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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和城管的区别范文1
引言：庞杂的社会管理体系中，城市管理部门是在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速的情况下随之发展的社会管理部门。从诞生之日至今，我国城管部门已经走过15年的探索路程。自2000年9月6日，四川省眉山县的几名城管人员上街“执法”，将一名小贩甩下货车身亡一案后，“城管执法”在之后崔英杰杀死北京城管案、“夏俊峰刺城管致2死1重伤”案等事件中，屡次被推向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城管在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管理部门的背后，不仅是城市秩序建构中不同利益的博弈，或是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拉锯战，更是各项制度落实过程中与社会实际摩擦碰撞在城市管理方面的集中体现。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报告的主要内容是城市管理部门的执法情况。城市管理部门绝大部分的工作内容是负责实际落实制度与政策的，在一线直接接触公民或社会的基层管理工作。被称为“城管”的城市管理部门基层工作人员，处于政府系统中金字塔的最底端。他们地位低、职权小，只能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决策和命令，游走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夹缝之间。詹姆斯·威尔逊指出，“要了解一个政府官僚机构，就必须理解它的第一线职员如何学会工作。”①因此，本调研将城管的定位作为研究的突破口，由此典型探讨和分析我国基层执法实际运作的有关问题。
二、研究方法与路径
本次调研以法律视角为主线，以与城市管理密不可分的管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为补充，探索城管在法律和实际中的定位。以法律为主要视角，不仅基于公共管理中自身存在的法律规范手段和法律调整方式，还是出于我国不断强调行政法制化的关注和思考。城管执法在走上依法行政、程序法治、权力监督的法制化轨道的过程中，涉及法制化在行政管理中的运行方式、作用和意义等关键问题。
调研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将走访、随机访问和调查问卷作为调研的主要方式。实际调研中的定量研究方面，调研组对调研地段的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内容为相应路段居民中对城市居住环境、小商小贩、城管职责范围、城管管理方式和城管形象的评价。问卷调研和数据分析为调研提供客观数据支撑，也为定性调研确定了主要方向。调研组对调研路段的商贩进行随机抽样访谈，了解了他们在实际经营状况，城管执法工作的情况和对他们的影响，以及他们对城市建设中能接受的制度限度。
在定性研究方面，调研组对武汉市某一行政区城管中队执法队员、该区城管局工作人员进行访谈。了解亲身参与城管工作，尤其是“大城管”、“城管革命”等城管改革活动中当事人的感受和看法，获取了第一手资料，对分析城管行为有了较为丰富的材料。在此之后，调研组对长期报道武汉市“城管革命”的记者进行了访问，了解了“城管革命”等一系列活动开展前后，武汉市城市管理工作的变化、实际效果和市民的反应，并得到媒体旁观见证的角度对武汉市城市管理情况的客观印象。在最后的理论研究阶段，调研组以邮件形式征求了行政法学、公共管理学、行政管理学、经济学等专业学者意见。在加深研究的理论深度的同时纠正了调研中存在的一些误区，为调研提供了很多新思路和方向，也为调研组撰写调研成果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材料。
本调研选取了武汉市作为研究个案，对城市管理的分析不仅与武汉市在调研期间的实际情况紧密结合，还对比武汉市在清末的城市社会发展状况。根据其发展特点及过程加以调查分析，避免了理论研究脱离城市发展具体情形而被架空，也使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尽管以武汉这一个案作为研究的对象，但由于武汉市城市化的发展状况在我国具有代表性，所以并不排除与其他个案进行比较，或将研究结果推广到一般情况而在实际中加以应用。
三、调研结果简述
（一）武汉市城管的工作概况
截至2012年12月，武汉市调整城市管理的政策法规系统已建立得较为详尽。除国家法律外，武汉市还颁布了《武汉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等行政、地方性规章，以及城市管理各个方面具体的规范性文件。这些政策法规对市容环境卫生、城市规划、城市绿化、市政、环境保护、工商行政和公安交通的管理范围、形式、工作目标和处罚标准都做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几乎涵盖了城市管理的每一个角落。
为了提高行政管理水平，武汉市城市管理工作进入数字化管理时代。城市管理部门采取市城市管理综合指挥中心与各区城管执法单位指令联动的“大城管”管理模式。武汉市首次建成市级数字化城市管理网格化平台，执法管理内容按职能和区域将主城区划分成责任区，纳入数字化管理网络系统。武汉452平方公里主城区建成面积，被划分成约1500个网格，配备3000名网格监督员，细化管理。每个网格的2名监督员在巡查责任区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用“城管通”拍照，上报区监督中心。武汉市城管网以及各城区城管网都开设了“行政许可在线办理”的网络平台，市民可以通过网络办理和查阅相关行政许可。
在城市综合管理方面，武汉市自2009年起推行“大城管”模式，并在2010年建立了由时任市长阮成发为主任、各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武汉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办法》自2013年1月1日起施行。《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也在最近得到批准和通过。在此之前，2011年6月1日长沙市出台了《长沙市城市管理条例》，被称为国内第一部综合性城市管理地方性法规。目前，综合性城市管理在国内许多城市得到推广，或成为各地城市管理改革方向。
（二）城管实际执法情况
在武汉市城管着力建设综合性城市管理的同时，调研组对内容的实际执行进行了各方面的调研。调研结果显示，武汉市近年来在城市管理上虽做了较大的改革，也在渣土整治、市容环境上取得成绩，但一些存在的固有顽疾并未因为改革而得到改善。
1.执法效果并未根本改善
对于城管队员们来说，可以明显感受到的改变是工作的目标和新的执法方式。对比过去，“城管革命”后对路面、商贩占地、垃圾等方面有了更严格也更详细的量化指标，各人责任更大，监督网络也更为细密，甚至引入了第三方明察暗访的形式进行评比。奖励前三名与处罚倒数的奖惩机制，使得每个区的考核成绩排名都与该区城管局的利益直接挂钩。但调研组在观察中发现，每一个中队负责的路段很长，且管理人数有限，城管队员只能采用开车反复来回巡逻的方式来管理。对路面垃圾、落叶的管理则更是使得他们“防不胜防”，违规占道的车辆和小商贩也使他们头痛不已。城管队员前脚离开，小贩后脚就又将路面占满，造成了流动商贩与城管队员“打游击”的现象。新的标准增大了城管队员的工作量和执行难度，效果则差强人意。
新颖的执法方式初衷是建立文明执法的新城管形象。我们在调研中就看到了武汉市率先开创的“眼神执法”。对无动于衷占道经营的摊贩，城管队员围着小贩站成一圈“，围观”的同时对其进行劝诫，小贩因压力太大且无生意可做不得不收摊离开。2011年12月， 13支大学生志愿服务队与该区18条示范路段进行对接，分别开展了监督、宣传等志愿服务活动。大学生志愿者与城管队员走上街头，给临街门点发放宣传资料，与市容监督员一起开展环境监督活动并清理路面垃圾。有很多参与的大学生志愿者感受到，摊贩对志愿者的宣讲不为所动，发下去的宣传单更有不少人直接随手扔掉。对于新的执法形式，城管队员普遍感觉执法成本太高，执法效率低、力度小，有时甚至根本起不到效果。
2.城管形象并未得到根本改观
在对某一路段内居民和大学生的调查中，对于当地城管执法的印象，有10%的受访者表示满意，剩余90%的受访者则认为“不好”或“说不上好坏”。对于城管执法工作的态度，80%的受访者都表示理解“他们也有难处”。另外，调研组随机抽取了武汉市内某个环境较差的“城中村”，和另一个环境相对较好的高档住宅小区进行了问卷调查，在两个调研地点均有约70%的受访者认为城管在履行职责时效果较为一般，仍存在管理漏洞和治理盲点。在对城管的理想角色上，在街道环境较差的城中村地区，66%的受访者理想的城管角色是环境监察者；而在环境较好的高档社区，60%的受访者理想的城管角色是城市服务者。
在调研过程中，调研组曾遇到两起城管队员在执法过程中与市民发生的冲突事件。在这两起事件中，调研组并未看到城管形象在执法过程中有所改观，作为执法对象的民众与城管执法队员的关系也甚为紧张。
3.制定与执行的落差
调研组对武汉市某行政区城管中队的队员们进行访谈。在作为“城管革命”实际落实的执行者，处于基层城管队员认为，所谓的“城管革命”对于他们的意义仅是领导召开大会，上级部门分配任务，队员执行命令而已，与平时工作程序并无大不同。从中交谈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法律法规从制定规则的行政上层部门到实际执行的基层执法人员，即使是在进行“城管革命”这一系列高层管理者认为意义重大的改革下，基层执法者也只是接受了从中提炼出来的、与其工作直接相关的更为细致的量化工作目标，两者之间仍是“命令——执行”的传递关系，与过去工作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而关于轰轰烈烈的武汉市“城管革命”，在社区居民中有65%表示有所了解，但在大学生群体中表示“从来没听过”的受访者甚至高达67%。这一系列数据反映出市民参与程度低，对此事大多持淡漠、不关注的态度。在调研组采访了专门负责“城管革命”的记者，他认为“城管革命”中最大的问题在于全民参与、齐抓共管都远远没有达到，市民素质还有待提高。很多城市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都是因为市民素质较低造成的，环境保护意识还没有被市民普遍接受。如果市民都能够意识到自己是参与城市建设的一份子，那整体状况就会好很多。他还谈到，即使是进行城市综合管理后，很多市民遇到露天垃圾等不能解决的问题不是找有关部门，而是给媒体打电话。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媒体的曝光和舆论施加压力才能解决问题，对于相关部门反而持不信任的态度。
四、对调研结果的思考
（一）法律角色：“街头官僚”式的基层执法者
城管的法律角色是本次研究的主题。从行政法角度来说，城管可按级别不同分为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和临时工性质的协管员。在研究中，我们关注重点的基层行政执法人员大多数是事业编制人员和协管员。李普斯基曾用“处于低层次行政执行单位同时也是最前线的政府工作人员”定义城管此类的“街头官僚”。②他们处于行政机关金字塔底层，在一线直接与公民打交道，是上级意志执行的末梢环节，缺乏激励，也少有可观的升迁机会。很多城管队员在访谈中对此现象都是抱怨的情绪，而且人们对城管印象不佳，还让他们感到从事城管很没面子，甚至有人觉得因此找不到对象。
城管队员们的工作环境通常是街头等开放空间，充满着不确定性，甚至是混乱和危险。但基层执法者在工作中不仅受周围环境的控制和听命于上级，也因为工作环境的复杂，他们也拥有自由裁量权以用于处理复杂的人和事。之前传递中处于国家政策的法律政策，在基层执法者环节变成了个人作出的判断。所以基层执法依照的是法律政策，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法者个人的主观判断。当执法者个人素质较低，或所处的具体环境将给其造成不利时，执法者很有可能会选择性执法、态度恶劣或一线弃权。这可以作为解释为何法律看起来是完善的，在执行中却矛盾重重的一个理由。
（二）法律耗散：制度逻辑与执法经验的断裂
法律耗散是王波在《执法过程的性质》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他在书中认为下级机关不彻底的法律传递和执行实际上是国家意志的耗散。③具体到实践分为科层耗散与社会耗散。我们通过调研也证实了该理论在基层执法中真实存在。武汉市大力开展的“城管革命”专项活动，在基层执法队员眼中仅仅是“上级开会，指派任务”而已，与平时的工作方式没有差别。所谓的“城管革命”，对于他们的意义是考核指标变了，任务多了，与其他部门沟通时变容易了。从他们口中我们难以看出城管有了“革命”程度的转变。而为了实现一些明确量化的目标，他们不得不加大工作量。比如防止被第三方检查员登记扣分，他们不得不在街上频繁地来回巡逻，执法成本比过去要高得多。
法律的社会耗散在王波书中指基层执法过程中使用非法律途径，比如行政谈判、劝说商量或找熟人“打招呼”等。由于各城管队员都有明确固定的管辖范围，所以他们对执法对象（尤其是小摊贩）都比较熟悉。这样一来执法过程中起到调整作用的，除了法律关系外，还夹杂着各种社会关系，有的地方还出现了执法人员与执法对象心照不宣的“法律合谋”。如此一来，国家权力的社会控制效果再次打了折扣。
（三）上层理论：国家权力触角与市民社会
美国社会学家罗威廉曾非常细致地描述了清末汉口发达的城市社会自治，并指出国家权力控制与社会自治力量是此消彼长的关系。④清末汉口由当时的精英阶层为主的，高度制度化的城市社团主导，通过妥协、折中、调解以及说服等社会方式使得汉口在经济、人口与文化巨大变迁的19世纪城市维持有条不紊。而清政府的官僚体制的作用则一直没有占据主导地位。
现代多元化的社会无法实现当时家长主义的社会管理方式。代表国家权力的法律关系与原有牢固的社会关系之间保持着各负其责的混合均衡状态，并在大多数时间保持稳定。即使在法制化的基层行政执法中，仍免不了社会关系的重重影响。单单依靠法律和行政的国家权力在城市社会中具有的能力是有限的，尤其是在其与清末市民社会自主运作方式相较时，国家权力更显得捉襟见肘。要在现代的市民社会中真正地推行法治，应该有大部分市民对法律达到过去家长主义程度的信念与依归作为前提。
参考文献
[1] 詹姆斯·Q·威尔逊.官僚机构：政府机构的作为及其原因.[M].北京：三联书店，2006
[2] 颜昌武；刘亚：夹缝中的街头官僚.[J]南风窗.2007年5月8日
城市管理和城管的区别范文2
关键词：城市管理；市容环境；分级分类
一、城市市容环境的概念
为了更好的界定“城市市容环境”，我们有必要先了解各类环境污染。诸如张贴小广告、摆摊设点、沿街晾晒等影响人们视觉感受的一些违法行为都属于城市市容环境的范畴，而诸如水污染、土壤污染等专业性强的环境污染问题不在本文讨论之列。本文所指的城市市容环境问题是指城市建成区公共区域存在的影响视觉美好感受的各类环境问题。
二、城市市容环境管理的内容
城市市容环境管理包括城市市容环境建设和城市市容环境维护。在很多情况下，建设既是维护，维护也得靠建设，但它们还是存在不同。城市市容环境建设包括道路养护、绿化补植等内容。城市市容环境维护主要包括环境秩序管理和环境卫生管理。除了道路清扫保洁、清理小广告、清理无主垃圾等工作外，其它人为的影响城市市容环境的问题都可以人为是环境秩序类问题。
三、城市市容环境管理的主体和相对人
党的十提出“治理”的概念，运用到城市市容环境管理中非常恰当。城市治理是在复杂的环境中，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城市公民共同参与城市管理的方式、过程和机制。城市市容环境管理不仅仅是行政机关的职责，也是各个沿街企事业单位和社区的职责，更是每个城市公民的共同责任。从广义上讲，每个市民都是城市市容环境管理的主体。从狭义上讲，城市市容环境管理的主体是指政府的各级市容环境管理部门。市、区设有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街道的城市综合管理科（城建科）是城市管理的行政主体，各级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是城市市容环境管理的执法主体，而工商、食药、交通、公安等执法部门也在环境整治联合执法过程中各自根据其不同的职责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相对应的，沿街企事业单位是城市市容环境管理相对人中的“静态”行政管理相对人，而沿街流动商贩和临时性的摊主则是管理相对人中的“动态”行政管理相对人。
四、城市市容环境的分类管理
没有分类就无所谓管理。城市市容环境涉及的面非常广，如果不深入研究各类违法行为的特点盲目采取一刀切的方式进行粗放式管理，势必会产生很多矛盾和冲突。为适应现代城市管理的需要，有些地方提出精细化管理的思路，所谓精细化，也就是从横向上对违法行为进行分类，根据各自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管理工作。
1、按照城市市容环境管理的内容，城市市容环境管理可分为城市市容环境建设、城市市容环境秩序管理和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三类。环境建设又可分为道路建设和绿化建设等。环境秩序管理又可分为“门前三包”管理和取缔无照经营等。环境卫生管理又可分为道路保洁和清理无主垃圾等。环境建设和环境卫生管理以招投标引入竞争和加强对外包单位的监督管理为主。环境秩序管理以行政指导和行政处罚为主。
2、按照城市市容环境管理的区域，城市市容环境管理可分为街面市容环境管理和社区市容环境管理。街面和社区存在的问题是有区别的，街面以诸如无照经营、店外经营等环境秩序类问题为主，而社区以乱堆物料、无主垃圾等环境卫生类问题为主。针对街面的环境秩序问题以城管执法为主，而针对社区的环境卫生问题则以清运为主。
3、按照城市市容环境管理的时效，城市市容环境管理可分为阶段整治和常态化管理。比如针对APEC峰会的召开，为了完成良好的环境保障任务，一些沿线道路的环境整治就属于阶段整治，而对于沿街商户的“门前三包”管理则属于常态化管理。
4、按照城市市容环境管理的多寡，城市市容环境管理可分为专项整治和综合整治。专项整治一般针对普遍存在的、需要一定专业治理要求的市容环境问题，如针对长期停放的“僵尸车”的整治，需要采取拖离现场的措施，需要专门租用拖车在短期内集中清理。另外诸如早餐亭、废品收购、摊群、夜间大排档、户外广告等违法行为的治理，采取专项整治会取得更好的整治效果。
五、城市市容环境管理的分级管理
城市市容环境管理的管理主体的级别有高有低，管理内容有难有易，管理区域重要程度不一样，违法形态的危害程度也不一样，因此，从纵向上应将城市市容环境管理进行必要的分级，使管理更加科学、公平和有效。
1、根据管理主体的级别高低和管理范围的大小进行分级管理。城市市容环境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往往需要属地牵头，协调各相关职能部门共同参与，有的属于全市性的共性问题，有些属于区域内的个性问题，因此需要针对不同的辖区按照一定的级别进行管理，这样有利于发挥高层的指导和监督考核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发挥属地的积极性和自主性。
2、根据管理内容的专业程度和整治难度进行分级管理。有些市容环境问题涉及一定的专业化，比如大型违法违规户外广告的设置方面的查处，需要专业技术鉴定，在缺乏此类专业技术人员的情况下，一般将该类问题的查处权限收归市区所有，而诸如清理小广告这类作业则可以由各街道环卫部门负责或外包给小广告清理公司清理。针对摊群等较大规模的环境脏乱点，可以由属地街道主管领导牵头，协调城管、公安等职能部门展开联合执法，这是较高级别的整治，而针对个别无照经营商贩则采取劝离或暂扣经营物品的方式予以取缔，由普通城管队员就可以实施，这是较低级别的整治。
3、根据道路和区域的重要性进行分级管理。在北京，同样是无照经营行为，经营地点在五环外的清河街道和在天安门广场其影响是不同的，为了更有效地实施管理、处罚和考核，有必要采取分级管理，并根据一定的标准将道路划分为一级道路、二级道路和三级道路，将不同的区域划分为一级区域、二级区域和三级区域，根据分级赋予一定的分值或系数，同一违法行为，在不同级别的道路和区域也会有不同的处罚标准，迫使违法相对人不敢在级别较高的道路、区域做出违法行为。同时，同一违法行为在不同级别的道路和区域出现，对该区域属地的考核扣分也不同，迫使属地相关部门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较高级别的道路和区域，有利于优先保障重点道路和区域的环境秩序。
4、根据违法形态的社会危害程度进行分级管理。城市市容环境管理的内容不仅仅涉及对环境的影响，还影响诸如市场经营秩序、食品安全、交通秩序、公共安全等多个方面。从类别上讲，违法建设的社会危害程度大于沿街晾晒的社会危害程度。从空间上讲，同样是堆物堆料，堆放在店外空地和堆放在盲道上，后者的社会危害更大。从时间上讲，同样是夜间施工扰民行为，如果在中高考期间，其危害程度更大，执法部门的处罚力度也应该更大。因此，需要根据违法形态的不同类别、不同场所和不同时段，规定不同的级别，有利于更合理地使用自由裁量权。
管理归根结底是人的管理。在构建和谐社会和法治国家的今天，城市市容环境管理给城市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城市市容环境管理实践过程中，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和规律，用良好的心态塑造良好的环境。
城市管理和城管的区别范文3
当代中国社会，公众与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冲突屡见不鲜。城市管理执法人员作为政府基层公务人员的代表，在很大的程度上承受着社会对政府行政体制的批判和不满。借助行政自由裁量权的相关理论，从行政伦理学的角度入手，通过对城管执法人员执法过程中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动机和价值取向的思考，来发现其行政伦理的困境所在，并从内外控制的双重角度找寻破解困境的有效路径。
关键词：城管执法;行政伦理;行政责任;自由裁量权
当代中国社会，公众与政府部门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冲突屡见不鲜。面对越来越多的群体性事件，我们习惯性地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公共行政部门的制度规范和角色定位，自然而然地将公众和政府作完全对立起来，但这种批判所具有的现实意义是有限的。进一步观察已发生的公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我们发现，冲突的根源大多在于公众和基层公务人员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不和。其中以城管执法过程中与执法对象的矛盾最为典型，公众因为对城管队员执法方式和程序的不满，怨恨政府，大量案例的积累引发了全社会对城管执法行为的负面舆论。
城管等行政执法类的基层公务人员，就是李普斯基提出的“街头官僚”的代表，该理论认为，街头官僚所掌握的自由裁量权，可能对公众的利益造成损害。国内学界不乏对这种自由裁量权的讨论和研究，但更多的局限在行政法学的领域，使得这方面的研究具有“单点注入”的特点，而其针对自由裁量权的控制逻辑也主要是遵循从行政立法层面到行政执法层面，再到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的法制主义思路[1]。但笔者认为，对自由裁量权的讨论应该更多的从行政伦理学的角度入手，通过对街头官僚执法过程中行使自由裁量权的动机和价值取向的思考，来发现其行政伦理的困境所在，并从内外控制的双重角度找寻破解其冲突和困境的有效路径。
一、行政伦理学视角下的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是街头官僚的自我决策产生偏差的重要原因。行政自由裁量权，一般指“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行政机关根据其合理的判断，决定作为或不作为，以及如何作为的权力。”[2]学界并不缺乏对于自由裁量权的讨论，但往往将其视为一种“恶”的权力，并主张用完善立法、加强监督等方式来实现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但事实上，行政自由裁量权并非一无是处，它应该是一种具有独立价值诉求与正当性的权力，任何试图通过严格的控制来剔除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主张与做法既是不适当的，也是不可能的[3]。
我们可以从行政伦理学的角度出发，重新分析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内涵和定位。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其实质是基层公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基于自己的判断和价值取舍，对执法对象采取基于法律基础的灵活的处理政策，它与行政伦理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存在密切的联系。从理论上讲，行政自由裁量权可以被视作既处于法制框架之内，又超出法制条文之外的一种“自由”，它意味着在法律所未及之范围内，行政享有某种程度的决定空间。行政自由裁量权一方面需要依靠法制的框架束缚，另一方面又超脱于法律条文的，是执法主体享有的一种相对的自由，而行政伦理研究的起点，正是行政过程中存在的非制度化的权力自由空间，只有存在自由空间，才需要用伦理和价值的规范来讨论行政主体执行方案的选择，因此，两者在理论上是相互契合的。而从实践的角度看，行政自由裁量权实质上是一种非制度化的具体事务处置权，即行政主体在制度规定不到位、不明确的模糊“地带”乃至制度之外的空间地带做出事务性行政决定或裁决的权力[4]。因此，行政自由裁量权在行驶过程中是一种非制度的权力，也就是一种伦理性权力，我们观察现实的自由裁量权行使过程，行政执法主体是基于行政目的和个人道德的双重考量，来确定如何进行“自由”的决策，换一种说法，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进行的正是行政责任的选择，是对执法主体自身责任和价值冲突的选择，而这正是行政伦理学在实践中所研究的重要内容，责任也是建构行政伦理学的关键概念。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讨论，正是行政伦理学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作为一种伦理性权力，行政自由裁量权并不像公众和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恶”的体现，尽管我们必须承认，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为城管执法人员执法过程中的价值和目标偏离创造了可能性，并使这类问题难以得到制度和法律层面上规范化的和有效率的治理;但是，从行政伦理的角度考量，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也使得城市管理等基层的行政过程有了社会价值和情感发挥作用的空间，它恰恰说明了行政机构与行政人员并不是没有灵魂、没有任何意志自由的政治工具，而是有一定意志自由并需要运用价值理性进行独立价值判断和价值决策的公共管理主体[1]。也就是说，只有从行政伦理学和行政法学两个不同的学科角度出发，才能够对基层公务人员，也就是街头官僚在执法过程中行使的行政自由裁量权做出全面客观的认识。
二、城管执法行政伦理困境――责任冲突
弗雷德里克?莫舍（Frederick Monsher）将行政伦理学中的责任界定为两个主要方面：主观责任和客观责任。客观责任在具体形式上包括两个方面：职责和应尽的义务。所有的客观责任都包括对某人或某集体负责，也包括对某一任务、人员管理和实现某一目标负责。职责和义务，对某人负责和对某事负责，是客观行政责任的两个方面[5]74。公共行政人员最直接的责任，是对自己的上级负责，贯彻上级的指示或是完成已达到一致的目标任务。另外，公共行政人员还要对公民负责，洞察、理解和权衡公民的喜好、要求和其他利益。对应我国的基层街头官僚而言，可以通过在现存法律框架内改变相关方案的方式，也就是通过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来对公众的喜好或利益诉求做出回应。
其次是主观责任。主观责任是由我们内心的情感和信仰所赋予的，如果说客观责任来源于法律、组织机构、社会对行政人员的角色期待，那么主观责任则根植于我们自己对忠诚、良知、认同的信仰。放到我国城市管理执法的实践中去思考主观责任的存在和影响，则表现为每个城管队员作为个体，在面对类似工作的执行和事件的处理时，会因为个人价值理念的差异而做出不同的现场决策。当执法者的自由裁量选择与执法对象或社会公众的期望偏离时，就会引发某种形式的冲突或积怨，这里显然已经出现了客观责任与主观责任的某种冲突形式，而这种偏离在现实中是极容易产生的。这表明，主观责任和客观责任之间存在共存的困难，这同样是某种行政伦理的困境。
面临具有冲突性的不同责任，是行政人员体验伦理困境的最为典型的方式。当处于两种不同的期待或倾向之间，而且这两者都具有重大价值时，行政执法人员将面对选择的尴尬。从根本上说，这种困境涉及我们是如何有意或无意地对价值观和原则进行排序的[5]96，因此它们应当被视为既是实际工作中的，也是伦理性的问题。而这些困境出现的根本，正在于以城管执法人员为代表的基层公务人员在现实的工作实践中，需要面对多样化和多质化的行政责任，这些责任的冲突性不仅在于前文所划分的客观和主观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客观或者主观责任的内部，同样存在各种各样可能的冲突形式。库珀在《行政伦理学：实现行政责任的途径》一书中将实践中的行政责任冲突归纳为三种最常见的形式，即权力冲突、角色冲突和利益冲突。结合我国城市管理执法人员的具体工作实践，我们可以对这三种责任冲突形式做进一步的论述和介绍。
（一）权力冲突
权力冲突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客观责任的冲突，这些客观责任是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权力来源（如法律、组织的上级和公众等）从外部强加给行政人员的。如果两种权力对城管执法人员行为的要求不一致，那么执法人员就会陷入某种抉择的尴尬，要求在强大的外界压力下对行政自由裁量权有恰当的使用。具体考察我国城管执法的实际运作过程，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两种不可避免的权力冲突形式：
第一种是政府部门内部不同权力来源带给城管执法人员的权力冲突。对于最基层的执法人员而言，首先要面对的是来自直接上级，也就是城管局的命令，但由于执法人员的执法过程经常是配合其他政府机关进行的，因此还需要听从事件主管部门的调配和任务目标，而这个主管部门又往往不止一个，例如在对一些油烟污染较严重的餐馆或摊贩的管理过程中，就可能牵扯到城管部门本身、食品安全部门、环保部门、税务部门，等等。因此，这种权力冲突时常会影响执法人员对自由裁量权的判断和行使。如果对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做进一步的思考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其中存在的必然性，即我国行政体制中对于城管执法部门的行政主体地位规定不明，城管与工商、税务、公安等执法机构相比，有着底气不足的劣势，有的城管由政府直接管辖，有的隶属于建设系统，有的则为部门的内设机构，甚至有专家将城管誉为“单亲娃”，没爹妈管[6]。总的说来，由于中央对于城管部门没有统一的部门进行归口管理，使得城管在执法过程中需要面对的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判断和选择的可能性更为复杂。
第二种是政府部门和公众偏好的不同造成的权力冲突。这种情形相较前一种而言更容易理解，尽管我国政府始终强调其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但在实际的行政过程中，政府部门经常以理性经济人的效率观点作为工作遵循的实际准则，再加上政府部门的决策往往需要更多的进行宏观和整体的考量，而公众在面对城管执法时，往往关注的是个体的需求和权益能否得到保障。因此，当城管执法人员带着效率优先，配合宏观需要的执法要求来管理公众的日常行为时，双方难免会产生行政责任上的冲突。
（二）角色冲突
角色概念是此类责任冲突的关键。在特定的情形中，我们所体验到的特定角色的价值观是不相容的，或者是互相排斥的，但更关键的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的不是价值观本身，而是在价值观支配下的角色冲突。现代社会，每一个个体都是各种角色的集合体，当我们关注作为个体的基层执法人员时，可以发现他们在工作实践中，其实也会扮演不同的角色，而不仅仅是行政人员的角色，组织工作之外的其他角色与行政人员的角色之间就有可能产生冲突。
如果把讨论的重点进一步具体到我国的城管执法人员，我们可以发现其角色冲突与库珀一般意义上角色冲突形式相比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就在于我国城管执法人员对自我行政人员角色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这种偏差扭曲了他们对于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从而使得这一角色与其他角色之间的冲突更为激烈。具体来说，受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化中“官本位”、“权力本位”、“人治”思想影响，部分城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认为自己是执法者，代表着政府进行城市管理，因而高人一等，不愿蹲下身子、放下架子、平和心态，不能将执法对象的利益放在一个较高的位置来考虑[7]。这样的角色认知已然偏离了作为基层公务人员的价值定位，当他们以高人一等的执法者角色来面对其他可能出现的角色时，也就使得自由裁量的天平向执法者的价值观倾斜，因而我国的城管执法人员往往在面对各种各样的执法对象时缺乏足够的耐心和细心，一旦执法对象提出质疑、反驳，就用“拳头”执法，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下我国城管执法过程中频现暴力执法现象。
（三）利益冲突
利益冲突在我国的基层行政执法实践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我们的个人利益与我们作为一个公共官员的义务之间产生冲突时，就给了我们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机会，它们表现为公共角色与私人利益之间的冲突，客观责任与个人可能利益之间的冲突。从本质上说，在利益冲突问题中，我们所面临的就是这种“利益与职责之间、私人生活禀性与公共角色义务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紧张关系”，也就是说，利益冲突更多的表现为客观责任要求和主观责任认知之间的冲突。
我们同样将关注的焦点放在我国城管执法人员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实践之中，笔者认为，基层执法人员在工作实践中可能获取的个人利益可以总结为两类：第一种是我们所熟知的经济利益，城管执法人员可能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接受执法对象经济的或物质的贿赂，从而在自由裁量的过程中做出有利于执法对象的决策，这种对经济利益的偏向，显然与其公共职责产生冲突，背离了作为基层公务人员的义务和价值;第二种个人利益则较容易被人所忽略。有学者指出，“街头官僚在技术上、认知上和道德上被理解为消极的，会运用他们手中自由裁量权来管理他们的工作环境，从而使得他们的工作变得容易和安全。”[8]也就是说，城管执法人员会在行政过程中运用自由裁量权来降低工作难度，提高工作效率，追求自己的效率利益，漠视行政程序，包括不亮证执法;没有填定预定格式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扣押物品、罚款不给收据或者以其它白条代替;先裁决后询问，先处罚后取证等。这种误用行政自由裁量权来追求工作安全和便利的行为，背离了程序正当性和依法行政的要求。
三、 城管执法伦理困境的破解路径
根据前文的论述，我们发现，街头官僚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实际上就是在客观责任和主观责任的复杂冲突中进行基于个体的价值和伦理判断，但由于我国城市管理体制的欠缺、社会偏好的多元性和城管执法人员自身素质的缺陷等原因，城管执法的过程和结果常常陷入行政责任选择，也就是行政伦理的困境。那么，从行政伦理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从理论中找到哪些针对性的破解途径呢？对于这类伦理困境的控制，我们可以从外在和内在两个层面进行思考。
（一）外在控制
所谓外在控制，即通过对外在的法律、行政规范、强化监督等方式来防范基层执法人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从而控制行政伦理中可能的失范现象。实施外部控制的理论基础是：个人判断力和职业水平不足以保证人们做出合乎道德规范的行为。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实现外在的控制力：
第一是立法控制，一方面通过伦理立法的方式，对行政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伦理选择及其结果进行专门的立法，另一方面还应尽快制定专门的行政程序法，规范城管执法人员应当遵循的行政程序，避免其为了个人的效率利益而违背程序的正当性。
第二是体制控制，一方面要加强行政监察，实现监察行为的专门化、全面化、工作正规化;另一方面要完善对于城市管理部门的行政主体规定，明确规定其执法主体定位，具体化其职权范围，改变城管部门什么都管的现状。
第三是权力控制，这里的权利控制强调的是行政执法对象的合法权益对基层公务人员自由裁量权的监督和控制。为了保障执法对象的合法权益不受自由裁量权的侵犯，要求法律法规对行政执法对象的合法权益进行事前告知、事后救济，通过听证会，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等方式来捍卫行政执法对象的合法权益。
（二）内在控制
弗雷德里奇在1935年出版的《美国公共服务中的问题》一书中指出：负责任的行为除了需要有外部控制因素以外，还要有一种“心理因素”[5]152。他认为，行政责任主要对两种主导因素作出反应，这两种主导因素是：技术知识和公众感情。而将这两种因素放到对我国城市管理基层执法人员的内在控制中，同样具有借鉴意义。
第一是技术知识。笔者认为，对于我国基层城管执法人员而言，要加强对法律法规的学习，尤其是对行政执法程序规范的学习，提高其专业素养和综合素质，使其在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受其素质支配，进而使其行为自动服从法律，能动地服务人民，避免因为不懂法不懂程序而造成行政执法中的冲突。
第二是公众感情。城管执法人员应该尽可能地迎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要求和公众情感的诉求，转变工作理念，从“对民”执法变为“为民”执法。要回应社会关注弱势群体的价值导向，在处理涉及社会弱势群体的事件时，应转变自身角色，尝试从社会公众的角度去做出平衡公众情感和行政目标的决策;还应提高个人素质，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细心，要有良好的行政道德人格，还要树立正确的金钱观和名利观。
当前中国社会矛盾愈发激烈，尤其是公众与政府之间，大量群体性事件的爆发使得双方几乎已经陷入某种对立的状态，这显然与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服务性宗旨是不相符合的，而城市管理执法人员作为政府基层公务人员的代表，在很大的程度上承担着社会对政府行政体制的批判和不满。借助李普斯基的街头官僚理论，我们发现城管执法人员与公众的矛盾，主要产生在行政自由裁量权行使的过程之中，而从行政伦理学的视野考量行政自由裁量权，又可以发现其行使的内在逻辑，即是在以客观责任和主观责任为主的各类行政责任之间进行的基于个人价值判断的取舍和决策。而由于我国包括城管制度在内的行政体制和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使得我国城管执法人员所进行的行政责任的取舍和判断常常会产生偏离和扭曲，从而引发与公众的矛盾冲突。
针对这种在现阶段无法避免的行政伦理意义上的困境，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内外两个维度找寻破解的途径，可能这样的途径还无法在现实中收获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至少能够让我们在面对类似城管执法这样的行政正当性问题时，有更多角度、更深层次的思考，毕竟体制的运转是基于个体的执行，如果能够将个体行政伦理的角度和整体制度设计执行的角度相结合，对当下中国许多社会问题的思考和研究就显得更完整，更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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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Ethical Dilemmas in Urban Management Law Enforcemen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Discretion
城市管理和城管的区别范文4
关键词：钓鱼执法行政法探析
1、引言
2009年9月的一天，在上海闵行区，一名男子自称是胃痛且打不到车，请求私家车主张晖带他去医院，谁料该男子并非真的胃痛，而后来张晖则被闵行区城市交通行政执法大队认定为“无证经营”，罚款1万元。原来，那位男子是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雇来的“钓钩”。这件事一经报道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质疑。接着，上海市庞源建筑机械工程公司工作人员孙中界也遭遇了类似事件，愤而自断手指以示清白，使得上海市“钓鱼执法”风波进一步升级。10月26日，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引起的轩然大波终于尘埃落定，上海浦东新区政府宣布“孙中界事件”此前的初步调查结论与事实不符，向社会公开道歉；闵行区政府也同时宣布“张晖事件”取证方式不正当，撤销行政处罚行为①。钓鱼执法事件由此闹的沸沸扬扬，人民日报连发两篇“人民时评”， 中央电视台“新闻 1+1”栏目相继推出两个专题。可见，此次事件社会反响较大，不仅破坏了社会和谐氛围，且带来了实质性的危害。事实上，上述两事例并非是简单的个案，据报道，上海闵行区交通执法大队在两年时间处罚所谓的“黑车”5000多辆，罚款5000多万，获得了巨大的罚款金额。现在看来，里面肯定有不少不是黑车的冤枉钱。在利益诱惑面前，也让许多执法部门不惜铤而走险，不择手段，执法犯法。然而， 此类事件的背后所涉及的行政执法问题， 仍值得我们探讨反思。
所谓“钓鱼执法”，是城管交管执法人员为了打击“黑车”，以“钓钩”（与交管人员勾结、故意装扮成处于紧急情况的人）为诱饵，当场取证和执法的行为。抽象地讲，它是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特意设计一些能诱发行政违法的情境，或者根据违法活动的倾向性向行政相对人或者其他调查对象提供实施的机会和相关环境条件，以此来收集相关证据和掌握相关信息，并对行政违法相对人作出相应的处理。②
2、钓鱼执法的危害
2.1 政府公信力受到破坏。所谓政府公信力是指政府通过自身规范的行为获得社会群众拥护、信任和支持的一种能力。政府公信力的大小实际上是公众对政府履行其职责情况的评价。行政执法是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的途径之一，作为公共权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来源于人民群众对他们私权的让渡和委托。③所以政府有义务依法合理运用行政权力，为公民谋利。但“钓鱼执法”这一事件所体现出的却是政府对权力的滥用、权力缺乏监督等公权力的异化。事件中，迟来的政府道歉和当事人“清白”，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媒体、特别是网络的推波助澜，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从坚称没有到真诚道歉的态度使政府的公信力已经大打折扣。
2.2 挑战了法律的权威。城管本身就是法律的代表者和执行者，广大人民群众对城管执法效果的看法，或多或少地能够折射出他们对国家法律的看法和政府形象的评价。钓鱼执法的方式具有欺诈性，不仅导致人民群众对城管这种工作的反感和敌视，还导致他们对国家法律的漠视和不信任。对政府的意见也会越来越大。一些城管人员执法过程中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却很难追究他们的责任，这种双重标准的执法现象也是很难让人们群众接受的，也是国家法律法规所不能容忍的。
2.3 激化了社会矛盾。一方面城管的行政执法方式日益引发了大家对城管的不满，一方面各种媒体对城管不当行政执法的报道也屡见不鲜，加之网络等传播媒介对城管形象的进一步恶化（很多人甚至建议政府干脆取缔城管这一机构等等）。城管人员的形象已经越来越接近被舆论攻击的焦点。如果对这些矛盾处理不当，必然会损害法律和执法者的形象，使越来越多的人走到执法者的对立面去，激化了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的和谐。
3、钓鱼执法产生的原因及暴露的问题
3.1 行政执法指标的存在是“钓鱼执法”产生的利益驱动。执法队员都有相应的“行政执法指标”，这些利益因素是导致“钓鱼执法”的重要原因。所谓“行政执法指标”即指行政机关为了完成行政执法管理任务计划而规定应当达到的目标。④一些执法部门打着依法行政、城市管理的招牌，追求的却是部门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罚款指标使得执法变成了功利性的权力寻租活动，执法者不想“竭泽而渔”，而在“定期捕捞”与“放水养鱼”中寻找一个动态的平衡，这或许也是为什么上海市从1992年就开始打击黑车，却越打越多的一个原因。
3.2 依法行政理念的缺失是“钓鱼执法”产生的思想根源。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了依法行政的六个基本要求：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一致。⑤而“钓鱼执法”完全违背了基本要求，暴露出一线执法人员大胆越界随意行政的执法恣意，似乎为了达到处罚的目的，可以任意创造执法方式，用奖励的方式将国家法律赋予的执法权让渡给牟利的个人，反映出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法律意识严重淡漠，依法行政理念严重缺失。
3.3 违背行政执法中的相关原则。“钓鱼式”行政执法不符合诚实守信原则的要求。就“钓鱼式”行政执法来看，执法的对象仅仅是行政违法嫌疑人，行政违法的社会危害性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有质的区别，对行政违法嫌疑人采用诱惑性调查手段超过了被普遍认可的国家机关的道德责任界限，损害了政府诚实守信的形象，其造成的负面影响要远远超出其带来的效益。如果连最应讲究诚信的政府也要采取欺诈的方式牟取不正当利益，执法犯法，侵害公民的权利，这是非常危险的，这将导致一个社会的崩溃。⑥
3.4 执法监督体制的不完善使“钓鱼执法”有机可乘。首先，司法监督软弱无力。之前针对“钓鱼执法”的诉讼，原告无一胜诉。所以，当事人宁愿认缴巨额罚款，甚至自断手指，以证清白，也不愿费时、费钱、费力去打一场毫无把握的官司。其次，行政诉讼作为行政监督的一种重要途径，已经丧失了它的基本功能，内部监督完全失效。行政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包括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然而，这些监督制度全部陷于瘫痪。在“钓鱼执法”事件中，上海交通执法大队的上级部门不但完全没有履行监督职责，反而在事发之后调查报告加以包庇，企图蒙混过关。这也暴露出我国层级监督制度存在的致命弊端。
4、应对“钓鱼执法”的相关对策
上海“钓鱼执法”事件已经发生，再进行过多的批评已经没有意义，而如何纠正过去的错误和防止新的错误发生更为重要。
4.1 完善行政执法经费保障机制。行政执法与经济利益挂钩，是造成一些行政执法部门及执法人员越权执法、和乱收费、乱罚款的主要原因。要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的要求，确保行政执法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所需经费，统一纳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消除其逐利动机。要严格执行罚缴分离和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罚没收入必须全额缴入国库，纳入预算管理。对下达或者变相下达罚没指标、违反罚缴分离的规定以及将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与行政执法机关业务经费、工作人员福利待遇挂钩的，要依照有关规定严肃查处，追究责任。⑦
4.2 强化行政程序建设，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民主、公正、科学的行政程序是行政执法行为实体公正、准确的重要保障。城市管理行政执法机关应该按照行政处罚法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本部门的实际建立一系列程序性制度，如行政处罚分级管理和备案制度，行政处罚错案追究制度，行政处罚证据及暂扣制度，调查取证制度，听证制度，审查决定制度等，并用有关监督力量保障各项制度规范化运行。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应当按照法律规定，严格履行告知义务、听取陈述和申辩义务，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参与权、知情权、陈述申辩权和救济权。严格规定“以利诱、欺诈、胁迫、暴力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证据材料不得作为行政执法决定的依据。⑧
4.3 加强法治理念教育，提升依法行政能力。首先，要强化用人管理，严把进人关，严格参照工作人员录用标准和程序向社会公开招考执法人员，特别是应具备法律专业知识，以逐步提高城管执法队伍整体的法律素质；其次，要加强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宣传教育，促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牢固树立法律权威至上，法律大于权力，权力服从法律，执法为民的观念。只有这样，依法行政、严格执法才会有坚实的基础。最后，要强化对行政执法人员的培训教育，定期组织对行政执法人员进行依法行政知识培训，培训情况、学习成绩应当作为考核内容和任职晋升的依据之一。
4.4 完善我国行政执法监督体制。首先拓宽监督渠道，在执法区域聘请社会监督员，对具体执法行为开展明察暗访。对发现的问题，及时通报，限期整改。第二，完善行政诉讼制度，强化司法监督。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进一步重视和加强行政案件受理，依法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切实解决行政诉讼“告状难”问题。第三，规范权责范围，建立严密的内部监督机制。执法部门要建立严密的内部监督机制，正本清源，防微杜渐。要推行和完善行政执法责任制。强化执法责任，明确执法程序和执法标准，进一步规范和监督行政执法活动。同时，要把实施行政执法责任制与国家公务员的考核奖惩制度结合起来，明确考核标准和奖惩办法。⑨最后应充分发挥网络舆论的监督作用。网络不仅是表达社情民意的平台，更是社会监督的重要方式，我们应充分利用这种先进的传播工具加强社会监督，使之发挥更大的作用。
4.5 公民应增强积极维权的意识。目前绝大多数的公民缺少积极维权的意识，面对行政机关往往就忍气吞声，不能够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力去争得自身利益的保护。这也是“钓鱼执法”长时间隐而未现的一个原因。我们国家已经制定颁布了《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等法律法规。如果公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他认为是非法的“钓鱼执法”，侵害了其合法权益，那么就可以根据上述法律的规定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要求行政复议机关和法院纠正这种违法行为，维护其合法权益。当然他也可以向实施非法“钓鱼执法”的行政机关的上一级行政机关反映，提出批评、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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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1]参考百度网 baike.省略/view/2908784.htmfr=ala0
[2]姚忠伟：钓鱼式"行政执法与依法行政，《黑龙江史志》，2008年10月20号第16 期。
[3]余正琨，罗超：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完善地方政府行政执法，金卡工程・经济与法，2009年8月第160 期。
[4]姜明安主编：《行政执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第1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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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管理和城管的区别范文5
为进一步加强社区物业管理工作，理顺管理体制，完善管理机制，不断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根据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和省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提出以下意见。
一、统一思想，充分认识加强社区物业管理工作的重要性
物业管理是业主委员会代表业主通过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由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企业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对房屋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进行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相关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公共秩序的活动。社区物业管理作为城市管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涵盖了从居民区到工业、商业、公益事业等各类物业项目的管理内容。近年来，随着我市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旧区环境综合整治和新区建设齐头并进，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区物业管理在城市管理中的作用日渐突出。加强社区物业管理，有利于城市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提高城市品味；有利于保持和改善市民工作和生活的环境；有利于提高经营城市水平、促进城市房地产的保值增值；有利于增加就业岗位、维护社区秩序、营造和谐社会的良好氛围。各级政府、各有关部门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加强管理、改善环境、营造和谐社会、创建安全城市为目标，以社区环境综合整治、新住宅小区建设与物业管理同步为重点，坚持尊重现实、便于启动、落实责任、服务市民的工作原则，全面加强社区物业管理工作，健全长效管理机制，不断扩大物业管理服务覆盖面，推动物业管理上水平。
二、理顺体制，构筑适合城市发展的社区物业管理工作框架
社区物业管理工作，要按照“县市区政府负责，街道办事处组织，社区居委会落实，房管部门监督指导，以块为主、属地管理”的原则，完善管理体制，明确管理职责，落实工作责任，充分发挥社区基层组织的作用，搞好社区基层组织与业主自治组织的共同协作，推进社区物业管理工作。
（一）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对本辖区物业管理工作负总责：
1.组织所辖街道办事处落实各项政策措施，全面开展社区物业管理工作；
2.落实办事机构，建立县市区、街道、社区三级物业管理工作体系；
3.落实管理责任，加强本辖区物业管理工作的部署、检查和督导落实。
（二）街道办事处负责指导辖区物业管理工作的开展：
1.会同有关部门，科学划定社区物业管理区域，界定物业服务范围；
2.组织社区居委会、开发建设单位及有关产权单位，选举产生各物业管理区域的业主委员会；
3.指导辖区内能够独立实施物业管理的非住宅项目组建业主委员会和实施物业管理；
4.对已成立业主委员会的物业管理区域和项目进行指导和管理，保障业主委员会的正常运转及发挥业主自治作用；
5.对辖区物业管理工作进行监督和检查，协调公安等部门加强对社区物业保安工作的监督和检查。
（三）社区居委会要指导协调业主委员会，具体组织社区物业管理的实施：
1.组织业主委员会制定业主公约和业主大会议事规则，并签订到户，规范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的公共行为；
2.落实物业管理服务项目，聘请有关单位核算成本，提出收费标准和依据，经业主大会通过后，到辖区街道办事处、当地物价部门和房管部门备案；
3.指导业主委员会选聘物业管理企业或建立群众性物业服务组织，签订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组织物业管理实施；
4.督促检查物业管理企业和物业服务组织，落实管理服务合同，调处管理服务中的矛盾纠纷。
（四）房管部门作为物业管理的行业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行业管理：
1.认真研究当地物业管理发展规划、发展目标及工作思路，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提出工作意见；
2.负责物业管理公共资金的归集，会同财政等部门安排物业管理公共资金的使用方案，并搞好监督管理和检查；
3.落实物业管理项目招投标制度，组织物业管理行业的检查、考核和人员培训工作；
4.监管物业管理企业，调处物业管理重点纠纷案件，规范物业管理服务行为。
三、因地制宜，确定社区物业管理的模式和组织形式
社区物业管理实行等级性或基础性管理服务。要根据各个区域房屋建设、环境配套、居民需求、业主意愿及服务约定等情况，确定物业管理模式和组织形式。
（一）新建住宅小区。要严格遵循规划设计方案，按照配套完善、环境优美、交通安全等要求进行建设，并通过招投标选聘有资质的物业管理企业实施等级性物业管理。规划、建设、房管等部门要各司其职，把好新建住宅小区的规划设计、施工建设、物业管理三道关口。新建住宅小区要严格落实竣工验收备案制度和配套设施交付使用许可制度。开发建设单位要按前期物业管理的相关规定，建立完善物业管理移交手续，保证前期物业管理落实到位。业主委员会组建后，开发建设单位、前期物业管理企业、业主委员会三方要按规定做好物业管理的转换衔接工作，确保新建住宅小区全面实行规范的等级性管理服务。
（二）整治后的旧住宅小区。要根据居民的需求及承受能力，把物业管理同社区管理有机结合起来，以社区管辖范围为基础，界定各物业管理服务区域；以社区居委会为基础，组织召开业主大会，组建业主委员会；以物业管理企业或群众性物业服务组织为基础，开展物业管理服务活动。要加大对旧住宅小区的整治力度，逐步解决旧住宅小区环境、配套等方面的问题。对整治后具备条件的旧住宅小区，由业主委员会选聘专业物业管理企业按等级实施物业管理服务；对不完全具备条件的小区，由社区居委会牵头，组建物业服务队伍，落实以保洁、保绿、护安为主要内容的基础性管理服务，也可以采取“栋楼管理”模式，解决有人管事的问题。力求到2008年底前，物业管理覆盖到每个社区，基本建立体系健全、政策完善、责任到位的物业管理工作机制。
（三）物业管理服务内容与收费标准。物业管理服务内容要区别不同的物业性质和特点，确定管理服务的项目和等级。物业服务收费要遵循公正合理、质价相符的原则，分别实行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新建的住宅小区，其管理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根据区域内规划建设、配套情况和设定的管理服务项目，依据物价、房管部门制定的物业管理等级评定标准，确定服务等级和收费标准。旧住宅小区的物业管理服务内容和收费标准，可采用选项式服务形式，根据多数业主的意愿，确定管理服务项目，测算服务成本和收费标准，由业主委员会与委托的物业管理企业或物业服务组织，签订服务合同，并在小区内公布实施。
四、突出重点，切实抓好社区物业管理的规范运作
（一）规范物业项目的前期管理工作。新建的物业项目，在业主委员会未成立期间，必须实行前期物业管理。建设部门与开发建设单位签订房地产开发建设合同中，要明确项目前期物业管理责任。开发建设单位在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时，应提供项目竣工后的物业管理方案，预留前期物业管理保证金和物业管理用房，并按规定选聘有资质的物业管理企业，进行前期物业管理。关于前期物业管理的相关规定，由市房管局另行制定。
（二）规范业主委员会的组建和工作运转。每个物业管理区域都要成立一个业主委员会。各街道办事处要根据行政组织和业主自治相结合的原则，按照规定的程序，推进业主委员会建设。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原则上从社区居委会、有关产权单位及物业管理区域内离退休人员、热心公益事业人员中推荐人选，主任可由社区居委会成员担任。业主委员会主要负责召集业主大会、选聘物业管理企业、监督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监督实施业主公约等工作，同时积极配合和支持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街道办事处要支持业主委员会的工作，业主委员会成立前或集体换届期间，由街道办事处指定社区居委会代为履行业主委员会的职责，确保工作正常运转。关于业主委员会组建及工作实施的相关规定，由市房管局另行制定。
（三）规范物业相关合同管理工作。一是开发建设单位与房屋买受人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要有物业管理的相关条款，约定房屋交付使用后，物业管理的主要内容、管理服务等级及对应的收费标准。二是业主委员会成立前，开发建设单位要与选聘的物业管理企业签订前期物业管理委托合同。三是业主与物业管理企业要依据商品房买卖合同，签订前期物业管理服务合同和业主临时公约，并履行公约。四是业主委员会成立后，应当代表业主与选聘的物业管理企业签订正式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约定各自的权利、义务和责任。业主应当根据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的约定，交纳物业管理服务费用。对逾期不交纳物业服务费的，业主委员会要协助物业管理企业进行督促、催交；经督促仍不交纳的，由物业管理企业依法催交。对物业管理企业违反合同约定的，由业主委员会按合同约定予以处理；双方有争议的，由社区居委会调处；调处不成的依法解决。
（四）规范物业服务行为。物业管理企业要依据服务合同，切实履行职责，提高服务质量，对超出服务合同的事宜，要与业主委员会协商确定后实施。各级房管部门要会同街道办事处，加强对物业管理企业的监管，建立健全物业管理企业信用档案制度，认真评定物业管理企业的服务业绩和信用程度，并在资质评定和年检、物业招投标中作为重要条件；要建立健全物业投诉责任机制，及时查处物业服务中的不规范行为，督促物业管理企业整改，切实保障业主合法权益；建立健全物业管理淘汰、退出机制，对物业服务不到位、业主投诉较多的物业管理企业，按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五、明确责任，落实扶持社区物业管理的各项政策
（一）明确管理责任。物业管理企业（服务组织）与城市基础设施专业管理部门要密切配合，通力协作，严格按照责任分工，履行工作职责，共同做好社区物业管理工作。物业管理企业（服务组织）负责物业管理区域内的卫生清扫保洁、花草树木养护、车辆停放管理以及与物业管理服务合同约定的其他服务项目。各相关专业设施管理部门要做好社区内供电、供水、供暖、燃气、通讯等基础设施的管理及服务工作，满足社区居民的要求。
（二）加强政策扶持。各级各部门要积极扶持社区物业管理工作。凡在住宅小区内批准设置的各类停车场的收费全部划归社区，凡批准设置的经营性临时摊点、早市等收费，相关部门要给予优惠政策，以补充社区物业管理服务费用。劳动保障部门要结合实施“扩大再就业工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工程”，给予物业管理从业人员优惠政策。各级房管部门要与有关部门搞好配合，从政策上、业务上加强对物业管理工作的指导，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驻社区的各个部门和单位，要支持和参与社区物业管理工作。
（三）落实资金保障。要加大社区物业管理资金的筹集力度。一是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在提高市民、业主缴费意识的同时，物业管理企业（服务组织）要加大管理力度，提高物业服务收费率，为社区物业管理服务提供基本保障。二是完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使用的相关政策、标准和办法，依据相关规定将资金管好、用好。三是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大支持力度，适当安排社区物业管理启动资金和扶持资金，推动旧城区物业管理的全面开展。旧住宅区内应由城管部门管理的道路、路灯、绿化、环卫等维修、养护费用，仍按原资金渠道解决。
六、加强领导，确保社区物业管理工作健康发展
（一）加强组织领导。社区物业管理事关城市长远发展和群众切身利益，工作覆盖面广，推进难度大，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加强领导，加大措施，全力推进。市政府成立社区物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名单附后）。各县市区也要成立相应机构，把加强社区物业管理作为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创建文明城市的一项重要内容，切实摆上议事日程，落实机构，明确任务，将工作细化分解到基层，加快建立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体系，为社区物业管理工作提供有力保障。
城市管理和城管的区别范文6
一、明确职责，构建上下联动的物业服务管理工作机制
物业服务管理工作要按照“行业监督、属地管理、条块结合、重心下移”的原则，建立区建管局（物业办）指导和监督管理、各街道办事处具体组织协调、社区协助落实、相关职能部门密切配合、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共同推进物业服务管理工作。
区建管局（物业办）负责物业服务管理的监管和行业指导。研究制定物业服务管理政策措施和服务标准、物业管理招投标管理、进行物业管理区域划定、优秀物业项目申报、参与物业项目综合验收、业主委员会备案等工作。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指导本辖区物业服务管理工作。组织指导业主委员会筹建（换届）工作、组织召开联席会议、调处物业纠纷、物业企业退出小区后的善后工作、指导监督城中村改造社区的物业管理工作，将物业管理和社区管理有机结合起来。社区居委会负责指导、协助辖区内物业服务管理工作的实施。参与业主委员会筹建（换届）工作、协调处理物业服务中的矛盾纠纷。城中村社区居委会应积极发挥自身优势和作用，对改造后安置区域的物业管理在政策上、经济上给予支持。其他部门配合做好区物业服务管理相关工作。区建管局、区民政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安分局、工商分局、环保分局、规划分局、区财政局、消防大队、区城管执法局、区应急办、区房产处、区物价部门、区生态商住办、区现代商贸办、区交通商务办等相关职能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共同抓好涉及物业服务管理的相关工作。
二、因地制宜，合理确定物业管理模式
采取“区别不同区域，分类型管理”的办法，积极探索新的管理模式。
（一）新建商品房、保障性住房区域
新建住宅小区要严格遵循规划设计方案，按照配套完善、环境优美、交通安全等要求进行建设，严格落实竣工验收备案制度，并通过招投标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按照物业服务标准实施物业管理。开发建设单位要按照前期物业服务的相关规定，建立完善物业管理移交手续，保证前期物业管理落实到位。业主委员会组建后，开发建设单位、前期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委员会三方要按规定做好物业管理的转换衔接工作，确保新建住宅小区全面实行规范的物业服务。
（二）城中村改造安置区域
根据社区实际情况，提倡安置区域作为独立区域进行建设、实施独立的物业管理，根据拆迁安置区居民的意愿和实际消费能力，选择合适的物业管理方式，可采取由社区业主自治管理或通过招投方式择优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进行服务。城中村改造社区要按比例预留充足的经营性集体资产，所得收入主要用于弥补本社区物业经费不足和公共配套设施设备的维护和更新。
1.安置区独立的区域：对具备条件的社区，提倡社区自治，在城中村原社区居委会领导下，采取外聘专业管理人员与社区组建物业管理队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前期物业管理。对不具备条件的社区，社区居委会协助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进行前期物业管理。对多个村庄捆绑改造的安置区域，由街道办事处牵头协调各社区，选聘物业服务企业进行前期物业管理，或者自治管理。业主委员会成立后可重新选聘物业企业进行物业服务，办事处指导成立业主委员会时，应保证业主委员会成员中原各社区业主按一定比例组成。
2.安置房与商品房、保障性住房混居的区域：区域内公共设施配套共用，无法进行分割使用和管理，宜选择通过招投标方式选聘物业服务企业进行服务的模式。业主委员会创建工作由所属街道办事处负责，业主委员会成员中原社区业主与商品房、保障性住房业主按一定比例组成。
（三）无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
街道办事处牵头，根据居民的需求及经济状况，把物业管理同社区管理有机结合起来，以社区管辖范围为基础，按实际情况界定物业服务管理区域。要按照“分步实施、先易后难”的原则，加大对旧住宅小区的整治力度，逐步解决旧住宅小区环境、配套等方面的问题。对整治后具备条件的小区，由业主委员会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进行服务。对不完全具备条件的小区，由社区居委会牵头，进行业主自治；对个别单体住宅楼，由社区负责组织该住宅楼居民开展保洁服务和公共设施维护。
（四）已实施物业管理的小区
要在原有物业管理运行良好的基础上完善提高。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由所属街道办事处负责小区物业管理的日常监督、检查、考核工作，督促物业服务企业不断完善和提高服务水平。全面加强业主委员会建设，督促指导业主委员会真正发挥作用，正确履行职责。要进一步加强物业管理宣传，提高广大业主的参与意识，为提升物业服务水平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三、多措并举，确保物业管理工作健康快速发展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把强化物业管理工作作为提升城市管理水平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切实摆上议事日程。第一，加强组织领导，为物业管理工作提供有力保障。成立分管区长任组长的区物业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各相关职能部门和街道办事处为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区物业管理的中长期规划，组织召开物业管理联络会，协调解决物业管理的难点热点问题和相关工作。区物业办适时充实力量，各街道办事处明确一名分管领导具体抓好物业管理工作，制定一名专职工作人员具体负责物业管理的日常工作。第二、建立健全考核机制。把物业管理纳入我区城市管理考核范围，建立对各街道办事处及相关职能部门物业管理目标考核制度；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的监督、考核，建立企业信用档案，年度考核不达标或一年内累计达三次以上不良记录的物业服务企业，限制参加本区新建项目物业招投标，情节严重者向上级物业主管部门建议取消其从业资格。第三，建立健全物业管理激励机制。依据国家、省、市、区优秀住宅小区的创优标准，评选区十佳物业服务企业和优秀物业管理小区。年终对工作突出、管理到位的街道办事处、相关职能部门及业主委员会进行表彰，区政府每年拿出一定资金用于奖励相关职能部门、街道办事处和优秀物业企业，全面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推进全区物业管理工作。第四，加强宣传，采取多种形式宣传物业管理相关政策法规，引导市民树立有偿服务的意识。
四、突出重点，规范物业服务管理的相关工作
（一）规范开发建设项目承接验收制度
房地产项目竣工后，区建管局要组织相关部门进行综合验收，确保小区安全、绿化、环境、停车场地、物业用房、居委会用房“六到位”。开发建设单位应当在区物业办、项目主管部门和所辖街道办事处监督下，向物业服务企业移交物业服务用房，竣工总平面图，单体建筑、结构、设备竣工图，地下管网工程竣工图、分户验收等竣工验收资料，设施设备的安装、使用和维护保养等技术资料，物业质量保修文件和物业使用说明文件，业主名册，物业管理的必需的其他资料等。未经综合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一律不得交付使用。对已投入使用的小区，区建管局、区生态商住办、区现代商贸办、区交通商务办和街道办事处要按照规划标准，督促房地产开发企业落实各类配套设施。城中村改造安置区域，由街道办事处协同代建单位、社区居委会向区建管局提出申请，进行综合验收。
（二）规范物业项目的前期管理工作
新建的物业项目，在业主委员会成立前，必须实行前期物业管理。对总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以上的住宅项目，开发建设单位必须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选聘具有相应资质的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管理；总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以下的住宅项目，可由开发建设单位邀请招标或聘请物业服务企业进行管理。开发建设单位要向前期物业服务企业支付相应的前期物业管理启动费。
（三）规范物业管理用房及设备的配置
物业管理用房的建筑面积必须按照建设工程项目总建筑面积5‰的比例配置，最少不低于100平方米。物业管理用房由建设单位无偿提供，要集中配置，具备基本使用条件，水、电、暖、通信等配套齐全，不得建在地下或半地下，不得提供毛坯房。分期开发建设的项目，物业用房集中配置于后建区域的，开发建设单位应为先行建成的区域按比例调配物业用房。物业管理用房的所有权依法属于全体业主，开发建设单位不得擅自处置。区建管局、区生态商住办、区现代商贸办、区交通商务办要协调市、区建设规划部门在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标明物业管理用房的面积，并在批准的规划图纸中标注物业管理用房的具置。物业办要依法对物业管理用房的配置情况进行验收，验收不合格的不予备案。旧住宅小区无物业管理用房的，各街道办事处要积极创造条件，采取措施加以协调解决。对城中村改造安置区域，代建单位要参照商品房标准将环卫、安全防范等基础设施设备配置齐全，社区居委会要及时与区环卫部门进行对接，实行垃圾有偿代运，保障前期物业管理顺利开展。
（四）规范业主委员会的组建和工作程序
进一步完善社区、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三位一体”的工作机制。每个物业管理区域应当成立一个业主委员会。住宅小区业主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原则上从物业管理区域内有关产权单位及热心公益事业、责任心强、具有一定组织协调能力的业主中推荐人选。提倡社区居委会与业主委员会成员交叉任职。业主委员会主要负责召集业主大会、监督履行物业服务合同、监督实施管理规约等工作，同时积极配合和支持社区居委会的工作。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要积极支持业主委员会的工作，业主委员会换届期间，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要协调指导业主委员会正确履行职责，确保工作正常运转。区物业办要积极配合，依法做好指导、监督业主委员会成立的工作，把好业主委员会备案关，对不符合程序的选举不予以备案，切实维护广大业主的合法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