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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由来范文1
[关键词]祖先崇拜；文化；对比研究
[作者简介]刘婷婷，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教师，广西南宁530007
[中图分类号]B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9)10-0168-03
在中国和越南都存在一种广泛而普遍的宗教文化――祖先崇拜。祖先崇拜在两个国家的传统文化和社会中都有着悠久的历史、发达的体系和牢固的根基，其触角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这种宗教文化伴随着文明的延续、社会的不断发展延续至今，经久不衰。因此，我们希望通过两国祖先崇拜的对比，找到其中的联系，以便更好地促进中越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这里，必须了解一下祖先崇拜的宗教本质问题。目前，在对祖先崇拜现象的理解中，存在着两种误解：其一，在现代，祖先崇拜曾经一度被认为是一种封建迷信；其二，在许多的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眼中，这种祖先崇拜是一种类似于图腾崇拜的原始宗教。究其原因，前者是因为受到强烈的反封建思想影响，而忽视了祖先崇拜的宗教特性和社会功能，后者是一种对宗教的僵化的刻板印象，认为宗教就必须像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具有明确而统一的神。虽说如此，但中越两国的祖先崇拜完全有理由说是一种民间的宗教，其理由如下：祖先崇拜的对象是已逝祖先的鬼魂，它是对超自然、超社会的社会力量的崇拜；它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信仰和实践体系，其中包括相信祖先灵魂不灭；祖先有灵，庇佑家人；相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香火观念；将光宗耀祖作为人生奋斗的动力之一等。
一、中国祖先崇拜的起源和形成
(一)一般原因。人类与动物世界分离的根本标志是精神世界的形成，至旧石器晚期，随着“新人”的形成。远古人类才开始摆脱蒙昧，有了审美意识与艺术，有了种种的迷惘，有了巫术与生产生活的仪式，并逐步拥有了自我意识。他们开始将自己外化于自然，有了最初的自然崇拜；他们已意识到了生与死的区界，有了早期的形神观念与灵魂崇拜；他们试图知道生命的由来，并由此引发了以生产女性为标志的母神崇拜。进而发展为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是人们在对自身由来的认知中形成的崇拜体系，它既是人类对自身生命现象的神秘化理解，又是对先祖亡灵的崇拜。
(二)特殊形成条件。中国是一个宗族社会。宗族是指以血缘为基础存在着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与相互义务的父系组织，中国社会是由许多不同的宗族组合而成，宗族在中国社会特别发达，具有几千年的历史。由于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它的长久和繁荣为中国祖先崇拜的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首先，宗族的建立直接导致祖先崇拜。由于崇拜是以血缘为基础，因此必须追本溯源，归宗认祖，以此确定辈份的尊卑、关系的疏远。是否具有本族血统，是否源于同一祖先是衡量是否成为本族成员的根本尺度，由此祖先的崇高地位显现出来，其次，宗族的维持与兴盛离不开祖先崇拜。宗族的团结、兴盛，需要宗族成员同心同德、团结一致，这就需要一种权威力量，或是向心力。在宗族中，祖先就是这种权威，“祖训不可违”、“祖业不可丢”、“祖宗之法不可变”就是这种权威的体现。开展一系列的崇祖活动，就能促进宗族内部团结，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因此，宗族是中国祖先崇拜产生的肥沃土壤，同时，祖先崇拜又反过来起着维持、强化宗族的作用，宗族与祖先崇拜相辅相成。
此外，中国的儒家思想中有浓厚的祟祖思想。在儒家的核心思想“忠、孝、礼、义、廉、耻”中，“孝”排第二位，而祭祀祖先是其重要内容之一，在四书五经中也有许多关于祭祖的内容。在中国的历史上，儒学家者不仅参加各封建王朝的宗庙和祭祖制度的制定，同时还致力于使崇祖成为一种普遍的习俗，为祭祖进人民间做出了努力。宋代以来，理学家们还大力鼓吹“尊祖重本”、“收宗敬族”，提倡建立尊祖敬宗的宗法和宗族制度，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祖先崇拜的发展。
二、越南祖先崇拜的形成
中越两国山水相连，互为近邻，双方的文化传统十分相似，习俗相近，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交往和传统友谊源远流长。胡志明同志曾经说过，我们越、中两个民族，数千年来血统相通，文化共同，在历史上素称兄弟之邦。由于长期受中华文化的熏染，致使越南的风俗习惯酷似中国，如节令、服饰、婚丧礼仪、宗族关系等等与中国均大同小异。所以连胡朝皇帝胡季(1400年～1407年在位)也说：欲问安南事，安南风俗淳，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祖先崇拜在当代越南是全国性和全民性的民间信仰，儒家思想是其深厚的思想基础。
(一)在汉文化开始系统地向越南地区渗透之前，越南原始社会已经存在着人类学意义上原始的祖先崇拜。秦汉之际，中原地区的文化开始传人越南，其中包括宗族姓氏制度。据越南学者考证，越南古人与东南亚各民族一样，本无姓氏。上千年后越南人逐渐习惯了按家族血缘关系聚居。
(二)从根本上说，祖先崇拜乃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体制在信仰上的表现。而正是汉文化将越南的农村公社体制按照儒家思想的模式逐渐血缘宗法化的。随着吸收和融合汉文化的过程，儒家思想以及中国传统社会赖以存在的核心――祖先崇拜和血缘关系结合的血缘宗法的政治制度也对越南的社会政治制度、伦理纲常及人们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祭祀祖先分族祭和家祭。族祭一般在宗族的宗祠里举行，家祭则在家中举行。在家里，祖先供桌设置于最庄重的地方(一般是在堂屋)。条件好的家庭会专设一个房间作为家祠，一般家庭都是在家中设立供桌，而条件较差的家庭则只用一块木板架在墙上来代替，供桌的布局大致可分为两部分：摆放祖先牌位的主体部分和放置供品的香案。供台上的牌位的两侧大都刻有(或写有)汉字对联，上方有横批。对联内容多为“祖功宗德千年盛，子孝孙贤万代昌”、“山高莫状生成德，海阔难俦哺育恩”。横批多是“德惟馨”、“饮河思源”、“山高海深”之类，长子家庭一般摆放四代祖先的牌位，其余家庭不拘。香案上面放着祭祀用的各种器皿，如香炉、酒器、灯烛、花瓶、果盘等。有的家庭还摆放祭祀专用的铜制器皿。另外，在一些供台上，人们还在市场买一些用塑料板做的对联，对联上面主要写着关于歌颂祖先的恩德的内容。祭祀方式非常严密，祭祀程序是按照传统进行的，如春节家家户户都要拜祭祖先，同时也拜土地、灶君、百艺师祖，冲年喜，拜年，烧化纸钱、纸衣，以祭送祖先。已成家立户的男子，若父母健在，必须向父母致以新年问候、敬赠礼品；若父母已去世，则要带上供品，到长兄家拜祭父母之灵。在汉文化的影响下，越南人祖先崇拜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祭祀仪规等组织仪式均以儒家思想为规范。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将越南原始形式的祖先
崇拜彻底地系统化、礼仪化和体制化了，为越南祖先崇拜的保存和延续提供了深刻的思想、道德、哲学及法理基础。
(三)儒家思想早在秦汉之际就开始传入越南，在越南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论是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所起的进步作用，还是在封建社会衰落时期所起的阻碍作用，都是巨大的。越南(大越史记全书)中就记载：“李圣宗神武二年，修文庙，塑孔子、周公及四配像，画七十二贤像，四时享祀，皇太子临焉。”与此同时，越南设立了国子监，凡文职官员一律要入学学习中国儒家典籍史料，并坚持以儒安邦。正如越南著名学者潘玉所言，越南文化，不管是文学、政治、风俗、礼仪、艺术、信仰，没有哪一点不带有可以被视为儒教性质的印记；任何一个越南人，不管他怎样反对儒教，也都不可能摆脱儒教的影响。越南的统治者以儒学为指导，颁国策，定风俗，积极推行以儒家伦理纲常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性教化活动，目的是使全国臣民具有忠君孝亲、仁义礼智等思想观念，以维护封建统治。正因为有如此深厚的思想基础，所以才会使得越南的祖先崇拜一直不断发展，延伸至今。
(四)越南人也非常注重孝道。在每一个家庭中，子女孝敬祖父母和父母是不可缺少的意识观念。对死去的先人，越南人崇拜甚笃，因而对祖先的崇拜信仰十分重视，世代承袭，形成规模。人们认为，亲人虽然死去，但他的灵魂仍然存在，对后人还起着保护和督促作用，主宰人们的一切活动，人间许多灾害祸福，都要依靠先灵庇佑与求得解脱。每户都有神龛、神台、神位，是敬奉祖先的祭坛，是敬奉祖先神的圣地，任何人不可触犯，也不能有任何污秽。在城里，由于住处狭窄，祭坛的设法小型多样。如在墙上钉块板或使用柜顶作为供奉祖先的祭坛。祭坛中央摆上一个香炉，两旁是两根香烛。香炉前摆上细腰红漆木盘或塑料制品。玻璃盘盛放着水果，此外还摆上一对花瓶和若干祭祀用的杯碟。在一些家庭的祭坛两边还贴有对联，如“祖宗功德千年盛，子孝孙贤万代昌”、“福生礼仪家堂盛，禄发荣华福贵春”等。越南人视祭祀供奉祖先为重大之事，用以感激祖先的养育之思。许多家庭尽管不同，但供奉祖先是不可忽略的，春节来临前，必须重新布置祭坛。插上香烛，摆上供品。春节三天期间，祭坛总是香火缭绕，合家吃团圆饭前。家长和族人都要祷拜。越南人对祖先的崇拜还表现在忌名上。平时，子孙忌提到祖辈、父辈的名字，如果现实生活中一些名词与祖辈、父辈的名字相重，要回避或用同义词代替。孩子小的时候，父母不让其知道先祖的名字，以防孩子乱喊，对先祖不敬。如果被别人指着先祖的名字奚落或辱骂，被奚落或被辱骂者会认为是受了奇耻大辱，会激起深仇大恨。近年来，忌名在城市已少见，但在农村，这一习俗仍保持。
三、结 语
儒家思想的由来范文2
【关键词】儒家思想；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B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5）08-221-01
实现社会和谐，始终是人类不断追求的一个社会理想。进入21世纪后，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并将其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历史上有过许多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特别是在儒家和在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思想中“和”有着丰富的内涵，包括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义，蕴含着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深刻的哲学思想和理念。纵观儒家的和谐思想可以看出它包括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个人自身的三重和谐统一。
自孔子起，经过历代学者的努力，儒家积累了丰富的人生智慧和历史经验。它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一、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启发我们：人与自然应和谐相处
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为处理人与自然的关提供了有益参考。“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这一学说的宗旨就是要求人与自然保持一种和谐统一的关系。孔子虽对天有一种极深的敬意，但他并不认为天是神。孔子言：“天何言哉，四时行焉，万物生焉，大何言哉！”宋明理学在总结前人“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上，进而发展出一套精致、全面的宇宙哲学和人生哲学体系。
人类在过去的若干世纪里，由于对生态规律的忽视，已严重破坏了地球的生态平衡。现代工业文明的迅速发展，虽说大大改善和丰富了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但当我们忘记了科技实践活动应具备的生态伦理意义时，其功能就会被功利所扭曲，从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衡，儒家的“天人合一”生态伦理思想在此是充满智慧和具有意义的。
二、儒家“人和”思想启发我们：人与社会应和谐发展
儒家“人和”思想由来已久，它们把“和”视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准则，并欲以“中庸之道”化之。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就是以人与人之间矛盾的调和来求得社会矛盾的缓和，为了实现《尚书・尧典》中的“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人和”的理想模式，孔子倡明仁教，提出了仁、义、礼、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等一系列旨在实现“人和”、实现社会和谐的道德原则。而在现实中在与人相处、调节人际关系时，则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恕”），也就是讲究“忠”“恕”之道。这样在协调好了人与人的关系时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而《礼记・礼运》中所描绘的有着和谐的人际关系，和平宁静“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则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社会。
在现代社会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解决与否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甚至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团结。
三、儒家关于个人自身和谐的思想启发我们：应使社会成员获得真正自由的发展
儒家和谐社会的理想是建立在个人道德修养提高的基础上，因此儒家特别重视个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它通过提高个人自身的道德修养来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从而使社会成为一个和谐的理想社会。儒家认为，“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生死和富贵不是人力可以追求到的，也不应成为追求的目标。而是应“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就是要追求学问的增长和自身道德水平的提高。因此，孟子说：做人应该“存其心，养其性”。一个人如果要保存他的本心，修养他的德性，以实现天道的要求，一定要修养自己，保持和天道的一致，这就是安身立命了。
四、儒家文化的伦理思想对家庭和社会和谐稳定具有现实意义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家庭、亲族、种族、国家、社会等组织形式，为了保证这些关系的正常运行，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道德伦理思想，即使在现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孔子认为在家庭关系中，应该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顺；在邻里及社会关系中，应尊老爱幼、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在国家生活中，应“君义臣忠”，即君要守君道，臣要忠于国家。当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之时，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儒家的这些伦理道德思想，在维护中国封建社会的成长和巩固中国社会秩序的安定方面，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今世界功利主义盛行，高科技带来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资讯发达、生活节奏加快造成急功近利的心态，人际关系冷漠，个人精神空虚，认同感危机，道德观念淡薄，暴力事件、吸毒、抢劫、欺诈、电脑病毒攻击和商业犯罪行为等横行。现代化过程在相当程度上是以牺牲人道精神、人文关怀、人的精神性和道德性为代价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并没有促进人的快乐指数的增长，相痛苦指数在许多发达国家有增无减。人作为具有理性的群居动物，需要一个充满温馨和人文教养及和谐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谐和的社会正是儒家的追求。
总之，儒家文化面对当今世界的种种矛盾和冲突依然有所作为，它仍然有自己观察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态度，还会贡献出自己的智慧，我们期待着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进程中不断展。
参考文献：
[1].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Z].
儒家思想的由来范文3
一、道德责任及人的品性的概念、关系、方法
道德责任的根据、基础、限度和归责等问题是伦理学中的重要问题，在伦理学史上得到了长期的深入研究。与会学者们围绕道德责任的概念、道德责任与意志自由的关系、道德选择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华中科技大学韩东屏教授指出，研究道德责任与意志自由问题，应从道德选择开始。人进行道德选择，其先决条件是有意志自由与情境自由体现的内外自由。上饶师范学院詹世友教授对康德的道德责任观进行了深入阐释。他认为，康德伦理学虽然以研究先天的道德法则为基础，但仍然关注人内在的意志品质，即德性。德性是能够抗拒偏好满足的准则而执行道德法则的意志力量。井冈山大学曾建平教授主要从需要来谈人的道德责任。他强调，道德责任的本质在于需要，当人们的需要还处于一种自在层面时，道德对其来说还只是一种外在责任。湖南师范大学向玉乔教授提出了道德记忆的概念，认为刻写道德记忆本身也是一种道德责任，指出人类所应承担的道德责任类型（回溯性道德责任和前瞻性道德责任），强调我们人类必须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承担道德责任。武汉大学李勇副教授结合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些现实伦理问题就需要与责任、责任与权利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诠释。
道德责任与人的品性存在密切的关系，学者们对其进行了深入阐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沈清松教授指出当前的道德困境在于虚无主义和规范解构，效益论无法提供道德责任感，而义务论虽能提供道德责任的依据，但仍无助于虚无主义的克服，因此主张一种开放的德行论，将道德责任提升到人性的完成。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吴兰丽副主编指出，人是社会之网上的结点，人具有社会性，理应承当相应的道德责任。道德责任需要内在的道德自律，也需要外在道德经验的指引。而承担道德责任的主体是人，这就需要引入“人的品性”这个概念，具有良善品性的人会自觉担当其道德责任。中国人民大学龚群教授考察了奥古斯丁的善恶观。他指出，中世纪时期的基督教教义提出了意志为恶的起源论。奥古斯丁坚持认为造物主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从本性上看是善的，同时认为上帝给了人意志自由。被造物有意志自由，他们因为骄傲而自己背离上帝，从而才有了罪与恶。骄傲是恶的开端，而谦卑是一切德性中首要的德性。印度乔达摩佛大学学者L.P.singh对道德责任和人性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决定论和自由意志以及道德责任是否相容的争论由来已久。不相容论的观点认为，一旦给定自然律和世界的初始状态，世界之后的每一个状态就是确定的了，因此不存在自由意志，也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责任。相容论中的一种观点，即莱布尼茨一刘易斯理论，对此从形而上学层面予以反驳。它的精髓就是给可能世界一种实在论说明。一个世界因果链必须援引所有可能世界中的事实，由此，因果性只是一种效应。这种观点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本体论负担。山东大学吴童立副教授以分析哲学方法对道德责任与自由意志是否相容进行了探讨。北京师范大学田海平教授通过对《旧约・创世记》“该隐之问”即“我是我兄弟的看护人吗”进行讨论，以它因时而变的多形态呈现以及可能的应对为线索来探讨道德责任的现代禀性。反思的责任论立足人类整体来理解人的责任，从更开阔的全球化或大地共同体的视野和更为长远的子孙后代的意义上回应“祛责之间”，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责任观
不少学者纷纷从中国传统文化视角对道德责任相关问题给予关注。南京师范大学陈真教授探讨了墨家思想对我们所应承担的世界和平道德责任的启示。沈清松教授则指出，儒家重视人本有善性的卓越化，也重视人际良好关系的满全，儒家的伦理学其实是开放的德行论的伦理学。向终极真实开放的德行论，是儒家伦理学道德责任的最后基础。智利天主教大学马科斯・哈拉米约（Marcosjaramillo）教授在题为“财产与真正自然法和儒家的关系”报告中，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探讨了西方真正自然法思想与儒家思想的相通之处，以及二者在当代责任伦理研究中的价值。他认为，来自于古希腊哲学延续至中世纪的“真正的自然法则”与儒家思想在财产权方面有着相似之处。比如在买卖关系、不动产、房屋、知识产权和商业企业等财产权方面，其逻辑结论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所以，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遵循“真实的自然法则”和儒家思想中的财产权思想，对建立社会的道德责任感具有重要意义。
三、实践领域中的道德责任问题
许多学者从具体的、实践的视角对道德责任观念进行诠释，如企业的道德责任、教育的道德责任以及全球化和高新技术中的道德责任问题等。南京师范大学高兆明教授基于智能机器人的思考，着重探讨了高技术创新中的道德责任意识问题。湖南师范大学王泽应教授在《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内涵的责任伦理意义》一文中指出，“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本身蕴含着一种要求同心同德的责任伦理意蕴，它以十分清醒的理性认识和对全球性问题的深刻洞观，凸显全球化时代各国共处一个地球的命运共生性，要求以积极的态度来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化解全球化的风险，以达到共生共赢共发展的目的，保证全球化沿着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福祉的方向前进。西南财经大学谭亚莉副教授探讨了企业如何履行社会责任的实践问题。同济大学Bo R.Meinertsen副教授指出自然的责任概念在其主要意义上应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他反对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印度理工学院普拉布教授（V.Prabhu）则对教育与道德责任的问题给予高度的关注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儒家思想的由来范文4
【关键词】儒家；伦理文化；治未病；影响
1我国中医“治未病”思想的内容
“治未病”思想的理论形成于《内经》(《黄帝内经》简称，下同)，完善于《难经》。《内经》首次提出“治未病”概念，形成了未病先防，患病早治的思想，并且提出了内容丰富的养生防病的原则和方法。《难经》继承了《内经》的“治未病”理论，明确提出了防止疾病传变的思想和方法，使“治未病”理论更加具有临床实用价值。“治未病”理论的形成标志着对疾病认识的深入，标志着我国医学的发展己从被动治疗提高到主动预防的水平。我国“治未病”的理念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未病先防，俗语说“防患于未然”就是这个道理，《老子・七十一章》：“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就是强调了预防的重要性。《内经》中“治未病”一词出现了三次，其中“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主张在疾病发生之前就做好预防工作，一旦疾病发生人体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害，到时候再进行治疗就来不及了。其次是既病防变，要求在疾病发生以后防止病邪深入传变甚至发生危变。“上工救其萌芽……下工救其已成”（《素问・人正神明论》）在疾病发生初期积极治疗是上等医生主看重的；《金匮要略》也有“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观点，根据人体传变规律积极治疗，防止疾病传染到其他脏器；《难经》也充分肯定了这个观点：“所谓治未病者，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与脾，故先实其脾气，无令得受肝之邪，故曰治未病焉。”最后一个内容是很容易被忽略的防其复发，它主要是指在疾病治愈以后，要通过一些方法和措施，做好预后工作，防止疾病的再次发生，立足于扶助正气，强身健体，防止疾病复发。
养生观也是“治未病”理念的表现之一。养生观的关键在于调和阴阳，“阴者藏精而起亟也，阳者卫外而为固也”，“是以圣人陈阴阳，筋脉和同，骨髓坚固，气血皆从。在四时调摄养生方面，《内经》提出“夫百病之生也，……大惊卒恐。”（《灵枢・口问》），“动作以避寒，阴居以避暑”（《素问?移精变气论》）。
2我国“治未病”的思想理念是以我国传统伦理思想文化为背景形成的
2.1儒家学说为“治未病”思想提供伦理支持《内经》曰：“天复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尚书・泰誓》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世界上最尊贵的就是人，人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自身的发展，治疗和预防疾病都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健康，其作用对象就是人。
2.1.1儒家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和道德原则，“仁”贯穿于我国古今医疗活动始终。“仁”是孔子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
2.1.2中和思想被广泛应用于中医“治未病”的思想和理论。儒家认为人们的道德修养若能达到致中的境界，那么天地万物均能各得其所，达到和谐的境界了，这是符合中庸之道的道德修身境界的一种原则。《荀子・王制》：“公平者职之衡也，中和乾听之绳也。”《礼记・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素问・疟论》说：“有余者泻之，不足者补之。”通过损有余和补不足，使人体内环境和外环境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即“正气存内，邪不可干”[1]。
2.1.3孝道观对中医“治未病”思想的影响。孝道观是中华文化与中华伦理的所特有的内容，在传统儒家思想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一种亲子之间的伦理规范，也包括宗教、医学、政治等诸多方面的文化内涵，可以说是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2]。《孝经?开宗明义第一章》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认为孝道最基本的就是保证自己的身体不能有丝毫的损伤，因为身体肌肤毛发都是父母给予的，保持机体的完好无缺是对父母最基本的孝顺；在此思想的影响下，人们对自己的身体都是非常爱护的，通过各种方法尽量保证自己的身体免受病邪的侵袭，及时制止疾病的进一步传播和传变，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治未病”的重要作用，使“治未病”思想有着肥厚的生存土壤。
2.1.4儒家其他思想对中医治未病思想的影响。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他明确地告诉人们，应当根据不同生理时期的体质和心理特点，陶冶情操，养护体魄；青少年时，身心发育不成熟，不可恋色早婚；人到中年，精力充沛，仍须劳逸结合，修身养性，不可过度疲累；人老时，体质虚弱，更要淡泊名利，超脱俗念。孔子曾留下“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感叹。他欣赏清心寡欲，乐观开朗，刚毅坚强的性格，反对怨天尤人 [3] 。孟子则更注意养心葆神，提倡“寡欲”，“养浩然之气”。孟子说：“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儒家的经典著作《周易》中明确提出：“君子以思患而预防之”，这和中医“治未病”思想是不谋而合的。
参考文献
[1]佟子林,刘俊.中医学防治亚健康的机制与方法研究[J].医学与哲学.2008，29(1):13-15.
儒家思想的由来范文5
1991年，北京用友财务软件公司王文京、文硕等人，经由国务院之同意，在海淀区友谊饭店举办海峡两岸首届会计审计研讨会，大陆许多教授和学者莅临参加，台湾也有三十余位教授和注册会计师应邀出席，这是海峡两岸会计界四十多年来的创举，一时轰动海峡两岸。笔者即在这次研讨会中有幸和杨时展教授及大陆许多会计先进会晤和交流，一见如故，深感愉快，也留下深刻而难忘的回忆，并建立起良好的友谊。
二、杨教授第一次访问台湾
为促进海峡两岸的会计交流，1992年，笔者邀请杨时展、王文彬及文硕三位学者到台湾访问，王文彬及文硕二人如期办妥手续并抵达台湾访问，这是四十年来大陆会计人士首次抵达台湾访问。不幸的是，杨教授因手续赶办不及，未克如愿。
1993年10月，笔者又邀请杨时展、郭道扬（以上是中南财经大学教授）、何任远、胡仁宽（以上是暨南大学教授）四人到台湾访问，由于第一次的经验，已熟悉申请时需要的文件和手续，以致一切过程顺利，四人如期抵达台湾。
四位教授到达后，即按预定行程访问台湾管理会计学会、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和东吴大学，和老师、学生座谈，交换心得，并了解台湾的会计教育。
杨教授也拨冗访问在中央政治大学念书时的老师陈立夫先生。陈先生自1949年到达台湾之后，即脱离政治，从未担任党政方面的职务，只担任民间团体孔孟学会的会长，著有《四书道贯》一书，宣扬孔子和孟子的儒家思想。陈先生和杨教授见面，心情愉快，杨教授向陈先生报告了大陆校友的概况；陈先生也和四位教授拍照留念，并赐送每人一幅亲笔书写的毛笔字。翌日，陈先生安排在来来饭店的顶楼宴请四位教授，并邀请杨教授同期校友曹圣芬先生作陪。席中，杨教授曾口头邀请陈先生回大陆，陈先生答道：“祖国尚未统一，一旦统一，随时就会回去。”
杨教授也访问东吴大学，和校长章孝慈交换两校今后的访问事宜。
三、杨教授第二次访问台湾
1994年，杨教授再次访问台湾，参加淡江大学举办的会计审计研讨会，并参加主计协进社举办的学术研讨会，也会晤了中央政治学校时的系友何大忠先生和主计处的老同事李增荣先生，并接见英士大学的学生吴涵芬女士。
离台之前，笔者和他作了一次长谈。因为杨先生从事会计和教育会计多年，深刻了解中国会计的演进和发展，因此笔者建议他把四十多年来会计的演进和发展作有系统的介绍，写成专书，留给后代的子孙。杨先生与笔者的看法一致，当场表示同意，这或许是以后《1949-1992年中国会计制度的演进》一书的由来。
四、日后的往来
杨教授离台之后，与笔者书信往来从来未间断，笔者也在1995年和东吴大学的二位教授回到中南财经大学访问，拜会杨教授和郭道扬教授等人，并陆续邀请杨教授教导的几位博士生如罗飞、张龙平、张杰民等人到台湾访问，扩大了两岸的会计交流。
1997年10月，杨教授不幸因癌症去世，笔者感伤不已，写了一幅挽联悼念他。以后蒙师母沈如琛女士来信告知，她家中只悬挂了两幅挽联，而其中之一即为笔者所作。
五、对杨教授的追思
岁月流金，笔者认识杨教授共有十六年之久。笔者对他的学术思想极为敬佩，以亦师亦友的态度对待他。笔者认识所及，认为他一生具备了以下的人格特质：
1.深受中国儒家思想的薰陶，讲究伦理道德，重视固有文化。
2.深爱祖国，关心国事，以匹夫有责和国家兴亡为己任。
3.爱护学生，关怀学生，乐于帮助学生。
4.忠于学术，治学严谨，学贯中西，专心致力于会计教育。
5.个性耿直，刚正不阿，嫉恶如仇。
6.个性急，求是心切，恨铁不成钢。
7.生活节俭，简单朴素，不慕虚荣，不求名利。
8.贫贱不移，威武不屈。
杨时展虽去逝十年，墓木已拱，但其精神不死，永远活在人们的心目中。
这次杨时展教授学术研讨会，笔者特别作了一首七言律诗，以表示对他永远的怀念：
吊杨公时展教授
十载怀多哀思深，今朝追悼客登临。
（杨公应予两度邀请赴台访问，十年间天人永隔，予无限哀思）
呕心一卷存青史，沥胆万言缘赤忱。
（杨公著《1949-1992年中国会计制度的演进》一书，为士林所珍视）
天降斯人以大任，薪传计治作良箴。
（杨公有“天下未乱计先乱，天下欲治计乃治”之铭言。）
儒家思想的由来范文6
关键词：雅；儒家；正统；礼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1-0000-01
雅是中国古典美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概念，先秦时期，百家争鸣，思想异常活跃，儒家对“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本文主要阐释儒家观念中“雅”的内涵。
一、“雅”的语义演变
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雅，楚乌也。最初“雅”是乌鸦之意。据《常用汉字意义源流字典》：“雅”的语义演变如下：①正统的；合乎规范的：雅言。②周代朝廷上的乐曲，配曲的歌辞作为一类收在《诗经》里：风、雅、颂。③高尚的；不粗俗的：文雅│高雅。④美好：雅观│雅致。⑤副。很：雅以为善。⑥敬辞，用于称对方的情意、举动：雅意│雅教│雅鉴│雅嘱。⑦平素的交情：一面之雅。⑧副。平素：雅不相知。可见“雅”的原始意义和基本义是不同的。
随着时代的变迁，雅的语义变化由雅的基本义正确；合乎规范，标准的，感情升华引申为高尚、美好之义。后来“雅”的语义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一个美学范畴，“雅”因为其思想内容、作者身份和知识水平而具有中和端庄，含蓄蕴藉的审美品质，形成高雅、儒雅、古雅、娴雅、文雅、清雅、清雅等相关品类。之后“雅”又进一步借来指人与人之间的交情，后来感情又再次升华用为敬辞，多用于称对方的情意，举动。
孔子生活的年代，是奴隶制开始崩溃，封建制尚在形成的过渡时期，社会上各种思想交汇冲突，礼崩乐坏。孔子一生都在致力于维护正在崩溃中得周朝礼节，希望有一天在齐国、鲁国这样的大国里重现文王、周公之道。因此无论是艺术审美追求，还是人生态度上，都要求符合正统，都要求做到“雅”。
《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
孔子说的“雅言”是中夏地区的雅正之言，即规范的共同语。周代朝廷上的乐歌是音乐的规范，其歌辞收在在《诗经》里，叫“雅”（分“大雅”、“小雅”）所以孔子的“雅”是正，正统的，合乎规范的意思。
二、儒家“雅”观念的历史渊源
《论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道德、伦理、教育等各方面的观念。对人的生命价值、审美价值提出了具体的规范。儒家的审美规范对中国美学的渗透和影响是巨大的，“雅”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重要范畴之一，儒家审美规范和价值取向对后世“雅”的观念的确立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这种文化的形成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儒家伦理型审美观念的影响下，中国的美学也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也因为这样，“雅”作为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竞相成为文人士大夫甚至广大的平民们所追求的人格价值取向及行为目标，对于中国文人的人格建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三、儒家之“雅”
既然孔子认为的“雅”是正统之意，那么儒家观念中的“雅”究竟具有怎样的内涵？我们可以从文化艺术追求与人生审美态度两个方面来说明。具体而言，
（一）在艺术追求领域：
在诗歌方面，孔子提出了与自己思想相一致的诗歌观念，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据考释“思无邪”原意指养马的人的吆喝声，“思”是句首语气词，无实义，“邪”是“斜”，原意要表达的是“呵，不准乱跑”，孔子改变了原来的意思，借以表达他对《诗经》内容的看法，即诗歌在内容情感旨意上都应该中正不邪，应当符合礼法。这与孔子认为的诗歌的作用在于歌功颂德的思想是一致的。孔子的“思无邪”观念统摄着他艺术审美观念，其他的审美规范无一不与此相一致。在艺术审美规范上，孔子还提出了其他一些具体的观点：
其一，“乐而不，哀而不伤”，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过犹不及”，诗歌表情达意上要讲求“适度”的原则，快乐是有节制的，也不过分地悲伤。
其二，关于雅乐，《礼记・乐记》记载：
人不耐（能）无乐，乐不耐无形，形而不为道不耐无乱。先王耻其乱，故制雅、颂之声以道之：使其声足乐而不流，使其文足论而不息，使其曲直（指歌的曲折）、繁瘠、廉肉（繁瘠、廉肉，指声音的大小强弱）、节奏，足以感动人之善心而已矣。不使放心邪气得接焉，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这段话概括了雅乐的性质和特点，雅乐，指的是官方制定的规范性音乐，强调雅正平和，可以启发人们向善之心，使人感到快乐不流于邪僻。《乐记》反对的是郑音、宋音、卫音以及齐音。因为这四种音都不符合雅、颂之音的规范，“皆于色而害于德。”这样的观点在《论语》中也可见到。
《论语・阳货》：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
原来“郑声”是因其“乱雅乐也”。具体而言郑声，僭越周礼，为不正，属于靡靡之音，自然便成为祸国之声，亡国之声。《论语・卫灵公》又说：“放郑声，远佞臣；郑声，佞人殆”。看出他对郑国之音的批评态度，他把郑声与佞人相提并论。要求保持体裁的传统性，以古为雅，以今为俗。这两句表明其对今乐的反对与对古乐的推崇。同时《孟子・尽心下》提到：“恶郑声，恐其乱雅乐也。”在孟子看来，“”、“乱”之乐远离正道之乐，因此孟子主张“君子反经”，就是要求返回正常之道。
其三，在艺术追求中的“雅”，《论语》中孔子正面阐述了“雅”的标准，《论语・八佾》记：“子谓《韶》，‘尽美矣，叉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可见孔子眼中诗歌要“雅”不仅内容上“尽善”，艺术上也要“尽美”。
总而言之，无论是追求适度的原则，还是反对“”、“乱”之乐，或者是追求“尽善尽美”，这些思想是以“思无邪”为规范的。
这是艺术追求中的“雅”，是以“雅正”作为艺术的总体要求
（二）在人生审美态度上：
孔子是周朝礼节忠诚的践行者，因此大到国家大事小到穿衣吃饭日常生活琐事都要符合周朝正统规范，要符合周礼。
具体而言，孔子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制度，主张“正名”即“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以此来维护统治秩序。还要求他的学生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实质上就是强调“克己复礼”的人生追求。《论语・学而》：“子贡曰：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与。”子贡把孔子的温和、善良、恭敬、俭朴、谦让的为人处世的风格勾画出来。我们可以看出孔子对温文尔雅的人生审美态度的倾慕。因此在个人修养上孔子要求符合正统，不偏不倚，温和敦厚，实际上这种人格建构是按照封建统治者的需求来打造的，其目的就在于稳固当权者的统治，不激愤，不造反。
综上所述，无论是艺术追求还是个人修养，儒家之“雅”皆以正统为要，都必须遵上层阶级的统治，这种观念一直影响后代文人，把它作为行为准则以及安身立命的法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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