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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儒家思想特点范文1
随着市场经济模式的不断发展,资源配置在市场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对于任何企业而言,如何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经济竞争中站稳脚跟,进而占据优势地位就成为不得不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从市场管理角度而言,一个企业的资源主要包括人、财、物、信息四种要素,各种要素在企业发展过程中都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如何合理协调各种资源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在企业创建初期,对于企业而言最为重要的是资本的积累,因此财就成为企业在发展初期所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物和信息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逐渐提升,尤其是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在财、物、信息都相对均衡的状况下,人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与传统的企业发展理论不同,“人”在企业发展中的决定性影响作用是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一个鲜明特征,这就要求在企业的发展和运营过程中充分认识到人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把“人”摆在核心的位置,并在此基础上尊重人,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进而达到“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模式,而这也正是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理论对传统企业管理思想的创新和发展。对于“人”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曾说“即使将我的工厂、设备、市场和资金全部夺去,但只要技术人员和组织人员还在,四年之后我仍然会成为钢铁大王。”因此,人本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管理的核心。
现代企业管理理念的科学性和具体性使得人本管理理论迅速转化为实践,并指导着实践的发展,为企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驾护航的作用。然而,由于中西方固有文化思想的影响,在“人本”管理方面,却表现出不同的实践。如西方企业比较注重的是“理性”管理,注重通过制度的构建和个人的努力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企业在此方面则更加注重对人际关系、人事合作等“人性”内容的挖掘。当然,不同模式之间并无优劣之分,只是依赖的基础文化不同所造成的。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德治文化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对国人思想乃至国家的发展都起到了无可替代的重要影响作用。在现代市场经济之中,企业的人本管理思想不能脱离所依赖的社会实际和文化基础,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尤其是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德治思想恰恰能够为现代企业的人本管理思想的发展完善提供有力的借鉴和促进作用,而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思想之间既存在共同点又存在差异,这就要求我们研究两者的共同点和差异,在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引导之下将儒家德治管理思想有机地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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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 研究目的
人本思想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决定企业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和有利地位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如何更好地在企业管理过程中运用好人本思想就成为企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上文也提及,当前西方国家所建立和运行的企业人本管理制度是建立在“理性”管理理念基础之上的,而这与我国的现实情况是有一定差异的。我国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如何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更好地促进现代企业管理理念和实践的快速发展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在此背景之下,本文旨在通过以中国传统的先秦儒家文化,尤其是其德治管理思想为借鉴的主要内容,全面客观地介绍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思想的起源、内涵、特征以及主要职能等,并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比分析两者之间的异同,进而在结合理论与我国企业管理实践的基础上,探索采取一种最为恰当的方式将两者充分地融合起来,为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思想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1.2.2 研究意义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是我国传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现代企业理论和实践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本文以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思想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现实角度均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首先,从理论角度来看,本文的研究有助于完善我国的现代企业管理理论体系。就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虽然国内对现代企业的人本管理思想研究已经初步展开,但相关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尤其是对于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思想的研究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情况,过多地照搬西方已有的经验,这就无形之中导致相应的理论无法为现实中企业的科学管理与发展提供足够的指导。而本文将中国先秦儒家德治思想这一传统文化与企业的人本管理思想充分联系起来,从而促进企业人本管理思想体系的发展完善。因此本文的相关研究无疑会推动我国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进步,也有助于相关理论空白的填补,这无疑能在很大程度上推进我国现代企业人本管理制度理论的发展。
其次,从现实角度而言,本选题的研究有助于我国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在现代社会,人才是企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也是决定一个企业能否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的关键因素。因此,对于我国企业而言,在发展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到人在企业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任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文化土壤基础上的,对于我国企业而言,在发展“人本”管理的过程中,充分借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必不可少,而先秦德治管理思想正是这样一种优秀的传统文化思想,因此通过对比两者的异同,通过科学的制度设置,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点和切入点,无疑对于我国企业人本管理制度的丰富和完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管理思想充分结合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无疑能够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有利地位的占据提供有力保障。因此,该课题的现实研究价值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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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起源与理论依据
在对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和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理论与实践进行全面探讨之前,有必要对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起源与理论依据进行全面的介绍和分析,这是保证相关研究科学性和严谨性的前提和基础,也是保证课题研究针对性和全面性的内在要求。
2.1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起源
我国拥有数千年的优秀历史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流派,而儒家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也是几千年来中国的主流意识。儒家思想的发展具有延续性,就其整个发展历程来看,主要分为先秦儒家思想、汉代董仲舒发展的儒家思想和宋明理学,其中先秦阶段是儒家思想的起步阶段,也是思想快速发展与高度自由的阶段,是 最能体现“以人为本”思想的阶段。因此本课题选择先秦阶段的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作为研究和参考的标准。
2.1.1 历史渊源
在中国的夏商时代,
“德”的概念就已经出现,但那时的“德”与现代意义上的“德”有很大的差异。夏商时代的“德”主要表现为“习惯法”,这是同一氏族全体成员共同意识的体现,也需要所有氏族成员共同遵循。当然,其并非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直接渊源,但也为儒家德治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然而,“德”却没有帮助殷商摆脱灭亡的不归路,这也给周朝统治者以极大的启示,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开始认真思考保障政权的有力手段,经过多次比较,找到了天命变易和永葆天命的法宝--“德”,“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其认为衡量一个现实政权统治好坏的关键就在“德”,而“德治”也逐渐成为西周政治思想的核心。 到了东周春秋时期,管仲、子产等人也十分重视道德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为政必以德”、“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义”,这些都为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经过长时期的认识积累,到东周战国时期,随着社会局势发生的巨大变化,德的内涵和外延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将这一伦理道德推广到政治领域,从而以伦理关系来理解政治关系,进而丰富、完善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德治”思想,儒家学者将道德与政治联系起来,从而将两者融为不可分隔的一体,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德治管理思想,其启动的标志就是孔子率先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德治主张,此后的儒家学者对此思想体系不断予以丰富和完善,如孟子的“仁政”、“王道”思想和荀子的“礼制”思想等,这些思想使德治思想的内容更加丰富、逻辑更加完整,形成了系统的思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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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依据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不仅有着现实基础而且也是建立在丰富的理论基础之上的。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和本人的个人理解,本文认为,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理论依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2.2.1 人性理论
在儒家学者看来,人在整个社会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因此先秦儒家也十分重视人在管理中的地位,从整体上来看,人是先秦儒家思想所围绕的核心,对于儒家学者而言,人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也是动物界中灵性最高的,因此应该围绕“人”来展开所有的管理活动。同时,儒家学者又进一步指出,虽然人是管理活动的中心,但由于人自身的差异性又决定了在对“人”进行管理时必须对“人”的本性进行分析,只有全面地分析人性,才能为管理活动的开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从而确立了“缘人情”的人性而治的逻辑起点。
孔子是儒家的杰出代表,也是儒家中最早提到人性问题的。孔子在人的等级差异逻辑起点基础上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基础的德治思想体系,从而构建了以此种家庭伦理关系和政治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基本结构,为社会结构的有序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在此基础上,孔子还抽象出了道德的理论原则,即“仁、义、礼、智、信”,并且根据不同个体对此种道德标准所具有的多少程度,对人作了进一步的道德等级划分,进而对不同登记的人采取不同的德治目标和要求。基于此,孔子提出了德治的核心所在,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由此,孔子将感化作为道德构建的重要途径,也将其作为自己所倡导的德治理念的核心,但孔子这种将德治建立在人的阶级差异基础之上的理念模式,显然无法解释如何仅仅依靠道德等级承诺的差别来解决德治存在的逻辑性。
在孔子研究的基础上,先秦儒家学者的继承者进一步从人性的角度对德治管理思想进行了论述,其中着名的就是孟子提出的“人性本善”理论和荀子提出的“人性本恶”理论。
孟子作为继孔子之后的先秦儒家集大成者,提出了“人性本善”的理论,即善端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而也正是由于这种善端的存在促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向善。他认为,正因为“善端”如同一个人的身体器官一样自然存在,那么这个善端就是人的道德本性,即人性。人生来即有“仁义礼智”这四德,正是因为具有这种善端,人在后天的社会实践过程中才能不断地开发拓展这种善端,进而实现后天道德完善的目标。孟子认为,人性的“善”不是后天逐渐形成的,而是在其内心自然存在的,只是在后天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需要指出的是,孟子也赞同人性天生的善端与善的表现并不等同,人天生而来的善端也会受到世俗的干扰进而出现迷失,因此每个人的后天人性会出现各种差异,这就需要在后天的环境中不断加强自身修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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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的主要内容......................13
3.1 德性立身(三达德):总原则........................13
3.2 和而不同:人际关系原则......................14
3.3 中庸为美:做事原则............................15
4. 现代企业人本管理基本理念概述.................18
4.1 企业人本管理的产生与发展......................18
4.2 企业人本管理的内涵及特征......................19
4.2.1 企业人本管理的内涵...................20
4.2.2 企业人本管理的特征....................20
4.3 企业人本管理的职能要求.......................22
5. 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的借鉴意义..................24
5.1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与企业人本管理的联系与区别...........24
5.1.1 两种管理理念的联系....................24
5.1.2 两种管理理念的区别......................24
5. 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的借鉴意义
人本管理是现代企业适应社会变化和需求的理论创新,也是人才成为企业发展最重要资源的客观反映。目前,国内企业在运用人本管理理念进行企业管理 制度构建时遇到了一些问题,最为直接的反映就是缺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基于此,本文对中国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并提出了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对我国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的借鉴意义。
5.1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与企业人本管理的联系与区别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管理的一个鲜明特点,而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的实质也是对人的管理,因此从本质上而(文秘站:)言,两者都属于管理学的范畴,当然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5.1.1 两种管理理念的联系
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与企业人本管理都属于管理学的范畴,因此两者之间具有一定的共同点。
一方面,两者的理论基础都是人性理论。从两种理论的产生根源上来看,都是建立在人性理论基础之上的。儒家的“缘人情”的人性而治的逻辑起点就是一个鲜明的特征。孟子和荀子从人性的角度分别提出了“性善论”和“性恶论”,并在此基础上丰富和完善了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儒家不同学者虽然在人性的天然本性认识上有一定的差异,在人性改造的内外因素重要性认识上也不尽相同,但是他们所丰富的儒家德治思想体系都是建立在对人性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的。与此同时,上文也详细分析了人性假设理论是企业人本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整个企业人本管理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也都是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上的,在这一
点上,两者表现出很大的共同性。 另一方面,两者都注重“人”在管理中的地位。人性理论基础决定了两种理论在研究的过程中势必要将“人”放在管理中的重要地位,而这一点也是两者的共同性,即两种理论都看到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并把人看作第一要素。儒家德治管理思想中也提到“仁智勇”、“仁者爱人”、“民惟邦本”等思想,这些思想都将“人”放在管理中的重要地位,而人本管理思想也认为要以“人”为核心,将人放在管理的主要地位,两者在这个方面是一致的,也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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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的典型代表之一,其管理思想尤其是德治管理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大放光彩,时至今日仍然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在人本管理已经成为现代企业管理基本要求的今天,也对企业的管理制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现代企业人本管理制度的丰富和完善,从可行性和必要性角度研究分析儒家的管理思想都对我国现代企业人本管理思想的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国家的界线,许多国家在企业的经营实践中将其予以引入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确实为现代企业管理尤其是人本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积极的影响。本文正是以此为切入点,在分别研究介绍了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和现代企业人本管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先秦儒家德治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人本管理制度的具体借鉴内容和措施。
先秦儒家思想特点范文2
经过资料排比，著者发现早在先秦时期，“气”与天文学已经结合;到唐代李淳风时期，“气”与天文学密合无间，李氏的《乙巳占》是古代“气占”的集大成之作，包含着用天象干预人事、制约皇权的人文关怀。曾振宇教授对于中国古代“气”范畴的研究，在以前的专著《中国气论哲学研究》中有详细的论说，但他并没有就此止步，在多年的探求中，发现中国古代的“气”学对于境外的国家也产生了影响，因此著者用较多的笔墨探讨了相当于明朝时期的朝鲜著名学者徐敬德的思想，发现徐敬德是张载的忠实信徒，他将中国古代气学和朝鲜气学融合起来，在朝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中国哲学对于周边国家产生影响的重要例证。著者在比较与发展的视野中考察了徐敬德气学的特质，将视野拓展到了境外。在中国古代的伦理价值体系中，“孝”是重要的范畴，“是整个古代社会伦理观念和社会政治的逻辑起始”(见《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287页)。著者以考古资料作为基础，结合《说文解字》、《尔雅》对于“孝”的本义作出解释，继而结合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史，对“孝”观念的发生与演变作出探求，发现以孔子为代表的原始儒家探究了“孝应该如何”，却没有回答“孝说什么”这一关键性问题，说明“孝”内容有其本身的缺失;而《孝经》只是对于儒家的孝论作出初步论证;最终完成“孝”这一哲学论证的还是大儒董仲舒;南宋的朱熹则将古代中国孝论进一步深化。上世纪初的，西方的哲学思潮传入中国，人们开始反观中国儒家的“孝”这一核心伦理。著者发现，在中，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受到了普遍的怀疑和批判，但是著者认为，诸多发难者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批判存在诸多片面与极端之处，主要是没有搞清楚原始儒家和后世儒家的区别;此外许多论者没有全面认识和把握孔子与儒家的内在精髓。《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对于“孝”的内涵及演变过程剖析的非常清楚，表现出著者的学术敏感性。至于“法”与“德”孰重孰轻，儒家和法家观点不同。
中国哲学思想早熟，先秦即出现了“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两种论说。儒家主张先德后刑，首先实行教化，然后以法规制约，主张将“仁”作为“法”的内在精神。而法家则主张法律的公平公正，有时对于“法”公平性的要求超过了亲情和伦理。汉初黄老学说占主要地位，汉武帝之后，儒家思想更多地影响了汉代法律制度。著者经过资料排比发现，许多深刻影响汉代法律制度的儒家思想，其实并非全然是孔子的思想，有些是孔子七十子之徒或者是汉代儒家思想;而两汉的行政法、诉讼法、民法和刑法都深受儒家孝论的影响;至于《唐律》的出现，则意味着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儒家化进程的最终完成，它总结了历代立法精神和司法实践，成为有效调节各方面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同时《唐律》又成为宋元明清各朝编纂法律与诠释法律的规范。著者认为中国的法律规范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在清代结束之前一直占有统治地位。学术研究需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一书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
中国古代学者对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统学术史领域的“语言学”概念方面。西学东渐之后，中国学者眼界大开，对西方哲学投入了很大热情，很多学者喜欢用西方的理论解释中国的学说。其实，无论是海外的相关研究，还是国内的研究，研究者总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著者发现有些学者对哲学与文化形态中的概念研究，主要侧重于某一具体文本或某一具体人物;也有学者对某些概念作纵向的梳理，但尚停留在资料的收集上，主要哲学概念内在的逻辑性线索没有梳理出来。故著者在《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一书中，关注到了这样的问题:“气”在甲骨文已出现，但是“气”在什么时候由一个普通的词汇上升为哲学概念，这个问题还没有作出很好的解答;此外，“气”学为什么会与阴阳五行学说“牵手”，研究者重视不足;而“气”的范畴有几层内涵的问题也需要得到充分论证;对于为什么说张载的“气”学达到了中国气学最高水平，也是需要探究的问题;到明代的王廷相，他的“气”学论说为什么走向了倒退，其内在的原因是什么，亦需论证。只有对这些问题作出探讨，才能梳理出“气”这一哲学概念在两千多年的演变轨迹，发现其内在逻辑的发展线索;才能勾勒出“气”学在中国哲学与文化形态的脉络。著者为此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他努力使中国古典学术回归中国文化。针对研究现状，著者对一百多年来学界在中国思想文化史概念研究中的理论与治学方法进行全方位的评价，其目的是力求发掘中国哲学与文化形态概念的独创性，展现中国文化独特的问题意识、人文关怀和哲学成就，让文化精神与文化立场回归文化中国。
在研究方法上，著者根据已有学术研究基础，将主干概念的起源、特点与演变轨迹，进行细致入微的梳理与研究。他从甲骨文、金文入手作语源学考察，然后阐微发隐，以每一时代精英思想家的文本为线索，梳理每一个概念的内在逻辑性演变轨迹，进而与西方哲学范畴进行比较，阐发中国本土哲学概念的独创性人文品格。在每一个概念的研究上，以历代思想家的文本为基本线索，从甲骨文、金文开始考辨，然后梳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直到近代的逻辑演变。在纵向梳理的同时，又兼顾横向比较，注意横向与纵向的内在关系。在研究思路上，著者强调文献学、训诂学、音韵学、历史学与哲学齐头并进，多角度、多方位研究文化元典中的基本概念，以使每一个概念的研究内容能够互相说明与印证。著者在梳理中国思想文化史每一个主干概念的内在逻辑性发展线索的同时，又将观念史与精神史、社会史相联系，进行综合分析，这是其研究方法上的一大特色和创新。著者撰写《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深感中国学者多用西方哲学原理和概念体系来诠释中国传统哲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本来是完全不同的文化形态这一事实。著者认为，中国传统哲学形态中，逻辑世界、原理世界与经验世界、现象世界是不可分割地包容在一体之内的，用中国哲学固有的命题来表述，就叫“道不离器”、“气兼有无”。因为中国传统哲学中有自己的哲学概念，故阴阳、道、器、理、欲、气、天、心、性、命等概念系统，有其自身独创性的文化内涵与哲学内蕴。著者努力追求的是，正本清源，返本开新，发掘出中国文化形态当中概念的独创性，展现中国哲学与文化独特的问题意识、人文关怀和哲学成就。他希望让文化精神与文化立场回归文化中国，让中国古典学术回归中国文化，在多元性世界中寻找中国文化的独创性。从《思想世界的概念系统》一书的内容来看，著者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
作者：李金玲 单位：山东理工大学
先秦儒家思想特点范文3
[关键词]汉书・艺文志;班固;儒学;崇拜
《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是由东汉班固根据刘歆《七略》改撰而成。其保存了先秦至西汉的著述，它囊括了哲学、史学、文学、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历法、天文以及医学等书籍。每种门类之后有小序，每略之后有总序，这些序对当时学术的来源发展、优缺是非都作了简要的介绍，这些记载对于理解先秦至西汉这一时期的文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汉书・艺文志》开创了史志目录的先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目录学要籍;同时《汉书・艺文志》也是我们对于古代文化进一步认识的重要途径。正是由于它的重作用和影响，因此历来受到古今中外学者的重视。虽然班固《汉书・艺文志》来源是刘歆《七略》，但是班固在总序中这样说：“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术数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颜师古注：“删去浮冗，取其指要也。”可班固对于《七略》是持积极态度，肯定并继承、吸收和发展，继而写出《汉书・艺文志》。显示出《汉书・艺文志》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班固的学术思想，这不仅仅是对刘歆《七略》的总结。
一、《汉书・艺文志》的编排特点
《汉志》从类目的设置、所列著作的排列及评判诸子十家的标准均体现尊儒的思想。班固在《艺文志》的“诸子略”每一家序言，都针对各家源起、职能、优劣长短等进行了集中的阐释，可以看出班固是站在儒家正统派的立场来评论诸子学派的，《汉书》在引用儒家经典上体现的很多，但最能体现的便是《艺文志》对书籍排列顺序的变化，班固在各类典籍中，首先以儒家六艺经典，其次是诸子十家九六之书等，这些排列的重要性使后代史家也有了受《艺文志》的影响，其后的分类规范为经、史、子、集四大类，儒学居于第一的位置却一直保持不变，其地位愈加巩固，加强了。
《汉志》以儒家“六艺”为首。又体现了其学术地位的崇高，儒家是以“六艺”为传承，诸子十家包括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在《六艺略》的大序中作者首先对六经的内容予以说明，序云：“六艺之文……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并非因《易》成书较早缘故而是尊儒尊经的表现，“至于殷、周之祭，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论语・述而篇》中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孔子晚而喜《易》，读之韦编三绝。常曰：‘假我数年如是，我于《易》彬彬矣。’”这里只是将《易》来突出作为一个代表，来显现在儒家占有的重要地位，班固也是借此著文来加强儒家地位。儒家经典在《汉书》中被奉为至尊。班固对儒家的六经有一个总体评价：“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这些都是儒家经典或与儒家经典有关的著作，它们被安排在最前的位置，单独为一略，充分体现了班固尊孔崇儒的学术思想。
二、班固对儒学的崇拜
在班固推崇的众多学术思想里，其中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尊孔崇儒。推崇儒学在西汉学术中的中心和主体地位，其他各方面的学术或者思想只是儒学的补充或者延伸品。这一点充分的在《汉书・艺文志》中明确的表现出来：
第一，文章开篇就说“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从这句话可以看出班固把儒学始祖孔子及其弟子真正放到了“独尊”的地位，同时又能表现了作者将孔子的儒家学说作为学术的正统，正是孔门及其弟子的“丧”才导致之后儒家“大义”而乱，才使诸子百家兴起;
第二，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称赞司马迁“……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同时他又批评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此其所蔽也”。班固在关于写作史料方面还是肯定司马迁的，但是在分析史事、评价人物的主导思想方面发生了变化。司马迁推崇儒家，但在评判儒家时，有自己的思想，不以儒家的是非为是非，不排斥其他诸子学说，而班固则是站在儒家的立场，对其他诸家学说都予以抑黜，，其原因是其受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的影响，又在著录《汉书》时，将自己的推崇儒学表现的淋漓精致。
第三，班固在《诸子略》中将儒家排在先秦诸子的前面，并对儒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儒家后的小序云：“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他明确指出了儒学思想是统治国家、政治教化的依据和工具。此外《诸子略》大序云：“今异家者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虽有蔽短，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可见作者认为诸子百家之学，虽然思想志趣千差万分，但是最后殊途同归，只是儒家思想的分支，最终会统一到儒学思想的体系中。上述三点都是班固对儒家的尊敬和崇拜的体现，既体现了班固的儒学世家，又体现了他治学的严谨。
三、班氏家族与儒学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细作梳理就可发现，班氏家族尊崇儒学历史源远流长，班伯生卒年不详，班况长子。少时受《诗》于师丹。因王凤荐，汉成帝召见于宴眠殿，见其容貌甚丽，诵说有法，任为中常侍。班伯精通儒家经典，是有名的儒学之士。班也是闻名远近的儒学之士，他因才华出众被推为贤良方正，后升迁至谏大夫等官职，班学识渊博、又受到皇帝的赏赐皇家书籍，这为班彪、班固父子著书提供了丰富的参考文献。班嗣，班之子，班固的伯父，班彪之兄。喜爱学习儒学，但又十分崇尚老庄。班彪出身于汉代显贵和儒学之家，受家学影响很大。从小好古敏求，与其兄班嗣游学不辍，才名渐显。班彪深受“独尊儒术”的影响，完全以儒学思想为信仰原则。
这些都对班固尊儒产生了深远影响。班氏家族儒学渊源，从祖父辈开始就熟读儒家经典，在儒学方面造诣颇深，同时家族流传的丰厚经典为班氏家族成为汉时有名的儒学世家提供了条件。先辈崇尚儒学对班固知识结构和学术选择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班固撰《汉书》的先决条件。受家族文化影响，班固从小就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知识渊博。班固“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及长，遂博贯载籍，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举大义而已。性宽和容众，不以才能高人，诸儒以此慕之。”同时，班固是古文经学家，对于古文经学十分推崇，对于刘歆亦十分崇拜，因而在《汉书・艺文志》中秉承了刘歆尊崇古文经批判今文经的学术倾向。
综上所述，儒学思想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内涵外延，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其精髓是不会变的。班固出自儒学世家，肩负着传承儒学思想的使命，他在其著作中多次用“孔子曰”即圣人语录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直接体现作者对儒家思想的尊崇和传承。《汉书・艺文志》不仅仅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史学资料，而且对追溯当时文化源流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中华书局，1959
[2]班固，颜师古.汉书[M].中华书局，1962
[3]范晔.后汉书[M].中华书局，1965
先秦儒家思想特点范文4
关键词：儒家思想；正统思想；社会需求；创新性；传承性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2-0062-02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了儒家学派，其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仁”，提倡礼治，在法律上主张德主刑辅，主张“无讼”。后期的儒家学派代表人在不断的探索中，逐步形成了一套符合时代需求的思想体系，并被秦汉以后的历代封建这所采纳，成为了封建正统思想。
一、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发展历程
儒家思想自产生以来，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春秋至汉初的消沉时期
儒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时期，春秋战国属于混战时期，礼治已经无法适应当时的社会趋势，儒家思想在当时的混乱年代必然无法得到重视。
先秦时期，李悝携《法经》入秦，秦始皇在法家思想的指导下建立了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国家。法家思想成为了这一时期的主导思想，秦朝将法家的思想推向了极致，立法上采取严刑峻法的策略，同时实行文化专制。
汉初的统治者总结秦朝二世而亡的基础上，认识到了仁政的重要性，一味的严刑酷法会导致政权的颠覆。因此，汉初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儒家的思想不断得到重视。采用儒、道、法相结合的黄老思想为指导，主张清静无为、约法省禁、与民休息、尊主安民。这一时期的黄老思想吸收了儒家的思想，为儒家思想后期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二）汉武帝时期到魏晋南北朝的确立以及发展时期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采纳，儒生们可以参与礼法和注释现行的法律，逐步开始实现引礼入法。儒生们可以参与礼法和注释现行的法律，逐步开始实现引礼入法，将儒家思想注入维护封建统治的律法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战乱时期，但这一时期却是中国历史思想大发展和大繁荣时期。儒家思想的封建正统思想地位得到不断的巩固，引礼入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八议”、“重罪十条”等等，都体现了儒家思想在律法中的地位。
（三）隋唐到清朝的完善以及巩固时期
隋唐时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不断得到完善，尤其是唐朝。唐朝是封建社会的繁盛时期，经济较之前的朝代有了极大的发展，随着唐朝开明政策的实施，文化也出现了大繁荣的景象，中华法系基本得以确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的结合不断完善并达到最高水平。
从唐朝之后一直到清末，历代的统治者都继承了前朝的律法，虽有局部的修改，但贯穿于其中的儒家思想却被不断的继承下来，并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得以不断巩固。
二、儒家思想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的成因
汉代的统治者在总结秦亡的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单纯的严刑酷法无法维护政权的长久统一，这就使得儒家的思想再次得到重视，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逐步稳定并不断深化。儒家思想在各流派思想的竞争中能够脱颖而出，被统治者重用，经久不衰，成为封建正统思想并非偶然，有其形成的必然性。我认为，儒家思想能够成为封建正统思想主要有以下成因：
（一）与封建社会的需求相契合
儒家思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得以生存并不断的发展，以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存活到封建专制制度的解体，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儒家思想能够满足当时的社会需求。
首先，就统治者来说，儒家思想与统治者想要实现封建大一统，君主专制统治的愿望相吻合。儒家思想经孟子、荀子的修正发展到汉代董仲舒时，他竭力把人事政治与天道运行附会而强力地组合在一起，同时将孔子的大一统思想和法家的君主集权思想捏合在一起，主张“一统于天子”，这一主张的提出正好与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相契合，从而使得儒家思想逐步成为了封建正统思想。此外，儒家思想中的很多主张对于实现君主专制都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儒家思想提倡礼治，在占据统治地位后，儒生们开始致力于引礼入法。从汉代开始到清末修律之前，儒家思想一直处于统治地位，并使得引礼入法不断发展，礼与法实现了完美的结合，礼法的结合不断的加深对封建伦理纲常的维护，用“三纲五常”规范来维持家族秩序，强化君权、父权、夫权，运用这种道德的教化作用来解决小农经济的分散不利于管理的现状无疑是可行的。此外，虽然儒家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但统治者并没有完全忽视法律的作用。在法律不断完善的过程中，统治者已经意识到法律作为固定的措施确定下来对于维护统治的好处是肯定的，但也认识到了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和谐等观念对于封建统治秩序的维护有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儒家提出的“德主刑辅”、“以刑去刑”的主张，强调教化的作用的同时，也主张用刑罚来对付反抗的臣民，一方面用政权和法制的强制力来维持国家的统治，另一方面用道德教化来驯化全体臣民为皇帝效忠，这种恩威并施的策略对于维护君主专制统治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再如，儒家的“无讼”思想，强调依靠有一定地位的人按照乡规民约来处理人们之间的纠纷，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伦理纲常的地位，压制了人民的反抗意识，也能够减轻国家设置行政机构的负担。
其次，就人民来说，儒家思想符合了人民大众的心理，尤其是大部分以农业为主的人民的心理。第一，以农业为主的的传统社会将农民与土地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这就造成了农民愿意循规蹈矩，追求和谐的心理，而儒家思想正好符合广大农民的心理需求，儒家提倡礼治，用“礼”来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纠纷的解决，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一套标准的行为模式，这无疑符合了农民愿意循规蹈矩的心理。而儒家的“无讼”思想也与农民追求和谐的观念相吻合。第二，农业社会里，家族的地位有着及其重要的地位，无论是提高农业产量的需要还是农民传统思想里对于家庭的重视都决定了家族地位的重要性，而儒家提出的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对于家族秩序的维护有着极好的规范作用。一方面，家长的绝对控制权有利于家族的稳定，家族的稳定更利于农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伦理纲常作为维护家族秩序的准则是能够被农民的传统思想所接受的。这些特点都决定了儒家思想被广大农民接受并遵守。
（二）创新性保障了儒家思想生命力的旺盛
儒家思想从被确立为封建正统思想开始到在封建社会的两千多年里一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存在离不开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对于儒家思想的不断创新。
春秋末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主张以礼治国，战国中期的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虽然在春秋战国这个诸侯战乱的时代儒家这种单纯的“仁政”并不能解决当时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当权者的重用，但孟子对于孔子思想的发展却是值得肯定的。战国后期，看到法家学说在各国变法运动中所显示出的具大的威力和功效，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将法家的“法制”思想纳入儒家的思想体系，明确提出了既“隆礼”又重法的思想主张。汉武帝时期，儒家的代表人物董仲舒对于儒家学说的创新最终使得儒家思想作为儒家正统思想得以确立。
正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的这种不断创新的精神使得儒家思想能够在不断的探索中契合了当时的社会需要，从而保障了其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封建正统思想，直到封建体制的瓦解才失去其生命。
（三）传承性保持了儒家思想的持久性
儒家思想在封建社会经久不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儒家思想的不断传承。这里的传承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儒家学派的继承人对于儒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到孟子对于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再到荀子的不断完善以及董仲舒的新儒学的提出无不体现了这种继承性。其次是历代统治者对于前朝思想以及律法的批判性继承。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经历了诸多次的朝代更替，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选择不抛弃前朝的统治思想和律法，这一明智的做法使得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不断得以传承。
三、结语
儒家思想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统治了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虽然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儒家思想的正统思想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但并不是说儒家思想在今天应该完全被否定。我们需要的是一种辩证的态度去正确的认识儒家思想，既要对儒家思想中的落后观念进行否定，也要对其合理的观念进行创新性的继承，从而更好的实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参考文献：
〔1〕佘经林.论中国封建正统法律思想及其法律化[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96，（1）.
〔2〕王霄燕，陈凯.中国封建法制儒家化原因初探[J].山西大学学报，1998，（4）.
先秦儒家思想特点范文5
摘要：孟子是先秦大儒之一，作为战国时代的重要思想家，孟子的思想对儒家的发展有重要作用。战国的时代特点使这一时期的思想充满着矛盾。孟子则尽力解决儒家传统理论与社会现实政治需要的矛盾，即君臣父子关系的现实的破坏和理论的完善的矛盾。
关键词：孟子 儒家 伦理 君臣父子
[中图分类号]：1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0)-12-0201-01
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君子之泽五世”，孟子以其受业于"子思门人而以儒家正统自居，然其思想多有战国的时代特色，对原儒有了进一步的发挥和创造。此文仅论《孟子》所论之君臣父子之道。
一、《孟子》所见之父子
儒家讲求的礼乐秩序，简而言之为君臣父子。孔子云：“《书》云：‘孝乎唯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孔予以孝悌为有政，即以父子关系等同于君臣关系，则可见其实质是一致的。在先秦儒家思想中，君臣关系是父子关系的外化，是置于国家范围中的宗法秩序，故而二者在儒家思想中是互为里表的。
“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孟子以孝悌为仁义，并以之作为仁义札智圣的本体。“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孟子》中尽可能描绘的仁政画面是君主的仁在政治领域的发挥，因而归根到底是对孝的大化。
儒家向来重视治丧守孝来体现孝，即慎终追远。“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父亡如父在，言行心志不改于父之道，则可见其孝行已成为自身的守则。又如“大孝终身慕父母，五十而幕者，予于大舜见之矣。”以五十幕父母者为终身不忘孝父母，父母既在，则人始终为人子。虽然己为人夫为人父为人臣，但父母之情终身不忘。
伦理是社会秩序的最基本层面，尤其是在宗法制色彩浓重的先秦时期。在父权制下父子关系就是伦理的核心，父长君长的一体化。
二、《孟子》所见之君臣
“尊贤使能，俊杰在位”的贤人治国是带有战国的时代特色的。。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尧为君，举贤臣而使其能各得发挥；舜为臣，竭其力为君放牧天下、治理四方。此为盂予所称赞的君臣之道，也是贤人政治的最理想状态，而在君臣关系中处主导地位的是君。
先秦的君臣思想中还少有忠君思想，对于出逃并无道德上的谴责。孟子认为“有故而去。则君使人导之出疆，又先于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后收其田里”这才是君主对待出逃的臣下的正确态度。而其故是“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面对无德之君臣下离弃而去是明智的选择。贤臣不必仕于乱世、曲侍昏君，而可隐退以待明君。因为只有明君才可以任用贤臣治世。
《孟子》中区分了同姓之臣与异姓之臣，其实是区分了宗法制与非宗法制。“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然后问异姓之卿，曰：‘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同姓之臣与君主属于同一宗族，二者有血缘联系，当作为宗主的君主失去统治国家的资格时。同姓臣如叔伯或庶兄弟等在一定程度上也有继承国家的合理性。在宗法制下异姓之臣则没有这种权利，其与君主没有宗法的束缚，更多的拥有政治上的自由权。
孟子理想的政治模式是君主垂拱而天下治，贤臣为君主勤于治理天下。君主恩惠，臣下忠贤是和谐的君臣关系。另外在弑君的现实和禅让的理想下，提出了如果君主昏庸不贤则臣子可退隐或更立贤君。
三、《孟子》中君臣关系与父子关系的冲突
战国的列国争雄滋生了贤人政治，而其终极也就是禅让。但禅让制是与儒家传统的礼的秩序及父子关系相悖的。禅让把国家和平民主的让给异姓，而传统的儒家观念格外强调宗法伦理，是不允许禅让这种事情发生的。《孟子》中有不少君臣关系与父子关系的冲突。
“《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此语亦根基于战国时代，在尊贤尚贤的气氛下，大圣大贤之士不可使之曲居人臣人子的下位。然此“盛德之士”既非人君又不可能不为人之子。君不可臣之是指君主要尊贤，不可轻招贤士，而要亲就之。父不可子之是因为父子即君臣。然若父不子之，则其无孝，孝为贤仁之本，既然其失去了最基本的伦理之情又如何称的上是贤?君若不臣之，则其不居位何以谋政?孔子有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有“名不正则言不顺”，不臣之臣则无治国之权位，不名正言顺，其有贤德但于治国亦无益。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亲；尊亲之至，莫大乎以天下养。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养，养之至也。”孟子为舜以父为臣辩护，因为舜继尧为天子但其父为庶人，而子贵为君而父为臣是与君父臣子相悖的。孟子则以子为君以天下赡养父来调和这一矛盾。
“桃应问日：‘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叟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日：‘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与?’日=‘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
‘然则舜如之何?’日‘舜视弃天下犹弃敝雎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忻然，乐而忘天下。’此与《论语》之“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是一致的，都是以伦理而悖公德。孟子以舜为君主，不以君主为父践法，而弃天下负父而逃。舜以君主而不能阻碍臣下执法，但作为人子又不能见父被执，因而必须在人君与人子之间做出选择。“亲亲，仁也”，故而孟子从孔子而称赞舜弃天下而为父隐。舜以大孝为典范，但其作为君主如此轻天下百姓并不是明君之举，以一己之孝而弃天下并不是明智的权衡。
孟子在处理君臣父子关系的矛盾时偏重于选择父子关系，这既是对儒家传统的重孝观念的继承，也是仁政观念的需要。孟子虽然也提倡与伦理相悖的禅让，但更多的时候孟子还是倾向于君臣父子的顺序的。
先秦儒家思想特点范文6
儒家 五常思想 理想人格
一、引言
儒家思想中的“五常”思想即“仁”、 “义”、“礼”、“智”、“信”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范畴之一，其精辟的思想精髓和优秀的传统道德内涵就是儒家思想中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理想人格即圣贤人格。儒家思想强调在内圣基础上的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在儒家文化里的理想人格建构中，最突出的特点是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在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的驱使下，儒家对理想人格特别关注。因此，儒家“五常”思想就构建立理想人格提供了可以值得鉴赏的思想资源和现实启迪。
二、儒家的“五常”思想对塑造理想人格的具体体现
1. 以“五常”思想中的“仁”来培养个人的爱心
“仁爱”思想是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儒家“仁爱”思想对构建理想人格重要的启示。“仁”是“五常”思想的核心，“仁”是孔子确定的最高道德原则，是孔子终身追求的政治理想和道德目标。“仁”的核心是爱人，即对人的关心和尊重，其本质规定是“崇尚仁道，追求博爱”；外延归结起来由四个层次所构成，即“爱身”、“亲亲”、“仁民”、 “爱物”，不但有人类的爱，也有自然的爱。论语中孔子对“仁”作了几种诠释。首先，孝悌者也，是为仁之本质也。父母亲而又尊，要先之又先，必须孝敬。兄长同胞，又先我生，必尽悌道。其次，仁者，爱人。（《论语·颜渊》有道，“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将“仁”视为做人的根本，孟子将“仁爱”之心归于人之天性，“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无侧隐之心，非人也。”两位圣人的主张为人们自觉行“仁爱”，自觉维护“礼”提供了最根本、最有力的理论基础。再次，克己复己为仁。克制自己，一切都照着礼的要求去做，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一切就都归于仁了。
2. 以“五常”思想中的“义”来增强个人的正义感
儒家所说的“义”主要指道义、正义和公利。“义”作为“五常”思想中的德目，是孔孟等人在继承和发展先秦以前正义、公平、无私等思想的基础上概括提升出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标准。
在价值观方面，儒家文化一方面承认人有道德和物质利益的双重需要，不否定利的价值。而另一方面，儒家形成了明显的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价值模式。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强调在“义”和“利”发生矛盾时，应当“义以为上、先义后利、见利思义”，主张“义然后取”。 孔子在义利观上抬高义而贬低利，具有轻功利的道德决定论倾向。
其次，在利益关系上，主张“先公后私”，认为公利大于私利、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荀子认为“人生不能无群”、“善群则善生”（《苟子·王制》），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主张“兴天下之同利”（《苟子·正论》）；孔子主张富国富民，要求权贵“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因民之利而利之”（《论语·尧日》），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为社会谋福利。 发扬集体主义精神，要不计较个人得失，以大局为重。集体就像是大海，个人就是其中的一朵浪花。有了大海的宽广，才有浪花的多姿多彩；也正是因为有了壮美的千万朵浪花，才为大海增添了无穷的魅力。
最后，在构建理想人格上，要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以天下为己任”，注重人的尊严和气节。孔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要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人更加需要雕琢、修养，才能构建出理想的人格，才能成为大器。在实践中不断的磨炼出自己的意志和道德品质，千锤百炼，才能造就一个有作为的人。
3. 以“五常”思想中的“礼”来培养人的文明感。
“礼”指人们行为的最高准则和道德规范。从广义上来看，“礼” 泛指典章制度。“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苟子·劝学》） “礼”是社会稳定有序的必要保证。小到从人际交往，大到治国，都需要我们各自规范自己的行为，遵循一定的规则，以形成一种有序化的状态。在“礼”的规范要求下，我们每个人都在严格的等级序列中明确好自己的位置，各就其位、各安其分、各司其职，充当好自己的社会角色。通过“礼以定分”而达到一种“和”的状态。“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高度概括了礼的核心精髓和基本精神是“和”。“礼”强调在不同个体之间要彼此尊重，要形成一种“和而不同”的和谐氛围。这种和谐是一位总揽全局的决策者，让万事万物各就其位，让他们演绎真实的自己，成就真正的和谐。这种和谐的人和和谐的社会，就是“礼”的终极目的。狭义的“礼”是指最高的道德规范。首先，明“敬让”之礼。谦虚礼让，尊老爱幼。第二，明“和谐”之礼。和谐是一种合力。踮起脚尖往果皮箱里扔糖纸的孩子；采血车中无常献血的小伙子……这是一幅幅和谐之美的图画。我们一直在宣传“构建和谐社会”。什么是和谐 我想这就是和谐。和谐不一定非要是行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时候仅仅是流过心灵的涓涓细流，于细微处给人以温暖。第三，明“约束”之礼物。要遵纪守法，也要严格要求自己。规范和约束自己的行为，凡事有个度，不做违法犯纪的事情。因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仅要行“小”礼，恪守尊老爱幼，谦虚礼让之礼；还要行好为人处事、遵纪守法的“大”礼。
4、以 “五常”思想中的“智”来培养人的聪慧感
在儒家思想中，“智”的核心作用是明辨是非善恶，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是故夫智，仁资以知爱之真，礼资以知敬之节，义资以知制之宜，信资以知诚之实。故行乎四德之中，而彻乎六位之终始。”说明了仁的实质、礼的节文、义的适度、信的诚否，都必须由智来认识、理解，只有通过智才能使它们转化为内在的道德观念。智慧有先天的遗传，更有后天的努力。努力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更需要巧，要动脑筋。这就需要发挥智慧，而不是做无用功，盲目、盲从、盲干，要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因此，我们要认真学习，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增长智慧，扩充自己的知识面，将知识活学活用。经过动脑思考，将所学的知识从“学会”变成“会学”。智慧是维系机遇和努力，获得成功的纽带
5、 以 “五常”思想中的“信”来培养人的诚实感
作为中华民族优秀道德遗产中的瑰宝。诚信思想对修身养性、塑造理想性格和追求高尚道德情操起到了积极作用。“诚信”之礼，是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美德。诚信，是一个人最重要的道德品质，要求我们言行和内心所想的一致统一，不虚假，它也是一个人立足于社会的无形的但又最具有说服力的“通行证”。 塑造诚信要从小事着手，不仅包括做错事情要勇于承认，还包括不欺骗人，还有就是在荣誉面前不把人家的功劳揽作自己的等等。让诚信发挥其必要的现实意义。 远离尔虞我诈，远离圆滑世故，多一份真诚的感情和信任的目光，脚踏一方诚信的净土，就可以浇灌出人生最娇艳的鲜花，夯筑起人生坚不可摧的铁壁铜墙。
参考文献
[1]康宇.儒家“五常”的道德优势及其当代意蕴[J].求实学刊，2007，（3）.
[2]郭齐勇.中国哲学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3]儒学十三经[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