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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基本观点范文1
哲学是客观环境在人们的思想中产生的投影,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哲学侧重点都不同,但是都表达了人们价值观、道德观和行为观。思想哲学就是这个时代的精神,人类对现实的理解与认知就是哲学发展的根基与动力。在历史的长河中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随着社会的发展思想政治哲学都不断进步。比如,西方从古代希腊社会的形而上学社会政治哲学基础,到欧洲中世纪的宗教神学,再到欧洲各国政治变迁的“君权神授”思想;儒家、佛家、道家三派思想是我国古代政治哲学主体思想,其中以儒家思想影响最为深远,政治上强调“君权神授”,社会统治上以“仁、义、礼、信、智”等作为道德规范基础,我们不难发现,古代政治哲学以统治阶级为服务对象,不断发展与完善以更好地维持统治秩序。近代以来,“社会认识论”成为政治哲学的基础,人类的理性是政治的基本观点,这时的政治哲学开始追求社会的平等、公平和正义,在人类社会中表现为追求独立自主与民族自由。而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哲学思想的现代政治哲学,完全是按照科学主义来理解、认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在理论地位上有一定的独立性。
二、中国政治哲学发展脉络
我国思想政治哲学发展了几千年,大致分为了三个阶段,即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政治哲学思想虽然属于社会意识反映社会物质现实的范畴,但在兴起与发展的过程中都具有较大的差异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特点。古代思想政治哲学针对的社会主要矛盾也主要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其哲学思想以及社会实践手段都是为了建立和完善集中权力的统治制度,以维护少数人的统治为主要目的;而近代以来,传统的政治制度逐步瓦解,我国社会遭遇巨大变迁,社会现实导致新的社会政治思想产生,在认识论的的基础上开始追求人的理性和社会的理性,尤其是资本主义与思想,它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地积累和深化;随着社会科学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人们对于社会规律的认知程度越来越高,科学的唯物主义已成为我国现代的思想政治哲学的主流,在政治哲学中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经济发展与人们的需求之间的矛盾。
三、中国古代思想政治哲学概况
我国自西周时期开始便产生了思想政治哲学,中国古代的政治哲学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现实、对人生对道德、对宗教的关注,并对后世产生了长期且深刻的影响。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是为政治服务的,在处理社会关系中表现为追求国家的长治久安。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政权变迁剧烈,朝代更替频繁,维护社会稳定以及政治稳定就是人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思想家、政治家最为关心、最为迫切的任务便是如何构建一个统一而有序的国家的问题。因而,从政治哲学形成的起初,社会不同学派的政治哲学家、思想家围绕着这个中心而不断地创造和修正自己的理论,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哲学的基本观点,有德治、法治以及民本等思想观念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德治”是古代政治哲学家们一致推崇的重要政治思想,“以德治国”既是统治阶级对自身施政方式的阐述,也是对社会上下亲和关系的向往。西周初年的周公姬旦,创立了“以德配天”的政治伦理观。周公认为:“惟命不于常”,“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就是说,“天命”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只有“德”者才可承受“天命”。在他看来,夏商的灭亡,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敬德保民”。在此基础上,他认为“天命不可恃”,惟有敬德才能保人民、保天下。春秋战国时期,即奴隶制衰亡到封建制社会兴起时期,子产提出“以宽服民”和“以猛服民”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较大。儒家主要继承和发展了子产的“以宽服民”思想,强调“德主刑辅”,孔子是从“礼”与“仁”相结合的思想出发,极力提倡“德治”,认为统治者如果能“为政以德”,人民就会心悦诚服地接受统治。宋明时期的程朱理学赋予儒家思想理学的思辩形态,把正统的儒家思想发展到了最高阶段,并提出了一系列的伦理纲常,但他们的基本理念都来自孔孟。宋代至清代,儒家学说更稳居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地位。
而在中国古代社会“法治”思想虽然并未占据社会的主流政治思想,但是始终便随着政治统治而执行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对后世影响十分深远,但是受阶级的局限性,我国古代的法治却也只能作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具,而难以达到“公平”、“公正”。
儒家思想的基本观点范文2
关键词：译释论 能指 所指 《关雎》
一、引言
译释论是韦努蒂为经典翻译提出的专门理论，该理论运用普通语言学的“能指”与“所指”、语义学的“元语言”及语文学的“训释语”构成完整的理论框架，并阐述经典翻译中外语文本、译文本、价值论、读者、译者的关系。
表1：韦努蒂译释论框架图
译释论是语言学性质的翻译理论，该理论将“能指”与“所指”的概念范围由单词层面扩大为语篇层面，第一层面的能指与所指合并为一个整体并构成第二层面的所指，其能指转变为译入语，第三层面的能指为第二层面合并的能指与所指，此时所指为外语文本与译本所有的价值论，译释论通过价值论廓清了一般翻译与经典翻译间的界限。《关雎》为“风之始”“四始之首”“诗三百之首”，歌颂了“后妃之德”，传达了“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关雎》英译本众多，研究角度各不同，以不同经典翻译理论为标准评价，结论也不同。本文选取《关雎》许渊冲和汪榕培的译本、理雅各1871年和韦利1996年译本，并从译释论三个翻译层面的能指与所指对其进行评价。
二、外语文本中的能指与所指
（一）从历代注解看《关雎》
《关雎》承载了孔子“后妃之德”及“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而非单一爱情诗，其外语文本能指的所指难以确定，各译注本的注解成为研究其所指的主要参照。字词为外语文本的能指，各注解为各能指的所指。关关，《毛传》：“关关，和声也”，《鲁诗》：“关关，音声和也”，《玉篇》：“和鸣也”，《诗集传》：“雌雄相应之和声也”，“关关”所指为“雎鸠关关和声”。雎鸠，《毛传》：“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集疏》引《禽经》：“雎，雎鸠，鱼鹰”，《朱子语类》：“王雎，……差小而长，常是雌雄二不相失。……所谓挚而有别也”，《薛君韩诗章句》：“雎鸠贞洁慎匹”，雎鸠虽为猛禽鱼鹰，但因鸟挚而象征贞洁。窈窕，《毛传》“窈窕，幽闲也”，《郑笺》《集传》从《毛传》作“幽闲”解，《正义》：“窈窕，幽深闲静”，《说文解字》：“窈，深远也”“窕，深肆极也”。淑，《毛传》：“淑，善”；《说文解字》：“淑，清湛也”；《集传》：“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窈窕”与“淑女”并用表“幽闲贞专之善女”之义。“君子”为贵族，商代称王室贵族‘子’或‘君’，“到了西周，……合称为‘君子’”，“‘君’是下属对长上通用的尊称，‘子’则是君主对王族的称谓’，……君子如为天子，其妻淑女，应称为后；如为诸侯，其妻淑女，应称为妃，《诗序》统称为后妃”。（刘操南，1995）
荇菜，《集传》：“荇菜，接余也，根生水底，茎如钗股，上青下白，叶紫赤，圆径寸余，浮在水面”，《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荇，一名接余，白茎，叶紫赤，色正，圆径寸余，浮在水上，招在水底，与水深浅等大，如钗股，上青下白”，可明荇菜之性状。流，《毛诗正义》：“流，求也”；《郑笺》：“左右助之”；《诗集传》：“流，顺水之流而取也”；《毛诗传笺通释》：“流，求一声相转……求义同取……四章‘采之’五章‘芼之’义与‘流’同”；《尔雅》：“流，择也”；《释言》：“流，求也”，可见“流”同“采”。
“寤寐思服”表君子思淑女，《毛诗故训传》：“寤，觉。寐，寝。服，思之也”；《诗集传》：“或寤或寐，言无时也。服，犹怀也”；《毛诗传笺通释》：“寤寐，犹梦寐也。思，乃句中语助。服，有思义，亦训忧”；《诗经注》：“服（古读如‘愎’），思念”。“悠哉”表思绪悠长，《毛诗故训传》：“悠，思也。”；《诗集传》：“悠，长也”；《集疏》：“优哉游哉，犹悠悠也”。明确外语文本能指的所指是进行经典翻译活动的首要步骤，元语言与价值论的翻译应建立在此基础上。
（二）从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看《关雎》
《毛诗》序曰：“《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指明《关雎》“后妃之德”的主题，旨在正夫妇、邦国。《文渊阁四库全书》：“武王周公为子，……太姒为妃，……一家之德，……此《关雎》之教化起于闺门”，指明了其与“一家之德”的联系。
《关雎》为《诗经》首篇，其主旨的代表性观点除“后妃之德”外主要有：爱情诗，后的学者居多，《毛诗稽古编》《诗经选》《诗经译注》都认为《关雎》描写男女恋爱之情，李小刚、况晓慢（2007）和陈飞（2008）也持此观点；“婚歌”，《诗经通论》认为“此诗只是诗人美世子娶妻的新婚之作”，《诗经原始》视《关雎》为周邑民间夫妇新婚之歌；而《诗经直解》视其为“才子佳人风怀作品之全舆”。《关雎》深刻的儒家思想及文化意蕴决定了其重要地位，有的学者从政治、礼乐、儒家思想等方面考据《关雎》主旨义：刘操南（1995）认为《关雎》歌咏“统治者婚姻之道”；王晖（2005）提出《关雎》主旨在于“改”，反映孔子希望“正夫妇”之礼，国民“克己复礼”；于淑华（2006）重点考察《关雎》之改，认为《关雎》传达婚姻之礼，具有移风易俗、以礼节情的丰富内涵；唐旭东（2008）指出《关雎》表现了室家之道，是儒家大学之道“修齐治平”的流觞。
对于经典翻译，陈建中（1999）指出“解释者必须越过时间距离所造成的偏见或误解，还作品的文本以历史的真实”。《关雎》翻译最初应明确外语文本的能指与所指，如“君子”“淑女”“钟鼓”“琴瑟”等，并抛弃时间距离探究其由古至今所持的经典价值，翻译时尽量保持外语文本价值并转换文字符号。因而，《关雎》以“后妃之德”为主题，提倡礼乐制度下的爱情与婚姻，并以君子与淑女为爱情典范，旨在“修齐治平”，是视《诗经》为儒家经典英译时应持的基本观点。
三、作为元语言翻译的能指与所指
译文本的能指为外语文本的能指与所指，译文本的英语语言符号为能指。译者应在深入研究第一层面的能指所指的基础上尽可能将第一层面的能指与所指融于第二层面的能指——英语语言符号。本文从字词、语句、语篇评价《关雎》四译本能指的选用。
“关关”为雎鸠和鸣，许渊冲和汪榕培以咕咕叫声“coo”表雎鸠鸣声，以暗指恋人双方轻柔低语；理雅各以“Guan-guan”音译“关关”以传达雎鸠和声，但较难表达“和声”；韦利则选用“Fair，fair”，“fair”可表“attractive feminine”，体现了淑女的内外品质。“雎鸠”的所指鱼鹰，是古时爱情的象征，许译为“a pair of turtledoves”，译文本所指“斑鸠”改变了外语文本的所指；汪译“waterfowl”将所指范围扩大为水鸟，且外语文本中的雎鸠应为双数；理译和韦译分别使用“fish-hawks”和“ospreys”表鱼鹰，与外语文本所指较贴切。“河”指“黄河”，许译和汪译的“by riverside”和“brook”与外语文本所指不符；理译和韦译“river”的所指与外语文本相符。
“窈窕淑女”，“淑女”为贵族女子，以配君子，如果仅译为“fair”或“lass”较欠妥，与“窈窕”搭配更能表现出女子内外兼修，很好地诠释了“后妃”品质，故《毛诗》直指太姒；理译“modest，retiring，virtuous”，表淑女“端庄、腼腆、贞洁”，体现了“幽闲贞专之善女”；韦译“lovely”和“noble lady”诠释了“淑女”的身份与品行。“君子”所指为贵族男子，《毛诗》以周文王为“君子”，许译和汪译“a young man”和“a lad”不含身份地位象征，理译和韦译的“our prince”和“our lord”不失为佳选。
“左右流之”，汪译未译“左右”，“流之”所指分歧在是否顺水，许译“water flows”视“流之”为水流，更改所指；汪译与韦译以“pick”和“seek”表“采摘”，较为可取；理译“borne about by the current”强调顺水。“寤寐求之”，汪译未译“寤寐”，许译和汪译以“yearn for”和“be sick”表君子思淑女，而“yearn”和“sick”倾向思念，淡化了“求”，韦译和理译用“sought”，较为妥帖。“求之不得”是君子求而不得、日思夜想的铺垫，许译和汪译都未体现。许译和汪译将“寤寐思服”译为“he cannot fall asleep”和“would truly yearn”，简化或忽视了“寤寐”，而理译和韦译在表达“寤寐”基础上以“thought about”及“grieve”传“思服”之情，但“grieve”有“悲伤”义，渗入了译者主观成分。“悠哉悠哉”表君子感觉时间漫长，理译和韦译用“long long”体现“悠哉”，汪译“hard to pass”简化了君子思服状态，许译为“so deep in love，so deep”，虽体现了君子心态，与外语文本所指不符，韦译的“unhappy”也有待商榷。
“左右采之”中的“采”，汪译“choose”侧重“挑选”，其它译本的“gather”更为贴切。“琴瑟”古时常象征夫妻，汪译省译，许译为“lute”，理译和韦译详尽描述了“琴瑟”；《集传》：“友，亲爱之意”，为动词，许译省略不译“友之”，汪译“pursue”不含“亲爱之意”，理译和韦译“give her friendly welcome”和“hearten”较为准确。芼，《诗义解结》：“古文作芼……今作摸”，文中与“流”“采”并列，故作“摸”解更合理。许译和理译“cooked”和“cooked and presented”表“烹调”，与“摸”的所指相悖；汪译“gain”表“获得”，不及韦译“choose”。“钟鼓乐之”，汪译未提及“钟鼓”，且以“entertain”表“乐之”，君子以礼乐文化愉悦淑女未体现。
句式上，《关雎》共五章二十句，二、四、五章为叠句，四译本处理叠句方式不同。许渊冲译本十四句为倒置翻译，“窈窕淑女”被译为“a/the good maiden fair”“the financé so slender”“the bride so sweet and slender”，外语文本一致则元语言层面能指也应一致，而许译所指随能指而变，且“financée”“bride”转换了“淑女”身份。汪译仅“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为倒置翻译，而理译和韦译均按外语文本语句顺序，未在第二层面上用倒置句式。
篇章上，《关雎》每句四字，采用尾韵。《关雎》四译本的句子音节数及韵尾各不同，汪译和许译为诗歌文体，每句大约6个音节，韦译音节数整齐度其次，理译为散文体，音节数最不一致。汪译、许译及韦译比理译更符合《关雎》的诗歌文体，韵律上，汪译、许译采用尾韵，未使用叠句翻译，许译韵尾更规则，理译和韦译未使用尾韵，而叠句翻译可补充韵律的缺失。因此，从音节韵律上看，许译和韦译元语言的能指更好地合并了外语文本的能指与所指。
四、价值论翻译的能指与所指
西汉时，《诗歌》被尊为儒家经典，此后被称为《诗经》。对于《关雎》，《毛诗序》已明确其主旨“后妃之德”及“用之邦国”。《韩诗外传》卷五载：“子夏问曰：‘《关雎》何以为《国风》始也？’孔子曰：‘大哉《关雎》之道也，万物之所系，群生之所悬命也，……不由《关雎》之道，则《关雎》之事奚由至矣哉？……《关雎》之事大矣哉！”，可见，《关雎》中“修齐治平”的儒家思想。
《关雎》全诗偶句入韵，虚字脚“之”不入韵，虚字前一字入韵，全篇诗歌三次换韵。诗歌还采用双声叠韵的连绵字，如“窈窕”是叠韵，“参差”是双声，“辗转”既是双声又是叠韵。此外，《关雎》中合乐而成的重章叠句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节奏感和音乐感。表现手法上，《关雎》采用赋描写君子思念淑女、求之不得而想象求而得之的过程，采用兴从景物为依托歌咏所托之物，以“雎鸠”兴“淑女”“君子”，以“荇菜”难采摘兴“淑女”之难求，以荇菜既得而“采之”“芼之”，兴淑女既得而“友之”“乐之”等等。《关雎》融合中国古代诗歌的传统经典韵律及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是古代情爱观及文化风俗的真实写照，是一极具文学价值的诗篇。
《关雎》具有双重价值——经典价值与文学价值，第三层面价值论是《关雎》翻译的重要成分。经典翻译中，译者使用负载译入语文化的训释语因读者的重新解读而增值。同时，更逼近外语文本语言形式的训释语则可传达原文中更多的思想和文化价值，两种训释语在技术操作上增加了经典翻译的价值。因此译者不同，训释语不同，译文本所含价值也相异，而任何译文本都是外语文本价值的体现形式，当译文本的能指所指合并为价值论能指时，其所指则为译文本在译入语环境中的价值。
四译本都是《关雎》经典价值的体现形式，当译文本的能指较好地合并及阐释外语文本的能指所指及其儒家经典价值时，该译本不失为好译本。汪译本持有《关雎》外语文本的诗歌文体，且使用了尾韵，同时省去了外语文本的关键能指，未能较完整地传达出外语文本价值；许译本保持了诗歌文体并增添了恋爱意境，但对“淑女”与“君子”的阐释有待商榷。语篇上，汪译和许译都未注解《关雎》的字词及其所指儒家思想，更贴近《关雎》的文学特征。理译本遵循外语文本的能指、所指与内在价值，较完整地阐释其价值，增加了注解，以《毛诗序》为其全译本的序，但转换了外语文本文体；韦译本使用了注解，其前言明确了《诗经》的经典价值，全译本分《毛诗序》为二十句进行详解，韦译价值论层面的能指、所指较完善地合并了外语文本与元语言的能指、所指，兼顾了外语文本的文学性，做到了“文以载道”，使译文本在读者不断解读的过程中获得增值，从而维持了外语文本的经典地位。
五、结语
本文以译释论为评价理论，运用能指、所指这对普通语言学概念，对比了《关雎》四译本对经典翻译的三个层面——外语文本、作为元语言的翻译和作为价值论的阐释，认为汪译和许译较为重视《关雎》的文学特质，这也体现了两位译者“传神达意”和“三美”的翻译思想；理译较忠实地体现了《关雎》的儒家思想，但艺术性较弱；而韦译在这四种译本中更好地实现了《关雎》经典翻译与诗歌翻译的统一，兼顾了经典性与艺术性的双重特质。
本文初稿于2011年10月27～30日长沙第七届全国典籍翻译学术论坛上宣读，衷心感谢汪榕培教授的指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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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基本观点范文3
关键词：祝寿匾额；安康地区；福寿文化
中图分类号：G02？摇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0-0163-02
在历史的长河中，匾额以其多变的样式，高超的书法技巧与宏伟的建筑相适应，成为建筑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匾额作为一种生活习俗，也形成了一定的惯制和表现形式，在中国大地广为流传，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台海两岸随处可见匾额的身影。
据统计在为数众多的匾额中，表达福寿内容的匾额占据了一半的数目。祝寿作为汉族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寿诞习俗，送寿匾便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在安康出现的众多匾额中，寿匾也是数量最多的一类。
在安康出现的寿匾中，从内容上看，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对寿者达到的一定的年龄而祝贺。古时候，人有上寿、中寿、下寿之分。100岁为上寿，80岁为中寿，60岁为下寿，所以年轻人只能称之为“做生日”，不能称之为“做寿”。在祝寿的匾额中，又分为对单独一个人的祝寿，也有对夫妇二人的同时的祝贺。
在对单独男性表示祝寿的时候，主要运用了以下词句：在“辉照南极”这一匾额中，就是对受匾者到了“寿登期颐”时候的一种良好祝愿，“辉”为照耀之意，“南极”为南极寿星，他主寿，所以在祝寿类的匾额中，大凡要对男性祝寿的时候都提到他。在“南极星辉”中，也展示的是对受匾者高寿的祝愿，希望他寿如同南极寿星一样，长命百岁。“鹤风遐龄”这一匾额中，用高寿的“仙鹤”作为比喻对象，希望受匾者能像仙鹤一样，健康长寿。“福寿长春”中，“长春”意思为长生不老，在这些表达祝寿的句子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道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影响力。
对单独女性表达祝寿的时候一般用到了“萱茂北堂”、“宝婺滋晖”、“萱堂延年”、“桃献瑶池”、“荆荣萱茂”、“春满瑶池”、“萱茂荆堂”、“宝婺生辉”。“萱”字在对女性的祝寿类匾额中出现的次数很多。我们可以具体来分析一下，这个字的具体含义。“萱”字最早出现于《诗经·卫风·柏兮》：焉得謜草，言树之背。毛传：謜草令人忘忧；背，北堂也。陆德明释文：謜，本又作萱。谓北堂树萱，可以令人忘忧。在古制中，“北堂”为家中主妇的居室，“萱”又被称为“忘忧草”，“萱堂”也就是指母亲的居室，也代之母亲。所以，“萱茂北堂”、“萱堂延年”都指的是希望母亲大人可以健康长寿之意。“荆荣萱茂”与“萱茂荆堂”这两幅匾额中，出现的“荆”，本意为：我的，属于我的，是旧时对别人称自己妻子时候的谦词。有“寒荆”、“老荆”、“荆室”等。在这两幅匾额中，罕见的是既有儿子的口吻，用“萱茂”指母亲，也有“荆茂”、“荆堂”来指自己的妻子。成为安康匾额中祝寿类的一个特别的现象。此外还有“宝婺”，即“婺女星”，常借指女神，也用为妇女的美誉。唐代李商隐诗歌中就有：“宝婺摇珠佩，常娥照玉轮”。“宝婺滋辉”、“宝婺生辉”都是在祝女寿中，用来表达对受匾者的赞美和尊敬之情。“瑶池”指的是古代传说中的昆仑上的池名，为王母娘娘所居之处。在中国古籍中，西王圣母，绝艳惊世，优雅温婉，瑶池境内种有蟠桃，食之可以长生不老。“桃献瑶池”、“春满瑶池”这两幅匾额中，都是用“瑶池”来代之女性受匾者，盼望其像西王母一样，可以长寿，长生。“锦堂传雅奏恍疑仙母下瑶池，海屋开琼筵会见婺星光碧汉”在这幅匾额中，不但用“宝婺”、“瑶池”这一类对女性表示赞美的词汇，还形象的表达了对寿诞之时盛大景象的期盼。
还有一类匾额，其中的受匾者为夫妻二人，如：“极婺珠联”、“梁孟风高”、“健顺凝厘”、“庆衍齐眉”。这类匾额中，用“极婺”也就是南极星、婺女星，来表示对受匾者男女二人长寿的美好期望，“珠联”化用“珠联璧合”，本来指一种天象，后来常用来比喻“众美毕集，相得益彰”，也用来比喻优秀的人物和美好的事物汇集在一起。所以在“极婺珠联”这幅匾额中，既有对受匾者二人高寿的美好期望，同时也有对二人美好爱情的祝福。“梁孟风高”同样也是化用典故，东汉梁鸿、孟光夫妇，守贫高义，相敬如宾。“粱孟”一词也就变为对人夫妇的美称。“健顺凝厘”表达了对受匾者身体健康，通达明理的美好赞扬。这一类双寿的匾额在表达的内容上既有对受匾者夫妇二人的高寿的美好期望，同时也对二人的相敬如宾的爱情过程表示认可和赞美。所以这一类的匾额往往具有双重的表达作用。
以上我们主要从匾额的内容出发，来了解安康匾额，下面我们可以结合安康文化来进一步了解安康匾额的深层次内涵。
首先我们再安康匾额中可以看到道家文化在安康的影响力。道家学说对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影响深远，作为神秘道教发源地的安康，道家思想给安康文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对安康文化人格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祝寿这一基本观念就与道教中的追求长生不死，成为神仙的终极目标就很接近，我们在众多匾额中，可以看到诸如“南极仙翁”、“瑶池”、“王母”等明显带有道家色彩的词汇出现在匾额的内容中。
儒家思想的基本观点范文4
傅佩荣：“真正存在的，向来只有道而已。”――这是道家基本观点，在庄子《齐物论》中作了清楚表述。这里的“道”是什么意思?先从我们所见的万物来看，无不处于“变化”之中，都是从无到有，经历一段时间之后，再从有到无。既然如此，我们若是试图肯定眼前的这一切，包括我们自身的存在，不是必须先假设有一个恒存的、作为基础、作为起源与归宿的东西吗?这个东西没有名字，但必须永远存在，那就是老子所谓的“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日道”。我们可以用不同名称来描写“道”，但是它的作用是万物的起源与归宿，则必须予以确定。老子与庄子也是由此建构了完整的道家思想。
你在讲座中曾提到，孔孟圣人走的是一种“立体的人生”，能否详细阐释一下?
傅佩荣：孔孟所展现的是“立体的人生”，一般人则像是陀螺一样，离开绳子之后就拼命旋转，表面看来十分热闹，最后停止不动时，才发现自己是在原地打转，没有脱离很小的范围。这是平面的人生。“立体”表示向上提升，像孔子认为自己从15岁立志求学，到30岁可以立足于社会，然后是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这样一路往上走，成就自身的修养功夫，抵达完美的地步。
孟子呢?他所描述的人生进展有六个层次，从“善、信、美”，继续走向“大、圣、神”。他列为最高的层次是“神”，是“圣而不可知之”，也就是达到了人的思想所不可企及的高度。这种立体人生才可彰显人格的尊严与价值。我认为，我们平凡人在学会孔孟思想之后，也可以取法乎上。
学习孟子思想，为现代人带来启示，但如何在个人现实工作与生活中应用呢?傅佩荣：孟子思想对现代人而言，至少有三点启示。一，孟子擅长使用语言，发明了许多格言，既有象征意义，又有启发作用，我们阅读他的文章，对于传统的文化与文字，会有亲切的体悟。
二，孟子介绍了可取的修养方法，让人以真诚之心，配合义与道，长期实践，将可培养“浩然之气”，感受自身的力量与天地正气协调一致，活得充实而有劲。
三，孟子谈到人生的快乐，强调一个人活在世间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少之又少，只要能做到“反身而诚”，就是内心真诚坦荡，就可以“乐莫大焉”。现代人在工作与生活中，若能随处学习孟子，也将能够分享此种快乐。
在现代这样一个越来越依靠流动性货币，全球经济金融领域不断掀起某种货币战争的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中仁和道德这些质素在做事业过程中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傅佩荣：商业竞争不论如何激烈，都离不开人与人的互动。这种互动规则是什么?依儒家的观点，要考虑内心感受、对方期许、社会规范这三点：一，我对自己要做到真诚，就是一方面善尽职责，同时不能全依利害而定；二，对别人要求就须尽量沟通，以理性方式达成共识；三，社会规范要遵守，如果没有规范，企业就不能经营。如交易契约之类的，那就要配合遵守。通常谈生意，是在商言商，一切以合约为准。但是人与人之间也有情感与道义的互动。如果全依照法律与人来往，则商场类似战场，你争我夺，勾心斗角，就算赚了钱，也不易保持和谐关系，将来难免还有后患。因此，我认为儒家思想在今日仍有可操作性。
那如何将国学与管理企业结合呢?
傅佩荣：西方式管理只给企业家一种手段，以达成经营的目的，把员工只当成生产力。而中国式管理的观念，是把人当做一个主体，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而已。我在讲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相处时，对企业老板启发最大。要我说，学儒家就两个字：真诚。一般人认为，真诚很容易受骗，但实际上，儒家思想是双轨并行的，一方面讲“仁”，一方面讲“智”。
有企业直接拿《弟子规》作为员工行为规范。我要强调的是，一定要说清楚为什么要照这个去做。《弟子规》是从论语的一句话“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剃”引申而成的一本小书。为什么讲得对?当然还要看《论语》其他叙述。这样来思考的话，国学作为管理一种方法，才能有真正效果。
你如何定义“成功”?一个人若要在社会有所成就，需要哪些基因和努力?
傅佩荣：所谓成功，不是静态结果，成功的人生，不在于握有一副好牌，而在于把一手坏牌打得可圈可点。我理解的成功有四个条件：一，目标明确：不论在生命的任何阶段，心中都应该有个目标，让自己知道是为了什么而舌。
二，全力以赴：光有目标还不够，还须朝目标前进。这时虽然辛苦，但充满希望，也因而觉得充实。
三，自得其乐：成功的人一定是快乐的。快乐有两种，其一是把工作转换为快乐，亦即一般所谓的乐在工作。其二是如果工作实在难以快乐，那么就努力在工作之外寻找快乐，这时就须考虑自己的兴趣。我常向人推荐听音乐和看电影，因为那是很容易取得的资源。
四，提升心灵：随着年纪增长，成功的人一定不断提升心灵的关怀层次，从自我中心到人我互动，再提升到超越自我。
我常想到“物质有时而穷，精神愈用愈出”这句名言，因而对于心灵的庞大潜能深具信心。
在你个人成长中，对你有深远影响的导师是谁?
傅佩荣：在治学方面，影响我最大的是：方东美先生启发我作创意的思考，余英时先生启发我注意论证的材料。在做人处事方面，天主教的背景使我经常自我反省，常常想到自己的缺点与人生的短暂；儒家(以孔孟为主)则教我真诚待人，尽其在我；道家(以老庄为主)则教我如何自处，在面对生命的困境时可以安然自在。在生活态度方面，则我年轻时学习的苏格拉底与加缪，都鼓励我对自己负责，像“倾听内心之声”与“幸福不是一切，人还有责任”，都是我十分珍爱的座右铭。如果在这个世界中，让你充分选择，你最希望成为谁?为什么?
儒家思想的基本观点范文5
关键词：通识教育 艺术教育 审美教育 审美体验
通识教育既是大学的一种理念，也是一种人才培养模式。最早把通识教育和大学教育联系在一起的是美国的帕卡德教授，他认为大学应该给青年一种尽可能综合的教育，这种教育是学生进行任何专业学习的准备，将使得学生对知识的总体状况有一个综合全面的了解。其后美国的哈钦斯的通识教育理念奠定了现代通识教育基础。艺术教育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我国先秦时期和西方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已经注意到艺术教育的问题。在西方国家，艺术教育的国家标准是“缺乏基本的艺术知识和技能的教育不能成为真正的教育”。艺术教育是通识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门人文学科越要强调艺术教育的科学性和综合性。
一、艺术教育是通识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广义的角度来说，艺术教育是一种启迪人的智慧、挖掘人的潜能的教育。艺术教育能引导一个人自觉地完善道德、人格，使其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和人生观，并能最大程度地发展创造力。从狭义的概念来说，艺术教育主要是艺术知识、艺术技巧、艺术鉴赏与创作的教育。通识教育的对应物是专业教育，专业教育给予人一定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但单纯的专业教育把人的知识和能力局限在狭窄的范围内，导致人的片面发展。通识教育针对专业教育的弊端尤其是教育中的功利主义倾向而强调广博性、共同性，重在培养受教育者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
西方学者巴赞认为，一个社会只有同艺术结婚，才能生出文化之子；如果与艺术离异，只能导致野蛮，这个社会随之会变成文化的沙漠。豪瑟尔与另一位著名艺术家贡布里希不约而同地认为：“伟大的艺术对生活所做的解释，竟然能使我们更为成功地应对混乱的事态，能让我们从生活中汲取一种更令人信服的现实意义。”①技术时代的后果就是：生活世界的文化贫困化和自由丧失。在这种状态下，如何把握人的全面发展，即注重潜能的开发、人性的丰满、人格的完善与人生意义的充盈，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时代，艺术教育可以让人重温人类的可能性与成就，让人重新确立自信与希望。
中国近代大教育家认为：艺术是使一个民族素质得以提高和振兴的关键。爱因斯坦指出，“要使学生对价值即社会伦理准则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最基本的就是他必须具有对美和善的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像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②艺术教育是提高学生素质的一种有效载体，所以在通识教育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二、艺术教育的首要价值是培养人的情感
艺术作品是自我价值观的主观反映，艺术是情感的表现形式，没有情感就没有艺术，而艺术情感又是自然情感的提升与超越。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剧作家、美学家席勒指出，促进鉴赏力和美的教育，在于培养感情和精神的力量达到尽可能和谐，使审美教育具有独立的地位，这种认识强调了审美教育的核心就是艺术教育。
艺术是最接近生活的，读懂艺术就懂得生活，艺术的秘密也是生活的秘密。在生活中的情感真挚诚恳，人们的人格才能达到一定的境界，才会有王羲之、顾恺之、陶渊明、嵇康这样中国艺术史上一流的艺术家。达·芬奇是一位具有丰富情感的举世瞩目的艺术家，除在艺术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之外，在科学上也有着巨大的贡献。他的成功告诉人们，在学习艺术的过程中会逐渐养成一种用艺术的思维方式去洞察人生及人的行为模式，用这种艺术的眼光去观照人生，才能学会在平淡的生活中发现美，真正体味生命所赋予人生的特殊含义。
三、艺术教育强调人生教育
儒家思想的基本观点范文6
关键词：自然；功利；中庸之道；中国哲学精神；人生；
中图分类号：B22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9-9166（2011）011(C)-0362-01
中国哲学的精神是生命。它是生命的学问，它以生命为它的对象，主要的用心在于如何调节、运转、安顿生命。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精神，西方哲学的对象是自然，所以会出现本体的讨论，中国哲学在这里体现的是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中国哲学的精神分散到各个时代，各个流派之中，也可以说每个中国哲学家都体现着生命哲学这一特质。、中国哲学在周朝晚期被分为“自然”和“人为”。“自然”意味着天是完全的，人是自足的，不需要外界的帮助；“人为”则是天是不完全的，人是不自足的的，要变得好些就必须有外来的帮助；道家主张自然，墨家主张人为；而儒家则是走两者之间的道路。下面将详细阐述三者的思想特点。
一、“自然”的道家。复归自然的道家，以老庄为代表人物，他们给予万物以自己的本然状态，主张他们都在自身的本然状态生活，发展，从而达到满足。“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万物在其本然状态下都是完全的，人为干扰只会产生痛苦，按照自己的自然意愿去生活就会完满，如果把别人的自以为好的东西强加给自己就会有所忧患，人类现存的道德制度都是违反人类社会的自然，只有模仿自然，才会得到发展。道家的自然是精神生活上的观念，就是自由自在，自己如此，无所依靠。精神独立的境界意味着道家的自然，是对现实生活的超越状态。道家老庄哲学出自中国文化生命，发自春秋战国的文化背景，完全从人生境界这个层面上来说，意义很大，有着很深的玩味与意蕴。
二、功利的墨家。“义，利也。利，所得而喜也”。从这句话可以很清楚地分析出墨子把儒家所提倡的“义”看成利益的东西。墨家的基本观点是功利的。它所追求的不是道德层次上的东西而在乎它是否有用。本质在伦理功利主义的立场。墨子的思想很素朴，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别。”墨子谈非攻，因为战争于双方都是极大的损害，虽然战胜会因此从中获得些许利益，但他把战争比喻为一种药；一万人服用，四五个人受益，绝非良药；综合墨子的兼爱，非攻，可以看出墨子是站在绝大部分人利益基础上的，因此在当时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作为与道家无为自然截然相反的学说，墨家是教导人们在外界寻求幸福的哲学家；道家是以为在人的自然状态中最幸福，不以为人需要做，应当做的是复归自然，相反的，墨家以为人性不完善，愚而弱；为了变得完善，需要国家、道德、人格化的上帝来帮助。同时墨子很多文章中还有许多科学方面的浅显介绍，似乎都是科学的萌芽。综上所述，墨子是主张人为的，思想也是功利的。
三、“中庸”的儒家。在《论语》中，孔子把在“中庸”看成是一个最高的道德标准，也是他解决一切问题的最高智慧。孔子之后，儒家这里又分化为两种类型。一种以孟子为代表，比较靠近自然这一端，而另一种以荀子为代表，比较靠近人为这一端。孔子本人的学说接近自然这一段。《论语•子罕》言：“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这是理解孔子哲学思想的总纲。以“命”为契点，孔子转向了“仁”。孔子强调首要的问题不是我是否应当用某某方式爱人，而是要认清那个人是我的什么人，这便有了差等之爱，与墨子兼爱针锋相对，也反对为我的学说。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但并不意味着人生来便是善的，只有去除低等的欲望，完全发展内心的理性，这样才能成为完全的人。幸福和真理不存在于外部世界中，去追寻是徒劳与没有结果的，；幸福和真理存在于我们自己内心中，只要尽其心，发展内心的力量，便充足了。荀子这一派，与墨子不同，但也发展了中国思想中的人为路线。他主张性恶论，而改善人性是主要任务。同时“制天命而用之”。但是他的后学并没有发展他的观点，而是随着秦王朝的灭亡而消失了。
四、由先秦道、墨、儒三家看中国哲学精神。由上述三个部分的陈述可以看出，在自然观上，道家认为是自然，墨家认为是人格化的神，而儒家认为是天理。在国家存在合理性上，道家认为国家不应该存在，墨家国家则是政府管制人民的工具；儒家则需要国家教育人民，发展人民的道德能力。在个人追求方面，道家认为，人性本身是完善的，人便要追寻他的本然状态去生活，这是最完满的；而墨家则认为人本性不完善，人应该同等的爱一切人；儒家（主要指孔孟）认为人性虽然是善的，但并不意味着是完满的，要努力发展它，修整它，人固然应该爱其他人，但应该照顾亲缘的区别。中国哲学以生命为忠心，中国文化生命最高层次心灵，都是集中在这里体现。儒、道、墨三家在动乱喧嚣中觉醒了自我的个体意识，积极用世的时代精神，共同托古的回归趋向，希求用世进取又自我逃遁安慰，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的精神状态，也反映着中国哲学的精神。
作者单位：安徽大学哲学系
参考文献：
[1]冯友兰.哲学的精神[M].陕西: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