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哲学研究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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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文化哲学研究

儒家文化哲学研究范文1

关键词:儒家思想;日本;继承和发展。

儒家,又称儒学思想,是以奉信以孔子为先师,以“儒”为共同认可符号,各种与此相关、或声称与此相关的思想道德准则,是中华文明最广泛的信仰构成。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在鲁国讲学,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经为经典,奠定儒家的最早起源。 纵观儒学文化,体系非常庞大,包括了道德、修生、养性、治国、治家、哲学、艺术、教育、伦理等各个方面。

对于中国儒家文化的重新重视实际上始于日本的经济起飞。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给儒家文化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新领域。正是从日本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子。

一、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继承。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儒家文化的地位始终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佛、道文化业日益兴盛,虽然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但是也受到了佛、道文化的极大挑战。这个时候,非儒家文化表现出极大地包容性与生命力,在儒学文化思想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成熟的同时,日本的本土文化也在进行不断地演化。

(一)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理想化。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充分冶炼后形成的理想是相当明确的,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的天下。是指当时的中国,即整个华夏民族的社会整体。“平天下”的主张带有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含义,是儒家社会理想的一种体现。日本也继承了儒家文化中的这一思想,在无法达到“大同”的现实中,日本则是用组织人本来统一思想,形成以组织为第一位,一切服从组织的基本理念。特别是在上世纪70年代是日本经济腾飞时期,儒家文化在日本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中国儒家文化的在日本的应用。

古代日本经济以农业为主,分散的小农经济并不要求强化集中的生产管理,多样性反而更适合。在这种请款下,“恭己正南面”、“无为而治”、等成为非常有效的管理手段。日本的农民只要有宽松的经济环境,上交的产品少些,能维持再生产,就能迅速的发展农业生产。

另一方面,在行政权利的平衡方面,中过儒家思想却又有着非常精致的设计。这中设计并非儒家的专利,还包括有韩非子集其达成的法家思想等,尤其是法、术、势的思想。法家思想的主流又不同于西方的法律思想,基本上是为维护封建专制的统治而设计的,所以这些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古代帝王之术又很容易被日本的封建统治者所应用。

二、中国儒家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一)对日本民族精神的影响。

日本人自称自己为“大和民族”,其他们的民族精神“大和魂”在日本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正是这一民族精神是日本成为一个非常团且和具有向心力的国家,这就是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和”文化的影响。并且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博怀、海纳百川的文化观念使得日本有着兼收并蓄的宽容精神,让日本有着善于学习的精神。

(二)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在日本社会,被融入企业管理之中。儒家文化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即以人为本的观念,深刻影响着日本的众多企业家。日本的长期雇佣制和年工资制实际上取消了雇佣制的作用,而企业内工会又把劳资双方的关系确定在企业内部,不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力量参与。在这种情况下,调节组织与参与组织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主要依靠儒家文化中的组织伦理、组织文化和管理哲学来实现。

中国儒家思想中“和为贵”思想也被日本企业所吸取并且加以改造,把“和谐高于一切”作为自己企业的目标,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和谐关系。日本很多的企业不把管理人员与雇员之间、同事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单纯的利益关系,而更重要的是互相之间的扶持和帮助。

(三)对日本法制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对日本的法制建设有着极大地影响。在日本进入七世纪以后,当时的圣德太子对日本社会进行了彻底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十七条宪法》的制定,虽然从现在的角度去看并非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宪法,但是在当时它却是日本法制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它第一条内容就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这完全体现出了当时中国儒家文化对日本法制极其深的影响。其第四条“群卿百寮、以礼为本。”也是儒家礼制的在法制文化中的应用发展。其第九条“信是义本、事有信”也是源于孔子的“三纲五常”中的五常“仁、义、礼、智、信”的中国儒家文化思想。

三、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扬弃。

中国儒家文化的追求稳定性的目标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政治上的保守性。事实上,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无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每有太大的创新,生产力也没有显著的进度。在技术、管理组织等方面,严格来说,进度也不大。甚至进入明治维新时期,还在沿用之前的组织管理措施。

在现代日本仍然重视组织与个人的关系,中国儒家文化中的组织人本主义依然受关注。在现代社会,过度迅速的组织接替,尤其是巨大组织的解体,也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所以日本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大型金融集团、大型企业,维持稳定。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日本为了保护部分特权阶层及维持自身的道德优先地位,日本有用道德约束来代替法律约束,所谓“刑不上大夫”。由此,特权阶层的过渡膨胀反过来又侵蚀了组织,这是日本历史上的普遍现象。

参考文献:

[1]查理得·科特。《无治而治》,外文出版社1999年版[2]严绍。日本儒学的近代意义[J].中日比较文化论集。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0.

[3]崔景明,赵秀兰。“儒家文化圈”中的中韩日[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4(05)。

儒家文化哲学研究范文2

关键词:哲学;中国化;经济全球化;儒家文化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15-0113-01

当今中国哲学不可能离开两大实践背景,这就是:正在发展的全球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在日趋全球化的今天, 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必须高度重视民族文化, 把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作为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根本途径, 为推进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伟业提供精神动力和支持。而建构当代中国哲学就是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灵魂。当代中国哲学的研究又有不同的角度,也可以说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一、哲学吸收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

一般认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它既是封建宗法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 也是这个社会统治阶层的思想工具。儒学价值观系统中的一些基本观念, 诸如仁爱、人本、太和、和谐、中庸、诚信等等, 是经历了几千年文化变迁和社会实践而被证明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 不但没有过时,还具有普世性, 如能正确引导, 并赋予其时代精神, 不但将产生强大无比的精神力量和持久不竭的文化源泉, 也可以使其在当代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提升道德、裨益世道人心的实际作用。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 传统的儒家学者都有“为天地立心”和“民胞物与”的宇宙情怀和人生理想。人类和自然界自然会建立一种协调关系, 人类的生存环境与生态系统自然会形成一种优化平衡的状态。儒家从“仁者爱人”的思想基点出发,其目的就是在道德观念的基础上, 使上下左右的人我之间实现心理上的互相沟通、思想上的互相理解、感情上的互相体谅, 从而建立一种协调、和谐的关系。

儒家文化中所蕴涵的上述诸多优秀思想、价值观念以及包括佛家、道家等在内的传统文化中的合理资源都应当在当代哲学体系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二、中国传统文化借鉴哲学

我们不能孤立地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这样容易使弘扬传统文化成为“孤芳自赏”, 并且存在着使中国化的文化价值阐释走入误区的可能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 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文学”,其含义不是狭义上的文学作品, 而是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的文献, 实际上是指我们所说的文化。因此, 中国化的文化内涵必然涉及到民族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交互作用问题。我们衡量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的标准不仅应当着眼于对中国实践的理论指导意义, 而且应当着眼于在世界研究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这样, 我们就不仅应当关注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的思想所表述的的基本原理在中国实践中的应用, 还要积极关注过去一百多年世界各国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开展积极的思想碰撞、学术交流和理论对话, 从而彰显中国化理论成果在世界研究中的价值和地位。

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运用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之中

作为一种世界哲学, 哲学是整个人类哲学智慧的结晶, 其中理所当然地包括中国传统哲学, 尤其是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贡献。马克思曾经预言: 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 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 不再是一定的体系, 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朴素辩证唯物主义也构成了哲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重大的历史文化基础。作为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哲学只有同各个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 转化为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才能真正发挥自己改造世界的功能。

儒家文化哲学研究范文3

 

1 高职教育在新形势下面临的问题与成因以及本文的主要思路。

 

高等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在突出专业性和技术性教育的过程中,过多地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这种局面不仅影响了高职院校的长远发展,而且削弱了学校育人的本来功能,忽视了哲学世界观教育与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结合,形成了伦理道德观的断层,忽视了学生自身品德和文化特色的培养,导致了社会公德和责任感的缺乏。

 

十报告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大力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重要任务和要求。结合当今高职教育尤其人文教育的现状,通过对中国传统 “道”、“术”学说和传统儒家文化以及对于我国高职教育的发展意义的研究和探讨,将传统“道”与“术”文化以及传统儒家文化融入目前的高职教育中,可以在理论与实践上起到推动高职教育发展的作用,有益于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我国高职教育领域的建设。

 

2中国传统 “道”“术”学说与高职教育结合的理论研究

 

笔者通过梳理中国古典文献后发现,“道”与“术”是中国特有的文化范畴,“道”“术”学说与儒家传统文化是我国优秀古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是控制着万物一切的生化运作的规律,“术”是指“方术”、“术数”、“技术”。道术关系研究表明, “道”是从哲学到人类一切活动的最高境界,是万物运行都必须遵循的原则和规律。“术”是指天道付诸人类社会的现实形态,它以“道”为行为准则和最高目标。具体内容包括修养、治学、生产生活实践等。人类要想真正有美好的生活,唯有修德于天下。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教授认为:“道”,就是人文精神、思维能力和人格修养,“术”,就是指实践技能和工具理性。而传统教育之“道”包含了“道德义礼”(道)和“知识技能”(术)的双重教育,针对当前高等教育的现实问题,提出高职教育应当“首先是重道,同时重视必要的术”。

 

3 道术并重传统文化融入高职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构想

 

中国传统 “道”“术”学说认为有“道”有“术”,才可以成为真正的人才。现代教育应当“道术兼容并重”“教书育人”“学问道德”应该双管齐下,做到精神与物质、主体与客观的统一兼顾。我国高职教育存在的问题有:其一、轻视文化素质和精神发展的教学与培养。其二、普遍存在重专业轻素质的问题。其三、高职院校学生存在道德缺失、责任感缺失的现象。其四、对于提高素质教育的认识不足。因此,高职院校教育以道术并重实践为导向促进传统文化融入高职教育非常必要。本文所涉及的基本内容包含了传统教育之“道”包含了“道德义礼”(道)和“知识技能”(术)的双重教育,因此,通过“道术并重”的教育将有利于进一步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的人才素质,也对就业质量的提高有促进作用。

 

4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现代高职教育的适切性

 

传统儒家文化的主要包括:(1)“仁爱”与“诚信”的思想。(2)诚信思想。(3)“天人合一”思想。(4)“中庸”思想。(5)“自强不息”思想。当前高校偏重科技素质培养的同时,必须认识到传统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道德文化的主干,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不可忽视的历史依托与优良的文化资源。其中,“仁义礼智信”的道德规范是儒家文化的理论基石,其对当代的职业教育工作依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需要在继承中创新,高度重视传统文化教育,成为高职教育发展壮大的原动力,儒家文化与现代高职教育结合具有非常显著的适切性。

 

5 道术文化和儒家文化在现代高职教育的实践智慧

 

本文通过调查、访谈,对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东莞联合职业技术学校、广州千江集团三家高职院校与校企联合单位开展传统“道”“术”学说与儒家传统文化、发展企业文化的情况进行了综合性分析研究。重点研究了开展“道”“术”学说和传统儒家文化较为成功的的做法与经验,并对如何将其植入高职教育、拓展校企联合手段以及在高职院校如何开展人文教育和倡导道德实践进行了分析与探索,以期能够为开拓当代高职教育的新路径提供有益的启示。

 

5.1 东莞联合技工学校人文教育实践成果及经验

 

该校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职业教育理念有机结合,积极推进国学教育、德行教育、职业素养教育,铸就师生爱国、爱校、尊师、感恩、礼貌、忠诚、守信、爱心、行善等良好的德行,以此让学员学会正确做人处事的态度、方法,全方位培养未来可持续发展所需的综合素养。传统文化实践活动内容包括开展培训讲座,增强学员学习传统文化的信心和认识、组织学生读《弟子规》、《孝经》等,讲授《弟子规》等内容、为学生开展封闭式传统文化基础入门专项培训,包括孝道教育、悌道与五轮伦之道、经典熏修与德行涵养、礼仪、勤俭节约、感恩、励志、责任心、价值取向教育等,促进了个人素质综合素养的提升,达到了以德治校的效果,培养出一批又一批适合社会、企业需求的新时代人才。

 

5.2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传统道术学说和儒家文化导入实践

 

该学院以道术学说为依据制定职业教育的目标,参考 “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的三项标准,培养具备深厚的道德品质、高超的理论思想和卓越的劳动技术的应用型人才。完成《我国一流高职院校发展路径研究》项目,重点进行了构建基于职业能力发展的高职大学生素质教育体系的探索,将亚里士多德的“德智体美”与孔子的“学而时习”作为重点研究内容,在“人文素质课程”一栏中列入人文课程80讲,包括了道术学说及儒家学说讲座。根据传统道术学说与儒家传统文化的理念,提出职业素养的三大要素,即“职业信念”、“职业知识技能”“职业行为习惯”,并开展了多渠道、立体化、渗入式的职业素养培育工作,包括设置培养学生素质的相应课程、以提高学员素养为主旨建设高职校园文化活动,提高了高职院校学员的自身素质。

 

5.3 传统儒家思想对企业文化及校企合作职业教育的实践与体会

 

广东千江集团以儒家文化为主进行了与高职院校"校企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创建了“千江论语”特色企业文化,从孔子思想中寻找到企业价值的根基,从《论语》等传统文化经典中寻求现代企业管理智慧的实践,通过标语符号、员工培训、会议宣讲、编辑书籍和唱片、公益演出以及传统的周礼仪式等多种方式,向高职院校实习学员传播“千江论语”的传统特色儒家文化。其中“唱孔子”是“千江论语”独具特色的传播方式,出版了《有朋自远方来》、《三人行》和《铿锵论语》书籍以及唱孔子乐教系列有声教材,通过配套教材书籍和CD唱片学习论语,促进了校企结合培养人才的实践。

 

6 结语

 

(1)我国高职教育应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道”“术”兼顾的职业教育理念,将人文素质教育摆在首要位置,在崇尚科学精神的同时,实现道术并重的高职教育发展。(2)当前的高职教育应该更新教育观念,逐步加强学员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度,用儒家人文思想精华丰富素质教育内容,提高学生素质,改变重科学、轻人文的现状。(3)高职院校应当用儒家人文精华提升校园文化品位,使其作为提高综合素质教育的载体,实现技术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的紧密结合,培养全面发展、做事与做人高度统一的高素质人才。(4)高职教育必须加强高职院校与企业的合作,以企业文化建设为依托,联合企业对高职院校大学生进行传承儒家人文思想,开展儒家经典的传统文化教育与实践活动,为培养出具有良好的文化素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高素质职业人才开辟新的路径。

 

综合上述,本文针对我国高职院校在人文素质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研究了从中国传统“道”“术”学说与儒家文化中汲取其人文思想的精华,并在理论上寻求出传统儒家文化在现代高职教育的适切性,探索当前我国高职教育相关的理论与实践路径,并以开展传统教育较为成功的高职院校、校企结合企业的经验为目标进行了调研和探讨,为传统文化人文思想应用于高职教育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依据。对于探索一条适合于当代高职教育发展的途径有较好的理论和实际参考价值。

儒家文化哲学研究范文4

关键词:模因论;美国华裔作家;美国华裔文学;儒家文化;跨文化进化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12-0157-03

模因论作为新兴的学科研究方法,通过对语言、文化、信仰、行为等传递过程中与基因的生物进化相互作用,其信息观、思想观、文化进化观等在变形、合并、分裂、传递中的变异选择,为解释语言和文化领域中的概念演变提供了指导和借鉴。后现代主义文化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其《政治无意识》一书中,提出了用政治的视角来阐释文学文本的方法是“不可逾越的地平线”[1]。这一论断的提出,对于美国华裔文学的生成及发展具有重要的提纲挈领作用。以谭恩美、黄玉雪、汤婷婷等为代表的美国华裔作家,从本族群体对自身文化的理解与接收上,在摹仿、借鉴、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进行跨文化的交融与创新,从而形成带有异族文化特色的文化模因现象。本文以中国儒家文化为线索,从美国华裔作家的作品探析中来梳理文化进化过程中选择、适应、变异的动态历程,并从模因适应性上来归化、异化演变趋势,以形成宗教比附型、智慧型、未来哲学型的模因变体。正是这些文化变异,促进了中国儒家文化模因的复制与传播。

一、模因论及文化模因研究

在文化的研究中,模因论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般性研究工具,即对于文化均有模因构成。文化在模因理论下所形成的交流、传递及变迁,都是以模因为单位而进行跨文化间的解释与延续。模因论是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基础上,用以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新兴理论,其最早由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提出[2]。如同生物学中的基因一样,对于文化来说也存在基本的单位,遵循模因理论实现文化的复制与合并、分裂与传递等变异方式。同时,道金斯在阐述文化模因中,将模因作为文化传递的基本单位,并从模仿中对有形的、具体的制造样式,或是无形的、抽象的思想观念进行模仿并获得自我复制和传播。对于模因的文化内涵,主要体现在语言、信仰、风俗、行为方式等方面,从生物进化过程中来传递类似的东西。西方学者在界定模因的信息特征时,将个人的记忆作为基本的信息单位,利用模因理论来实现对记忆的复制、成本、转化,它存在于人的记忆里,受到人自身文化的影响,并从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等方面来实现文化传播的逻辑起点和因果关系。可见,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模因论以其强大的阐释力,实现与其他学科领域知识的融合,以拓宽其研究范围,推动模因研究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积极作用。

二、谭恩美、黄玉雪、汤婷婷的成长历程

从第一批华人走进美洲大陆之日起,中国古老的文化便飞跃重洋在这片土地上蔓延开来。谭恩美作为当代美国华裔女作家,被评论家冯亦代称谓“第二代华裔作家”的代表人物,其作品以独特的视角来呈现中美文化之间的碰撞,并从作家自身特殊的双重文化身份上来观照两种文化融合下的对人生和命运的冷静思考[3]。谭恩美出生在美国华裔家庭,与其他亚裔子弟一样,排行最小的她的童年是在文化冲突与矛盾中度过的。一方面她接受美国教育,内心对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是其自认为美国人的自豪,另一方面,在父母都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谭恩美常常有一种强烈的“局外人”的感觉而孤立地成长着。家庭的变故导致母女生活的悲惨命运,父亲及大哥的去世,更加增强了谭恩美对生活的追求信心。她做过很多工作,最终带着对文学和语言的执着兴趣,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然而,母亲身患重病期间,对于谭恩美特殊的生活经历来说,面对与母亲长期的纠葛与矛盾,带着对母亲的相互理解与认同中,她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喜福会》以母女情感为线索,通过生动、智趣、幽默、传神的想象力,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学世界。极富讲故事天才的她,从其有角有棱、从容不迫的叙述中,对《喜福会》中的纵横交织的母女故事娓娓道来,细腻而不显繁琐。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美国华裔文学还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对于华裔文学作家身份的探索,一直是中美文化冲突与融合的焦点。两种文化差异下的长期互不了解,既有历史的原因,又有交流缺失的客观因素。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美国公众带着对华人的好奇开启了美国华裔人文学创作的大门,而这一时期的华裔作家,将其与生俱来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后天习得的美国价值文化融合在一起,并从风俗、文化、礼仪等方面向美国人展示了华裔作家的“美国梦”。黄玉雪作为生于美国而成长于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典型家庭,其求学的经历颇为曲折。她做过秘书、也做过陶瓷,最终从中美文化的交融与反思中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其作品《华女阿五》一经问世便引起美国政府、美国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荣获多项大奖。民族文化上的差异并不会阻碍一个人成功,而对于不同民族文化的审视与反思,更有助于促进文化的交流与传播。黄玉雪以自己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强烈认知,从家规、长幼有序中来反观西方文化的平等价值观,并从其作品《华女阿五》的讲述中,将两种截然不同的民族文化融合在同一个家庭中,必然增强了作品的文化冲突,创作了独特的写作风格,而又增强了作品的独特魅力。

独木不成林,孤燕不是春。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华裔作家来说,汤亭亭笔下的《女勇士》,以一个华裔女孩在美国的成长经历为蓝本,通过虚构与现实的融合,一改传统自传体方式,以犀利的文笔,流畅的行文方式,打破了华裔作家孤立作战的局面,并引发众多评论家的讨论。作为囊括当代美国文学通俗市场和学术领域两大成就的汤亭亭,俨然成为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代表人物,以女性作家所独具特色的主人公视角,深刻揭示了中美文化差异下的性别政治、种族歧视、家族观念等主题,也通过错综复杂的母女关系作为对华裔家族重男轻女思想的反抗典型。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将作者内心无法割舍的传统文化思想,与其在异乡的种种遭遇进行了构建,在挣扎中审视这个世界,在冥思中探索文化的根源,在双重文化身份下迷惘的主人公,最终从困惑、挫折中走出来。

三、儒家文化模因下的华裔作品研究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体现中国传统意识价值体系的核心理念。作为文化符号之一的中国儒家文化,在几千年的历史传承及发展中,逐渐形成我们的思维意识体系和价值观念,其遗传性是毋庸置疑的。同时,儒家文化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也出现了适应性变化,特别是在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作用中,儒家文化以其“遗传、变异、选择”符合了模因论的典型特征,也为儒家文化在西方社会的传播提供了基础。

(一)谭恩美作品中的儒家文化模因研究

《喜福会》是谭恩美的重要代表作,她以“讲故事”视角对4组家庭中的“母亲与女儿”的关系为线索,从岁月的流逝及空间的转移中来讲述母女之间浓的化不开的情感纠葛,并依托美国本土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从日常生活中的那些善于思考的语言中来传递着无形而汹涌的“儒家文化”。如男尊女卑的伦理思想,在《喜福会》中的女性群体里,她们因为有着一种难以割舍的强烈的责任感,也就是奥威尔・谢尔所谈到的“持续的记忆资金”,在传统男权主义压迫下的“弱者”地位,使得她们对并非真实的美国身份的疑虑,尽管她们学习了西方文化,接受西方思想,但其身处两种文化的夹缝中,她们对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伴随其一生的,她们身上所特有的民族特性是无法完全融入美国社会的。《喜福会》的女儿们都是生于美国、长于美国,接受美式教育的人,她们的思想及行为方式已经完全美国化。如她们对爱的认识,对婚姻生活的平等、自由的追求,似乎可以像美国白人一样幸福的生活。然而,在《喜福会》中的丽娜,她的能力和才华都是优秀的,但是在经济与社会地位上,她确信的“很般配的”的婚姻却难以实现真正的平等。正如她在小说中所言“我对他言听计从,毫无保留,根本不在乎回报”,但其婚姻生活仍然难以逃离危机。

《喜福会》中的女儿们信奉“天赋人权”的自由观念,但在母亲们所继承的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思想价值观念里,“义务本位”的家庭思想是至高无上的。如在母女关系上,母亲有义务照顾自己的女儿,同时也有权力干涉女儿的生活,而女儿却只能服从这样的安排。由此带来的母女间的文化冲突,也是儒家尊长思想的重要表现。如象棋天才韦弗利在比赛前,母亲杜林总是为女儿“出谋划策”,而当女儿成功之后,却认为有自己的功劳,而女儿却抱怨说:“妈妈总是拿我来炫耀,就像炫耀我那些被她擦得铮亮的奖杯。”再如小说中的素云希望自己的女儿精美成为钢琴家,不辞辛苦的工作,为的却是能够让女儿每月上一次钢琴课,而当精美故意演砸比赛后,她对自己的母亲说“我永远都不会做你希望的那种女儿”,由此带来的家庭关系的纠葛,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家庭本位”理念对西方“个人本位”理念的直接冲突,这些伦理思想和价值关系,更多的是“休戚与共”“共甘共苦”儒家思想在家庭关系的彰显[4]。多年后,精美在母亲去世后重新打开琴盖,弹起曾经令她痛苦的曲子,而顿悟出曲子是“同一首歌的两半”,传递着东西文化是人类共有文化体系的两半。

(二)黄玉雪作品中的儒家文化模因研究

黄玉雪深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并在作品中遵循这一思想,如家庭关系中男性的主宰地位、女性的从属地位、兄弟姐妹之间的长幼有序等观念。其代表作《华女阿五》中,黄玉雪在记述中将典型的中国儒家家庭进行了全面呈现,父母身为家庭的主宰者,子女从未对父母的“命令”有过质疑。然而,随着西方教育思想在她意识中的逐渐形成,美国教育下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强烈的震撼了她的思想,激发了黄玉雪对父母冲撞与矛盾。与谭恩美在《喜福会》中揭示的华裔移民家庭中的母女冲突一样,在黄玉雪的《华女阿五》中,同样受到家庭伦理观的深刻影响。如在小说中阿五因成绩优异而跳级时,父亲的冷漠,母亲没有主意转向对父亲讨要想法,使得她着实失望;还有在阿五不知情的情况下由父母安排的相亲之事,更是对儒家思想“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体现。美国女权运动对女性所拥有的权利进行了强调,而对于阿五来说,母亲在其结婚时却向她传输中国传统婚姻观念。从小就怀揣美国梦的黄玉雪,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家庭生活中,对于追求个性的发展显然使得她接受两种文化的冲击。黄玉雪通过对阿五人物形象的刻画,从中来昭示两种取向:一方面是对内心冲出传统思想羁绊的追求;另一方面是身为华裔与美国主流社会对其身份认同的矛盾[5]。在家庭生活中,她极力接受家庭环境,却对儒家所传递的宿命论思想苦恼不已;在学校里,黄玉雪积极学习新思想,懂得对自由和权利的追求,顶着家庭与社会的双重压力,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反思中来审视自己的身份。

(三)汤亭亭作品中的儒家文化模因研究

深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思想与环境熏陶下的汤亭亭,以华裔女性作家的视角来探索文化属性上的多元性,并从中美文化下母女两代人截然不同的价值观上来审视和揭示文化差异下的民族身份。作为一名文学拓荒者,汤亭亭生活在美国的土地上,但精神却游移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通过小说《女勇士》来揭示汤亭亭对父辈中国儒家思想及生活方式的排斥,以及对美国自由、平等生活理想的追求,更是从中西文化的交融中来构建华裔移民在抵御种族歧视等恶劣环境下的精神支撑力。《女勇士》里故事取材于中国神话英雄“花木兰”,并从其充满神秘色彩的鬼神故事中来构建虚拟的世界,将主人公对自我文化根源及自我身份的困惑进行了传达。《女勇士》中的花木兰在深山修炼并成为女中豪杰,带上家族的仇恨勇斗疆场,在完成誓言返回家中后甘做贤妻良母。这些创作借助于对中国传统神话的糅合,为读者塑造了一个坚定、勇敢而又温柔贤淑的女勇士形象。还有主人公的母亲,尽管在陈规陋习中仍然荒谬诡秘,但主人公从母亲的故事讲述中,在真实与想象中完成对个人成长的诸多挑战。如在《乡村医生》一节中,对母亲的驱鬼经历所表现出的勇士般的坚强意志,更加渗透出儒家思想中的大无畏精神,这些敢于面对困境的勇气和力量,俨然成为作者笔下一幅幅精彩动人的文化反思。

跨文化交流下的模因现象在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的表现比比皆是,正是因为在文化模因下,异族文化的“选择”与“淘汰”,通过模因的内容及形式来进行复制和传播,使得模因论成为研究跨文化交流中的重要研究方法。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在华裔作家作品中,通过异文化环境下不同源文化的选择性保持与淘汰,才使得模因得以进化。在适应西方文化和社会环境的变化中,中国儒家传统文化模因往往通过变形、合并、分裂和传递的方式,以不同的模因变体形式来出现,并得到不断的复制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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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刘静.中国传统文化模因在西方传播的适应与变异――一个模因论的视角[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5):110-114.

〔2〕傅福英,张小璐.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中的文化模因探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2,(11):43-45.

〔3〕薛红.解读华裔美国文学中的文化身份认同[D].山东大学,2009.

〔4〕关晶.叛逆・认同・淡化――从三位女作家及其作品看华美文学20世纪70年代后的发展.长春大学学报,2006,(11).

儒家文化哲学研究范文5

关键词:儒家文化 中国武术 内核

中华武术植根于“礼仪之邦”,经过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是中华民族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中华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代表,作为一种社会存在方式,武术是民族文化的载体之一。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以儒家“仁义”为内核的伦理思想,特别讲求“武德”,即:讲求道德品质的修养,讲求德艺统一,体现了中华民族善良、诚信、热爱和平等美德。它是东方传统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在整体理论中讲求一种“调和”,追求一种动态的“和谐”,讲求“天人合一”、“物我合一”、“内外合一”,注重和谐、自然、统一内外兼修。中国武术旨“在明明德,在亲明,在止于至善。”它是一种通过“练身”以达“修身”的参悟过程;它绝不仅仅是一门纯粹的技艺,而更是一门融入了中国哲学、中国文化等于其中的东方武技艺术。

1.儒家文武之学的传播,促进了武术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对国人的影响之大乃众所周知。儒家文化不仅是两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主流,即使在今天,也潜移默化地保存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之中。引人注意的是儒学始祖孔子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而且孔子是将原来属于“王官之学”的武学传播到民间的有功之臣,更为有趣的是孔子出身于一个以武勇为家学的没落贵族之家。孔子本为一位能文能武,擅长武技的人物。他说过“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重要的在于他是一个积极推行文武兼备之学的教育家。他主张“用文事者必有武备”,因此,“在仁爱的伦理道德法则中,追求文武双全,提倡仁勇兼备,是武术中儒家思想的主要文化内涵。”关于“文武双全”,儒家认为,作为君子,必须同时掌握“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礼”、“乐”、“书”、“数”为文,“射”、“御”为武。这种追求文武双全的思想,对武术超越纯武的范畴,积极与中国文化相融合,起到了驱动的作用。儒家所提倡的“文武双全”、“仁勇兼备”的思想,积极地促进了武术的发展,一直以来对武术界都有着显著的导向作用。

2.武术中的动态技击是儒家文化“武备”的缩影

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把“武备”与“教民习战”定为维持封建秩序的必要手段。他告诫他的弟子们,必须有“藏武仲之知,公倬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其中关系“武”字的正好占一半。他把培养勇敢精神和掌握武勇技艺作为学生的学科之一,这样孔门弟子中如冉求、子路、公良孺等或兼资文武,或以武勇著称者,不少,其中“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可见当日“武”情之一斑。当时的春秋、战国,战争连绵、征伐不已,诸候各国无兵无“武备”就不能生存,民间普遍习武,并已出现“剑士”等一类“武术专门家”;当日诸子百家的论述,“武”均踞高顶。如:管仲以法律条文规定:“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才,其罪五”。甚至一贯要超脱世俗、返归自然的庄周,面对现实中爱好剑术近于发疯、日常“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人,日夜相击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尤好之不厌”。赵惠文王也发表过一通剑术精论:“示之以虚,开之以利,后之以发,先之以至”,孔子正是总诸子之大成,集而作为维持“仁、义、礼”这一统治秩序之所需。显然,他所说的“武”,主要是兵事中的技击技巧,属形体动态型的“外功”,因为这种“武备”对统治者有利,以后的各朝各代就把孔圣人的“武备”列入“讲武之礼”、“军礼”的范畴,对中国技击技巧的形成与发展起了决定作用。

3.儒家君子与武术的文化共通

吸取了中国文化中关于人学底蕴与思想的武术,其人文价值是将培养充盈、硕健、完美的君子人格放在首位,武术更多关注的是人性的修为,人格的和谐美善,侠义精神、正义理想的养得。儒家伦理道德的主线条为“仁爱”,强调“仁”为 “爱人之本”,“忠恕之道”,认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以“仁爱”为基本伦理思想和道德标准,一直以来,被作为武术伦理思想的核心,使武术这一战斗的力量,伤人的手段被纳入了道德伦理的法规之中,使武术不光成为技击、健身之道,更成为了精神修养、人格净化的途径。儒家伦理的这种人格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中国武术。武德崇礼就是习武人伦理道德的基础,从而形成了习武人生活的基本准则。

在传统武术的结构图景中,集中体现了传统人格理想的君子,及其君子一身所涵养的内容构成了习武人对之不懈的追求,不懈地通过体肤砥砺去逼近、去实现这种人生价值。特别是君子之武的“仁、义、勇、信”等精神,则形成了武术中流光溢彩的无限风光。武以君子自强、厚德的品质为价值理想;以君子独立的人格品性为自己做人的目标;君子也始终是武人超越自我、实现自我的梦想。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 这样的君子之争。使得武术在其发展中渐渐地淡化了血腥的竞争意识。武术更多地体现了“君子无所争”,“君子争而不争”(《论语•卫灵公》)的人文精神色彩。中国武术在文化的层面上乃是一种君子的文化。中国武术与儒家君子的终极人生关怀都在于一种教化,一种化育。

4.儒家文化在习武中的渗透

首先,习武的前提条件是有武德,要有“仁”心。中国武术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行话“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武术中把“德行”做为学艺的前提放在练功的首要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其次,习武的过程就是“正己修身”的过程。孔子说:“苟正其身矣,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中国武术理论认为人的身、心和道德是不可分的。要想取得良好的练习效果,练习者必须不断地培养自己健康的心理品质,完善自己的人格,如襟怀豁达、与人为善、以礼待人、心平气和、从容沉着等等。心理修炼和武德培养也是中国武术极其重要的内容。再次,习武的方法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意即要想成大器,做大事,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磨炼。习武者在练功时讲究“练内”与“练外”,即:“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内外结合,相辅相成,才可修炼出深厚的功夫。为达此目的,习武者不仅在饮食起居上要有所节制,而且在练功的刻苦、恒久上尤为讲究。武术界流行的行话是“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一年四季应练功不辍,也只有不畏严寒酷暑,长期锻炼,武功武技才能有所进步。武术界有“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空”的行话,此语强调的是练武者不可一暴十寒,要使功有所成必须要持之以恒地锻炼,这样经过日复一日的锻炼,武技才得以深化和升华。

总之,中华武术所倡导的武德恰恰吻合于儒家文化中以“仁”为本、重义轻利的思想。中国武术与儒家君子在文化层面上的共通之处,使我们看到,中国武术在文化的层面上乃是一种君子的文化。中国武术与儒家君子的终极人生关怀都在于一种教化,一种化育。儒家思想在武术中的渗透,使得习武、练武的各个方面无不体现武术文化与儒家文化的浑然一体。换言之,儒家文化的思想精髓系统,完整、无缺、无漏地遗传给武林中人,从而使中华武术与儒家文化、水融,相得益彰。

参考文献:

[1].旷文楠:《中国武术文化概论》,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

[2].国家体委武术研究院:《中国武术史》,人民体育出版社,1996。

[3].倪南权:《浅议武术中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四川体育科学》,1999.1。

儒家文化哲学研究范文6

[关键词]儒家思想;企业文化;当代价值;企业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44-0300-01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代表着整个华夏文化的精神方向,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礼、仪、仁、智、信、恕、忠、孝、悌”等思想与当代中国企业文化建设所倡导的口号无一不相吻合,同时对社会经济发展、企业的管理和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成为当代中国企业文化的思想源泉。

1 儒家思想的当代核心价值

“以人为本”是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价值追求,追求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是儒家思想文化中重要价值体现。“仁学”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而“仁爱”是儒家核心价值观的基本价值理念之一,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和首要价值。作为道德范畴的“仁”,最早产生于春秋时期,此时“仁”的基本规定即为爱人。如《左传?成公九年》曰:“不背本,仁也”,《国语?晋语一》:谓“爱亲之谓仁”,《国语?周语下》曰:“言仁必及人”、“爱人能仁”,《国语?周语中》谓:“仁所以保民也”等等。

在儒家看来,“以和为贵”是管理社会活动、处理人际关系的最佳标准。“和”在儒家文化管理活动中的运用,一方面用来协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者之间的关系,达到二者的团结统一;另一方面则用来调节君主与官吏之间的关系,取得二者之间的和谐相处。儒家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学而》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总之,“和”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今中国更凸显出其特殊的精神文化气质,饱含深刻的儒家思想内涵。

“诚信为本”是儒家思想中强调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儒家思想中所倡导“言而有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等说明“信”的地位极其重要。孔子在谈到为政之时强调具备三要素:兵、食、信。其中信最为紧要。“无兵,国亡;无食,人死;国亡、人死均不足惜,国不可无信,人不可无信。”这个“信”字在儒家看来,是立民、立兵、、立国之本。诚实守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

2 儒家思想在当代中国企业文化的价值体现

2.1 强调“以人为本”,重视企业员工的价值

儒家主张“以民为本”,与当代中国企业文化把人置于核心部分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儒家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充分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儒家思想本质特征在于肯定人的价值,而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尊重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前提条件。当代企业管理中,就是充分肯定管理主体的创造力。作为事物发展的主体,人具有主动能动性,在处理事务和人际关系中能积极体现出“以人为本”理念。

2.2 继承“诚信为本”,充分树立企业商业信誉

当代中国企业经营以“诚信为本”,即儒家所说的“求财须有道,不义害自己”。《论语?卫灵公》中讲“诚信”:“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诚之。”一个企业想做大或者立于长久不败之地,首先,就是要满足广大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不是只以营利为目的。其次,就是要有利于提高整个行业的道德水平,改变社会不良的风气。最后,就是要“守信”。信,即诚实、讲信用,与公众交往言行一致,守信不移,童叟无欺。以诚为本方能有信用和信誉,诚信使企业得到公众的认可。讲诚信是讲究商品质量,货真价实,不短斤少两,即企业对顾客应该坦诚,注重企业道德。如果耍手腕,搞欺诈,企业就不可能正常经营下去。

2.3 发扬“以和为贵”,建立企业长期合作关系

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以和为贵”。“和”是儒家思想中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前提,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这是强调以礼为标准的和谐,是一种贵和须息争,息争以护和的和谐论。孟子也曾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当代企业管理中,“和”的精髓和教义已然成为人们争相追求的精神境界。《中庸》将孔子所主张的执中原则,从“至德”提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的哲理高度。“以和为贵”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还成为考察一个人是否有道德标准,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做事不走极端,极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而存小异,成了人们的普遍思维原则。这正反映了管理文化的本质,是企业文化建设所要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

3 儒家思想对当代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

3.1为当代企业文化提倡“忠于职守、勤奋敬业”提供理论依据

当代企业文化最看重的部分就是员工对企业的高度“忠诚”。这与儒家人本哲学所提倡的“忠”不谋而合。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的基本意思是尽心竭力。当代企业文化建设中强调“尽忠职守”无疑是对儒家思想中“忠”的延伸和升华,传统人事管理所追求的目标是员工对企业的遵从、服从,而现代企业文化所寻求的是雇员对组织目标的“忠诚”,这无疑是更高层次的要求。

3.2 促进当代企业文化更加强调“以人为本”,突出“人文关怀”

和谐的人际环境是当代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充分肯定人的价值是对公司员工的最大支持和鼓舞。“人文关怀”是当代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一个缺乏人文关怀的企业必然走不长远。尊重人、肯定人在当代企业文化中的价值,是当代企业发展的重要步骤。在儒家文化浸润中的东亚社会,神灵的支配力量远不如现实人生哲学的指引,人们更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融及忠信和谐。

参考文献

[1] 张绍学.以人为本:儒家爱民与现代管理的核心[M].昆明: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 张今声,张悦.儒家文化与现代科学管理[J].管理科学,1996,(4).

[3] 杨芳.儒家核心价值理念及其当代价值[J].学术论坛,20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