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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劣根性范文1
关键词： 美国文学 文化中国 哲理化 诗意化 唯美化
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向世界说明中国日益成为我国外语研究者的使命。为完成这一使命，研究异质文化中的中国形象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尽管目前已有较多学者聚焦这一领域，但对于美国文学中的“文化中国”形象却缺乏应有的关注。纵观美国文学，其间的中国形象呈现出两种迥异的趋向：其一为“苦难中国”，其二为“文化中国”。“苦难中国”的表现，可以说是“排华运动”的意识形态与美国记者型作家们以在美国的中国劳工为样本描写中国的结果，有妖魔化的倾向；而“文化中国”的实现，则是美国知识界力图确立民族文化的主体身份多方借鉴的结果——从历史社会语境中抽离出来的“文化中国”与19世纪前期美国的思想独立和20世纪早期的现代主义思潮相互呼应，颇受美国精英知识分子们的青睐，具有哲理化、诗意化、唯美化的特点。这两种形象可以说都是片面的，前者的书写者们只书写他们所愿意看到的，而对具体社会历史语境下的中国状况漠不关心——记者型作家只看到中国的苦难和某些民族劣根性，对光明积极的一面视若无睹；精英文学界只关注中国悠久的文学传统，对现实中国置若罔闻。关于“苦难中国”形象已有诸多研究文章问世，而对于“文化中国”形象则鲜有人问津。本文从超验主义对中国的哲理化、新诗运动对中国的诗意化和现代戏剧对中国的唯美化等三方面对美国文学中的“文化中国”形象进行剖析。
一、超验主义对中国的哲理化
诚如钱满素先生曾经指出的：十九世纪的美国，特别是新英格兰地区，在精神上仍然处于两个世纪前移民从宗主国带来的清教文化的阴影之下，这份遗产已经更多地成为负担而非恩惠。要否定它，就产生了向欧洲以外的文化——一种真正的异己文化——去另辟蹊径的迫切需要（钱满素，50）。于是，超验主义的倡导者爱默生“为了表达德性的本来含义”，决定“大大超出自己的环境和习俗”，“飞向异教徒，引用苏格拉底、孔子、摩奴和索罗亚斯德的名字与有关人事”（Emerson，104）。
爱默生对中国的儒家学说情有独钟。为争取美国的文化独立、建构自己的超验主义思想体系，爱默生曾钻研孔孟之道以资借鉴。值得注意的是，爱默生同时还接受了启蒙时代的共和与人权思想，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欧洲思想家一样，爱默生也对中国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生活持批判甚至憎恶的态度，更视现实中国为东方专制主义的代表。这一充满悖论的现象表明爱默生为充实建构自己的超验主义思想体系，将儒家思想从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抽离出来，并加以理想化，而后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进一步加强同加尔文“预定论”的决裂，同时保持对正在兴起的城市工商文明的警觉。
超验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爱默生的爱徒兼好友——梭罗，对儒家学说也曾学习借鉴，并加以抒写。在与爱默生一道编辑超验主义杂志《日晷》时，梭罗就曾登载儒家语录；在其代表作《瓦尔登湖》中，梭罗还多次引用孔孟之道，以彰显个体的自立、修身、自省等的重要性。1845年至1847年间，他在瓦尔登湖旁度过了近两年的刻意隐居生活，自己动手建房、栽种，通过与自然对话反省自身，在形式上实践儒家思想，但并未体悟到儒家“济世”文化的深意。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梭罗只是截取了儒家语录的字面意思，而对其背后所蕴藏的深厚意蕴并未理解，就将其削足适履地纳入其个人主义思想之中。
由上看见，爱默生、梭罗等超验主义者对中国的抒写极具哲理化，他们将中国从社会历史语境中剥离出来，抽象成一种可以对抗美国清教文化中不合时宜之处的思想话语，从而为确立美国文化的主体身份服务。这一文化中国的形象随着美国文化的独立而日渐暗淡，直至一战后美国文化出现危机，意象派诗人庞德再次将目光投向东方寻求解决之法，并对中国古典诗歌大加赞赏，文化中国的形象话语才重新活跃。
二、新诗运动对中国的诗意化
1912年随着芝加哥《诗刊》的创办，庞德对中国古典诗的译介给美国诗坛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诗人们开始纷纷学习借鉴外国诗歌，吸收多元思想与不同表达，美国现代诗歌由此发轫。虽然借鉴源头众多，但诚如新诗运动中曾一领的诗人宾纳所指出的：在我们这个时代，比起阿拉伯诗人的全部夸张，波斯诗人的全部冷嘲，日本诗人的全部叹息，印度诗人的全部推理的狂欢，比起这一切，中国诗人对我们来说更为真实（Craft，225）——庞德所译介的中国古典诗影响最大。在庞德等人的推动下，这场原本是促进美国诗歌现代化和民族化的文学浪潮却意外地建构起了或者说营造出了一个异域情调十分浓郁的中国形象，该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女诗人玛丽安·莫尔甚至提出：新诗运动存在的理由就是因为它接受了中国的影响，是作为中国诗的一个强化形式而存在的（赵毅衡，15）。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典诗歌不仅对一战后的新诗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对二战后黑山派、垮掉派、新超现实主义等“反学院”诗派也有很大启迪。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诗坛所关注和借鉴的都是中国古典诗歌，换言之，他们看到的和想看到的是一个没有“现在”的中国。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也许是中国古典诗歌所营造出的艺术氛围可以帮助美国诗人逃避过分工业化和物质化的美国主义，用艺术的幻想抵御资本主义对人性的压抑。由此可见，美国诗人在潜意识中将中国审美性地放置在了前时代。
三、现代戏剧对中国的唯美化
美国文学中的超验主义对中国有着哲理化的倾向，新诗运动对中国有着诗意化的倾向，而美国现代戏剧对中国形象的建构则有一种唯美化的倾向。这是因为戏剧服饰、舞台布景、灯光等直观手段更容易被按照想象制作得美轮美奂，富有异域情调。与此同时，这些被用作嘘头的想象出的中国式布景、音乐、台词等亦愈来愈偏离现实的中国。
二战前有关中国的美国戏剧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现代戏剧开山鼻祖尤金·奥尼尔的《马可百万》。奥尼尔对中国文化十分倾慕，曾于1928年来访中国，但同前面提及的美国诗人一样，奥尼尔对“现在”中国的现代化程度和杂乱的文化环境感到失望，为没能看到他所期待的文化中国而遗憾，遂匆匆离去。回到美国后，他继续沉溺在他从道家思想中所推想出的中国形象，并用获得的诺贝尔奖金在加州建了一幢中国式居所，上书“大道别墅”。此外，奥尼尔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还体现在其巨作《马可百万》之中。该剧倒叙了马克·波罗的一生，详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孙女库珂金对其的暗恋。剧中的库珂金宁谧与执著，散发着一种东方式的美，象征着东方文化对纯净精神境界的追寻；原本才华横溢的马克·波罗却禁不住诱惑，日益贪婪、势利，演变成为典型的美国商人，代表着西方资本主义的缺陷与不足。两相映照，东方文化的内敛和直觉与西方文化的张扬和理性形成了鲜明对比；阴阳对立与转化的观念更凸显了本剧的回归主题。中国由此在东方神秘主义与西方物质主义的相互映衬下成了怀旧的理想象物。
参考文献：
[1]钱满素.爱默生和中国：对个人主义的反思﹝M﹞.北京：三联书店，1996.
儒家思想的劣根性范文2
摘 要：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因为历史、宗教、政治等种种因素，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基督教与儒释道，这些种种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方对对方的文明都有所“误读”。这样的“误读”是不可避免，也是合理存在的。
文化误读会造成许多消极影响，同时也可以产生积极影响。我们必须彻底了解“文化误读”产生的根本原因，充分利用“文化误读”的积极影响，消除民族偏见，促进中西方文化互补，共同发展。
关键词：文化误读；影响；中华文化；西方文明
（一）什么是“文化误读”
“误读”，人们通常对它的理解是指歪曲了文本或其他阅读对象的原本含义，是对原文化的错误阅读和理解。然而解构主义的“误读理论”却提出了完全不一样的看法。
最早是由罗兰·巴特“作者之死”的观念，瓦解了作者的权威性。巴特认为，文本具有客观性，作者并不能规定其所表达的意义，而只具有语法意义。文本的真正含义是通过读者的阅读来赋予的。因此，失去了衡量意义的标准，作者随心所欲的阐释，“误读”就由此产生了。
而真正将“误读”（Misreading）这一术语的概念宣扬于世的则是美国著名的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家哈罗德·布鲁姆。他通过一系列的著作《误读图示》（A Map Of Misreading）、《影响的焦虑》（The Anxiety of Influence：A Theory of Poetry）等，提出了“影响即误读”、“一切阅读都是误读”的观点。布鲁姆在《误读图示》中提出，年轻的作者们在出生时，早已有伟大的作品流传于世。后继者们在先驱的光环下成长，受到影响和压力，他们仰慕着的同时强烈的渴望着超越。于是后继者们的作品是在传统影响下完成的，但又完全误读和打破了传统。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的浪漫主义诗歌的研究中，完全可以看出这些“误读”的历史痕迹。
“华兹华斯的诗是在弥尔顿直接影响下写成的，可以说是误读甚至完全误读《利息达斯》的结果。雪莱的诗是完全误读华兹华斯诗的产物，而济慈的诗可以说是对弥尔顿与华兹华斯某些文本彻底误读的产物。”①
阅读本身就是一个“误读”的过程。当我们去理解作者所要表达的意义时，我们在脑中已经不知不觉地进行了加工再处理，最终构造出一个“误读”了的文本。
如果说，布鲁姆的“误读”理论只停留在文本创作的领域，那么保罗·德曼则将之发扬光大，延伸到了整个文学阅读领域。他从修辞的角度论证了“误读”的必然性，推崇寓言式阅读。其后，希利斯·米勒进一步推动了误读理论的发展，把研究对象从文学扩大到了文化领域。“误读”也就不仅仅是文学的阅读，而是整个社会文化中都会出现的现象。
所以，我们并不能简单粗暴地将“误读”定义为错误的阅读。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人们因为自身的文化背景不同，而导致了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不同，因此在对待同一个事物或文本时，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理解。人们总是习惯以自己熟悉的思维模式和已有的知识构成去理解，进行一种创造性的解释。这便是“文化误读”。
（二）“文化误读”的不可避免性和合理性
所谓“一千个读者心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从哲学上讲，人们在接触、理解一个新的文本，新的异质文化前，已经构建了一个知识体系和结构，也就是海德格尔（Heidegger）所说的“前结构”或“前见”。这里面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指世界是围绕人而实现的，人对世界的解释就形成了一个世界；二是指人在接触新的文化前，已经植根于原本的世界，已经拥有了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模式和行为准则等，于是就已经有了一个“视界”，而这个“视界”就会影响人对事物的理解方式和角度，人的前见也由此形成。②所以说，在与异文化交流之前，我们就有了自己的“视界”，我们没有办法抛弃这个视界去理解新的异文化，反而视界会随着对异文化的理解而逐渐开阔，形成新的视界。
例如说，一个“无神论”者在看待神鬼之说时，毫无疑问会将之斥为无稽之谈；而拥有的人，如基督教徒或者佛教徒，在他们心中，有自己至高无上的“上帝”和“佛”的存在。当“无神论”者接触宗教文化时，可能会产生强烈的排斥，也可能会逐渐包容和理解，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因为他的“视界”——“无神论”思想而影响的。这也证明了，“文化误读”是无可避免的。
罗芃先生在《翻译、变异和创造》一文说：
“语言，是文化负荷最丰富的载体，因而它又必然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最集中的体现。这就决定了在不同语言文本的转换中，一种语言所蕴含、体现的文化内涵不可避免的部分失落，而另一种语言所蕴含、体现的文化内涵不可避免的大量进入，因为引起信息的变异。古罗马人说：‘翻译是叛逆’，正式对这种变异不可避免性的深刻认识”③
这里他所强调的是在翻译中，文化的变异。但是扩大到两种文化的任意交流方式上，都是可行的。不论是日常的交谈、作品的翻译，亦或是对外汉语教学，但凡两种文化相互碰撞时，“文化误读”就不可避免。
（三）“文化误读”的影响
1、消极影响
两种或多种文化相遇时，人们总是习惯性的想要去比较，一定要拼出哪个更高级哪个更低级，谁又对谁进行了文化侵略。这似乎是有些人的劣根性使然，通过踩低对方才能突显出自己的高贵。
“1866年法国人彼勒梯在《中国戏剧》一书中说‘我觉得在中国戏剧与我们的戏剧之间唯一的不同，……是婴儿的牙牙学语与成年人言语之家的区别。’……1929年，时间戏剧史家，应该的谢欧顿·契尼（对中国戏剧的）评价也不高：‘中国戏剧还只能跻身于通俗剧、老套的报道剧，或歌剧唱文之列。’10世纪中叶，曾任法国公使的的德·布尔布隆公然声称中国戏剧的唱法是‘猫叫’，他在《关于中国就戏剧演出》中甚至妄断‘中国人没有艺术感’。④
毫无疑问，这种比较是狭隘的，不科学的。除了人的劣根性使然，更多的是因为不了解而妄下评断或者误解而造成的。
而与之极端相反的是，有些人不是贬低，而是无限的抬高对方，将其理想化。当人们对自身的文化和生活坏境有所质疑，心怀不满的时候，人们很自然的就会向另外一种文化产生向往，寻求他们所缺失的东西。但往往他们所向往的文化是他们误读了的，而不是真实的。当我们对城市的喧嚣感到疲惫时，我们不禁想要寻找传说中与世隔绝，悠然自得的“桃花源”。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交往越来越多，欧洲文明强势的传入了中国，而当时战后的中国坏境较为混乱，人们从西方文明中寻求科技和真理，越发的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不满和批判，好像“外国的月亮都更圆”。的确，当时的中国激荡在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碰撞中，旧体制崩溃，新体制尚未健全。然而，那种对西方世界的极力推崇，也是对西方文化的误读。并且，直至今日，这样的误读仍旧存在。在对中国现实不满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说“美国怎样怎样”“日本怎样怎样”。一定程度的自我批判可以促进自身的完善，但是过度的“误读”只会导致偏激的错误认识和对自身的逃避。
2、积极影响
“误读”虽然会造成沟通的不良，思维的偏激，但是文化误读也有其积极的影响和作用。并且，人们通常会利用这些积极作用，去进行有意识的误读。
第一，刻意的“误读”可以利用原文本来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丰富了原文本的主题意义，也增加自己的说服力。尼采曾经提出过人类生活中最强的意志是向往权力，而不只是求生。这表现出了当时德国强权，想要征服世界，成为最大权力的拥有者，主宰其他民族。然后茅盾对此，站在一个被侵略的弱国地位作出了不一样的解读：
“唯其人类有这‘向权力的意志’，所以不愿做奴隶来苟活，要不怕强权去奋斗。要求解放，要求自决都是从这里出发。倘若只是求生，则猪和狗的生活一样也是求生的生活”。⑤
显然，这是茅盾在中国被侵略的背景下做出的误读，但是这样的“误读”不仅丰富了主体文化，也从另外的角度扩展了客体文化的应用范围和解读方式。
第二，在翻译中，有意识的误读能够消除文化隔阂，破解两种语言体系的语法构造，表达出原作者本来想要表达的意思。比如中国的古诗词翻译一直是个难点，总理在答中外记者会上，引用了许多的中国古诗词和俗语，而他的翻译张璐很巧妙的将汉语特有的词汇翻译成了英文中地道的用词。如，
“余心之所向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翻译成：
“For the ideal that I hold dear to my heart，I will not regret a thousand times to die”
其中“九死”，中国传统将九看作最大数，表达数量的极多；而英文却习惯于说“thousand times（上千次）”。
第三，“误读”还可以促进文化间的交流和融合。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独特性和排他性，当两者文化相遇时就必然会碰撞出激烈的火花，而要想使其相容，就必须在传播的过程中对其进行“误读”——也就是创新性的改造。明清时期，大量的传教士涌入中国，想要传播基督教文化。在西方，基督教本身就是一种绝对排他的宗教，他们只相信至高无上的“上帝”，不允许将“上帝”比附任何其他神祗。但这样的宗教是没有办法融入中国文化中的。而利玛窦大胆的对基督教义和中国儒家思想进行了反思与整合，将“上帝”与中国文化中的“天”相比附，建立了中国化的天主教义，并成功的在中国传播了基督教。所以，“误读”虽然不可避免的，但在某些情况下，反而会成为两种文化相交和融合的契机。
因此，我们不能要求外国人像中国人一样，彻底的吸收、理解中国文化，也不能要求中国人像外国人一样理解外国文化。不是所有的误读都是错误，歪曲，不可取的。我们要利用误读的积极影响传播中国文化，同时尊重和理解外国文化，吸收西方文明中好的部分，促进文化间的互补。（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参考文献
[1] 哈罗德·布鲁姆，误读图示[M]，朱立元、陈克明，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
[2] 谢华，跨文化交流中文化误读的合理性与不可预测性[A]，江西社会科学，2006
[3] 金松林，影响即误读：哈罗德·布鲁姆“误读”理论试析[A]，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8卷第七期
[4] 王敏，解构主义误读理论的发展历程[A]，安微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3）
[5] 茅盾，《尼采的学说》，《矛盾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6] 罗芃，《翻译、变异和创造》[A]，乐黛云《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
[7] 滕守尧《对话与比较文化》[A]，乐黛云《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
注解：
① 哈罗德·布鲁姆，朱立元、陈克明译，《误读图示》[M]，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p146
② 参见谢华，跨文化交流中文化误读的合理性与不可预测性[A]，江西社会科学，2006，p187
③ 罗芃，《翻译、变异和创造》[A]，乐黛云《独角兽与龙——在寻找中西文化普遍性中的误读》[C]，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10月：p70
儒家思想的劣根性范文3
文学传播的实质是文化传播，突出的表现为人们对传播中价值问题的关注。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七千多年来在与时俱进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是世界历史上最悠久、灿烂而又从未中断过的人类文明奇葩。它具有无穷的魅力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是中华56个民族和海内外华人共同的精神财富、情感纽带和身份认同的胎记及挥之不去的烙印。因此，经典文学传播要注意对民族情感的尊重和民族文化的准确理解和把握，只有这样才能使受众接受。例如，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在亚洲等华人圈短时间内大受欢迎的盛况与其在欧美的渐次升温，背后都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有关。
从文化的规范功能看，传播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要宣扬规范（包括规范的变化），将规范“常识化”，可以说，传播加固了社会的向心力。从广义上讲，文化是能够系统地完满地自洽地解释自己的意图行为的一套知识。一个人有文化，也就是他被“文”化了，他习得了包括语言在内的一系列的条条框框，懂得了习俗、历史语境（包括意识形态），能够将事实、见闻（包括历史上的和正在发生的）纳入自己的视野，在理路上与业已有的认知融通起来，做出响应、判断。从这也可以看出，文化延续，实际上是在进行一项项的教化、传达、文化延续的过程，是一个生动细致的传播过程。文化是一个自洽的系统，与地域相关，不同的文化各有特色，一个传播系统（包括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路径）关联的是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化系统。一个传播系统的特点也将揭示一个社会的特色，如古代的烽火戏诸侯中，所体现的就是与以信息高速公路为传播方式为主的一个大不一样的社会。传播的文化品格，实质是说，传播是一个充满了价值、感情的领域。价值是有层级的，有等级的。一个社会总有它的核心的、最高的价值标准，这个标准由于层级高，而形成对其它个人标准的势能。最高级的价值是和这个社会的议事日程一致的，它指向社会设定的发展目标。传播所做的事，就是将这个最高的核心标准传达下去。传播就是要企图达到各个文化共同体及不同的人之间的互动。
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凝聚力的思想基础，经典文学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实载体。优秀传统文化是树立民族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的精神支柱。文化的认同是高层次的认同，文化的力量是一种潜移默化、无可匹敌的力量。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儿女的精神依归，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亲和力和生命力。中华文化的崇尚统一、追求和谐、注重道德、张扬自强高尚人格、讲求厚德载物气度、主张革新鼎故与时俱进等优秀传统，不仅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悠久历史的精神结晶，更是民族发展的精神动力。要维护民族团结、民族统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保持一种强大无比的民族向心力、凝聚力，不仅需要共同利益的物质基础，而且需要能维系人心、增强民族团结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思想基础。一个民族要有强大的凝聚力，就必须有强烈的民族自信心、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是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主要依据，自信心的根源在于对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正确认识。通过经典文学作家们的文学作品，世界不同民族的人民认识了中国文化，认识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文化发展、文化交融、碰撞以及这些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
经典文学的价值存在于其自身的广泛传播和人们的理解之中，经典文学的存在也因其广泛传播和受众的种种理解而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存在，而受众都是文化造就的。中国文化绵延五千多年，这在世界文明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巨大的凝聚力和超常的稳定性。中国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中国传统文化凝聚力就是这种历史文明的结晶。文化凝聚力有着它的历史内涵，又需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丰富和发展。中国在世界上被誉为文明古国、礼义之邦，这都与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文化，尤其是与其伦理道德学说的熏陶有密切关系。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形成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民族素质、民族品格等，起着重要的潜移默化的教导作用。这种文化凝聚力是社会发展的潜在动力，是加强民族凝聚力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是联系炎黄子孙的纽带。
文化根源是形成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根本原因。因为这种凝聚力说到底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和一种无形的文化链接。中国文化是形成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坚实基础，是使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绵延不绝的血脉之根，而中国文学记载着久远而优秀的中国文化，经典文学中的很多东西都与文化传播分不开，注重优秀文化的熏陶和对中华文化的体认，强调阅读经典名著、优秀诗文，体现了浓郁的人文情怀和广阔的人文视野。《楚辞》的诡谲奇丽，《诗经》的质拙朴实，唐诗的雍容华贵，宋词的典雅绮秀，都通过文学语言显现出博大精深的文化意蕴，体现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一脉中国气派。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陈腐的内容，也有优秀的内容。中国的陈腐传统如封建思想以及所谓国民劣根性之类，易于认识却难以克服。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却难以认识而不易理解。我们创建新文化，必须严肃批判陈腐的传统，同时也必须深刻理解优秀传统。这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让学生接受中华民族的文学，就是接受中华民族的文化价值，使得它们与学生自己的文化保持着割不断的心理联系，形成健康的民族意识和强烈的民族感情。
文学是文化的结晶，是文化要素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把文化看着是有物质的、行为的、精神的三个由表及里的组成层面，那么文学应该是文化的精神层面的组成部分。实际上，今天人们认识一个特定区域或民族的文化，除了田野考察之外，最主要就是通过文学、哲学、艺术等精神文化层面的东西去认识的。哲学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精髓，而文学则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最为集中、最为形象、最为生动的集中体现。要认识中国文化，最为集中、最为生动、最为形象的莫过于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四大古典名著等。这些伟大的作品，展示了中国人的生活，描述了中国人的生存环境、记载了他们的情感、婚姻、习俗，抒写了中国人的精神、思维方式，提供了中国人的社会结构。同时，在这些伟大的作品进行传播时，这些伟大的文学作品又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并且将中国文化升华了，升华为一种伟大的文化，一种可以为全人类所共享的文化。可以说不能通过自己民族的文化文本将自己民族的文化升华的民族，其文化不可能长久，也不可能真正为世界各民族文化所认可。
经典文学在传播的过程中仍然保持着每个民族和地区的特色。文学的引进不是模仿，是创造；文学传播不是简单的同化，而是多元共生。如传统文学作品的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学翻译活动，是一个在文学传播中跨越不同语言系统的语言处理平台；翻译中的选择和改编，则是解决文学传播中跨越不同审美系统的审美处理平台等。文字是异地传播的主要媒介，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中描述文字传播的比比皆是，例如罄竹难书、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唯恐说不尽，临行又拆封、独下千行泪，开君万里书等。文字和书信对古人来说跨越时空的唯一媒介形态，我国语言中流传下来的这些关于文字和书信的诗句表现了再现媒介系统的巨大价值和曾经的不可替代性。
中国人是重视反思历史的民族，流传千古的经典文学中不乏诸如咏史诗等，缅怀历史，追慕前贤，评论前代的成败得失，总结历史经验的佳篇巨制，它们是联接历史与现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纽带。面对民族发展遭遇到的种种劫难的，经典文学中较为普遍的处理方式是将个人的苦难与民族的苦难联系起来，从而使个人的苦难具备了超越个人的普遍的启蒙意义。作家在个人苦难经验和民族灾难之间就有了一种普遍的联系，这种联系，一方面满足了作家个人情感宣泄和表达的愿望，另一方面也为他们心系庙堂，表现对时代历史的思考找到了一个切实的途径，但与此同时，也往往使那些古代士人受难者的形象沾染上一层虚构色彩，体现了他们企图在民间和庙堂之间构筑士子神话的努力，在这些受难英雄的身上，多少显露了这一批知识分子对自身经历的一种迷恋情绪。民族凝聚力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的发生和发展建立在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的历史之上，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是其经济、政治、文化的集中体现，是民族国家精神之所在。“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要涣散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必先摧毁这个民族的历史，反之，要强化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必先令其成员懂得自己民族的历史。经典文学中那些立意高远、见解独到的咏史性质的名篇佳作正是使中华儿女认识历史、传承历史、感受教益，强化民族意识和历史责任，为民族振兴积蓄奋进昂扬的精神力量。
崇德重义，追求精神境界，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自身修养方面，表现为不断的自我完善，向往理想人格。从孔子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强调“士可杀不可辱”，“君子谋道不谋食”，强调“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到孟子的“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至大至刚”养“浩然之气”。几千年来，深入人心的儒家思想，之所以特别崇尚人的精神追求，并不是为了宣扬仙风道骨，不食人间烟火，而是特别强调在利与义冲突的情况下，作为与禽兽有别的人，该作怎样的选择。“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正是这种“唯义所在”的人生追求，我们从文学作品中看到了一幅幅天地正气图，听到了一首首人间正气歌，他们似一股清流荡涤着俗泥污浊，反照出见利忘义者的卑琐。
儒家思想的劣根性范文4
一、中国的学生为何缺乏创造力？
中国的学生天生缺乏创造力吗？如果不是，其创造力缺乏的原因何在？心理学家的研究表明，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学生相比，东亚地区学生的智商是偏高的。换言之，按照心理学家的说法，他们具有某种群体性的智力优势。既然如此，他们理应具有高度的创造力。创造力可以看作是根据一定的目的，运用一切已知的信息，产生出新颖、独特、有社会价值或个人价值的产品（包括物质产品和观念性产品）的高级的智力品质。但是，我们应该知道，智力就像矿藏，再丰富的矿藏开发不出来或者开发不力，都是无济于事的；同理，再高的智力如果不能运用于创造新产品、提出新观念的活动中，也是毫无用处的。中国学生的问题就在于此。综合各种观点和事实，可以毫不隐讳地说，中国的学生缺少创造力，与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及其影响下的学校教育的失当有关。
首先，中国文化总体上是一种强调“统一”的文化。在社会生活中，人们重视集体而非个体，重视整齐划一而轻视特立独行。当然，这种文化价值观也反映在中小学教育环境中。很多中小学校为学生制定了整齐划一的行为规范，包括饮食起居、学习交友、为人处世的繁琐的规范或守则，学校俨然成为塑造学生行为的“模子”，学生俨然成为用同一个“模子”批量生产的工业产品。
在学校的考核或考试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每次考试一般都有一个“标准答案”，教师往往按照这个统一的“标准答案”给学生打分。如果学生的回答背离了教师制定的标准，即使回答得再有创造性也是枉然，也难以逃脱低分的“命运”。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位教师出了一道考试题，即“春天是一年中——的季节”，一个学生回答“春天是一年中小草苏醒过来的季节”，结果，老师给他零分，因为老师的“标准答案”为“春天是一年中的第一个季节”。显然，过于严格的标准，像古代的“八股文”一样，禁锢了学生的思维和想象，也压抑了学生的个性。
当然，适当的规范或守则，如按时上学、班集体和课堂教学的有关规定、基本的道德规范和人际交往规范，对于学生适应学校和社会、维持良好的学业和人际关系，都是必要的。但是，过于繁琐或整齐划一的规范则是不必要的。规范越多、越细、越繁琐，学生的思维活动越容易被框住，他们的创造力越是难以发挥或展现出来。
心理学研究表明，创造性的思维和创造性的人格是创造力的核心，创造性思维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求异。也就是说，对一个问题或现象，能从多个角度进行思考，给出与众不同的、新颖的问题解决办法或分析。另一方面，这种变通而独特的思维活动通常需要创造性人格的支持和驱动。换言之，学生必须敢于怀疑既有的标准，敢于打破统一的格式或套路，否则，他的思维很难变通，也很难做到与众不同。
无数事实证明了这一点——从人类历史上看，每当某种统一的社会规范或价值体系松动的时候，人们的创造性就会迸发出来。春秋战国时期涌现出很多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哲学家，就是一个例证。因此，清除过于强调整齐划一的框架或标准。对于解放学生的思维是非常必要的。
其次，中国文化过于重视人际关系的平衡，而相对轻视个人的独立人格。人们习惯于把自己放在某个人际关系框架中，以自己在这种人际关系中所处的位置界定自己的价值，以至于国内外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是“关系社会”，在国外，“关系”甚至成为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概念。
正因如此，人们对别人的评价非常敏感，他们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也非常在意自己与别人的差别。因此，他们为了获得别人好的评价而努力，也为了维持与他人的关系而努力。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人格，放弃了自己独立的评价标准，而以群体或众人的标准判断是非，判断自己的行为。
中国人注重维持人际关系的平衡。在中国文化中，历来是“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换言之，一个人如果胆敢无视群体的标准而冒尖，他就会遭到群体的排斥或打击。数千年来，这种文化观念已经渗入人们的骨髓，成为人们的生存策略的一部分。人们不得不把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人际关系中，以消除可能存在的威胁，而用于工作和创造活动的时间和精力相应地减少。正是在人际关系的平衡中，很多人失去了“独立的自我”。
这种文化氛围也渗透到教育环境中。在“人际关系标准”的制约下，学生要十分“听话”，放弃自己的标准，以讨好老师和家长。在此过程中，学生丧失了发展自身独立性的机会，而变成一个从众的人。而且，由于过于看重别人特别是老师的评价，他们在学习和生活中具有很强的焦虑和压力感，唯恐自己的行为不符合老师和家长的标准。
过于注重外在的评价。而放弃内在的标准，恰恰是创造力的大敌。美国心理学家阿曼贝尔发现。为了获得良好的外部评价或奖赏而努力工作的人很难表现出高度的创造性，而那些由内部动机或个人兴趣推动的人往往更容易发挥高度的创造性。这就是著名的“内部动机假说”。虽然这种观点的科学性需要进一步检验，但是，它却提示我们，过于注重人际关系或他人的看法可能对创造力产生消极的影响。
再次，国人异乎寻常地重视学业，而对学业之外的才能或兴趣置之不理。中国历来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由于“读书”和考试可以改变个人的社会地位，教师和家长对学生的学习成绩普遍抱有极高的期望。这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心理。心理学家们发现，即使在美国的亚裔青少年中，父母也往往更看重他们的学习成绩，青少年由于难以达到父母的高期望，自信心普遍较低。近年来，国内学生的作业负担“居高不下”，为学生“减负”的呼声日益高涨，这种现象也跟过于看重结果的教育观念有关。
美国心理学家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认为，除了学校普遍重视的语言智能、数理逻辑智能，还存在音乐智能、运动智能、人际关系智能、空间智能、自然智能等多种智能形式。一个学生可能在某一种智能上占优势，也可能同时拥有多种智能潜能。因此，学校应善于发现学生的潜能，使之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遗憾的是，我国大多数中小学校在“高考”指挥棒下，仍然把语言智能、数理逻辑智能作为培养的重点。而其他类型的智能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另外。中国的文化传统更看重外在的行为和表现，而相对忽视内在的精神和实质。这并非危言耸听。在我国传统中，人们更重视“礼仪”，重视可见的东西。在社会生活中，虽然我们也强调“诚”和“真”的价值，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更看重外在的、可以获得别人的较高评价的东西。由于这种文化传统，我们往往过于看重结果而不是过程。所谓的“成者王，败者寇”，就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生动反映。
这在中小学生的生活中也有十分明显的反映。在时下的很多学校中，教师更看重学生的学习成绩而不是学习过程，换言之，他们看重的是学习的结果，而不管学生是否对学习本身感兴趣。这种教育观念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很多学生厌学，甚至彻底丧失学习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学生的创造性从何而来？！
虽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文化的上述特征曾经对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在创新成为时代主旋律的背景下，它们却在客观上营造了消极的文化氛围，在某种程度上妨碍了人们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创造力的发展，不利于他们自信、独立等创造性人格品质的发展，从而成为导致中国学生创造力相对较弱的文化因素。
二、从美国文化氛围看创造力的培养。
考察西方的现代文化氛围，可以为国内学生创造性的培养提供某些有用的启示。去年夏天，我到美国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访问。其间，由于跨文化研究任务和女儿在美国上学，我对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尤其是中小学教育氛围进行了近距离的观察，目睹了学校文化对儿童青少年创造力发展的影响。
首先，在学校里，学生受到绝对的尊重。按照有关的教育法规，在学校里，教师要尊重学生，学生不会因为、肤色、能力的差异而受到歧视。在美国的小学里，随处可见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的儿童和谐相处的身影。
同时，这种尊重也是社会性的，客观上构成了一种尊重和保护儿童和未成年人的普遍的社会文化氛围。在交通繁忙的街道和学校门口的街道，只要有中小学生经过，所有的车辆和行人就会自动停下，耐心地等待学生通过。在这种场合，通常都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执勤，以确保学生的安全。在家庭中，父母对儿童的打骂和虐待也是被严格禁止的。此外，为了防止学生在放学途中遭到同学的欺负，学校在新生入学后通常都会召开家长会，教给家长和儿童如何应对可能存在的欺负。因此，在美国，儿童享有充分的安全感和心理上的自由，而这正是创造性人才的突出心理特征。
其次，美国是一个崇尚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国家，强调个性化的教育，鼓励学生独特性的发展，而贬抑整齐划一的教育和教学。在学校里，每个学生的特殊才能几乎都能被发现和培养，他们的兴趣和爱好也都能得到重视。条件较好的学校通常会根据学生个人的潜能和水平，为学生制订适合个人的或个性化的教育方案。对于那些学习效率较高、进步较快、学有余力的“先进生”，教师通常会为他们布置难度大一点、水平高一点的作业或任务，而对于那些学习吃力的“后进生”，教师通常会布置容易一些的学习任务，以增强他们的自信。
虽然学校也会要求学生穿校服，但关于校服的规定是比较宽泛的，如要求衣服不能有修饰和品牌标识、不能穿高跟鞋等。这些要求主要是出于保护学生自尊和身心健康的考虑，以避免不必要的攀比，增强他们作为学生的身份意识。在这些要求下，学生着装仍然具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因此，走进美国的校园，我们可以看到学生的着装简单而又各不相同。
在学校的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教育方式以鼓励为主。他们鼓励学生大胆探索，勇敢表达自己的想法，鼓励学生对问题给出独特的回答，发表与众不同的观点。在评价过程中。美国教师通常不会以所谓的“标准答案”衡量学生的表现。而是力求看到每个学生的潜力。教师希望看到的是求异而不是趋同。换言之，教师鼓励学生的求异思维而不是从众心理。因此，学生能够在学习过程中尝到自由探索的乐趣，展现独立思考的潜能，自信也会不断地增强。一位华裔母亲叙述了她的儿子在美国一所小学的经历：老师经常为学生布置渚如“你是如何看世界和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会发生、能不能避免”之类的作业任务，鼓励他们自己查找资料，给出回答。老师更看重学生独立探索的过程。显然，这种作业旨在鼓励学生的自主性，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和创造性的人格品质。
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文化看重学生个人的兴趣和爱好，而不把学习成绩看为至高无上，在初中和小学阶段尤其如此。无论是学校的老师还是家长，都给学生留足了自由活动的时间和空间。与中国相反，在学校里，美国的教师不会为学生布置沉重的家庭作业，压着他们去完成。学生的作业量是很少的，一周的作业通常可以在一两个小时内完成。因此，学生的课余时间是十分充裕的，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和阅读自己喜欢的课外书，参加自己喜欢的课外活动。在此过程中，学生的个人兴趣和特长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且他们通常对学校抱有十分积极的情感。另一方面，由于人们都懂得相互尊重，因而他们可以专注于自己感兴趣的活动，而不必为复杂的人际关系所困扰，生活简单而轻松。
对于低年级的小学生，学校会有目的地培养他们对学校和学习的兴趣。除了以鼓励为主的教育方式，还经常辅以实物和活动强化。在一些小学，经常在周末让学生自己选择一些可爱的玩具拿回家，还经常组织一些郊游（field trip）和参观活动（如参观消防博物馆和艺术馆）。在此过程中，学生既获得了知识，又增强了兴趣。从总体上看，学生的学习生活轻松而愉快，自信而充实。
另外，创造力在当代美国人的心目中拥有十分崇高的地位。在美国中小学的评价体系中，创造力首当其冲。通常，班级教师（class teacher）会根据学生在学校完成各种任务的情况，从创造力、分析能力和理解力等多个方面定期对学生进行评价，并将结果告知学生的家长。因此，在学校乃至整个社会，都形成了崇尚创新的文化氛围。这种普遍的社会期望会通过各种外显的和内隐的方式传达给学生，转化为学生对自身的期望，大大地促进了他们的创造潜能的发展。
同样，美国文化也特别强调培养学生的领导力（leadership）。在中国，很多家长想方设法让孩子尽早上学，以确保孩子在学习成绩上领先；相反，美国的家长并不急于让孩子上学，而是希望孩子在足够成熟之后入学，以便于孩子领导力的发展。在同伴交往中，年龄较大的儿童更容易发挥领导者的角色，发展特定的领导力和足够的自信，而这与创造力的发展也是密不可分的。
由于美国文化乃至整个欧美文化更崇尚博爱和个人自由，这已经成为一种基本的信念。只要行事为人内心无愧，就可以坦然无惧地去做事，人们无须耗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维护和平衡人际关系。但是，中国文化的根是儒家思想，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文化，人际关系的权衡大大地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换言之，西方文化是“敬神”的文化，中国文化是“敬人”的文化。其重心不同，对人们的创造力所产生的影响也截然不同。当然，文化的这种影响也反映在中小学教育环境中。
通常认为，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关键是培养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和创造性的人格品质。就创造性思维而言，发散思维是其核心，而发散思维的基本特征是独特性（即思考问题与众不同）、变通性（即灵活应对，从不同角度想问题）、流畅性（即主意多、想法多）和精致性（即善于加工和完善）。就创造性的人格品质而言，好奇心（即喜欢探究未知的事物）、冒险性（即敢于探究结果未知的事物）、挑战性（即藐视困难、迎难而上）非常重要。显然，要培养学生的这些能力或品质，有必要改革我们文化深层的某些“劣根性”，改善我们的中小学教育环境，改变成人的某些教育观念和行为。
新加坡学者Ng Aik Kwang总结指出，创造性课堂通常能让学生拥有足够的安全感，让他们认为自己不会受到威胁和惩罚；在这种课堂上，学生受内在动机（兴趣）而不是外在动机（为获得外在的奖赏或表扬而行动）的驱动，学生认为自己是一个意志自由的人，而不是受控制的人，认为自己是自主的学习者，而不是盲从者，在亚洲特别是中国，尤其需要创设这样一种课堂，以促进学生创造力的发展。显然，要创设这样的教育教学环境，我们必须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深刻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