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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经济发展范文1
中图分类号 F323.2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1-0007-06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1.002
随着经济持续平稳较快的增长，我国城市化率不断提高，从2000年的36.2%增加到2009年的46.6%，未来一段时期，我国仍处于高速城市化阶段。城市化进程伴随着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农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和集中，导致大量的农地向城市用地流转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同时也使得各种非农业发展的经济要素向城市集聚，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并且经济的发展也会进一步提高城市化率，引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进一步增加。
目前关于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研究文献较多，主要集中在城市化与经济增长机制的研究或者两者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1］，巴曙松［2］认为城市化可以通过影响总供给和总需求两方面的基础性因素而对中国经济长期增长和模式转变产生持久性作用。李金昌［3］利用时间序列数据，运行两变量协整的理论和相关的计量经济方法，检验了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在此基础上，高魏［4］将农地城市流转纳入到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系统来研究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5］考察了城市化、产业效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关于城市建设用地的研究，学界主要集中于城市建设用地的驱动力［6-8］、城市建设用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9,10］ 两个方面，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灰色关联分析和以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主的计量经济分析。虽然上述角度的研究文献较多，但将城市建设用地与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研究的文献较少。本研究利用我国1981-2007年的时序数据，利用动态计量分析中的协整检验、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模型，对城市建设用地、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变化关系进行检验和分析。
1 理论框架、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1.1 理论框架
城市建设用地、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三者之间相互影响，关系非常复杂。根据西姆斯的理论，如果在一组变量之中有真实的联立性，那么这些变量就应平等地加以对待，而不应该事先区分内生和外生变量［11］。因此，研究将城市建设用地、经济发展和城市化同视为被解释变量，考察其滞后值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其之间关系的计量模型如下：[KG)]
式（1）中，UJS、GDP、URB分别表示城市建设用地、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α、β、χ、ε、、φ、η、ι、κ为各变量回归系数，δt、γt、λt代表各方程的随机扰动项，并且与解释变量和自身滞后值不相关。
1.2 研究方法
传统的经济计量方法是以经济理论为基础来描述变量关系的模型，但是经济理论通常并不足以对变量之间的动态联系提供一个严密的说明，而且内生变量既可以出现在方程的左端又可以出现在方程的右端，使得估计和推断变得更加复杂［12］，VAR模型能够很好地解决上述问题，并具有易操作性。
1.3 变量选择
（1）城市建设用地（UJS）。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加速以及经济的强劲增长，还会使更多的农地转变为建设用地，其中主要为城市建设用地，并且城市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处于主导地位，城市建设用地是城市经济的载体。因此选取城市建设用地面积（km2）作为研究对象。
（2）经济发展。研究选择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为剔除价格影响因素，根据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将当年GDP调整为以1978年为基年的实际GDP，折算公式为：GDPt=GDP1978×(当年GDP指数/100)，单位为亿元。
（3）城市化（URB）。对于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标，学者们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有单一指标法、综合指标法等，角度不同，指标也不一样，综观各类指标，还是从人口角度衡量得到广泛的认同，一般来说，中国有两个城镇人口的统计指标：“城镇总人口”和“非农业人口”［4］。二个指标无论选择哪个作为城市化水平的衡量标准都存在一定的缺陷，研究选择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测度城市化水平，单位为%。
1.4 数据来源与处理
1981 -2007年的城镇人口、全国总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摘要2009》，国内生产总值（现价）、国内生产总值指数（可比价，1978=100）、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数据均来自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2007》，只是其中2005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不含北京市和上海市。为此进行了如下处理：
UJS2005=UJSother+UJSBJ+UJSS（2）
式(2)中，UJSother表示2005年除北京和上海外其它省、直辖市以及自治区的城市建设用地面积；UJSBJ、UJSS分别代表2005年北京市和上海市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因为统计数据中查找不到，只能根据2004年和2006年统计数据进行推断。依据《200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2007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推断2005年北京市的建设用地面积为1 254km2，上海市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以2004年数据作为替代。因此2005年中国城市建设用地总面积为32 715.8km2。
为了消除异方差，使得研究结果更有实际意义，对UJS、GDP和URB三个时间序列分别进行了对数化处理，这并不改变三者之间的协整关系，变换之后的序列分别为lnUJS、lnGDP和lnURB。计量分析软件采用的是EViews5.1。
赵可等：城市建设用地、经济发展与城市化关系的计量分析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年 第1期2 计量分析结果
2.1 平稳性检验
本文利用ADF检验和PP检验对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lnUJS、lnGDP和lnURB三个时间序列在10%显著性水平下都是非平稳的，而其一阶差分序列dlnUJS、dlnGDP和dlnURB则全部平稳。因此，城市建设用地、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三个时间序列均是一阶单整序列，即lnUJS～I(1),lnGDP～I(1),lnURB～I(1)。表1为城市建设用地、经济发展和城市化三个时间序列的检验结果。
2.2 协整检验
本研究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的方法来检验城市建设用地、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之间的协整关系，选择序列有确实性线性趋势，但协整方程只有截距项，做协整检验。表2迹统计量和最大特征根统计量都表明在1%显著性水平下，存在一个协整关系。
根据检验结果，将协整方程写成数学表达式，并令其等于VECM，得到：
VECM=lnUJS-0.6lnGDP-0.39lnURB-2.52（3）
采用ADF方法对VECM进行单位根检验，发现其是平稳的，进一步验证了协整关系的正确性。式3清楚地表明了城市建设用地、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增加。城市建设用地对经济发展的弹性为0.6，即经济增长1%，城市建设用地增加0.6%；而城市建设用地对城市化的弹性为0.39，表明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城市建设用地增加0.39%，后者的弹性小于前者，说明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引起的，而城市化所起的作用较小，这是因为我国城市化的进程还落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步伐，农民转变为市民还存在着一些制度、经济等方面的障碍。研究结果还表明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
2.3 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关系反映的是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关系，如要反映变量之间的短期变动关系，则需要建立误差修正模型[CM)]
-3.1273(C,0,1.18)-2.9862(5%)平稳[BG)F]注：dlnUJS、dlnGDP和dlnURB分别表示UJS、GDP、URB的一阶差分序列；(C,,K)代表ADF检验时包含截距项、时间趋势项和滞后阶数，滞后阶数由EViews5.1根据AIC准则自动给出；括号中的百分比为检验的显著性水平；(C,,B)表示PP检验时包含截距项、时间趋势项和采用Bartlett kernel估计方法时根据Andrews Bandwidth自动选择的带宽。
表2 变量的协整检验结果
ab.2 Results of co-integration test of variables
零假设0特征根Eigenvalue[B(][BDG6mm,K63mm,K]迹检验 race statistic最大特征根检验 MaxEign statistic[BDG6mm,K21mm。5，K] 统计量5%临界值Prob.统计量5%临界值Prob.[B）] r=0*0.685 737.501 029.797 10.005 327.780 121.131 60.005 0[BD] r≤10.331 19.720 915.494 70.302 89.650 214.264 60.2359（VEC）,VEC模型是含有协整约束的VAR模型［13］。下面建立lnUJS、lnGDP和lnURB三个变量的误差修正模型：
VEC模型整体检验结果表明，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城市建设用地的误差修正项系数为-0.45，符合反向修正机制，表明在短期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会以45%的力度被调整到均衡状态；经济发展的误差修正系数则不显著，且为正值；城市化方程的误差修正系数为正，在滞后4阶的条件下，误差修正系数为-0.12，而此时，经济发展误差修正系数及其显著性无太大变化，城市建设用地的误差修正系数为-0.71，跟滞后2阶相比，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增加，非均衡状态被调整到均衡状态的力度更大。
2.4 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用于衡量来自随机扰动项的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内生变量当前和未来取值的影响［14］。图1为lnUJS、lnGDP和lnURB对各自一个标准差冲击的响应函数，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数，纵轴表示因变量对解释变量的响应程度，图中实线为脉冲响应函数，虚线表示正负2倍标准差偏离带。
首先考察lnUJS对各变量标准差冲击的响应情况。图1第1行表明城市建设用地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信息立刻有较强反应，但影响的时间不长，到第3期即回复到原来的水平。这说明当前的城市建设用地面积与其滞后值有一定的关联性，城市建设用地扩张具有一定的惯性特征。对来自lnGDP信息的冲击，lnUJS的响应函数呈正弦波状，第1期冲击为0，第3期冲击达到第1次波峰，之后衰减，直到第6期达到波谷，第8期又达到了第2次波峰。[KG)]
再考察lnGDP对来自各变量标准差冲击的响应情况。图中第2行说明当lnGDP受到来自lnUJS标准差信息的冲击时，响应为正向的，而且持续的时间较长，比较稳定，表明城市建设用地增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比较大，而且持续的时间比较长。lnGDP对自身标准差信息的冲击的响应在滞后期内也一直是正向的，第2期达到最大值，之后虽有起伏变化，但总体是衰减的。lnURB对lnGDP的冲击力度很小，直到第8期之后，力度才有所增强。
最后考察lnURB对来自各变量标准差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图中第3行显示当lnURB受到来自lnUJS标准差信息的冲击时，lnURB的响应力度先是增加，后是减小，5-7期之间保持稳定，而且力度最大，lnUJS带给lnURB的冲击一直是正向的。lnGDP对lnURB的冲击虽然为正，但力度较小，呈现先递减后递增的态势。lnURB对来自自身标准差的冲击的响应，总体上呈减弱趋势，并在第9期之后变为负向。
总的来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变化与其滞后值、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水平有着非常强的关联性，特别是与经济发展表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特征。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城镇土地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投入资源，加上土地市场的不完善，地价的不合理，地方政府追求GDP政绩，以及高耗地企业的普遍存在，经济增长对建设用地的冲击力度非常大。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渐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农地特别是耕地资源的进一步稀缺，经济发展对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冲击将会减小。
2.5 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是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12］。表3、表4、表5分别是城市建设用地、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方差分解的结果。
表3表明lnGDP对lnUJS变动的影响在前4期增长较快，平均每期增长达到7%，之后基本稳定在28%左右，最大贡献度为30.1%；而lnURB对lnUJS的影响在前4期增长很快，5-8期基本稳定在13%，之后影响程度又以较快的速度增长；lnUJS变动主要还是来自其自身的冲击，贡献度达到55%。表4表明lnGDP的主要影响因素是lnUJS,前5期贡献率增长很快，从23.5%增加到52.1%，之后保持相对稳定，最大贡献率达到55.2%，说明城市建设用地对经济发展最为重要，而城市化的影响不大，最大贡献度也只有1.6%。表5分析结果表明lnURB的变化主要受到lnUJS的影响，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吸纳了更多的农业人口到城市就业、居住，逐渐转变为城市人口，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对城市化的影响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第1期贡献度最大，之后以较快的速度降低，第5期最小，然后又以1%的速度增加，第10期贡献度达到10%，在预测期内并未出现较为稳定的状态。
3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1981-2007年我国城市建设用地、经济发展与城市化三个时间序列的计量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1）城市建设用地lnUJS、经济发展lnGDP与城市化lnURB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长期均衡关系。
（2）误差修正模型表明城市建设用地在短期偏离长期均衡时，会以45%的力度被调整到均衡状态。
（3）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城市建设用地变动主要受到自身冲击的影响，与其滞后值关联度很大；城市建设用地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扩张有利于城市化的进程。
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建设用地扩张是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因此，未来一段时期，城市建设用地面积还会进一步增加，但鉴于新增加的城市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是农地流转，而这些流转的农地多为优质耕地，会危险到我国的粮食安全。因此，城市政府应该：①严格遵循城市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控制城市增长的范围；②清理辖区内非法和违法建设用地，目前城市边缘区存在着大量的农地非法流转为建设用地的现象，不利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也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③提高城市范围内土地利用强度，城市政府不仅从外延上寻求建设用地面积的扩张，更应该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程度，向“空间”要土地；④积极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改变过度依靠投资推动型的发展模式，曲福田［14］研究发现，固定资产投资很大一部分用于城市和工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场地的购买，这直接拉动了土地非农需求量的扩大。另外还应积极鼓励节地型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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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evel of Urbanization
AO Ke ANG Anlu
(College of Land Management, 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uhan ubei 430070, China)
城市建设经济发展范文2
关键词：生态城市；生态经济；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升级
我国的生态城市研究起步较晚，但随着城市生态问题的日益严重，与生态城市相关的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杨志峰等认为生态城市是一个经济发达，社会公平、繁荣、自然和谐、技术与自然达到充分融合，城乡环境清洁、优美、舒适，从而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并促使城市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的稳定、协调与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
1 生态城市建设中急需解决的问题
1.1 生态城市建设表面化现象严重
由于受思想观念和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城市政府往往强调生态城市的表面层次，即城市外在环境的改善，在一些生态城市的建设过程中，盲目仿照西方发达国家生态城市的建设模式，建成一批与当地自然、人文环境不相符的人文景观，影响了城市生态环境的综合效益。一些城市为达到生态城市建设的外在化指标，将生态城市建设停留在城市景观生态化的层次上，单纯依靠增加城市绿化面积、改善城市环境质量等方式建设生态城市，显然无法真正实现生态城市生态良性循环的目标。
1.2 生态意识普及推广不足
现阶段我国的生态城市建设存在上热下冷的现象，对于生态城市相关规划的落实没有达到应有的程度，往往是生态城市建设的口号响亮，但却没有具体实施的时间框架和建设指南，生态意识在全社会普及推广的力度不够，缺少必要的实施规划及细则，来指导城市建设和配合生态化发展。城市居民生态城市理念欠缺，环境保护意识淡漠，在建设过程中群众参与力度不足，生态城市建设延续性不够，没有建立良好、完善的生态城市建设公众参与机制。由于生态城市建设水平难以定量化表征，使得人们对生态城市经济高效、环境宜人、社会和谐的特点没有清晰的认识。
1.3 城市政府对生态城市建设管理缺乏力度
由于管理机制不健全，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之间关系难以协调，城市政府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的政策引导和组织协调力度薄弱，各相关部门协作能力不足，信息共享力度不够，信息资源分散在各个部门，使得城市政府无法完成对生态城市的整体协调调度，工作效率较低。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虽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生态城市的建设向良性发展，但整体来看，我国关于生态城市建设的法律法规、政策以及管理保障体系仍不完善，对于与生态城市建设有关的法律问题研究较少，相关法律、政策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对生态城市建设的支持力度不足。
1.4生态城市内部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
我国的产业结构布局相对落后，整体来看还属于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能耗大、污染重的产业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基础设施薄弱，第三产业滞后等问题突出。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环境恶化、资源枯竭等问题日趋严峻，城市发展和城市资源承载力之间的矛盾突出。生态城市建设与城市生态经济发展不协调，大量企业存在工艺落后、设备陈旧、浪费严重的问题，直接影响到城市及其周边的环境、资源质量。高技术产业在我国是资源密集度较高、知识密集度和附加值较低的产业。信息技术的高技术产业，基本上是一个缺乏技术含量的组装产业。核心技术、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在生态城市的建设过程中，对绿色GDP评价指标的认识存在偏差，重视程度不够，一味追求经济的快速增长，生态城市的经济高效性优势不明显。我国生态失衡、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是我国产业结构低度化、增长方式粗放导致的必然结果。我国产业结构低度化的特征突出，经济增长对资源消耗的依赖程度高，在这样的产业结构下维持经济快速增长，必然给生态环境带来严重后果。
1.5 生态城市规划不合理
生态城市建设目标的可实施和可操作性不足，往往仅是打着生态城市的旗号，好高骛远、急功近利的现象严重，使城市的生态建设与城市自身基础设施建设脱节。生态城市的空间规划不合理，对城市的扩张和城市自身结构优化方面存在局限性，不注意开放空间的利用和保护，使城市开放空间日益减少，生态质量随之下降；交通组织形式混乱，公共交通系统不发达；土地集约利用能力不足，盲目扩张城市用地范围，土地浪费现象严重，直接影响到生态城市的建设进程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1.6 缺乏科学的生态城市评价标准
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生态城市评价指标和评价体系，使得生态城市的建设缺乏必要的指导原则以及建设过程中对原有生态结构的维护规则。单纯重视城市绿地面积指标的完成和生态景观的建设，城市绿化没有为城市生态的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没有将生态城市的内涵融入到城市的复合生态系统之中，淡化了生态资源培植，考虑经济建设过多，考虑生态资源再造少，其综合效益较低。
2 解决问题的对策
（1）实现“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目标。
“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是生态城市区别于传统城市的主要特征，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谐的社会运行为经济的长效发展创造了条件，高效的经济运行为居民财富的积累奠定了基础，而生态的良性循环是城市持续发展的前提。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三者又常常表现出矛盾性，城市作为一个社会经济系统，“社会、经济、生态”是共生的客观存在，但“和谐、高效、良性循环”的目标没有相应的基础和条件却难以共存。城市经济学应在区分城市特征的基础上，研究在保证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实现城市社会内部关系协调和生态良性循环的基础与条件。
（2）生态城市的空间特征。
城市的空间结构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关系到城市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已有的城市经济学理论认为，城市的内部空间结构大致可分为同心圆型及其轴向结构、放射扇形和多中心型等变形形式，其中同心圆模式是城市形成的基本结构。然而生态城市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在城市地理空间概念上，它区别于传统城市独立于周边乡村的特点，是一种城乡融合的城市化区域，因而在空间特征上，生态城市必然会与传统的城市有所不同。城市经济学应该在生态城市的空间特征上，研究适应于生态城市特点的空间结构演化及城市土地利用规律，找到最适合生态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空间结构和土地利用模式。
（3）要素禀赋与生态城市建设的途径选择。
要素禀赋是城市在特定的区位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城市是区域空间上多种要素大规模聚集的结果。在长期的建设发展中，城市已经形成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目标的相对完备的要素构成及资源配置方式。然而，生态城市作为新兴的城市形态，需要充分考虑环境、社会、经济等众多方面的生态化要求，根据自然条件、区位条件、资源条件、人文条件等要素禀赋的不同，选择适宜的建设途径与方式。城市经济学研究应能揭示要素禀赋与生态城市建设途径选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为决策者提供科学的路径选择判定标准。
（4）生态城市的经济运行规律。
城市经济是在密集的地理空间范围内的开放性经济，它不是封闭的，因而城市经济的运行需要依靠外部环境。生态城市打破了传统城市的地域界限，将城市与乡村融合到了城镇化区域之中，具有更广阔的经济运行环境。因而，城市经济学应该研究生态城市的经济构成，生态城市的经济运行所遵循的特有规律，已有的传统城市经济运行规律有哪些可以运用到生态城市的发展之中，现有的经济运行规律怎样指导生态化的经济运行，如何促进生态经济发展等问题，尤其应该特别关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经济运行规律。
（5）生态城市的产业结构与经济发展模式。
生态城市的空间特征，决定了其产业结构不同于以非农经济为特征的传统城市，将是一、二、三次产业相互协调发展的产业结构新模式。又由生态城市复合式生态系统的特点所决定，其集约内涵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将与传统城市的粗放外延式模式不同。因而，应研究符合生态城市内涵的新型经济发展模式、包含第一产业在内的新型城市产业结构的发展问题、满足生态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生态城市产业结构的构建问题、城市三次产业布局的合理分配问题、如何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效益二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如何促进传统工业向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产业及第三产业转型的问题等。应特别关注对生态城市区域产业传导机制的研究，探索如何形成具有生态、经济、高效的产业链，在城乡一体化条件下发挥生态城市产业的带动机制，加快生态产业的发展。
（6）生态城市经济运行管理体系与评价指标体系。
城市经济运行管理体系对城市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是评价城市经济运行管理体系是否有效的依据，对城市经济运行管理体系的优化具有引导作用。生态城市的经济运行有其特有的规律，应该构建不同于传统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应从生态城市自身经济运行特点着手，重点研究生态城市经济运行的特殊性、生态城市经济运行过程中各部门的协调方式和责任分工、进行生态城市发展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等问题。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目标，充分考虑节能、降耗、环保等内容构建适宜生态城市的评价指标体系。
（7）重视城市间、区域间的合作。
城市和区域是密不可分的。城市是区域的核心，区域是城市的基础。两者相互依存、互相促进。城市及区域间不断地在进行着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生态城市的建设特别要强调城市间、区域间的分工协作、协调发展。
3 生态城市建设的重心和方向
（1）产业是现代城市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城市发展的动力。
产业的发展状况不仅直接决定了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对城市文化、环境等各个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根据我国目前的产业发展模式，必然造成大量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改善产业发展模式，使产业发展“生态化”，是我国实现生态城市的必要条件和核心内容。或者说，只有走新型工业化的道路，在发展循环经济的框架中继续优化产业结构，才能为生态城市建设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发展生态工业是生态建设的重点，而循环经济是生态工业的发展方向。因此，在产业方向上，要坚持不污染环境、不破坏资源、不搞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原则;在企业生产过程中，推行清洁生产和使用清洁能源，减少单位经济产出的废物排放量，实现达标排放。应把生态环境优化作为衡量工业发展质量的基本标准，并把产品在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的损害程度降至最低。同时，多层次利用“废弃物”，把经济生活中传统的侧重污染的末端治理转变为生产全过程控制的污染防止，即实现清洁生产。在管理上，将不同部门和地区之间的资源开发、加工、流通、消费和废弃物再生过程进行系统组合，优化系统结构和资源利用的生态效率。
把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作为推进我国环保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力图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环保战略的总思路。
（2）生态建筑是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
生态建筑体现了以人和自然为本的生态观，是自然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系统协调的结点。它是由自然基础设施、生态代谢设施、人工设施（和人类生态服务体系，通过物理过程、化学过程、生物过程、经济过程和人文过程及其相互关系耦合而成的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人居生态系统。生态建筑是解决城市发展中所面临的污染和健康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推动生态城市建设的一个关键因素。
（3）发展生态服务业是生态建设的保障。
所谓“生态服务业”也可称为“生态第三产业”，也就是指第三产业的生态化。生态城市必须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因为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形成完备的功能组合。如商业、交通通讯等流通部门保证了城市人流、物流、信息流的正常运转，是城市经济生态系统运行的动力，同时也对城市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社会生态系统构成重要影响。交通的密集和拥堵会加剧城市环境污染（主要是大气污染），饮食服务业造成的油烟及消费过程中严重浪费现象等也会造成城市环境污染。在重视实体生态产业发展同时，要重视城市生态服务管理和生态文化建设，通过加强环境公益建设为生态城市建设奠定服务基础，通过新型社区和企业文化建设，提高人的素质、技能和生态意识。
（4）绿色消费是生态城市建设不可缺少的环节。
消费是实现生态循环的重要环节，它和社会生产之间存在促进和制约关系。因此，在生态城市建设中，要实现消费方式的转变:一是要引导消费者向无污染、无公害、有助于身体健康的“绿色消费”方向发展;二是在消费的同时就考虑到废弃物的资源化，对垃圾进行有效的处置，提倡“绿色生活”;三是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崇尚自然、追求健康，提倡“绿色家园”;四是提倡适度消费，实现可持续消费。
4 选择生态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
经济发展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基础，而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始终是人类社会急需解决的迫切问题。二者的关系从“经济优先发
展、先污染后治理”发展到“清洁生产，污染零排放”，又发展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城市发展要遵循“可持续发展”建设“生态城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这种背景下，结合经济的全球化，一体化要求，各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将经历一次大的调整。而基于生态优先原则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缓解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出路；是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保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迫切要求；是顺应知识经济潮流，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1 国内外不同经济发展模式比较
西方的工业化是20世纪主导生产模式，以不可再生的石油作为能源。“石油经济”倾向于集中趋势、规模化生产，生态压力超过生态承载力，带来环境负效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采取了自主创新为主，日本采取了模仿创新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东亚地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形式多样各具独色的经济发展模式。但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类型：（1）新加坡、南韩、我国台湾、我国香港新兴工业化经济体（ANIES~4）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2）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东盟三国（ASEAN-3）外扩内联综合型经济发展模式；（3）菲律宾拉美型二元断裂性经济发展模式；（4）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中国、越南社会主义过渡型经济发展模式。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煤炭经济”，与人民群众的物质与精神需求之间的矛盾很大。因此，在协调经济发展和环境生态保护中应采取有力的对策与措施：倡导节能型经济，加速再生能源对石油的替代。循环再生产模式与节耗经济应成为追求目标，把前向关联产业废物作为后向原料资源，使有害物质的排放减少到最低程度。目前，我国大中城市需要实现从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的转变。 2 循环经济模式
生态城市的经济是一种循环经济，它是仿照生态体系中的生产、消费和“废物”处理过程的机制，将现行的“资源一产品一废物排放”开环式经济流程转化为“资源一产品一再资源化”的闭环式经济流程，实现资源的减量化、废物的资源化，使园区经济和环境同时优化。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城市的必然选择。这首先需要在城镇体系规划上、在产业布局上，把相互之间有较强“食物
链”关系的各产业主体放在一个园区内，并进行生态环境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产业生态园区。这既可大大节省建设投资，又可以有效地利用废物，创造一个优美的生态环境。 3 面向生态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
可持续发展是生态城市建设与管理的主题，其实质是以人为中心，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面向生态城市的经济发展模式要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基础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建设生态型工业园区。具体设计需要遵循四化原则，即工业园区化、园区循环化、产业知识化、企业清洁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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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建设经济发展范文3
关键词:人居环境；经济发展；协调度
中图分类号: F0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11）04-0011-04
一、引言
城市人居环境与城市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既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城市人居环境是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和载体，没有良好的人居环境，城市的经济就不可能实现长期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为城市人居环境的改善奠定了物质基础，是城市人居环境建设的前提和保障，没有城市经济的繁荣发展，城市的人居环境建设就无法顺利进行。因此，只有保持两者的协调发展，才能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由于城市经济发展和人居环境都是关系城市长期发展的重要方面，任何顾此失彼的做法都会给城市的长期发展带来隐患，因此，国内外很多学者都就如何把握这两方面的平衡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美国学者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格鲁斯曼（Gene Grossman）和克鲁格（Alan Krueger）[1]对66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内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发展关系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发现大多数污染物质的变动趋势与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变动趋势间呈倒U型关系，即污染程度随人均收入先增加后下降，并据此于1991年发表文章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假说，此后，很多学者都开始围绕EKC假说是否成立开展了大量研究。一些学者的研究支持了EKC假说，认为人们根本不用关心环境保护问题，因为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环境污染水平自然就会下降了（Holtz-Eakin、Selden（1995）[2]、Panayotou 和Sachs等（1999） [3]、Galeotti（2006） [4]等。也有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经济的发展只能为环境改善提供一定的经济基础，但不能自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必须依靠加强环境保护才能改善环境质量（Martin Wagner（2008） [5]等。而Richard 和Christopher（2001）[6]则认为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并不是矛盾的关系，重视环境保护并不会影响城市的经济增长，经济与环境应保持协调发展，这对于城市的长期发展很重要。在上述研究成果基础上，综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方法建立协调度指数，对大连市1995年至2009年的人居环境建设和经济的协调发展关系进行了定量评估，分析了大连市经济发展与人居环境建设的互动发展历程，并据此提出了一些城市发展的政策建议。
二、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城市人居环境系统和经济发展系统都是涉及多方面的复杂系统，笔者认为构建一套指标体系，采用一定的方法来合成一个综合的指数来代替两个系统是科学可行的方法。对于城市经济发展指数，考虑指标的重要性和可获得性，本文选择以下几个指标来反映：地区生产总值GDP，人均GDP，年实际利用外资额，年旅游外汇收入，限额以上工业总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共8个指标来综合反映。对于城市人居环境综合系统，参照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成果，本文确定所选的指标体系（见表1）。各指标数据可从1995年至2009年大连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年鉴中获得。
三、计算人居环境指数和经济发展指数
为了消除各指标变量在各期受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本文将上述指标中除比率型指标以外的所有货币类型指标都按1990年不变价进行折算。此外，为了消除各指标量纲不同的影响，还将各指标均作了标准化变换处理。然后运用SPSS软件对上述标准化后的数据进行主成分分析，按照特征跟大于等于1的原则确定两个系统的主成分个数均为2个，最后再按照主成分合成方法计算得到大连市人居环境系统综合指数和经济发展系统综合指数，结果见表2。为了便于后续分析说明和协调度指数计算的方便，我们以字母Hi代表人居环境指数，以字母Ei代表经济发展指数。
四、两系统间协调度的计算
协调就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系统之间的一种良性发展的关系（李雪铭、李婉娜，2005）[7]。城市人居环境与经济系统均处于整个城市生态系统之中，由于系统间作用具有开放性，且系统间存在着物质、能量流动和经济联系，因此在一定时期内系统会表现出超前或滞后的特征。通常认为城市人居环境系统与经济系统之间在不确定因素的作用下，可以产生4种基本模式，即经济环境协调发展模式，环境滞后经济发展模式、经济滞后环境发展模式和经济与环境均落后模式。其中第一种模式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模式是最理想的情况。当然，在城市运行的不同阶段，经济发展与环境发展之间的关系往往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具体表现为，有的时期经济发展快于环境发展，有的时期环境建设要快于经济发展，有的时期则呈现两者协调发展的良好态势。
我们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得到的城市人居环境发展指经济发展指数分别为数 Hi和Ei ，由于两个指标合成的原理相同，因此，人居环境指数的单位分值与经济发展指数的单位分值代表的指标发展水平具有相同的分量。因此，可以认为当 Hi>Ei 时，表明该年经济发展滞后于人居环境的发展；当Hi =Ei ，表明该年经济发展与人居环境建设同步协调发展；当 Hi< Ei 时，表明该年人居环境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由两个系统协调发展的意义可知，理想状态是 Hi= Ei ，但实际上由于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干扰，两者往往很难达到完全同步，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并不应该笼统地就断定两个系统是不协调发展的。一般地，我们认为当Hi与Ei之间的差异处于某种可接受的范围内时便可看作两个系统是协调发展的，对此，我们可以通过设定一个可接受的区间变量来消除或减少不确定性的影响。李雪铭、李婉娜（2005） [7]根据模糊数学中的隶属度概念创建了一种状态协调度函数，分析了大连市20世纪90年代的环境经济协调发展关系，本文将继续引用该方法测度大连市近年来的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具体的协调度函数为：
F（i/j）=exp[-（Ti-Ti'）/S2]
式中：F（i/j）表示i系统相对于j系统的状态协调度；Ti表示 j系统对i系统的实际值；Ti'表示 j系统对i系统要求的协调值；S2 表示 i系统的实际方差。一般来说，当回归系数为0.8～1时即可认定两个系统为协调状态。上述公式是指数形式的，因此，实际值越接近于协调值，状态协调度F（i/j）越大，两系统的协调度就越高。通过状态协调度 F（i/j）可以对系统间协调发展程度进行评价，计算公式为：
F=[min{F（i/j）,F（j/i）}/max{F（i/j）,F（j/i）}]
式中，F 表示i 、j 两个系统的协调度指数；
F（i/j）表示i系统对j 系统的状态协调度；F（j/i）表示 j 系统对i系统的状态协调度。F（i/j）与F（j/i）的值越接近，F的值越大，两系统间的协调发展程度也越高，反之，F（i/j）与F（j/i）的值相差越大，F的值越小，说明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程度越低。当 F=1时，表明两个系统间完全协调发展。
五、协调度等级划分及其标准
为了便于更清楚地反映大连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程度，本文仍采用李雪铭、李婉娜（2005）提出的协调度等级及划分标准（见表3）：
六、大连市人居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之间协调度测量
按照上面设定的系统协调度公式，利用前面主成份分析计算得到的1995年～2009年的大连市人居环境综合指数和经济发展综合指数数据，计算得到大连市人居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协调度如下见表4：
七、结果分析
由表4中的协调度数据，我们看到大连市1995年至2009年城市人居环境建设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整体上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协调度，说明城市人居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城市各项事业平稳均衡的运行。从协调度变化的情况来看，大连市人居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5年～2000年，人居环境滞后经济发展，但协调度水平大幅上升。
从表4中，我们看到，“九五”期间大连市人居环境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度呈逐年递增之势，从1995年中级协调度0.7478到1997年的良好协调度0.8359，再到1999年的优质协调度0.9241，大连市的人居环境与经济协调度发展几乎每隔一年就上升一个层次；1999年之前，大连市的人居环境综合指数Hi为负数，且明显低于经济发展综合指数Ei，说明1999年之前，大连市的人居环境建设是滞后于经济发展的，但两个系统指数之间的差距正在急剧的缩小，从1995年的相差9.6个分数，到1998年的只相差4.7个分数，到了2000年末，城市人居环境指数突破性地领先经济发展指数，两者的差距也缩小到了近1.3个分数，说明这段时期大连市在人居环境建设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效。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研究结论与李雪铭、李婉娜（2005）[7]的结论有差异，这可能与选取的指标体系不同和研究期间不同有很大关系。
第二阶段：2001年～2004年，经济发展滞后人居环境发展，协调度开始降低。
从表1，我们看到，2001年至2004年期间，城市人居环境指数Hi大于经济发展指数Gi，且两者的差距逐年增大，说明这段期间，大连市经济发展显著滞后城市人居环境发展。分析其原因，大连市加大了对城市人居环境改善的力度，使城市人居环境整体水平均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城市人居环境的改善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力地拉动了城市经济的增长，但影响大连经济发展的因素很多，相比人居环境的改善程度，城市经济增长略显落后也是可以理解的。
第三个阶段：2005年～2009年，经济发展滞后人居环境发展，协调度继续下滑。
2005年～2009年，大连市的人居环境指数仍然显著大于经济发展指数，两者间的协调度也呈继续下滑的趋势，且两者间互动发展的趋势预示经济发展水平滞后人居环境发展的趋势在未来还将越来越突出。经济与环境发展失调，必然影响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这必须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
八、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大连市1995年至2009年经济发展与城市人居环境建设之间协调作用关系的研究，发现大连市在平衡城市经济发展和改善市民生活方面是成功的。相比以往城市的经济发展普遍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状况，大连市在实现城市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非但没有损害城市的生态环境，相反却使得市民的人居环境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充分说明了坚持生态人居环境建设的理念是正确的。但同时，研究也发现大连市人居环境建设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城市经济发展与人居环境建设交替失衡问题等。对此，本文认为大连市以及由此引申出的国内其它城市在今后的人居环境建设中都应注意改善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坚持以人为本，切实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城市的主体是人，离开了人，城市不可能独立存在，离开了人，城市的一切经济活动也就失去了意义。城市建设人居环境的最终目的无非是要使居民生活得更幸福。因此，各项人居环境建设活动都应该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关注市民的生活状况，了解市民的疾苦，改善市民的生活质量。
（二）坚持可持续发展观，创建生态宜居城市
城市的发展要着眼于未来，城市建设必须考虑各项环境资源的整体承载能力，任何超负荷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生产都将损害城市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城市建设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改变传统的资源消耗型生产模式，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同时应注重环保，坚持创建生态宜居型城市。
（三）编制科学合理的人居环境规划，指导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实践
城市人居环境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想保证这个工程顺利完成，必须事先制订一套科学合理的规划方案，并严格按照规划方案有条不紊地完成每一个目标，而事实上，国内很多城市在竭力倡导建设人居环境的同时，却很少制定相应的规划方案指导人居环境建设实践，这对于提高城市人居环境建设质量，保障城市人居环境建设与经济协调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因此，编制科学合理的人居环境规划是各城市开展人居环境建设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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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Construction: A Case Study of Dalian
Feng Yu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Dalian 116023，China）
城市建设经济发展范文4
关键词：会展业；国际旅游岛；优势；问题；城市建设
素有“二十一世纪朝阳产业”的会展业是一项涉及经济发展多个方面并能产生1：9的经济拉动作用的综合性强的服务产业。纵观一个城市的会展业来看，会展业的发展对主办地的硬件和软件都有较高的要求。要么是经济发达、基础设施完善、各项辅助设施与服务水平较高；要么具备高度的国际开放性和关联性；要么处于有利的地理区位和贸易、资本流动的中心位置。海南在发展会展业方面具备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四季皆可办展，会展业和旅游业可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一、优势
1、自然条件
全省环境空气质量总体保持一级水平，地表水环境质量总体良好，森林覆盖率达60.5%，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和广布的优质沙滩，年平均气温23.8%，在开发生态型、健康型、度假型会展旅游项目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2、区位优势
对外海南毗邻粤、港、澳等经济发达地区，位于连结东亚和东南亚的海上交通要道上；对内有粤海铁路、东西线环岛高速公路、海上船运、海口美兰机场和三亚凤凰机场，使得海南具备了便利的内外交通网，为举办会展活动提供了区位优势。
3、基础设施
（1）硬件设施在逐渐完善，会议场馆数量逐渐增多，规模逐渐扩大，拥有海南国际会议会展中心，三亚亚太国际会议中心，以及拥有数量众多的会议型酒店，这将吸引大量会议展览在海南举办。如世界500强企业公司将年会纷纷选择在三亚的各大星级酒店中召开。值得一提的是，具有海口地标意义的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于2011年投入使用，使得海南具备了大型会议展览场所，且展馆设备均达到国际展管标准。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已经举办了数十场大型展览和会议，该中心已成为海口会展业的一个“支撑塔”。（2）办展环境不断优化。海南政府部门提出要加快发展海南会展业，已出台《海口市展览业管理试行办法》和《海口市会展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并拿出专项资金扶持会展发展，相关部门也在努力做好会展协调和开展服务等工作，注重加强引导海南会展业同周边会展地的交流与合作。
4、国际旅游岛战略定位与博鳌等相应品牌论坛的影响效益
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上升为国家战略后，会展业的关注度越来越高。一批国际性和全国性大型展会和论坛纷纷来海南举办。如 “中国森林旅游博览会”、“第11届世界厕所峰会暨世界卫浴洁具、环卫设备展览会”、金砖国家峰会等大型会议、中国会展经济国际合作论坛、博鳌亚洲经济论坛、博鳌国际旅游论坛。每年10月后，大小展会年会也一个接一个。据统计2011年，仅海口会展中心举办的商业展览、赛事活动就有61个，使用面积169万平方米，成交金额541亿元人民币。亚洲最大展览公司之一的世展展览集团于2011年在海口成立了中外合资展览公司。
二、存在的问题
1、虽然硬件上海南已经具备会展业发展的多重优势，但不可以忽视的是海南的会展业规模小、发展慢，在场馆的建设上相对滞后，会展中心的配套设施也不够完善，基础较为薄弱，还不能满足参展参会方的多重需求。
2、软件环境上，海南会展业目前整体上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大多会展企业缺乏科学的发展战略及举办大型会展的经验；相关专业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缺口比较大；会展业市场比较缺乏品牌观。
三、立足国际旅游岛建设，会展业和旅游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1、优化环境
从德国、新加坡等世界瞩目会展目的地的发展经验看，海南要想成为成功的会展目的地需具备三大关键要素：一则拥有良好的会展业基础设施；二则需具备完善的配套设施，包括便捷的交通、舒适方便的酒店及相关的服务业配套；三则需持续不断的投入。
2、聚集区位布局优势
纵观国内外先进会展中心城市可以得知，每个会展中心城市都具备自己的办展特色。海南在城市会展发展方面也需要根据城市经济发展特点及会展发展要求做好城市会展定位。海南三大会展中心城市海口、博鳌、三亚需有机组合互为补充。海口作为海南省的省会，是海南省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在会展业发展方面主要以综合性会展为主，博鳌借助于“博鳌亚洲论坛”影响力瞄准国际市场打造“亚洲会都”，三亚则作为国际滨海旅游城市侧重会展与旅游相结合。
3、加大体育国际市场的发展
海南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和日渐形成的旅游国际影响力，一些国际性体育赛事和大型活动都纷纷选择在海南举办。如世界小姐选拔赛，环海南岛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环海南岛国际大帆船赛、国际斯诺克海南邀请赛、世界沙滩排球巡回赛三亚公开赛、高尔夫球赛等相继在海南举办。根据海南目前特色，国际市场影响力要比国内市场大，为更好地发展会展业，我们需多关注国际市场方面的需求，以国际市场影响力带动更多国内赛事来海南举办。
4、政府主导、以会促展，论坛推动
近几年来，海南会展业得到一定发展，特别是海南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的建成，会议产业正处于蒸蒸日上的发展态势，而展览业则处于刚刚起步状态。海南会展业应该以政府为主导、以会促展，以论坛推动模式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培育节庆和国际会展品牌，积极推出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民俗特色的节庆活动，创新办好具有海南特色的欢乐节，搞好博鳌亚洲论坛等高品端论坛。
5、引进人才、发展会展教育
为了更好地提高会展办展水平，人才是关键。会展业发展需及时引进会展人才，抓好会展教育培训工作。政府、会展企业可先行引进一批办展经验丰富且理论知识强的会展人才，加大会展从业人员资质认证培训工作，以优惠政策吸引国内外高水准会展公司进军海南会展市场，引领和激励海南会展公司的发展，一同参与海南会展业发展。各大高校可成立会展管理等相关专业，为海南会展业发展培育一批高起点会展从业人员。目前海南各大高校未开设会展管理等相关专业，这是海南会展业人才发展中极其欠缺的一面。另外城市会展业的发展需要较强的英语普及率，海南目前虽然作为国际旅游岛在大力发展建设中，外语导游人才越来越多，但就岛内目前人员的英语普及率是满足 不了海南会展业发展的。所以，海南在发展会展业同时需加大会展人员英语普及率，为海南会展业的发展壮大增足马力。
会展业是综合性极强的行业，根据海南会展业现状，海南会展业的发展壮大需要多方面的介入进行会展服务和宣传，为会展业发展大造声势。目前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已经在多方面对海南会展业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而会展业的成功发展也可以影响带动海南城市经济发展，影响海南旅游发展，形成会展旅游。
四、会展业的发展将成为海南城市经济发展新引擎
素有：“城市面包”、“城市经济助推器”的会展业，有人曾经形象地称道：如果在一个城市开一次国际会议、展览，就好比一架飞机在这个城市上空撒钱。从这句风趣的话语中不难看出，会展业的发展对城市发展的作用有多大。随着国际旅游岛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海南在国际上的旅游影响和地位正在日益扩大。会展业的发展无疑会对海南国际旅游岛城市经济的建设带来积极的作用。
1、较强的产业带动力。会展业特点之一就是它与旅游业相似，是一个产业带动能力强的行业，可产生强大的产业带动效应和产业聚集效应。因为它不仅可以带动旅游、商业、物流、通讯、餐饮、住宿等多方面受益，而且能进一步发展成带动区域产业聚集的“动力引擎”并提升区域产业品牌价值。海口、博鳌、三亚将形成海南会展业三足鼎立格局，带动海南沿海周边县市经济发展。
2、较高的综合效益。（1）经济效益。会展业具有低成本、高收入、高赢利优势，能为举办城市带来20%至25%以上的经济利润，这是许多城市大力发展会展业的一个关键所在，也是会展经济迅速发展的直接推动力。（2）社会效益。会展是集商务活动、信息交流、观光游览、娱乐休闲于一体的综合产业，是新思想、新观念交流的平台。外来文化、思想、技术、产品可以给发展中的城市带来启示，可以与外部世界进行密切联系，促进城市发展，培育城市独特魅力和影响。而会展业的发展对海南城市建设产生了一定影响。一些大型会议和展览在海南的举办为海南市民传播了新的国际观念，对海南会展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3）环境效益。被誉为“无烟产业的”会展业，由于无污染特点是有利于环境的保护,这正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3、有利于提升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城市整体形象。大型会展在提升城市整体形象方面能产生三大作用。（1）推进市政建设。近几年，海南市政府兴建了大型会议展览中心、东环铁路等基础设施，促进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更新和建设，为海南会展业发展创造了条件。（2）提高城市知名度。会展展销的是产品是技术，而会展城市也可以作为一个产品来经营和推广。众所周知，海南是个旅游城市，在国内国际上有一定的知名度。如果海南也能成为一个会展知名城市，那么海南在国内国际上的形象和知名度将会更加提高。（3）提供就业机会。会展业属于服务行业,需要多方面的服务人才，而这点可以为海南当地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
时代在发展，海南也将随着国际旅游岛的大力建设快速发展。在拥有了自然和人为创造的条件下，海南的会展业也将迎来快速发展的时期。
参考文献：
[1] 罗霞．海南会展业借势谋发展．海南日报．2012-01-13.
[2]许凌志．海南会展业发展出路分析．商业营销．2008-11.
[3]季红梅．会展业助城市腾飞．宁波日报．2006-11-20.
城市建设经济发展范文5
以省部产学研合作为契机，建设企业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建设企业工程技术研发中心作为科技与经济发展密切结合的重要桥梁，以及作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重要平台，一直在广州市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建设企业工程技术研发中心作为广州市完善区域创新体系，增强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举措，按照“链接产业、面上推进、省市联动”的思路，选择有行业特色、技术创新能力强的大中型企业，在电子信息、先进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与节能、资源与环境、农业等领域组建一批具有较强带动作用和科技成果工程化、产业化能力强的企业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培育一批掌握行业核心技术、技术创新能力与国际同类企业水平相当的骨干企业，提高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同时也培养一批高水平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十一五”期间，广州市计划在省部产学研办公室的支持下，与部属高校紧密合作，新组建企业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100家，培育省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20~30家，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5~10家，在条件建设、项目研发、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方面给予重点支持，通过省部产学研合作，使工程技术研发中心成为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载体和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的中坚力量。
以创新型企业为基础，培育优势产业集群
在建设企业工程技术研发中心实施“面上推进”的策略基础上，利用好省部产学研结合的各种资源，在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和领域选择一批已建有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的企业与部属高校对接来开展创新型企业示范工作，大幅提高其自主创新能力，为企业自主创新产品的产业化提供必要的金融与政策支持，鼓励企业对技术开发进行持续高强度投入，以点带面，重点突破，辐射带动整个产业链的技术升级，最终形成具有特色和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建设创新型企业以产品创新、品牌建设、发明专利和技术标准创造为突破口，引导企业由下游向产业链分工的中上游方向发展，在技术创新中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发展；既要扩大产业总体规模，更要提高技术水平和信息化水平，既要做大，更要做强，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培育一批具有示范性的创新型企业，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升级，按照“一核三极”（一个核心区是以广州东部的科学城、天河软件园为中心的高新技术产业群，形成以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为龙头的高新技术产业群；三个增长极是发展沿海港高新技术产业的南部沿海港增长极、发展与物流相关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北部空港增长极、发展信息服务产业的城市中心建成区增长极）的思路积极引导产业逐步走向规模化和集约化，支撑和引领广州市经济和社会发展。
以市场为导向，推进“产学研”无缝衔接
在省部产学研合作的大框架内，创新“产学研”合作模式，鼓励和支持企业同部属高校建立双边与多边协作关系，开展成果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入股、联合办学方面的合作，大力促进企业与部属高校之间共建研究开发机构、工程类重点实验室、中试基地等，对国内外先进适用技术进行消化、吸收、再创新，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工程化能力和产业化能力，提高其科研成果的工程化、商品化水平。
通过强化科技计划的引导作用，围绕高新技术发展重点领域，整合科技资源，将广州市重点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科技计划项目相结合，建成了一批能直接面对广州市经济建设重大需求的应用型学科，构建起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科技型企业“三位一体”的、无缝衔接的“产学研”体系，充分发挥企业与部属高校的集成优势，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如由华南师范大学、香港健隆投资有限公司承担的广州市科技攻关重大项目“广州市LED工业研究开发基地”，总投入为1.2亿元，其中广州市科技经费支持2000万元，香港健隆投资有限公司出资9000万元、华南师范大学出资1000万元。该项目的开展形成了一个研发中心和一个生产基地。其中生产基地已完成设备的调试和安装，已开始小批量生产包括数码管、背光源、LED封装等产品，已产生了约1600万元的销售收入，初步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研究、开发、应用产业链条，在较短的时间内成为国内有重要影响的LED芯片研发和生产基地。
由教育部重点建设高校华南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承担的广州市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汽车用高性能粉末冶金制品制造关键技术与装备”，经过研究开发，将粉末冶金最新成形技术与机械设计制造技术、液压及液力传动技术、传热技术、物料输送技术、微机控制技术等进行集成，研制成功汽车用高性能粉末冶金制品制造关键技术与装备，可用于成形汽车用高性能粉末冶金零件、家电产品零件、办公机械零件等高档粉末冶金零件，可大幅度降低这些零件的制造成本，提高相关产品制造业的竞争力。具备5000万元以上高性能粉末冶金制品的生产能力，形成全自动粉末成形装备的设计生产能力。获授权发明专利7项，实用新型4项，登记计算机软件著作权2项。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一项。
以政策为保障，制定鼓励自主创新的配套措施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加强产学研合作，提高广东自主创新能力的意见》，提高广州市自主创新能力，加快推进广州市的省部产学研工作和创新型城市建设，由我局牵头制定了《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城市的若干政策规定》，其中包括促进自主创新的产学研合作、财政、金融、税收、人才、政府采购和知识产权保护等多项相关扶持政策。此稿经征求相关职能管理部门意见，已按反馈意见修改完毕并交市政府进一步讨论后正式。
以专业机构为依托，构建校企技术创新的服务支撑平台
城市建设经济发展范文6
【关键词】成都 双创生态 城市品牌 西部经济
一、成都市“城市品牌”的打造背景
据四川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在2017新的一年中，成都市将致力于打造转型发展“助推器”，奋力建设创新驱动、后劲充足的“活力之都”，成都市计划在2017年将新增创新创业项目和企业500家以上。同时，为了深入落实成都国际化城市建设2025规划和融入“一带一路”行动，成都市计划大力开展专题招商、沿链招商、以商招商，加快引进一批大企业、大集团和大项目；积极帮助区内企业破解融资、人才和土地等发展瓶颈，着力打造“零障碍、低成本、高效率”的投资发展环境，推动大企业“顶天立地”、中小企业“铺天盖地”的局面。创建成都“创业之城、圆梦之都”的城市品牌，也更是为了西部创业者营造更优质的事业平台，促进西部地区的经济建设发展。
二、成都“创业之城、圆梦之都”城市品牌构建的政府支持情况
为了打造“创业之城、圆梦之都”的城市品牌形象，成都市鼓励区内龙头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园区和重大工程建设，建立生产基地，开辟国际市场。成都“首席生态花园”奥特莱斯等签约项目注册落地，太阳马戏团、地中海俱乐部等在谈项目加快签约，同时计划新引进重大产业化项目20个以上，到位省外资金330亿元以上，实际利用外资、外贸进出口均达9亿美元以上。整体来说，成都市政府，对于构建“创业之城、圆梦之都”这一城市品牌出台了多项鼓励政策，积极引入了多种新型项目，也投入了大力资金进行建设。可以说，政府是推动城市品牌建设的第一助推器。
三、成都“创业之城、圆梦之都”城市品牌的构建基础
（一）教育资源基础
在教育部2014年的《2014年全国十五个副省级城市教育现代化水平评价与比较研究》中，成都市的教育发展水平指数名列第一，教育公平指数名列第三。成都市的教育资源数量也较高，拥有高等教育院校53所，包括四川大学等5所重点院校。国家级科研机构30家，有中国科技院成都分院、西南电子技术研究所等。成都市的在校大学生多达70万，毕业人数每年平均28万，拥有较大的教育和人才优势。人才资源的充足，教育资源的丰富，是成都市打造“创业之城、圆梦之都”城市品牌的基础之一。
（二）科技资源基础
成都市科技实力雄厚、学科资源丰富，拥有60多个国家级重点学科，在全国排名第四。2015年成都市新增1.1万家科技型企业，创造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达7858亿元，科技进步贡献率高达62%。其中，高新区现有680家高新技术企业、6730家在孵企业以及27家上市企业，在全国国家级高新区内，上市企业数量位列第三。目前成都市的科技人员达49万，两院院士9人，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中青年专100人。在电子、生物、光纤通讯、核技术应用、激光等领域，展现出强大的科研和开发能力。由此可见，丰富雄厚的科技资源，也是成都市打造“创业之城、圆梦之都”城市品牌的基础之一。
四、成都城市品牌建设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作用
（一）充足的Y源优势，推动西部地区的城市化与文明进程
成都的建设与发展，提高其自身与周边区域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相应减少人均城市建设用地。成都周边较为密集的市镇，将缩短转移运距，减少交通用地。并且优势资源的密集性和流动性的提高，促进技术和思想的创新。成都市处于长江上游和南北铁路大动脉的交叉口，是西南最大的通讯枢纽。以成都市的发展实力和潜力，带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协作，扩大现有以成都市为协作区的规模和范围，进而深入西部内陆地区。同时，建设城市品牌，有利于实现长江上中下游整体信息枢纽的联结，改变现有长江西部流域信息不通的局面。
（二）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提供西部经济发展机遇
成都的资源分布、工业基础、生产规模等，在西部地区处于优势地位。成都市的建设会引起需求上升，为东部的产品提供广阔市场。通过梯度转移和资源开发，以成都市为中心，带动周边城市，有利于大型商业形态的发展。可见，利用产业转移和统一发展，可推动西部建设，缩小东西部差距，提升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
五、建设成都“创业之城、圆梦之都”城市品牌，促进西部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一）培养立体化人才机制，打造西部创业人才基地
人才资源作为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最终基础。成都城市品牌建设过程中，需加强对立体化人才的培养力度，打造西部创业人才基地。可以通过导师培养模式，积极引导本地高校大学生创业，充分挖掘本地科技人才资源，并提高大学生创业成功率。同时，采用契约合同、提高待遇福利等方式，引进外界更多创新创业人才。
（二）构建全方位的信息通道，深化科技金融创新
全方位的信息通道，是促进城市科技金融创新的重要保障之一。积极建设成都科技金融信息服务平台，进而完善西部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同时，积极创办跨国，增强成都创业信息平台的资源优势。政府应出台更多相关优惠政策，鼓励创业企业与创业者到各交易中心与交易所挂牌金融，以完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此外，可通过启动“创业天府”广场建设，促进西部创业推广交流，推动西部科技金融发展，进而打造西部地区成为全国一流的创业服务聚集区。
（三）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发展区域特色产业集群
积极推进成都产业结构化升级，促进西部区域的特色产业集群。在生产力持续提高的产业化时代，商品愈加多样化。在此背景下，需要以西部生产结构与要素为中心，提升西部经济核心竞争力。积极发展西部特色经济，通过短期建立资源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长期开展高效的服务产业的结构模式，全面发展西部特色优势产业集群，进而提升西部地区的区域竞争优势。此外，在长期发展服务业基础上，需可通过极化效应增加西部服务产业产值，进而采用产业溢出效应外延，整体促进西部产业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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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唯实.区域产业结构优化与我国西部经济发展[J].经济纵横，2009（23）.
[4]陈艺.成都城市经济圈的区域特征及其带动效应[J].城市发展研究2009（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