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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意识形态范文1
湖南中医药大学医史文献教研室，湖南长沙410208
【摘要】湖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以土家族、苗族、侗族、瑶族、白族等为主，主要聚居在湘西北地区。湘西古代邻近巴、楚、苗蛮之地，深受巴文化、楚文化“巫鬼”习俗影响。土家族、苗族、侗族医药都带有深厚的巫医文化色彩。笔者主张从文化相对论的角度客观看待巫医文化，深层次解读巫医文化形成的源流与存在形态分类，并从心理内涵、医疗效果等方面客观评价其当代价值，从而客观公正地认识湘西医药文化的灵魂。
关键词 民族医药；巫医文化；湘西；文化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1007-8517（2015）04-0006-02
基金项目：湖南省科技厅资助：湘西民族医药资源的医学人类学研究与传承开发策略（编号：2012ZK3014）。
湖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10%左右。主要聚居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以及怀化市、张家界市、邵阳市等所辖县乡地区。湘西各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医药文化，虽没有文字做载体，但在几千年的流传过程中口耳相传，延续至今。湘西土家族、苗族、侗族、白族医药都带有浓郁的巫医文化色彩，在医学强调循证、科技、理性的今天，很容易被简单地归为迷信而加以全盘否定，非常不利于民族医药文化的整体研究和保护。我们认为，民族医药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技术工具，它的文化性非常强，抛开特殊的文化内涵后，民族医药研究将是无水之源、空中楼阁。在文化保护方面，利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加强对湘西民族医药的研究是最合适也最行之有效的研究手段。人类学的基本理念是文化相对论、文化整体观和文化比较观［1］。文化相对论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特征和个性，任何文化在价值上是平等的。只有对某种习俗生存的广泛背景进行了解，才能真正认识这种习俗的意义。
1湘西少数民族巫医文化的源流
1.1中国先秦两汉巫医文化的兴盛与衰落巫术是人类对自身力量在幻想形式下的一种想象的补充，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认为巫术早于宗教，对巫术功效的信仰是一种全世界性的信仰，巫术是人类试图借助符咒魔法的力量来使自然界符合人的愿望［2］。先秦是中国巫术的兴盛期，巫史是中国最早的知识阶层［3］，他们掌握天文、历法、医药等，对中国文化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巫在祈祷禁咒治病的过程中也发现了最早的医药知识。《山海经·大荒西经》提到“巫咸”等灵山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能沟通人神而用药治病。《吕氏春秋·勿躬》记载“巫彭作医，巫咸作筮”。一般认为巫彭为商代巫医。殷墟甲骨卜辞中“巫咸”、“巫彭”之名屡见，风疾、痛疾、疟疾等病名丰富。先秦是巫文化的兴盛期，但是到秦汉时期巫文化式微。
中国巫医分家是在战国末至秦汉时期，司马迁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已经指出“信巫不信医”是当时的“六不治”之一，说明战国时医学逐渐脱离巫术成为独立的科学。汉代《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进入理性科学时代，但在书中还残留有一些巫术观念，如《素问·脉要精微论》、《素问·方盛衰论篇》和《灵枢·邪发梦篇》都有占梦色彩，以梦论病。《移精变气论》更是推崇类似禁咒巫术的“祝由”法治病［4］。但秦汉时巫医文化已经迅速衰落，医学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从《黄帝内经》的理论体系可见一斑。
1.2巴楚巫文化对湘西民族医药文化的影响湘西自古毗邻巴国、楚地，湖南少数民族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三苗”、“九黎”及后来的“荆蛮”，包括楚族和苗、瑶等民族。巴楚文化充满巫祝色彩，《汉书·地理志》称楚地“信巫鬼，重祀”。一直到《旧唐书·刘禹锡传》仍提到刘禹锡在任朗州（湖南常德一带）司马时，当地“蛮俗好巫，每祀鼓舞，必歌俚辞”。明代田汝成《炎檄纪闻》卷四记载苗人“病不服药，祷鬼而已”。近代学者龙长顺认为湘西神巫文化的信仰基础是万物有灵的泛神崇拜，至今侗族、苗族、土家族等百姓家里供奉的神龛仍然五花八门，巫医一体现象很常见，如花垣县著名苗族医师龙玉六老人就是几代相传的巫师。湘西神巫文化是湘西人民思维的一个突出特点，在虚幻的外衣下内含科学文化的某种属性和些许真理色彩［5］。湘西土家族巫师有“梯玛”、“端公”等，土家人凡遇精神恍惚、久病不愈则请梯玛杀羊为祭，作法解邪［6］。田华咏研究了土家族歌谣“梯玛神歌”的意义与价值，认为梯玛神歌保存了土家族医药文化，渗透了土家族保健学意识，消灾除疾，体现“神药两解”现象［7］。萧成纹对湘西侗族医药民俗文化和养生保健进行了阐述，认为侗族医药深受冲傩文化影响，巫术祭祀在祛病除邪中起重要作用［8］。
2湘西巫医文化的存在形态
巫术曾是一切原始民族中普遍盛行的文化现象。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文化论》中指出：原始人知识、力量的不足产生生存的恐惧和困扰，因此巫术作为替代行为可以令紧张的情感发泄，巫术体现人类思维早期情感因素往往压倒理智因素［9］。
2.1巫术形态分类法弗雷泽在《金枝》的第三章“交感巫术”中将巫术分为模拟巫术和接触巫术，前者基于相似律，后者基于触染律。模拟巫术认为“同类相生”，类似中国人的取象比类思维。接触巫术认为物体一经接触，中断联系后仍能远距离起作用。另外巫术也可以分为行善为目的的白巫术和害人为目的的黑巫术，湘西巫医文化这几种分类模式都有所体现。
2.2湘西巫医文化的几种形态①祭祀：如湘西苗族每隔几年都要椎牛祭祀，“吃牯脏”，目的是乞求祖先保佑子孙昌盛发达，祭典中有崇拜泥土或面粉捏成的男性生殖器的习俗，属于模仿巫术。②占卜：苗巫占卜的方式很多，铜钱卦、木棍卦、水卦、蛋卦、鸡卦、蜘蛛卦等五花八门，蛋卜是将煮熟的鸡蛋在人身上滚动，最后切开鸡蛋去除蛋黄，看蛋白上是否有黑色阴影，以判断病人是否被鬼祟缠住，后来发展成民间疗法中的“蛋滚疗法”；土家梯玛占卜有梳子、筷子、铜钱、刀剑、岩石等占卜法，用的最多的是司刀和竹蔸卦，广泛用于丧葬、驱鬼等仪式中。③驱邪：湘西土家人认为最凶恶的邪鬼是“麻阳鬼”，麻阳鬼缠身则神魂颠倒，哭笑无常，即“中邪”“失魂”，需请梯玛巫师施法捉鬼，保靖县一带通常请梯玛杀猪宰羊，驱邪除恶。规模大的需踩“地刀”或上“天刀”，小规模的仅杀羊为祭品。④克毒：湘西苗族放蛊之说盛行，因而有相应的克毒疗法，放蛊属于黑巫术，接触巫术，苗女养蛊害人之说自古就有，南宋郑樵《通志·六书略》即记载了百余毒虫相啖存一的造蛊之法，近人研究湘西蛊毒病后认为克毒药物为止血、止泻、利水、解毒等药物，咒语法解毒为心理、精神疗法，克毒是利用物物相克之理治病，如苗医治疗蚂蚁症（蚁毒侵体）时用穿山甲粉末酒服，因为穿山甲是蚂蚁的克星［10］。
3湘西巫医文化的当代价值审视
3.1湘西巫医文化的存在基础巫术的基本文化功能是强化主体的自我价值，赋予主体以勇气、信心和力量。巫医禁咒治病的方式是对患者进行祛病意识的强化，这是在逻辑思维和科学意识不发达的时代或群体中，以强化情感思维的方式增强对病愈结果的期待。对人类而言，未知的领域和知识永远存在，人总是面临某种自然力量的压迫，因而巫术有抚慰人类心灵的心理功能。这也是巫医现象尽管在科学发达的现代依然存在的原因。
3.2湘西巫医文化的合理内涵
3.2.1巫医文化的精神核心是珍惜现实，积极求生湘西地势险峻，秦汉以来人口很少迁徙，与世隔绝，少数民族自古生存条件恶劣，因此往往性格剽悍，富于求实精神。湘西人民热爱生活，珍惜现实，没有受到佛教来世说、道教降神驱魔等思想的影响，对神鬼不是一味的顺从敬畏而是积极掌控，充满斗争精神。现代疾病治疗理论也认为患者积极的求生意志对疾病的向愈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
3.2.2巫医的神秘色彩加强医患之间的信任湘西土家族、苗族的巫医现象存在都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一些民族医师有自己独特的诊病治病方法，其间也有用所谓巫术的时候。如土家族医生治疗骨鲠卡喉的化水疗法，看似神秘，效果却得到当地百姓肯定，许多学者对此表示无法用科学道理解释。巫医的神秘性越强，老百姓对他的崇拜感、信任感越强，客观上加强了医患之间的信任，有利于治疗的开展。
3.2.3巫医文化背后心理疗法的辅助作用神药两解是大多数湘西民族医药中的常见现象，指在疾病的治疗中既有祭祀除邪等神巫手段，也有医药使用方法，两者杂糅混合，共同发挥治疗效果。这类现象较为复杂，既有迷信之处，也有心理疗法等合理因素，必须结合医学心理学、医学人类学进行“文化——心理——生理”的综合分析。例如湘西苗族巴代文化认为“巴代”是善用草药、起死回生的人物，巴代有巫医的职能，治病时不仅治身，也注重治心，跌打损伤、咽喉梗阻等小病小伤用神咒法水，严重的疾病用草药医治［11］。应该说神药两解是民族医药中心理-药理疗法的综合运用。
3.2.4巫医治疗方法背后有一定的科学内涵湘西土家医在治疗惊症时，对乌鸦惊（患者双手伸直颤动，口张如鸦叫，眼睛直视）的治法是用火枪中的火硝末冲开水服用［12］。火枪能射鸟，表面看是模拟巫术，有相似律意味，实际上《本草纲目》里已有火药、硝石作为治病药物的记载。弗雷泽也认为巫术与科学精神最为接近，因为它们都相信自然是由不可知的力量控制的，因此原始巫术包含后世科学的发端。
3.3巫医文化的未来湘西巫医文化是在先秦两汉中国巫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秦汉之后湘西人民迁徙较少，文化闭塞，中医、西医文化也是在晚清时才传入湘西。巫医文化形成后长时间内变化很小。按照马林诺夫斯基的观点，巫术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价值发现的重要步骤，巫术仪式有强大的聚众效果，能有效组织协调社会成员的行为，巫术有它特定的社会历史作用。湘西巫医文化是湘西民族医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自然产生的，我们应更多地从文化角度来理解巫医现象存在的原因，客观宽容地对待民族文化不同于主流文化的部分。随着医学科学的普及，人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巫医文化可能会进一步弱化，但是由于特殊的文化、心理原因，也可能长期局部存在。予以理解，顺其自然，是目前对待湘西巫医现象、神药两解现象的最好态度。
参考文献
［1］周大鸣.文化人类学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6.
［2］J.G.弗雷泽.金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98.
［3］何平立.略论先秦巫史文化［J］.上海大学学报，1993，（3）：70.
［4］战佳阳.巫术在《黄帝内经》中的一些遗痕［J］.中医文献杂志，2014，32（2）：4.
［5］龙长吟.再论湘西神巫文化［J］.湖南社会科学，1991，（6）：38.
［6］游俊.土家族原始宗教信仰略论［J］.吉首大学学报，1991，12（4）：64.
［7］田华咏.“梯玛神歌”中的土家族医药文化解读［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7，6（6）：10.
［8］萧成纹.论侗族医药民俗文化与养生保健［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7，11（11）：60.
［9］译.文化论［M］.北京：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7：66.
［10］杜江，杨惠杰.苗医克毒疗法概说［J］.中国民族医药杂志，2009，7（7）：36.
［11］王文明，易宇.湘西苗族巴代文化的构成与特点［J］.怀化学院学报，2014，33（2）：1.
民族意识形态范文2
关键词：鲁迅；意识形态；翻译思想；操控；异化与硬译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851（2011）04-0172-01
鲁迅不仅是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文学家，思想家，更是一位杰出的翻译家。他33年的翻译生涯中，花费了大部分的精力从事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工作。鲁迅就像中国的普罗米修斯，把国外当下的新观念和革命思想引入国内，启蒙大众。他提出了许多独特和富有争议的翻译主张。下面就多元系统的角度，分析意识形态对鲁迅翻译思想的操控和影响。
一、多元系统和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
在20世纪70年代初，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 佐哈尔提出了多元系统这个概念。他将翻译文学视作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历史的变化与冲突会使翻译文本中出现“差异、谬误。模棱两可、多元指涉，以及‘异质’的混乱”。翻译的地位和策略的选择取决于系统的状态。翻译文学在文学处于“幼稚期”或是“边缘”、“弱小”状态，或是经历“危机”或转折点时，可能会成为主要活动。在这三种情况下，翻译和重大的历史事件结合起来，引进新的思想，语言和写作模式，以帮助构建文学新模式。在某一阶段的实际翻译活动中，译者还会受到规范的制约。图里(Gideon Toury)将其称之为伊始规范(preliminary norms)和起始规范 (initial norms)。翻译规范决定了译者对文本的选择和译本的倾向性，即是倾向于原文本还是目标文化。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不同译者译出的统一文本会出现很多的差异。根据这种差异，列费维尔(Andre Lefevere)在《翻译、重写与文学声誉的操控》一书中，提出了重写(re-write)概念。翻译是“最明显的重写形式”和文学操纵行为，而且“不论其动机如何,均反映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翻译策略和文本选择都是由目标文化的主流诗学以及意识形态所决定的。
二、意识形态操控与鲁迅翻译的选择
“翻译并非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的，译者作用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之中，他们对自己和自己文化的理解是影响他们翻译方法的诸多因素之一。”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关键因素，从大的方面讲，意识形态不仅包括了世界观和哲学思想，从细化方面来讲，意识形态和政治紧密相连，决定了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主张。
鲁迅在当时国家和社会矛盾不断升级，国民愚昧的情形下，以文学翻译为武器，向传统的意识形态发起挑战，提出了自己救亡图存的文学革命路线。具体来说，意识形态对鲁迅翻译思想的操控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翻译的动机。作为肩负救亡图存重任的有责任心的知识分子。
第二、翻译文本的选择。鲁迅始终坚持“拿来主义”，也就是原作内容必须是有利于改造国民“劣根性”，有利于民族民主革命的。因此，鲁迅翻译的选材，多来自于曾经或者正在受帝国主义或者本国统治者压迫的国家，如俄国，北欧，波兰，日本等。这些作品大多反映了当地人民生活的苦难和民族解放运动。鲁迅希望通过这些作品，能够激起本国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反抗侵略以及压迫的斗争精神。
第三、翻译策略和方法。鲁迅始终主张“直译”。认为译文应“尽量保存洋气”和“保存异国的情调。他的“直译”并不是生搬硬套，而是提倡不要按字死译，应当要“正译”，以此来丰富白话文的语法和表达方式。他的“硬译”一度引起争议。而根据后来白话文的发展和中国现代文学的逐步确立，我们可以理解鲁迅的意图：翻译时“最要紧的是我们自己的批判”，翻译应当“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手法”。
“从目标文学的视点来看,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文本进行某种程度的操纵”鲁迅的翻译思想，深深的打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的标志。我们可以从鲁迅的个案分析中看到，在特定社会政治环境下，意识形态对翻译行为的操控，以及译者及其翻译作品对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
四、小结
多元系统为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许多新的切入点，给翻译史上一些富有争议的现象提供了更为合理的解释。文学翻译开始被当作一个完整的文学系统进行研究。作为这个系统中关键的一个因素，意识形态对翻译者及其翻译活动产生了不可避免的作用和影响。鲁迅在其翻译生涯中，一直关注着政治和翻译的关系。他以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察觉到了政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微妙互动，并很好的将其应用到了自己的翻译之中。他以自己的翻译实践，证实了译者，翻译作品和读者之间的彼此操控和影响。他所提出来的“硬译”观，对白话的形成和中国现代文学的构建，都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作为中国翻译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鲁迅对意识形态和翻译之间的反思和利用，是文学翻译史上宝贵的财富。直至今天，仍值得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借鉴。
参考文献
[1]廖七一.多元系统[J].外国文学，2004（4）
[2]王东风.翻译文学的文化地位与译者的文化地位[J].中国翻译，2000（4）2-8.
民族意识形态范文3
【摘要】曼海姆站在知识社会学的立场上，以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为起点，中途经过总体概念，最后上升并回到他构建的知识社会学这一基点，从而诠释了一个全新的流动的意识形态概念。霍克海默以为视角对其概念的思辩和形而上学性进行了有力地批驳。
追溯意识形态的渊源，最早可见于英国哲学家培根的“偶像说”，“培根的偶像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可被看作是现代意识形态概念的先驱。但是，培根并没有创造出“意识形态”一词，真正第一个创制意识形态概念并把这一概念引人西方哲学史的当数十九世纪法兰西研究院院士特拉西(DestuttdeTracy)，他在研究了孔狄亚克和洛克的哲学后，“创立了他称之为意识形态的学科。着人们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深入和理解，继特拉西之后，便有一系列熠熠生辉的名字：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等，但在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探讨中，却不能不提到卡尔曼海姆。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im)是知识社会学思潮的主要代表，他于1929年完成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从而奠定了他在意识形态问题研究领域不可忽视的地位。在该书中，他“概括了一门能对社会生活作出新的和更深刻理解的新学科”，并系统地阐述了知识社会学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新见解。
曼海姆提出意识形态概念的同时，提出了另一个与之相应的乌托邦概念，并认为，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都是关于“存在之超越的观念”，随之曼海姆又对二者进行了较详尽地区别。最后他发现了一个相当恰当的标准来对二者加以区分，“这个标准就是它们能否实现。同时，曼海姆也承认，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相比更易识别，意识形态往往披有虚伪的外衣，因此，曼海姆把分析的重点放在意识形态之上，这样，曼海姆站在其知识社会学的立场上详尽论述了他的意识形态理论。这一理论的公诸于众，也招致了许多学者特别是许多西方者的批判。
一、曼海姆在考察“意识形态”概念时很困惑，他坦言，自意识形态一词创制以来，新含义层出不穷，有必要对此术语的含义作一番分析。
而“这样一种分析将表明，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总的说来有两个不同的和可区分的含义—特殊含义和总体含义”。那么，什么是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呢?曼海姆分别作了回答。“当表示我们怀疑我们的论敌所提出的观点和陈述时，这一概念的特殊含义便包含在其中，”并且，在怀疑的基础上，对论敌的观点和陈述加以歪曲。“这些歪曲包括：从有意识的谎言到半意识和无意识的伪装，从处心积虑愚弄他人到自我欺骗。当然，曼海姆也指出，这一特殊概念并不能简单等同于谎言、欺骗或伪装，它的内容和含义是多方面的。如果把其范围扩大，指“某个时代或某个具体的历史—社会集团(例如阶级)的意识形态”，则是这一术语的总体概念。也就是说，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意谓一个时代或一个团体的总的意识结构与特征。
分析了意识形态的两种概念后，曼海姆考察了这两种概念之间的关系。在曼海姆看来，这两个概念的共同因素在于：它们都不会为了了解论敌真正的含义和意图，而只依据论敌实际的言论。也就是说，为了了解论敌真正的含义和意图，不仅仅依据论敌的实际言论，还依据主体的具体特点和生活状况。它们都是从个体或集体的存在状况出发，因而具有功能化的特点。它们的区别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范围上存在不同，包括主体范围、时间范围，也包括内容范围。特殊概念只表示论敌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总体概念则对论敌的总体世界观表示怀疑。第二，“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在纯粹心理学的水平上对观点进行分析。而总体概念是在精神层次上对观念起作用。第三，“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主要与利益心理学一起起作用，但其总体概念则使用更形式化的功能分析，不考虑动机。”在特殊概念那里，由于利益的动机，便产生谎言、欺骗，而在总体概念那里，利益动机与意识形态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功能分析和结构解构。最后，曼海姆在考察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关系的基础上，指出特殊概念实际上从未脱离心理学范畴，因此，与总体概念比较起来，便没有多大意义。
从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到总体概念。曼海姆对两种概念的区分，只为了得出一个结论：发生于心理层次的“揭底”不应混同于更激进的怀疑主义和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次上进行的更彻底更具摧毁力的批判性分析。缘于这样一种结论，特殊概念有必要上升到总体概念。但是，这种上升的进程并不是无所依赖与自发的，而是得益于多种因素共同培育的结果。曼海姆总结出三个步骤：“第一个重要的步骤是意识哲学的发展。起初，主体意识到的是一个无限多样化和混乱无序的世界，其后，在这种世界图式中确定了“有领悟力的主体统一性”，用曼海姆的话说，“实际上构成了意识形态总体概念的雏形。第二个阶段的到来，是在人们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待意识形态总体的，然而是超现世的观念之时。“曼海姆承认，这主要是黑格尔和历史学派的功绩。在这一阶段，在黑格尔那里，“民族精神”这种代表历史上被区分的意识的成分被结合进了“世界精神”之中。很显然，总体的意识概念的历史化“产生于思想的历史—政治潮流与哲学领域的结合”和“社会的相互作用”。创造现代意识形态总体概念最重要的一环同样产生于历史—社会进程。在前几个阶段，意识的载体是个体或民族，而现在，阶级取代了种族或民族成为历史上演变的意识的载体。在这一阶段，“民族精神”的概念被“阶级意识”所取代，曼海姆认为，这种阶级意识就是阶级意识形态。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经过了这三个步骤即从意识本身到民族意识再到阶级意识后，特殊的意识形态概念便消融在总体概念之中。起初，主体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主要从心理学上出发，而现在则深入到理论层面，开始分析意识形态的总体结构，正因为如此，“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在理解我们的社会生活方面具有特别的意义和关联。
从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到知识社会学。曼海姆作为马克思?舍勒开创的知识社会学思潮的继承者，他探讨意识形态的总体概念本身并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在于建立他的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体系。在曼海姆看来，从总体概念的特殊领悟到普遍领悟的过程是精神发展史上出现的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
二、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理论对本世纪五十年代兴起的以‘意识形态终结’为口号的社会学思潮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同时，他的这一理论也招致了许多学者的批判，在这些批判中，霍克海默走在了前列。
马克思霍克海默是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始人。1930年，他发表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概念》的论文，从而对曼海姆的意识形态理论提出了全面的批判。
针对曼海姆关于意识形态的“特殊概念”和“总体概念”的提法，霍克海默在比较了康德哲学后认为，这一提法，特别是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的提法是从康德哲学中引申出来的。在康德那里，经验知识是通过知性范畴来构成的，它并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反映。而在曼海姆那里，他把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理解成“在社会环境中的地位的功能”。也就是说，这一总体概念似乎有一个广阔的社会的和历史时代的背景。而实际上，“这一背景并不是指真实的生活世界，而只是纯粹的精神运动史。因此，霍克海默指责曼海姆，在这个意义上，他没有比康德提供更多的东西。另外，曼海姆在探讨总体的意识形态概念向知识社会学的过渡时，指出，“曾经是党派的思想武器的东西变成了社会和思想史的一般研究方法。这样，在曼海姆那里，特定的党派立场就消融在了意识形态之中。这种超党派、超阶级的观念自然也导致了霍克海默的批判。霍克海默指出，“按照曼海姆的观点，知识社会学的规定使意识形态学说从‘一个党派的斗争武器’转变为一个超党派的‘社会学的精神历史’。与曼海姆相对应，马克思肯定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马克思告诉我们，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这样，霍克海默在批判曼海姆意识形态概念的超党派和超阶级性时，也有力地维护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的阶级特性。
民族意识形态范文4
关键词:民族主义;中国形态;发展现状
民族主义诚然是当今世界最引人注目的政治文化现象之一。伴随冷战终结和全球化进程加深,在形形理论与思潮中,民族主义以其内在的强大力量,逐步成为多数国家统治的意识形态和合法性根据,成为目前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前沿。但到底何谓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起源、功能和发展趋势又怎样? 理论争议与分歧却日渐增多。在我国,民族主义社会现实与学术探讨也相距甚远,直到20 世纪末,与民族情绪一再高涨相呼应,理论研究才渐次突破传统束缚,然迄今仍未就民族主义与当代中国形态进行系统的归纳与必要的界定,总体水平还相对粗疏。如何充分吸收和借鉴国外学术成果,在日益全球化与不断现代化背景中,从具体历史差异性与当代中国实际出发,建构不同于西方资产阶级的理性民族主义,无疑是值得进一步研讨的重要课题。
一、民族主义基本内涵
长期以来,人们尝试着从不同视角阐释民族主义。汉斯·科恩认为:“民族主义是一民族的绝大多数普遍表现并要求普及到它的所有成员中去的一种精神状态;它承认民族国家是政治组织的理想形式,承认民族是一切文化创造力和经济福利的源泉。因此个人对他的民族是极端忠诚的,因为在他看来民族是与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并为自己的幸福创造了可能性。”[1 ] 厄内斯特·盖尔纳则将民族主义视作政治原则和政治合法性理论,主张“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关于政治合法性的理论,它在要求族裔的疆界不得跨越政治的疆界,尤其是某一个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将掌权者与其他人分割开─这一偶然性在该原则制定时早已被正式排除了。”[2 ]1 - 2 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却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个人或集团表现出来的一民族全体成员的意识,或希望促进一民族自由、强盛和繁荣的意识,不管是自身所属的民族还是别的民族。”[ 1 ]在国内,王逸舟指出“民族主义表达了一种强烈的、通常已经意识形态化了的族际情感。”[3 ] 徐迅把民族主义概括成“对一个民族的忠诚和奉献,特别是指一种特定的民族意识,即认为自己的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特别强调促进和提高本民族文化和利益,以对抗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利益。”[4 ]40 余建华等视之为“心理意识、观念形态,及社会实践和群众运动的统一体”[5 ] 。坚持“民族主义是对本民族文化、语言、宗教、心理、习俗和生活方式的认同,这一认同使某一民族殊异于周围其他民族。”[6 ]“就其本来的含义而言,是指一种思想感情,一种对于操有共同语言和具有共同历史传统的集团即民族的忠诚以及对它的命运的关注。但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则是思想、学说和运动的统一。”[7 ]
尽管上述定义各有侧重,但基本可归纳为两类:一是仅将民族主义当作某种思想观念;另一则把民族主义界定成意识状态与社会运动的有机统一。事实上,民族主义既然是种“主义”,毕竟不能直接等同于“运动”,虽然主义与运动密不可分,主义可能演化成运动,运动又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主义。因此,民族主义更应视为某种思想情结或政治思潮,即“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民族情感基础上的一种思想观念,它是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对本民族的一种热爱与忠诚,对民族统一,独立和强大,即生存与发展的追求和理想。”[8 ] 当然,也不应排斥从实际运动中深入分析民族主义。
从历史纵向考察,民族主义发韧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欧洲,伴随民族国家构建和现代国际关系演变而遍及全球。由于社会条件、文化传统,及价值诉求的差异与不同,各国民族主义发生、发展过程不尽相同,但无一例外均依托于民族与国家两载体。厄内斯特·盖尔纳因此强调“我们给民族主义所下的定义,是建立在两个迄今尚未界定的术语上的:国家和民族。”[2 ]4 故着眼于民族内涵的拓展与国家形式的演变,从社会学和政治学角度重新概括既存民族与国家的共同本质,是民族主义理论建构的必要前提。
现代意义的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期,斯大林提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9 ] 以当今世界民族具体实况剖析,该民族概念的严谨性与普适性值得商榷,但其仍较完整且科学地展示了民族的现代内涵———较旧民族形态而言,现代“民族是历史上在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的文化和共同民族意识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10 ] 其中,“确定一个人们的共同体是否形成了民族,最深层、最主要的特征在于,看其是否形成了以共同的民族精神和民族认同意识为核心的、该共同体所特有的观念文化系统。”[11 ]216现代国家也截然区别于自然国家。马克斯·韦伯认为“国家是社会中掌握着合理使用暴力的垄断权力的那个机构。”[2 ]4 是以主权为核心的政治性组织,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主权独立性、领土统一性、权力世俗性和民族单一性。但现实民族国家在国家的民族构成及其与国家政权结合上,与理想模式并不完全一致。一是建立国家的民族成份往往无法绝对同质,在一国疆域内生活的民族常常不止一个。目前全球仅200 多个国家与地区,而大小民族却有3000 个,跨界民族与民族人口流动极为普遍。二是执掌国家权力的民族状况也各具特色,国家形式亦不相雷同。一般地说,如果处于民族构成优势地位的主体民族支配并主导国家政治生活,即为单一民族国家,而若所有民族在国内政治上一律平等,共同执掌政权,就称作多民族国家。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
民族意识形态范文5
关键词：多元文化教育；多元一体教育；意识形态；意识生态；意识心态。
在我国，民族教育中的多元文化教育正在由理念走向实践。例如，在民族地区挖掘与整理民族文化，构建本土教材，开设民族特色课程等方面作了尝试。这些尝试无疑缓解了由国家一体教育所带来的张力，也为探讨能兼容并蓄的“多元一体教育”提供了实际的经验和可能的方向，亦明确了“多元文化教育”是“多元一体教育”的下位概念。因是之故，我们将在下位概念中分析多元文化教育与国家、地方（民族社区）和个人的关系。将多元文化教育置于一个中观的分析层次，并在与宏观和微观的联系中，在理念上提出了“多元文化教育三态说”。本文认为，从“三态说”
把握多元文化教育，既避免了以往曾出现的孤立的多元文化教育观，也避免了国家整体教育中地方文化的缺失，还避免了“多元”与“一体”的对立。
一、意识形态的多元文化教育。
在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教育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培养未成年人的民族团结意识和相应的文化能力，其内涵包括了文化接触能力、沟通理解能力、共同生活和谐相处的能力和各民族团结的凝聚力。这一功能具体体现了民族教育与国家整体教育的共性，也体现了民族教育传承与发展本民族文化的个性。回顾民族教育走过的历程，虽然经历了非常曲折甚至困难的时期，但是民族教育的个性与共性还是高度统一的。（韦鹏飞，2004:1—26）在中国社会转型期，改革开放将许多旧有的平衡打破，而新的平衡尚未建立或正在建立之中，民族教育也不例外。虽然现时期民族教育在历史上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却出现了民族教育个性逐渐弱化的现象。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应当从教育对文化的选择上做出分析。文化选择是一个受价值支配的主观过程，它关涉到不同的精英意识形态和自主的权力方；同时它也是一个客观决定主观的过程，如历史进程、社会发展、文化变迁、新的生活方式、自然变化和物质条件改变等都会影响到人的主观性。
教育与文化的关系是互为依存、互为促进的关系，多元文化无疑是民族教育的主要源泉，民族教育也是多元文化保留、延续、发展、功能释放和创新的重要载体。但是，民族教育对于文化是有选择的，不论在历史发展的哪一个阶段，这种选择一直受到了特定社会的精英意识形态的影响。在计划经济时期，民族教育具有较强的政治统整功能，因此，国家的意识形态是主导的，在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后，民族教育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日益凸显，其文化选择也渐趋理性，出现了多元化的精英意识形态，即国家主义精英意识形态、地方主义精英意识形态和个人主义精英意识形态。与每一种精英意识形态相对应的文化源泉有两类：主流文化和多元文化。①如果从文化发展史上看，中华民族历史上就是一个“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多元文化与主流文化共存于一个整体社会中。因此，民族教育应当体现“多元一体教育”的理念和实践。国家多元一体教育的初衷是，每个少数民族成员在经过民族教育之后，既有本民族的文化要素，又能融入主流文化中获得更多的社会发展和参与机会。但是现今的一个事实是，更多的少数民族成员在学校教育中接受的是主流文化，本民族的文化要素在更新的一代人身上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这种结果显然不符合民族教育的初衷，分析其原因，我们认为，从国家民族教育政策来看，依然强调民族教育的个性化发展，在民族教育的实施上也强调多元一体的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但在具体的执行上可能受到了非常复杂的因素的影响：外在因素如流动的现代性以及全球化正在消解着地方性；内在因素是人的社会流动以及生活空间的扩展所带来的需求变化和进入现代社会的文化资本与机会等。②这些复杂因素的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精英群体的博弈和个人的理性选择：有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有强调保护本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共存的，还有出于个人发展和生涯设计考虑的。因是之故，民族教育对于文化的选择形成了不同的范式。
（一）国家主义精英意识形态。
国家主义精英意识形态有着强烈的国家意识，认为民族教育是国家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主流文化作为民族教育选择的主要源泉，应纳入统一的教育体系和规范的知识体系中，民族教育的最终功能是培养国家的公民。这样，在教育制度上是统一整体的，在课程上是标准规范的，在教育机会上是均等的，在考试选拔上是公平竞争的，在法律上是得到保障的。概括地讲，这就是“国家整体规范化教育模式”。
国家主义精英意识形态在看待少数民族文化时，认为少数民族文化多元、孤立、适用范围有限，且文化内容太具传奇性、传统性、零碎性，缺乏科学性和现代性。因此，少数民族成员应主要学习主流文化，学校教育发挥“多元文化整合”的教育功能。这实际上是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整合成具有现代意识和素质的、现代社会的公民。
（二）地方主义精英意识形态。
地方主义精英群体有着强烈的“自我文化意识”和融入主流文化的意识，强调文化之间的尊重和平等，也承认主流文化在现代社会、民族和个人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们强烈希望民族教育培养出来的是“双文化”互为型人才，既能有效地服务于本民族地区，又能在主流社会中获得资源、机会，发展自己和惠及当地。因此，面对主流文化提出“多元一体”的教育构想。多元与一体是并重的，也可以是多元为辅、一体为主的教育模式。
现行的教育体系和制度是基于主流文化建构的，其特征是现代性的。（钱民辉，2008:12－28;秦晓，2009:64－74）在民族教育中，无论是公开的课程还是隐蔽的课程，都屏蔽了少数民族文化。
为了保留少数民族文化，需要建立与国家整体规范化教育并行的“乡土文化教育体系”。大力开发乡土教材和校本课程，并将乡土文化教育落实到家庭教育、社区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全过程之中，培养热爱乡土、安心乡土、服务乡土的本民族人才。由于地方精英的推动，这几年乡土教材建设和校本课程开发已初具规模，推动了民族教育的发展。（三）个人主义精英意识形态现代性是一个理性的过程，也是一个扩展的过程，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也在经历着这一过程。
因此，人们的社会行动越来越趋向于“理性”。面对教育制度与文化选择时，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的视角分析个人主义精英意识形态也许更能说明问题。①无论是从理论上讲还是在实际的研究中都可发现，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是高度一致的。因为选择主流文化更容易增加个人的文化资本、社会适应能力和向社会流动机会。具体来说，学校教育中的中考和高考，以及社会衡量学生教育成就的诸多标准都是以主流文化为内容的，学业成功的学生自然就成为个人主义的精英，他们的选择具有导向和象征作用。
在面对少数民族文化时，更多的人表达了情感需要的一面，当情感与现实出现矛盾时，情感行动让位于工具理性行动。因为，当本民族文化不能作为文化资本促使个体在教育和社会上获得成功时，人们会主动选择放弃。还有许多人表示，希望能有效地通过双语教育或一些过渡性措施，让他们能顺利地融入主流文化中。即使这样，国家、地方在建立和发展民族教育时还是兼顾到了少数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关系，这包括提倡双语教育、开发乡土（民族）文化教材、建立民族学校和大专院校体系等。可是，人们的理性决定了他们倾向于什么样的精英意识形态，以及具有什么样的精英意识形态。不同的精英意识形态形成了实在的权力主体，这些权力主体将意识形态变成了现实。
二、意识生态的多元文化教育。
用生态学视角来探讨社会现象，其独特之处在于关注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这种视角避免了孤立看问题的弊端，一反过去只重视时间忽视空间的做法，因此，更符合对现代社会的分析。反观其他视角，多元文化整合教育太注重一体而忽视了多元，结果引发了地方对多元文化保护的忧虑；乡土教育太注重本文化而忽视了其他文化，特别是与不同文化和主流文化的关系，最后必然会陷入孤立和封闭。只有当我们的意识本身成为“生态性”的———因其较大的联系而处于不断反射和变化的状态，这就会揭示出我们视为习惯的或想象的生活的局限性，而且会激发出重新构想新的生活目标、态度和愿景的潜能。（史密斯，2000:297）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我们提出多元文化教育在中国本土上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重新建构。
（一）多元文化对话教育。
对话教育是一种理想的教育形式，对话的双方是平等、尊重的，而不是强迫、灌输的。对话的目的是要对问题辨识清楚，对“他”者形成理解。
中国的少数民族是历史形成的，而不是像美国社会由不同移民聚集起来的族群。因此，每一个少数民族都有着厚重的文化承载，有着自己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对话才能真正倾听到“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表达”。你在对话中学会了倾听、学会了分辨、学会了存疑、学会了提问、学会了不同的知识表达、提高了自己在这几个方面的能力；另外，你还学会了尊重、学会了宽容、学会了接纳、学会了欣赏、学会了与“他”者和谐相处、也增进了这几方面的“德行”与人文素养。由“各美其美”通过对话达到“美人之美”，这是民族团结、社会和谐不可或缺的素质和境界。
有了这样的观念，我们已经不再从国家主义和地方主义的二元对立中看问题，也不再从制度化知识和非制度化知识的不平衡中建构课程。而是把他们都看成是一体的、生态意义上的关联。这样我们在课程安排中依教育层级构建出多元文化对话文本，可以使用共同理解的语言对话，小学低年级先使用母语和标准汉语对话（双语阶段需要有准确的翻译），高年级使用标准汉语对话，大学生可以使用汉语和英语对话。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推向全社会，推向国际，为全人类所共享。
（二）多元文化通达教育。
对话教育的基础是具备一定的多元文化的知识，如果你根本就不知道有关一个少数民族的任何知识和背景，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对话；如果你根本就不关心其他少数民族的存在与发展，你就不会获取有关他们的任何信息和知识，这样也就没有真正的对话；如果你没有真正建立起意识生态观，你就还停留在原来的意识形态中（对差异的偏见），就没有学习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动机，这样同样是没有真正的对话。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开始真正的实现多元文化通达教育。
中国社会诸多的少数民族构成了丰富的多元文化生态，每一种文化的意义都在于理解人、社会、自然之间的种种联系；每一种文化的功能都会在人类生活、生产活动、休闲娱乐、智慧思考中体现出来。每一种文化都是特定时空的产物又都与时代联系起来，在空间中像生命一样鲜活。这一切给了我们实现多元文化通达教育的可能与条件，“通”需要我们接触多元文化并能在不同空间中辨识；“达”需要我们学习多元文化并能知道它们在不同空间中存在的意义和象征。通达合在一起就是说我们具备了知道、理解不同文化的意义，并能进行解释性说明。
多元文化通达教育可以依学校教育层级和文化的复杂度设立，在小学可以直观视觉为主，增加影视、图片、实物等形式教学；在中学可以实物与文字结合进行；在高中和大学可以文字和讲座进行。希望这样的考虑能为时下准备实施的“民族文化进课堂”活动提供参考与思路。相信实施多元文化通达教育，一定会在未来培养出现代人的多元文化素养，人们会从相互欣赏的“美人之美”
达至“美美与共”的大同境界。
（三）多元文化融汇教育。
人类的大同境界是自然而然的，而非强迫、整合实现的，那么，怎样会自然而然地实现人类社会的大同境界呢？用生态学的观点看，冰雪融化成水滴、水滴形成小溪、小溪汇入江河、江河流入大海，这一切就是自然而然的过程。多元文化融汇教育就是这样一种意识生态，逐渐由小我融入大我之中，没有他者没有偏见没有等级没有歧视的观念始终渗透在教育的全过程之中。这样，不同民族的人都是社会的主体，都是历史的亲历者和创造者。
那么，如何开展多元文化融汇教育呢？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课题，是将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融会贯通并体现在各个层级的学校教育中。诸如，我们可以将不同的信仰形成的共同要素提炼出来，如先人在生产活动中对自然现象的关注与解释等。这种关联性的教育就会使我们避免由于不同信仰所造成的误解。这样的观念应该在各个层级的教育和课程建设中保持下去，从现在开始，我们就该开展研究了。先从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化开始，到融汇了多元文化的汉族文化、最后到全世界不同文明社会的文化。建构起小学、中学、高中、大学、成人教育的多元文化融汇教育文本和体系。只有这样，民族教育才能更好地承担起民族团结和促进人类社会和谐的历史重任。
三、意识心态的多元文化教育从心理学视角探讨多元文化教育提供了一个微观和具体的路径，而民族心理学的研究又是基于一个跨文化的意识心态。这种心态对于文化的反应是多元的，人们对于自然、社会、文化和教育的看法和解释更是存在着多种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观念。因此，所涉及的微观和具体的问题就比较复杂多样。有鉴于此，多元文化教育的一个基本的原则是，需要我们从民族意识心态的角度出发，探讨不同与相同之间的关系。为此，我们应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和讨论：
（一）关于认同问题。
研究多元文化教育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文化认同，因为文化包含了可共享的象征性符号、意义、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少数民族本身是一个文化族群，他们往往以相似的方式解释这些象征符号与行为。他们也把自己看做是一个有关联意义的集体，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意识心态上解释与一个文化族群相关的个体的自我主观意识。（Banks，2010:123—124）我们知道，学校教育是一个现代性的产物，也是一个主流文化的场所。学校教育的公开课程里教导着我们认同国家、科学和主流文化，因为学校教育是以主流文化的形式传递人类的文明意识和成果，使其成为具有现代意识的现代人。虽然公开的课程中并没有让每个受教育者放弃个人的族群文化认同，但学校教育的潜在课程中却存在着这一功能。诸如，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当一个学生有着强烈的族群认同感和归属感时，就会在学校教育中和学校的生活中感到越来越多的不适应，学习就会遇到困难和问题。在我们所调查的一些少数民族社区的学校教育中，普遍发现了这一特点。①过去，族群认同对于一个少数民族成员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如个人的安全、情感归属、人际交往、自我发展、社会声望等，都是在一定的族群认同基础上实现的。因此，每一个少数民族成员从出生时起就开始在族群文化的伴随下成长起来，也因此，每一个少数民族成员身上都有着本族群文化的深深烙印。
但是，文化不是静止的，是随着社会变动而发生变化的，特别是不同文化间的接触会产生文化的变异或变迁。这种情况正好被当代社会的变化———全球化所说明，人类的交往时空压缩、彼此间的依赖性增强、文明的建设和共享加强，等等。
学校教育在这方面的功能将越来越突出。
从我们调查的少数民族社区及学校中，人们接受现代性的方面超过了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性方面。越来越多的学生喜欢现代流行的生活方式，包括服饰、歌曲、街舞、讲流利的普通话、通晓英语等。这样的现象可以被看做是学校教育和媒体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可以被看做是进入学校教育的少数民族学生开始适应学校生活和现代生活的变化。
这种认同上发生的变化反映了少数民族学生的心理需要，因为现代社会是流动性的，习得主流文化是使他们走出去谋求更好机会和发展的文化资本。在学校教育中他们最初接触到的就是母语与汉语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他们最初招致文化认同矛盾和危机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正如詹姆斯·A·班克所说的：“语言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制造者和承续者，它是文化群体认同得以产生和维系的基础。语言是个体身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总是决定个体在族群内和族群外的地位与认可的一个重要因素。”（Banks，2010:124－125）学校教育中之所以选择汉语作为主流语言，既是历史发展的一个选择，也是出于多民族国家统一的一个文化选择。汉语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汉族人群的所属，而成为一个国家公共语言的使用。
就像英语一样是一个世界性的语言，已经为国际事务和人类的文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就这方面的功能来说，学校教育是得到大部分少数民族学生的认同的，但他们不同于汉族学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他们具有双重的认同性。
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是一个情感的和心理的；对于主流文化的认同是一种理性的和实际的。学校教育要做的是，让每一个少数民族学生保留这种双重的认同是必要的，如在教学形式上采用的双语教学，在课程内容上的少数民族文化选择，在评价体系上多元文化的考量。
（二）关于偏见问题。
偏见在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这既是一个社会现象，也是一个心理现象。从概念上看，偏见（prejudice）指仅仅因为某成员属于某一群体就对其产生厌恶和敌意态度，并认定该群体赋予其令人反感的品质。
偏见作为社会现象，其产生的根源是群体间竞争和冲突之中形成的文化机制，该机制使得某一群体获得并保持优势。如果该机制进一步扩大化并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成为社会的制度性偏见。例如，在美国，学校教育就普遍存在一种制度性偏见，智力测验和接受教育前的准备程度（文化资本），良好的礼仪和习惯等等，明显地排斥了黑人学生和少数族群学生进入“正常”学生的行列，赋予了白人学生明显的教育心理和成就动机。
这种制度性偏见使所有的学生从一开始就预见到最后的结果。
偏见作为心理现象，也属于主观意识。对于个体来说通常由三种要素组成：（1）认知要素包含了对目标群体成员的描述，如智力低下、不守纪律、行为怪异、逃避学习等这类负面刻板印象；（2）对目标群体负面反应和情绪的情感要素，这些要素也可能被误解为学校反校园文化现象；（3）歧视并对目标群体成员不利的行为要素，包括交往歧视、学业歧视、机会歧视和相应的排斥行为。（克雷勒，2008:209—210）偏见作为社会现象和心理现象，这两者之间是交互的。个体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形成偏见，而不是出于性格需要。文化是造成偏见的另一个原因，因为个体总是被文化所塑造的。从文化对于个体塑造的起源看，家庭最先获得了一种文化偏见，区分了“我们”和“他们”，“优异的”和“低劣的”等基于种族的价值观念。进入学校以后，学校所赋予他们的文化偏见是基于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美国教育最大的作用就是将所有边缘文化的人融入主流文化之中，以至于人们称教育为“大熔炉”。但是这种教育的“大熔炉”却是带有深深的文化偏见并充当“过滤器”作用的，显然美国社会由于文化偏见所带来社会不公平问题至今并没有消除。
反思我们的社会中是否也存在着一种文化偏见问题，可以肯定地说存在一种文化偏见，但这种文化偏见不同于美国社会的种族偏见，是基于一种文明与落后的现代性偏见。在学校中，恰恰就是用这种现代性的标准区分出了“可教育性”与“不可教育性”，“成功的学生”与“失败的学生”。
由于学校老师在师范院校就是受着这种“标准”的训练，当他们走上教师工作岗位后，“标准”
就发生了作用，也就是说，文化偏见作为一种无意识发生着作用。
少数民族学生由于自身所处的特殊文化环境，其语言、习性、习俗、认知、经验均不同于学校标准，他们一进入学校很快就被识别出来，从而在一开始就遭受着学校文化偏见的影响。可以说，他们有理想，主观上也愿意好好学习。正是存在着这种文化偏见，给他们贴上了“教育失败者”的标签。如果说，学校教育能换一种标准，“被失败的”可能是那些他们所认为的“教育成功者”。
我们正是在学校教育中看到了这样一种文化偏见，它们极不利于少数民族学生的教育成长。
于是在反思一种多元文化教育，要先从意识心态上认识人们接受教育的真谛，将教育的标准建立在一种无文化偏见的基础上，这样才能公平地对待每一位受教育者。
（三）关于自卑的问题。
自卑是一种典型的心理问题，但这种心理问题是与外界相互作用下逐渐形成的。在学校教育中，经常遭受学业挫折的学生，就会失去或减弱其成就动机，越来越不自信，处处感到不如别人。在我们所调查的少数民族社区的学校教育中，遭受学业挫折的学生主要分布在各个少数民族学生身上，在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因为学业问题而引起自卑的心理问题。诸如，我们在访谈中了解到，他们普遍感到学习有困难，感到困难的主要原因是，自己脑子不好使，不如别人记忆好；听不懂老师讲的课，主观上也不愿意学。
这种自卑的心理问题并没有引起学校的注意，在对老师和管理人员的访谈中了解到，他们一般认为这些学习困难者主要是自己不努力，学习动机不足，记忆力差而且不守纪律，如此等等。
使人感到惊讶的是，一些初入学校的儿童在很短的时间中就会出现自卑心理，且随着年级的增长而愈来愈严重。特别是在初中阶段，有自卑心理问题的学生最易成为辍学生。
在与这些有自卑心理问题的学生访谈中知道，他们将学业失败的原因主要归因于自己。这使我想到美国学校教育的成功，在于通过层层筛选出的优秀学生会获得学校和社会越来越丰厚的奖赏，同时，学校教育过滤掉了一些甚至很多教育失败者，让他们回到社会的底层中去并自愿接受这样的安排。可是我们的学校教育并不是执行的这样的功能，反而却有这样的功能。为什么同样在学校中学习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一些学生总是在另一些学生面前感到自卑。当我们对这些自卑学生在学校以外的生活中做过观察后发现，他们唱歌跳舞，甚至学做一些他们不熟悉的游戏都很出色。这使我们产生了他们是差等生的怀疑，在学习他们的语言、歌曲和舞蹈时，我们显得是那样的笨拙。这种对比使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正是这种文化差异是引起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自卑的重要原因。
学校教育不论从制度还是课程，以及流行的校园文化上都是基于主流文化建构起来的，教师就是带着这样的背景，如统一的教学大纲、课本知识和主流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希望和梦想站到了讲台上。如果学生的背景与学校和老师相近，就很快成为“局内人”，获得教育成功；反之，这些学生就会是学校教育的“局外人”，逐渐产生自卑心理和厌学心理，成为学业失败者。
在学校教育的环境中，确实存在着一种文化差异和文化冲突的现象。如语言上的差异，即使是实行双语教育也无法减轻这种差异。毕竟从少数民族语系、表意和思维习惯上看就存在着极大的不同。还有生活习俗、生产活动、社会经验、居住环境不同都成为他们学习汉语的困难条件。
普遍来看，学习成功的学生有着与学校和老师背景相一致的许多方面，诸如共同的生活经历、共同的语言和心理、共同的社会经验都成为学生取得学习成功不可缺少的文化资本。
从意识心态上去认识少数民族学生学习自卑的心理和感受，有助于我们建立一种真正的多元文化教育。这就是要真正做到尊重文化差异，从课程设置、教学过程和评价方式上改变过去的单一模式。有鉴于此，许多研究者都在自己的研究中描述了各种民族族群的文化，认为在少数民族学生和学校之间存在着文化冲突，并阐明了教师促使其教学与学生文化多样性相适应的方式。（Banks，2010:152）我们今后需要做的是，在帮助教师和学生揭示关于差异的旧观念、构建多民族多元文化新概念并使其制度化方面，学校教育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当这些观念在教科书和大众文化中被呈现的时候，教师和学生必须重新思考、重新想象、重新塑造对于少数民族的观念和看法。（Banks，2010:157）因为，这是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多种文明延续的需要。
四、结论：“多元文化教育三态说”之说明。
提出一种理论要符合如下标准陈述：（1）它们必须是抽象的。如用意识形态、意识生态和意识心态这样的术语概括描述多元文化教育；（2）它们必须是主题化的。一组陈述专门贯穿于多元文化教育的论点；（3）它们必须在逻辑上保持一致。“三态说”论述之间没有矛盾，能够相互演绎；（4）它们必须是说明性的。“三态说”能够说明多元文化教育的形式、实质或存在状态；（5）它们必须是一般性的。原则上可说明多元文化教育任何一种具体表现，并能作出解释；（6）它们必须是独立的。它们绝不能化约为参与者自己就其行为提供的说明；（7）它们必须在实质上是有效的。除了对所研究的社会事实有效外，还能够将理论和别的知识体系实现转译。（参见沃特斯，2000:3—4）如此看来，本研究所提出的“多元文化教育三态说”应该符合标准所说，是一种思考与解释理论，只是这种理论还需要进一步丰富，需要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的检验。
作为这种理论的核心，在民族教育的宏观研究中，需要强调意识形态在制度上、政策上和国家认同上的重要作用。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教育是没有意识形态的，因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要建立在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基础上。但是建立这种共同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基础一定要考虑到多民族共存的事实，从意识生态上将相互依存的各个民族整合起来。这种意识生态观在学校教育中要充分表现出来，既要防止绝对的民族主义，又要防止带有文化偏见的孤立民族主义，课程建设上要多挖掘历史上多民族交往与融合的史料和事实，避免“敝帚自珍”和宣扬本民族的英雄史诗的狭隘民族教育。如何能达到这样的教育目标，需要从意识心态上把握少数民族成员的心理品质和心理活动。教学中，没有任何偏见，相互尊重，这样才能有效达成共识，并实现对国家整体的认同。
在民族教育的中观研究中，强调意识生态在各民族间相互依存的必要性和长远性。大家都是生存在一个时空中，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文化的交融从历史上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其实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包括主流文化都可以看成是各民族文化交融的产物。因此，教育制度和课程建设要在意识形态上突出共处生态的相互性、整体性。课程中的文化选择要有国家意识形态，并保证能让每一个受教育者都能够在学校教育中达到对国家的认同和热爱。做到这一点还要从意识心态上沟通、理解，认识人类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成果的共有性和共享性，在心理上提高认知，保持民族与国家的一致性。
在民族教育的微观研究中，注重意识心态对于每一个少数民族成员实现平等、公平是至关重要的。无论是在教学中，还是教师与学生的对话中，都要体现对于国家制度和政策的信任。在课程和课外活动中，还要体现和突出各民族的历史人物对于国家的和平稳定、文明和进步所做出的贡献。这种微观教学活动中渗透着合理的意识形态教育和意识生态教育，这些内容将伴随着人们整个的教育生涯之中。只有这样做，教育才能真正发挥和完成凝聚和团结中华民族的功能和历史之使命。
参考文献：
James A.Banks，2010，《文化多样性与教育———基本原理、课程与教育》，荀渊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迈克尔·休斯卡罗琳·克雷勒，2008，《社会学和我们》，等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钱民辉，2008，《多元文化与现代性教育之关系研究———教育人类学的视野与田野工作》，北京：民族出版社。
钱民辉，《现代性及现代性转型说之刍议》，载秦晓，2009，《当代中国问题：现代化还是现代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大卫·杰弗里·史密斯，2000，《全球化与后现代教育学》，郭洋生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民族意识形态范文6
[关键词]《拯救大兵瑞恩》；民族精神；人性；自由；战争；审美艺术特征
影片《拯救大兵瑞恩》是美国著名导演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执导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战争大片，这部影片获得了多项奥斯卡大奖和金球奖，被选入2014年美国“国宝影片”。影片叙述了执行特殊命令的八人小分队在枪林弹雨中拯救生死未卜的瑞恩的故事。导演以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人生哲理呈现了一部荡气回肠的创作，由此影射出人性价值观的更高层次。《拯救大兵瑞恩》突破了传统好莱坞电影的瓶颈，在裸地表现战争暴力的同时，又声势浩大地赞美人性。因此，本文从文化角度出发，通过分析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的民族特色，探讨现实社会中人们民族意识的构建。
一、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思想内涵
从文化角度出发，电影一方面影响着社会公众舆论，另一方面也推动着历史的发展。随着知识文明的不断提升，电影创作的思想内涵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被逐渐弱化，同时阶级层次也被削减，不过在军事题材的影片中我们依然能够捕捉到潜在的民间文化价值。在影片《拯救大兵瑞恩》中，虽然故事情节表意被简化，但是影像表意却得到很大程度的增强，其注重主体意识与历史文化思想，彰显个体意向，符合后现代观众的视觉需求。虽然《拯救大兵瑞恩》是一部战争大片，但是影片中不乏对生活细节的描写，从而赋予影片深远的人文思想，同时提升了影片的观赏性。
（一）对人性的思考
影片《拯救大兵瑞恩》以独特的话语承载了对人性深刻的思考。虽然在战争语境中，人性与意识形态存在极度的矛盾，不过在战争中反压迫、反侵略，为了追求自由而牺牲的勇士正是积极、正面的品性。影片大胆突破了意识形态性，巧夺天工地把一部战争片演绎成了一部追求幸福、和平的影片，将人性的一面发挥得淋漓尽致。
导演以独特的视角为观众呈现了一部充满人性的话语、感人至深的影片。在真实的战争中，个人的生命仅仅代表着一个小小的标志，这个标志随时都有可能被战争吞噬。在战场中什么是可为的？为什么瑞恩值得让八名士兵冒着枪林弹雨去拯救？影片对“人性”予以力透纸背的刻画。这不仅仅是表面八比一的对照，而是对人性的思考，对于一个士兵而言，救人的价值远远大于杀人，通过自己的救助让生命得到延续。当然小分队也有过强烈的心理冲突，但是最后还是发自内心地去拯救大兵瑞恩，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转变，让人性的光辉照亮了黑暗的战争。
烽烟薄天的战争场面与人性关爱的强烈对比赋予《拯救大兵瑞恩》鲜明的戏剧性，对人性的思考使影片的叙事逻辑更加严谨。
（二）对自由的追寻
透过一部影片，我们可以感受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是个人对自由的追求、对生命的探索。人类追求自由是一种积极的精神，对美的超越。对于战争片而言，其观照的是一个团体的命运，甚至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勇士为了自由而战死沙场，影片中的英雄形象所昭示的正是自由。
在影片《拯救大兵瑞恩》中，导演坚定不移地探索着生命与战争、生命与自由，实现对深远的人生哲学的思考。影片中惟妙惟肖地展现了普通人的情感，在残酷的战争面前，这些普通人表现出的是对生命的渴望，影片所演绎的是延续生命、追求自由的价值和意义。为了一个生命得到延续，这个民族、这个国家不惜牺牲更多的生命，体现了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对情感的寻觅、对道德的追求和对生命的探索。美国是一个追求自由的民族，自由成为美国民众毕生追求的目标。影片中拯救一个生命，就是将自由归还于这个生命，让这个生命重新感受自由的美好。影片通过对生命的追求、对自由的探索影射出这个民族对自由有着相同的期待。
（三）对战争的反思
对生命的尊重是一种大爱，生命的美妙在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在残酷的战场上，对人性的生死存亡漠不关心，然而无论是哪一个民族都会极力维护自己民族的荣誉和利益，当民族利益被侵害时，所有成员团结起来对抗外敌责无旁贷，哪怕是牺牲自己的生命都义无反顾。影片《拯救大兵瑞恩》中从一个平民的角度体现出这种民族意识，一位普通的母亲将身边所有的亲人送往残酷的战场，米勒和小分队所有士兵虽然对拯救瑞恩存有个人看法，不过他们还是以执行命令为己任，成功完成任务。每一个人都明白生命的可贵，当民族面临危难之时，个人的生命价值可以得到更深意义的诠释。影片承载了美国的民族文化，在表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时极力削弱了政治立场，在探索思想与艺术的过程中彰显出对人性、自由和生命的追求。
电影与现实相辅相成，两者相互启示又相对应。对于一些战争题材的影片在再现现实的过程中，为了增加艺术的感染力，挖掘人性的深度，特意将战争与民族意识融为一体，从而使人性的美丽与战争的残酷形成鲜明的对比，赋予影片强烈的戏剧性。战争是残酷的，生活是美好的，影片告诫我们要远离战争，为世界和平而努力。
二、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的审美艺术特征
电影通过对纪实进行艺术处理，呈现出迎合人们视觉需求的文本，电影的美学特性就是揭示真实。电影的审美艺术特征并不是表层的“美”与“丑”，而是由电影文本的类型、艺术特征等元素的综合体现，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影片《拯救大兵瑞恩》有其独特的场景画面、音乐艺术、人物塑造以及叙事风格，这些独特的因素相互影响，构成了独特的审美艺术特征。本文以美学为原则，从影片风格出发，通过导演斯皮尔伯格的拍摄手法来分析影片的审美艺术特征，探讨影片中的民族特色及深刻的意蕴。
斯皮尔伯格是美国著名导演，他擅长使用长镜头和跟拍镜头，赋予影片强烈的艺术张力的同时拉近观众与故事间的距离。在影片中，每一段小故事或每一个场景，都会先给出一个特写之后打开全景，使影片的结构严谨、节奏明确。
（一）人物塑造体现的价值观念
人物塑造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这种行为即是一种价值和态度的体现，为了成功地塑造人物形象，需要最大限度地综合利用多种因素，包括语言、动作等，刻画出鲜明的人物性格最为关键。
电影中的人物塑造以影片的重要人物为主，性格刻画也尤为突出。在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不仅对主人公瑞恩的形象予以重点刻画，对其他士兵的刻画也十分鲜明。影片通过对不同人物的刻画影射出存在于观众内心的思想，从而使观众在观影的同时重新审视价值观念。
影片中米勒上尉居然大改昔日冷酷无情的态度，同意释放德国俘虏，不过在最后的战争中，这名俘虏居然再次出现，并打死了他的士兵，最终被一心向善从不开枪的下士厄本击毙，使影片充满了戏剧性色彩。同时也揭示了战争的残酷无情，关乎生命的价值观念历经了人性的拷问。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始终贯穿在八个人组成的小分队中，影片浓墨重彩地讨论了战争中士兵的价值，导演凭借其标新立异的修饰手段进行美化。小分队对执行拯救瑞恩的命令有着自己的态度，米勒上尉严肃地与士兵探讨着生命的意义。米勒的观点是，在战场上，如果牺牲一个人能够换来更多人的安全，这个人的生命就是有价值的。可是为什么影片中要让八个人去救一个人呢？这与我们所弘扬的精神大相径庭。在传统影片中，小分队拯救任务的对象都是重要人物，而瑞恩却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影片也在此提出了士兵的价值互换的问题，并突出了问题的犀利性。可以说正是影片将瑞恩的身份定位于普通士兵才得以大放异彩，以瑞恩兄弟全部阵亡为前提才使瑞恩的身份与众不同。
（二）场景画面揭示的情节构思
场景作为电影叙事要素，为影片提供不可或缺的空间，为观众带来鲜明的真实感，同时场景画面也极富深刻的寓意。
在《拯救大兵瑞恩》的开头部分，斯皮尔伯格不惜花费20多分钟为观众呈现了二战时期诺曼底登陆的壮观场景，凭借渲染的画面为观众再现了当时的历史事件，旨在以此来再现残酷的战争场面。水中奋力抗战的勇士、敌我双方的肉搏演绎得栩栩如生，对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观众而言，如同自己亲身经历了一场大战，而对于参加过战争的观众而言，如同再一次身临到战场上。在影片开头就交代故事的背景是好莱坞电影的一大特点。影片《拯救大兵瑞恩》不仅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而且由一个小小的拯救士兵的故事多角度、多层次地揭示了当时残酷的战役，情节构思恰到好处。此外，时间的转换是好莱坞影片的另一特征，比如将短暂时间发生的动作或某个特定的事情扩展为长时间的场面，或者将一段长时间发生的事件压缩在短时间内完成。战争的场面并不是很长，而在影片中镜头插入多个人物“细节”，从而拉长了叙事时间。
虽然电影画面具备形象的准确性，不过在阐释内涵上却有着灵活的丰富性，影片《拯救大兵瑞恩》的叙事侧重于场景画面的设计，极力渲染了对“生命”的震撼。
（三）音乐艺术抒发的风格基调
电影音乐从最初作为中介串场和遮盖噪音来平衡视听感受，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一种艺术而具备深层的意义。音乐已经成为现代电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用不同的乐器奏出不同的旋律，来渲染影片所需氛围，为影片增添艺术的魅力。
影片《拯救大兵瑞恩》的后期制作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在波士顿音乐厅中进行的。音乐能够体现出影片的内涵，渲染影片氛围。影片中米勒上尉带领小分队在敌营寻找瑞恩的过程中，整个背景音乐节奏悠扬而舒缓，影片结尾部分，配以激情悲壮的羊鼓乐，震撼观众的心灵。电影音乐已经发展成为电影叙事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电影中有更广阔的发挥空间，使观众得到更多的启示，从音乐中感知画面设置的意蕴，可以说电影音乐提升了影片的观赏价值和美学价值。
（四）蒙太奇的运用
蒙太奇就是碰撞，银幕的方位感确立会影响到镜头的自如转换，在战争题材的影片中，为了能够清晰地呈现出攻伐双方，必须要确立明确的方向。一些需要群众参与的场景画面就更需要进行处理，才能够创作出完美的震撼效果。对于战争题材的历史影片，所叙述的故事有可能不适合于电影文本，这就需要考验导演的功底，是否能够游刃有余地使故事符合银幕的需求。斯皮尔伯格在《拯救大兵瑞恩》这部历史战争片中将这种技能发挥得炉火纯青，使影片脱离了平淡。他在很多片断中采用了抑制的手法来渲染氛围。比如影片中有一个情节是瑞恩的母亲透过门窗看到远处而来的汽车，心头涌上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但是她仍然蹒跚地走出门口，军官脱帽走向她后终于忍不住跌坐在地上。在这个场景中镜头一直在瑞恩母亲的背后，十分收敛，如同一双同情的目光在注视着她。虽然在这个场景中没有任何台词，但是却湿润了无数观众的眼睛。影片聚焦于战争中的多个角度、多个层面，充分运用蒙太奇手法，赋予影片丰富的文化内涵，为观众呈现出一幅诺曼底登陆的全景图，体现了美国的民族精神。
三、结语
电影是对腐化现实的对抗和对历史的追溯，好莱坞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不仅在创意、叙事及对先进技术运用上具有高超的造诣，而且整个制片过程也尤为严谨，体现了美国全景式战争电影的特色。军人要为大多数人的幸福做出牺牲，导演斯皮尔伯格拍摄《拯救大兵瑞恩》正是在抚慰烈士的英灵，再一次提醒人类战争的残酷，并且以最大限度地接近现实来呈现。《拯救大兵瑞恩》是一部真正具有人道主义思想，并且郑重地探讨人性和生命价值的影片，让观众从中体会到美国的民族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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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新颖.从电影《拯救大兵瑞恩》看美国文化及价值观[J].文学界（理论版），201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