步，可以说，到目前为止，人类是在其自为的异化形式下存在，对人类的理性的理想形式而言，自为的对自在的超越──自为的达到生命的更高的存在形式──实现自为自在的生命存在形式，显然，人类的存在现状表明，人类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因此，当西方科学模式对人们所期望解决的终极关怀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又由此产生了严重的可持续性发展问题时，人们已经显得彷惶不安，尤其是自然科学产生的负面价值引起人们的反思时，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和文化思潮应运而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思潮表明的对理性否定的坚决性已经成为困惑西方文化及科学理性的重大问题。一些思想家把力图走出误区的方法寄托于中国文化时，中国的《周易》就不失时机的又一次成为显学。对中医哲学的研究而言，面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当企图再以西方哲学的制式推定中国文化时，无疑是当头棒喝。在这种形势下，对于中医哲学研究而言，许多学者不约而同的想到了“医易相通”的古老命题。所以“易学热”也把中医哲学带入其中。但是，就其以“医易相通”为命题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却令人倍感失望，因为其产生的结论，无不带有西方哲学的“前见”。问题表明，因为《周易》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中医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性，使之用西方哲学的制式不可能正确的推定中医哲学。中医哲学由《周易》的哲学制式所推定，这是应当首先明确的问题。
显然，后现代主义表现出的西方哲学的多元性及其带来价值取向的多元性对理性的异化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当代中国，也随处可见西方文化的哲学、科学和宗教以各自的价值承诺带给人们存在方式的异化。以《周易》为基础的中国哲学的一以贯之，不但使“医易相通”，而且使《周易》与中国古代科学相通、《周易》与宗教相通，《周易》因此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石。可以说，综观人类文明的几大形式，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像中国文明那样能够锦延不绝，持续发展并表现出文化的稳定性。西方哲学表明，就哲学问题及其表现出的多元性而言，西方哲学家们在近代和当代由于他们内在哲学传统思维形式的形式化限定使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无能为力，最终以据斥形而上学作为西方哲学的终结。然而，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伴随着其造类存在的异化在当代使人们终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优越性。但是，由于中西方哲学思维巨大的差异性，所以尽管《周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但是，由于西方哲学及科学和宗教是对存在形式化的结果，所以，不能将《周易》与西方文化及哲学作简单的类比，例如我们看到的把《周易》比附为科学或者把西方的思想文化的成果认定为在《周易》中早已有之那样。形而中论表明，《周易》的重要贡献是其哲学的本体论思想，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与西方哲学的本体论作简单的比附。对西方哲学的形式化而言，《周易》哲学是内化的，因此，把《周易》哲学作为明确的形式外化出来，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周易》哲学的外化将带来人类哲学及存在形式的空前革命。
《周易》和中医学的学科形式表明，其属于不同的知识形式和结构，之所以称为“医易相通”，是指其作为共同的哲学本体而言的，具体讲，《周易》的哲学思维是中医学的基础，易道广大使中医学与《周易》在“道”的层次上相通。因此，对道的理解问题成为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这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在中国的学术史中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在基本方面提高了《周易》群经之首的学术地位，但是，在西学倡兴的当代，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这就是，以《周易》为首的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关系和相互的哲学承诺，成为人类文化交融中的问题，尤其是人类发现其自身历史的和社会的、群体的和个体的行为方式所引起的价值失衡，使之把自身的本质作为反思的对象时，以《周易》为代表的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就又一次为人类提供了她深沉的思想。
所有人类存在的问题表明，其中最重要的，能引发出其他所有问题的都应归结为一个基本问题──这就是所谓的终极关怀问题，“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表明了其与西方医学和哲学的截然不同的本体观──而西方哲学对终极关怀的无能为力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已经充分的暴露无遗。中医学家、道家及道教学者在对“医易相通”的基础上和以自身的医疗及修炼实践中形成的中国生命科学关于人的本质和应达到的存在方式，解决了终极关怀问题。中国的生命科学表明，“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和推定与《周易》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说卦传》）终极关怀的价值论承诺的统一，是“医易相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关于“医易相通”的基本原理，在中医学的基本理论方面，在中医学的发展过程中，张介宾的论述简要而精到的指出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他说:“宾偿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为易之为书，在开务成务，知来常往；而医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学到知羞，方克渐悟。方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造化万物；人身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骇。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又说：“神莫神于易，易莫易于医，欲赅医易，理之阴阳。故天下之万声，出于一阖一辟；天下之万数，出于一奇一偶；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天下之万象，出于一方一圆也。方圆也，动静也，奇偶也，阖辟也，总不出乎一与二也”、“予故曰：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学医不知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熟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知易不知医，必谓易理深玄，渺茫难用也，又何异畏寒者得裘不衣，畏饥者得羹不食，可惜了错过了此生。然则医不可以无易，易不可以无医，设能简而有之，则易之变化出乎天，医之运用由乎我。”
上论表明，张介宾非常精练的总结了“医易相通”的基本意义。把医学和易学在天地万物存在的基本层次上统一起来，使之形成易体医用、体用不二的一元论哲学思维，是中国哲学和医学上的重要思想。
总结前人在“医易相通”方面的研究，应当认为《周易》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是重大的。《周易》是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其具体影响了中医学的脏腑理论、经络理论、阴阳气血理论、病理病机理论、诊断理论、治疗理论、方剂学和本草理论。而在当代具有重要作用的是其在生命科学领域内的具体运用──“气功”理论成功的运用易理，可以作为“医易相通”最好说明。
以当代的哲学观推定“医易相通”的哲学承诺，必然要求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层次分析《周易》对中医学的影响。《周易》的阴阳之论表明，阴阳之道是时间和空间产生的并由主体承诺和推定的形式，其表明本体是时空的阴阳变化生成的存在。阴阳之道的推定是主体所能发现本体存在之为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本体而言，《易传》认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所以，阴阳能对人体的存在发生生命的本质性作用是因为时空的本体性，而这种本体性作用与主体性方式的正确统一，是在主体的形而中的方式性中产生的正确推定。形而中的方式性由“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的命题承诺和推定。人作为一种存在，本身是属于《周易》哲学推定的哪一种形式呢？人是什么呢？这些问题的存在使人的存在方式成为哲学所关心的也必须给预回答的主体论哲学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问题。但在《周易》哲学中，是不作为问题的，因为结论已经内化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承诺之中。所以。对应于西方哲学的主体论承诺而言，《周易》对这一问题没有作出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因此，在研究关于人的主体性的中医学中推定这一与《周易》相关的哲学问题，对今天的人类哲学而言是重要的。我认为，《周易》的哲学模式表明，从“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承诺的主体论作出的形式推定，说明了人的主体形式既不属于形上之道，也不属于形下之器，而是属于形而中，即形而中者谓之人。所以，主体被形而中所承诺──人是形而中者也。所谓的形而中者，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而言，是指人的存在的时空层次和主体意识时空能力的对应和中，通过主体时空方式所能把握主体自身存在和客体存在的形而中的方式，即通过主体的形而中实现对存在──主在和客在的正确认识。
“医易相通”是中国生命科学中的重要命题。“医易相通”的形而中论哲学推定，使主体的生命存在形式成为中国生命科学研究的内容。形而中者谓之人的主体论形式推定，使人的存在是形而中的方式，主体将通过对时空的形而中的方式性实现主体的价值。主体能够适应时空层次，并通过时空阴阳的形而中的自作而把握存在，从而超越生命的时空形式。这是形而中论哲学承诺的生命科学原理。形而中者谓之卦──形而中者谓之人的统一，从而解决了认识论的主体性问题。形而中论哲学表明的认识论本质是：人没有独立的主体性，客观实在也没有独立的客体性，自为是自在的自为，而自在也是自为的自在，世界的时空统一性要求人类把握的世界要成为人在其中的世界，因此，对客观的存在而言，绝没有独立性可言，人的主观存在也绝没有独立性，因此，在方法论上的建构，《周易》之卦是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统一，形而中论推定的人的存在形式，是形而中的方式性的──-而不是西方哲学的形而下的形式性的存在。因此，以形而中的方式性把握世界，是《周易》对人类哲学发展作出的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其由形而中的主体方式承诺和推定的“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生命科学将成为人类科学的终极形式。
在“医易相通”中，以阴阳的概念范畴承诺了哲学认识论。《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阴阳的推定成为中国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范畴。在中国文化中，阴阳范畴的具体应用，可谓一以贯之。在中医哲学中，阴阳承诺了哲学本体论的逻辑推定和主体论的形式推定。例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中有阴，阳中有阳”（《素问·金匮真言论篇第四》）等等。张介宾认为：“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类经附翼·求正录·真阴论》）；石寿棠认为：“阳不能自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而阴为阳之母，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统，而阳为阴为父”（《医源·阴阳互根论》）；吴谦等认为：“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郑寿全认为：“人身所恃以立命者，其惟此阳气乎！阳气无伤，百病自然不作，阳气若伤，群阴即起”（《医理真传》卷二·阳虚证问答目录）柯琴认为：“阴阳互为其根，阳中无阴，谓之孤阳；阴中无阳，便是死阴”（《伤寒来苏集·伤寒论注·卷一·伤寒总论》）等等。从上面众多的论述中，可以看出阴阳概念在中医学中的应用是相当广泛而重要，并且在逻辑上是自恰的。如果阴阳的推定方式对人的生命形式的作用是自律的，那么，形而中论哲学的对应和中的推定方式，将使这一自律由主体的自为而实现。这是“医易相通”承诺的中国生命科学自在性的表现。
三、形而中论与中医学
如果把《周易》作为群经之首，那么，中国的哲学原理就应当被《周易》所包容。形而中论对中国哲学的形式化，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周易》之“卦”的研究而推定为哲学形式的──形而中论是对“卦”的时空本质性研究并以“形而中者谓之卦”的命题产生的哲学原理。关于“形而中者谓之卦”，我已多次进行论证⑴，在这里再简单的作一介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思维以时空方式生成对存在的认识，中国哲学是以“卦”作为方式的，其中所表明的认识论原理是形而中的方式。这就是说，“卦”是存在与思维的统一方式──存在与思维的对应和中，“卦”是“道”、“器”的对应和中者也。因此，笔者认为“形而中者谓之卦”，这是中国哲学的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重要表现形式。就人存在的本质性而言，因“卦”承诺了主体论及其形式推定，所以，以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的统一，就有形而中者谓之人的推定。形而中者谓之人的哲学推定表明，主体的对应和中是外化并推定出形而中论的哲学体系，是由形而中论哲学的本体论承诺和逻辑推定与主体论承诺和形式推定及价值论承诺和范畴推定的统一而实现的。
笔者在关于《周易》的研究方面，从认识论的角度把“卦”的哲学内涵归结为“形而中者谓之卦”，“卦”的形式为阴阳爻表示的“时”和“空”，由此使“卦”无所不包，“卦”作为万物即形而上的方式和形而下的形式的中和性，推定出“卦”之上的形而上，即“道”，已是方式的存在，而不是形式的存在，由此理解《易》的“太极”，才能推定“太极”承诺的本体。把“太极”以“太极图”和“八卦图”统一的推定，都出于形而中论的哲学推定。具体讲，在“卦”之下，即“器”，是“形式”化所把握的与主体对应的存在，“卦”之上的“太极”或“无”是不能与主体的形式对应的因此是用“方式”所能把握的存在，“卦”是“形式”和“方式”的“中”，“卦”是以“中”的方式推定出“形上”和“形下”的主体形式，因此，方式性的把握本体，即本体不能作为形式推定的存在，本体只能以时空进行方式性的即和中的推定，即以“中”的方式推定形上之道。下面简单的讨论形而中论的几个基本问题。超级秘书网
西方哲学的基础范文5
一、中国传统哲学体系的特点
作为社会存在的主体，人这一生物自出生以后就面临着一个问题：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类社会一直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的过程中发展。人与其他动物不同，人永远不会满足现有的生存状态，总是在追寻更高层次的存在。这是人类的哲学本性，即不断追寻人类发展的终极。这也构成了任何一个民族生存的精神支柱。当前科学日益昌盛，但是仍然解决不了这个重大的命题，而且似乎离人类的终极关怀越来越远。虽然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在对人的讨论上存在方式上的差异性，但是其本质目的都是一样的。从西方哲学的角度来看，其对于世界的认知主要以“本体论”为主。[1]西方哲人一般通过从现象到本质的方法来构建高于外表世界的虚拟世界，即世界上所有事物存在的本质世界。从西方哲学的构建方式看，西方哲学都是通过逻辑模型构建的，不属于任何世界实体，从而表达了西方哲学家的终极追求。自柏拉图、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毕达哥拉斯等人奠定了西方哲学的基础之后，经过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发展和完善，西方哲学已经发展到了其高峰，大大促进了科学的进步和思想的解放。同时，西方哲学目前也面临着其发展中的困境，很多西方哲学家陷入唯心主义的陷阱中不能自拔。而与此相对，中国传统哲学则不存在这些问题，因为在中国的传统哲学中，哲学从来都不为科学和思想解放而服务，而是关照人的生存问题。先秦著名思想家老子自其著作《道德经》问世之后，各种“道”的思想纷纷涌现。中国古人从不以逻辑思维作为思考方式，而是通过“悟道”的方式来实现终极理想。可以说“道”的思想是我国传统哲学甚至传统文化的根本思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都是由“道”而来。中国传统哲学讲究“天人合一”，这与西方的本体论截然相反，但是其同样具有追寻世界本源和终极的目标和作用。根据老子的“道”的思想及其他思想家的学说，“道”是世界存在的本源，任何事物都是由“道”而生，随“道”而变。“道”既可以包罗万象，囊括天下于其中，也可以细微如尘，任何事物中都有“道”的存在。“道”的思想对我国文化的影响实在太深远了，以至于我们现在说什么都讲“道”：茶有茶“道”，武有武“道”，棋有棋“道”。虽然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说清楚什么是“道”，但是确实能够体察到它的存在，体会到它博大精深的内涵对人们的影响。古人言明证道需要体悟，是靠人的悟性来修得正果。可见，“道”这一存在与人的思想一样，虽然摸不着看不见，但是确确实实是存在的。“道”对中国人对于生命的看法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虽然西方哲学也在追寻超越人的思维之上的存在，但是其采取的是本体论的方式，在人的主观世界之外重新构建了一个独立存在的“概念世界”。[2]这里就涉及到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本质区别。任何哲学的起源都与宗教有关，西方宗教在探究人和世界的关系时是将人和世界分离开来的，中间存在上帝。人和世界的交流需要通过上帝才能实现。但是中国的传统宗教一直强调“天人合一”，人和自然是统一的，中间没有分离开来。中国传统哲学中实现人的思想超越是“悟”，从世界的内在实现思想上的超越；西方哲学中的超越靠“证”，通过外在的形式来超越。随着西方哲学发展到当前阶段，很多西方的思想理念都出现了种种的矛盾和冲突。按照西方哲学的说法，世界是以逻辑的形式存在的，“绝对真理”存在于逻辑世界当中。这样的哲学形式虽然表面上非常显明而直观，但是内在的逻辑矛盾层出不穷。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概念世界”与现象世界二者如何进行沟通，二者的桥梁是什么的问题没有明确的答案。而中国传统哲学讲究“天人合一”，人和自然没有实质性的障碍，人可以通过“悟”的方式来实现二者的统一。西方哲学本身就是超越科学的独立存在，而往往西方哲学家在研究哲学命题时采用科学的方式，这样就容易出现悖论。这都是因为西方哲学将人和外部世界分离开来，从人的理念的视角来研究外在世界，很容易走向世界这个对象是不可知的困境。西方哲学发展到当前阶段已经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潮，重新审视西方哲学的种种问题，这是西方哲学内部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在中国传统的哲学体系中，“阴”和“阳”的辩证思维是最主要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占卜文化极为繁荣，“易”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支柱。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由“易”而生，生克变化往返不息。中国传统哲学从来没有在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使用逻辑思维，而是通过研究万物的特征来给其定性。实际上，中国传统哲学从狭义上来看仅仅包括老子《道德经》的道经部分，甚至排除了德经部分。因为狭义上的哲学是追问宇宙的终极，它涉及到的是人的存在的根本问题。而德经包括后来各大思想家们都是在讨论人伦和人的生存的现实问题，并不是哲学的真正意义上的追求。虽然中国传统哲学在利用辩证思维研究宇宙中取得了较为丰盛的成果，但是辩证法仅仅是哲学的低级阶段，远远没有达到高层次哲学研究的范畴。很多问题如果用辩证法来回答往往是无果的。[3]例如回答“阴”是什么，恐怕没有人能够真正弄清其本质什么东西，只能用“它是阳的对立”来回答。而这样的回答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回答。虽然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大缺陷，但是它通过对世界特征的归纳来研究意象的思路是值得肯定的，为哲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或者说是参照。
二、中国传统哲学理论体系的价值宗旨
中国传统的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在理论系统上存在很大的差别。西方哲学体系是围绕本体即自我意识本身来建立的，它以追寻宇宙终极为目标。而中国传统哲学以“天”和“道”为中心，讲究“天人合一”，并非追寻知识本身，而是通过探寻天和人的关系来教诲人应该怎样为人。可以说中国自古以来的价值观并不是像西方那样成为了独立的伦理学说，而是渗透在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古人无论从哪一领域都可以探究人和天的关系，因为从任何一个角度发掘到最后都是相通的。中国传统哲学并不注重对事物和规律的认知，即使有些情况涉及到高深的科学知识也是浅尝辄止，从来不会应用到生活当中。中国传统哲学从实质上来看可以说就是道德哲学，因为其主要为道德和价值观服务。中国自古以来就讲究知和行的统一，人和自然的统一，真善美的统一，在探索天人关系时主要通过顿悟而不是求证。[4]总体来说，中国传统哲学都是以生存为背景，以人伦关系为重点，主要通过对人生观价值观的探讨而形成的思想体系。价值和理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我国著名的学者张岱年先生就对这一点进行了充分的阐释。在他的理解中，中国哲学家研究哲学的目的是为了改变生活现状，探寻更高层次的生活状态；中国的哲学不是以逻辑推导为基础，而是以生活实践为基础；西方哲学将人和外部的世界分离开来，用人的眼光看待世界，而中国哲学注重人和宇宙的统一，从宇宙内部看待人和宇宙的关系；中国传统哲学认为真和善是统一的，追求真理也就是追求善，宇宙真理和人生至善是统一的。[5]张岱年先生的观点是非常中肯的，对于我们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此同时，虽然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在体系上有很大不同，但并不表明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系不完善。相反，中国传统的哲学无论是在内容还是方法上都具有丰富的内容，只不过这一体系都是围绕价值观建立的，所有的内容都和价值相关联。[6]先秦诸子百家在其著作中都阐明了君子之道，通过求知和为学等途径来完善自我，实现人生至善的目标。
三、中国哲学理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
第一，重构太极图的形。我国传统哲学以《易经》为根基，通过辩证思维阐释了宇宙万物的生克变化。自宋明两代的“太极图”问世以来，我国传统的哲学发展到了高峰，“格物致知”成了中国哲人的主要研究方式。当前我国国学没落，传统哲学面临西方文明的冲击而显得一蹶不振，有必要复兴中国传统哲学理论，昌盛中国文明。因此要再造“太极图”，延续中国传统哲学的命脉。当然，这里并不是主张恢复旧有的理论体系，而是要去粗取精，吸收传统哲学好的部分加以创新和丰富。[7]宋明理学讲求通达，主要研究身和道的关系。理学家认为追寻道应该从身出发，让自身回归到自然的世界中去，一切以身为开端。放在哲学理论中来讲，身在这里指的是处于宇宙当中的“此在”属性。身是宇宙万物的化身，通过对身的参悟可以领悟到宇宙的真谛。这和西方哲学中原罪等有本质的区别。通过对身的理解，中国哲学可以依靠其重新构建“太极图”的形，也就是将身作为中国哲学的研究对象，围绕其建立相应的理论体系，这样就避免了盲目地追寻传统哲学中无法捉摸的“道”和“法”。自“太极图”问世以来都是以“道法自然”为核心思想，但是缺少实际意义上的主体，导致哲学研究走入了困境。将身这一主体引入到“太极图”当中能够为“道法”提供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对象，从理论上打好根基。太极中的两仪实际上就是阴和阳两种属性，以往对其的解释玄之又玄，如今引入了“身”的概念之后，在哲学研究中可以很容易将其理解为男性和女性。这样是有一定的根据的。因为古人所关心的事物都是和其生存有关的事物，很多现象在古人眼中都理解为男性和女性的区别，从而出现了阴和阳的对立统一关系。它体现了古代生存环境紧张，古人关注生命形成转化的现实生存状态。从阴和阳的辩证统一关系中可以看出，男性和女性并不仅仅作为人而存在，而且是宇宙万物变化的关键，阴由阳而生，阳由阴而发。它体现了人伦关系，也体现了传统哲学追求生命生生不息的伟大愿景。
第二，重构太极图的势。除了要丰富传统哲学的理论体系之外，还要对其研究方法进行相关的讨论和完善。自古以来，中国传统哲学研究问题的方法都是理论和方法一体，理论可以当作方法，方法可以用作理论，这显然存在不合理的方面。[8]身是研究的主体，宇宙变化是其演化的环境。这种全新的中国哲学理论体系的另一大特点，是与其方法二重性相应的体用二者的兼备。实际上，阴阳两种属性可以作为方法论，而五行是演化的方式，二者不能混淆。身即生命，生命由两性而来，两性形成家族群体；身又可以说由五行生克变化而来，五行构成了物质世界的体系。二者同属于研究宇宙万物的方法论，各自是独立的，不能混为一谈。传统的哲学将自然放在太过显著的地位，导致很多哲学讨论都陷入了虚无主义。当下中国哲学的出路就是要将阴阳这两种自然属性严格地与其他研究方法区分开来，形成独立的哲学研究体系。中国哲学既需要传统的体察思维，又需要格物致知的观察思维。不仅要研究天道，找出自然生克变化的自然规律，还要研究人道，通过人的属性特征来弥补哲学体系中的漏洞。总之，要将人与天二者区分开来，独立进行研究，同时也要着力探索二者之间的关系，整体上构建中国哲学的体系。
第三，重构太极图的义。“太极图”的阴阳属性带有强烈的生化含义。阴生阳，阳生阴，二者在循环往复中构成了宇宙万物的模型。中国传统哲学关于生命的讨论和西方哲学截然不同。西方哲学在研究宇宙生命的起始和发展过程时采用的是线性思维，而中国传统哲学采用的是回互性思维。无论是从阴阳的角度还是从五行的角度，生命的起始、发展、衰落和灭亡再到起始都是循环的，生是死的开端，死是生的结果。老子有云：出生入死，说的就是人从一出生就朝着死亡发展。因此可以说中国哲学的生命逻辑是共生的。我国传统的道教和从印度引进的佛教关于生与死即阴与阳的问题在某些方面是相通的。死亡绝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新的生命的开始。道生一是万物的起源，也是生命循环不息的开端。中国哲学在研究传统的生命观上具有独到的建树。当下中国哲学更需要注重方法论体系的构建，从根本上弥补自然主义好虚无主义的缺陷，为研究人和宇宙的关系提供科学的方法。“太极图”的重构绝不是复原传统的阴阳和五行，而是要通过对事物属性的研究中找到研究天人关系的路径。
西方哲学的基础范文6
一、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大传统共同成就了实验心理科学
人们通常使用的“心理学”一词其意义就是指1879年冯特所建立的实验心理学。自然也就与西方哲学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在希腊人看来,哲学和科学是一个东西,在中世纪,两者又和神学合为一体,文艺复兴以后,采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哲学和科学才分道扬镳”,“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实验科学作为探求知识的活动方式,其逻辑证明体系是以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笛卡尔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结晶;而它的实验操作程序又是浓缩了以亚里士多德,培根等的经验主义的智慧。实证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渐渐凸现强大的生命力,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也促进了西方哲学的发展,牛顿力学、达尔文进化论,也引起了哲学的震荡与变革,成为西方文化的主流。科学是西方哲学传统长期发展的产物,是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共同成就。
应该说,在西方哲学中实证主义是与科学关系非常密切的。但是,实证主义源于经验主义传统,是经验主义的一个理论形态,不足以表征整个西方哲学对实验科学的影响。虽然,逻辑实证主义以科学哲学自居,在西方哲学中风光一时,然而很快遭到了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的批判。库恩以独创的“范式”范畴解释科学的发展进程,在20世纪70年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到了80年代,“范式”理论又受到以劳丹、夏佩尔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的质疑与批判。可见,自20世纪70年代以后,实证主义哲学在科学中的影响下已风光不在,也就更谈不上如我国心理学中有人所说的,在西方诸多哲学理论中,实证主义最适合实证的心理学,所以心理学选择了实证主义作为其哲学基础的事情。诚然,我们要充分肯定实证主义在冲破自然哲学的禁锢,使实验科学从哲学中独立出来的历史作用,但是,单单实证主义不能够铸造出科学主义文化。我们要正确品评西方各种哲学理论,不能简单地夸大某一种理论的历史作用。
二、科学心理学的实验方法体现了西方文化的理性主义精神
什么是科学,德国的波塞尔先生认为,科学有三个特征,第一,科学是被证明为真的知识;第二,科学可以被理解为通过一定方法或程序产生的陈述系统;第三,这个系统必须具有说理性与论证性。他说:“在土地测量的实践中,人们都很熟悉毕达哥拉斯的勾股定理,但古希腊的思想家却别出心裁要‘证明’一下这一原理的正确性进而使其成为公理,这便是科学的开始。”波塞尔进一步明确指出:“不管在什么地方,人们以何种方式从事科学研究,其目的总是试图建立一套得到证明的陈述系统。”科学活动的成果表现为理论化系统化的知识,科学知识之所以对于人类生活具有哲学、宗教、艺术等不可比拟的意义,关键在于科学活动具有一套可靠的证明系统,它为人类生活提供了最为可靠的知识。人类依赖于科学所提供的知识,不断拓展生命空间,推动文明进步。“程序决定了陈述与陈述之间必须互相联系,此联系构成一个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