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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的理论基础范文1
关键词： 概念图 大学哲学教学 个体概念图 创新思维
一、引言
哲学教学尤其是大学哲学教学在学科教学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长期以来，哲学学科的重要地位一直得不到重视，甚至在大学，这样一个个体心理健康成长的关键期内，哲学地位也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这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究其原因:主要是哲学本身的学科特点，赋予其在教学法上的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殊属性；而现在大多的哲学教学仍然走在简单识记哲学知识和概念这条老路上，这不仅断送了大学哲学课在大学中的命运，而且抹杀了学生对哲学课的兴趣，当前我国大学生心理健康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也正从一个侧面反映这种弊端。本文以概念图为基础，探求一种全新的教学模式，以达到培养创造性人才的目的。
一、概念图理论
（一）概念图理论的概述。
概念图是19世纪60年代由康乃尔大学的诺瓦克（J.D.Novak）博士根据奥苏贝尔（David P.Ausubel）的有意义学习理论提出的一种教学技术。诺瓦克博士认为概念图是用来组织和表征知识的工具，它通常将某一主题下的有关概念置于圆圈或方框之中，然后用连线将相关的概念和命题连接，连线上标明两个概念之间的意义关系，它是一个表示概念之间相互关系的空间网络结构图，有四个基本的组成部分，分别是概念、命题、交叉连线和分级结构（Novak，J.D，Gowin D.B，1984）［1］。作为一种科学的教学策略，它可以主动自觉地在教学活动中帮助教师与学生提高教与学质量。
（二）概念图理论的认知心理学基础。
1.有意义学习理论
奥苏贝尔（David P.Ausubel）于1962年第一次提出关于人学习的认知理论，他认为，人的学习应该是意义学习，影响学习的最主要因素是学习者已掌握的知识。当学习者把学习内容与自己的认知结构联系起来时，意义学习便发生了（David P.Ausubel，1998）［2］。
2.图式理论
英国心理学家巴特勒通过实验发现，我们对语篇的记忆并不是基于直接的复制而是解释性的，这一解释过程运用所接触语篇中的信息连同与手头语篇相关的经验一起构建出一种思想表达（Bartlett，1932）［3］。这里所指的过去的经验并不是单一的事件或经验的简单堆积，而是组织好并易于驾驭的事物形态。他把这一结构块称为“图式”。图式是个不断发生作用的既存知识结构，当遇到新事物时，只有把这些新事物和已有的图式相联系才能被理解，因此图式又被称为认知框架。
3.认知负荷
认知负荷是指人在信息加工的过程中所必需的心理资源的总量。认知负荷理论是澳大利亚心理学家约翰・斯威勒（John Swelter）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提出来的，其理论基础主要是资源有限理论和图式理论（施良方，2001：P265-267）［4］。资源有限理论认为人的认知资源（主要表现在工作记忆容量上）是有限的，而任何学习和问题解决活动都要消耗认知资源，都有可能造成认知上的负荷。认知负荷理论为影响认知负荷的基本因素有三个：①学习材料的组织和呈现方式；②学习材料的复杂性；③个体的专长水平（即先前知识经验）。概念图可以降低无关认知量的消耗，同时通过让学习者制作概念图可以让学习者隐性的认知结构外显，使教师更好地了解学习者现有知识的水平，使学习的新内容建立在学习者现有的水平之上，达到最佳的学习效果。
三、哲学学科的教学特征
（一）哲学教学要以问题为中心，注重抽象理性思维能力的训练。
哲学研究的对象不是经验领域里的客观对象，而是超验的对象，具有最大的普遍性。而且，哲学家们在所有问题上都是争论不休的，哲学问题从来就未曾达到一个统一的、终极的答案，只存在着围绕哲学问题而产生的不同解答方式，而这种种解答方式没有一个可以最终解决这个哲学问题，因而它们都是“平等的”、“等值的”、“多元的”（佩维奥，2003）［5］。一个好的哲学家并不向人们提供哲学问题的现成答案，他的答案只属于他自己，但他的问题却属于我们大家，属于时代、民族乃至全人类。哲学研究对象的超验性决定了其结论不具有普遍必然性和确定性。这反映在哲学教学上就必然以问题为中心，注重思维能力的培养。
（二）哲学教学要以心智参与、对话互动为教学形式。
哲学是一种思想活动，一种通过抽象的理智的概念构造来进行的思想活动。各种哲学观点、理论和原理，是这种思想活动的成果和进一步展开这种思想活动的前提。哲学是思，活生生的思;哲学家在不断地思，无穷无尽地思。连绵不绝之思构成了哲学深厚久远的传统，所以主体心智的参与是形成思想的关键。哲学作为一种思想活动，是精神的产物和人性的结晶，是由哲学家的个人气质、性格和心理等因素相配合而形成的东西，带有强烈的人性和主观性色彩。这就决定了哲学教学必须以对话互动、心智参与为教学形式，从而也就成为哲学教学与其他学科教学的最大区别。通过对话我你均走进了对方的内心世界，体验着彼此之间思维的乐趣，感受着彼此的激情与沮丧;领会着彼此独特的思考问题的方式方法。这是一种精神求索的过程，它能激发人精神上的、心灵上的呼应、震荡和激动。这种精神、心智的参与是超越一切时代与地理条件制约的，在这种课堂氛围中，师生共同进步提高，一起领略哲学的魅力。
（三）哲学教学要以人格铸造和人文精神的培养为最终目标。
哲学与科学不同。科学具有功利性或有用性，在这个层面上哲学是无以匹敌的，如前面所述，哲学是思，活生生的思。思有何用?对于人类来讲，思是人与兽的区别标志之一;对于个人来讲，思是个人学习独立思考、谋求精神自由的唯一途径;对于世界来讲，哲学作为思想和理论，能够影响人的行动，推动人的实践活动的展开，并且最终导致人类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现实世界的改变。哲学对个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对社会的影响是以理论先声为主要形式的。所以哲学教学应竖起“思想自由、人格高尚”的大旗，在学生的心田播撒人文主义的种子，真正关注他们的内心，促进他们身心健康成长。
四、概念图理论在大学哲学教学中的优越性
（一）概念图是一种知识的组织与呈现的工具。
概念图由概念、连接线和连接语构成（Novak，J.D，Gowin D.B，1984）［1］。概念又称为节点，是感知到的事物的规则属性，通常被放在方框或者是圆圈中。连接线就是图中概念之间的连线，用来表示概念或命题之间的关系，位于连接线上的连接语则用来具体说明概念或命题之间到底是如何联系的。哲学家的思想是通过一系列的原理和观点体现出来的，要想掌握哲学的智慧精神首先就必须抓住哲学中的基本概念。这时使用概念图，可以帮助学生将书本的知识化繁为简，帮助学生抓住基本概念，以及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帮助学生从总体上、宏观上把握知识的体系。
（二）概念图是帮助学生学习哲学的有效工具。
概念图是一种空间网状结构，最概括的、最核心的概念位于图的最顶层，最一般的、最具体的概念位于最底层。因此，概念图可以直观地、清晰地呈现概念及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关系，从整个概念网络中帮助学生把握各个子概念及概念间的区别与联系，便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而区分概念是学生学习哲学的一个难点，帮助学生准确地掌握概念就是一道坎。因此，概念图是帮助学生学习哲学知识、理清哲学知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保持所学思维的一种最有效工具。
（三）使用概念图时可以用相关的下位概念来帮助学习者理解所要学习的概念。
概念图可以简洁明了地向学生展现哲学原理、观点的逻辑论证过程，由于哲学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必然要使用较多的材料进行论证。现行的哲学教材引用的材料较多，涉及的内容既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又有其他方面的，这就要教会学生怎样用哲学的思维方式处理问题。而概念图能够以概念网络的方式将复杂的思维过程简洁化、可视化，从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五、概念图运用于大学哲学课堂的探讨
哲学学科自身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其在教学法上的独特性，而概念图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其在教学法上的这一需求。
（一）新课堂模式的理论背景。
杜威（Dewey）是世界现代教育的开创者。1916年，杜威出版了在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Democracy and Education》，该书全面反映了杜威对教育的深刻认识。他认为教育的本质就是生活，就是儿童的生长，就是对儿童经验的改造（Dewey，1985）［6］。因此，在教学法上，杜威从实用主义的认识论和真理论出发，提倡“从做中学”，要求教学从儿童的现实生活出发，并且依托于儿童的现实生活；教学应为儿童设想，以儿童活动为依据，以儿童心理为根据。
（二）新课堂模式的基本原则。
1.学生为中心
在哲学课堂上，知识的问题首先是作为一个思维的问题呈现出来的，而思维的问题又是以一个自我意识问题摆在学生的面前。直觉、质疑、反思、理解和表达等一系列生命情态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意义，成为学习活动的主要形式。因此在哲学课堂里，学生个体生命当下的体验和直觉对于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重塑其人格结构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书本知识的基本概念，其有效性必须经过个体经验的检验过滤，并以独特的方式与个体的生命体验相结合，生成带有个体经验印记的种种变体，成为生命个体人格和能力的新延伸。在这一过程中，生命体验不再是单一向度的信息加工，知识的普遍性从属于学习者生命个体的本真体验，教师必须从讲台上的传授者退居为幕后的组织者、引导者和支持者，学生作为生命个体直接面对知识本身，充分展开直觉、质疑、反思、理解和表达等一系列至关重要的生命情态，使学习成为生命飞扬的一种形。
2.以概念图为中心
以学生为中心，必然要求在教学过程中以概念图为中心，作为一种先行组织策略，先于教材呈现，概括性水平高，通俗易懂，用简明扼要的语言或直观材料概况出相关章节的主要内容。
（二）课堂的组织。
课堂组织包括三个先后继起的学习阶段：自主学习阶段、合作学习阶段、互动式学习阶段。
自主学习阶段是学习的第一阶段，其任务是熟悉将学知识的基本概念，掌握逻辑体系，联系个体人生体验和已有知识，发现和提出相关问题。该阶段的任务由学生个体在课前独立完成，是第二阶段的合作学习得以顺利展开的保证。
合作学习是学习的第二阶段。这里所说的合作，指的是学生之间在课前或课后的相互合作。在本课堂系统中，学生被编为若干长期活动、荣辱与共的学习小组，每组4-6人，轮流承担在课堂上展示自己对当下所学知识的理解并提出相关问题的任务。因此，在课前，当值的小组必须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合作学习，商议并确定本组将要在课堂上进行陈述的要点，然后进行分工，各自调动一切可用资源（查阅相关资料，与人切磋，小组再讨论等），准备在课堂上展示自己对相关知识最有心得的理解。
互动式学习是学习的第三阶段，是课堂上生生之间和师生之间的对话式互动。在课堂上，当值小组的成员轮流上台展示对相关知识的理解，提出值得大家思考的问题。在每一陈述完结之后，陈述者必须继续站在讲台上，或是接受其他小组同学的质疑，回答他们的问题，或是回应其他小组同学对他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作为生生互动之补充的是师生互动。其中教师的任务有三：对生生互动中学生自己不能解答的问题提出教师的思路；对生生互动加以适当引导，使生生对话不断拓展和深入；对生生对话加以点评，指陈得失，褒扬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并对之加以进一步的拓展。
六、结语
概念图是促进学生有意义学习的重要工具，把概念图引进大学哲学课堂，不仅符合哲学本身的学科特点，而且符合广大学生的认知心理学特征，极大地鼓舞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他们在不断构建和重构自身的知识体系中，促成自我概念的改变和完善，以培养创新思维，实现大学英语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根本转变。
参考文献：
［1］Novak J D，Gowin D N.Learning how to learn［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1-56.
［2］Novak J D.Learning，creating and using knowledge：concept map TM as facilitative tools in schools and corporations［M］.Mahwah，NJ：Lawrence Erlba um Associates，1998 in Experimentaland Social Psychology［M］.Cambridge：Cambridge Uni2versity Press，1932.
［3］Bartlett1 F1 C1 Remembering：A Study in Experimental and Social Psychology［M］.Cambridge：Cambridge Uni2versity Press，1932.
［4］施良方.学习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2.
哲学的理论基础范文2
【关键词】田野工作；文化相对主义；解释学
【中图分类号】J60【文献标识码】A
一、田野工作中的价值观——文化相对主义
田野工作中，对关注的音乐事象进行客观描述是对研究者的一个基本要求。因此，研究者需要抛弃自己的好恶，成为一个没有“偏见”的人。但是，民族不同，文化传统各异，对自己或其他民族的传统音乐就可能会产生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从而导致对“他者”音乐文化现象的不公正或错误的认知。所以，对研究者来说，需要树立一种正确的价值观来指导田野工作。
民族音乐学的发展初期，正处于欧洲文化霸权于世界的时期，欧洲文化以“中心文化”的身份冲击着世界，形成了“欧洲文化中心论”。反映在音乐领域，主要是西方民族音乐学者对非西方的各国民间音乐进行研究，它们站在本位音乐立场以某一民族或地区的音乐为标准，对非西方的各国民间音乐进行等级划分。在这些西方音乐学者看来，只有它们的欧洲音乐是高级的，其他民族的音乐都是低劣的，也就是所谓的“欧洲音乐中心论”。“欧洲音乐中心论”认为“低劣”的音乐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渐渐发展成“高级”的欧洲音乐文化形式，欧洲音乐文化和非欧洲音乐文化之间存在的是差距而不是差异，主动把欧洲音乐文化普遍化，承认文化的普遍性。
这一价值观强调文化之间存在差异性和平等性，是对普遍主义的解构，尊重世界上各个民族的音乐文化，承认它们的文化价值。
二、田野工作中的描述立场——解释学观照下的局内人和局外人
田野工作中强调局内人与局外人之间的角色转换，这会缓解研究者在田野工作中产生的“文化冲击”心理。作为研究者的局外人，为了取得作为音乐文化持有者的局内人的信任，获得真实的第一手资料，会选择居住式、体验式的方式去和局内人长期相处，使自己成为被研究对象的局内人，这就是“融入”的体验和技巧。研究者走出田野后，又会回到自己原来的局外人身份，站在局外人的立场来思考问题、进行客观描述、评价田野及做理论总结，这就是“跳出”的技巧。
解释学强调，我们既要了解音乐的外部结构，还要能对其从“里边”进行理解和解释，是一种结合音乐产生的背景对音乐现象进行意义的表达方法。伽达默尔解释学强调理解音乐现象的本体性、历时性和共时性。具体体现在三方面：一、理解的历时性。调查者即局外人，在未进入田野时，自身就处于一定的历史环境中，获得了一些经验，进入田野后，不由地就会用他之前形成的经验方式去理解自己所面对的不断变化着的音乐文化现象，调查者和音乐对象都是在不断获得的新经验中成长。二，理解的共时性。理解的共时性会造成调查者对音乐文化事象的理解偏见，因为它仅是个体单方面的见解。解释学强调，解释是不同见解不断融合、循环，使得人类的知识和精神世界得到不断的发展。所以，调查者对音乐事象的理解，及音乐事象本身的意义内涵是不断变化的，我们要把它们每次融合的产物结合起来去看待。三，理解的本体性。即音乐理解需要一种媒介，实际上就是语言。局外人要想真正了解局内人的音乐文化，就要懂它们内部的语言、逻辑思维，这也是理解活动的前提条件。这就涉及到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曼特尔·胡德的“双重音乐能力”。一项成功的田野工作，一定离不开解释学的这三方面原则。
三、田野工作中的认识论——主位观与客位观
局內人与局外人的身份转换，带来了认识视角互换的问题——主位观与客位观的互补。主位观是指站在文化内的角度发表自己的看法；客位观是以文化外来观察者的角度来理解文化，从而得到自己的认识和看法。看待所要研究的音乐文化，对研究者来说，由于它们不属于该文化，所以它们对于该文化的看法是“客位”的视角；对文化持有者来说，该种文化是自己的，所以它们对于该文化的看法是“主位”的视角。研究者使用“融入”的技巧，使自己成为被研究文化的局内人，原来的“客位”视角转到了“主位”视角，这说明了田野工作很重视局内人的主位认识，研究者要学会从局内人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尊重局内人的要求和感情。
哲学的理论基础范文3
论文关键词：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社会批判理论；语言哲学
现代与传统的断裂是从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以来哲学领域发生的决定性现象之一。对于这一断裂的表现，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第二代领军人物的德国思想大师哈贝马斯认为：在方法论的层面，“二十世纪哲学从十九世纪兴起的后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和弗雷格的语义学那里借用了新的表现工具和分析工具”；在思想内容层面，“后形而上学思想，语言学转向，理性的定位，以及理论优于实践的关系的颠倒——或者说是对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克服”成为了现代思想的四大主题；在四大主题之中，从重要性上来看，后形而上学思想占据主导地位和从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范式转换，尤其具有基础性意义，它们导致了同样深刻的变革。可以说，无论在哈贝马斯对思想史的显性反思中，还是在哈贝马斯对交往行为理论的宏大展开中，语言学和语言哲学都是关键词。本文着重探讨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社会批判理论最重要的当代形态，交往行为理论如何在借用语言哲学作为方法论基础的同时也对语言哲学进行了改造，从而彰显了语言哲学潜在的社会批判能力，使语言哲学进一步摆脱了它自身所批判的实证主义的陷阱。
一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在当今所面临的困境
社会批判理论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至于马尔库塞那里集中表现为对启蒙的批判和更为具体地对作为启蒙大旗的理性的批判。以前者观照，启蒙所鼓吹的原则以现实的同一性统领甚至代替社会科学的对普遍性的强烈追索，把社会科学看作只不过是对社会现状的真切记述和客观摹写，并因而摒弃了社会发展的否定辩证法的问题，不自觉地充当了现行意识形态的辩护工具；这样，启蒙由于无限制地扩张而倒退成了关于自身的神话、启蒙由于对自己过分地自信而导向畏惧真理的辩证发展过程。以后者观照，随着启蒙的辩证发展，人们以个人利益的算计代替了对理性价值本身的追求，这样，理性就成了主观的东西，于是客观理性就为主观理性所代替；由于这种主观理性本身只不过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目的，因而它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理性；这种工具理性脱离了客观理性本身的超越性，成了非理性。启蒙和理性的大纛曾经一度把人从蒙昧主义的暗夜中引领出来，现在却又把人推向神话和工具理性的深渊，这就是启蒙的辩证法和理性的辩证法。无疑，早期社会批判理论的历史功绩获得如何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但是从社会批判的理路上来说，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局限性使它在语言学转向和后形而上学思想占据统治地位的当代思想界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第一，前哈贝马斯社会批判理论的理性概念具有意识哲学的特征：从它脱离生活世界的角度来看，它是抽象而无根的；从它内在于主体意识和历史哲学、艺术概念之中的角度来看，它拒绝明确日常语言分析。
哈贝马斯认为，旧的社会批判理论“仍公开赞成理性观念，并按照历史哲学来发展它”，这种理性概念是“理性的哲学一历史概念”，属于意识哲学的范畴。在谈到意识哲学的特征时，哈贝马斯认为：“自笛卡尔以来，自我意识……不是作为先验能力的本源被放到一个基础的位置上，就是作为精神本身被提高到绝对的高度。观念本质变成了一种具有创造性的理性的规定范围，以至于现在在真正的反思转向过程中一切都和这个独一无二的创造主体发生了关系。”
由此看来，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的客观理性概念仍然作为一种抽象的使整个世界成为可能的主体性而存在；它仍然从辩证法的角度把理性看作是自然和历史前进过程中显示出来的精神：理性活动既表现为整体的反思，也表现为主体的自我关涉的反思。
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理性蕴藏于哲学和艺术之中并且能够在历史中实现它的潜能。这就是说，合乎理性标准，而非合乎常识的东西，才是真正意义上合理的。而所谓真正的理性标准从何而来呢?除了绝对理念这个模糊的概念，黑格尔并没有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黑格尔坚持寻求精神与现实的完全同一，即精神在现实中确认自身。但是，他是以精神自身的主导运作为基础的：现实是在作为精神的工具的意义上才是和精神相契合的；而精神只有在辩证运动中才能和现实同一起来。按照分析学者埃尔斯特的理解，绝对理念只不过是人把主观精神向现实世界的一种投射。因此，这种理性观念仍然居于意识哲学的范畴之中。霍克海默认为，客观理性“不仅存在于个人的意识中，而且存在于客观世界中，——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中，存在于社会制度中，存在于自然及其表现之中。”
但是，这种理性概念无法解决它自身与现实之间的关系问题。与黑格尔不同的是，霍克海默强烈反对现实能够完全实现理性，他认为这种绝对的同一性是对现实的实证主义式的辩护。他认为，即使现实完全背离理性，理性本身仍是存在的。这样看来，在霍克海默那里，理性本身既具有意识哲学的内在特征，又是无根的。这样的理性概念必定拒绝明确的日常语言分析。
第二，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反对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意义上的真理观，却无法找到克服这一抽象真理观的现实机制；它反对主观理性意义上的真理观，却无法冲破由主体性编织而成的自我持存的藩篱，这道藩篱使个体为了自我捍卫而对他者采取策略行为而非追求在理解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主体间性范式的缺位使得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的真理观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有时甚至跌进它所批判的理论陷阱之中。
哈贝马斯认为，社会批判理论继承了黑格尔的真理的哲学概念问题，并且“从未将它扬弃”。但是他并未对自己的这一论断做出足够明晰的阐释。在我们看来，哈贝马斯是从旧社会批判理论仍然处于意识哲学范式之中这个总体判断人手来批判它的真理观的。事实上，即使仅仅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的论述来看，黑格尔的真理观还是和实效主义的真理观一起被批判了的，尽管这种批判并不彻底。在黑格尔那里，真理是精神辩证发展的过程必然结果来看，它表现为一种神秘的先在性；黑格尔的真理观是目的论的真理观。在这种观念之下，虽则精神在运动中达至真理，但真理却停滞于意识于自我意识的统一之中；否定性被肯定性的锁链闭合了。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认为：“倘若把真理自身当作真理，也就是说使自己具有偏执本性的话，那么，它的否定性阶段要想超越把真理遮蔽起来的个人判断，则只不过是一个可能而已。”这个判断用于对黑格尔的批评是合适的。《启蒙辩证法》还批判了真理的实效论，认为把“理论的真实性和有效性”等同起来，“显然是无稽之谈”；它同时反对“真理即是全体的命题”和真理“不过是作为一个部分而存在”的命题。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他们的真理观主要是否定性的，“真理只有一种表达式，这就是思想对不公的否定。”用一句浅明的话来说，他们看到了问题，却没有找到出路。
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在真理的本质、辩证法的重要性、实体性逻辑的存在诸方面与黑格尔一脉相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认为它未能扬弃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真理概念。这种真理概念试图发现存在于现实的交往活动之外的真理标准。哈贝马斯从语言分析的角度论证，真实性和有效性至少在商谈的层面上是相互关联的；当主体视角为主体间性视角所改造的时候，全体和部分的冲突也就被超越了。另外，前哈贝马斯的社会批判理论没有认识到资产阶级法治国的程序民主、话语民主以及道德范畴给传统哲学的范式变革提供的契机，因而也没有为社会批判找到新的话语切人点；除了否定性的批判，它在现实面前陷入了失语的尴尬境地。
哈贝马斯认为，旧的社会批判理论“从不重视资产阶级民主”。这一批判，与对理性的内在主体性的意识哲学特征的批判密不可分。资产阶级宪法和法律体制以及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具有形式化和程序性的特征。在民主法治国中，资产阶级社会道德思想的概念结构具有可用话语解释和论证的优点，相应地，也具有可用话语批判的优点。而在传统的政治制度之下，道德范畴具有主体内在反思性的特征，它从本质上拒斥主体间性的话语论证，并因之而大大削弱了自己解决实践问题的构造性能力。哈贝马斯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和道德范畴的优越性和它们的话语论证性密切联系在一起，认为在这种话语论证性的基础上，道德一实践领域通过人们的学习能力而获得进步，这种进步是技术理性的进步所不能取代的。
二交往行为理论对语言哲学的引入与推进
现象学哲学家施特拉塞尔认为，伽达默尔、哈贝马斯、维特根斯坦、梅洛一庞蒂四位哲学家都强调理解的概念；倪梁康教授亦明确地指出，不仅黑格尔、马克思的传统思想在哈贝马斯的哲学中发挥着作用，而且胡塞尔、海德格尔以及维特根斯坦的当下影响也规定着哈贝马斯思维内容。
这两种思路都把哈贝马斯放到语言哲学的背景中进行考察。当然，哈贝马斯本人对自己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也有明确的自觉。在谈到交往理性概念的建构时，他认为自己“既吸取了释义学的方法，又吸取了语言哲学的分析方法”。可以说，在哈贝马斯那里，社会批判理论和语言哲学的邂逅对于理论双方都是重大的事件：社会批判理论获得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批判据点，而语言哲学摆脱了纯粹语义、句法和语用分析的形式主义面孔，发生了从真值有效性向陈述的真实性、言说真诚性和社会规范正确性的有效性条件的扩展。
维特根斯坦在20世纪40年出这样的呼吁：“请把句子视作工具，把句子的意义视作其使用!”那么句子的主题和意义又是如何获得的呢?他认为这“和我们语言游戏的整个领域有关”。对语境和语言游戏规则的强调，对私人语言的反对，都使维特根斯坦超越了对表达式与指称物关系进行研究的传统语言学范畴。对此，王晓升教授有精辟的论述：“维特根斯坦通过对于私人指物定义的分析，否定了样本和字词之间的指物定义的关系，他认为这种联系不是指物定义的方式确立的，而是一种语法联系。”从哲学史的角度来说，“维特根斯坦关于‘私人语言’的论述不仅使他自己从《逻辑哲学论》中走了出来，彻底清算其早期哲学，而且从根基上清算了在欧洲哲学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奥古斯汀式的语言图画。”可以说，维特根斯坦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为哲学研究奠定了新的方法论基石，这就是语言分析。对于语言行为类型和规则的更为具体的研究则是由后来者完成的。
j．l．奥斯汀以列举的方式提出了完成行为式表述的概念。他认为，当某人以言语进行打赌、命名或者道歉时，我们把这种言语仅仅看成是对行为的“报道”，即看成仅仅是说出某种东西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完成行为式表述本身就是完成了某种行为。奥斯汀对完成行为式表述的有效性给出的条件是：“我们通过我们的表述所有意使用的惯例性步骤(conven．tionalprocedure)必须实际上存在”。由这个条件所引申出的两条规则是：第一，“人们所沿用的惯例必须存在并且为人们所接受”；第二，“我们旨在其中沿用这种步骤的环境必须与沿用这种步骤相适应”。可以看出，奥斯汀跳出了传统语言学对语义、语法和句法进行研究的樊篱，研究了语言行为的某些特定类型。但是，他并没有对陈述的真实性概念进行扩充使之与有效性连接起来。
奥斯汀和维特根斯坦首先发现了语言具有集行事和命题于一身的双重结构，而塞尔却对语言行为做了更为具体而明确的分析。塞尔认为，言语行为(speechacts)又被称为语言行为(1anguageacts)、语言性的行为(1inguisticacts)，并且在任何语言交际的模式中都必定包含有一个语言行为。在塞尔那里，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从人们通常认为的符号、语词、语句，或者它们的标记(token)，转换为人们在完成言语行为中给出标记。作为语言交际的最小单位，给出语句标记的以言行事行为是受一定的规则支配的。塞尔对支配语言行为规则进行了研究，把它们分为构成规则(constitutiveroles)调节规则(regulativerules)，并且认为意向和惯例对语言行为的效果具有构成性作用。凹但是，塞尔仍然只在命题真值的有效性层面上来区分以言行事行为的基本模式，因而他的研究范围仍然限制在语词和世界的关系范围内，而没有扩展到哈贝马斯所说的有效性的广阔视域之中。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语言行为理论扩展了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但前哈贝马斯的语言哲学没有进入对交往有效性的主观世界和社会世界条件的研究，即没有进入对言说的真诚性和规范的正确性的研究。这个工作是由哈贝马斯完成的。哈贝马斯把对言语行为的研究转向为对以语言为媒介的交往行为的研究；把言语行为的真值有效性扩展为交往主体言说的三个特质：相对于客观世界而言的陈述真实性、相对于主观世界而言的主体真诚性、相对于社会世界而言的规范正确性。以交往行为概念为基础，哈贝马斯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现代病的批判。
哈贝马斯认为，…真实性观念的活跃’应当为有效性层面打开一个完整的天地，其中包括命题的真值，善与和谐，以及规范的正确性等等。”而塞尔和奥斯汀没有能够找到各种相应的判断标准，往往把真实效果和理想效果限制在命题的真值性上以回避将会遇到的困难。这样做的结果是反而远离了对生活世界的分析。对于哈贝马斯来说，把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连接起来的中介正是交往行为。交往行为只把语言看成是一种达成全面沟通的媒介，它排除了一切外在的强制和内在的强制包括金钱、权力和内心屈服的压力。在交往行为中，在言语者的命题或实际前提具有真实性、规范语境具有正确性、主观体验的表白具有真诚性的情况下，言说行为就不同于以控制对方为目的的策略行为。这是因为，在交往行为中“不同的参与者克服掉了他们最初的那些纯粹主观的观念，同时，为了共同的合理信念而确立起了客观世界的同一性及其生活语境的主体间性。”
哲学的理论基础范文4
由于对和谐哲学的理解不同，对于和谐哲学的理论基础的认识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的观点。其一，中国古代“和谐”的思想是和谐哲学的理论基础。部分论者认为，在古代就存在和谐哲学，这从一些文章标题中就能看出，如黎红雷的《儒家的和谐哲学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运用》，谢文胜、张燕杰的《论儒家和谐哲学与人文奥运》，甘露的《和谐社会，道通为一——道家和谐哲学的研究》等。从这些论者的著述看，他们大都把中国古代的关于“和谐”的思想看做是和谐哲学的理论基础。而有的论者则把“和谐”概括为中国传统的和谐哲学。
其二，哲学是和谐哲学的理论基础。如毛卫平认为，和谐哲学包含在哲学之中，是的当代形态。而把中国古代“和”的思想称为中国传统“和”的哲学，而不是和谐哲学。贺善侃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和谐哲学是哲学中国化的现代化形式。他们从哲学原理中，寻找和谐哲学的依据。认为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都是以哲学的基本原理为基础的，都是以强调对立统一的矛盾观为哲学依据的。李忠杰更是明确和谐哲学的基础就是事物矛盾中的同一性。并用哲学原理进一步说明同一性的基础地位。事物的存在，矛盾的化解，社会的稳定都离不开同一性。“在承认同一性的基础上讲团结、讲和谐，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需要关注、更应该强调、更必须坚持的价值取向。”
其三，系统辩证法是和谐哲学的理论基础。如有论者指出：传统矛盾观是斗争哲学的根基。而系统辩证法是对矛盾辩证法的继承和发展，系统辩证法并不否定矛盾的存在及其在事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它把矛盾置于系统的普遍联系之中，强调整体大于部分，系统整体的质决定部分的质，体现了整体性、动态性、过程性原则。和谐哲学正是以系统辩证法为核心，作为其理论基石的。
二、和谐哲学与斗争哲学的关系
很多论者认为，和谐哲学是作为斗争哲学的对立面提出来的。一提到和谐哲学，很容易联想到斗争哲学，学界从不同的方面概括的二者的关系。
其一，取代论。该观点认为，和谐哲学与斗争哲学不能并存，和谐哲学应该取代斗争哲学。“和谐哲学”与“斗争哲学”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和谐哲学是以和谐为核心理念，引导社会向和谐的方向发展，要求人们学会合作共存(并不排斥良性的斗争)，实现互利共赢。斗争哲学是以斗争为核心理念，鼓励社会展开各种形式的斗争，要求人们寻找彼此差异，实现相互取代。可以说，二者代表的价值取向不同。和谐哲学适合和平建设时期，理应成为时代的哲学；斗争哲学适合于革命战争年代，理应退出历史舞台。
其二，适合不同阶段论。该观点认为，无论是“斗争哲学”，还是“和谐哲学”，都是各自时代的产物，它们分别适合于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一般说来，前者适合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质变阶段，而后者适合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量变阶段。二者适用的范围有所不同，如果在实践中应用得当，就会促进事物的发展。与之相反，如果超出了其适用的范围，就会对事物的发展造成极大的不利。
其三，对立统一论。都认为和谐哲学与斗争哲学是辩证的对立统一的关系，但强调的侧重点不同。有论者更多强调二者的统一。如齐自琨等认为，虽然，“斗争哲学”在革命时期的占主导地位，“和谐哲学”在和平建设时期的占主导的地位，但其实质与目标是一致的。都是用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解决问题，都坚持辩证矛盾的观点，斗争与和谐都是矛盾的存在形式，只是表现不同而已。仅仅用历史阶段来划清“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的界限，是不恰当的。虽然它们都体现了各自时代的特征，但它们本身是一体的，是辩证统一的，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渗透。离开“斗争哲学”谈和谐违反了矛盾论的原则，离开“和谐哲学”谈斗争，斗争则失去了理论基础，就会犯空想的错误。斗争哲学与和谐哲学是有机地统一，两者相互补充相互协调。
有论者强调更多的是二者的区别，如毛卫平着重从三个方面指出了二者的区别：①目的不同。斗争哲学，强调斗争，但也讲统一，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打破统一体的存在；和谐哲学，强调统一，但也讲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统一体的存在及更好发展。②阶段和性质不同。斗争哲学是事物处于质变阶段的，属于革命党的、革命的哲学；而和谐哲学则是事物处于量变阶段的、属于是执政党的、建设的哲学。③方法论原则不同。斗争哲学的方法论原则是对立、你死我活、“一个吃掉一个”；而和谐哲学的方法论原则是共存、共荣、统筹兼顾。
三、和谐哲学的意义
对于和谐哲学的意义，主要有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肯定和谐哲学的意义，另一种观点否认和谐哲学的意义。大部分论者强调和谐哲学的重要意义。如李忠杰认为，提出“和谐哲学”主要是适应了四个方面的需要，即：适应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适应了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适应了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需要，适应了努力建设和谐世界的需要。“和谐哲学”的研究、倡导、宣传，有助于引导我们社会向着更加进步、更为理想的方向发展。贺善侃则认为，和谐哲学观对于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的意义在于给我们提供了治国安邦的基本理念和基本方略，提供了新的思维方式、新的哲学理念和新的实践逻辑，从而提供了实现科学发展、造福人民，推进文明进程的新的指导思想。而田丰认为，和谐哲学作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法论基础，将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理论指导为人类化解现代社会困境、建设和谐世界做出贡献。而黎红雷则强调和谐哲学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大部分论者都持类似的观点，我们不再一一赘述。
有的论者虽然强调和谐哲学的重要意义，但认为和谐哲学只是哲学发展的一个阶段，不能与革命哲学、建设哲学相提并论，和谐哲学是建设哲学之下的哲学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形式，这并不妨碍我们把用其他名词指称哲学，如实践哲学、建设哲学、实事求是等。有论者强调和谐哲学意义的同时，则警告我们要防止“和谐哲学”泛化的倾向，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不能忽视斗争，也要做好充分的斗争准备，不然就违背了的辩证法。
与强调和谐哲学的积极意义相反，部分论者对和谐哲学持否定的态度。有的论者质疑“和谐哲学”的提法，当然也就谈不上它的意义。认为将我们党的哲学归结为“和谐哲学”，是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我们党的哲学既不是“斗争哲学”也不是“和谐哲学”，而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哲学。而有的论者更是明确指出：“所谓‘和谐哲学’由于缺乏整体性和追根究底性思考，而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小结
通过近几年学界对和谐哲学研究来看，在以上几个方面，都远远没有达成共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明确提出的时间还不长，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过程，现在仍然处于不断探索的过程中。和谐哲学仍然是有待于进一步发展的哲学，对它的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第一，必须明确和谐哲学的含义。它是一种关于和谐的思想观点、方法还是独立的思想体系？和谐哲学是古已有之，还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产物？“和谐”与“和谐哲学”有什么样的关系？和谐哲学与哲学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都是有待于进一步厘清的问题。
哲学的理论基础范文5
1.1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开拓
阶段1978—1987年，通过在很短时间内的思想调整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迈进了新的开拓时期，不仅理论基础多元化，而且研究方法、结构体系、研究内容等也都有所拓展。
（1）理论基础多元化。20世纪80年代，随着我国图书馆学的不断发展，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研究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是欧美西方各国图书馆学理论的大量引进借鉴（如系统交流论、波普尔世界三理论、社会认识论、知识基础论等），我国的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也形成了层次体系论、知识论、知识组织论、学科群体论、情报交流论、知识交流论等多种观点，由单一论转变为多元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研究范围被极大地拓宽。
（2）研究方法体系化。20世纪80年代，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另一重大进展是初步构建了体系化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从传统转变为现代。20世纪80年代之前，主要采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对我国图书馆学进行研究，如数据统计、观察、历史、调查研究、定性分析等；80年代以后，图书馆学的研究引进和采用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并探索挖掘了专门的研究方法，形成了我国的研究方法论体系，如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相结合。
（3）结构体系逐渐完善。我国图书馆学不仅形成了非常完善的结构体系，而且具有清晰的知识层次，如知识元素、学科分支、门类结构等。其中，每个知识元素又涵盖了规律、概念、范畴、原理等；每个学科分支与门类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组成了非常完善的结构体系。
（4）研究内容趋于多样。研究人员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勇于开拓，满怀热情地开展对图书馆学理论各项研究，带来了丰富多样的研究内容，比如常见的图书馆学方法论及图书馆未来等研究内容，都是这个时期开拓的新研究领域。
1.2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稳步前进阶段1987年至今，图书馆学研究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极度繁荣，发展至今已趋于平稳，新的研究成果较少，价值取向有所转变，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
（1）新的研究成果较少。这个时期，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出版的文章大都是综述、书评或专题评述，缺少对理论研究深层次问题探索与系统总结的文章，更别说相关的论著。
（2）价值取向有所转变。更多的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人员转向对市场经济与图书馆学、信息技术与图书馆学的研究，研究模式脱离了教学型学科实际情况。
（3）研究环境更加现代化。在现代化的研究环境中，特别是在多媒体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及电脑储存技术的不断影响和带动下，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人员将研究热点转到数字图书馆、电子图书馆及信息技术与图书馆之间的关系方面，研究环境更加现代化。
（4）研究视点更加实际。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普及和大范围应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从图书馆学研究客体的信息本质和文化本质两个角度重新构建了图书馆学理论这个体系，系统总结了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在当前社会大背景下的发展策略，力求图书馆学理论能够解决实践中产生的问题。
（5）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当前社会背景下的图书馆学研究领域已被进一步拓宽，不再是仅仅局限于图书馆的研究，还包括了信息、管理、科学知识等很多的领域。
2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及观点
2.1研究对象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进行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在我国，由于研究人员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同时存在着不同的研究角度，所以出现了不同的研究成果。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形成了“规律说”和“交流说”两种研究方向，发展过程经历了哲学方面的全面改变。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期，图书馆学研究人员抱着很大的热情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激烈讨论，先后产生了相关学者提出的文献交流、知识交流、情报交流和知识学等诸多见解。图书馆通过“交流说”与社会环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机地融合了图书馆与社会交流活动，图书馆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理论内容不断深化。
2.2结构体系
科学研究对象的集中反映与具体表现是学科结构体系。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主要课题就是图书馆学的结构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图书馆学领域引入了系统的科学理论，结构体系成为研究的热点。如有的学者将图书馆学划分成技术图书馆学、理论图书馆学与应用图书馆学3部分。与普通图书馆学相对应的是技术图书馆学与理论图书馆学，与专门图书馆学相对应的是应用图书馆学。有的学者依据图书馆事业角度，在横向和纵向上对图书馆学进行了划分，国际图书馆学、图书馆数学、比较图书馆学是在横向上的划分结果；图书馆协作学和管理学、高校图书馆学、公共图书馆学是在纵向上的划分结果。还有的学者从图书馆学范畴出发，将图书馆学当做一个线性的、层次不同的网状结构。比如：图书馆学思想史、研究、教育是图书馆学绪论的3个主要部分；图书馆的结构、变化、性质、资源共享和职能是图书馆认识的5个主要部分；社会领域与图书馆的矛盾、用和藏的矛盾是图书馆的2个主要矛盾；文化变化发展规律、读者规律是图书馆规律的2个主要规律等。
2.3学科性质
改革开放后，我国不断完善了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社会科学、应用科学、综合性科学、管理科学等4种代表性的看法相继出现，社会科学和综合性科学是其中的主要观点。有些研究人员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有的研究人员则认为图书馆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既属于应用科学，又属于社会学科，是应用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三者之间的结合与渗透；还有人提出图书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应用科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教育学、数学等这些学科交叉存在于其研究的内容中；同时，依据图书馆学的学科交叉性质，有研究人员指出图书馆学是综合性的社会工程学。只有确定好研究对象的性质，才能将学科性质确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划分依据是研究对象所存在范围；应用科学与基础科学划分的依据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边缘学科、横断学科与交叉学科的划分依据是学科间的关系。研究方法改变不了学科性质，但对学科性质具有反作用。只要研究对象的本质没有改变，就不会导致学科性质的改变。
2.4方法论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的研究方法成为我国图书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实现了初步的构建。由于思想观念在这个社会发展阶段得到了很大的转变，所以大量的研究人员开展了对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研究与探索，形成了不同学说。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有学者将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概括为4方面：一是课题研究的方法得到了筛选；二是研究信息大都采用试验、观察、数据统计、调查等多种方法来获取；三是采用比较、分类、分析、类比、综合等科学抽象与逻辑思维方法；四是采用综合方法对图书馆学开展研究和探索，大体上采用了哲学方法、系统方法论、信息方法、移植方法、控制论方法等。当前，在图书馆学研究中，采用较多的是数学方法、系统工程方法和实验方法。数学方法促进了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定量分析；系统工程方法为深入探究图书馆学实践活动的规律提供了技术手段。时展到现在，在图书馆学领域图书馆学有无专门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判断标准等观点还没有完全统一。有很多研究人员的观点是，既然图书馆学以独立学科的形式存在着，研究方法就必然是一个专门的图书馆学方法，因此，构建专门的研究方法就成为方法论探究的关键核心，对专门方法进行研究时要结合哲学方法等。
2.5理论基础
图书馆学理论基础是图书馆学这一学科的基石，对方法论和学科的观点进行着指导，有很多研究人员对之开展了许许多多的探索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期，有学者将“波普尔世界三”理论引入我国的图书馆学理论，得到了许多人的赞成，但同时也存在反对的声音；接着，我国的研究人员提出了情报交流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不久又有学者提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应是知识交流。目前，大多数研究人员的观点是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一个学科群。但对这个观点，还存在不一致，有的学者将这个学科群概括为一个综合群体，主要包括了哲学、数学、信息科学、社会学、管理科学、传播学、心理学等这么多学科，应把上述的各个学科都当做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有的学者认为这个学科群有层次方面的不同，称为层次体系，理论基础的第一层次是哲学，第二、第三层次分别是列宁关于图书馆学的思想、信息论；还有其他学者将哲学当做理论基础的第一层次，第二层次是知识学、社会学、文化学说、传播学、信息科学，类现象学说是第三层次。
3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发展方向
哲学的理论基础范文6
关键词：中医发展；哲学思维
中图分类号：R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717(2008)07－1413－03
在目前的中医发展问题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拒斥哲学的倾向，表现有三：(1)把中医理论中的哲学特质看成是中医发展的最大障碍，否认哲学在中医发展中的积极作用；(2)虽不明确否认哲学在中医理论中的地位，但对哲学在中医发展中的作用持怀疑态度；(3)在中医发展研究中缺少哲学的指导和配合。这种倾向对于具有浓厚哲学色彩的中医学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笔者认为，中医在现代的发展仍需保留其哲学特质，也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和参与。
1 哲学作为中医理论的基础在今天仍具有合理性
中医的特色之一就是以哲学为其理论的基础。中医在产生初期是与哲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在古代自然科学尚未从哲学中分化出来，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包括医学知识都以自然哲学的形式存在于哲学知识的母体之中。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的医学知识贫乏，无法揭示人体的内部成分和组织结构以及致病的原因和机理，因而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也就不得不采取哲学思辨和猜测的方式。是中医以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使得中医能够树立大体正确的人体观、疾病观和辨证论治的原则，并以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为基础，建构了自己的整个理论体系。
随着近代欧洲自然科学的兴起，医学和其他自然科学逐渐从哲学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西方的古代医学把自己建立在自然科学和实验的基础之上，完成了由朴素医学到科学医学的转变，从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成为世界医学发展的主流形态。中国的自然科学由于中国独特的文化背景和特殊的国情而未能有长足的发展。因此，中医没有象西医那样获得自然科学和实验的有力支持，没有走上医学发展的常规道路，造成“中医发展两千多年来只有量变，没有质变。”直到今天仍然停留在朴素医学阶段。
中医在当代如何发展已经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很多学者对中医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对中医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其中有一些学者对哲学作为中医理论的基础颇有非议，甚至把它看成是中医发展的最大障碍。实际上，哲学作为中医理论的基础在今天仍具有合理性。中医能够有效地诊治疾病，除了它是同疾病长期作斗争的经验总结之外，也与它的理论基础是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尽管存在着直观性、猜测性等缺陷，但它们对客观世界的整体把握是大体正确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与自然科学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对客观世界唯物辩证性质的正确反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哲学是在宏观或一般层次上的反映，而自然科学则是在微观或具体层次上的反映。因此，以哲学为基础的中医和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西医都能够正确地认识和治疗疾病，这正是哲学作为中医理论基础在今天仍具有合理性的根本原因。中医运用哲学建立的唯物主义的人体观、疾病观、辨证论治的思维方法和包含丰富辩证法思想的“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直到今天仍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中医突出的疗效也充分证明了哲学的积极作用。特别是近年来，随着西药毒副作用和抗药性的不断出现，医源性疾病日益增加和疾病谱的改变，西医对一些疑难病症束手无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医药的优势更加凸显，这里面理所当然地也包含着哲学的积极作用。
2 哲学贯穿于中医的整个理论体系去掉了哲学特质中医理论也就解体了
如前所述，中医是借助哲学建构了自己的理论框架，它的一些重要思想和基本概念，如阴阳、五行、天、象、气等等就是直接从哲学中移植过来的，这些哲学理论和概念贯穿于中医的整个理论体系之中，或者说，中医主要就是运用这些哲学理论和概念进行思维的。以阴阳学说为例。中国古代哲学的阴阳学说是构建中医理论的重要基础之一，其内容涵盖了中医理论的人体观、疾病观、辨证论治、方剂与药物等方方面面。如中医对人体和疾病的认识就是建立在阴阳学说的基础之上的。关于人体的产生，中医认为是阴阳媾精而形成的。《内经》说：“两神相搏，合而成形”，“阳化气，阴成形”。对人体结构的认识也是如此，《素问・金匮真言论》中说，“夫言人之阴阳，则外为阳，内为阴。言人身之阴阳，则背为阳，腹为阴。言人身之脏腑中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脏皆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皆为阳。”“人体内外、上下、表里、腹背、脏腑各个方面，以及它们与外界环境之间，无不构成阴阳联系、对立统一，并由此而形成一种独特的认识人体生理、病理的学术体系”。中医对疾病的诊断也要运用阴阳学说。中医认为，人体只有阴阳平衡协调才能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反之则生疾病，即《内经》所讲的，“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中医诊断疾病也离不开阴阳学说，“八纲辨证”中的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其中阴和阳为总纲，即表、热、实归属于阳证；里、寒、虚归属于阴证，这是中医诊断时分析病情的最基本的依据。中医治疗疾病的思路也离不开阴阳学说，即调治阴阳，使其恢复平衡，即以“阴平阳秘”为目的。中药的性、味、功用也分为两大类，如辛、甘、淡味，性温热、燥烈、升散的药物属阳；酸、苦、咸味，性寒凉、滋润、降敛的药物属阴。可见。阴阳学说在中医理论中无处不在，指导着中医对疾病的诊断治疗和组方用药。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已经深深渗透在中医的全部理论之中，也是贯穿于中医观察人体、诊治疾病、组方整个过程的根本方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用自然科学的理论置换出中医的哲学特质，那么，就必然造成中医的基础理论与中医的其它理论、方法的激烈排斥，导致“两张皮”的后果，或者造成中医理论体系的崩溃。因此，在中医的的创新过程中，中医理论的哲学特质应当保留。当然，作为未来的、新的中医学理论基础的哲学，应该是去掉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中的不合理的成分、经过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改造过的科学的哲学。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改造的过程中，除了继承和保留其合理成分之外，还必须注意继承和保留它的表达方式和语言特色。只有这样，才能使现代的哲学理念和传统的中医理论能够更好地融合在一起，更有利于我们对它的继承和发扬。
3 医学的发展必然向具有辩证思维的医学形态回归而辩证思维正是中医的天然优势
世界医学的发展已经经历了朴素医学(古代医学)阶段，正在经历科学医学(近现代医学)阶段。从它的发展趋
势来看，它将发展到“系统医学”(后现代医学)阶段。
朴素医学是一种原始的、朴素的辩证医学，它以朴素唯物主义、朴素辩证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基础，用整体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和辨证论治的方法来观察人体和治疗疾病，为人类的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朴素医学也存在很多缺陷，如它的基本概念模糊不清，缺乏清晰明确的定义，理论没有严密的逻辑性，缺乏实验的证实和自然科学的根据，直观性、猜测性较为突出，在诊断治疗上也缺乏明确具体的技术规范，等等。
科学医学克服了朴素医学的直观性和猜测性，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自然科学和实验的基础之上，从而获得了科学理论和科学实验的有力支撑，使自己具备了“科学的形态”并能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地充实自己、丰富自己，因此称之为“科学医学”。但科学医学由于受还原论的影响，对人体的研究只关心各个部分的形态、结构和功能，虽然对人的生理结构和功能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但它却不关心整体，忽略了人体疾病与人的心理、环境的联系和相互作用。所以，它在许多复杂疾病的治疗方面很难取得根本性的突破。科学医学否定了朴素医学，大大推动了医学的进步。但它在整体观、辩证思维上与朴素医学相比，却产生了倒退，这也正是制约它进一步发展的重大障碍。
系统医学是一种以现代系统论的原则和方法为指导，以系统生物学等现代科学技术和科学医学的合理成分为基础的辩证医学，是世界医学发展的新阶段，是公认的新世纪医学。系统医学将否定科学医学，当然，系统医学对科学医学的否定是辩证的否定，它将保留科学医学的合理成分，即以自然科学和实验为基础的医学科学理论和科学的诊疗手段。同时，抛弃了科学医学形而上学的人体观、疾病观。它强调医学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在系统理论的指导下，把人体看作是一个有机联系的系统整体，深入研究基因组信息与环境信息的相互作用，阐明发病机理，建立系统分析和预测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机理的新理论体系和技术平台，实现疾病的早期诊断和有效治疗。可见，医学的发展必然要“回归”到辩证医学形态。
中医虽然也是具有辩证思维的医学形态，但它是原始的、朴素的辩证医学，它需要向现代的、科学的辩证医学发展。但中医发展的未来形态并不是系统医学，系统医学只是西医发展的新形态。而中医必须在坚持其传统特色的前提下来发展自己，所以，中医的未来形态只能是一种类似于系统医学的、与系统医学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新中医学”。但无论如何，从医学的发展必然向具有辩证思维的医学形态回归这一大趋势来看，哲学的作用也是不可或缺的，中医的发展不能拒斥哲学思维，中医的哲学特质是中医的天然优势。
4 中医发展研究需要哲学的指导需要中医工作者和哲学工作者携起手来进行合作
中医在创立时期深受哲学的影响，而中医的发展，特别是在当代的发展也离不开哲学，它需要哲学的方法和指导，这涉及到了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虽然自然科学为哲学提供总结概括的材料，是哲学发展的基础之一，但哲学并不是对自然科学的消极反映，哲学会积极地、能动地影响自然科学，给予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自然科学越是深入发展，越会涉及到深刻的哲学问题，越是需要哲学思维为其开路，指明方向，提供武器。没有哲学思维，没有必要的各种逻辑范畴，自然科学就将寸步难行。列宁在20世纪初自然科学大发展时期就曾深刻指出：“因为，自然科学进步的那样快，正处于各个领域都发生那样深刻的革命变革的时期，以至自然科学无论如何离不了哲学结论。”中医学在学科归属上也是自然科学，它的发展和其它自然科学一样，都会涉及到一些哲学问题，如怎样认识世界医学发展辩证过程；中医发展的规律问题；如何用现代哲学改造贯穿于中医学的朴素哲学；中医与西医的关系；中医怎样才能既保持传统特色又能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中医的未来发展形态是什么，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正确回答就离不开哲学思维，必须有哲学开阔的视野，要运用哲学的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