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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范文1
【关键词】产业；生产率；专业化经济；多样化经济；竞争
一、导言
产业对城市的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城市经济的构成主要是产业，城市经济的主要动力是城市中产业的发展。产业间及产业内部的外部性都可能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1992）用了1956年至1987年期间170个城市的主要产业的数据，发现地方竞争和城市多样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地区专业化则没有影响。（1995）等用1970年至1987年期间八个制造业的数据验证城市的动态生产外部性。发现了外部性（产业内部的集中）和外部性（本地产业的多样化）同时存在，而在成熟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存在外部性而不存在外部性。这些发现是和城市专业化与产品循环一致的：有多样化产业的大城市中才能诞生出新的产业，而在小的，专业化城市中集中成熟的制造型产业。苗丽静等（2007）在分析了集聚经济微观理论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辽宁6个城市的集聚经济是主要受城市化经济的影响还是受地方化经济的影响，并将其与浙江的四个城市的集聚经济（冯云廷，2005）相比较，认为浙江的集聚经济还是地方化经济，并从城镇化角度指出浙江的集聚经济其实是一种粗放式发展。石灵云等（2008）基于2003时期中国制造业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都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地方化经济在大部分产业都发挥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仅有少数技术含量相对高的产业支持城市化经济。
扬州市地处长江三角洲，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增长。扬州市的产业结构既呈现多样化，也存在主导产业。究竟是产业的多样化还是专业化促进了扬州市的发展？未来应该确定哪种发展模式，是增加产业类型，还是着重发展已有的主导产业？这个问题的解决将对扬州市未来整体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鉴于此，本文基于扬州市的产业相关数据，实证研究多样化和专业化对扬州经济的作用，以期对把握扬州当前城市发展动力和科学地决策扬州未来产业规划提供准确依据。
本文其它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本文的分析框架及其计量模型；第三部分是数据回归与分析；第四部分是结论。
二、分析框架及模型
本文研究思路分三步：首先计算扬州市各产业的专业化经济指数，再计算扬州市各产业的多样化经济指数，最后用计量模型将专业化和多样化对各产业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本文所用数据均来源于《扬州统计时期鉴》和《中国统计时期鉴》。由于统计指标的变化，按产业分的产业增加值这一指标在2007以后的《中国统计年鉴》不再统计，而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和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两项指标在2006年以后的《扬州统计年鉴》中不再统计，所以本文仅对2005和2006年两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一）专业化经济指标
专业化经济指标衡量由于专注于本产业而带来的产业内外部性对本产业的增长的影响。本文用代表扬州市产业在时期份的专业化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1）
表示产业在时期的增加值，表示扬州市所有行业在时期的增加值，表示全国产业在时期的增加值，表示全国所有产业在时期的增加值。越大，说明产业在时期受生产专业化的影响越大。
（二）多样化经济指标
多样化经济指标衡量的是在一项产业的增长中，其他产业的多样化产生的外部性对该产业的增长的影响。本文使用等提出的方法，采用标准化的集中性指数的倒数衡量多样化。具体来说，即对于扬州市产业，其多样化经济被定义在扬州市除产业以外的所有其他产业的工业增加值中所占的份额的平方和。用代表产业在时期的产业多样化经济指数，其计算公式为：
，，，的意义与上式相同，和分别表示扬州和全国在时期除产业外的产业的增加值。值越大，说明在时期产业受产业多样化的影响越大。
（三）模型设计
借鉴国外学者的一般模型，将产业的经济测度参数分解为专业化经济指数和多样化经济指数，同时基于关于竞争的观点，本文引入竞争程度指数，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3）
其中为不可预测的因素，为随机扰动项，代表行业，代表时间。
具体变量解释如下：
代表产业在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为因变量。代表产业时期的专业化经济指数，本文用以上计算的专业化经济指数来表征。代表产业时期的多样化经济指数，本文用以上计算的产业时期多样化经济指数来表征。代表产业时期的竞争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和表示时期产业在扬州和全国的从业人数，和表示时期产业在扬州和和全国的企业数。如果对生产率的增长有促进作用，则表示产业的产业竞争有助于生产率的提高。
三、数据回归及分析
本文进行了检验，检验值为36.1146，故3式是一个固定效应（）模型。表1给出了具体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结果1-4为2005年地估计结果，结果5-8为2006年的估计结果。
下面对实证结果做具体分析：
第一，从结果1和5可以看出，专业化经济指标的系数都为正，但是数值都非常小，并且未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不能得到扬州市的产业能通过在本地区的专门化分工生产产生显著的专业化经济，提高生产率。
第二，从结果2和6可以看出，多样化经济指标的系数都为正，而且都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扬州市的产业间的外部性对扬州的总体经济生产率的提高起到了促进作用。
第三，从结果3和4可以看出，竞争程度指数的系数都为正，并且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竞争程度对扬州市产业的生产率提高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第四，通过结果4和8可以比较专业化经济、多样化经济和竞争程度对生产率的影响。可以看出，多样化经济和竞争程度才是扬州市生产率提高的最重要的因素。而专业化经济的作用不明显。这可能是由于扬州市的产业较少有独创或专一制造业，而和周边地区的上下游相关制造业关系更强，从而产业间的联系更加密切，单一制造业的存在较少；而且扬州地处长三角，竞争能力对企业的生存影响更大。
四、结论
本文以扬州市2005年和2006年的34个工业产业经济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专业化经济、多样化经济和竞争程度对产业生产率的影响，分析发现：专业化经济对生产率的影响虽为正，但影响很小，而多样化经济和竞争程度对生产率的影响既强烈又显著。相比较于国内国外其他学者的研究，一方面，肯定了关于竞争的观点，认为竞争对生产率的提高有显著作用；另一方面，也实际证明专业化经济的作用在扬州市的经济数据上体现得不明显。这能引发进一步的关于地域差别和专业化经济的关系的思考。而扬州市作为一个三级城市，多样化经济对生产率的影响之大，也是研究之前未曾想象到的。原因一方面是扬州市本地的产业门类是多样性的，另一方面是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是长三角，各个产业又处于长三角制造链中的。如何利用和发掘已有的多样化经济的优势是城市发展决策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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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范文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引擎。同时，在空间上也逐步形成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群历时性共存这一新型城镇化的空间主体形态。如何更好地进行城市群、都市圈以及经济带建设，需要在新形势下做进一步的深入讨论。
正在崛起中的城市群
城市群已经是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中心。在未来的发展当中，国家和地区的综合竞争力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群的发展状况。在国际范围内，经济活动以及人口的分布越来越集中在某些特定区域。根据世界银行2009年的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全球一半的生产活动聚集在仅占全球大约1.5%的土地面积上;在美国，2.43亿人口集中在占全国总面积3%的土地上;在日本，3500万人口拥挤在东京这块不足日本总面积4%的土地上，财富也主要集中在太平洋沿岸城市群。这些区域是全球生产效率最高的城市区域。通常认为，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形成五大城市群，包括以东京为中心的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北美五大湖城市群，以纽约为中心的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以伦敦为中心的英国城市群，以巴黎、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等为中心的欧洲西北部城市群。
在中国，区域经济正在由行政区经济向城市群经济转变，经济活动大都集聚在中心城市，以及中心城市周边的城市区域。首先，以城市群为核心的空间格局在中国已经初步形成，特别是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等城市群已逐渐成熟。其次，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已经从省域经济向城市群经济转变，城市群逐步突破省域边界，实现跨行政区域协调发展。第三，中国的区域经济由原来的板块经济向城市群经济转变。2013年，中国的23个城市群，以占全国28.9%的国土面积，聚集了全国63.8%的人口，创造了85.7%的地区生产总值。其中，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以4.69%的国土面积，集聚了22.24%的总人口，共创造了全国40.41%的地区生产总值。不难看出，城市群是决定未来地区竞争力的核心，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要引擎。
城市群是新型城镇化的主体形态
传统的经济学忽视了“空间”的概念，只分析“生产什么、为谁生产、怎么生产”，但对于“在哪里生产”则一般较少涉及。通过区域经济学、城市经济学以及经济地理学，可以认识到空间是一个重要的生产生活载体，承载着企业的生产和人的活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以及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都指出城市群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主体形态。那么，城市群如何能够成为城镇化建设的主体形态？
首先，经济学中的“外部性”可以解释城市为什么会集聚。城市群是城市集中化的产物，也是经济集中化的高度体现。不同类型的城市加强联系，可以在功能上实现互补、产业发展上实现良好分工。在同一个区域集聚的大、中、小城市，以及相关的小城镇，可以充分发挥各自产业发展的优势，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带来更大的集聚利益。因此，城市群内城市的扎堆出现，会获得比单个城市更大的收益，而这个收益就来自于分工与规模经济。
其次，城市群经济本质上是一种集聚经济。一方面，城市群通过竞争力吸引外部要素流入，使得规模经济更加显著;另一方面，城市群作为一种空间组织形式，能够通过内部城市之间相互整合，消除单一城市的规模不经济，实现“1+1>2”的聚合效应。同时，城市群内部城市体系的相对完善，也能进一步明确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分工，从而形成横向错位发展、纵向分工协作的发展格局。
总体来看，在中国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由地方化经济到城市化经济再到城市群经济的转变，存在着由企业集聚到产业集聚再到城市集聚的转变，以及由专业性城市向多样性城市再向城市群的转变。在一个地区内，由于某个产业的集聚，逐步通过地方化经济形成了具专业性的城市;而不同类型产业集聚，便形成了城市化经济，进而形成具有多样性的城市。大、中、小规模城市的集聚所产生的经济形态，是一种城市群经济，其在空间形态的表现，就是城市群（见图1）。
中国城市群发展阶段
对城市群发展的衡量主要聚焦于城市群发展阶段、城市群竞争力以及城市群竞争模式。主要可以从六个方面来进行量化，包括要素集聚能力、整合发展能力、基础设施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水平以及资源环境承载力等，每一个维度包括一些具体指标，每个指标的具体得分则根据专家打分确定。比如，要素集聚涉及到人口规模，如果常住人口规模大于5000万，则得分为3;常住人口在3000-5000万之间，得2分;常住人口在1000-3000万之间得1分。以此类推，根据评分的大小给它进行分类，大于25分的，我们把它称为成熟型城市群，15-25分之间的叫做发展型城市群，小于15分的叫形成型城市群。
从发展阶段来看，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城市群属于成熟型城市群，其内部各城市发展程度较高、城市间联系相对较强;包括海峡西岸、山东半岛、成渝等在内的十个城市群为发展型城市群，其内部各城市发展与城市间联系都相对较弱，城市群经济需要进一步加强;包括北部湾城市群、黔中城市群等在内的9个城市群属于形成型城市群，其城市发展相对滞后，城市之间联系较为松散（见图2）。
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范文3
拉美城市化失地农民启示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城镇化速度明显加快，同时也出现了大城市过度膨胀、中小城镇发育不足、城镇功能定位趋同等问题。借鉴国外城镇化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对于推动我国城镇化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英国——欧洲工业化推动模式。英国、德国、法国工业化，有力地推动了城镇化进程，1851年英国城镇化比例率先超过50%。这些国家城镇化呈现如下特点：一是城市与农村变革相互促进。工业化推动了城市发展，制造业、金融业的兴盛吸引了大量人口，城市规模不断壮大。而人口聚集又为工业化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强化了城市的集聚作用。二是颁布相关法律制度。针对人口集中引起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政府出台相关法律对城镇化和城市建设进行强制性的规划引导。三是政府发挥调控职能。针对城市出现了土地、住房、交通、环境和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问题，政府充分发挥了调控作用，引导协调城市的规划布局，强化对生态环境和历史遗迹的保护。
美国自由放任的低密度蔓延模式。由于美国政治体制决定了联邦政府对城市规划及管理调控手段薄弱，城镇化发展的自由放任。20世纪40年代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汽车的普及，许多城市人口移居到郊区，出现多中心分散型转变。这种低密度蔓延，降低了人口密度，促进了城市与郊区、乡村之间发展差距的缩小，同时也带来负面影响：土地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工作地与居住地的距离较远提高了能源消耗；居住区过于分散，基础等设施难以配套；老城区区位优势和服务优势得不到很好发挥等。美国城镇化提下如下特点：一是工业化、产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并行；二是以市场为主导，城镇的兴起都是经济发展的自然选择；三是过度郊区化，土地浪费严重、经济成本高昂。
日本政府主导的多层次发展模式。日本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的国家，为了解决资源短缺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政府主导以大城市为核心的集中型城镇化道路。其特点有：一是大力开展多层次、多类型的城市规划。政府颁布“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大都市圈规划”和“地方都市圈规划”，形成了较为完善、连续的规划体系，保证了日本城镇化的健康稳步发展。二是发展教育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问题。农村教育和职业教育，为城镇发展提供了大批熟练劳动者和技术、管理人才。三是积极发展卫星城建设。通过卫星城和町村合并，提高土地使用率，成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中小城市为网络，小城镇星罗棋布的城市化体系。四是因地制宜打造特色城镇。通过个性地域的发展模式，日本小城镇向地方化、田园化发展，形成浓厚的地方特色，避免了千城一面的现象。
拉美过度城市化模式。二战以来，拉丁美洲是全世界城镇化速度最快的地区。到2010年，拉美城镇化率高达79.6%，位居世界第二。由于经济政治政策、发展模式、发展思想等原因，导致大量社会问题凸显。一是工业化滞后与城市化严重脱节，城市化发展不是以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为前提，城市扩展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膨胀。二是首都城市位度过高。农村人口在短时间内快速流入首都和大城市，国家缺乏相应的规划，城市没有能力在短时间内为新增人口提供相应的住房和基本服务。三是形成大规模的贫困群体，出现大量贫民窟。大量农民来到城市以后，贫困现象凸显，生活环境极度恶化。四是殖民式的城市治理模式影响深远。拉美的城市化完全套用殖民主义宗主国的发展模式和调控办法，无视民族文化和基本国情，导致城镇化畸形发展。
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空间集聚模式。上世纪中叶以后，韩国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选择“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形成了以大城市和周围地区的高速增长为基本特征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模式。人口向少数大城市集中的趋势，依托人力资源优势实施出口导向战略的结果，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在大城市周边地区蔓延，实现了城乡共同发展。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是政府的引导作用比较显著，充分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促进城乡共同发展。
前苏联计划体制推进模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批工业企业、特别是重工业企业的建成投产，既推动了所在城市的建设，又吸收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和人口进入城市，推动了城镇化进程。但是，农业和轻工业的滞后影响前苏联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城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乡“二元结构”特征显著。
纵观各国城镇化发展道路、发展模式，探讨其中规律，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一是城镇化发展必须与工业化、信息化相协调，必须与本国经济发展模式相适应。二是城镇化是一个渐进的自然历史过程和社会转型过程。市场是主导，政府的有效引导是城镇化健康发展的保证，必须从维护公众利益、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出发，加强对城镇化过程的宏观调控。三是必须妥善处理统筹城镇化与产业结构调整、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关系，城镇化不能过于超前，避免滋生“城市病”的发生。四是应当尊重基本经济规律、因地制宜，走生态型城镇化道路，防止出现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的现象，推行绿色生产、生活和消费方式，建设一个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优美的良好人居环境。五是妥善处理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对剩余劳动力的教育、住房、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文化等一体进行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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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范文4
>> 珠三角产业集聚与城市技术创新的实证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对技术创新影响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产业集聚与技术创新关系研究 技术创新对中国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 农业产业集聚视角下技术创新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 金融集聚对区域产业升级影响的实证研究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安徽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 技术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对能源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技术创新对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影响的实证研究 开放经济下金融集聚对技术创新影响研究 智力资本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浙江的实证 知识学习对企业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公司治理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企业文化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企业社会资本对技术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技术创新对品牌价值影响的实证研究 市场导向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研究 中小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对技术创新影响的实证研究 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意愿影响的实证研究 技术创新对安徽省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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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范文5
一、我市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建设情况
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园区已经步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扩展期。无论市本级还是县市区，各工业园区均呈快速发展之势，突出表现在园区面积迅速扩张。截止20xx年年底，全市10个工业园区建设面积达36.1平方公里，比上年同期增长13.7％；入园企业达965家，其中投产企业671家。
二是园区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去年，全市工业园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2.8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1.7％；完成工业总产值263亿元，增长60.3％；完成销售收入252.2亿元，增长60.7％；实现利润16.5亿元，增长73.7％；实现税收14.2亿元，增长65.2％。奉新县过去工业基础十分薄弱，除了一些零星的竹木加工小厂外，几乎没有像样的企业。随着工业园区的兴起，工业已成为该县的支柱板块，去年工业园区提供的税收已占全县财政收入的71.7％。
三是园区已经成为转移城乡剩余劳动力的重要载体。近几年，宜春各地在工业园区发展中，始终注意走“减少农民，富裕农民”之路，把扩大就业、转移剩余劳动力，作为园区发展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工业园区已成为吸纳城乡剩余劳动力的重要渠道。目前，全市农民在工业园区就业人数达到17.6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5.1万人，增长40.8％，其中从业人员最多的奉新工业园达到3.1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9000余人。
四是园区已成为推进城市化的重要平台。各地在工业园区建设中，把工业化与城市化结合起来，把工业园区看作是推进城市化的重要平台，形成了以工业化促进城市化，以城市化提升工业化的互动格局，有力地带动了城市建设，促进了人口集聚，加快了城市化进程。上高工业园区无论是规划还是建设，都高人一筹。园区内生产、生活等功能区布局合理，与县城总体规划相衔接，一个现代化的新型工业城初其规模。目前，该工业园建成面积达6.2平方公里。
二、我市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应当说，我市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在吸引外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扩大城乡就业、加快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发展中加以规范和解决。
1、土地集约效应不明显。从相关经济指标在园区每查字典平方公里的分布情况看，宜春与全省的平均水平作比较，每平方公里分摊的年产品销售收入比全省要少15321万元，仅相当于全省平均水平的70.4％；每平方公里分摊的年出货值比全省少3528万元，仅相当于全省的33.1％；每平方公里分摊的年税金为1716万元，仅相当于全省的53％；每平方公里吸纳的从业人员2779人，比全省少955人。工业园区作为工业企业聚集的区域，在土地利用率等方面是有限制要求的。目前土地集约效应情况表明，我市工业园区入驻企业数量并不多，生产规模大、投资项目大的企业较少。
2、产业聚集特征不明显。目前，在宜春地域范围内，有大小工业园区10个，除了袁州医药园等少数园区有一些地方特色，多数工业园区没有明确的产业发展方向，尚未形成多个产业相互融合、众多类型机构相互联结的共生体，对外未形成“宜春园区”这一品牌特色的竞争优势。10个园区的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涉及31个行业大类，表面上看行业众多，但产业零散，企业关联度不大，园区内的企业大多只是地理空间的聚集，是企业数量上的简单“堆砌”。袁州医药园虽然产业特色较为明显，但实际上园区企业涉及产业范围有医药、食品、化工、服装等十几个行业大类，只有5家医药企业，大部分企业关联度不大，产业链无法形成，工业园区对企业的吸引力和附着力不强。
3、园区布局不够合理。目前，我市有的园区查字典还缺乏科学的规划和指导，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在园区选址上，全市有3个工业园距离县城近10公里甚至10公里以上，有的县市工业园分布在3个地方，既占用了不少耕地，又对扩张县城规模、推进城市化进程不利；在园内布局上，多数没有区分功能小区，入园企业先来后到地混杂在一起，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有差距。如有的园区将食品加工企业与化工企业摆在同一区域布局，加上环保等措施一时难以跟上，这对园区健康发展难免留下隐患。
4、园区企业根植性不强。根植性不仅是地理上的靠近，更重要的是企业的发展具有很强的本地联系，它表明企业的经济行为已深深嵌入当地社会关系中。根植性是产业地方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形成产业竞争优势的力量源泉。目前，工业园区内的 企业大多数是招商引资进来的，与当地原有企业、原有产业及当地资源、市场，还缺乏紧密的有机联系和牢固的共生关系。有些企业根植性不强，没有与当地经济发展形成深度嵌合，在做大做强地方支柱产业方面积极性不高。类似上高旺旺集团利用当地大量农副产品资源进行深度加工，实现外商增利、农户增收、政府财政增长的三赢企业，全市并不太多。
5、引进企业层次不高。从全市各工业园区看，我市引进的企业大多是以劳动密集型和中低层次技术为主的传统加工型企业，项目整体规模、水平、档次不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普遍较低，不同程度地存在雷同。还有一些企业主要是看中我们的资源，属于高耗能的企业，大企业、名牌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入驻园区数量较少。
三、提升工业园区发展水平的对策
今年，市委、市政府根据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发展态势，结合我市实际情况，把决战工业园区作为“三大战役”的重头戏来抓，务求经济开发区建设取得重大突破和实效。就当前来看，加快我市园区建设与发展，要着力在以下三个方面下功夫。
一是在优化土地资源配置上下功夫。在土地政策偏紧的情况下，企业用地成为工业园区扩大发展的制约因素。可以采取以下对策：一是清理一块。对征而未建、多征少建进行清理，对有土地无项目，或围地不用的企业坚决收回土地使用权。二是集约一块。要把企业的绿化用地控制在30％以下，鼓励企业在现有土地上增量扩股，加大投资密度。苏州、无锡等地工业园区投资密度均在500万元一亩。我市提出省级工业园达到50万元一亩，这种强度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今后，投资强度或密度低于100万元一亩的企业要限制入园，没达到50万元一亩的要限期达标，留下一些土地给大企业入驻。三是鼓励一块。鼓励现有企业和在建企业建设多层厂房。苏州、无锡等地都把建设多层厂房当成节约土地的有效举措，这方面我市亦应制订标准，给予政策扶持。四是把投资密度和经济密度作为考核园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从实际出发，按不同产业确定相应的投资密度和经济密度，避免造成土地资源以及园区投入的浪费，防止先期入园企业占地多、产出低等现象的出现。
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范文6
关键词：民族社区；中国；城市旅游；文化多样性
中图分类号：F5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2-0165-06
一、我国城市中的民族社区
自秦朝以后，少数民族在我国各城市中就已经是非常活跃的阶层了。许多穆斯林和外国人曾定居于古都，例如长安（今西安）、汴粱（宋朝首都，今开封）和北京。但是，由于一直以来城市中少数民族人口所占比例较低，所以城市民族社区的价值和意义也只是近来才得到关注。
在过去的30年中，我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宏观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对城市中的少数民族社区和城市景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城市民族社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沈林，和佳 [1]的研究表明，总体上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流动趋势是从西部移向东部，从农村流向城市，城市中少数民族的种类和人口总量持续增加。以深圳市为例，从1964年到1982年，少数民族从11个增加到了12个，从106人增加到了372人。但是从1982年到2000年，少数民族种类增加到了54个，人口增加到了224，688人[2]。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深圳只有很少的穆斯林，但进入新世纪后，穆斯林人口达到了30000人，并建起了一座很大的清真寺 [3]，深圳市其他少数民族人口也有显著的增长。下为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在各大城市中的数量及其变化的比照表。
我国少数民族呈现“大杂居，小聚居”式的分布，而这种模式也出现在了城市的内部。沈林等[4]定义了我国东部城市中民族社区的六种形态：（1）历史性民族社区，例如，原本就居住在城市中的穆斯林形成的社区；（2）公共机构附近的少数民族社区，例如少数民族办事处或机关附近的社区；（3）与教育机构相关的少数民族社区，尤其是民族大学附近的民族社区；（4）与少数民族地区驻城市办事处相关的民族社区；（5）在旅游景点工作的少数民族群体；（6）商业性少数民族社区，他们主要是由进入城市经商的群体组成。
从影响少数民族社区的因素看，主要有三个要素影响着中国的城市民族社区：历史性原因、政府政策和市场机制。在计划经济时期，移民是被严格地控制的，政府的政策决定少数民族融合的程度，因此民族社区往往是聚集在大学和民委周边。在市场经济下，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同汉族一样移民到城市中，寻找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当少数民族进入城市时，他们更多地是先找到与自己同族的或者具有相同文化认同的人居住的社区。在这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他们能够建立起社会关系网。通过这个网络他们能获得工作的机会、公共服务、住宿或其他便利。他们也非常喜欢这种熟悉的且有安全感的情感归属、食物、音乐、艺术、舞蹈、语言和家庭关系等，新的少数民族社区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与此同时，杨文炯[3]也指出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是影响城市民族社区变化的重要因素。快速城镇化破坏郊区传统民族社区的例子很多，比如，在贵阳或其他民族社区分布在城市周边的地区，由于城市快速的扩张，少数民族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和社区。旧城市的更新破坏了传统的少数民族社区。
关于城市少数民族社区的研究有不少，大部分研究都指出当少数民族移居到城市，由于缺少资本、社会关系和教育，在竞争中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5]，吕盛东[6]进一步指出，外来经商的少数民族文化水平低于城市常住的少数民族水平,而世居于聚落点的少数民族文化水平又低于完全散居者。因此，少数民族社区在城市中的进一步发展和生存成为新的关注点。
本文作者认为，在市场机制中，当越来越多的城市加入到全球化竞争中时，文化资源和文化的多样性能够转变成强有力的象征符号，而且它们的价值能够被人们被觉察和应用。例如目前如火如荼的城市旅游发展，就为城市文化产业发展及城市遗产保护提供了条件。相对而言，少数民族进入城市后，其独特的文化资本是其比较优势，城市旅游的发展正需要文化资本，因此城市旅游给与少数民族社区凸现自己，发展特色经济的机会。
二、中国城市旅游的发展和民族社区旅游资源
跟一些西方国家的城市一样，旅游正成为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因此，不仅主要的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和广州率先开始了城市旅游，许多其他中型城市甚至小城市也紧跟步伐，以分享这种新经济带来的利益。大型城市把发展城市旅游作为迈向国际化和成为旅游目的地的重要手段。旅游也变成了促进城市化进程中的主要力量。一些新城市的出现主要是由旅游发展促成的，例如三亚、武夷山、张家界、黄山、泰安等等[7]。与此同时，旅游的发展赋予了现代城市空间和地区新的意义。
中国城市旅游的发展策略也经历了几个阶段。首先是对基础设施服务进行改进，例如城市环境、交通服务、信息服务中心和网络服务。接着重点转移到从商业团体，如主题公园和购物广场等商业部门吸取投资，但这些策略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后来，为了城市旅游目的地的一体化发展，公共部门和商业团体的合作逐渐加强。在新一轮的竞争中，文化资本将是一个建立城市独特形象、保持竞争力的有效工具。商业团体已经觉察到利用民族群体发展旅游吸引物和形成独特买点的可能性，并且大力推广这种观念。因此，可以看到社会各界都开始重视民族社区，一些关于民族社区的政策已经出台，城市中民族文化的要素正发生着变化[8]。可以预见，随着城市旅游的发展，民族社区及其文化将会更多地被运用于城市发展中，通过旅游发展来促进城市民族社区发展的政策已经出现。
三、案例引介：城市民族旅游的发展
许多少数民族社区，不管是新的或旧的，都有如下一些吸引城市旅游者的特色：遗产、少数民族商店和餐厅、宗教吸引物、民俗文化等等。这些特色现在被归类为文化资源，且能够很容易地界定和融合到城市旅游的发展中。一些案例分析如下：
案例1：北京穆斯林社区
北京的穆斯林社区牛街是北京最大的穆斯林社区之一。牛街位于北京宣武街内，北京穆斯林社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元朝时期穆斯林被成吉思汗招募到军队时期。一个穆斯林将军被指派保卫北京，于是穆斯林军队由此定居于北京。1259年，在北京大约有15000名穆斯林，穆斯林庙宇超过30个。这个社区由于拥有独特的文化景观，具有成为旅游吸引物的特性：
1.遗产价值。牛街的历史能够追溯到元朝，到现在仍有一些保存的建筑。牛街清真寺建于公元996年，三次重建。牛街清真寺已经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点，它也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现在是展现北京历史的一扇窗口。
2. 宗教和文化认同的吸引力。牛街在回族穆斯林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清真寺是社区的中心，无论外观上的设计还是社区的组织结构都是如此。每年有成百上千的信徒前来拜祭，重大节庆期间人更多，例如中秋节。
3. 独特的社区设计和阿拉伯式建筑。牛街社区的建筑都是阿拉伯风格的，特别是大窗户和楼拱非常引人注目。景观本身形成吸引物。
4. 浓厚的商业氛围――传统的美食和商店。穆斯林是具有商业传统的民族，且特别擅长于制作各种美食。可口的食物和独具民族特色的餐馆吸引着旅游者和北京居民。
5. 多样的文化――在社区中，也有其他类型的少数民族，例如满族，蒙古族和其他20个民族。
牛街不仅吸引了一般的北京市民、来北京的旅游者，同时对国内第二大少数民族（回族）或者其他民族的旅游者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北京市政府已经认识到到这个社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价值。在旧城改造中，牛街受到了特殊的政策保护。政府通过实施专门的政策允许该社区的原著居民返回居住并且延续他们先前的文化和社会网络，并希望以此来保持这个社区的原真性。当地规划进一步明确地将这一地方作为穆斯林商业街区来复兴。在这些居住区，很大的空间留作建设餐馆和商店并为当地居民服务，绝大多数的建筑将漆为穆斯林最爱的风格――黄色并镶以绿边。总之，这个规划试图将讲这个社区发展成为旅游景点，并同时保护它的文化遗产[9]。
案例2：成都藏族村――新的藏族社区
成都自古就是的门户，藏族人数众多，包括商人、曾在工作的退休者、宣传办事处中的人员等等。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迁入成都谋求生计和商业机会，形成了新的藏族社区。最有影响力的是靠近“武侯祠”的一个社区。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这里是通往的公路的起点，藏族自治区政府办事处、甘孜藏族办事处和其他39个公共机构都设置在这里。在过渡时期，一个藏族商业社区逐渐发展起来[10]。
社区最初建设，此社区的建筑和街道的装饰与成都的其他社区都没什么区别，并没有什么特色。但这个社区的藏文化有着很强的生命力。除了政府机构以外，社区内部主要的构成部分就是藏族商店，藏族餐馆和藏族风格的酒吧。街道上有很多的藏族餐馆，主要经营酸奶、糌粑、酸菜、面块、牛肉面块、酥油茶、奶茶等藏味小吃及牛羊肉，能够满足不同顾客的要求。这里的茶屋也独具特色，例如餐馆经营内容多样:有专供酥油茶的“喜马拉雅藏茶馆”、“康巴酥油茶”、还有些是快餐风格的餐厅，一些纯粹的藏风格餐馆，比如香巴拉藏族餐馆。这些建筑的内在装修风格都是典型的藏风格。很多不同种类的商店出售着藏装，藏族首饰，还有很多商店只卖藏族需要的生产用品。藏族表演也是这里的特色之一，社区中有6个表演大厅，且上座率非常的高。最大的而且是最受欢迎表演厅是“唐古拉之风”，平均上座率高达70%-80%。
虽然政府先前没有任何的计划把这个社区发展成为“小拉萨”，但是已经做出了相应的承诺。这将有利于将成都打造成中国顶级的旅游城市，也将进一步推广成都作为门户的形象[11]。
案例3：民族村――商业化了的城市旅游产品
民族村是中国城市中主题公园的一种形式。第一个少数民族村出现在深圳经济特区。这个少数民族村是我国主题公园的第一种形式，最初是试图吸引香港居民前来体验多元的文化。当时深圳民俗村的建设是为了向旅游者提供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为了保证原真性，大多数表演者都是来自他们的故乡，主题公园的雇员都住在他们所属的主题村中。有意思的是内地的游客成为本产品的主要客源市场，为民俗村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回报。民族村的经营非常成功，两年之内就收回了所有成本。随后，北京和昆明等都建设了相似的主题公园的民族村。
明朝时，满族在现今的沈阳市强大起来，沈阳也变成了满族的文化中心。现在沈阳市满族居民占有很高的比例。满族居民也试图通过城市旅游来展现他们的文化，在沈阳皇宫外边，建成了一条具有清朝时期风格的街道。另外，在皇太极（清朝第一个皇帝）墓附近建设了一个满族村，展现已经消失了的满族生活方式。与在深圳、北京和昆明的民族村不同的是，前者在展现许多少数民族的现今生活，沈阳的民族村试图去展现满族已经消亡了的民俗。
四、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的文化特色
在市场经济下，越稀有越独特的资源，经济价值就可能越高。少数民族城市在参与到市场竞争时，其比较优势在于资源的独特价值，而旅游业正是可以使得这些资源价值转变为市场价值的有效手段。特别是当这些少数民族城市缺少其他发展措施时，旅游业是其主要产业时，强化和凸显民族特色，将少数民族文化整合到城市发展的总体规划和城市发展中因此就显得很重要。
城市发展与城市旅游全面整合
在制定大香格里拉地区总体旅游规划时，笔者查阅了该地区关键的城市总体规划。绝大多数小的村镇和小的城市都趋向把旅游作为城市化的主要动力。因此，这里的城市规划通常整合了城市旅游――它包括了对当地建筑、旅游商业街道和旅游性质的公共设施设计。
主题街区建设
成都市是东邻的一个城市，自古就是藏族和其他地区之间取得联系的茶马古道上一个重要的交易城镇。1990s后半期，一个新式的藏族街道建成了并且成为成都市的一个象征。进入21世纪，这个街道变成了成都市一个重要的旅游吸引物。与之对比的是，一些老城镇的价值仍然没有被完全的理解，许多商业历史社区都被毁掉了。少数民族文化得以凸现。
再地方化的生产
很长时间内，政府和城市规划人员并没有意识到城市旅游的巨大潜力，也没有意识到城市性格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少数民族城市失去自身的性格。为了适应旅游的发展，少数民族城市加紧建设象征性的少数民族街道，特别是象征性的民族特色旅游商业街道得到大发展。游客能够在这些街道中都找到当地的纪念品、商品，品尝当地美食和观赏表演。例如，主体民族是傣族的景洪市，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失去了许多民族特色。随着旅游的开发，特别是在澜湄次区域旅游竞争中，缺失民族特色已经成为其劣势，重新塑造民族城市特色尤为重要，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当地政府开始新建傣式购物街道，满足现阶段的游客需求。虽然这个街道的设计并不成功，但是仍然吸引了众多游客，可见民族商业街的吸引力的巨大潜力。相似的发展策略能在中国西部的其他少数民族城市看到。
五、结论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市场体制中，民族社区和城市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城市旅游发展在现代城市中凸现民族文化、维护民族关系中扮演者重要的角色。当城市之间进行激烈的竞争时，稀缺的文化资源，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就变得很有价值了，而且还能为城市的发展带来显著的多重影响。
可以看到，虽然在不同的城市少数民族社区的凸现不一样，但是少数民族群体的经济价值已经被当地城市政府和一些企业家觉察到了，并加以利用。我国东部的城市，比如正朝着全球化城市迈进的北京、上海和广州，通过树立多元文化形象表现国际都市的地位。在缺乏经济和人力资源的西部城市，趋向于依靠他们的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来推销自己，获得旅游发展的机会。成都、昆明、兰州以及其他城市正在使用这种策略。
与此同时，城市旅游的发展也成为为少数民族与现代城市经济融合的重要手段。通过比较昆明和贵阳市的发展，杨庭硕[12]指出昆明是旅游业高度发达的城市，昆明市的主要的经济结构主要由中小型的商业主体构成。主要在小商店和小企业的少数民族移民能够更加容易地生存，更容易实现与现代经济的整合。
虽然城市旅游在帮助旧的少数民族社区复兴、凸现表现出了自己的潜力，但是研究人员也批评它的比较“虚”。在一些案例中，少数民族街区的复兴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和争论。当地居民抱怨社区的改造只是对旅游者和少部分的当地居民有益处。保护活动营造了一个舒适的适合参观和游览的地方，但是在这一背景中的当地居民不得不支付高额的房租和昂贵的商品。在田野调查中也发现历史社区的复兴和再发展增加了地租（rent），加速对原来的居民外迁。范可[13]进一步指出再少数民族化和地点推销（地点标志化）的过程并不会被当地居民所接受，因为这些决策都是由当地政府为了吸引旅游者和外来投资而做出的。
总之，理解社区和旅游发展之间的关系不能简单地用正面或负面影响来评价，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城市中少数民族社区、城市和城市发展有着复杂的关系，需要更多的研究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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