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哲学与思想的关系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哲学与思想的关系范文1
[关键词] 网络自主学习； 福柯哲学思想； 课堂管理； 监控； 激励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蒋世强（1977—），男，四川安岳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语言教学研究。E-mail：。
一、引 言
网络自主学习广义上是指利用网络随时、随地进行自主规划的学习。狭义上指学习者在网络教室里自主完成教师所要求的学习任务的一种学习。广义的网络自主学习目前还是一种理想的形态。狭义的网络自主学习更具有现实性，它是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方式的转变，更是教师利用网络技术实现教学方式的变革。狭义的网络自主学习肯定了课堂的作用，充分利用了现代技术的作用，尤其不忽视教师的重要性，但这样的网络自主学习采用怎样的课堂管理方式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网络自主学习体现的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个性化学习，彰显学习者的主体性地位。[1]近十年来，网络自主学习在中国受到教育者的推崇。以“大学英语”为例，教育部于2004年开始在全国180所高校中进行“大学英语”教学改革试点，许多高校随之建立了基于校园网的“大学英语”自主学习教室。网络自主学习强调学习者对学习有自我管理能力。[2]但在实践中，学习者通常缺乏自我管理能力，需要教师进行管理，督促学习者自主学习。因为网络技术的广泛介入和师生角色定位的不同，网络自主学习课堂管理与传统的课堂管理有很大的不同。网络自主学习的课堂管理对教师是一个新的挑战。
二、网络自主学习课堂管理
网络自主学习课堂管理有两种基本的方式，分别是监控和激励。监控和激励在课堂管理上似乎是一对矛盾的概念。网络自主学习的理念源于人本主义和建构主义思想，[3]因此在网络自主学习的课堂管理研究中，激励常常得到推崇而监控得不到重视，甚至得到排斥。姜永玲、刘兰芳认为网络自主学习本身就是对学习者的激励，避谈网络自主学习的监控。[4]也有研究者认为网络自主学习需要监控，如曹梅指出网络学习监控的思路：以学习评价作为网络学习监控的手段，支持高质量的学习经历，在此过程中逐步引导学习者进行自我控制的学习。[5]但这里作为学习评价的网络自主学习课堂监控，实际上是一种激励手段，并不重视真正意义上的技术性监控。陈丽、陈焱焱利用传感技术和电子技术设计了英语自主学习的有效、实时电路监控，监控自主学习设备和软件平台运行情况，从而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自觉性，[6]但是这种技术监控没能上升到网络自主学习课堂管理的层面，更没有谈及技术监控与主体性激励是否可以协调一致以及这种管理手段的和谐一致是否更有助于推动学习进步。
从福柯的前期哲学思想来看，监控和激励似乎也是水火不相容的，监控是对人的规训，激励会激发人的主体性，规训和激励就是一对矛盾概念。但是福柯在其晚期哲学中正视规训，在规训中自觉壮大自我，用主体的“自我技术”对抗规训的“统治技术”，主体在规训困境中自觉走向“构成性自我”而不是坐等变成“被构成性自我”，[7]监控是现代性的体现，有着积极的一面。如果主体性得到激发，得到彰显，人就能在规训中得到救赎。从福柯的后期哲学思想看来，监控和激励应该能和谐统一，也是人得以救赎的唯一出路。本文认可福柯的后期思想，基于此探讨监控和激励能否在网络自主学习管理中得到和谐契合，从而推动学习进步。
三、福柯哲学思想与网络自主学习
课堂管理的关系
网络自主学习课堂管理中的监控对学习者有威慑作用，激励对学习者有诱导作用。从学习模式看，监控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要求，教师或管理者通过监控自上而下地要求学习者完成学习任务。激励的目的在于促成一种自下而上的诉求，学习者因为激励自下而上主动完成学习任务。从福柯后期哲学思想看，网络自主学习监控重视网络技术的利用，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网络自主学习监控是现代性下的规训，可以促进学习的进步，但对学习者的主体性有抑制作用。激励会激发学习者的主体性，体现的是人本主义思想。
那么要让学习者的主体性在规训中得到救赎，必须对学习者的主体性进行激励。福柯哲学从批判规训到“关注自我”，[8]主体性是福柯哲学的终极关怀。网络自主学习监控的终极关怀理应是主体性。网络自主学习监控在追求技术和工具的同时很容易让工具理性扼杀学习者的主体性。教师利用技术去监控学习者以达到规训，从而使学习者自觉学习，这是学习效率的要求。但是，这种规训也可能僵化学习者的思想。网络自主学习监控必然导致规训，规训可带来善的一面，也会带来恶的一面。教育须时刻不忘主体性的关怀，师生都应有主体性意识，学习者的主体性被激活，主体才能反思，反思的主体进行自我选择才能对抗教育中规训的恶。主体性的关怀不仅是教育过程中的事项，还是教育目的的要求。教育的目的应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培养学习者完善的人格，彰显学习者主体性。要彰显学习者主体性，课堂管理就需要激励。只有学生的主体性得到激励，课堂管理才不会僵化，才会实现教育的本真。因此，福柯哲学实际上是要实现规训与主体性的和谐结合，体现的是一种生存美学式的哲学思想。[9]这种哲学思想表现在网络自主学习课堂管理上就要求监控和激励方式的和谐结合。福柯哲学与网络自主学习课堂管理的关系如表1所示。
四、福柯哲学思想启示下的网络自主
学习课堂管理模式设计
根据福柯哲学思想与网络自主学习课堂管理的关系，网络自主学习课堂管理要求监控和激励方式的和谐，即在福柯称之为全景敞视式的监控下对学习者进行激励，通过自上而下的要求与自下而上的诉求相结合，网络自主学习课堂管理结构设计如图1所示。
教师、教学管理人员通过全景监控和持续鼓励实现对学习者的管理。全景监控指的是按福柯的全景敞视主义思想对学习者进行监控，这种监控是一种隐性的监控，学习者会因此而被规训从而促进自觉学习。全景监控采用隐藏的摄像监视和仅供监控者了解的隐藏于学习平台的网络日志。网络日志包括学习者的个人信息、学习内容、学习时间等。激励分持续激励和临时激励，规训式管理与激励式管理结合的目的是让学习者能自觉持续地学习，所以网络自主学习管理模式需要持续激励而不是临时激励与全景监控的结合。持续激励需得到大肆彰显，是一种显性的管理。教师对学习者要有情感支持（鼓励），教师还要通过学习平台对学习者完成学习任务进行排行激励，对表现优秀者给予电子激励勋章，对单元测试成绩也要计入学期学业成绩。学习平台主要有课堂任务学习模块、学习资源模块、网络资源模块、学习互动交流模块。教师、教学管理人员通过学习平台与学习者进行互动，从而实现监控与激励结合的课堂管理模式。
五、基于福柯哲学思想的网络
自主学习课堂管理实证
根据福柯哲学与网络自主学习课堂管理的关系，通过大学英语网络自主学习课堂管理的实证研究来了解监控与激励分别对网络自主学习课堂学习行为的影响，以及监控与激励的结合（在全景敞视式的监控下对主体进行相应的激励）能否实现有效的网络自主学习课堂管理，从而促进学习者的学习进步。
（一）研究设计
本研究以西北师范大学的大学英语网络课堂管理为例。为了控制好研究变量，本研究选取的研究对象为学生情况基本相同的三个班。这三个班的学生都是同年级（2011级）、同专业（会计专业）的学生。三个班的学生人数、男女比例、家庭背景和生源地情况也比较相近，英语水平按照入学时的高考分数均匀分班以保证三个班的英语水平相同。三个班的学生在研究期间没有接受除西北师范大学常规大学英语教育之外的英语教育，如额外的英语培训之类。研究期间三个班为一年级，研究期限一年。
西北师范大学的大学英语网络课堂是每班每周两个课时，在网络教室按照教师给出的学习任务自主学习。网络教室设有网络学习平台，通过该平台教师提供课件、学习任务和一个英语学习资料库，学生可以随意查阅，同时学生通过学习平台也可以上网查阅英语学习资料。教师在课前布置学习任务，学生在教师引导下自主学习。三个班级分开学习，一班课堂管理只采用监控，教师可以通过暗藏的摄像头、网络软件和网络日志记录随时观察引导学生操作并让学生感知到这种情况；二班课堂管理对学生只实行激励，教室计算机配置、监控软件与一班相同，教师可以即时监控学生，但是视频观察和网络日志记录不让学生感知到，视频观察和网络日志记录不参与课堂的现场辅导监督，只是为了收集数据的需要；三班的计算机配置、监控软件与一班和二班相同，教师即时监控学生并让学生感知到这种情况，而且对学生进行激励。监控管理方式采用福柯全景敞视理念对监视者进行全景监视，故研究中采用隐形摄像监视器和隐藏的网络日志。研究中的激励为持续激励，对完成学习任务进行激励，每一次对完成学习任务进行评价，完成得越好计分越高，并告诉学生分数要记入学业成绩以此激励学生学习。计算机根据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标准自动评分。课时两小节共100分钟，每次课堂给出的学习任务可以为听、说、读、写、译的综合，也可是其中一方面，学习任务不多，目的是让学生有充足的时间自主查询相关英语学习资料。学生查询英语学习资料不属于学习任务，其查询英语资料是学习主动性的体现。教师通过监视录像（目的在于知道学生违规使用网络资源的时间段）和隐藏的电脑网络日志（学生利用学习平台进入教师给出的英语资料库，平台会自动记载每个学生入库学习的时间。只能通过学习平台才能进入网络查询资料，目的是为了方便记录登陆网络的时间）进行测算每一个学生查询英语学习资料的时间，以了解学生的学习主动性、积极性，从而知道学生的主体性是否得到激发。三个班在研究期间先后进行了10 次测试，测试是随机的，并告诉学生测试是不记入学业成绩的，目的是不让这种测试成为激励因素干扰本研究，但测试时教师须现场督促学生认真答题以保证其有效性。每次各班测试难度一致，最终目的在于检测不同的课堂管理方式对学习效果的影响。
（二）数据收集
研究中主要收集三部分数据：（1）学生自主学习时违规使用计算机的次数。学生在自主学习时利用计算机浏览新闻、打小游戏、网络聊天等与英语学习无关的操作被视为违规。这部分数据的目的在于了解各管理方式对学生学习行为的约束力。（2）班级整体利用英语学习资源的时间（以分钟计算），以此判断各管理方式对学生学习积极性的影响，即主体性是否得到激发。（3）学生历次随机测试的分数，用来衡量学生对知识掌握的情况和学习的效果，以此判断各管理方式对网络自主学习的影响。
（三）数据分析
以班级整体为分析对象，表2 中记录了三个班的学生违规使用计算机的累积次数。从表2中可以看出，一班和三班违规次数相近，分别为30次和20次，明显少于二班的90次。二班教师采用激励管理，实验表明只有激励管理不足以约束学生进行自觉学习。违规主要表现在学生上网并查看跟教学无关内容，有的学生习惯性地打开聊天软件，有的学生玩纸牌游戏。三班是激励与监控结合式的课堂管理，表2表明学生的犯规次数少于一班和二班，激励与监控结合是可行的，这种管理对学生约束效果好。因此，虽然网络自主学习中监控比激励对学生行为更具约束作用，但是激励与监控相结合的管理对学生约束效果最佳。
另一方面，从班级整体利用学习资源的时间（以分钟计算）可以看出学习者的学习积极性情况，从而了解学习者的主体性是否得到激发。从表3中可以看出，一班整体利用学习资源的总平均时间为10.1分，明显少于二班和三班，二班和三班利用学习资源的时间相近，分别是35.7分和35.2分。其主要原因可能是监控虽然对学生约束力强，但是只有监控管理，学生被动学习，只顾应付要求完成的学习任务，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不强。故网络自主学习中激励比监控更能促进学生主动学习。
网络自主学习的不同课堂管理方式有不同的学习效果。从表4中可以看出，班级整体历次积分测试的总平均分数一班和二班相近，分别为73.6分和74.3分，都明显少于三班，三班的总平均分数是81.4分。为了明确三个班的平均分是否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进行了多重方差比较。
从表5的多重方差比较可以看出，一班和二班的显著性P=0.684>0.05，不具有显著性差异；一班与三班的显著性P=0.001
六、结 语
福柯的哲学思想为现今流行的网络自主学习提供了思想启发，为网络自主学习管理提供了一种理性的思考。网络自主学习监控是必要的，只要该监控为规训划界，为主体性留下应有的地盘，让激励融入课堂管理中，就能实现规训与主体性的和谐互动，还教育以本真，促进教育真正的进步。“大学英语”网络自主学习的课堂管理的实践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研究表明虽然监控比激励对学生更具约束力，但是如果只有监控管理，学生主动自主学习的积极性较差；激励能刺激学生主动学习，但学习的自我约束力差，学习精力不集中。监控和激励可以实现有机结合，两者的同时使用并不矛盾，监控与激励的有机结合显著促进了学习的进步，这种方式是网络自主学习课堂管理的最佳选择。
[参考文献]
[1] 武开，徐荣贞.混合式学习中监控方式的实证研究[J].电化教育研究，2011，（11）：37～40.
[2] Holec. H. Autonomy a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M]. Oxford：Pergamum Press，1981.
[3] J.H.Fan. Constructing Web～Based Learning Environment for College English Teaching[J].Spring Verlag Berlin Heidelberg，2011，233（3）：515～521.
[4] 姜永玲，刘兰芳.激活学生的主体意识，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J].中国电化教育，2007，（12）：97～98.
[5] 曹梅.网络学习监控初探[J].中国远程教育，2002，（7）：18～23.
[6] 陈丽，陈焱焱.大学英语自主学习监控系统的电路设计与实现[J].电子技术，2009，（8）：27～31.
[7] 莫伟民.主体的命运——福柯哲学思想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哲学与思想的关系范文2
[关键词] 心肌梗死；高血糖症；预后；死亡率
[中图分类号] R544.2+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2）04-0064-03
Impact of admission blood glucose on prognosis of 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FENG Shan
Department of Cardiology, the First People’s Hospital of Zhumadian City in Henan Province , Zhumadian 463000, China
[Abstract ]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admission blood glucose in patients with acute 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STEMI ). Methods A total of 217 patients with STEMI between January 2006 and October 2008 in cardiology department were divided into 3 groups according to the levels of blood glucose on admission: group A, ＜7.8 mmol/L ; groupB, (7.8～10.9)mmol/L; group C, ≥11.0 mmol/L. To collect and analyze the major adverse cardiac events , the cumulative survival rates and the correlated risk factors . Results At the end of the one-year follow-up ,the incidences of major adverse cardial events, recurring angina pectoris, one-year mortality rate of group C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in group A and B (P ＜ 0.05). The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blood glucose was an independent risk factor for incidence of major adverse cardiac events ,all causse mortality and recurring angina pectoris （P ＜ 0.05）. Conclusion Hyperglycemia at admission was associated with poor cardiac function and prognosis in patients with acute STEMI.
[Key words ] Myocardial infarction; Hyperglycemia; Prognosis; Mortality
2006年“中国住院冠心病患者糖代谢异常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冠心病住院患者中约3/4合并糖代谢异常[1]，很多研究证实即使没有糖尿病史，早期也可出现血糖水平升高且和死亡等不良事件的发生有关，急性高血糖是AMI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2]。为此本研究观察STEMI患者入院即刻血糖水平对其预后及1年后病死率影响，为临床合理治疗提供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对象
连续入选2006年1月～2008年10月所有符合STEMI入住心内科的患者217例，根据入院时即刻血糖水平将患者分为三组，A组（血糖＜7.8 mmol/L）、B组[血糖（7.8～10.9）mmol/L]、C组（血糖≥11.0 mmol/L）。急性ST段抬高心肌梗死诊断标准参照中华医学会血管分会制定的诊断治疗指南[3]。排除有抗凝禁忌证，1型糖尿病，已知肾功能损害（血肌酐＞175 μmol/L）及高血钾症（K+＞5.5 mmol/L）
1.2 生化指标测定
入院后即刻测定患者静脉血糖，次日检测血脂、肌酐，入院后即刻及发病8 h、16 h、24 h、3 d、7 d采集静脉血测定肌酸肌酶（CK）及同功酶（CKMB），最高值为酶学峰值。
1.3入院后处理
患者入院后接受AMI常规治疗，记录既往有无心梗、高血压、糖尿病等病史及入院心率，血压、心功能分级，再灌注方式、住院期间的药物治疗等。未确认糖尿病患者在出院前3～4d进行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OGTT）。
1.4院内事件记录及随访
院内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定义为住院期间发生的心因性死亡，再发心肌梗死、梗死后心绞痛、急性左心衰竭、心源性休克、恶性心律失常等。所有患者电话或门诊随诊1年，分别于6个月及1年时记录患者生存情况。
1.5 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13.0软件进行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Pearson卡方检验。Logistic回归模型用于心脏事件发生相关因素分析。P ＜ 0.05为差异有显著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A、B、C三组患者一般资料
见表1。与A组比较C组血糖、心率、平均住院时间、糖尿病史患者比例差异有显著意义（P 均 ＜ 0.05）。三组之间CK、CKMB峰值及治疗方式差异无显著意义（P ＞ 0.05）。
2.2 三组患者心功能分级
心功能NYHA分级≥Ⅲ级患者比例A、B、C三组分别为50例（46.3%）、45例（63.4%）、25例（65.8%）,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7.11，P = 0.0286）。
2.3 确认糖尿病情况
通过OGTT新确认糖尿病患者在A、B、C三组分别为4例、7例和5例。217例患者中糖尿病占24.4%（53/217）。
2.4各组患者随访结果
1年随访结束后B、C两组心脏事件、再次心梗，心绞痛复发、死亡发生率与A组比较差异有显著意义（P 均 ＜0.05）。见表2 。
2.5 心脏事件及死亡、心绞痛复发等多因素分析
应用Logistic回归对全体受试者心脏事件、死亡、心绞痛复发等多因素分析，将血糖、年龄、收缩压、CK、CKMB峰值作为因变量进入Logistic回归模型中，结果显示血糖与心脏事件发生有关的相对危险度见表3。
3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217例STEMI患者入院时血糖水平测定发现，随着血糖水平增加，其心功能分级呈递增趋势，且其住院天数增加，提示高血糖可能反应了AMI患者广泛的动脉病变和心肌损伤[4]。急性高血糖可以增加炎症反应的能力，增加血小板依赖的微血栓形成，减弱内皮依赖的血管舒张，从而加重冠状动脉微循环灌注障碍。急性STEMI患者早期血糖升高机制可能为①急性STEMI后应激刺激反射地使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释放增加，从而促进肝糖元分解和胰高血糖素分泌，并抑制胰岛素分泌而致血糖升高;②患者有明确糖尿病史; ③临床尚未诊断明确的糖耐量异常或糖尿病。本结果显示217例患者中有明确糖尿病史者三组分别为10.2%、16.9%、36.8%，通过OGTT新确认一部分糖尿病，说明冠心病与糖尿病及高血糖状态关系密切[5]。本结果显示合并高血糖患者心率快，提示应激时反射性兴奋交感神经是高血糖的重要发生机制。因此对糖代谢异常人群早期识别、早期干预不仅能够延缓糖尿病的发生，而且对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有重要意义。
很多研究表明,早期高血糖是AMI患者近期病死率增加的危险因素[6]，国内一项研究提示入院血糖水平可能是支架内再狭窄的阳性预测因子及独立危险因素[7]，本研究通过多因素分析显示入院血糖水平是心脏事件发生和死亡、心绞痛复发的相关危险因素，说明高血糖和糖尿病是AMI患者死亡和心脏事件的主要原因[8]。合并高血糖患者预后不良的原因可能是①血糖升高使心肌对缺氧的敏感性增加，加重内皮细胞功能障碍，增加炎症反应，加重游离基诱导的再灌注损伤，梗死面积增加，降低心脏功能。②高血糖产生渗透性利尿，代偿性左心室舒张末压增高加重心脏负荷。③高血糖促进细胞间黏附性分子表达，血小板黏附、聚集能力增强，增加血液黏度，加重微循环障碍。
高血糖特别是间歇性高血糖环境可能通过PCK/NF-κB/ c-fos途径诱导了心肌细胞结构和功能改变，导致患者心肌受损[9～11]。临床应给予足够重视，早期发现冠状动脉病变危险因素，加强二级防治措施，延长其生存时间，提高生活质量。因此选择最佳血糖控制方案可能为改善预后的有效措施。胰岛素可通过抑制脂解、增加心肌的血糖利用及抗栓、抗炎和扩张血管等作用，提示对非糖尿病合并高血糖的STEMI患者进行胰岛素控制治疗同样重要[12]。
[参考文献]
[1] 中国心脏调查组.中国住院冠心病患者糖代谢异常研究――中国心脏调查[J]. 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2006,22(1):7-10.
[2] 曾勇，黄超联，商丽华，等. 糖尿病对急性ST段抬高心肌梗死急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心肌灌注的影响[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7，35(5)：439-451.
[3] 中华医学会心血管学分会，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缉委员会，中华循环杂志编缉委员会. 心肌梗死诊断和治疗指南[J].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1,29（12）:705-720.
[4] Timmer JR, Ottervanger JP, de Boer MJ, et al. Hyperglycemia is an important predictor of impaired coronary flow before reperfusion therapy in ST-segment elevation myocardial infarction [J]. J Am Coll Cardiol ,2005,45（2）:999-1002.
[5] 姬克,李颢.冠心病患者糖代谢异常分析[J].国际检验医学杂志，2009， 30（9）：889-890.
[6] Ceriello A. Acute hypeglycaemia: a ‘new ’risk factor during myocardial infarction[J]. Eur Heart J, 2005,26（1）:328-331.
[7] 苏林，刘学波，葛均波. 糖尿病与冠状动脉支架再狭窄的关系分析[J].中国临床医学，2005,12（4）:578-580.
[8] 尚跃丰，王佩显. 冠状动脉支架术后再狭窄的危险因子[J].心血管病学进展,2007,28（5）:713-716.
[9] 王敏，张文斌，同斌全，等. 葡萄糖浓度变化对乳鼠心肌细胞的影响及其机制的探讨[J]. 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8，36（10）：1027-1031.
[10] 刘乾惠，黄永丽，王惠兰. 高血糖对老年急性ST段抬高心肌梗死患者预后的影响[J]. 现代医院，2010，10（11）： 72-73.
[11] 吴海雄.非糖尿病患者的高血糖状态对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预后的预测作用[J]. 中国医学创新，2009， 6（22）：44.
哲学与思想的关系范文3
一、文献资料缺乏限制黑格尔深入理解中国哲学
在《哲学史讲演录》里我们不难发现黑格尔对东方哲学的论述篇幅不大，只对孔子、易经哲学和道家做出简要论述。稍加总结可以发现以下特点：首先，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概括基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哲学思想评述和翻译。黑格尔对孔子的概括资料来源于1687年出版的耶稣会神父普罗斯佩利•若内塔、赫尔特利希、卢热孟、古布累等人的拉丁文翻译和注释［5］；黑格尔对《易经》起源的论述资料来源于1776年出版的“关于中国人的追述”里阿米欧神父“论中国古代”的文字［6］；黑格尔对八卦认定为可以唤起意义的便利和对中国哲学从思想开始、没有概念且流入空虚的判断，来源于温地士曼的观点［7］。从资料的来源看，黑格尔没有接触中国哲学的第一手资料，更没有接触过中国哲学翻译成德文或英文的资料，因此资料的缺乏是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误解的最重要原因。以孟子和古希腊哲学家为例，黑格尔在论述中国哲学的结尾才匆匆提到孟子哲学思想，而对毕泰戈拉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出现的伪书他却已做出辨别和区分，这一点佐证了在研究资料的占有方面黑格尔用以思考中国哲学资料是不足的。其次，文献资料的缺乏导致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认识缺乏历史性思考。黑格尔论述中国哲学的文献仅限于先秦时期，因此他无法思考和理解中国哲学在秦之后与印度佛学融合进程；也无法思考和理解中国本土哲学经佛学的濡养向宋明理学的发展；更无法对中国哲学后来的发展中出现的，与西方哲学发展史中类似的命题进行思考和准确地评述。恩格斯曾概括黑格尔的哲学思考有别于其他的哲学史家，称其以巨大的历史感为基础［8］，但是在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论述中这种巨大的历史感显然因文献资料的局限而缺失。再次，文献资料缺乏直接影响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进行概念化地思考。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明确指出“：……哲学的目的即在于用思维和概念去把握真理”［9］“思维的产物一般地就是思想；但是思想是形式的，思想更进一步加以规定就成为概念”［10］。因为文献资料的缺乏，黑格尔无法将中国哲学准确地转化成他所谓的哲学思维的形式，更无法准确把握中国哲学思想进一步规定成概念。因此，从黑格尔的哲学思考方式看，他无法将中国哲学的内容准确地概念化，成为他自身思想所思考的对象。
二、对中国哲学思考对象的误解导致黑格尔误读中国哲学
首先，中国思想的主要对象与西方思想的主要对象存在差异。司马迁曾对先秦思想进行概括，“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11］牟宗三先生也呼应司马迁的看法“：可是周文发展到春秋时代，渐渐的失效。这套西周三百年的典章制度，这套礼乐，到春秋的时候就出问题了，所以我叫它‘周文疲弊’。诸子的思想出现就是为了对付这个问题。这个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它不是泛泛的所谓社会问题，也不是笼统的民生疾苦问题，它就是这个‘周文疲弊’问题。”［12］从司马迁和牟宗三先生的总结看，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思考的对象是周朝旧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之间的差距，是如何过上更良善的政治生活。中国思想从肇始之初其对象就是对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之间关系的思考，而非西方思想那种从古希腊发端直至近代所围绕的思维与存在而进行的思考。其次，中国哲学的思考对象有别于西方哲学的思考对象。黑格尔认为，“概括讲来，哲学可以定义为对事物的思维着的考察……不过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13］黑格尔的意思是：哲学是对思想形成的概念进行思维着的考察。这种考察的对象是种概念化的思想和概念化思想的对象。从黑格尔对哲学的定义出发，中国哲学是对概念化的中国思想的思维者的考察，这种考察关涉到中国思想和中国思想的对象———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的关系。因为政治制度与政治关系更多呈现出对如何过上更良善生活的追问与思考，因此中国哲学所进行的概念化思考主要也呈现出道德哲学的特点；西方思想主要对思维与存在关系进行概念化探究，因此西方哲学的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形成的思想为思考对象的思考，其主要特点必然与中国哲学的不同。再次，忽视中西哲学思考对象的差异导致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片面认识。中国哲学以对政治制度和政治现实关系的概念化思考为对象，思考的主要内容和概念化表述，主要与伦理道德、国家治理、宗教典章等密切相关。在黑格尔看来这些都是伦理学说或道德哲学的主要内容，而不是西方哲学要探讨的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主要内容，更不是西方哲学要达到的目的。因此当黑格尔将西方哲学要解决的基本问题和思考思路，套用到对中国哲学内容进行理解和评述时，就对中国哲学做出错误的论断，认为中国的伦理道德归于宗教，并认为中国哲学对解决思维与存在问题而言是抽象枯燥的言论，无法对西方哲学主要思考的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进行范畴［规定］的探讨。若要求中国哲学在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的关系哲学思考中，产生一个在思维与存在关系思想中的范畴［规定］的哲学王国，这显然是个“种豆得瓜”的非分要求。把中国哲学主要思考的对象认为是关于思维与存在的概念性思考的这种误解，在《历史哲学》中显露无疑：“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14］黑格尔没有明白，中国哲学对峙的两方面应是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的现实，中国哲学的变化发展，一直在围绕政治制度的主观规定性与政治现实的客观现实性之间寻求更好的解决之道。
三、对中国哲学辩证法的片面理解加深黑格尔对中国哲学的误读
首先，黑格尔无法通过文献挖掘来思考中国哲学辩证法的发展史，也就无法以他自己的方式获得对中国哲学辩证法的正确认识。上文已说到黑格尔研究中国哲学的文献仅限于先秦时期，先秦之后资料缺乏制约黑格尔深入思考和发掘中国哲学的辩证法内容。其次，黑格尔没有发现中国哲学应有的辩证法的内在线索，从辩证法角度思考对中国哲学就显得非常片面。如上所述，黑格尔对中国哲学思考对象错误地认为与西方哲学思考对象一样的，所以黑格尔只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中辩证地考察中国哲学中蕴藏的辩证法，没有考察中国哲学中对政治制度与政治现实之间关系的思考，实际上也蕴藏的辩证法，被黑格尔归纳入西方哲学的道德哲学的范畴内。中国哲学的辩证法观点除了对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活关系的思考之外，也融入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之中。以黑格尔探究的周易之阴阳爻驳为例，黑格尔就没有看到用作占卜的先天八卦经过变化后形成的后天八卦，成为中国古代思想中标志方位变化的内容，而这种方位变化的描述通过固定的语言形成一整套概念体系，在中国古代的堪舆和建筑中就体现出这种概念体系的思维方式，这套概念体系在中国发明的许多仪器中也有异常重要的作用。所以黑格尔认为中国哲学无法在概念化的思考后作用于科学技术是种误解，这种误解源于对中国哲学蕴藏的辩证法的失察。再次，黑格尔从辩证法角度编纂中国哲学，产生了对中国哲学评论的误读。贺麟先生在评论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时特别指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黑格尔在他的哲学史别阐述了辩证法的发展史。任何一个或一派的哲学家只要其中有丝毫辩证法的因素，都被黑格尔挖掘出来加以着重阐明。”
哲学与思想的关系范文4
Abstract:Theanalyticphilosophyistheanalyticmethodtothelanguageandlogic,theepistemologybytheanalyticmethod,andtheontologyoftheepistemology.Astheepistemology,itboundedtheborderoflanguagewithlogicfortheword,astheontologyitcanceledphilosophyinlanguageandlogic,butdiscoveredtheappearanceprocessasthesignificanceofinsignificance.Infact,thatallarethecapabilityproblembasedontherepresentationoflanguageandlogictothephilosophicalthought.Theanalyticphilosophyitselfisathinkingactionoftheanalytics,whichanalyzesthesecomplexandprofoundrelationsintherepresentationofthelanguageandlogic.Buttheessentialrelationsbetweenthelanguage,logicandthoughtareyetoccultinanalyticphilosophy.
分析哲学起源于对语言的研究特别是对语言的逻辑研究之中，因此分析一词，首先只是表明人们感兴趣的只是分析的结果，即首先表明它被看作是语言表达形式的组成部分以及它们的组成方式，但分析哲学的内容和性质却远超过对语言和逻辑形式分析的结果，它不仅是揭示了语言和逻辑形式反映世界的结构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语言和逻辑形式反映世界的结构的方式最终是以对哲学思想的表达而实现的，所以对逻辑和语言的分析自身实质上是一个超越的思维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被当作一种哲学活动，即哲学思想的方法和过程，因而被分析哲学家们称之为“治疗术”，即对语言和逻辑表达哲学思想的混乱不清的情况的清理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成为基于语言和逻辑表达的认识论，而且它以独特的方式表达了分析哲学的存在论观点。
二十世纪对语言的研究有两个相反的方同，一方面走向更加纯粹、抽象，如数理逻辑，另一方面则走向日常和具体，但这两个方面都要有自己的哲学化困境，一方面，逻辑与形式语言具有同语反复的性质，它不能表达哲学问题，另一方面，日常语言能表达哲学思想，但它充满了混乱，分析哲学的任务实质上是这两个方向的综合，把日常语言中的哲学问题以纯粹的方式表达出来，传统哲学中因语言误解而纠缠不清的命题可以用语言分析清除掉，但它达到的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
分析哲学不等同于逻辑学，逻辑是思维的形式，分析哲学不直接研究思维形式，也不通过对逻辑形式的研究来研究思维自身；它也不同于语言的语义、语法学，语义和语法研究语言的表达方法，而分析哲学是以表达哲学思想的语言自身的形式为对象，但实质上探讨语言表达哲学思想的可能性，而不仅仅是从日常的语言中清理出这种表达哲学思想的语言的纯粹形式，因此它表面上不理会一般哲学研究中的存在和认识论等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化解在这种语言的形式和它们的关系之中，他们的任务只是发现和纠正以语言形式表达的哲学思想的错误，因此所有的哲学问题成为语言问题，但是分析哲学并没有从他们的研究中得到对哲学问题的解答，相反，他们认为用语言表达哲学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实际上他们的结论是语言没有表达哲学问题的能力，在分析哲学的意义上最终将导致的结论是：哲学的最终问题是无法用哲学语言来表达的。
但是这并不是问题最后的结果，分析哲学的意义是潜在的，首先，在人类的哲学史中它是第一次直接通过语言对思想的表达的可能性分析而指向了人类自身的一个本质——思想自身，他们至少揭示了了一个事实；语言可以呈现哲学思想过程，但人们应当对此保持在语言表达上的沉默，这是西方哲学最大的自觉，它意味着在科学的或实证的意义上它接触到了自己的非先验的对象，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将为具有自身动力性和统一性中国思想打开中西哲学汇合之门。
“分析哲学”几乎与“语言哲学”相同地使用，但语言哲学强调语言表达的世界的结构问题，而分析哲学，在它的最深刻的意义上，是语言对存在论问题表达的可能性，因此更具有认识论的意义，或者说它是关于认识自身的认识论，而且在它的最终方向上，以显现的方式表达了它的存在论。
对表达的分析
虽然人类还可以用其它的方式表达意义，如手势，图像等等，但毫无疑问，语言是最精确、方便的表达方式，这主要源于二个特点：第一，语言具有标准性的语法形式，即具有表达的社会性；第二，语言具有自身本质上的逻辑性，即它自身是表达的。当然还有第三点，语言是思维的形式，这是与表达的本质有关的更进一层的性质问题。
一般语言陈述的基本形式就是主词和谓词，主词提出对象，谓词进行陈说，但人们总是在双重方式上运用语言，第一是以语言的方式表达意义，这是运用语言的主要目的；第二是运用语言自身的语法形式，即以大家都能接受的语法形式说出或写出句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成是语言表达自身。因此一个句子在日常使用时如果被认为是正确的就应当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但实际上日常语言往往是在这两重意义上混乱地运用，因此表现为语言的使用与使用的环境有关，为了能纯粹地进行表达，人们就首先应当从心理、历史环境中清理出正确的语言形式，弗芮格和罗素就是在对语言表达进行理想化努力的方向上展开了一个新的领域，也带来更多的意想不到的问题。
把语言的两种表达区分开来就是把语言对意义的表与表达的形式分离开来。即把对意义的表达与对自身的表达与区分开来。实际上，这种区分由来已久，这就是从语言中抽象出逻辑型式。对逻辑的研究几乎和对哲学的研究是同时开始的，而且正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奠基人亚理士多德建立了传统的逻辑系统，并以思维的形式的研究作为逻辑学的本质。传统逻辑以日常语言作为对本身研究的工具，因此传统逻辑学是以自然语言作为表达工具所组成的逻辑型式与逻辑关系为研究对象，比如命题与复合命题，命题的关系与推理等等。
逻辑研究一开始就是在表达型式所表达的内容和表达型式作为表达的工具自身这双重意义上进行的，比如一个作为研究对象的命题既表达了它的内容，又表达了自己的形式，这种情况几乎和语言的表达一样。为了表达的纯粹化，把语言符号抽象为纯粹符号，这就是数理逻辑的方法，即以纯粹符号作为表达工具。所谓纯粹符号是只表达型式自身的符号，依靠这种符号，逻辑型式可以直接表达型式自身。在弗芮格研究的基础上，罗素首先以对命题和命题函项的区分成功地分离了命题和命题的型式，并且可以用纯粹逻辑符号表达出来[1]。命题可以表达内容，命题函项则只表达型式，命题函项即是普通命题的逻辑型式，命题函项包含了未定成份(逻辑变元)，当把这些未定成份赋予一定的命题值时，它就成为普通命题，用数理逻辑的语言说，一个命题函项是其值为命题的函项。比如，“罗素是一个哲学家”，作为普通语言，它既表达了内容，又表达了逻辑型式“某某是怎样的”，后者就是一个逻辑函项，在一定的逻辑符号系统中可以用纯粹符号表达为逻辑命题，如“p^q”等等。
逻辑分析方深入一层下去，由命题分析进入谓词分析，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把命题中的摹状词从作为名称的名词中区分开来[2]。所谓摹状词就是具有属性描述意义的词组，比如“‘数学原则’的作者”就是一个摹状词，它只表达一个属性事实，它与具有指称的名词不同，并不存在它所指称的人物或事物对象。罗素称摹状词是“不完全符号”，因为它单独出现时即不指称一个对象，也不能作为一个命题成立，如“‘数学原则’的作者”作为一个摹状词，并不指称罗素，它只表达著作与作者的属性关系，因此不具有单独的陈述意义，它只有在一个适当的陈术中才使这个陈述成为完整的，比如“罗素是”数学原则“的作者”才是一个完整的陈述。日常语言中，作为具有指称的名词如“罗素”与摹状词“‘数学原则’的作者”常常不加分别，人们用“‘数学原则’的作者”和“罗素”相互代用，但是这种不加分别的混用就带来了混乱和悖论。在日常语言中，“罗素是‘数学原则’的作者”这个陈述如上所述具有两重表达，第一是它表达了它的意义，第二是它表达了自己，即它的语法结构和逻辑形式。这样“罗素是‘数学原则’的作者”与“罗素是罗素”或“‘数学原则’的作者是‘数学原则’的作者”在日常语言中含混相同，但在分析意义上是不同的，前者包含了意义表达，因意义而真，后者则单独陈示自己的语法结构和逻辑形式，是一个同语反复的恒真的命题形式，它是“因形式而真”（罗素语）。这样摹状词理论就使逻辑形式可以从日常语言中清理出来。罗素的摹状词理论被誉为分析的典范，这并不仅仅是指这种分析的结果，即不是指这个分析从名词中区分了出了摹状词，而是指摹状词理论表现了典范的分析活动，这才是分析方法的自身的呈现。
分析的表达与不可表达
真正在内心深处困扰着分析学家的是，逻辑型式虽然是从日常语言中抽象而来，但它的普遍性保证似乎不能由这种抽象过程得到，而是由这种型式自身所保证的，前者是从经验中的抽象，而后者是自身分析的，正是在后者的纯粹型式上，表现了它的普遍适用性，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幽灵是无法驱散的,分析哲学并不是像分析哲学家所宣称的那样能真正地超越传统哲学问题，只是真正的传统哲学问题深藏不露而已。在分析意义上，逻辑真理是命题真值函项结构性的表达，似乎是自明的，如它是不是由抽象过程产生的，这种真理性从何而来？这最终将使语言和逻辑研究进入到认识论，成为真正的哲学。
罗素的逻辑分析基于语言形式的逻辑关系，它从语言中抽象出纯粹的逻辑关系——逻辑型式，即从语言对意义的表达分离出对逻辑型式的表达，逻辑分析的研究对象就是作为形式关系的逻辑常项即命题函项，这样语言作为对语言意义的表达和逻辑型式对逻辑关系的表达而得以区分开来；而维特根什坦的“逻辑哲学论”把逻辑常项也抽象掉了，即把逻辑型式对逻辑的表达与对自己的表达区分开来，因此他最后得到的就只是分析下的绝对纯粹型式，实际上它只是分析活动自自身的影子，成为维特根什坦所说的哲学活动自身。因此分析哲学在更进一层的意义上，已不是停留在被分析的语言与逻辑作为型式自身表达的结果，而是在分析下所显现的语言与逻辑的层次的表达关系，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分析过程，分析自身的方法和过程得到显现，这种显现不是别的，正是分析的思想活动自身，因此分析哲学的分析本质是对透过语言和逻辑表达而表现的人的哲学思想活动。在这种意义下，逻辑连接词既不表达逻辑对象，也不表达逻辑函项，所以它们即不表达意义，也不表达自己的形式，而只是在分析中显现分析自己。这样的推广是具有终极哲学意义的，在这样的推广下，命题既不表达真值，也不表达复合关系，它们都只是分析意义上的显现。但是分析哲学并没有直接做出这样的明显结论，他们的结果只是：由于逻辑命题即不是对抽象对象之间关系的描述，也不是对宇宙中最普遍事实的描述，因此逻辑命题是无意义的，也就是什么都没有说，只是重要的胡说。
在逻辑分析的意义上，逻辑命题是对自身的表达，因此无论是名词或者是摹状词的使用，它们与逻辑形式无涉，并不妨碍逻辑形式的自身表达，甚至意义上不正确的表达，如“‘数学原则’的作者仍然在世”虽然在事实上是不真实的，但在逻辑形式上并没有错。当然在分析的情况下，这两种陈述的区别是清楚的，但在日常情况下，包括一般哲学思维中，人们并不能时时自觉到这一点，甚至无法区分这两种情况，比如“存在”是在作为摹状词被使用，或作为具有指称意义的名词被使用就是无法区分的，只有对这种情况的觉察人们才会碰到了分析意义的哲学问题，但正如以上所述，分析哲学以无意义为据，不是解答哲学问题，而是取消了哲学问题。
但是，这并没有取消哲学，维特根什坦仍然深刻地察觉到，表达的无意义自身是一种显现。尽管一切逻辑命题都在同语反复，重言式却显现了证明，每个重言式都是证明的形式过程。维特根什坦的结论就是语言与逻辑表达在哲学问题上是无意义的，但它以“显现”的方式显现了它不能表达的东西——在终极推广的意义上，它们是分析意义上的“自在之物”——“不可说”的“神秘的东西”。
分析哲学取消了企图用语言方法表达的哲学，在认识论上语言就是认识的界限，因此语言就是世界的全体，语言不能通过自己表达自己界限之外的东西，更正确地说，哲学意义上的语言表达是无意义的，这实质上就是关于认识的表达可能性，这是真正的认识论问题。虽然表达最终即不能表达意义，也不能表达自己，但仍然显现了不能表达的东西，这就是“无意义”的意义。维特根什坦的研究在“显现”上中止了自己前进的脚步，他只是以格言的形式指出了它，并没有进一步研究它，因为它已超出了他的视野，当然他仍然以他的哲学活动显现了它，这也就是他的哲学，因此他并没有真正地取消哲学，在分析的认识论上：“对不可说的东西，必须沉默”——这也是一种哲学，它以分析的认识论表达了对世界和存在的看法，因而也就表达了分析哲学的存在论，因此分析哲学在双重意义上都是特殊的，作为分析方法的认识论和作为分析的认识论的存在论。
表达、分析与思想
以往的哲学主要都是研究客观、主观和它们的关系，哲学研究不断深入和拓展，从存在论到认识论，从认识论到方法，人类就像一个磨镜人，在不断清晰起来的镜子中看到自己不断清晰的自身，也看到了更多重的迷雾。当人们满怀踌躇地对人对于世界的认识和可能性，人的认识的形式、方法，包括知识的本质，以及认识的最高形式——自我意识，等等展开讨论的时候，总是发现一次又一次回到起点。比如就分析哲学而言，为了表达真理而探寻语言自身的确定性和纯粹性，分析哲学努力地摆脱日常语言的模糊性，感觉和心理因素而走向表达的纯粹形式化，但当他们认为成功在即时却发现不存在可以用理想语言表达的形而上学真理，因此一切哲学问题都因分析而被取消了。分析哲学认为"存在"问题只是一个语言问题，但是如果"存在"是一个谓词，那么关于存在的命题就什么都没说；但如果“存在”不是一个谓词，它就只能是一个有所指称的名词，这样分析哲学就又回到了它的起点——日常语言。
分析哲学自己研究对象的狭窄，表面上矛盾的论说性陈述和大量的反驳的意见表明，分析哲学遗忘了什么，遮盖了什么。实际上，语言的表达，在日常活动中不仅是在语法、意义、和逻辑形式的层面是展开，它而且是在思想中进行，就是说，一方面语言以精确的方式表达了思想内容，同时思想以语言表达的方式进行思维活动——语言是思维的形式，分析哲学实际上是对以哲学思想的语言表达、表达关系、表达可能性为对象，因此它不是关注一般的语言表达，而是指认识论意义上的表达，即语言作为哲学思想的方法或工具，它的可能性问题，因此分析一词就不仅仅是对逻辑和语言分析，而是在此基础之上，对它们的表达关系和可能性的研究活动。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分析不仅是研究的方法，而且是分析自身在分析活动意义上的研究活动，这正是分析哲学家们强调的分析哲学的根本性质，这时分析哲学一词不仅具有相当于康德哲学中批判一词的意义，而且是自身的“哲学活动”，即哲学思想和哲学思维过程。因此分析哲学可以简捷地说：哲学就是分析，分析就是哲学活动，而哲学活动就是哲学思维，只是我们应该加上非常必要的限制条件：在语言和逻辑表达的分析意义上。
语言的本质之一是它的社会性，不同主体通过共同规则使彼此交流成为可能，这种共同的规则就是语言的“游戏规则”，“游戏规则”中的规则一词不过是“逻辑型式”一词在日常语言中的代称。但“游戏规则”的“游戏”一词则揭示了日常语言的另一个本质——语言的过程性，正是这一本质体现了语言与思想的同一性。维特根什坦后期的哲学研究强调了语言行为，反对语言的意义与使用的分离，其实这正是在强调了基于语言表达的思想的过程即思维活动。
罗素的类型论和摹状词理论把语言的逻辑结构即语言的表达形式与语言对意义表达的功能区分开来，但他没能把语言的语法过程、逻辑过程与思维活动相互缠绕、渗透的表达与表现的复杂关系精细地区分开来，也没有把语言行为与思想过程分离出来。比如在类型论中，可以用加引号和多重引号的方法表达不同的类型层次，比如罗素、“罗素”、“‘罗素’”等等，但是只有在思想中人们才能建立这种理解，并找到表达这种类型区别的方法。之所以在日常语言中存在许多混乱，真正的根源并不在完全于表达，而在于理解，在于思维。对意义的表达和对形式自身的表达在表达中是无法区分的，只有在思想中才能被理解，只有经过思维自己的训练后才能被无误地运用，因此理解像“无意义”的自身表达即“无意义”的意义之类的问题，要在能自如地运用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才能把握。
我们可举一个“逻辑哲学论”中一个稍有典型性的例子：型式概念（逻辑哲学论4.126）[3]。型式概念对应于固有概念，类似于命题型式，因此也应当可以称之为概念型式，在分析的意义上，一个概念在表达它的意义的情况下不能表达作为概念型式自己，所以“问一个型式概念是否存在是无意义的问题，因为没有命题能回答这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它只能显现作为型式概念的自己，但是，人们仍然能够思维和理解型式概念，否则，一切讨论就不可能了，这才是哲学上的终极的无意义。
显现与无意义的意义
前面的讨论已经表明，借助于分析方法，虽然从语言到逻辑，从逻辑到分析自身，层次地分离了意义的表达与自身的表达，但问题依然存在，而且问题被推向事情的反面——一切对精确、纯粹表达的最终追求都被分析的认识论取消了。但是分析的自身就是显现，那就是被分析哲学所遗忘，也被自己所遮蔽的哲学思想活动自身，这正像谚语所说，骑在牛背上寻牛，因此，虽然维特根什坦说了：“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逻辑哲学论”4.）“哲学的目的是对思想的逻辑阐明”（“逻辑哲学论”4.112），但他并没有深入到语言、分析与思想之间的本质关系之中去，只是轻描淡写了它们：“日常语言，是人类机体的一部份，其复杂性并不低于机体。”“人类不可能直接从日常语言中得知语言的逻辑，语言遮饰思想。”在这个即将跨入的最重要哲学问题前，他止住了脚步。但是维特根什坦仍然以显现表达无意义，借此可以摆脱分析哲学自身的悖论：一方面，分析用于语言和逻辑，这相当于分析的“意义”；另一方面，分析的自身，或者可以说分析精神，只能作为方法在对语言或逻辑的分析中显现，这相当于对自己的表达，所以分析哲学自身也是双重意义的，这样维特根什坦的“逻辑哲学论”即是对于分析方法的使用，也同时又显示这个分析自身，因此他不能回避来自身的诘难：“逻辑哲学论”是无意义的，但他可以回答：它显示了自己。
另一方面，虽然维特根什坦提出了显现和无意义这样非常重要的哲学问题，但他并没有发掘到它们在存在论上的意义，只是以预言的方式说出了“逻辑哲学论”的格言：“诚然有不可言传的东西。它们显示自己，此即神秘的东西。”人们认为分析哲学取消了世界观等传统的哲学问题，这只是由于分析哲学未能把对分析的分析继续深入下去，主要只是停留在语言哲学阶段。但是维特根什坦却深刻地理解语言表达哲学思想的可能性问题：“历来对于哲学所写的大多数命题，并非谬妄，乃是无意义。”所谓谬妄，是说表达的错误，而无意义是指无法表达的。维特根什坦基于这种理解，以对语言和逻辑的分析替代了哲学，而不是取消了哲学：“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哲学应该把那些没有哲学便似乎模糊不清的思想弄清楚，并给以明确的界限。”罗素，卡尔纳普等人都表达了同样的意见，把哲学的唯一任务看成就是逻辑分析，正是以这个理由，他们才被以一种哲学思潮被归属到分析哲学的范围内。分析哲学所说取消了哲学并不是取消了作为认识论的和存在论的哲学，而只是取消了对终级问题的语言表达，他们认为分析哲学是一种治疗术，这种说法的真正用意是表明分析哲学的目的不是分析的结果，它是一种没有治疗结果的治疗活动本身，因此这正是表明他们只是在进行哲学活动，即积极的哲学思维。因此分析哲学就是哲学思想的活动方式，它的对象虽然是语言和逻辑，但它的结果不是被分析到的语言和逻辑结构，而是语言和逻辑在被分析过程中出现的表达关系，而且这种表达关系是在分析中层次递进的，也正是在这一层层的递进分析中，它们分析显现为分析意义的哲学活动。然而，语言表达和逻辑表达、表达与哲学思想，特别是分析作为哲学思想的活动，这之间复杂、深刻、本质性的关系仍然深藏不露，分析哲学只是冰山的一角。维特根什坦的后期哲学研究在非表达的意义上触及到了无意义问题，比如他曾举例如颜色样品、巴黎标准米等，问它们什么是红色或一米的长度这样的问题同样地也是无意义的，或许他企图建立一种行为主义的意义理论，但仍未深入下去，他的后继者如牛津哲学家在这种意义理论方向上发展了它；而剑桥哲学家则继续在分析的方向上走下去，在承认语言是混乱的基础上，企图进一步弄清语言为什么是混乱的这个方向上做了一定的努力，引起了大量的讨论，但所有这些工作都未在一种全面、系统的意义上达到传统哲学的深度和广度，因此也就未能在传统哲学的意义上集聚起来，没有能够形成为一个公认的学派，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一般认为，分析哲学的成果不是很大，它的结论是有限的，但这只是一种近视，分析哲学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发现了语言与逻辑的不可表达问题，并把它导向了认识论和存在论，因而揭开全部哲学的新的一页，虽然它没能最终在语言、逻辑与思想之间发掘出它们之间的深刻隐藏着的本质关系，但至少它以自身的哲学思想活动显现了它，这将引导哲学分析最终走向思想的源头，在这个意义上，分析哲学将是中国思想的一个再生之地。
1.罗素数理哲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p146
哲学与思想的关系范文5
关键词 职业教育哲学；职业教育思想；研究对象；研究方式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2）19—0015—05
每个学科的初学者都面临着一个问题，即自己所在的这个学科究竟是什么。在很多人看来，这也许不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事实上，这个问题不仅事关初学者对自己的认同，也关涉到他们能否有意识地开展本学科的研究，从而促进学科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美国学者认为：“人们有权要求任何一门学科解释其自身，并指导人们从事这项颇费时间和精力的研究。”[1] 按照这一要求，作为一门学科的职业教育哲学不仅有义务对自身进行解释，而且这种解释的清晰程度应足以指导人们从事职业教育哲学研究。
一、对职业教育哲学已有解释的反思
从文献标题来看，在我国，从哲学视角研究职业教育的成果并不少，但对“职业教育哲学”直接进行讨论的还较为鲜见。在这为数不多的研究中，有些学者对职业教育哲学进行了界定。
有学者认为，教育哲学是从哲学层面或者用哲学的思维方法对各种教育问题进行研究的学科[2]。由于职业教育哲学是教育哲学体系的重要部分，因此，职业教育哲学要么是从哲学层面对职业教育问题的研究，要么是用哲学的思维方法对职业教育问题的探讨。要准确把握这一界定，一要明确哲学层面是个什么样的层面，哲学思维方法是何种方法；二要确定作为职业教育哲学研究对象的职业教育问题包括哪些。在第一个方面，该研究者没有做任何说明，这使得其对职业教育哲学的解释并不清晰。在第二个方面，其认为，职业教育哲学的主题就是人与机器的关系问题，具体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人与机器的关系问题，即职业教育要培养人去服从机器还是让人去掌握机器；二是职业教育的价值论问题，主要涉及职业教育是要培养人的做事能力还是要使学生学会做人，抑或是两者的统一；三是职业生活中人与机器的关系问题[3]。应该说，将职业教育哲学研究主题归结为人与机器的关系问题，这不仅颇有哲学韵味，而且很有道理。但是这一看法太过狭窄，将职业教育实践中的诸多问题都排除在职业教育哲学的研究范围之外。总之，对职业教育哲学的这一解释并不能令人满意，因而是不可接受的。
有学者认为，职业教育哲学就是从哲学层面对职业教育观以及职业教育行为实践一般方法论问题进行研究的学科。在这里，所谓职业教育观是指“关于职教认识的根本观点和总的看法，具体表现为蕴涵于职教行为实践中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一般方法论是关于职教发展与创新的具有普适性特点的一般方法的理论化”。这一认识看似详尽，但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没有对“哲学层面”作出进一步解释，因此，人们并不清楚哲学层面是什么层面，是哪一层面；其二，一般方法论被认为是“关于职教发展与创新的具有普适性特点的一般方法的理论化”，但这一表述并没有清楚地勾勒出一般方法论究竟指的是什么。这两方面的不足使得对职业教育哲学的这一界定也不够清晰[4]。
与上述学者不同，有学者从多个方面对职业教育哲学进行了界定。他们认为，从职业教育哲学与教育哲学的关系看，职业教育哲学是教育哲学的一个分支，但教育哲学不能取代职业教育哲学。从职业教育哲学与技术哲学的关系看，技术哲学是职业教育哲学的基础。从职业教育哲学与职业教育学的关系看，两者有区别也有联系。就区别而言，在研究对象上，职业教育哲学是对职业教育学的哲学研究，其研究对象是职业教育学的基本问题，是职业教育思想，是职业教育学知识。而职业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具体的、现实的职业教育活动。在研究方法上，职业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是单一的，即“哲学所固有和特有的批判反思的思维方式”，而职业教育学的研究方法则是多样的，如文献分析法、历史分析法等。就联系而言，职业教育哲学以职业教育学为基础[5]。上述界定对职业教育哲学与教育哲学和技术哲学关系的认识清楚且正确，但对职业教育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看法仍然模糊。在职业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上，一会儿说是职业教育学的基本问题，一会儿说是职业教育思想，一会儿说是职业教育学知识，莫衷一是。在职业教育哲学的研究方法上，虽然该界定指出是“批判反思的思维方式”，但并没有进一步对这种思维方式进行明确说明，因此，所谓“批判反思的思维方式”究竟是什么，仍然不是很清楚。
总而言之，对职业教育哲学的已有解释在清晰度上并不足够，因而既不能将职业教育哲学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也不能有效指导人们从事职业教育哲学研究。因此，对职业教育哲学进行重新解释十分必要。
在最一般意义上，职业教育哲学就是对职业教育的哲学思考，是对职业教育存在的需要进行哲学思考。从这一认识出发，对职业教育哲学的解释应该从两方面展开，一是明确在职业教育中，哪些问题需要哲学去回答，或者说，在职业教育中，哲学能够回答哪些问题？即要确定职业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二是明确什么样的思考才是哲学思考，即确定职业教育哲学的研究方式。
二、职业教育哲学的研究对象——广义的职业教育思想
哲学与思想的关系范文6
一、旅游环境哲学思想研究基础
（一）东方环境哲学思想基础
1.儒家“天人合一”哲学思想
在“天人合一”问题上，儒家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仁者爱人”，其生态思想可概括为“人伦中心”。儒家的“仁者爱人”不是西方的博爱，它是一种有差等的“仁民爱物”态度，并非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而是一种“人伦中心”倾向。在其“天人合一”思想中，“天”主要是“人”的一种背景，儒家的“仁民爱物”，把自然价值看作是人伦价值的一种延伸。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主要是通过人对自身的修炼来实现。在看待人、社会、自然三者关系问题上，一方面儒家对人的价值比较重视，它将人看作社会与自然万物关系的中介与核心，将人在社会、自然中的纽带性地位突显，另一方面又克制人作用的发挥，主张克己修身，由己推人、由人及物。既要重视人的价值又要克制人的作用，似乎儒家思想在价值观上存在矛盾，但实际上这看似矛盾的思想旨意却正是古人的智慧之所在。
总的来说，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心固有的至善本性，这个至善本性就是天地的生生之德。“天以阳生万物，以阴成万物。生，仁也；成，义也。”（周敦颐：《通书·顺化》）天就内在于人之中，人人都具有天地仁义的德性。人通过反身而诚，把内在的德性开发出来，也就实现了天德，达到了天人合一，就可以廓然大公，体验到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可以做到物来顺应，无所不至，体物不遗，爱物不私，民胞物与。但值得注意的是，儒家“天人合一”的人伦化的自我超越特征，也包含着把自然人道化的错误。
2.道家“道法自然”哲学思想
道家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与儒家不同，道家的观点可概括为“道法自然”，它强调人与道的合一，人与自然的合一，人与宇宙生命和宇宙精神的合一。在天人皆来源于道的自然演化的含义上看，天与人本来是依自然之性而产生的，而且原本就处于一种自然而然的本来状态，故它们是合一的，而不是分离的。而且人是由天地和气所生，天地又是由道自身的无为自化所生，故此，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就是要通过体验宇宙过程的自然本性，认识到自然之化是生命之本源和宇宙精神的最高体现，从而依循自然而为，去除一切对天地万物和人本身的有意造作和加工，把人的生命融入自然生态的大化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万物平等，即道家所言：“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同时，由于天、地、人具有统一协调的关系，社会秩序亦为天道运行自然形成的一部分，因此人类社会只有依循天道运行的法则才能治理好社会，也才能实现社会系统与自然系统的和谐相处。本文由收集整理
（二）西方环境哲学思想基础
1.“人文主义”哲学思想
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是反对一切以神为本的旧观念，宣传人是宇宙的主宰，是万物之本，用“人权”对抗“神权”，向中世纪的教会统治和宗教教义提出英勇的挑战，所以人文主义有时又称作人本主义。从人性论的观点出发，人文主义提出个性解放的要求。人文主义者否定教会宣扬的人一生下来就有罪孽，否定人生的目的是死后的永生的来世思想，猛烈抨击教会鼓吹的禁欲主义。他们肯定现实生活，颂扬尘世欢乐和幸福，赞美爱情是人的最高尚的感情，认为人有追求荣誉和财富的权利。人文主义批判中世纪对科学、文化的摧残，反对蒙昧主义，崇尚理性和智慧，主张探索自然，研究科学，追求知识，接受新事物，全面地、和谐地发展个人才智。为了反对封建压迫，人文主义还宣扬自由意志，提倡人与人之间建立平等、仁爱的关系，否定以人的出身、门第来决定社会地位的等级制度，强调个人的品德、才能决定人的地位。
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使理性获得高度弘扬。人文主义对人性的颂扬，自然主义对认识自然的现实主张，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被抽象的主体与客体关系取代。近代认识论的主客二分以及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在观念上树立起人是自然主人的信念。而西方基督教与哲学则成为形成整个西方文化传统核心——人类中心主义的两大因素。在基督教教义中，人高于自然界其他生命形式和存在物，是大自然的主人，自然界一切非人的存在物都是为人的利益而存在。人对自然的统治是绝对的，无条件的。
2.“深层生态学”哲学思想
面对生态环境恶化及西方文化中人类和自然二元对立观念，深层生态学所倡导的中心思想和宗旨对于人类认识自己、认识社会、保护环境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深层生态学聚焦于整体（如生态系统、物种或地球本身）而非生命个体（整体主义），它主张以整体主义思想来看待和处理环境问题，确认人与自然不可分割（人与自然本体同一），强调相互关系，坚持人与自然相统一的一元论有机生态世界观。这种生态整体主义思想对于体现“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理念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构建要求具有重大价值。
其次，深层生态学强调自然的固有价值和生命物种平等权利，它认为个体特征与整体特征密不可分，自我与整个大自然密不可分，人的自我利益和生态系统的利益是完全相同的。因此，人类在对待自然界时，应彻底抛弃西方文化中人类和自然二元对立的观念结构，追求自我（self）实现与生态系统的平等，以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待自然界，使自然界中的万物走向真正的持续发展，即“活着，让他人也活着（liveandletlive）”（指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形式和自然过程）。深层生态学创始人阿伦·奈斯把这一思想定义为“生态智慧”，对人的生物属性和生态存在给予了足够尊重甚至充分张扬，在生态环境遭受破坏的现实生活中具有重大意义。
转贴于
再次，深层生态学把生态危机的本质归于传统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机制的不合理，要从根本上克服生态危机，应该而且必须确立保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价值观念、消费模式、生活方式与社会制度。
最后，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是要维护所有国家、群体、物种和整个生物圈的利益，追求人类整体利益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实现”，这一点显得尤为重要。
3.“生态”哲学思想
生态认为，由于人类自身生存的需要，也由于人类不满足于自身的生存状态，不断地从自然界攫取更多的财富，不断地提升自己对自然掠夺和改造的能力，在加强对人的剥削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自然的剥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破坏生态环境。生态从资产阶级维护其合法性的角度阐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破坏环境的必然性，指出由于人们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感受到的不是快乐而是痛苦，人们受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把消费作为一种自我满足的手段，把消费当作人生的唯一乐趣，因而对于物质产生永无止境的追求。资本主义为了维护其合法性，以及继续维持高生产和促进高消费，就会借助科技变本加厉地“榨取自然”、“盘剥自然”，生产越来越多的商品，来满足人们对于商品的需求，进而导致资源枯竭和生态公害的频繁发生（唐宏，2007）。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位代表人物h·马尔库塞（1969）在《论解放》一书中更加广泛而深刻地论述了生态危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压抑人也压抑自然，造成人的异化也造成自然的异化，人不再是“人”，自然也不再是“自然”。
人类急需一种新的整体性生态哲学思想对当代全球问题和人类发展困境进行理论指导，而西方思想在此时正慢慢发展壮大，在对当代全球问题和人类发展困境进行哲学思索的基础上，生态对前述两个流派的理论进行了重大发展和补充。如前所述，对环境问题的探讨，生态认为：生态问题不仅是环境问题，它更是一种更深刻的困局的征兆，其根源不在科学本身，而在于一种意识形态；环境问题的根源实际是源于人们的异化消费观，后又因科学技术发展而加重，技术虽然造成了资本主义“单向度”（one-dimension）的主要原因，但自动化的科学技术可以消除人类劳动的异化，为人类自身的解放和自由创造条件。因此，要实现自然的解放，我们不仅要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应合理本文由收集整理应用科学技术，将人与自然界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对科学技术无限制的追求中解放出来。由此，西方的环境哲学走过了一条从二元分立（重视人的作用）—二元分立（强调客观世界的平等权）—实现二元统一的思想发展道路。
（三）东西方环境哲学思想比较
1.基本观点和思维方式
传统西方哲学和科学把世界普遍地理解为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关系，认为世界分为物质和精神两种实体，人是精神性的，自然则是物质性的。在这一认识论下，西方哲学思想分立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流派，一是人类中心主义，二是非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认为，僵化的自然在与人的关系中，只能扮演工具的角色。培根提出，人应主动征服自然，使之服务于人类。洛克更是宣布“听命于自然的土地……只是一片荒原”，只有人的改造才赋予自然以价值，“对自然的否定，就是通往幸福之路”。人类中心主义实际是一种把人看作宇宙中心的观点，它的核心思想是一切以人为中心，或一切以人为尺度，为人的利益服务，以人的利益出发，主张按照人类的价值观来考察宇宙中的所有事物。由于它关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存在过于极端的观点而被某些学者批评为“鼓励了人对自然的掠夺，是占有性的功利主义、利己主义，是经济主义、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及环境危机的思想根源”。
与西方环境哲学思想片面强调物种之间的平等和平权所不同的是，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既不极端地认为只有人有价值，只有人有利益，只有人能获得待遇和权利，也不只推崇对生命的重视，信奉生物平等主义，而使物种和生态系统的道德原则远远高于人的道德权利原则。它将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整体，强调人和自然生物有共同起源，人性和天道在终极意义上相通。它承认自然界和人一样都具有主体地位。在看待“天地、人”以及二者关系问题上，它既不否认人作为自然有机整体的一部分，是宇宙创造过程辅助者和促进者这一重要价值，也不过分强调人的作用，而是主张人应具备“民胞物与”、“转贴于
仁者爱人”的思想，以“克己修身”的方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平衡。
2.基本方法
东西方环境哲学由于在思维方式上的差异性，导致二者在处理生态环境中生物之间、生物与非生物之间、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矛盾的基本方法又各具特点。中国古代“天人合一”思想以一种整体性思维看待生态环境，它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告诉我们，人的生存和意义实现，都是在与他人乃至与自然的相互关系中产生，它以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向我们强调，个体只是整体中的个体。而西方环境哲学思想则注重分析，擅长利用现代科学手段将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归纳，从定量的角度把事物之间、系统之间的矛盾量化与分解，然后以数据为佐证，制定针对性建议措施，即在方法上寻求自然科学的支撑。虽然这种方法对于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分解、量化系统矛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因其依旧无法摆脱二元论思想影响，从主客二分的角度把事物进行一级一级的抽象归纳，结果越来越远离了事物的本原，导致西方哲学思想史上的千年之蔽——本源性、本真性的存在被遮蔽了。
可见，无论是中国“天人合一”传统哲学思想还是西方生态环境哲学思想，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都有其局限性，亟待为认识、解决人与环境之间各种矛盾关系建立一种彻底的生态世界观，它是一种既能承袭“天人合一”思想精髓，又能克服西方生态环境哲学思想中人文精神不足的缺点，它带着生态科学理论和绿色生存技术而来，为了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而生的一种整体生态可持续发展世界观。
二、旅游环境哲学思想研究进路
（一）旅游环境哲学思想研究存在的问题
就目前的研究现状而言，旅游环境哲学尚存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旅游环境哲学思想本体论构建。西方作为研究现代环境哲学的先行者，诞生很多环境哲学流派（这其中包括环境伦理学、生态、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权主义和生态神学5个比较大的派别），且更为偏重通过理性、技术手段实现其理念。但“一分为二”是西方环境哲学非常牢固的思想传统，想要完全推翻这个思想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西方环境哲学受到“斗争哲学”思想很大的影响，存在很多局限性。这方面东方较之西方有不同的思维方式，有不同于西方的哲学路线，这里最重要的有3点：（1）“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主干；（2）和为贵，“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的精髓；（3）整体性、系统性思维是中国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但东方环境哲学思想过于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的一面，有忽视人与自然的冲突一面，过于强调价值理性而忽视工具理性，过于强调人的内候内证的精神体验。
第二，旅游环境哲学思想研究体系构建。作为一种新的旅游发展观，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旅游环境哲学还处于起步阶段。目前，国内外还鲜有专家学者专门针对旅游环境哲学进行系统阐述，零星的一些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环境哲学问题、旅游环境承载力问题、游客容量问题、生态旅游与生态伦理等方面，严格来说这些研究成果远远没有达到旅游环境哲学的层次，更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一个学科要进入范式研究，一是要求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二是要求有自己的研究方法和方法论，三是要求有基本的解释现象的系统理论。而上述需要研究与思考的核心问题（包括旅游环境哲学概念体系、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实现途径）实际上也正是长期困扰旅游学界的重大问题之一。该研究从深层次上触及了旅游学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的基本问题，触及时空观、规律观、运动观、因果观、思维方式等方方面面，是旅游学基础理论与旅游地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领域的重大问题。
（二）旅游环境哲学思想研究进路
1.旅游环境哲学思想研究体系构建
任何一个发展成熟的学科都必须具备自己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旅游环转贴于
境哲学也不例外。理论体系研究一般包括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相关的概念体系。明晰研究对象是一切研究的起点，旅游环境哲学的研究对象简单来说就是旅游业发展中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具体到研究内容，则侧重于研究旅游环境这一复杂系统中旅游者与旅游者之间、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之间、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居民之间的伦理，从哲学层面寻找旅游活动背后对旅游复杂系统影响的根本原因、机理，以及从环境哲学的视角来解决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实现人—地和谐发展。在构建了旅游环境哲学的研究对象和具体研究内容之后，就必须寻找其切实可行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是取得研究成果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一套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旅游环境哲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应该站在哲学的高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思想，提炼出自己的研究方法。明确旅游环境哲学的研究对象、内容和方法，就可以构建确切的相关概念体系。概念体系是理论研究的基础环节，也是核心环节之一。只有构建了合适的概念体系，明确研究对象所应该涉及的概念，才能构建完善的理论体系。旅游环境哲学是研究旅游环境的哲学方法论，旅游环境不仅仅只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社会、经济环境，是复合环境系统。它是围绕旅游活动而建立起来的多种组合，由旅游环境构成各要素在相互适应的基础上耦合形成既有特定结构与功能，并与外部环境实现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以适应外部环境，实现系统内外平衡的复杂体系。其涉及的概念包括环境伦理学、旅游伦理、旅游环境、旅游环境承载力、旅游可持续发展等概念。
总之，作为旅游环境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进路，构建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概念体系以及理论基础等的完备的理论体系是其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旅游环境哲学取得学科进步和跨越的必经进路。
2.旅游环境哲学实践研究体系构建
旅游环境哲学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因此，构建旅游环境哲学研究思想框架（包括研究对象、概念、思想体系、研究视角等）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更为重要的是要将该哲学思想运用到旅游业实际开发与规划管理中去，以便更好地服务和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