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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对儒家思想的态度范文1
关键词：古罗马；西汉；思想；雕塑
对于西方人来说，罗马始终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名字，它既指一座名城、一个帝国，也代表着一个文明、一个时代，而且是他们心中可作典范的、伟大而光辉的文明和时代；而对于东方人来说，周秦汉唐的影响则超过了人类历史中的任何一个时代，至今人们提起汉唐气象，还充满了憧憬和向往之情。在艺术方面，同一时期两个国家的审美艺术由于背景不同差异甚大，下面我们就审美思想和艺术门类的比较去了解它们的艺术。
一 审美思想之比较
说起古罗马时期的美学，肯定是和古希腊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古希腊的一个延续。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都是“模仿”说的代表人物，强调艺术的模仿是再现“应当有的事”，认为模仿自然是一种认识活动，处于求知的目的，人们把自然模仿下来，创造为艺术，从而提升了艺术的地位，使艺术高于自然。
在提出模仿说的同时，柏拉图提出著名的“理式”论，他用和谐，对称，比例等形式来描述“理式”的特点，这也能推断出当时柏拉图所说的和谐是在形式上的和谐，而并非侧重于内心的和谐，是一种理性化了的形式。[1]所以这种美学思想的核心就是美是以现实世界为模板，模仿的越惟妙惟肖就越美，用模仿的态度去再现这世界的美，强调了形式上的和谐，重理性而轻情感。
而不同于西方，在中国西汉时期，儒家和道家的思想盛行，其中以《淮南子》为代表的道家美学主张自然美的追求，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渐渐将对内在审美人格精神追究转化为对广阔大世界大自然的审美追求，这标志着汉代美学的一个新的转变。在当时的西汉，儒道思想占主体地位，儒家思想强调中庸，把“成教化，助人伦”作为艺术的最高目标，从而抵达内心的和谐容纳显现实情感的“乐而不，哀而不伤”的中庸理想境界。[2]而道家思想强调的是依附于大自然世界的心与物的统一，虽然与儒家思想有些不太相同，但他们共同的思想都是追求天人合一的一种心灵上的和谐。
众所周知，中国的传统诗画在于赞美自然，赞美大好江山。这一思想在诗画的上面的表现在于，对于内心情感和整个画面的一个融和，表达人物处在静谧的山水画中天人合一的感悟，追求情感的抒发，用笔墨传达的韵外之旨，不求相似，只求神似，这就是“表现”说的体现，强调情感的表现。
上诉对于古罗马和西汉时期的思想对比尚不能完全的表达出中西同一时期的审美思想差异，中西美学思想上的差异给两地带来的影响也岂非是这一些所能决定的。但是中西哲学思想的差异是造成美学审美思想差异根本原因是可以肯定的。
二 艺术门类（以雕塑为例）之比较
当我们面对汉代的那些雕塑，比如汉墓出土的精美陶俑，或者来自面对来自同一时期的古罗马的艺术雕塑，如著名的《奥古斯都像》雕塑时，不仅赞赏，我们还会惊叹为什么在同一时期的雕塑会它们的艺术特征竟存在那么大的差异。
（一）题材
古罗马追崇神人同源的宗教观，在题材方面，古罗马的雕塑更多为人物雕塑，大多数的人物题材都是统治者，贵族阶级和神，把罗马帝王与神相提并论，体现了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奥古斯都像》这件作品中，表现的就是神人的结合，既是神也是人，是当时个人崇拜的体现。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来古罗马时期，政治的权威在人心目中的地位。相比而言，西汉时期的雕塑题材大多也以人为主，并且动物和一些想象出来的神兽也是人们表达艺术的一种方式。
但与罗马时期不同是，西汉时期的人物大多以平凡的人为主，还有一些神兽也是人们为了除邪避患，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表现。如西汉出土的杂技陶俑盘，生动展现了杂技演员同台演出的其乐融融的场景，传达了那时国泰平安人民幸福的思想。
（二）造型
古罗马民族雕塑继承了希腊雕塑上的原则和技巧，在人物面部表情的处理上惟妙惟肖，出于求实的性格特点，雕塑家们要关心和注意观察人物所具有的的细节并真实的塑造出来。[3]同时这种求实也显现出了一个帝国所具有的严谨，高贵的审美情趣。
而中国西汉的汉佣并不太注意细节的刻画和神情的具体描绘，而是突出夸张人物的姿态形式，拥有手舞足蹈的动作，却又是异常简单的一个整体形象，追求力量、速度的神韵所在，但又由于简单的刻画，显得汉代的雕塑的古拙，在古拙中又不失神韵，这就是汉佣的神奇所在。[4]
总体来说，艺术家们的艺术实践风格都是来自于生活，雕塑家们也不例外，古罗马的雕塑家们一般在创造作品时都是观察实物实体，但西汉的雕塑家们往往没有一个固定实体进行观察，而是凭借自己的生活实践进行想象创作的。因此东西方的雕塑差异也由此而来。
（三）用途
由于古罗马当时的政治影响，追求个人崇拜，神人同一的思想观念，雕塑强调为帝国政治服务，强调歌颂帝王的伟大，之后再普及到普通的贵族阶级，往往为了彰显雕塑像的威严高贵，它都会被陈列在各个公共空间，这样就可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名誉。同时，他们也是希望通过大理石的雕像希望自己和大理石一样永垂不朽。
在西汉，乃是整个中国古代，雕塑大多作为陵墓雕塑艺术，一般都是陵墓之前的看守和一起被埋入泥土中的陪葬品，世世代代的帝王和贵族都希望自己死后像生前一样风光。汉代社会和古罗马社会相似，都开始弥漫了人神共存的气息，所以即使是陪葬的用品，人们出于人神共存的思想，所以在制作墓葬陶俑时候会依然展现出对于世俗的留恋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风格。
所以，汉佣的封闭性就自然而然的和古罗马开放性的雕塑形成鲜明对比，也体现了中西文化和背景的差异。
结论
由于不同的政治，经济，宗教背景下，古罗马与西汉时期的艺术表现出了很大的不同，这对以后的艺术发展也无疑打下了最扎实的基础。总体来说，古罗马艺术崇尚形式美，注重表面的艺术美，而中国西汉的艺术崇尚情感的抒发，侧重中真正内部的表达情感，不注重表面，而更要求神韵。这些些种种的不同，可以简单概括了中西美学的一个异同，这在后世的绘画，建筑等艺术作品中都可以得以表现。
西汉对儒家思想的态度范文2
关键词： 传统文化教育 历史课堂教学 民族精神
一、背景介绍
本节课讲述的内容是“中华法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是有关法律的内容。在课前准备的过程中，最大的难题就是在课堂教学中渗透民族精神教育能否与教学内容不相冲突、不喧宾夺主。怎么才能体现民族精神呢？
中华法系的“以礼入法、礼刑结合”的特点是中国古代社会注重“礼”的传统在法律中的表现，尤其是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后，这一特色更是鲜明地体现在历代历朝的法律中。为了更好地解释以上特征，这节课的重点设计为中华法系的特点。怎样才能够实现在讲述中华法系的特点时让学生在学习中获得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了解呢？同时也能够通过对中华法系的学习，产生为中华博大、优秀的传统文明而自豪的情感，坚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弘扬民族文化而努力的信念。
另外，学生在初中的语文和历史学科的学习中已经接触到儒家思想的一些内容，也学习过有关儒家的名言名句和建立情况。因而对于儒家是不陌生的，但是对于中华法系却是全然不知道的。要让学生对中华法系的特点有全面的了解，就要充分运用学生对儒家思想的知识储备，让学生用所学过的知识来解决新的问题。
二、教学过程
为了实现课前制定的目标，我首先引用《唐律疏议》中“十恶”“八议”的内容，希望通过对条文的解读，了解其所体现的中国古代的道德规范，进而归纳这些规范，最终引出“礼”的概念。学生很快就能回答出“忠君、孝道”，也知道这些内容就是“礼”的体现。同时设计了三个案例，第一个讲述的是父亲包庇杀人的儿子，第二个讲述的是为父亲报仇的女子，第三个讲述的是居丧嫁娶的故事。这三个案例从三个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中华法系的特征，希望学生在对案例的讨论和思考中理解“礼”的思想在中华法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三个案例确实引起了学生们的极大兴趣，提出：“甲爱子心切，不应该有罪”“乙杀了人因该充军”“判决有罪就太没有人情味了”“父母去世时结婚就是对父母的不孝”等观点，还积极地扮演法官的角色。当听到为父报仇的女子得到丰厚的奖赏的时候，全班同学一片惊叹。但是听了我的解释后又不禁点头称是。
接着在分析案例的基础上，我再一次询问大家“以德服人”“《春秋》决狱”体现了中国古代哪一个学术流派的思想？“儒家思想。”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那么快就能回答出，这说明学生对于儒家思想的一些内容已经十分熟悉了。
讲述“西汉中期儒法结合”时，我提出第一个问题：“儒家思想是由谁建立的？”学生大声答道：“孔子，还有孟子。”“对！”我心中暗暗赞许，“孟子也是儒家一个重要的思想家。”接着提出第二个问题：“儒家有哪些优秀的传统思想直到今天还在影响我们？”“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非常好。”我由衷地感到高兴，看得出同学们回忆了自己曾经学过的和看过的课文，但是遗憾的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却没有提及。然后提出第三个问题：“儒家思想中也有很多反映了封建专制统治，你们知道哪些？”学生没有回答。于是我按照事先准备的内容介绍了“三纲”，似乎没有能够引起共鸣，一片摇头，还是一片摇头。
三、自我反思
很快一节课就过去了，对于整节课的过程和在课堂中学生的表现值得反思。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这是一节以讲述法系形成过程、特点和影响为内容的历史课，不是以宣扬民族传统精神为主的思想品德课程。因此，对于传统文化精神的教育与传播就必须与课文的内容相结合，为课文的内容服务，不能为渗透而渗透。这就要求教师对一节课的内容进行梳理与分析，找出两者相结合的最恰当的地方。《法系》这节课最大的优势在于中华法系虽然是法律内容，但是中华法系本身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反映。无论是其内容还是特点，都是建立在儒法思想的基础上的。儒家思想影响中国千年，法律中也处处体现。所以让学生感受中华法系的内容，了解中华法系的特点，可以说就是对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宣扬。因此在课文设计中将这部分内容作为重点，尽可能详细地分析与解释，让学生听懂了内容也就是传播了传统文化与精神。另外，全部内容尽可能地使用历史资料，不仅“十恶、八议”取自于《唐律疏议》的原文，而且使用的三个案例全部来自于史籍，三个案例既有发生的事情的描述，又有当时的审理判决的情况。在向学生展示时，可把三个案例全部用现代语言扩展，让学生了解案情。但是案件的判决要使用原文，从而在阅读原文的过程中让学生体会到中华法系鲜明的特点，同时也是对儒家思想的一次剖析。对案例的思考也是让学生在作出判断的同时对法律的一次体验，让学生认识到是非善恶的重要性。
西汉对儒家思想的态度范文3
【关键词】 传统文化；伦理政治观
各派学者对于政治文化的含义是什么，看法相左，众说纷纭。但不谋而合的是，大家都把政治文化看作是政治体系活动中的主观性成分，认为政治文化是指政治活动中的价值、情感与态度。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在其杰作《比较政治学》中，把文化界定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间内对政治潮流的态度、信念和感情的总和，是政治体系的基本领向。要正确认识政治文化的含义，必须从如下几个方面去了解：
首先，政治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成分，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政治文化属于非物质文化的一种，它反映了人们对政治体系的态度、情感和价值观。必须注意的是，政治文化虽然是社会文化系统中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文化是政治与文化的简单媾和，也不是说政治文化就是文化在政治领域中的表现和作用。其次，一方面，政治文化在内容上是关于政治体系的主观性因素的复杂综合；另一方面，政治文化在方法论意义上，是通过对个人、集团、民族的政治倾向或态度类型的分析，来研究政治体系的一种新方法，对政治体系的持续与调节发生巨大影响。其三，政治文化属于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文化现象，具有阶级的和社会的内容，在一定意义上是经济利益的必然反映。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将政治文化概括为如下定义：政治文化作为深层次的社会政治现象，指的是政治共同体成员在一定政治体系中形成的关于政治及政治活动的感受、态度、心理习惯以及价值评估等主观意识的总和，主要包括政治价值、政治情感、政治心理等。 具体而言，政治文化主要包括如下内容：一是政治认知成分，即一定社会中的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的认识和意识，它是政治文化中的理性部分；二是政治情感性成分，即对政治体系的感情、态度，包括热爱、忠诚、怀疑、疏远等情绪；三是政治评价成分，即对政治体系的价值判断、意见。
阿尔蒙德进而把各种各样的政治文化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地域型政治文化，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所知甚少或一无所知，也不抱任何期望，更不做出任何努力；第二类是传统依附型（或臣属型）政治文化，社会成员对于政治体系施加给他们生活的影响有所认识，但他们只处于政治体系的输出端，对政治体系持被动态，充当执行者的角色，而不是积极地去影响政治体系，不能主动地把自己的要求输入政治体系；第三类是参与型政治文化，社会成员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不仅意识到政治体系的输出部分，而且还要对“输出部分”施加影响，并有较高的政治技能。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发轫于夏商周三代，定型于秦汉，又经唐宋元明清历代沿革发展，近代开始衰微。根据划分社会形态的标准，参考阿尔蒙德对政治文化的分类，可以发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臣属型”政治文化极为相似。无论是它所赖以形成和延续的社会环境、经济基础、政治结构和文化土壤，还是它的本体，都带有浓厚的等级依附色彩，有着极其深刻的臣属型烙印。具体表现为：以君主为中心的单向辐射性政治意识形态，天、君、国、家长合为一体的政治认知；依附着家国、君父的各色臣民――士、农、工、商、官，其主体性的普遍沦丧，等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最为直接、集中地反映，也最为能动地反作用于其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表现出的人对人的依附关系也最为突出和典型。
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形成过程中，以儒、墨、道、法四家影响最大。但墨家的影响不出战国，其他三家的思想则相互作用，在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延续下来，构成了中国社会政治的一大特色。其中又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居于支配地位，所以人们又常常把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称为封建政治文化或儒家政治文化。因为自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贯穿了整个封建社会，加之儒家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占有着最为发达的传播手段，其他阶层人士均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儒家的思维方式、社会观、道德观的影响，并逐渐被儒家思想所同化。儒家思想以其独立性及其与社会政治、经济结构的同构性，作为中国文化的内核渗透到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中，构成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大背景。
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钟明善先生在其《中国传统文化精义》中做出如下统计：一是“人文主义说”，认为从商周时期早期政治思想产生时起，其基点就是从人事去体察天命，而不是从天命中去体察人事；二是“王权主义说”，认为中国古代人文主义思想的主题是伦理道德，而不是政治的平等、自由和人权，这种认识结构便决定了人文思想只能导致专制主义即王权主义；三是“实用理性说”，认为血缘宗法是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结构的现实历史基础，而“实用理性”则是这一文化心理结构的主要特征，主张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乐观进取又清醒冷静的生活态度；四是“不断变化说”，或者叫做“不固定说”，少数学者实际上否认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存在核心精神和本质特征，理由是包括政治文化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是不断变化着的，这种观点过于偏颇。
客观而言，伦理政治观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而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是以“礼”、“仁”结合为本体的，它适应了伦理型社会的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生成的伦理政治观，不仅包含着政治意识、政治价值、政治情感、政治心理等方面的内容，而且它本身就是政治实践的最高原则。
什么是“伦理”？其本义指事物的条理，如《礼记・乐记》所言：“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郑玄注：“伦，犹来也；理，分也。”后引申为伦理道德之理，亦即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伦理”又与“伦常”相提并论。“礼”与“仁”是儒家学说两大思想支柱。
所谓“仁”，源出于《尚书・金滕》：“予仁若考。”仁，指一种好品德。孔子将仁作为人生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并把恭、宽、信、敏、惠、智、勇、孝、悌等都纳入“仁”的范畴。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孟子说：“仁，人心也”（《孟子・告子上》）。他认为“得天下者谓其仁”（《孟子・公孙丑上》）。总之，仁既是一种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又是一种个体人格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和全面修养的标志，同时从社会而言是一种至善至美的“理想国”，是人类最高的社会境界。
所谓“礼”，最初是指祭神的器物和仪式，周代把礼从形式中区别出来，发展成为一种以血缘关系和等级制度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左传・隐公十一年》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也。”孔子推崇周礼，主张对民“齐之以礼”。汉儒对礼作了进一步论述，认为“礼者，理也”，“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礼记・曲礼》）。到宋明时，礼学更成为理学的范畴，如《直讲先生文集・礼论第一》言道：“夫礼，人道之准，世教之主也”，“曰仁，曰义，曰信，礼之别名也”。总之，礼既是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又是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即以血缘为根基、以等级为特征的统治体系。
西汉对儒家思想的态度范文4
关键词：区域文化的大融合；汉承秦制；汉承楚风；汉承齐鲁儒学
中图分类号：G63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2）21-0021-02
有人概括中国的君主专制说过“百代皆为秦政治”，这其中的源头首推汉承秦制。西汉建立后，承袭秦制，虽略有所改，但汉武帝以前的中央行政体制，基本上没有突破秦代模式，故有“汉承秦制”之说。包括承袭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至高无上的皇权和以丞相为核心的中央官制；承袭监察制，并发展为设置十三部刺史；承袭秦朝的郡县制，郡守县令的任免权归皇帝；官吏选任上承袭了察举与征辟制，另外，汉朝还承袭了秦朝的法律制度、赋税制度等等。统治思想上秦朝采取法家思想，焚书坑儒；在统治精神上，西汉则吸取法家、道家的合理成分，汉初首先继承了秦的法治，标志性的人物就是萧何，我们说萧何身上有着鲜明的法治倾向，尽管萧何在法律思想上，主张“无为”，喜好黄老之术，但他主要还是采摭秦六法，重新制定律令制度；到曹参时汉朝才真正推行黄老之治改变法家酷法之弊，但并未对法家全盘否定；后武帝又改造和发挥儒家学说，强调天人合一，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来源于齐鲁文化），废除不利于中央集权的道家和黄老之学，建立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模式，这实际是对秦朝法家中央集权的更高层次承袭。外儒内法，礼法并重，德刑兼用，既避免了秦严刑酷法带来的苛暴，同时又避免了纯用儒术可能导致的迂阔柔弱，既有政治理想，又有行政技术，做到了刚柔相济，维护了社会的基本秩序和长期稳定。所以就政治层面而言汉承秦制是一个历史现象。“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这个断语应该是正确和客观的。
但人们容易把汉承秦制无限扩展，其实只能限于制度范畴，还是在有所损益的基础上承袭。就思想文化层面而言，汉代则实现了区域文化的大融合，造就了沉雄博大雄健质朴的汉文化：首先西汉定都长安，承袭秦制，自然有秦文化的事功和法制精神，史载早年任秦沛县狱吏的萧何在刘邦攻克咸阳后，奉命接收了秦丞相、御史府所藏的律令、图书，采摭秦六法，重新制定律令制度。应该讲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说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同时汉高祖本是楚人，其功臣旧将也多为楚人，他们好楚声、跳楚舞、穿楚衣、习楚辞。楚地的文化遂北上，对汉代精神影响深远。从兼容并包的气度，尚巫尚赤的习俗，铺陈夸张的汉赋，艺术上浪漫主义的激情，再到政治上一度盛行的黄老之术，都可以看到楚文化的影子，可谓汉承楚风；并且汉初，叔孙通起朝仪，陆贾献《新语》，之后汉武帝尊儒术，山东齐鲁之学又泽被全国，乃有齐鲁儒学之勃兴，汉承齐学之说。尽管汉代依然存在区域风俗上的差异，但是各地逐渐超越了历史传统、文化传承和血缘基因的差别，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文化认同感，铸就了雄浑博大深沉的汉文化。比如文景两帝采用“与民休息、清静无为的黄老政策”，以道家思想为主的方式治国，使人民从秦朝苛政之后得以休养生息。这黄老之学兴起于战国末年齐燕边海地带，本身就是是一种杂糅了诸种学说而自成体系的新的统治学说，儒家的阴阳五行、三晋法家、楚国的道家的老子清静思想，都可以在黄老之术中找到印迹。黄老之术在汉初的理论和实践中都自有特色，自成体系，并非简单的楚国道家思想的回归。所谓“道论”和 黄老，关心的不是抽象的哲学体系，而是现实的政治，是要指导君主如何治理国家，如何控御臣下，如何以最小的能量来支配最大的统治对象，这就是所谓的“君人南面之术”，它显然是对齐鲁儒家的阴阳五行、三晋法家、楚国的道家的老子清静思想的大融合。
鲁迅先生说汉代美术深沉博大。这种深沉博大就源于对汉代各地域文化的继承和融合的结果。
首先，汉承楚风继承了楚文化的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一是因为汉朝是楚人建立的，所以楚文化的浪漫基因自然传承下来；二是从西汉末年之后，直到东汉末期，儒家学说表面是占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但是并没有真的“罢黜百家”，统治者在学术、思想和社会思潮上，并未作严格的限制，东汉以后，在宗教政策上，对于民间道教和外来的佛教也采取宽容的态度。儒道互补是中国思想的主题，使人们在重视现实人生的同时，对于宇宙万物中神秘未知的领域同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生发出无限亦真亦幻的遐想。汉儒的阴阳五行和谶纬学说与楚文化的琦玮诡谲暗相呼应。于是，从昆仑山上的西王母到东海中的神山仙人，以及各种牛鬼蛇神都活跃在了汉代文化的舞台上，其神话的成分甚至超过了秦文化而别具浪漫风格，工匠与艺术家就此进入了一个充满想象力、生命激情的新的创造境界之中。以汉代漆器，丝绸，画像砖，帛画为例，在装饰题材上深受楚文化和楚人审美观的影响，即巫道骚的审美特色，充满浪漫主义的激情，它更多的是延续楚国装饰题材以神话和自然为主的奇异内容。我们来看汉代的漆器丝绸帛画，其代表作主要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还有湖北凤凰山汉墓等，所出土的漆器丝绸帛画，无一例外都是神奇怪兽，瑞鸟祥云，人神杂处，营造出一种奇禽异兽与神怪仙人共乐的琦玮谲诡、飞扬流动、变幻多端的神话世界，这与战国初期深受楚文化熏陶的曾侯乙墓的内棺及战国时楚国贵族荆门包山一号楚墓的内棺装饰一样，都极尽巫道骚的特色。透过这些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装饰，我们可以感受到汉人对不朽、永生的渴望，对虚幻的神仙世界的向往。漆器丝绸和帛画上那充满浓郁的时代生活气息，正是汉代社会思想和汉人思维模式的集中体现。为了表现这个神秘的世界，古代工匠利用了抽象这一装饰元素，描绘大量抽象云气纹，各种羽人、异兽等，具有强烈的生命力和感彩，大气磅礴和浪漫放达的情致洋溢其间为我们提供了无穷的想象空间。
其次，汉代文化承袭了齐鲁儒学和先秦以来的理性精神。汉代艺术既充满浪漫激情，保留着远古绚烂的楚文化传统，而当儒术获得独尊地位之后，先秦以来的理性精神也被发扬。汉代漆器丝绸帛画画像砖在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以儒学为宗和宗教神学思想的主导下，其装饰题材除了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题材延续先秦以来的理性精神外，也深受儒家阴阳五行学说的影响。在汉代的装饰上，云气纹的装饰是最主要的题材。云气纹在汉代的流行即可以说明汉代对各地文化的兼容并包而自成一格。以漆器为例，汉代漆器装饰题材丰富多样，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浓郁的民族特色，是“汉初文明的一个缩影”。而云气纹在漆器中也是可圈可点。汉代云气纹是由战国卷云纹发展而来的，阴阳五行学说直接促成了云气纹的流行。儒家阴阳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阴阳二气交感和运动而生成，所谓天道（气）生阴阳，阴阳成五行，五行变化成万物，五行则以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互相牵制与促进，形成一种无休止的变化中的稳定结构，万物的存在方式和相互关系一直在追求一种“和谐”。这是中国传统的宇宙观，也是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根本精神。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云气纹无始无终无所不在的流动感正是阴阳五行学说的典型体现。尤其是那些漆盘上的云气纹图案，个个充满动感和张力，饱满和谐，循环往复，大家可以从中窥视到中国传统艺术的显著特点：整体统一、循环平衡、相生相克、刚柔并济、和谐圆满。所以我们才从云气纹的装饰中领略到楚风的浪漫情怀与先秦以来写实主义理性精神的高度结合，既幽怨婉转、含蓄神秘，又热情奔放、酣畅淋漓。一个发达成熟的民族和文明，要有开拓进取兼容并包的大气概，这是汉代文明给今人的启示。
西汉对儒家思想的态度范文5
关键词：孝道；家庭道德建设；养老
从原始时期孝文化观念产生，到先秦时期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秩序而颁布的《孝经》，都体现出孝文化在我国传统道德中的重要地位。孝文化于西汉开始政治化，像孝文帝、孝景帝等以孝为谥号的皇帝，便是汉代以孝治国思想的最好例证。而随后明清时期的二十四孝典故也更凸显出孝道在我国民众思想上的重要地位。
一、传统“孝道”在当代社会中褪色的原因
（一）传统社会解体后的“孝道”
前的中国，上至统治者下至黎民百姓都奉行仁义礼智的儒家伦理道德。随着列强的入侵，来自西方的“自由、平等”观念逐渐深入人心。而在高举“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大旗、洗涤锈在人们头脑中的封建道德时，也磨灭了儒家思想中孝赡父母的传统美德。从至，在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态度还未成熟前，传统“孝道”在动荡的年代被搁置、在中国社会的道德体系中逐步瓦解[1]。
（二）家庭教育的缺失
曾有学者指出：一个人人格的形成与其所处的家庭教养方式有密切联系。个体生活的历史中，首要就是对他所属的传统和准则的适应。[2]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作为教诲子女要孝悌爱长的家规是父亲教育子女的重要形式，而随着现代社会的竞争日益激烈，中国社会被功利主义充斥，父母对孩子知识学习的过度关注和对子女的道德教育的忽视，让孩子逐渐远离了孝敬老人的传统美德。
二、“孝道”在维系和谐家庭中的作用
传统孝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心理情感与伦理道德， 可以继续在现代中国社会中起到积极作用。
（一）有利于弘扬尊养父母的传统美德
家庭对老年人的积极保障作用是其他社会保障难以完全代替的，家庭养老是迄今最基本的养老模式。它赖以存在的思想基础是中国孝文化，在这种孝文化的熏陶下，中国家庭不仅功能齐全，且每个成员的权利和义务均以伦理的形式趋于固定。我们在积极寻求社会采取措施应对老龄化社会时，更多的是呼唤人们的真情良知[3]。故加强中国孝文化教育，积极倡导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有利于维系代际和谐
传统孝道思想中充满了浓郁的感彩。传统孝文化以赡养父母为尽孝之本，在今天这样流动的社会，我们可能做不到不远游，但至少能在走出家门后经常回家看看。所以要想维持代际关系的和谐，必须从新提倡儒家的“仁爱”精神开始做起，这样父母子女之间才能亲密无间。
三、从传统“孝道”中得到的养老启示
孝道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其道德教化与规范作用，给公民提供一项新的道德需求[4]。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老龄化社会到来时，构建起对养老问题最广泛意义上的协助。
（一）注重孝道在家庭和学校的普及教育
针对孝道在当今社会衰退的现象，我们可以把德育教育的起点放在孩子力所能及的事情上，从小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和理解善待父母的心理，多开展为父母捶背洗脚的感恩活动来培养新生代的尊老意识。
（二）建立以孝文化为依托、符合中国国民性格的养老保险制度
中国有着浓厚的孝道传统，故我们可以建立一种以孝文化为依托的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事实上，我们在考虑养老模式时，更多的考虑是怎样通过技术的完善去改善老年人的生活而忽视了受孝文化深刻影响的中国人特殊的心理需求和行为方式，更没有注意到历史文化所具备的功能。故在我们实行社会化养老保险制度时，须充分重视孝文化对中国养老的积极作用，利用孝观念对子女行为的约束，建立一种以孝文化为依托、符合中国国民性格的养老保险制度。
（三）探索多元化的养老模式
面对社会日趋老龄化和当前社会保障机制还不健全的国情，我们需探索多样化的养老方式。在城市，为适应社区发展需要，我们可多增加些社区养老机构。同时，政府应加大对民营养老机构的扶持力度。此外，还需发展来自社会化服务的现代居家养老方式，包括通过长期工、钟点工等形式雇人进家侍奉老人等。
四、结语
孝赡父母的传统没得曾在我国传统社会中作为统治者维系社会稳定的工具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至今，我们依然可以大力弘扬以孝道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来作为中国养老机制的文化根基。因为，与成文法的法律相比，孝文化作为根植于华夏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道德有其更深层次的软控与规范力量。（作者单位：沈阳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刘巧利. 略论中国古代的孝教育[J].教育史研究.2002年第2期
[2] 本尼迪克特. 文化模式[M].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版
西汉对儒家思想的态度范文6
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修身养性的思想，道家的辩证法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和科学管理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闪烁着思辨的光芒。我们可以借鉴儒家的“刚健有为”、“仁者爱人”的思想，道家的“道法自然”的思想，法家的“废私立公”等等思想来化解班级管理工作的繁难冗杂，提升班级管理的品位和境界，进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教育管理艺术。
一、借鉴法家，“不以规矩，不成方圆”
法家主张法治，以法治国。法家的代表人物是韩非，集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法的客观性使他们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行为的客观公正的准则。正如《管子》一书中说：“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秦朝在“六王毕，四海一”之后，焚书坑儒，独尊法家，就是因为春秋战国纷乱，法规不存，故以法治国。最终，法治的实施，为西汉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每年的九月份，有大量的初三毕业生，跨入高中的大门。在他们刚刚进入高中、新的班级刚刚组建完毕之后，班主任的治班方略，首先就应该是严明的法治。因为新的班级，学生来自不同地方和学校，规矩约束不同，环境熏陶迥异，兼之刚刚从初中升入高中，对高中的学习、生活等方面的要求不知道、不了解。作为班主任，有必要对他们约法数章，在他们的大脑中“绘制最美的蓝图”。可以通过制定规章，如《班级公约》，让学生知道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够做，从而使新环境中的学生从不知所措到遵纪守规，而不是屡犯错误之后的“不教而诛”。那么，如何来制定《班级公约》呢？法家认为，法的目的，在于调控人的行为。如果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使人们清楚地明白法律对他们的要求。《商君书》说：“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注：“知”通“智”）遍能知之。”所以，法规不但要公布，还要写得清晰易懂，并要设法普及。那么，在班级管理制度上，如何让学生对班规公约建立清晰明白的印象呢？
首先，可以动员全体学生共同制定班规，每人都可以就此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然后由班主任统一总结，印发给学生，组织学生反复讨论，反复修改，使《班级公约》能反映绝大多数同学的意志，能反映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综合素质，并涵盖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最后，让全体学生表决通过。这样，制定的班规才会让学生心服口服，执行起来才会不折不扣。其次，班规的内容，要清楚并且具有可操作性，应把错误行为、惩罚措施、减免条款等，写得清清楚楚。例如，上课讲话者，负责维持班级卫生三天，进行体育锻炼一周（每天跑步5圈）。又如，拾金不昧、竞赛获奖、制止别人犯错误等行为，可减少或免予对违纪的处罚。另外，在《班级公约》的执行上，应一律平等，严格执法，“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班主任在这方面一定要维护大众所制定的班规的严肃性，否则会功败垂成。
二、借鉴儒家，“刚健有为，仁者爱人”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期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荀子等。其思想主要沉淀在作品《论语》、《孟子》、《荀子》等著作中。
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儒家思想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有为”、“入世”。对个人处世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积极投身于社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以报答父母、国家。
同样，班主任和学生在班级中确定了适合的班规、组建优秀的班委会后，应该是有所作为的时候了，对学校组织的集体性竞争活动项目，如“科技节”、“艺术节”、“体育节”，其他各类竞赛以及个人代表学校出征活动等，要组织班级所有成员积极参与，以此培养全体学生的集体荣誉感，激发学生对集体的奉献精神，也借此增强班集体的凝聚力。一般的学校在国庆前后要举行秋季运动会，在班委安排好报名、分工等组织工作后，班主任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做最卖力的宣传队长、最及时的后勤部长、失败后安慰的心理专家、成功后派送奖励的“圣诞老人”。与学生一起加油呐喊，一起奔走赛场，一起喜悦，一起难过，手拉着手，心连着心，共同为班级出力，为班级争光。消除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隔墙，架起的是心与心之间的桥梁。在这一阶段，班主任应利用并创造各种机会，与学生多接触、多交流，让学生们认识你、熟识你、接受你、爱戴你。正所谓“亲其师，信其道；依其言，从其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