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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的哲学范文1
关键词：自然哲学；科学；科学事实；经验；解释；严格检验；实验方法
中图分类号：B82-058；N0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4-0069-04
“科学”一词在西方直到18世纪初才逐渐被普遍使用，科学在古代属于自然哲学。科学能够从自然哲学体系中脱离出来，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这无疑应当归功于实验方法的诞生，因为实验方法不仅能使人们获得系统的、精确的、全面的、定向的经验，这种经验可以对科学解释进行严格检验，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实证知识”，从而把它与属于“形而上学知识”的哲学区分开来，而且实验方法还能使人类获得科学研究所需的典型的、纯粹的、系统的、专业的“科学事实”，为科学研究提供更丰富、更可靠、更具体精确的感性材料。这充分说明，科学方法在科学研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是推动科学进步的重要动力。
一、科学和自然哲学都是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和解释体系
在古代，人类对自然界中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现象总感到十分惊异，人类在好奇心和驱除愚昧无知的欲望驱使下，运用天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和想象力对这些自然现象进行试探性解释，这些试探性解释就是早期的自然哲学。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古往今来人们开始哲理探索，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成说明”。
从本质上看，这种自然哲学其实就是宇宙观、自然观，即人们对自然界或宇宙的看法。人们对自然界或宇宙的看法或解释分两种类型：一类是对整个自然界总体的、抽象的、笼统的解释，一类是对自然界中具体现象的分门别类的、精确的解释。比如，自然界中几乎无限多样性的物质形态是从何而来的呢？有人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水演化而来的，一切都来源于水；有人认为是由火演化而来的，一切来源于火又复归于火；也有人认为宇宙万物是由原子演化而来，不同的原子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而构成多种多样的物质形态；甚至还有人认为整个宇宙都是由气衍生而来的等等。很显然，像这些对整个自然界的构成的解释就属于总体的、抽象的、思辨的、笼统的解释，这样的解释在人类经验范围内不可能得到检验。原因是，人类的经验是在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中，并在各种特定条件下获得的，因而经验的性质是具体的、个别的、特定的，用人类具体的、个别的、特定的经验去验证总体的、抽象的、思辨的、笼统的知识当然是不可能的：具体的事实不能最终证明抽象的、思辨的观念，个别的经验最终不能证明总体的、笼统的理论。事实上，我们永远不可能通过观察或举例说明来论证宇宙万物是由水或火或气或原子构成的，我们不可能通过观察或举例说明来论证世界是简单的、有序的，或是复杂的、无序的，等等。所以，我们把人类对自然界总体的、抽象的、思辨的、笼统的看法或解释或知识叫做“自然哲学”，它们在人类经验范围内永远不可能得到检验，因而完全属于“形而上学”（metaphysics）。作为所谓本体论学说，形而上学是哲学的核心。
然而，另一类对自然界中具体现象的分门别类的、精确的解释或看法完全可以在人类经验范围内得到检验，甚至严格检验。比如，太阳为什么每天从东方升起至西方落下，而且还有白天和黑夜之分呢？有人提出，因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是不动的，而其他所有天体，包括太阳、月亮、火星、金星等，都围绕地球转，太阳围绕地球转一圈就是一天，当太阳处于我们的正面时就是白天，处于背面时就是黑夜。又如，为什么木头会浮在水面上，而石头沉到水底下呢？阿基米德认为，因为水对浸没在其中的物体都会产生向上的浮力，他通过推理认为浮力的大小恰好等于排开水的重量，由于木头密度小，体积相对大，所以排开水的重量大于其重量，因而上浮；而石头由于密度大，体积相对小，所以排开水的重量小于其重量，因而下沉。不用说，像这些对自然界某种或某类现象为何如此产生的具体看法或解释，人们完全可以通过逻辑分析和经验对照相结合的方法对之进行严格检验。事实上，关于地心说、阿基米德的浮力假说等等，都经历了逻辑分析和经验对照相结合的多次严格检验，其中有些被证明是“正确的”，有些则被证伪。
不过在古代，人类只能通过观察获得经验，而且也没有精密的仪器发现更多、更系统、更精确、更典型的自然现象，因此人类获得的经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零散的、不精确的、不定向的、片面的，要靠这些经验去严格检验人们对自然界的解释（即“科学假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典型的例子是，亚里士多德认为“物体下落的速度与其重量成正比”，“力是物体运动的原因”，如果仅凭观察获得的经验对它们进行严格检验，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由于人类仅凭直接观察或仅凭感觉器官所获得的关于自然界的信息是不全面、不系统、不精确的，甚至是错误的，因而既不可能为人类更广泛、更深入地探索自然界的奥秘，解释自然界提供系统、精确的感性材料，也不可能对具体的、分门别类的“科学假说”做出严格检验。
既然古代人无论是对自然界总体的、抽象的、笼统的解释或认识（自然哲学），还是对自然界具体的、分门别类的、精确的解释或认识（自然科学），都不可能在人类经验范围内得到严格检验，那么对它们当然也就无法做出明确区分。这就是古代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同为一家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因此在古代，科学一般是以一种潜在的形式存在于自然哲学母体中。
二、实验方法的诞生和科学仪器的使用使科学与自然哲学彻底分离
尽管在古代，科学与自然哲学由于人类认识世界的水平和方法所限，它们无法区分开，但毕竟科学与自然哲学之间存在本质不同：自然哲学其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在人类经验范围内永远不可能得到严格检验，而科学的性质决定了它完全可以在人类经验范围内得到严格检验。在古代，科学之所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在人类经验范围内得到严格检验，仅仅是由于古代人只通过观察无法获得广泛的、系统的、全面的、精确的、专业的、定向的经验事实（或科学事实）。这当然就意味着，当人类通过某种方法能够获得广泛的、系统的、全面的、精确的、专业的、定向的经验事实时，那么科学与自然哲学就可以区分开。
不言而喻，当伽利略发明用实验方法研究自然界时，人们就可以获得广泛的、系统的、全面的、精确的、专业的、定向的经验事实，因而就可以把科学与自然哲学彻底区分开来。需要指出的是，实验方法的诞生和科学仪器的使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从本质上看，实验方法作为获得科学研究和严格检验科学知识所需的经验事实或科学事实的手段，就是根据研究目的的需要，运用科学仪器和实验设备这样的人工方法，创造自然现象的过程。实验方法之所以能够帮助人们获得科学所需的系统、全面、精确、专业的科学事实，科学仪器和实验设备的使用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人类仅凭感觉器官通过观察获得的自然界信息是十分有限的，而且这些信息一般而言也不系统、不全面、不精确、不专业。比如，仅凭肉眼，人类看不到很远的东西，看不到像病毒、细菌这样小的东西，而且只能看到可见光，紫外线、红外线都看不到；仅凭耳朵，只能听到20～20000赫兹的声音，低于20赫兹的次声波和超过20000赫兹的超声波人类都听不到；仅凭身体，温度很低的物体和温度很高的物体都不能触摸；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因此，人类仅凭感官，自然界中的绝大部分信息都不可能接收到。这样，人类认识研究自然界就不可能得到足够多的感性材料，也无法对有关科学假说进行精确判断。而在科学仪器和实验设备的帮助下，人类可以从自然界中获得系统得多、全面得多、精确得多的信息。比如说，人类使用显微镜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细菌、病毒、细胞等微小事物；使用望远镜可以看到更遥远的天体，可以看到太阳黑子的活动，看到月亮上的山脉；使用声纳系统可以听到次声波和超声波；使用温度计可以精确测出微小的温度差异等等。很显然，这些系统、全面、精确的信息既可以作为人类认识研究自然界的重要科学事实或感性材料，也可以对有关科学假说进行严格检验。
实验方法除使用仪器帮助人们获得数量多、质量高的自然界信息外，它还有以下优点：
第一，实验方法可以使人类获得精确的、纯粹的经验事实或科学事实。马克思曾指出：“物理学家是在自然过程表现得最确实，最少受干扰的地方考察自然过程的，或者，如有可能，是在保证过程以其纯粹形态进行的条件下从事实验的。”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通过科学仪器和实验设备所创造的条件，使人类需要认识的事物的某种属性或相互关系在简化、纯化、典型、精确的状态下显现出来，从而使人类获得纯粹的、精确的科学事实。这样的科学事实不仅是科学研究所需的“高质量”感性材料，也可以对科学假说做出严格检验。
第二，实验方法可以使自然界中的事物或现象处于特定的极端状态，从而使人类获得在这种极端条件下所出现的极端的科学事实。比如，科学家根据科学研究的需要在实验室中制造出各种极端状态，如超高温、超低温、超高压、超强电磁场、超纯度物质等，以研究事物在这些极端状态下的性质、特征等，这无疑大大拓展了人类研究自然界的范围，并促进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第三，实验方法可以使人类获得“人造的”科学事实。天然自然中的许多现象对科学研究而言，其演化过程不是太慢，就是太快，有些现象甚至只出现一次就再也不会重复出现，这样，就给人类研究自然界和检验有关科学假说带来极大困难。如，要证明自由落体运动的速度与时间的关系u=gt和下落高度与时间的关系h=1/2gt2，那么光凭观察来进行验证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物体下落速度太快，人类凭感官根本无法获得下落速度或下落高度与下落时间的精确值。但通过实验方法人类可以轻而易举地人为控制自然现象演化过程，使演化太慢的过程得到加快，使演化太快的过程变慢，使不能重复的自然过程再现。这样，就可以使人类获得经过精心改造过的“人造的”科学事实。很显然，这样的科学事实作为科学研究的感性材料或作为检验科学假说的“经验”，既具有系统性、定向性，又具有精确性、可靠性。
总之，以科学仪器和实验设备的运用为特征的实验方法由于能使人类完全摆脱时间、空间和其他客观自然条件的限制，根据科学研究目的的需要，“创造出”比天然自然中更多、更全面、更精确、更系统、更典型、更专业的科学事实，利用这些科学事实或经验事实不仅可为人类对自然界进行具体的、分门别类的研究提供更广泛的感性材料，而且还可以对有关科学假说进行精确、严格检验。这样，自然科学就作为“实证科学”彻底地从作为“形而上学”的自然哲学母体中独立、分化出来。
三、启示
从科学仪器的使用和实验方法的诞生最终促进了近代科学从自然哲学体系中独立出来这一事实，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第一，科学方法对科学研究或推动科学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中国有句古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里的“器”，就是做事的工具、手段或方法。我们做任何事都要借助某种方法，进行科学研究更不例外。方法使用不当，事倍功半，甚至根本无法完成任务；方法使用得当，事半功倍。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科研人员能否顺利完成科研任务，获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能否巧妙、灵活、适当地运用各种科学方法。
第二，科学方法对科学创新具有重要意义。科学方法不仅可以使科研人员顺利完成事先设定好的科研课题，而且还可以促进科研人员开辟新的科研领域，明确新的研究方向，促进新学科的创立。科学史上，施莱登、施旺正是由于利用显微镜进行观察，才发现了细胞，并建立了细胞学说；麦克斯韦正是由于运用了数学方法，把法拉第的电磁场理论转译成数学语言，才预言了电磁波的存在，从而为电动力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德布罗依正是运用了类比方法，才提出了物质波假说等等。
第三，科学方法是哲学影响科学发展的中介。认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这就是说，人们的方法论与其哲学思想是一致的。而科学方法作为人们哲学思想或世界观的延伸，对科学研究和科学创新具有重要作用，这充分说明了哲学思想对科学研究和科学创新具有决定性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得受哲学的支配。”而中国科学工作者的科学创新能力差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必要的哲学修养，缺乏独特的哲学思想。
自然科学的哲学范文2
1. 自然科学提供了科学化的运动员选材标准
运动员选材是否得当、是否具有很大的潜力, 对培养优秀的竞技体育运动员, 提高竞技体育水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不同的竞技体育运动项目对运动员具有的生理特点、心理特点有不同的要求, 如举重项目要求运动员身高不能太高, 腰部柔韧性好、肩关节灵活、身体协调性好等。不同的人因为生理特点的不同, 造成发展的潜力也不同, 适合练习跳水的不一定适合练习跳高, 适合跨栏的不一定适合100米, 所以运动员的选材是非常重要的。及早地对有潜力的运动员因材施教、科学培养, 既能避免优秀选手的埋没, 又能节约训练成本, 总结选材和训练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形成经验, 从而促进我国竞技体育运动的发展。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 基因技术逐渐成熟, 人类基因组序列草图也基本完成, 该技术在竞技体育领域中运动员的选材上应用日趋广泛。由于生物学家已经从基因的角度研究出某些基因能显著影响人类的运动能力, 而且还从分子水平的角度总结出人体在长期运动的变化规律。这样, 在对运动员进行选材时, 就能提前根据科学的经验对其运动潜力进行评估, 综合评定选材运动员是否适合所从事的竞技体育运动项目, 并能够达到所从事的竞技体育运动项目的竞技水平。例如, 可以通过自然科学中的基因诊断技术, 对运动员的运动能力、运动协调性、身体柔韧性以及身体机能等进行测试分析。因此, 自然科学的发展可以让运动员的选材更加科学化、准确化、具体化。
2. 自然科学对竞技体育运动训练的影响
自然科学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技术应用于体育运动训练中来。在当今的国际形势下, 竞技体育的发展水平主要取决于科技水平。因为当今各项竞技体育项目经过多年的发展, 竞技水平已经基本上要求运动员接近或达到生理和心理极限, 如果想要在竞技水平上有进一步的突破, 只有通过科技手段来提高训练成绩和效果。因此, 自然科学的发展是提高竞技体育成绩的必要条件, 主要通过体育运动器械的改善及高科技手段辅助训练等手段来实现。当自然科学的先进成果, 如高敏度传感器、计算机模拟技术、高速摄像机等技术在体育训练中普及和应用时, 竞技体育便进入了飞速发展期, 成绩的突破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自然科学技术使得训练更科学、更有针对性、更有效率, 加速了人们对如何提高竞技体育运动训练规律的认识与掌握, 这样就会一定程度地缩短运动员培养周期, 降低运动员的培养成本, 提高运动员的培养效率, 更有利于培养出高水平的优秀运动员。[]
自然科学对竞技体育运动训练的影响还表现在对运动员装备的改变上。由于竞技体育是一种高水平的竞技运动, 各运动员的运动潜力差别并不大, 运动训练的设备与方法手段也因为国际交流变得基本相同。所以运动装备科技含量的高低, 会一定程度上影响竞技体育的成绩。比如说鲨鱼皮泳装, 可以减少游泳时水的阻力;而对于田径比赛, 跑鞋的舒适度甚至是鞋钉的数量和长度、鞋钉之间的距离和分布都对竞赛成绩影响很明显。田径赛场上, 冠军和亚军之间, 差别往往是零点几秒。而这差别产生的原因, 一方面可能是运动员运动竞技水平的差别, 也可能是临场时的心理状态, 当然, 也有可能是跑鞋、服装的科技含量的高低。高科技的跑鞋, 可以更贴合运动员的脚掌与脚踝, 其合理的外形设计, 能最大程度地减小比赛中的空气阻力, 把运动员的技术特点最大化地表现出来。据资料报道, 亚洲飞人刘翔, 其所穿的跑鞋, 为NIKE公司专门为其定制的。通过科学技术手段, 运用计算机, 模拟分析了刘翔跨栏过程中的动作特点, 并结合刘翔脚部基本数据特制而成。刘翔比赛所穿跑鞋, 相比其它一般跑鞋, 质量更轻, 而且鞋子底部的鞋钉仅设计了10颗, 这样可以有效减少比赛时赛道上遇到的阻力。鞋钉位置分布和一般跑鞋差别也很大, 是根据其跨栏时脚掌落地点的习惯量身制作。由此可见, 自然科学对竞技体育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对于成绩的提升也是显而易见的。
随着自然科学技术越来越多地应用于竞技体育运动, 竞技体育的竞争也越来越依靠科技实力。从这个角度来看, 近几届的奥运会在运动员竞技水平处于同一水平线时, 哪个国家的选手在训练时选用的设备越好、装备越先进, 这个国家获胜的可能性就越大。
3. 自然科学的发展可以更有效地保证竞技体育的公平性
在竞技体育中,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 越来越多的科技手段应用在竞技比赛中, 比如高清摄像头、全自动电子计时器、全程监视器、终点摄影设备、数据传输设备等, 可以有效地减少人为因素对成绩的判定, 从而保证竞技比赛的公平性。例如, 有些运动员为了取得好成绩, 私自服用兴奋剂, 这在自然科学发展水平较低的年代, 很难被检测出。而现在, 随着兴奋剂检测技术的发展, 可以比较准确地查出参赛运动员是否服用兴奋剂, 服用何种类型的兴奋剂, 从而保证竞技比赛的公平性。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百米比赛时冠军的准确判定由于各位参赛选手实力基本相当, 时间差距并不长, 甚至只有零点零几秒, 这时仅仅凭着裁判或者观众的眼睛以及手动计时难免会出现判别的错误。自然科学的发展, 出现了终点摄像机设备和全自动电子计时设备, 这样, 就能清晰地记录终点的每一个细节, 准确判定出参赛运动员的终点名次, 从而有效地保证竞技比赛的公平性。
4. 自然科学的发展扩大了竞技体育在人类生活中的影响
众所周知, 竞技体育的比赛盛会多种多样, 这为人类的文化生活增添了色彩。其中, 最大规模的竞技体育当属法国教育家顾拜旦提倡的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现代奥运会。每届奥运会都吸引着全球的体育爱好者的关注, 自然科学的发展, 促使奥运会的吸引力越来越强。比如传播途径越来越多, 由最初的广播、报纸等媒介, 逐渐变为电视同步直播、网络同步直播。传播媒介的改变, 使观众对奥运会的进程, 由滞后性知道比赛结果发展到同步参与。而且自然科学的发展, 让交通工具变得更快速, 使得地球变得越来越小, 人们可以方便快捷地到达比赛现场, 感受运动会的激情。同时, 人们可以通过网络进行互动, 让观众感觉融入到赛场。自然科学发展带来的这些变化, 都无形地扩大了竞技体育的魅力和吸引力。
二、自然科学对竞技体育的负面影响
1. 自然科学的发展扩大了兴奋剂的使用范围
自然科学的发展, 虽然对竞技体育运动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但是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因为随着人类的发展, 竞技体育的极限越来越难被打破, 每提高0.1秒或0.1厘米都是非常困难的。常规的训练方法对运动成绩的提高已经非常困难, 而新的训练方法和手段是需要逐渐地去摸索、去验证的, 从而才能最终形成体系与模式。这就使利用科技手段为运动成绩突破极限提供了土壤, 但如果体育比赛中过多的科技手段, 竞技体育就会逐渐丢失最初的比赛精神, 甚至可能变为科技的附庸品。[4]例如, 为了取得更好的成绩, 利用科学技术, 研发更难被检测出的兴奋剂, 会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人体的健康, 严重破坏竞技体育的公平和公正性。
兴奋剂最初都是以快速恢复体能增强身体机能等具有伪科学功能的药品形式出现的, 而检测设备及手段的滞后性又使这类药品具有对教练员和运动员的迷惑性。检测手段的落后必然是对这种药品研究的不确定性, 这就使药品对运动员的危害性了解甚少, 从而使运动员的过度滥用造成不可逆的身体上的损伤。自然科学的快速发展, 使兴奋剂的种类和隐蔽性更多、更强了, 现有的检测手段始终处于追赶的角色。兴奋剂的服用剂量、服用周期等规避检测的服用方法也使检测的难度系数加大了, 这些都使兴奋剂对运动员的危害性达到最大。
竞技体育的宗旨与精神就是公平与公正, 是利用体育来教育人、发展人, 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兴奋剂的出现严重违反了这一思想, 严重地破坏了人类的和谐发展, 这是我们所要绝对禁止出现的。
2. 自然科学的发展使竞技体育的参与程度减少
现在的竞技体育越来越接近人体的极限, 高强度的运动训练使运动损伤出现的概率增大。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创始人, 法国教育家顾拜旦提出的现代奥林匹克的口号是更高、更快、更强, 并且在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一直是沿着这一方向发展的。奥林匹克主义是根据《奥林匹克》的基本原则提出的关于奥林匹克精神的核心, 是对人类社会公平公正、更高更快的美好追求。它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 想要利用竞技体育来改变社会、发展人类。
竞技体育发展到现在这种程度, 越来越变成金字塔的塔尖的运动, 越来越多的人因为无法达到很高的竞技水平而失去了参与的乐趣。同时, 更高的竞技运动水平也加大了运动损伤的出现概率, 为了提高竞技水平必然会加大运动负荷, 而运动负荷大到超过了运动员的生理、心理的承受能力范围, 就会出现运动性疾病和运动性损伤。比如出现运动性高血压、运动性低血糖、运动性贫血、运动性蛋白尿, 甚至出现运动性猝死、运动性心肌梗塞等严重的后果。运动性猝死在我国这几年的有关报道很多, 最近的一起就是2015年10月24日南京大学一名大三的学生在1000米体能测试中的猝死, 可见运动性的损伤离我们并不遥远。我国学者任玉衡等对6810名优秀的运动员进行了调查, 出现运动性损伤的运动员占调查人数的59.37%。由此可见, 竞技运动员出现运动性损伤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具有高发性、多样性的特点,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体的健康, 降低了人们参与竞技体育项目的积极性。
三、自然科学促进竞技体育健康发展的对策
自然科学是一把双刃剑, 既有其积极的一面, 也有其消极的一面。所以, 我们在利用自然科学促进竞技体育健康发展的同时, 也要制定一系列的对策, 努力减小其负面影响。[]
首先, 加强竞技体育精神的宣传, 使竞技体育中的运动员、教练员、管理者等都能够深刻理解竞技体育的内涵。只有提高了这些人员的素质, 才能使他们树立正确的体育观念, 从而在源头上发挥积极作用, 有效杜绝自然科学在竞技体育中的消极的过度使用。
其次, 组建专业的科研团队, 重视科研人才的培养, 加大科研资金的投入, 建设高水平的科研实验室, 研发出更快捷、更智能、成本更低的检测方法, 提高现有的兴奋剂检测技术和手段, 加大对使用兴奋剂的教练员和运动员的打击力度, 从而减少兴奋剂对竞技体育整体以及运动员的损害。
最后, 加强国际合作, 根据国际主流国家对违反竞技体育处罚的法律制度, 完善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 加大对违反竞技体育精神的教练员、裁判员、运动员、工作人员的处罚力度。对于在竞技体育运动中违反比赛精神的各种行为, 一旦发现要查清事实、明确责任人, 严格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处理。
自然科学的哲学范文3
1.1 中国化与自然科学发展的辩证关系
哲学科学确定了研究对象、研究内容、根本任务。其研究对象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最一般规律；研究内容是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高度统一、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高度统一；根本任务是“改变世界”“世界革命化”。
哲学创立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是自然科学的积淀、自然科学研究过程中的突破性进展及诸多成就，这也是哲学的诸多成分的来源。19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恩格斯一直致力于研究自然科学的新发展，并以此探索和揭示自然界发展的辩证规律。在这个过程中，他系统地阐述了的科学世界观，特别是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
哲学具有方法论功能。因此，哲学对自然科学具有指导作用。物质性作为世界的统一性为自然科学认识世界明确了方向；辩证法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反映了事物(自然科学)的运动、发展的辩证性质，其内涵的发展为自然科学认识世界提供了有效手段；新的认识论为自然科学的研究界定了局限性和相对性，自然科学任何领域的研究都不能穷尽该领域的真知；认识过程中相对与绝对、有限与无限的存在，使自然科学中任何领域的工作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相对性。这种理性认识是一种理性原则，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1.2 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特点
现代科学是哲学发展创新的重要基础之一，是人类认识和解释世界的重要方式。研究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趋势证明，它比近代科学更需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指导，有以下的突出表现。
1.2.1 自然科学发展的高度综合性
随着自然科学的深人发展.面临的社会问题也呈现出多元性、综合性的特点.再试图用单学科的知识来突破更大的课题越来越困难了，综合性学科和横断性学科也应运而生。
1.2.2现代自然科学的理论性更强
较之于19世纪自然科学，现代自然科学提出了更多的理论间题，提供了更深刻、更丰富的理论思想。
1.2.3 自然科学发展的整体性、系统性
宏观地认识主体，在应用宏观的认识工具去认识宇观世界和微观世界时，必然会遇到许多新情况和复杂间题，如宇观、宏观、微观3个世界的规律性有哪些共同点和不同点，宇观和微观世界是否需要信息转换，如何认识和判定其信息的可靠性及有关知识的真理性等。对于这些间题的哲学回答，直接影响着有关科学的发展。
1.2.4 宏观的自然科学发展也酝酿着更大的突破
随着分子生物学、系统自组织理论等领域的发展，科学界对复杂性、不可逆性、模糊性、随机性等思想日益重视，近代自然科学的简单性、可逆性、精确性、单义决定性的纲领有可能被取代。自然科学基本信息、基本原则因此而产生变革，从而引发一场思想革命。现今，科学思想将发生深刻变化，科研工作者应该用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武装头脑，坚持正确的研究方向，研究科学的新发展。
1.3 自然科学中的农业科学在发展过程中暴露的部分问题
20世纪以来，我国农业主要是石油农业，我国农业主要依靠石化产品支撑。为片面追求粮食产量，在粮食生产过程中大量(或过量)施用化学产品(生长激素、化肥和农药等)，化肥和农药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粮食增产速度。随着农业科技的不断发展，虽然粮食生产实现持续增长，但一些间题。也随之出现，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3.1 土壤污染间题
有关研究资料表明，占我国农田土壤受污染率逐年上升，目前已经接近20%。尤其是部分经济发达地区，其农田的污染间题突出，例如，广东省清洁土壤只占11%的比例，轻度污染农田、重度污染农田分别占耕地总面积的77%,12%。土壤污染常导致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据统计，污染土地约2333.33万hm2，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9.4%。。
1.3.2 农田土壤质量退化间题
当前，因各种不合理的人类生产行为所引起的土壤间题，已严重威胁着中国农业发展的可持续性。全国土壤普查资料显示，我国土壤质量下降明显,20世纪50年代我国土壤有机质含量平均约为3%，而发展到目前不足1.5%,其中有11%的耕地有机质含量低于0.6%；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国东北黑土区耕地土壤有机质平均含量降至14.7mg/kg，华北地区主要作物耕作层平均厚度减少到17cm。
1.3.3 粮食安全间题
目前，我国的粮食生产总量已能基本满足国内消费的需求，但是由于过分依赖施用化肥、农药来增加产量，粮食质量安全间题比较突出。据统计，我国单位面积的化肥使用量是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上限的2倍，农药使用量为世界平均水平的2.5-3.0倍。2011年，中国大豆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生产成本高达1700美元/hm2，远远高于美国。由于大量使用农药、化肥，我国的粮食和食品质量安全情况堪忧。据调查，安徽省芜湖市鸿江区早稻谷中的Ph含量高达1.59mg/kg，超过国家卫生标准1mg/kg的限值，每年生产受污染的稻谷高达470t。
2 用科学方法解答农业中基本问题的具体途径
随着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哲学的基本理论不断得到证实和发展，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也愈发突出和完善。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特点要求每名实验科学家也必须具备一定的辩证思维，以科学回答出现的理论及实践间题，反映在农业生产领域同样如此。
2.1 土地质量退化、土壤污染与粮食安全之间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
土地质量退化、土壤污染与粮食安全三者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共同统一于农业生产这个大命题。农药、化肥的过度使用，既造成了土壤、水和大气等环境的污染，也是引起土壤退化的主要原因，而土壤污染正是引起粮食安全间题的罪魁祸首。
2.2 用系统论的方法解决农业中的突出问题
要积极开展调查研究，摸清污染物的来源、土壤污染的程度、发生面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正确处理粮食增产与土壤可持续利用之间的矛盾、粮食安全与化肥农药合理施用之间的矛盾，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自然科学的哲学范文4
在恩格斯“哲学的终结”语境背后，既包含着“哲学的终结”的思想内涵，也包含着马克思的“新世界观”与德国古典哲学乃至西方传统哲学的关系问题，还隐藏着对马克思的“新世界观”性质的理解问题。可见，正确理解恩格斯“哲学的终结”的思想，是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也是我国哲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最近，拜读了陈文通教授《重新解读“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以下简称陈文）颇受启发。陈文对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部著作基本内容的阐发，以及对相关问题的分析，确有不少独到见解。同时，我也感到，陈文对恩格斯“哲学的终结”及其相关论述的解读，大有进一步研究和讨论的必要。本文就这些问题谈几点体会，与陈文通教授商榷，并就教于陈老师和各位读者。
一、“哲学的终结”是“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而不是“全部哲学的终结”
恩格斯的“哲学的终结”，究竟是指“全部哲学的终结”，还是指“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陈文在阐述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主要内容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终结》一文的核心和要害是“哲学的终结”，并认为，“哲学的终结”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而且是“全部哲学的终结”。陈文主张，“一旦我们认识到黑格尔哲学体系（从而‘绝对观念’和‘绝对真理’）的荒谬性质，那么，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为基本问题和最高问题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1]20显然，陈文在这里所说的“全部哲学”，舍弃了恩格斯所说的“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的限制词，把“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理解为“全部哲学的终结”。仔细研读，我们就会发现，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的终结”，并不是指“全部哲学的终结”，而是指“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2]219对此，我们可以通过恩格斯的其他论述得到证实。
“哲学的终结”是神秘的唯心主义哲学的终结。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既是对杜林的“先验主义”和“世界模式论”的批判，也是对黑格尔“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杜林的哲学属于“先验主义”。杜林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之外，有一个所谓“一般的世界模式”，即作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和原则。人们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正是借助于这些一般的形式和原则而产生的。离开一般的形式和原则，便不会获得认识。对此，恩格斯批评说，杜林颠倒了原则和现实的关系。在恩格斯看来，“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3]374与此相反，杜林是从原则出发，在思想中构造现实世界。可见，杜林的“原则在先”的观点，完全像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的做法。杜林的“世界模式”不过是黑格尔哲学的抄袭。黑格尔的哲学是一个庞大的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他以“绝对精神”的形式概括了以往全部历史的发展，甚至是用“绝对精神”的活动代替人类的历史活动。在黑格尔哲学中，“绝对精神”占统治地位，人类的历史服从“绝对精神”的历史，真实的历史变成了虚幻的历史，现实的历史变成了神秘的历史。和黑格尔一样，杜林是用“一般的世界模式”和原则来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把现实世界搬到思想世界”。这显然是荒谬的。事实上，作为思想的观念和原则不是来源于人的头脑，而是来源于现实世界，思想是在认识现实世界的过程中产生的。“人们决心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心毫不怜惜地抛弃一切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2]242我们不应把现实世界归结为思想和原则，相反，只能在现实世界中发现思想和原则。一旦我们发现了思想和现实世界的真实关系，即不是用思想解释世界的发展，而是在根据发展的世界形成思想，那么，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哲学终结了，取而代之的便是不同于唯心主义的“现代唯物主义”。这和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思辨终止的地方”也就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的思想是一致的，即伴随着唯心主义哲学的终结，产生了以现实世界为基础的“实践哲学”。
“哲学的终结”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终结。杜林主张“真正的真理是根本不变的”，并以为他自己的哲学已经发现了永不变的“终极真理”，达到了绝对可靠的认识。显然，杜林所谓的“终极真理”和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没有本质的区别。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质，世界的变化归根到底是由“绝对精神”支配的，“绝对精神”演变为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便达到了对“绝对真理”的认识。这样一来，黑格尔的哲学就成为“绝对真理”的化身，成为“真理的大全”。实际上，黑格尔是把个人的认识置于人类的认识之上，把个人的思想夸大为“绝对真理”。这显然是错误的。恩格斯主张，人们的认识充满着矛盾，即思维上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矛盾。“一方面，人的思维的性质必然被看作是绝对的，另一方面，人的思维又是在完全有限地思维着的个人中实现的。这个矛盾只有在无限的前进过程中，在至少对我们来说实际上是无止境的人类世代更迭中才能得到解决。从这个意义来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情况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3]427就人类的思维的本性而言，它要不断地去认识无限的世界，以便达到对世界本质的认识。然而，这种认识是在每一代人和每一个人的认识中实现的，无限的认识总是通过有限的认识来实现的。认识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人的认识不可能最终完成，不可能达到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这就是认识的矛盾。但是，黑格尔哲学试图一劳永逸地消除人们认识过程的矛盾。黑格尔把自己的哲学体系宣布为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并以为“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就再也无事可做了。”[2]216显然，企图消除矛盾的结果，引起了黑格尔哲学的内在矛盾，即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在认识上是不能由于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结束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它自己就是这种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关于自然和历史的无所不包的、最终完成的认识体系，是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3]363引起这个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黑格尔企图以个人的认识代替人类的认识。“这样给哲学提出的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么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我们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任何单个人都无法达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2]219显然，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不是“全部哲学”的完结，而是以往那种试图追求“绝对真理”的哲学完结了。
“哲学的终结”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杜林以“世界模式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先验主义”的哲学体系。这是黑格尔哲学的翻版。黑格尔构建了一个庞大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尽管黑格尔哲学充满了辩证法思想，但是，为了建立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不得不牺牲辩证法。“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尽管世界是不断发展过程，但是，为了体系的需要，“他还是觉得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在《逻辑学》中，他可以再把这个终点作为起点，……但是，要在全部哲学的终点上这样返回到起点，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把历史的终点设想成人类达到对这个绝对观念的认识，并宣布对绝对观念的这种认识已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但是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在哲学的认识上是这样，在历史的实践上也是这样。”[2]218而按照精神支配一切的唯心主义观点，既然作为认识主体的精神有终点，受精神支配的历史当然也有终点。其结果是，“最终完成的体系建立起来了，那么，人的认识的领域就从此完结，而且从社会按照那个体系来安排的时候起，未来的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就中断了”。[3]376可见，黑格尔的哲学宣告了“历史的终结”。“绝对观念”既是哲学体系的终点，同时也是历史的终点。然而，现实的历史并没有终结。真正终结的不是历史，而是黑格尔的哲学体系。黑格尔哲学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以往全部哲学的发展。黑格尔哲学不仅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也是西方传统哲学的集大成。因此，黑格尔哲学的终结，意味着“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就哲学被看作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3]362可见，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的终结”，既是黑格尔哲学的终结，也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的终结。
总之，恩格斯所说“哲学的终结”，绝不是“全部哲学的终结”，而是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以往全部哲学的终结”。在“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终结以后，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才是恩格斯“哲学的终结”的真实内涵。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恩格斯“哲学的终结”，才能真正把握哲学和西方传统哲学的区别，才能深刻理解哲学所实现的哲学革命。
二、“哲学的终结”是哲学形态的变革，而不是哲学的消失
随着以黑格尔哲学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产生了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那么，从黑格尔哲学保留下来的逻辑学和辩证法是哲学的内容，还是属于实证科学的内容？陈文认为，“这样一来，全部哲学都被实证科学驱逐出去而寿终正寝了。至于黑格尔的逻辑学和辩证法，一方面，它本来不属于哲学基本问题考察的范围；另一方面，既然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是辩证的，那么，辩证法也就寓于包括历史唯物主义在内的现代唯物主义之中了。”[1]17在陈文看来，既然全部哲学都消失了，那么，融合在现代唯物主义中的逻辑学和辩证法，当然也就不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了。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显然否认了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和旧哲学的联系。事实上，在恩格斯看来，“哲学的终结”是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是一个“扬弃”的过程，是一个既克服又保留的过程。“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3]481也就是说，以往的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而不是被“抛弃”了。“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3]484，而是克服以往哲学的抽象形式，保留以往哲学的现实内容。正如黑格尔所指出：“每一哲学曾经是、而且仍是必然的，因此没有任何哲学曾消灭了，而所有各派哲学作为全体的诸环节都肯定地保存在哲学里。……所以没有任何哲学是完全被推翻了的。”[4]40“哲学的终结”，并不是对以往哲学的简单拒斥，更不是宣布以往哲学的消失。对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作过论述。让我们进行分别的解读。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3]364而在由《反杜林论》中的三章集合而成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原样保留了这段话。[3]738在恩格斯看来，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哲学，总是把哲学当作“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把它们包罗在内的科学的科学。”[2]241其结果是把哲学圣神化、神秘化了。而随着现代唯物主义的诞生，从根本上消除了哲学的神秘性质，那么，作为“凌驾于一切科学之上的哲学”便失去了存在的条件，因而以往的哲学终结了。但是，在以往哲学中存在的辩证思维方式，被保留下并融合到新的哲学形态中。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说：“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2]257恩格斯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从现实出发，而不再从头脑出发，在事实中发现事物之间的联系，而不是在头脑中构造事物的联系。这样一来，不仅自然领域中导致了“自然哲学”的终结，同样，历史领域中也必然导致“历史哲学”的终结。在这两个领域中，旧的哲学被驱逐出去了。但是，以往的哲学在思维领域中被保留下来，其主要的内容就是研究思维规律的学说，逻辑学和辩证法。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又说：“自然研究家由于靠旧形而上学的残渣还能过日子，就使得哲学尚能苟延残喘。只有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本身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的废物――除了纯粹的关于思维的理论以外――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2]308-309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尚能苟延残喘”的哲学，是“一切哲学的废物”，是和辩证思维方式相对立的旧形而上学。一旦辩证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以往的那种固守形而上学的哲学思维必然在实证科学中消失，而辩证的思维不属于“哲学的废物”。所以，辩证法不仅不会消失，反而会被保留下来。
恩格斯以上的论述表明，虽然以往的哲学终结了并被新的哲学所取代，但是，以往的哲学并不是一无是处，其中存在着合理的内容，这就是辩证法思想。这些思想被保留下来。可见，“哲学的终结”并不是哲学的中断，也不是哲学的终止，更不是哲学的消失。“哲学的终结”是一个扬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被克服的是已经被人类实践证明是荒谬的东西，而被保留下的恰恰是被人类实践证明是合理的东西。当然，对于被保留下来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而是通过吸收借鉴和改造，转化为新的哲学内容。
不可否认，恩格斯的确这样说过，“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以及这两千年的历史本身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3]481在恩格斯看来，经过批判改造以往全部思想内容之后的现代唯物主义，“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这里所说的“不再是哲学”，意味着不再是以往的旧哲学。“而只是世界观”，说明现代唯物主义属于世界观的哲学，是不同于以往的哲学的新的哲学形态。因此，恩格斯所说的被保留下来的辩证法，是经过改造之后的现代唯物主义的哲学内容。我们只能在哲学的意义上，而不能在实证科学的意义上理解辩证法。
恩格斯多次强调实证科学必须和理论思维相结合，也说明“哲学的终结”并不意味着哲学的消失。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科学不能离开辩证思维，否则，自然科学就会陷入困境。“没有理论思维，的确无法使自然界中的两件事实联系起来”。[2]300在历史上，自然科学曾经走向神秘主义，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蔑视理论思维，蔑视辩证法。这就表明，自然科学的进展，不仅不会“拒斥”哲学，反而需要哲学的“呵护”，实证科学一旦离开了辩证思维，它必然要受到哲学的惩罚。一方面，恩格斯主张，自然科学的进步推进了哲学的发展，甚至自然科学的发展改变了哲学的形式，甚至改变了哲学的内容。比如，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到辩证思维方式的转换，就是自然科学进步的产物。这种转换“可以仅仅由于自然科学发现本身的力量自然而然地实现，这些发现不会甘于再被束缚在旧的形而上学的普罗克拉斯提斯的床上。”这无疑说明自然科学的进步对哲学发展的意义。另一方面，恩格斯进一步强调，自然科学发展对辩证思维的推动作用，“这是一个旷日持久的、步履艰难的过程，在这一行程中要克服大量额外的阻碍。……如果理论自然研究家愿意在辩证哲学的历史存在的形态上来较仔细地研究这一哲学，那么上述过程可以大大缩短。”[2]286在恩格斯看来，自然科学对哲学的推动作用是一个自发的过程，而这个自发的过程如果一旦转化为自觉的过程，就会加快哲学的发展过程。不仅如此，恩格斯还高度重视哲学对于自然科学进步的积极作用，科学家一经自觉地掌握辩证思维方法，必将极大地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而表明，“自然科学便走上理论领域，而在这里经验的方法不中用了，在这里只有理论思维才管用。”因此，“对于现今的自然科学来说，辩证法恰好是最重要的思维形式，因为只有辩证法才为自然界中出现的发展过程，为各种普遍的联系，为从一个研究领域向另一个研究领域过渡，提供了模式，从而提供了说明方法。”[2]284可见，辩证的思维方法对于自然科学的进步，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的。
以上论述足以说明，“哲学的终结”不是对旧哲学的简单拒斥，也不是对旧哲学的全盘否定，而是既克服、又保留的过程。恩格斯所说的“哲学的终结”，并不是“哲学的消失”，而是哲学形态的变化。尽管自然科学的发展在哲学形态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自然科学的进步并没有、也不可能代替哲学，更没有、也不可能取消哲学，只是改变了哲学的形态。正如伽达默尔所言：“科学没有试图阻止哲学以改变了的方式存在下去。”[5]128
三、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实证科学，而是新形态的哲学
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的终结”的产物。那么，我们应当如何把握现代唯物主义的性质呢？它究竟是属于实证科学，还是属于哲学？对此，陈文给出了明确的答案：“现代唯物主义已经不是哲学。既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就是实证科学和历史科学，就是现代唯物主义的新成果和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就不可能再是哲学了。”[1]27陈文的这种观点反映了理论界存在的一种倾向，即把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实证化的倾向。这种观点持有者的一个基本依据，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是用哲学，而是用“世界观”或“历史科学”等概念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认为，停留在马克思恩格斯所使用文字的表层，不能作为判断马克思的现代唯物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依据。
不可否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场合下，都是用“世界观”或“新世界观”、“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现代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甚至用“历史科学”或“真正的实证科学”等概念来表达自己的哲学思想。这种情况说明，马克思恩格斯要和以往的哲学划清界限，以表达他们的哲学和旧哲学的本质区别。这种情况还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实证主义的影响。问题在于，我们判断历史唯物主义的性质，绝不能停留在文字的表层，必须到达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思想深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回归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条件，回归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语境，回归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实践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处在实证科学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他们不可能完全摆脱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一方面，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文本中，大量地使用了“科学”这一概念，如“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的自然科学”、“真正的实证科学”、“历史科学”等等。虽然他们研究的内容并不属于实证科学，但他们却用“科学”或“实证科学”的概念来表达他们的哲学思想。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在语言表达方式上，也存在着科学主义的烙印。尽管马克思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但他却说“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恩格斯在阐述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时，也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和自然科学的发展进行对比：“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3]776此外，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他们对自然科学的进步给予了高度的关注。马克思的贡献不只是在社会领域，即使在数学领域他都有独到的发现。每当马克思看到自然科学的成就对工业发展、对社会进步所产生的推动作用时，他都表现出非同寻常的喜悦。恩格斯不仅关心自然科学的进步，而且熟悉自然科学的内容。他专注于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的研究，撰写了《自然辩证法》等著作，在自然科学的哲学研究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见，科学主义思潮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把他们归属为实证主义者。
自然科学的哲学范文5
【关键词】自然观 科学研究 辩证唯物主义
所谓自然观,就是人们对自然界的总的看法,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理解;而科学研究则是主观认识与客观对象相互作用的结果。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哲学每前进一步,都依赖于和伴陪着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同样,自然科学的每一步发展,也都凝聚着和渗透着哲学的指导。自然科学的发展,影响了新自然观的建立与形成,新的自然观又作用于科学研究,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
现代自然科学的建立推动了新自然观的形成
在古希腊时代,哲学与自然科学浑然一体,哲学家与自然科学家一身二任,看起来二者的关系很“和谐”,不过,那都是两者本身的发展都还不充分、不成熟的结果和表现。近代以来,科学与哲学的尖锐对立(或者说是完全不搭界的过于统一),是否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机械唯物主义者把自然科学看作反对宗教神学的思想武器;以新托马斯主义为代表的宗教哲学,却又把自然科学当作论证上帝存在的工具;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泛理性主义者,妄图建立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的“科学之科学”的哲学体系;还有像柏格森这样的非理性主义者,则蔑视和否定科学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哲学对自然科学始终是疏远的,正像自然科学对哲学始终是疏远的一样。过去把它们暂时结合起来,不过是离奇的幻想。存在着结合的意志,但缺结合的能力。甚至历史学也只是顺便地考虑到自然科学,仅仅把它看作是启蒙、有用性和某些伟大发现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所以,到了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物理学建立后,这些存在有严重缺陷,或者完全错误的观点才开始逐渐逆转过来。
现代物理学的建立,与传统物理学(经典物理学)的危机分不开。从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形成牛顿力学体系,经过18～19世纪物理学家的努力,所谓的经典物理学已经发展得很完备了。但是,用经典力学的观点,很多的实验结果和理论的预期都产生了矛盾,加上接二连三的突破传统观念的新发现如X射线、铀的放射性、电子等说明物质原子并不总是恒定不变,而是可以变化、可以分解的。这些突破传统物理观念的实验发现,带来20世纪初期物理学理论的两大突破:一个是相对论,一个是量子力学,它们分别解决了从宏观到微观的一系列现象。现代科学在各个前沿的推进和这两大理论突破密切相关。如果说现代科学还有第三大贡献的话,那便是基因论――如同中国古老的《易经》描述的全息理论。
这些现代科学的发展,导致新的自然观形成。当科学从哲学的母体中分化出来以后,哲学家们往往以他们所处时代人们广泛接受的科学理论所描绘的自然图景,作为其本体论研究的出发点,并通过对科学前沿哲学问题的研究来促进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发展;科学家们也通过这种科学哲学的探讨,来加深对科学概念及其思想内涵的理解。自然科学领域迅猛发展和接连突破,撼动了人们的传统观念,改变着科学世界的图景。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新自然观是自然科学发展的产物,现代科学发展的丰硕成果,已经能够用确实可靠的知识为人们描绘关于自然界发展的全貌,从而为新自然观的产生奠立了坚实的自然史的基础。而新的自然观创立,又为自然科学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自然观对科学研究的影响
科学作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的认识和反映,离不开一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如果不是受到正确的,就是受到错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科学研究表现为科研主体对信息材料进行分析、综合等的思维过程。这种思维过程不仅是一种再现性认识,而且是建构性活动。
自然观影响了科研工作者对世界的认识。当今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更多的是微观或者是宇观的客体,它们的性质与规律,已经不可能被人类的感官直接感知,这就必须从认识论的角度,说明这些微观或宇观客体性质与规律的合理性与真实性。这种认识论便受研究者的自然观左右。比如,在量子力学的赖辛巴哈解释中,赖辛巴哈建立了一种新的逻辑形式,揭示了用传统形式逻辑描述不确定现象时的困难。因为量子物理理论具有高度的辩证性质,“非此即彼”的形式逻辑思维,已不能解释清楚众多的“亦此亦彼”的现象。这新的逻辑思维方式,是受自然观影响下科研工作者对世界的认识,它成为现代物理学取得进一步突破的关键。
关于自然观影响了科研工作者对世界的认识这个问题,爱因斯坦对此有过非常重要的认识, 他说:“理论物理的公理基础不能自实际经验提炼出来,而是要创想出来。”所以,自然观影响了科研工作者对世界的认识,更教会了研究者辩证地认识世界。自然界是辩证的,只有在科学研究中运用辩证思维的观点去认识这个世界,才能更准确、 更真实地认识整个自然界。
自然观影响了科学研究的方法。科研工作者作为研究主体,接收外界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而客体属性是丰富多样的、无限的。因此,主体总是在某种思想、理论观点指导制约下,按照一定的理论框架有选择地获取信息材料,组织观察、调查、实验及分析综合等研究活动,探索某种客体运动、变化的规律。科学研究的结果往往取决于研究者的方法,如理论与实验、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类比联想与猜测试验、理想化方法与模型化方法、估算与概算等等。科学的发展总是与方法的更新与发展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例如近代物理学的诞生,就得益于伽利略、牛顿等人在研究方法上的大胆创造与革新,他们把观察、实验等经验方法与数学、逻辑等理论方法有机结合起来,甚至还发明新的数学工具――微积分。这些方法上的成就不仅大大推进了物理学的进展,而且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为以后物理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示范作用。现代科学的发展历程清楚地表明:科学每前进一步,都伴随着方法上的重大革新与改进。在科学研究中,科学的理论陈述和与之相应的数学、逻辑和形而上学陈述一起组成了这个整体的知识场。自然观的改变,必将对研究方法产生巨大的影响。研究者的科学文化素质不仅是科学文化知识,它还有更高的层次,这就是科学的思想与方法。知识是方法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知识可以自动地转化为方法。
随着自然观的改变,它仿佛打开了一道方法学上的大门:从绝对走向相对;从线性走向非线性;从精确走向模糊;从确定性走向随机性;从可逆走向不可逆;从定域论走向场论;从时空分离走向时空统一;从分析方法走向系统方法……我们开始了观察一个现象,再对其进行概括,抽象出概念,再归纳演绎、分析综合、类比联想,提出假说或模型,然后进行理论推导,最后再进行实验验证。这一个完整的科学研究过程,更清楚地表现出了理论与方法之间这种联动的关系。当代的科学研究,不仅依赖于理论的突破,也依赖于实验手段的改进,还依赖于在方法学上找到更多相应的数学工具,如非欧几何、张量分析、线性代数、群论等等。
自然科学的哲学范文6
对此，有人大呼“堕落”，有人认为“无所谓”，有人觉得“很爽”，“冷眼旁观”者也大有人在。可贵的是，真正的人文学者开始了痛定思痛的反省，试图调整自家的心态、眼光和学术策略，以适应前所未有的人情世态之变故。确实地，回思历史可能是看清现实和笃定未来的主要渠道，而对人文学本身之性质、价值以及它同身处其间的社会文化之间的学理关联和现实纠葛所当有的恰切认知，则是历史回思的基本前提。这儿，我们就按照这一思路，从“科学”内涵两次“狭化”的角度，回恩人文学被边缘化的“往事不堪回首”，进而揭出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二而一”实质。
这里所谓的“科学的两次狭化”，主要发生在启蒙之后的那几个世纪里。具体说，18世纪末，人们完成了对“科学”内涵的第一次狭化。如众所知，只有当某一套知识构成为一种系统或被体系化时，才可以被称为“科学”。因此，科学既包含我们现在所谓的自然学、社会学，也包括人文学。在学科的系统中，即在系统知识的系统中，也是有等级层次的，最能代表科学之本义和理想者，当然非数理科学莫属，其中数学（尤其是几何学）、物理学（尤其是牛顿力学）又是其中的翘楚，并因而在英语世界“霸占”了“科学”这一名词，后被狭化为“自然科学”的简称，终于成为一种正面的价值理想和判断标准。这使得在近代直到眼下，“科学”成了“先进”和“敬意”的代名词，科学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比如形而上学、道德学说、美学、诗学、心理学等，都应当向它们学习――这就是近代实际呈现出来的学科生态。笛卡尔、莱布尼兹、斯宾诺莎、康德，他们在形而上学、道德哲学和历史学等这些狄尔泰意义上的“Geisteswissenschaften”（精神科学）必得向自然科学学习，以及一切科学皆应有的基本特性即科学性、客观性即“确然性”这些方面，没有根本性分歧。
本来秩序井然且只是统称的“科学”一词，完全被“自然科学”，尤其是理论物理学和数学所独占，“科学”一词本身也因此成了“进步”“理性”和“力量”的代称，并进而使得“自然科学”成了所有人类知识系统和知识追求的“范本”和“榜样”。一然科学独占“科学”之名，并因其对自然世界和物理现象巨大的解释效力――此时的自然科学还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未产生如今所理解的那种现实效应和物质上的便利而成为各类学术研究仿效的标杆，其后果是非常显著而严重的：一方面，自然科学因自身的伟大业绩而变得“趾高气扬”和“目中无人”，对自然科学之外的其他学科，无疑形成了巨大而沉重的压抑；另一方面，“不甘落后”和“迎头赶上”的心理诉求和创新动力，使得“后进者”心急如焚， “大力仿效”便成了“众后进”走出阴影并开创未来的不二法门。关键的问题是，“仿效什么”和“如何仿效”，这当然取决于“先进”和“众后进”对自然科学之取得卓著业绩所主要依靠者的理解和认定。
在这一“归功干”问题上，双方的认证惊人地一致，不过，事实也确实如此――那就是“方法”。近代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主要得归功于自培根、笛卡尔以来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对“方法”的窄前重视和精彩运用。不论是一般哲学史所谓的唯理论还是经验论，没有谁会认为“方法”不是第一位的，从培根的《新工具>到笛卡尔的《论方法》，莫不如是。笛卡尔为自己也为整个近代哲学确立了一个异常艰巨的哲学任务：找到一套方法，以确保人们获致无可置疑的真理。这种对自然科学的艳羡和追慕，具体化到自家园地的耕耘，就变成了对“自然科学方法”的单方面推广和模仿。或把解决“他域”问题的成功方法请进自家领域，或雄心勃勃地推广“己域”之成功方法于“他域”之中――“这种企图是人类思想史中一个持久的因素”。正如被誉为“人文领域中的牛顿”的狄尔泰所云：“启蒙运动的本质就在于，将科学方法的这种结果运用生活的每一个部分。” （《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4页）
这就是科学的“第二次狭化”，即在把科学“狭化”为“自然科学”后，又把包含成果、性质、精神和方法等诸多面相和层次在内的“自然科学”，“狭化”为“科学方法”。而众所周知的“科学方法”就是经验归纳和量化处理，尤其是“量化”，也就是“通过化一切质为量来研究任何对象”，可谓是自然科学的方法的灵魂。就这样，以“量化”为灵魂并以之为自豪的“科学方法”，成了“众后进”想要“迎头赶上”的唯一选择。理解越来越狭，路就越走越窄，希望也就越来越渺茫，人文学因此就被毫无疑义地遗忘了，最终多少也是有些自我放逐的味道了。
然而，正如科学史家曾经确认的，如果仅仅把自然科学看作是一种探讨的方法，那就如同把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视为画布颜料的组合一样（克莱因《西方文化中的数学》导论）。无论是对于数学，还是自然科学，精神都是最重要的。
说起“精神”，有关的讨论可谓多矣，且常把“精神”分为两橛，一曰“科学精神”，再日“人文精神”。有关学术的精神只有一个，无论称其为“科学精神”还是“人文精神”。把二者对立提出，很显然是把这里的“科学”理解为狭义的“自然科学”，潜在的可能是对“人文学科”能否成为一般意义上之“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的怀疑和犹豫。这是个虽然太大但却异常紧要的理论问题，一两句断难说清。我的总体看法是，两种精神其实是一种精神，之所以被分而言之，究其根源，在西方自文艺复兴，尤其是牛顿物理学大行以来，自然科学的如日中天和一统下，导致自然科学成了一切科学的典范和模板，一些深刻的人文学者，看到人文有不同于自然的根本特性和功能，奋而起来捍卫人文学科的独立性和自律性，最早看出这一点的是帕斯卡（1623-1662）和维柯（1668-1744）。为r护守人文学的独立性，历代学者不得不在对象、方法、特性诸方面不断地思考人文学之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方面面。与“科学精神”相对立的“人文精神”可能就是在这种理论语境中被大力宜扬的。可“人文精神”（Spirit of Humanism）这个术语在西方的相关著述中，并不常见――与它意思相当的是Humanistic Spirit一词，其意思是人本主义或人本精神――倒是“科学精神” （ScientificSpirit或者Spirit of Sciencc）常常被学者们提及，也在一般的著述中经常出现。
西方知识界所遭遇的这一古今转折的大变关头，同样在欧风美雨袭来的近代中国重现。民族、国家的不堪一击，让国人不得不“瞪”眼西方，从技术到制度再到思想，终于深入到了“西方”的“心脏”――哲学的层面，来为中华之崛起寻求出路。1920年代的“科玄论战”正是西方知识界曾遭际的处境之中国化重演，看来也是必然的。玄学一派所提倡的无非就是那种关注人生价值和意义的人生哲学，后来的概括和发展就成了对“人文精神”的推介和高扬。这当然源于他们对西方近代世界自然科学之风大畅后带来的诸多灾难性后来的警惕和担心，前车之鉴当警惕之。但深远者常常都是超前者，这种警惕和机心与当时吾国之情势并不相侔，故而，丁文江等人的看法也不无道理，因为那是最应时且流行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