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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学方法研究范文1
【论文摘要】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既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也不同于作为一般哲学方法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其核心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观)为基础，通过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中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建构而成的。
作为总体上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方法论在19世纪中期已由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而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则至今尚未被系统地建构起来。尽管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很多，但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看法所存在的严重偏差无疑是主要原因。人们习惯认为，既然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历史上研究社会历史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那么就没有必要研究和建构所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诚然，历史唯物主义是迄今以来人类认识和研究社会最为科学、最为完备的方法论，但它只是一种一般的哲学方法论，而不是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科学方法论作为一种具体的方法论，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一般的哲学方法论，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之问是一种一般和个别、指导和被指导的关系。历史唯物主义是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基础，它为社会科学方法论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具体化。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是处于不同层次的两种方法论，它们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但历史唯物主义对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只具有总体而间接的指导作用，而社会科学方法论对于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则具有直接指导作用。社会科学方法论是联结历史唯物主义和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中间环节和桥梁，因而认为历史唯物主义可以取代的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直接指导具体的社会科学研究的看法是偏颇的。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很有必要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这一具体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笔者认为，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可从以下两个方面人手。
一、积极扬弃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成果
随着作为学科意义上的社会科学在19世纪中期的正式形成，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也系统而全面地展开。在100多年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积极成果，主要包括以孔德、斯宾塞、迪尔凯姆、韦伯、温奇、吉登斯等为代表的众多社会科学家系统创建的两对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包括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及对它们所做的种种有益的综合研究。就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言，后一种研究的积极成果意义更大，因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而在社会科学方法论研究史上，韦伯、温奇、吉登斯等社会科学家试图将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则是建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尽管韦伯将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作为其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但他也试图同时综合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作为其人文科学方法论的补充。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提出的社会学定义就体现了他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倾向。他说：“社会学……应该称之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简言之，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就是一门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的科学。也就是说，理解社会学除了对社会行为进行解释性理解之外，还要对社会行为进行因果性说明，即将对社会行为的解释性理解通过与具体的事件进程相比较而证实主观的理解。因为在韦伯看来，社会行为需要理解，但仅有理解还不够。因为无论理解有多高的明确性，它终究是一种主观形式，只能作为一种特定的假设。因此，理解社会学就是要将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相结合。很显然，韦伯将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视为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结合，其中，解释性理解就是一种人文科学的方法论，而因果性说明则是一种自然科学方法论。因此，理解社会学的方法论就是一种由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结合的方法论。
温奇对于韦伯的这种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开展社会学研究的尝试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进一步在其名著《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中集中探讨了韦伯有关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即“获得对一个行为的意义的‘阐释性理解’，与提供了导致这个行为及其后果的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然而．温奇对韦伯综合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的“统计学方案”，即“理解是一种在逻辑上不完全的东西，它需要另一种不同的方法来补充，即统计学的收集方法”f31(P123)是持否定态度的。在温奇看来，“如果一种给定的阐释是错的，那么统计学——尽管能指出它是错的——也决不像韦伯所说的那样是评判社会学阐释之有效性的决定性的、终极的法庭。这时需要的是一种更好的阐释，而不是在类型上不同的东西。”网(P123)尽管如此，温奇仍然沿着韦伯的思路，尝试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综合起来，只不过他不像韦伯那样仅仅局限于以方法论来谈方法论，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以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为基础探讨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相互综合的方案。
首先，他将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做了“内”和“外”的区分。认为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是一种外部观察的方法论，而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则是一种内部的方法论，因而理解必须在内部关系中进行。其次，论述了说明和理解之间的紧密关系。认为理解是说明的目标和成功的说明的最终产物，但不能认为理解只有在已经存在说明的地方才存在，“除非存在某种不是说明的结果的理解的形式，否则说明之类的东西就是不可能的。说明之所以被称之为说明，仅当存在着，或至少被认为存在着理解中的缺陷，而这样的标准只能是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进而，我们已经拥有的理解是表达在概念中的，而概念构成了我们所关心的题材的形式。另一方面，这些概念也表达了应用它们的人的某些方面的生活特征。”总之，尽管温奇主张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紧密联系的，即社会科学研究既要“说明”(explanation)又要“理解”(understanding)，但是“温奇的此种‘说明’和‘理解’的结合仍然强调因果说明(逻辑)空间与理解(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存在边界，因此，在关于因果空间与理由逻辑空间之间关系的辨析上仍然晦暗不明。”
吉登斯在《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中，立足于解释学立场也尝试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研究。吉登斯同意温奇对韦伯的质疑，即认为韦伯“错误地假定人类行为的解释可以采取一种逻辑上与自然科学特征相同的因果关系形式(如果不是在内容上)”，并进一步以他称之为“能动者因果关系”的理论探讨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他说：“因果关系并非以永恒联系的‘规律’为前提(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肯定是相反的)，而是以①因果间的必然联系，和②因果效力的观念为前提。行动是由能动者对他或她的意图的反思性监控所引发，这种意图不仅与需要有关，而且与对‘外部’世界的需要的评价有关，这为本研究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行动者自由的充足解释；我并不因此以自由反对因果关系，但更愿以‘能动者因果关系’反对‘事件因果关系’。由此，在社会科学中，‘决定论’涉及任何将人类行动完全还原为‘事件因果关系’的理论方案。”很显然，在解释性理解与因果性说明之间关系的看法上，吉登斯不同于温奇，因为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是无边界的。
吉登斯又通过建构“结构二重性”理论来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吉登斯在《社会的构成》中认为，“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structure)指的是“结构同时作为自身反复组织起来的行为的中介与结果；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并不外在于行为，而是反复不断地卷入行为的生产与再生产。”因而“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
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而不像涂尔干所说的是‘外在’的。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这一点当然不妨碍社会系统的结构化特征在时空向度上延伸开去，超出任何个体行为者的控制范围。它也不排除以下可能性，即行为者自己有关社会系统的理论会使这些系统物化，而这些社会系统的反复构成却正是得益于这些行为者自身的活动。”很显然，吉登斯将“行动者和结构”这一“二元论”化为“二重性”，尝试在具有反思性和连续性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中解决社会科学方法论综合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对立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可以具体化为“个人行为的自主性或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制约性”之间的对立。这一具体的对立关系在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中得到了统一，其统一基础就是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的具体过程。
韦伯、温奇以及吉登斯试图综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及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来开展社会学或社会科学研究。韦伯强调综合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来开展社会学研究，但他认为因果性说明只是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有益的补充，因为他所主张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本质上还是一种人文科学方法论。温奇从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出发深刻阐释了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的关系，但在他看来，解释性理解和因果性说明之间还是有边界的。温奇的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找到综合这两种相互对立的方法论的现实基础。吉登斯从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立场出发来综合或统一两种相互对立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并最终将它们的综合或统一建立在循环往复的社会实践基础上，但他仍然在方法论的漩涡里打转。总体而言，他们的努力都加深了人们对于人文科学的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论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及综合它们的基础的理解。这无疑为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建构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前提。
二、基于唯物史观融合传统社会科学方法论
一般说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或哲学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世界观或哲学观和方法论是一致的。人们对于社会所形成的理论化、系统化的观点就是所谓的社会哲学，以这一社会哲学指导去观察、研究、分析和处理各种社会现象就是所谓研究社会的方法论，即社会科学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是以社会哲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科学方法论主要包括两对相互对立的科学方法论，即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与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它们分别以两对对立的社会哲学为基础。首先，人文科学方法论(理解方法论)和自然科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论)以“社会独特论”和“社会类似论”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独特论”认为社会虽然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但社会一旦产生就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从而与自然区别开来。社会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人文或文化现象，是人的主观活动的结果。因此，在“社会独特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独特的人文或文化现象。那么不应照搬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实证的方法)，而应运用人文科学方法(理解的方法)来研究这种独特的社会现象。“社会类似论”认为社会是自然长期发展的产物，又是自然的～部分，社会是一种“类自然现象”，具有类似于自然的客观特点和规律。因此，在“社会类似论”看来，既然社会是一种与自然相类似的现象，那么在研究自然现象时十分有效的自然科学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对于研究社会现象也应是十分有效的。其次，“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以社会唯名论和社会唯实论社会哲学为基础。社会唯名论认为个人对社会具有先在性，个人是先于社会的，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离开个人及其行为，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便不复存在，社会或集体仅是“个人的聚集”。因此，从社会唯名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个人主义”，即认为只有从个人行为角度，以个人为分析基点，才能对于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社会唯实论认为尽管个人是社会的主体，个人生活形成社会，但社会不是“个人的聚集”，而是“自成一类”的，它一旦形成便会产生新的特征，这些特征反过来塑造个人意识与个人行为。因而社会并不源于个人选择，相反，个人选择假定了社会的先在。因此，从社会唯实论出发开展社会现象研究，必然导致“方法论整体主义”，即认为只有从社会环境角度，以群体、制度和社会为5J-"析基点，才能对社会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无论是“社会独特论”、“社会类似论”，还是“社会唯名论”、“社会唯实论”，它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片面认识，因而都是一种片面的社会哲学。“社会独特论”只看到了社会不同于自然的独特性，即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人文科学方法论而忽视自然科学方法论。与之相反，“社会类似论”则看到了社会与自然的类似性、社会的整体性、客观性、自然性，而忽视了社会的个人性、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自然科学方法论而忽视人文科学方法论。“社会唯名论”只看到了社会中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而忽视了社会及其客观性、物质性、整体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个人主义”而忽视“方法论整体主义”。“社会唯实论”则看到了社会及其客观性、整体性、物质性，而忽视了社会由以构成的个人及其主观性、精神性。以这种片面的社会哲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论注重“方法论整体主义”而忽视“方法论个人主义”。
自然科学方法研究范文2
关键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统一；基础；调整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4）02004902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问题一直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那么何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简单地说，统一就是两者一致或者两者构成一个整体。从后者来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一起显然构成了人类对整个世界的一个完整的互补的认识体系。于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统一应该更多的是指两者的一致性问题。那么两者应该在什么基础上或什么意义上一致呢？人们主要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方面去判断它们是否一致。由于人们选择统一的基础和角度不同，因而在一致性问题上存在着很多争议。不过，如果我们愿意调整统一的视角和基础，那么两者的统一问题就会容易得多。
1影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统一的主要因素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能否统一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统一，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有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人们的价值观等。首先，从研究对象看，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对象的共性使得它们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容易具有共性，研究对象的差异性又决定了它们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性。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来看，一般认为这两者有很大的区别，即自然界是无意识无目的、没有自觉能动性，而人类社会则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具有自觉能动性的特征。相应地，人们认为自然科学可以进行数学化和逻辑化的研究，因而其可预测性和规律性强。而社会科学的可预测性和规律性则要差得多，甚至有人认为它们不具有可预测性和可重复性。如果把社会科学再划分为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两部分，那么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区别就更大了，而这个区别根源于人与自然的所谓本质上的区别，而狭义的社会科学已经较多地采用了数学和实证等自然科学常用的方法，这种方法的相似性源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某些方面的相似性。简而言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类的区分实质上来自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两大部分的区分，而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的进一步区分则反映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既有共性又有个性。
其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还与人们的价值观有关。这表现在：一方面，自然界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也不是完全一致，有的甚至存在着很大的差别，比如，自然界内部的动物界、植物界和无机界之间就不同，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去说研究自然界的各个学科之间有什么不一致。另一方面，自然界，特别是动物界与人类在许多方面具有相似性，然而由于人类的自我中心主义，包括动物界在内的自然界却被人类认为是低等级的，从而与人类分隔开，相应地，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分别。比如，生物学、医学和兽医学之间本应该存在很多相同点，而我们总是人为地分开它们。相反，现在由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生物种类日益减少，这将直接威胁人类的生存环境和资源，于是导致了所谓生态伦理和环境伦理等学科的出现。而这些交叉性新学科的出现不仅说明了人类与自然的一致性，而且说明了学科本身的创立也是基于人类的需要和某种价值观。所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能否统一在许多方面是由人类自身的价值观或需要决定的。
第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还与方法论有关系。对相同的对象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甚至会形成不同的学科，如西医和中医、理论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西医和中医虽然同属于医学，但是至今还时有相互排斥的情况，这也许是由于不同的范式所导致的。而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虽然它们的研究对象都是人，但是它们研究的是人的不同方面，因而具体的研究对象实际上是不一样的。而因对象的不同而导致的方法论的不同那就另当别论了。
2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应建立在多层次多角度的基础上
在某种意义上说，两者统一的难度实质是统一标准严重不一致，有的主张以方法论为标准，有的主张以科学语言为标准，有的主张以可预测为标准等等，但是无论以哪一种为标准，都难以统一两大科学。因为这种统一往往或者以自然科学单方面的特点为标准片面地评判社会科学，或者以社会科学的标准去片面地评判自然科学。实际上，两者在这些方面确实存在着各自的特点，而且都有各自的理由。因此，我们应该尊重而不是回避或者无视它们各自的特点。那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应该在什么基础上进行统一呢？笔者认为两大学科的统一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多视角的统一，是一个多样性的统一。下面笔者将主要从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观等三个方面进行说明。（本体论层次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理论层次即方法论、科学语言等、还有应用层次）
（1）在本体论层次上主张弱自然主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所以难以统一，从根本上讲，是因为人们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存在根本的区别。笔者认为，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固然存在区别，但是这个区别不能被无限夸大，以至影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如前文所说，大多数的意见认为自然界是无意识无目的，而人类社会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人自己单方面的看法，我们并没有征求动物界的看法。常言道，“狗眼看人低。”但是谁能保证不会出现“人眼看狗低”的现象呢？事实上，至少在高等动物中，少数动物的社会化水平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而人类却单方面地贬低它们为群体性。这种人类种族优越论的预设实际上是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分思想的一种表现。人类把本来浑然一体的世界人为地分割成两个决然对立的部分，并以此为基础把人类的认识也相应地划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部分。如果人类出于认识的需要，对世界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这本来是人的认识活动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不能把认识中的二分反过来当作本体论的二分。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以及马克思认为自然界和人是一个有机体的思想，水而更高超，它们可以为两大科学的统一提供坚强的本体论基础。
如果我们愿意调整自己的本体论的看法，那么相应地在认识论中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二分法就只有相对的意义，而且所谓对自然界应该采取说明的方法，而对人类活动的意义必须采取解释或理解的方法，这看法的基础也就不再牢固。
（2）从科学方法论来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们各自内部的特征也不是完全一致或一成不变的，这既为两大科学的潜在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又说明这种统一只能是多样性基础上的历史的动态的统一。首先，从历史上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只是到一定发展阶段后才分开，而在分开之前它们已混在一起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特别是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辩证哲学思想至今仍然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说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是可以一致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分主要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而现在不仅社会科学越来越多地运用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而且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交叉性学科，这更是它们直接统一的例证。随着时间的延续，这种相互渗透性也许会更多。其次，自然界内部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特征也有不太一致的方面，因而才有有机物和无机物、动物和植物、生物和非生物、人类和非人类等的区分。相应地，物理学和生物学存在着很多不一致的特征。但是我们并没有因此否定自然科学内部的统一。同理，我们也不应该否定物理学、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三者之间具有统一性，但是这是一个有差别的多样性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不需要把人类社会完全还原为生物的强自然主义。
（3）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也需要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统一。虽然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狭义的社会科学自分开以来，各自得到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人类发展科学的最高目的是为了服务于人类自身。当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与自然产生着日益严重的冲突，这固然是人类实践的结果，但是也与片面的自然科学观有一定的关系。而生态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和科学发展观等学科和思想的出现说明了人类已经开始在思想观念和实践活动层面上对两大科学进行整合。如果说近代工业革命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分门别类地迅速发展及其与传统社会科学的分野，那么如今工业发展及其被滥用的恶果又促进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融合。
3统一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
自然科学方法研究范文3
摘 要：目前社会科学均出现了“语言转向”的提法，本文剖析这一现象，分析其背后深刻的原因。社会科学的“人文转向”即社会科学借助语言这个人文工具对自己学科进行人文改造。本文详细梳理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来龙去脉。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困境进行了学科分析和精神层面上的探讨，提出了如何扭转人文学科的困境，如何学习西方的人文精神以及如何进行人文洗礼等解决方案。最后提出，自然、社会和人文三种文化应该做到有界限地融合、超越和圆善。
关键词： 语言转向；人文回归；科学的；三种文化；超越
中图分类号： K2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55X（2012）05-0001-10
“语言转向”这一提法近年在哲学领域频频出现，转引陈嘉映的话，“古代哲学注重的是本体论，从近代开始，哲学注重的是认识论，到了20世纪，哲学注重的是语言。”一般研究认为西方哲学研究经历过三个阶段：本体论阶段、认识论阶段、语言哲学阶段。实际上，哲学家对语言的关注由来已久，无论是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孔子、老子等，还是近代的洛克、贝莱克、休谟、康德、莱布尼茨等人都十分关注语言。到了二十世纪初，哲学上正式提出了“linguistic turn（语言转向）”①。 除了哲学外，其他学科如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217均提出了“语言转向”。尽管这些“语言转向”的提出和哲学上“语言转向”存在着差异，但由此引发的思考是：这么多学科都提出了“语言转向”，是偶然巧合呢？还是另有原因呢？
一、各学科“语言转向”考评
这么多社会科学都提出了“语言转向”，但它们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相同。在探索其背后根源时，还需对各学科“语言转向”的内容有一个大概的了解。由于相关研究甚多，只能有所选择分别加以概述。 即便在哲学领域内，不同研究者的“语言转向”也大相径庭。陈嘉映将其总结为：“1）新逻辑的发现；2）对古典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厌倦；3）反对哲学中的心理主义；4）语言科学的建立和进步。”他进一步认为，“概念思辨本来就主要是在语言分析层面进行的，当概念思辨确成为哲学的主要工作，语言转向也自然而然产生了”。 有一种说法，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弗洛伊德、叔本华、尼采等西方思想家对理性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无情批判下，理性至上、实体永恒等原本根深蒂固的观点一时被解构得支离破碎。众多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原本只被视为日常交流工具的客体性范畴——语言，于是出现了语言转向。但威廉姆森18认为概念转向比语言转向构成更为广泛的运动，对语言与思想的相对优先性持中立态度。不管怎样，“语言转向”的确发生过而且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经济学的“语言转向”也受人关注。现代社会经济学影响很大。以新古典主义为主的当代经济学研究者喜欢使用复杂的数学分析工具和计量模型，似乎还很少有经济学学人注重经济学分析中的语言问题。到了20世纪末，博弈论经济学大师鲁宾斯坦（Rubinstein）终于意识到了语言与经济的重要关系，提出了语言的经济学分析和博弈论经济学的语言问题。他在《经济学与语言》19中试图将经济学的主流理论“博弈论”置于一个广阔理性推理和语言交流的知识版图上，并暗示经济学研究有“语言转向”的趋势。国内韦森系统研究过经济思想史上关于语言的问题。“由于语言构成了人之成为人的主要维度，不了解语言，不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市场机制运作中的作用，……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种种生活形式的生发、型构与变迁中的作用，以及反思、描述并试图从各种理论视角复现人类经济社会中种种自然秩序的经济学所使用的语言本身，就成了经济思想界认识和洞悉人类生活世界研究进程的一种自然推进的结果”20。 “法律语言学”是语言学一分支，它从法律角度研究语言，或者研究法律上的语言，这和从语言角度研究法律不太一样。“法是语言！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给法下定义，都离不开语言： 1）立法者——法是意志和命令（这两个东西都需要语言体现） ；2）司法者——法是判决（判决是语言）；3）守法者——法是行为规范（规范是语言） ；4）功能观——法是工具（工具是语言） ；5）——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意志要借助语言体现）”3。可见法学与语言学联系是多么的紧密。法学研究中的诠释和修辞研究历史悠久，很早就关注语言问题。作为现代法理学奠基人之一，哈特通过对法律规则、法律规范或者法律制度的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形成法律的一般概念、原理和体系，哈特①将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移植到自己的法理学中，从而带来了20世纪法理学的“语言学转向”。他的专著《法律概念》建立分析法学21。法学的“语言转向”目的是借助语言研究成果在法理、立法、司法解释和审判等环节上进行更加合理的研究和实践。 教育当然需要语言。教师上课需要言语，还需要用言语与学生交流。教育一刻都离不开语言，因此教育非研究语言不可。某种意义上说，教育学的使命之一在于让教师学会说话，而教育的使命之一在于让学生学会说话。因此研究如何让教师说恰当的话是教育学的重要任务之一。仅从语言学话语分析有专门研究classroom discourse或teacher discourse，它们大多描述课堂话语的特征，提出改进有效的课堂话语。海德格尔提出过“走向语言之途”，因而也存在“通向语言之途的教育”，“教育所要最终达到的语言……，这是一种工具论语言和本体论语言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贯通并保持一定张力的语言。唯有如此， 教育才能实现在语言中得到更深刻、更清晰的认识， 教育才能实现人在语言中真正的生命成长。”7 心理语言学是语言学一重要分支，语言、心理、认知关系密切，“语言转向”已经成为心理学界公认的事实。心理学不应再去构造能调控人们心理与行为的种种理论模式与模型，而是在人们的交往行为和话语活动中启迪心智、激扬潜能，通过对各种文化的和实践的阐释发掘出被深埋多年的人生价值和生活意义。因此，“心理学的语言转向促使心理学的理论追求开始从本质论转向存在论，在思维方式上从还原论转向整体论，在心理科学观上从自然主义科学观转向社会文化科学观，在文化模式上从单一文化模式转向多元文化模式6”。“心理学在语言转向视角下，改变了心理学研究本身的性质，即心理学已被放入一个公共话语的背景下加以考察”22。 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说，历史只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历史研究有很多模式，受18世纪启蒙思想理性主义的影响，人们认为历史是客观的，只要找到足够的材料就能揭开史实。可后来发现，历史文献的可靠性受话语的影响很大，因此开始引入语言学视野去考察历史。如何理解文献文本中的语言，将直接关系到对史实、历史态度等一系列问题的认识。而从语言学角度出发，会给历史研究带来很多令人欣喜的结果。
History， theory， text： historians and the linguistic turn23是一部历史学语言视角的典范，再进一步，它会影响到历史哲学；《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24探讨了语言视野下的历史哲学。而在政治、国际关系等领域通常喜欢用批评话语理论（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对隐含在政治话语中的权力、意识形态等进行研究。后来就有人提出了政治学中的“语言转向”和国际关系学中的“语言转向”25。 此外，还有大量的研究关注文学、文化研究、建筑学、社会学、宗教学、地理学、管理学、外交学等领域的“语言转向”26，27，28，29，30，31，32，此处不再赘述。 综上，社会科学在阐述“语言转向”时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先将哲学上的“语言转向”描述一番，然后再转到自己的研究上去。难道是哲学的“语言转学”促发了这些学科的转向？此外，还需对“turn（转向）”进行界定。turn表明原本没有重视的东西，现在引起重视了，但并非研究的中心改变了。比如说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依然是经济，但以前可能忽视了语言的作用，现在开始关注语言对经济的作用，而不能说经济学重心转移到语言了。
哲学研究对其他学科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当哲学提出“语言转向”时，它就有可能影响其它学科。这些社会科学喜欢引介哲学上的“语言转向”，目的可能有二：一是让读者知道“语言转向”是怎么回事；二则有可能是想在哲学上找到依据，为自己研究的合理性提供支撑。要追究为何这么多学科都提出“语言转向”。除了哲学上的依据外，也许还会找到这样的理由：语言是贯穿这么多学科所必须要谈的东西，当本体论上升到认识论，而认识论就得涉及到语言，从语言着手，就会加深对该学科的研究，使该门学科研究更具哲学高度。这些原因都底气十足，但却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至于第一条，哲学的影响不可否认，但即使哲学出现转向，社会科学也不一定非得跟着转，毕竟每个学科都有自己发展的内在规律，只有当该学科发展的内在动力需要外部的力量时，才会吸收借鉴其它学科。这并不否认任何学科都受到时代背景和它所处时代任务的制约，以及当时社会主流学科的影响，跟风现象是存在的。但如果该学科内在动力不需要借助“语言转向”来帮助的话，无论如何也不会有这么多学科同时提出“语言转向”。因此，哲学上“语言转向”的影响是有的，但不是根本动力。根本动力来自于各门学科内在发展的动力需求。至于第二点也是合理的，语言的确非常重要，作为人类共性的东西，语言可以为各门学科发展提供很好的视野，但这些学科“语言转向”的目的不是为了研究语言，而是借助语言来更好推动自己学科发展。
（一） 人文学科的科学化——社会科学的产生继续讨论之前，需要了解学科的三大分类：自然科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后两者容易区分，而后两者之间却不易区分。一般认为人文学科是以观察、分析及批判来探讨人类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门学科（哲学、文学、艺术、历史、语言等）和知识的总称 。而社会科学是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社会的种种现象的各学科总体或其中任一学科①。如社会学研究人类社会，政治学研究政治、政策和有关的活动，经济学研究资源分配。光从名称上，就可以看到很大的差别，“人文学科”、“社会科学”，“学科”与“科学”反映出两者的性质、研究目的和旨趣存在非常大的很大差异。社会科学是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社会中的某些层面和现象，所谓科学的方法又是指什么呢？这需要追溯历史了。
严格来说，19世纪之前，社会科学研究还包含在人文研究之中，那时还没有产生社会科学。实际上无论在古代中国还是古希腊，没有今天所说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分，如亚里士多德研究的领域包括自然、社会和人文领域。今天属于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法学、管理、教育等研究工作多是由哲人、文学家同时完成的。如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就是对经济规律的总结。孔子既是思想家、哲学家又是教育家，张衡既是文学家又是科学家。西方文艺复兴和十八世纪以理性主义为标志的启蒙运动，将现代自然科学分离出来。
Science源自拉丁文scientia，初指知识，后指学科，到了十九世纪，专指自然科学，也就是用实验方法来研究自然世界的学问。从十七世纪开始的欧洲社会，伴随着自然科学的分离和发展，一切社会认识在启蒙思想的鼓动下进行不断的理性化，而启蒙思想的本质是将一切理性化，这对当时的社会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理性促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西方一大批科学家如伽利略、开普勒、笛卡尔、牛顿等人横空出世。到了十八世纪，人们看到自然科学带来的巨大推动力，改变了整个世界，在理性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启示下，人们开始相信科学革命不仅仅能在自然科学上改变人类，而且还能改善政治、道德、社会、经济、文学批评等等方面的工作和研究。十八世纪的欧洲启蒙运动，其基本特征可以说是“将牛顿时代的新科学方法运用解决其他智力和哲学问题的趋势①”。人们希望在人文社会研究上，也能像自然科学研究一样能做到完全和精确预测未来，找到其中的规律，控制社会各种现象，从而能像自然科学家那样驾驭和控制自然规律而获得更大的自由，今天社会科学的研究宗旨和目的与自然科学如出一辙。 社会科学从人文学科中最早分化的是社会学，法国的奥古斯特·孔德首次提出“社会学”这一术语②，试图模仿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等自然学科而创立的一门研究社会的科学。在方法论上，孔德认为可以直接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进来，为此，他大力倡导“实证哲学”。他的名著《实证主义教程》充分证明了他的理念，按照他“三阶段论” 中实证的程度把科学发展的顺序大致归纳为六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社会学”的提出引发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分离。此后，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教育学等一系列社会科学分离出来。
（二）社会科学的危机这些社会科学甚至人文学科将经典自然科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上升为自己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经典的科学观和方法论才是唯一正确的，除此之外的科学观和方法论都是非科学的。经典自然学科虽然承认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本质上却认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构成的，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元素并分析它们。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着能像化学家那样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来解释自己学科的现象，因为科学哲学教导他们只有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获取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人和人类社会虽然起源于自然，但人类活动和人类的精神早已超越它的物质，简单套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只会得出简单的结论，而忽视人的价值和尊严，只会导致研究成果严重扭曲事实。 不可否认，人们建立社会科学的目的是良好的，为了改造世界，更好为人类服务。也看到了社会科学使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取得很多成果。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和社会，这是和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最大的差别。人和社会太为复杂，面对着如此复杂的人和人类世界，采用单一的数学模式、建模公式等简单化程式化的方法去研究而排除人的复杂性、人的价值和情感的研究往往是靠不住的。
即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没有单一的结论。拿物理学来说，19世纪末，物理学征服了全世界，经典力学、经典电动力学和经典热力学形成了物理世界的三大支柱。物理学家相信世界上所有的基本原理都已经被发现，物理学已经尽善尽美了。但很快为量子时代所取代，经典物理像泡沫般破灭凋零。量子物理学甚至打破了曾经坚定信奉的严格因果律，从哥本哈根派的概率解释、不确定原理和互补原理摧毁了经典物理世界的严格因果性和世界的绝对客观性。之后出现的平行宇宙理论、退相干理论、隐变量和超弦理论都无法再建立起一个终极理论。自然科学研究已经从只追求整齐划一的规律发展到了更注重观测。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和结论也不是铁板一块，整齐划一的，也充满了争议与未知。人类科学发展史表明，对真理的探索永无止境，大自然可能始终不会将其终极秘密展示给人类。将自然科学等同于科学，而又将科学等同于真理，是当代人对科学认识的最大误区。而在自然科学方法主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如果不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就会视为不科学③。
什么是科学？这个问题非常复杂。库恩早就是说过，所谓自然科学的方法也只是“范式”的变更，不存在所谓的“科学”就真理的说法35。个人理解，科学其实就是理性合理的方法，如果这种方法对研究的有效性帮助甚微，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方法已经不适合该学科了。因此自然科学的实验、实证方法只是方法，不能作为我们所认为的“真理”。在“心理学新进展丛书”中叶浩生教授所作的序言从心理学这门学科出发，对自然科学方法才能获取知识作了非常精辟的批判。
正是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主导下，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危机，带来了一系列恶果：生态危机，为了经济发展，人的欲望肆意滋生，导致污染严重，生态严重失衡；社会伦理危机，经济学的模型只能估算出GDP的发展，而无法对社会道德伦理进行调节；教育领域的数字、统计无法解决教育中的真正问题，与教育的真正目的背道而驰；人性危机，人的机械化，人被自然本能化，整体人性的分裂与片面化；工具理性吞没了道德和价值。科学主义无法解决规范问题，价值立场问题。人类除了理性之外还需要道德、情感的生活，需要平等与正义，但在理性主义和科学至上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社会科学研究的危机除了这些，还有方法论上的质疑。很多学者对社会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化提出了挑战，对自然科学方法主导的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合法性进行了重新思考36。比如法学领域需要重视具体问题之中价值判断的正当化。长期以来，法学皈依于科学主义，不研究道德问题，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无法解决问题。33
（三）途径之一：人文的回归如此，社会科学的研究没有像当初预想的那样能让人们完全驾驭社会，相反带来相当严重的恶果，因此很多学者反思了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最为著名的是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他的《社会科学方法论》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彻底的反思。韦伯首先区别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使用了“文化科学”来界定，特别强调人类的精神生活。韦伯认为：“社会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含着两种基本要素，这就是价值和意义”。在反对自然科学沙文主义和维护社会科学的方法特殊性的同时，他也坚持认为文化科学是一门客观的经验科学。他认为价值是文化科学概念形成的先决条件，价值关联决定了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分野。国内有不少学者，对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了反思。 社会科学反思的结果是：不能再唯自然科学和理性主义为首了，要重视人，重视人的价值、道德，要回到“人”身上。从这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是要向“人文学科”回归。而“人文学科”是以观察、分析及批判来探讨人类情感、道德和理智的各门学科。社会科学原本与人文学科是一家，现在他们发现离开人类的情感、价值去走向纯粹的理性主义是行不通，于是回归人文。“人文转向”并非是用人文学科的方法或知识来指导社会科学，而是社会科学必须关注人类的情感、精神与价值，用人文学科的精神和理念来指引社会科学的发展。 “人文”这一概念涵义比较复杂，不同历史时期，含义不同，与之相关的有“人文精神”，“人文主义”等概念。“人文”的源头和演变异常复杂。本文强调从治学理念的角度，而非面面俱到。欧洲从古希腊开始有着自己的人文传统，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提出了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也是一个相当复杂的体系，它既同“人文”概念相关，但更多有自己的特点。“人文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历史变化有了不同的内容，但其核心价值与“人文”有类似的地方，那就是对人的关注。文艺复兴后特别是启蒙运动导致理性主义占据主动地位，人似乎变得不那么重要，人文主义核心价值侧重于人道主义，属于道德的观念。可以说启蒙运动后欧洲传统的人文理念似乎断层了，科学主义、理性主义、实证主义占据主导地位。 中国，“人文”最早出现在《周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般认为这里的人文指礼乐教化，强调人与人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人文观，这种人文观不仅要求处理个人与社会他人的关系，也十分重视对个人修养的培养。孔子提倡“修己”，墨子提出“修身”，以礼乐养人，使人精神境界得以提升，人格得以完善。它们与人文学科有着类似的价值观和取向，都关注人的价值、道德、情感等。 “人文学科的根本目的不是要获取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要探寻人的生存意义、人的价值及其实现问题，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和提供某种价值导向，其所要回答的主要是对象‘应如何’的问题”38。社会科学在揭示社会规律，获得普遍知识时，如果不关注人的价值，就必然会走进死胡同，陷入上面提到的恶果中去。当社会研究者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处境和危机，就会采用各种办法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人文转向”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还需要具体用某些细节去落实。韦伯只是在大的方向上提出了想法，但并未提出具体细节。而“语言转向”正是“人文转向”的一种细节性措施方式。“语言转向”本质上是一种“人文转向”，一种社会科学回归人文的呼声。因为语言具有某种共性和特殊性，因此这些学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语言作为人文回归的前奏。
（四）语言的人文性为什么说“语言转向”是一种“人文转向”呢？首先，语言贯穿于社会科学各领域，是他们共有的；第二，“语言”的关注具有人文性。这可能有争议，语言在不少人看来，只不过是一个工具而已，何来的人文性？语言确实具有工具性，可以使用语言工具来交流、学习、生活等；但语言也可以用来传载人类的文明、知识和精神，每个人的言语都不同，每个民族的语言也是不同。因此语言可分为“形而上”和“形而下”，形而下是一种工具，使用工具来帮助人类日常生活；形而上则一种民族精神，一种价值观念。语言和语言学不是一回事，语言学研究中现在也存在两种分野：人文和科学的。但语言本身却具有很强的人文性。语言是属于人本身的，而不是外在的，甚至可以将语言视为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指出，语言是心灵的自然禀赋，唯有语言才使得人具有人性；语言与思维不可分离，民族精神与民族语言密切相关。洪堡特也持这样的观点，大家熟知的“民族的精神是民族的语言，民族的语言是民族的精神。”伽德默尔说“人是具有语言的存在”，海德格尔指出“语言是人类的家园”。 人文性是人类对自己道德和价值的追求和完善。语言的人文性十分突出，属于人本身，反映人类的思想、情感、灵魂和世界观。“语言不是传统语言学所认为的思维和交际工具，它本身就是活生生的思想，是生活自身的存在，就具有意义和精神，它负载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世界观，负载着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人有了语言，便有了他的精神世界。语言是人的世界，是人类的家园，包孕着无限丰富的人文精神，这就是语言人文性的内涵所在”39。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看到哲学“语言转向”后默契或无意识地，试图借助“语言”这个人文性十足的物象来帮助自己学科向“人文”靠拢，回归人文。社会科学本就是从人文学科中分离出去，“人文”的回归合情合理。
三、人文学科的困境与出路
社会科学努力借助人文学科的价值导向试图从完全“科学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可当代人文学科也存在极大的困境，不仅出现了类似社会科学的“完全科学化”，甚至在功利主义至上的喧嚣中，人文学科普遍被认为没有“什么用”。在高度实用主义主宰一切时，人们首先会审视是否会带来利及利的多寡。因此出现“文不如理，理不如工，工不如商， 文科表面在发展，却备受限制和歪曲，实际上已经视为政治或工商的附庸”40。这种情况在中国愈演愈烈，西方发达国家的人文学科也曾面临过这样的危机，不过进过深刻反思，已经深刻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种种措施去拯救人文学科①。
（一）人文学科的困境与危机社会科学在完全走向“科学”道路之后，按照自然科学的方法、模式和目的来研究社会现象。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本无可厚非，只不过在自然科学方法的主导之下，其研究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试图采用自然科学的实证、实验方法最终找到了支配人类社会的几个规律。这本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将社会研究的结果定位为几个支配规律，这样的研究旨趣和志向不能不说是一种“形而下”。人类社会复杂的多样性不可能只用几个规律就能解释清楚，这并非一味否定“科学”方法和目的的合理成分，但是如果将研究终极目标定位在如同几个化学元素支配一切的思路上，经典自然学科虽然承认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本质上却认为只是某些共同元素构成的，因此他们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些元素并分析它们。 很多人文社科研究者也期望着能像化学家那样用元素周期表的方式来解释自己学科的现象，按照他们的思路，人类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可能也不牛津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托马斯曾说：“凡是非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的英文首字母缩写）科目的学科地位，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福斯特（哈佛大学校长）认为，在这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人文学科了。福斯特指出，作为已具有数百年传统的高等教育的守护者，大学必须努力去保证提倡那些有价值的东西，而不是限制支持那些无价之宝。“毕竟，历史学、人类学、文学等学科之于大学以及人类具有不可磨灭的重要价值”。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大学在变革的世界中的角色。《科学时报》 （2011-01-04 B3 国际） （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大学在变革的世界中的角色 http：///lljx_read.jsp？id=62 2011年1月11日读取。）美国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每两年向总统、国会和全美人民递交《美国的人文学科》（Humanities in America）的报告，详细汇报人文学科的各项事宜。注意，中国只有社会科学才有这样的报告，往往关注的是经济发展、住房、改革等问题，而基本上没有关于人文学科的报告。可见，人文学科在两国重视程度差异之大。
那么多元与复杂，最终也就那几个规律。人类社会的一切行为皆是人形成的，试图解释人行为的根本规律如同要揭示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无法将人类生存的意义用几个规律加以总结，因此试图一劳永逸采用自然科学为旨趣的社会科学研究永远永远只是一个梦想①。
而从自然科学发展的进程来看，特别是量子力学的发展，经典时代由几个支配规律的思维方式似乎已经过时，当代科学家更关注的是能够对大自然说出些什么，强调观测。自然科学的新思路和新发展可能并没有引起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注意，那些死抱“科学主义”的研究者，其思维模式依然是自然科学经典时代的套路，对新的科学思维全无了解，而且还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指责别人“不科学”。 在引入自然科学方法之后，社会科学研究确实有了新的视角，也取得了新成果，毕竟能用几个规律来解释人类社会的研究是非常诱人的。因此，人文学科也将自然科学方法引入，实证和实验方法也确实给人文学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此后，人文学科形成了“人文派”和“科学派”两大派系，甚至两大派系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而且“科学派”占了上风。人文学科正被来自四面八方的科学派给吞噬，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为科学哲学教导这些“科学派”只有用经典自然科学方法获取的知识才是可靠的，其他的都不可靠。他们动辄说：你们的研究是不科学的。但实际上“科学”并非只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和模式。此外，“科学派”占上风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科学派”因标榜自己是科学的，并试图展示美丽的幻境——他们的研究成果将能改变世界，极大促进人类社会进步。因此得到很多人的支持，也得到了大量经费的支持。“在媒体的帮助下，公众已经被说服，相信只有自然科学家才能提供解决各种严重社会问题的答案”序言5。在人文学科研究中，不排除有些方面，一些具体问题适合采用“科学”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研究成果能同自然科学一样可信，并非采用量化、大量表格、图表、各种曲线图和统计公式才是科学的，所有严谨、有内在逻辑和客观的研究都是科学的。 “科学”喜欢形式化，建立模型，然后竭力证明，但无论模型如何复杂，它只是对“假设”的一种证明手段，解释手段当然可以多样化。但实证研究在人文学科中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既不能也不能证实现有理论。由此可见，“科学”派如要在人文学科中取得真正实质性的研究成果，仍需在方法和思想大幅度改变。“科学”的威胁可能只是暂时的，“人文”派学者却不能沾沾自喜，掉以轻心。我们认为，方法的包容和创新是研究的动力，学习不同的方法是研究创新不竭的动力，因此适当吸收当代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新方法是每个人文学科的必修课。其次，人文学科要抓住研究的“道”，抓住了“道”，也就抓住了真正的规律。此外，“人文”学科应该有信心加大宣传让更多的人看到“人文”途径是有着巨大的优势，争取更多的支持和理解，也要吸收更多有才华的人加入这一行列。当然人文学科的困境不仅仅是来自“科学”派的威胁，其自身也存在很多问题，不仅仅有方法的问题，问题多，需要认真分析细致思考，对症下药。 人文学科的困境不仅来自自然和社会科学的“排挤”，更大的危机是“功利化”。功利化让一个民族精神上无所适从，精神丧失乃是当代中国一个最为显著的问题。功利化让人看不到人文学科持久的影响力，而只看到眼前的小利，动辄发问：你这有什么用？人文学科的危机间接导致精神危机。完全“科学化”与“功利化”几乎将人文学科送进了墓穴。有着如此崇高旨趣的人文学科在功利主义的逼迫之下被迫表态明天他们就要给社会带来什么具体好处，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②。
无论在网络还是在学术讨论中，关于当代中国人精神问题颇为热门，《南风窗》2010年第19期推出专题“直面精神危机”，邀请海内外专家阔谈当代中国人精神危机的表现、根源以及对策。
经典时代的物理、化学都认为只要用几个简单的规律就能解释整个世界，世界是如此符合因果律。而当代量子物理学已经打破了这种经典式解释世界的方式。比如量子力学中的哥本哈根派就认为不存在一个客观的、绝对的世界。物理学的意义不在于能揭示出自然界是什么，而在于我们人类能够对自然界说明什么。没有一个脱离观察而存在的“绝对世界”。量子力学比史上任何一种理论引发的科技变革都要多，而且改变了人们对传统科学的看法，影响了人类对世界的看法，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虽然量子力学内部充满了争议和分歧，但其基础依然是建立在哥本哈根派的几个解释上，经典时代几个简单规律定世界的思维模式一去不复返了。
功利化不仅给人文科学带来了严重的危机，也给自然科学带来极大的危害，自然科学内部的基础学科如数学、理论物理、理论化学等，因不能像工程类学科马上带来利益效应，也面临着学生减少，师资流失，经费缩减等压力。不过在自然科学内部，科学家们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了。
精神危机的根源相当复杂，限于篇幅无法展开，但有一点必须指出，走出精神危机，人文学科担负着重要使命。西方历史上的文艺复兴，让人文重新洗礼每个人，每个人得到启蒙。
而当代人文学科的衰落与精神危机是一种互为因果关系。反观世界，真正的强国不仅仅在于经济和军事的强大，更重要的他们有一种理念，有一种精神，有一个文化，展现在世界各族人民面前，世界各种人民对他们的理念、精神和文化都感到“敬仰”。大国的崛起，没有这样的价值辐射就永远不会崛起。而这样的信念不是靠高科技，不是靠黄金白银，也不是靠强大军事，是来自对人文价值的尊重，以及对人类生存和存在理念的不懈探索。
（二）中国人文学科之路：中西融通与人文洗礼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西方的理性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自然科学的逻辑思维主导这一切，导致社会科学从人文学科中分离。“二元对立、逻辑思维等西方的‘理性’对二百多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后科学技术还会需要它，而这与客观世界的本质在许多方面是矛盾的，与人的精神世界是矛盾的，人类应该如何解决这一难以摆脱的‘悖论’？”。好在西方学术界对此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①。那么我们中国的人文学科又面临着如何的困境呢？ 中国人文学科面临的第一危机是，西方的传统和学术话语霸权一直左右着中国的学术，我们的学术传统在西方面前低人一等，学术研究跟着西方转，成为“西方的奴仆和‘名牌产品’并不高明的仿造者”44。第二危机，中国人文传统的断层。启蒙运动后西方的传统是理性和逻辑，传统人文减少，不过西方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有着丰富的人文传统，打破西方的霸权，一条好的途径就是向中国文化汲取营养。许嘉璐先生提议哲学需要一场革命，需要发扬中国哲学自己的传统，其它学科也应当如此。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研究已经出现了一场变革，力图改变自文艺复兴以来的理性传统，要求注入人文气息。可是当看到西方在变革时，我辈中人似乎依然无动于衷，多数人依然“戴着镣铐”在跳舞，无视中国自己的人文传统。 中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全面西化后，但最根本的精神层面却未能真正西化。中国人治学，特别在当下，缺乏独立思考的精神，人云亦云为主，即便西方的理性有诸多不是，但我们并未掌握他们的精神要髓，只是将它们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拿来套用，对学术传统和学术精髓并不了解，也不想掌握，急功近利让我们只想拿来成果换成更多的物质利益。因此某位学术大家说过，近几十年，无论人文社科还是自然科学，中国人没有一个重大的理论贡献。这让所有中国学人无比汗颜。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有着良好的传统，是自古希腊以降，西方的独立思考和思辨精神。其后接受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没有这场洗礼，便没有西方的经济、政治、民主和科学。本文认为，中国若要强大也须有一场洗礼。洗礼，是一种精神洗礼，是一种人文洗礼。国人的人文素养普遍不高这是事实，西方自然科学家写出的科普作品能成为畅销书，很少见到中国科学家写出这样的畅销书，这是缺乏人文素养的最直接表现。中国需要向西方学习，但这种学习，不是简单各门学科全面拷贝西方的研究成果，更主要的是学习他们独立和思辨的人文精神。
那么究竟我们要怎样振兴中国的人文学术呢？ 本文认为，一方面，要从中国自己的人文传统中汲取营养；另一面，需要“圆融”，不仅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圆融”，更需要中西方学术传统的沟通与圆融。虽然目前不少学者朝这方面努力，但成效依然甚微，原因很多。比如清末民初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模式来改造中国，不成功。
今天的学术界实际上是“西学为体，中学点缀”，则导致中国学术彻底迷失。较为理想的模式是，将“中西”融合，不是拿西方的理论来改造中国，而是将两者融合后创造出能与世界对话的“新物质”来。比如，中国传统人文研究中具有“普世”价值的思想资源完全可以采用现代学术方法进行阐释并在世界推广。再如中国人文资源与西方异曲同工之处也可采用现代方法，沟通中西，以严密的逻辑和合理的学术形象展现给世人。在伦理修养、艺术美学等方面中国人文的资源甚至比西方更有“普世”价值，完全可以深入挖掘独当一面；在法律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可以采取学习西方，中西融会的方式来研究。方法上需要多元化，逻辑上缜密化，参照国际体系。在方法训练和思维方式上，中国应该更多学习西方，而在思想源泉和创新点上则需要有中国自己的“普世”价值观。总之，中国学术走向世界，需要卸下“镣铐”，穿上自己缝制的衣服，大胆地与外人交流。 中国学术如果只重视学术层面，而忽视“道”的层面，那将永远超越不了西方。“中国学术的传统中将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统称为科技，导致今日只见器物不见精神，而忽视了科学的本质首先是一种精神，是出自对宇宙万物的惊奇而求真的渴望，而不容虚饰的，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揭示”。这样的科学精神是来自人本，是一种对人类价值的尊重，我们缺乏的就是这样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不是出几本书，发几篇论文就可以解决的。学习西方可能今后很长时间中国面临的最主要任务，学习西方是要学习他们的人文精神，需要融会贯通。但做到中西融通很难，只有汲取中西对人本研究的精华，才有可能提出对人类有重大意义的理论突破。因此，本文认为中国学术之道振兴有两个方面不得不重视，一是汲取中西方，主要是西方对人文学科的探索精神，在中国进行一场广泛的人文洗礼；第二，只有重视人文学科，中国的人文洗礼才能有所成效。在有限的篇幅里，无法做到面面俱到，而只能着眼重点。任重而道远，需要每个人从点点滴滴做起。 综上，人文的兴起涉及到学术界和普通公民。学术界需要重视挖掘中国既有的人文资源，努力学习新方法，重视与西方的交流，更重要需要从“道”的层面学习西方的人文探索精神。然而光靠学术界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普通公民需要有一场人文洗礼，人文洗礼可以由学术界发起，但必须由公民自身完成。所有的公民接受过人文洗礼后，人文素养才能得到提升，人文学科的地位的提升指日可待，中国人文学科才能真正意义上振兴起来。
自然科学方法研究范文4
【关键词】自然科学教学演示实验学生实验
实验在自然科学教学中是最常用和最重要的教学手段，通过自然科学实验的演示和自己动手操作，对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提高教学质量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自然科学实验的主要形式有演示实验和学生实验两种。如果从实验性质来分，有定性实验、定量实验、验证性实验、结构及成分分析实验、对照比较实验、相对比较实验、析因实验、判决性实验。
定性实验：判定研究对象是否具有某种成分、性质或性能；结构是否存在；它的功效、技术经济水平是否达到一定等级的实验。一般说来，定性实验要判定的是“有”或“没有”、“是”或“不是”的，从实验中给出研究对象的一般性质及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等初步知识。定性实验多用于某项探索性实验的初期阶段，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了解事物本质特性的方面，它是定量实验的基础和前奏。
定量实验：研究事物的数量关系的实验。这种实验侧重于研究事物的数值，并求出某些因素之间的数量关系，甚至要给出相应的计算公式。这种实验主要是采用物理测量方法进行的，因此可以说，测量是定量实验的重要环节。定量实验一般为定性实验的后续，是为了对事物性质进行深入研究所应该采取的手段。事物的变化总是遵循由量变到质变，定量实验也往往用于寻找由量变到质变关节点，即寻找“度”的问题。
验证性实验：为掌握或检验前人或他人的已有成果而重复相应的实验或验证某种理论假说所进行的实验。这种实验也是把研究的具体问题向更深层次或更广泛的方面发展的重要探索环节。奥秘的过程中逐步酝酿产生。但是那时的实验还只是以原始朴素形式出现，以验证性实验。
对照比较实验：指把所要研究的对象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似组群。其中一个组群是已经确定其结果的事物，作为对照比较的标准，称为“对照组”，让其自然发展。另一组群是未知其奥秘的事物，作为实验研究对象，称为实验组，通过一定的实验步骤，判定研究对象是否具有某种性质。这类实验在生物学和医学研究中是经常采用的，如实验某种新的医疗方案或药物及营养晶的作用等。
相对比较实验：为了寻求两种或两种以上研究对象之间的异同、特性等而设计的实验。即把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实验单元同时进行，并作相对比较。
析因实验：是指为了由已知的结果去寻求其产生结果的原因而设计和进行的实验。这种实验的目的是由果索因，一般用排除法处理，一个一个因素去排除或确定。若果可能是双因的，则可以用比较实验去确定。
判决性实验：指为验证科学假设、科学理论和设计方案等是否正确而设计的一种实验，其目的在于作出最后判决。如真空中的自由落体实验就是对亚里士多德错误的落体原理(重物体比轻物体下落得快)的判决性实验。自然科学方法实质上是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中的应用。正确的科学方法可以使研究者根据科学发展的客观规律，确定正确的研究方向；可以为研究者提供研究的具体方法；可以为科学的新发现、新发明提供启示和借鉴。因此现代科学研究中尤其需要注重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和利用，这也就是我们要强调指出的一个问题。要过好实验关，教师必须切实做到以下几点：
一、坚持亲自准备实验，提前试做实验，切不可只靠实验员准备好，自己在课堂上无的放矢；马克思曾经说过：“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渐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
二、不要怕麻烦，对实验现象差、成功率低的实验，要反复做，寻找突破口，力争做到演示实验成功率百分之百；应精心设计，严密组织。
俗话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对所要做的实验，必须精心设计，严密组织，做到心中有数，这样才能使成功率更大。根据一定的理论，结合具体的研究对象，可以采取不同的研究方式。
三、对有些因器材缺乏或难度较大的实验，可以运用多媒体技术进行辅助实验，从而提高实验的可操作性和直观性，确保实验能按期顺利完成。应熟练掌握与实验课题有关的理论和经验。
实验方法是在人为的控制下对研究对象进行研究的一个过程，所以要精心设计实验方案。在设计实验方案和进行具体实验的过程中，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和前人经验的积累。实验方法可以利用科学仪器和设备所造成的条件，根据研究目的，突出研究对象的主要因素，排除次要因素、偶然因素以及外界的干扰，使要认识的事物的某些属性在特定的状态下显示出来，从而能更准确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四、应仔细核对实验后所得出的结论。
实验结束后，要对实验中获得的数据作进一步的加工、整理，从中提取出科学事实或某种规律性的理论。在分析过程中，要利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借助于计算等手段来从数据之间的因果关系、起源关系、功能关系、结构关系等多角度、多层次地进行处理。
在这―阶段上，人们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因为尽管人们在实验设计中作了周密考虑，但在实验的实施过程，仍会有一些事前没估计到的主客观因素影响到实验结果。所谓客观因素主要是指实验仪器设备的偶然变化，实验条件、环境条件的偶然变化、实验材料在品种规格上的某些差异等等。所谓主观因素主要是指，在实验设计时，遗漏了对一些可能产生的系统误差的考虑，在读取数据时，感官上造成的偏差，等等。这些因素造成的影响是混合在一起的。因此，人们就必须对实验最初所呈现出来的结果作出分析，以区分什么是应该消除的误差，得出什么是实验应有的结果。做完实验，我们的确应该好好反思，为什么有些实验能成功?为什么有些实验会失败?适当的反思有助于促进对原有知识的巩固，也有助于找出失败的原因，然后加以分析，找到关键的问题再实验，再小结，在反思中学生意识到要想成功就必须努力，严格控制实验变量，养成良好的观察态度。
自然科学方法研究范文5
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所需用的物理知识，不见得比所需的哲学思维多，爱因斯坦头脑中的哲学成分一直是人们的研究课题，因为是他成功地改变了后来者对宇宙时空观的看法。虽然在儿童时期，他的智力发育迟缓，但他那刨根问底的哲学探索精神使他对空间、时间的钻研比别人更深刻。他曾说，他受过斯宾诺莎哲学的影响，倾向于唯理化，但是他又始终注重实验事实，“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哲学理论思维。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根据恩格斯和列宁关于辩证自然观的思想，反对把粒子看做“物质的终极”，站在“物质具有无限层次”这一立场上致力于物质结构研究，l956年他提出了包括奇异粒子的复合模型，认为强子是由原子P、中子n和∧粒子这三种基础粒子组成的，“坂田模型”在解释和预言强子的性质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这是坂田昌一长期坚持自觉学习和运用自然辩证法的结果。
他写道:“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像珠宝的光芒一样照耀着我四十年的研究生活。”［3］在牛顿时代，研究机械力学，没有辩证法相对来讲还过得去。然而，在今天，辩证法成为自然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方法。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离开了辩证法将寸步难行。现代科学的许多复杂问题不能单靠实验的方法来解决，要借助于想象力和哲学思维。例如，我们无法直接观测电子等许多基本粒子的实际运动状态，只能在一些模型或理论的基础上进行间接观测，而这种模型或理论的建立就需要哲学的帮助。关于几十亿光年以外的天体情况，几十亿年以前的宇宙状况等，都无法直接用实验来验证。各种宇宙学说的建立离不开哲学的指导。辩证法对现代科学的指导作用一天比一天重要。
人类借助于科学实验活动，把我们的认识从已知的此岸引向未知的彼岸，包含了观察、假设、推理、实验、论证、检验等阶段。在每个阶段中，以及从这一阶段转移到另一阶段时，都必须要有充分的依据、合理的原因、严谨的推理、科学的验证。归纳、演绎、类比、分析、综合的过程，就是对感性材料进行整理，通过科学抽象做出哲学概括的过程，这对整个科学实践活动起着一般方法论的作用，是最高层次的科学方法。地壳运动的板块模型的建立是现代地质学的重大发现。这之前经历了大陆漂移假说、海底扩张假说和板块构造学说三个阶段。最先把大陆漂移作为一个假说提出的德国气象学家魏格纳，设想全球的大陆曾经都连在一起，称之为“联合古陆”，并给出联合古陆破裂、漂移过程的图示。
魏格纳认为使大陆漂移的动力是地球自转的离心力及太阳和月亮产生的潮汐力。但是，地球物理学家的计算表明，这个力实在太小，不足以推动大陆的漂移。20世纪60年代，美国地质学家赫斯提出“海洋扩张假说”，他认为，大陆不是作为独立体运动的，而是与海底连在一起在地幔软流圈上移动。60年代末，在海底扩张说的基础上，美国的摩根、法国的勒比雄和英国的麦肯齐共同提出了“地球板块构造模型”，这一学说成为新的地球构造理论。从大陆漂移学说、海底扩张学说到地球板块构造学说，每一个学说的提出，都是从假设开始，在观察或实验方法无法企及的情况下，借助抽象思维的能力，反复分析、推理而概括得出的结论。所以，“概括”作为一种思维方法在每一个阶段演进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国著名数学家华罗庚，从20世纪50年代起，带领数学工作者深入生产一线，潜心探索一条让数学更好地为发展国民经济服务的途径。
他在常年实践的基础上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概括为:大统筹、广优选、联运输、精统计、抓质量、理数据、建系统、策发展、抓工具、巧计算、重实践、明真理。凝练的36个字，处处闪烁着哲学思维的光芒，今天这套方法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哲学方法论在自然科学中的典型应用。事实证明，只有那些认真实践而又善于思索的人、善于概括总结的人，才有可能在科学探索中捷足先登，摘取科学之果，也才能成为推广科学成果、促进科学进步的强大力量。从这种探索过程中可以看到，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及其向各个领域的广泛渗透，尤其是数学方法的推广和应用，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横断学科的发展，使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方法论上逐步相互渗透，日渐趋向统一。正如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所指出的:“在现代科学技术中所用的研究方法也逐渐统一了，不能区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
由于理论思维的工作特点是抽象的理，不需要实验室，而是在头脑中运用科学的逻辑加工感性材料，突出了事物的主要特征，因而使人们更便于发挥科学抽象的作用，使理想形态的研究结果超越现有条件，指明研究的方向，形成对新事物的科学预见。因此，正确的理论思维能够对客观世界做出科学的预见。这些科学预见往往经过科学技术手段的进步，在一系列研究活动中得到证实，从而形成新的科学理论。通过哲学思维所进行的科学预见，在历史上非常之多。恩格斯运用辩证法对当时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做出了很有见解的分析，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预见，对机械运动中两种量变的争论做出了历史的总结，对原子可分、电子运动的物质基础、放射到太空中去的热能量重新集结，物理学和化学之间边缘科学的发展，人工合成蛋白质的可能，非细胞生命的存在等做了预见。
自然科学方法研究范文6
德文wissenschaft似乎更好地保持着“科学”的原意。而在中国，“科学”一词是个舶来品。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将科学中的自然科学的魅力展现十足，也正因如此，自然科学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始了它的旅程。时至今日，自然科学似乎成了科学的全部，即科学就等同于自然科学。事实上，这是一个认识上的错误。完整地理解事物才能有助于全面地把握事物，进而推动它的平衡发展。理解“科学”就需要宏观与微察。所谓宏观下的“科学”是指科学原本之意———“每一种学问，只要其任务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的话，皆可被称为科学”。（康德语）因而，无论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还是思维科学都应属科学。而微察下的“科学”即指西方近代科学革命以来日新月异的被狭义化成的“自然科学”———建立在数学和实验的基础之，具有严密的逻辑性的系统化了的知识体系。出于此，卡纳普对“科学”的阐释似乎更完整———“我们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使用‘科学’一词，包括所有的理论知识。不管它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在社会科学或所谓的人文学科领域。不管是借助特殊的科学程序发现的知识，还是基于日常生活中的常识的知识。”
历史上，因认识“历史”的角度不同而存有不同的观点。作为讨论的前提本文选择了通常意义上的“历史”，其他多元理解不再赘述。“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一词，包含了两种含义。一种指过去所曾经发生过的事件、思想和活动。二是它同时也指我们自己对它们的认识和理解。”当然，这其中所潜在的含义有很大的讨论空间，但作为指代人对于过去所发生的事件的描述和说明的“历史”，大多数人还是能够给予认同的。试图给“科学史”作一个人尽认同的定义似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科学”和“历史”的多视角理解就已经决定了“科学史”也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概念。例如，著名科学史家萨顿给科学史的定义为“：客观真理发现的历史；人的心智逐步征服自然的历史；它描述漫长而无止境的为思想自由、为思想免于暴力、专横和迷信而斗争的历史……它的目标就是解释科学精神的发展，解释人类对真理的反映的历史、真理被逐步发现的历史以及人们的思想从黑暗和偏见中逐渐获得解放的历史，而应在科学史中发现那些永恒的内容。”
又如，袁江洋曾提“：什么是科学史？回答很简单：科学史是历史。科学史研究什么？回答同样很简单：科学史，它如同一般历史一样，它研究人，揭示人性的发展与变化；哪里有人，哪里有人类文化，那里就有历史，那时就有科学史。”《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解释为：科学史一直是关于知识不断积累以及科学战胜无知和迷信的成功历程的记述。《辞海》对科学史有如下解释：以科学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历史科学，是人类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描述和解释科学知识产生、发展与系统化的进程，是近代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定义者总是会基于对“科学”与“历史”的理解从某一视角提出对科学史的理解。因而，对于科学史的多元定义也是对科学史不同侧面的反映，这也有助于完整地理解科学史。
二、科学史教育的主题
以科学史为载体的教育就是科学史教育。科学史教育依据所学专业性质的不同而分为针对科学专业学生的科学史教育和针对人文科学专业学生的科学史教育。在具体的实施中，二者的科学史教育是有些区别，但从宏观而言，二者的科学史教育还是存在共性的———科学史是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桥梁，因此，这桥的“两端”就是科学史教育的主题———传播科学的同时传承人文。科学（主要指自然科学）是不断求真的，它总是在“是什么”的问题下苦苦追寻着答案。它的问题来源于客观世界，它的答案同样也关乎客观世界。因而，科学一直走在探索客观事物的路上。因为它走在路上，所以科学真理始终处于发展和被修正的过程中。科学史上多少科学事件是最好的印证。例如，托勒密的地心说是如何引发哥白尼革命的，开普勒是如何在哥白尼日心体系和弟谷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行星运动定律的，这其中所产生的天体知识分别是什么。又如，盖伦的心血系统为何能被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所取代……在一个个科学知识不断被修正的过程中，我们从中会对科学方法有所了解。可以说，科学史上的每次重大进展都与科学方法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也能感受到科学家追求真理的那份可贵的科学精神。正是在科学精神的激励下，科学史上才会辉煌不断。从传播科学的主题意义上讲，科学史教育“通过重要的科学事实、概念、原理、方法以及技术发明的历史背景、现实来源和应用，对科学史上一些重大发现、发明过程的介绍和一些简单而典型的著名案例的学习以及通过历史上的一些著名的反例，使学生对相关科学知识本质的理解、对科学过程与方法的理解加深，并且培育学生的科学态度、情感与价值观。”
科学史是一幅人类探索科学历程的长卷，长卷中的任何一物均已深深地留着人类的痕迹。它反映着那个时代、那个社会以及那时的意识形态……这些都显有人文之痕。人文是求善务美的，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支柱，它总是关注那些“应然”的问题。回顾科学史，多少实例都闪烁着人文的光辉。仅举一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始终是真、善、美的使徒。他的科学的理性思维总是和善意的行为相辅相成，在他看来“只有按道德行事，才能赋予生活以美和尊严”。正因为如此，超越个人利害的献身精神与对未知事物的探求是他科学活动的源泉。爱因斯坦这位科学史上的科学巨匠更关注人类的前途，将科学与人类、与社会紧密相连，因而他也是一位杰出的人文战士。诸如此类，科学史上不胜枚举。科学史是极具人文意蕴的。“它们表现了我们最崇高的传统，我们心中最美好的东西。那些传统中有一些把我们带回到古代或中世纪，另一些则始于昨天，但无论是古老的还是新的，这些传统使我们因过去而感到自豪，对未来满怀信念。它们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更聪明，更仁慈，更谦恭，甚至更为愉快。”“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残缺的人文，人文有科学的基础与科学的精髓；没有人文的科学是残缺的科学，科学有人文的精神与人文的内涵。”在科学史的长卷中，科学与人文始终相形而伴，因而，在科学史教育中科学与人文亦珠联璧合。
三、科学史教育与人的和谐发展
科学史教育的两个主题———传播科学和传承人文———具有共存性和兼容性，这便使得科学史教育对于人的和谐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一）以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的整合来健全人的知识科学知识是独立于人主体之外的有关客观事物及其本质、规律的知识。它不会因人而生、而变、而灭。它始终静静地存在着，等待着被发现的那一天。例如，阿基米德的浮力定律F=G=pgv，牛顿的力学公式f=ma，爱因斯坦的质能变换公式E=mc^2……当科学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时，它便显现出无可比拟的“实利”。面对利诱，教育的学科设置日趋精细化、专业化，人的培养也片面化、专家化。这样的人或许不缺乏生存的技能，但却丢失了存在的支点———人文知识，一种人类在对自身内在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中形成的智慧力量，它既是知识体系，又是道德体系，也是价值体系。培养专家并不是教育的终极目标。斯宾塞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完满生活做准备。实现人的完满生活需要对生活进行分类，需要对分类后的生活所需的知识有所学习。“生活准备说”里的知识理应是既符合客观规律的科学知识，又适应人的精神需求的人文知识，两类知识的整合健全了人的知识体系，才能更好地促进人的和谐发展。应该说，知识的分科现象是历史的必经阶段，随着学科交叉、融合及人类对于世界探索地深入，知识的大整合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科学史教育天然地符合了这一发展趋势并逐渐成为实现人之和谐发展的途径之一。
（二）以科学方法与人文方法的融通来提升人的能力教育的目的不是将人培养为知识的“奴隶”，而是将人培养为知识的“主人”。所谓的“奴隶”就是为了知识而去知识，“主人”则不同，他是为了新知而去知识。而“新知”是基于大量已有知识，在方法的协助下产生的。方法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工具或手段，在英国哲学家培根的《新工具》中认为，方法是在黑暗中照亮道路的明灯，是条条蹊径中的路标。因而，也可以说方法是产生新知的“知识”。现代教育不缺乏知识的传授，而缺少能力的提升。知识只是人全面和谐发展的前提条件，当人从已有的知识中掌握了产生新的知识的“知识”时，这便是一种能力。当能力与知识相互促进时，人的和谐发展就是可能的。科学方法一定具有规律性、实证性，人文方法却常是心证的、体悟的，并非一定是实验的、实证的。在科学史上，许多事例都说明了科学发展不仅与科学方法有关，而且与人文方法相系。正如杰出的科学家钱学森所言：“难道搞科学的人只需要数据和公式吗？搞科学的人同样需要有灵感，而我的灵感，许多就是从艺术中悟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