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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地位的变迁范文1
关键词：孔丘 朝代 兴衰 历史 原因
一、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
孔子思想的核心理念多年以来，在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但究其深处，总的来说，还是以“仁”、“礼”的说法为主流，他的思想主要也是由“仁”和“礼”这两个部分组成。“仁”的意思是：做人要具备一切美德，要以仁义待人，要主动善待他人和“爱人”，摒除内心深处的恶念。“礼”的主要意思，就是做人要时刻记住约束自己行为，加强个人品德的修养，努力使自己言行、举止符合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孔子在其思想中提出以“礼”来治理、管理国家，以“德”来教育、感化百姓。[1]
二、孔子学说为统治者统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说到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在历史上所占的无与伦比地位的原因，就不能不提汉朝时期董仲舒对儒家发展所做的努力和贡献。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董仲舒在答汉武帝的三次策问时，详细阐述了天人感应，论述了神权与君权的关系，并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也正是董仲舒的这次建议，在以后的的各个历史朝展中，儒家的思想体系成了统治者固有的主流统治思想体系。而董仲舒所阐述的“天人感应”、“神权与人权关系”的论调，也逐步融入了孔子学说的主体思想，并在以后的发展中成为历代统治者所倡导和大加推崇的主流思想体系。2
尤其是到了宋朝，大儒朱熹更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将其学说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以说宋朝形成的儒家思想，对后世的元、明、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
可以说，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也正是为了迎合统治者能更好的统治其子民，巩固其统治地位，而产生、发展、完善起来的思想体系，也正是几千年来，历朝历代的大儒在孔子思想的基础上，不断的完善和修正，才更加使其“深和朕意”，但凡事都需要一分为二看待的，儒家思想虽然在巩固统治者统治地位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也不能否认，在历史的长河中，儒家思想对稳定、和谐当时的社会环境起到的不可估量的作用。可以这样说，也正是由于儒家思想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深入到了民众的血液里，才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在不断的更替、变换中保持和延续了下来。那么，在每次的朝代更替、变换时，孔子学说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
历史的潮流就像大海的潮汐一样，随着日月的圆缺而陷入了一个固定的周期，尊孔和反孔就是随着朝代的变迁而形成了自己一个独特的周期性规律。
三、中国古代形成“尊孔”“反孔”周期律的原因
纵观历史变迁，潮起潮落，我们不难发现，每个朝代的“始皇帝”，也就是每个朝代的创始人，一般都是“反孔”的，但随着政权建立，统治地位稳固后，又要“尊孔”了。汉朝如此，唐朝如此、宋朝如此，明清两朝更是如此，就是杀人如麻，横行欧亚大陆的元朝都没能脱离此怪圈。
隋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在太原起兵，竖起了反隋大旗，次年，在长安建立唐朝，显然，李渊做为隋朝的臣子，起兵造反，反对皇帝，是违反了儒家学说的大义的，违反了“君君臣臣，臣臣君君”的儒家纲要，李渊在隋朝就属于乱臣贼子，这也证明李渊从内心是反孔的，孔子代表的儒家学说，在他心里是不屑一顾的。
但到了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李世民却追封孔子为“先圣”。也就是说当唐政权巩固后，唐朝在经历了反孔的变革后，又竖起了“尊孔”的大旗，并且，在以后的年代里，唐朝的皇帝，不断的将“孔子”的地位提高，唐乾封元年（公元666年），唐高宗赠孔子为“太师”，唐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无罪，怀璧其罪，历任皇帝之所以反孔是为了前朝，建立自己的王朝，之所以尊孔，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愚化民众的思想，从而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就是从没看过论语、杀人如麻的元朝，也没脱离此怪圈。[3]
成吉思汗从1206年春天建立自己的帝国以后，为了扩大疆域，四处征杀，他的军队杀遍了欧亚大陆，连他曾经尊为君王的宋皇帝，也死在了他的刀下，显然，成吉思汗心里是没有儒家学说的地位的。
但等到元朝建立后，元皇帝能千里迢迢的跑到山东去祭孔，大德十一年（1307年） 元成宗 追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元成宗的追封，是有史以来对孔子封位最高的，但元朝也是历史上寿命比较短的朝代，只有98年，这好像很有讽刺意味，杀人最多的朝代，对孔子的封赏又是最高，但王朝的寿命相对其他汉、唐、宋、明、清又是最短的王朝。
在元以后的明清两朝，也是在这个怪圈中翻滚，朱元璋起兵造反，能不反孔吗？他不反孔就只能做个顺民，顺从大元皇帝的旨意，安心饿死。所以，朱元璋理所当然也是反孔的，但等到位置坐稳了后，也是不远千里的跑到孔庙祭孔，竖起尊孔的大旗，以便巩固自己的皇权。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史上“尊孔”“反孔”都是随着朝代的更替而变化的，造反时，就反孔，竖起的是“造反有理”的大旗，一旦造反成功了，自己当家做主成了皇帝后，就要尊孔，竖起“仁”“仪”“克己复礼”的儒家学说的大旗，讲求“君君臣臣，臣臣君君”。要大家都做顺民，皇帝就是一言九鼎，皇帝的话就法律，就是圣旨，不听话就要杀头、灭九族的。[4]
参考文献
[1] 王立群读《史记》P53DJ4
[2] 张丰君. 孔子死亡观分析[J]. 管子学刊. 2013（04）
[3] 伍振. 孔子与中国的教育[J]. 社会科学战线. 2011（03）
[4] 郭院林，焦霓. 孔子的生命观教育与当代启示[J]. 兵团教育学院学报. 2010（05）
儒家思想地位的变迁范文2
【关键词】 李约瑟难题 解释 制度变迁
中国经济在古代就有着极其辉煌的成就，中华文明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领先于世界。但为什么近代中国发展停滞而西方国家不断崛起？为什么曾经的泱泱大国会走向衰落？本文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一、李约瑟难题
历来经济学家对李约瑟难题的研究大多与工业革命相联系，将李约瑟难题简单地概括为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14世纪的中国。李约瑟在其代表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的序言中这样描述：一是“为何现代科学，即伽利略时代的‘新的、或者说实验性的’哲学只兴起于欧洲文化，却不见于中国和印度文化”，二是“为何在科学革命前的大约14个世纪中，中国文明在发现自然，并将自然知识造福于人类方面比西方有成效得多？”通过对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李约瑟发现，在第1至第15世纪，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但欧洲在16世纪以后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产生相似的近代科学。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持续停留在经验阶段，其阻碍因素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为什么近代中国只存在经验性科学，而没有产生实验性的现代科学。综上所述，本文将李约瑟难题界定为，为什么在古代，中华文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代中领先于世界先进水平，曾取得了巨大的技术和经济进步，但在近代却没能产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二、学术界现有的对于李约瑟难题的解释
1、政治视角的解释――官僚体制的约束
李约瑟博士本人从政治制度的角度入手，解释了李约瑟难题产生的原因。李约瑟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无法鼓励科技创新，是近代中国没有产生科技革命的根本原因。在封建社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官僚体制，是为了维护中央集权和统治阶级的意志而存在的，与当时欧洲的贵族式封建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并且形成了重农抑商的价值观。这种观念极其不利于商人阶层的产生，也无法把工匠们的发明创造大规模地进行传播。
2、资源视角的解释――人口增长过快的约束
这种解释以Mark Elvin为代表，其认为在工业革命前，中国的综合国力长期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但这种资源优势没有继续延续是因为中国进入了“高水平陷阱”之中。中国人口众多，农业发展水平远远领先于欧洲，但由于人口增长速度过快，农业技术改良所带来的收益完全被新一轮的人口增长所吞噬，而人口的增长又继续推动农业的进步，高额的回报使得资金流向农业。与此同时工业由于缺乏资金，发展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中国便进入了一个“高农业水平、高人口增长、低工业水平”的高水平陷阱中。而在欧洲，由于人口增速慢，即使较低的农业水平也足以支撑人口的增长，因此资金流向工业，经济达到高水平的均衡。
3、地理视角的解释――疆域扩大的约束
这种解释以我国学者文贯中为代表，其从经济地理的角度对李约瑟难题进行分析。由于宋朝的动荡不安，中国失去了中原地区的大面积耕地，政府为增加财政税收，开放了商业活动和对外贸易，并且开发了海外航线，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和技术进步。然而到了明清时期，中国人口密集程度降低，人口分布逐渐分散，由中原地区向四周扩散，城市人口趋于向农村分布，城市化水平倒退，并且城市的集聚效应消失，技术进步趋于停滞。
4、技术视角的解释――发明模式的束缚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林毅夫教授在其2007年发表的名为《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技术创新是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基础。工业革命前，中国工匠在实践中产生的经验性发明占据优势，使得我国经济水平长期领先于欧洲，而在欧洲出现科学革命后，科学实验逐渐成为技术发明的基础，中国却没能适应这种发明方式的转变，并且中国的科举制度极大地束缚了实验性科学的发展，因此中国的技术进步停滞。
5、产权视角的解释――产权制度的束缚
诺斯认为：“只有建立保护私人财产权的制度才能够刺激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历史学家黄仁宇引用诺斯的观点从产权角度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在中国传统社会财产的所有权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产权和产权制度。”而在同时代的欧洲，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人财产权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传统的财产制度无法与市场经济相匹配，是资本主义没有在中国产生的重要原因。
6、思维视角的解释――思维方式的束缚
一方面，李约瑟本人认为中国人的思维具有极大的局限性，重实用而轻分析的思维方式是中国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中国人自古尊崇传统的儒家思想，儒教强调对世界的肯定、顺从和适应，而缺乏对自然探索，对世界进行改造的精神，因此无法推动现代科学的进步。
三、制度变迁视角对李约瑟难题的解释
1、政治制度的解释
一方面，中国古代法治缺失，统治者为所欲为，私有产权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另一方面，缺失，国家权力滥用，掌权者暴力执法，社会没有民主。在中国古代，皇帝贵为天子，掌握着国家的一切大权，但中国疆土辽阔，最终的管理权由各地官员代为实施，官员手中权力巨大，但监督机制缺乏，因此极易滋生腐败。在这种法治和同时缺失的政治环境下，商人阶层更愿意与官僚阶层结成联盟来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打击竞争对手，中国历史上，官商联姻的例子数不胜数。正是中国古代的集权和官僚体制使得真正意义产权制度的无法产生，也没有为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发生提供制度土壤。同时，政治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代中国的经济制度。
2、经济制度的解释
经济制度中占最主要地位的就是私人产权制度，合理的产权制度能够提高资源分配效率和社会福利。自中世纪以来，西方国家极为重视私人产权的保护，同时对于知识产权也给予了极高的尊重，建立了健全的专利和发明保护制度，从而为科学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基础。在18世纪后的西方，科学实验室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发明创造逐渐由经验型转向科学实验型，并且发明创造的成果有着完善的产权制度保护，使得实验的成果能够投入生产，进行盈利。
而在中国古代，虽然产生了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等伟大发明，但由于私人产权制度的缺失，却没有发生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在中国，大多数的技术发明都源于工人的经验，并且是依靠家族或者师徒的方式来进行保密，没有专门的制度来鼓励和保护发明创造，甚至将发明创造视为“奇技巧”。在这种私人产权制度严重缺失的经济环境中，人们无法从创造发明中得到利益回报，发明的积极性受到遏制，这是近代中国没有产生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
3、文化制度的解释
在中国，历代统治者均推崇儒家文化，儒家传统思想一直是占社会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并且自古以来的社会习俗、道德观念、价值观等均以儒家思想作为指导，但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孝悌忠信、礼仪廉耻并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儒家思想以“仁”和“礼”为核心，推行仁政，认为统治者宽厚待民，施以恩惠，有利于争取民心，以“礼”来维持社会道德秩序。儒家思想主张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是平均，正如孔子所说“不患寡而患不均”，认为财富不合理的分配方式有碍于社会秩序的形成。并且，中国古代长期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也是受到了儒家观念的影响，以农业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认为农业的生产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是国家之大义，而发展商业会使农业劳动力流失，为国家之害。在这种意识形态的主导之下，中国不可能出现资本主义的萌芽，更无法产生工业革命。
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这三方面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三者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决定了其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走向，同时，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又可以巩固经济制度的变迁方向。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迁在技术进步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技术进步是否能够引起工业革命，制度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即使技术腾飞到了非常高的水平，若没有高效率的制度去催化，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也是不会发生的，经济仅仅会停滞在原来的水平。但这种经济停滞状态是可以被打破的，只要制度向着有利的方向变迁，不论是渐进式还是激进式的变迁，都能够打破这种停止的状态。在古代中国，之所有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就是因为制度亘古不变，新制度被无限的遏制，停滞状态无法被打破。
（注：基金项目：宝鸡文理学院校级重点项目“陕西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研究”（ZK14048）。）
【参考文献】
[1]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M].科学出版社，1979.
[2] 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3] 诺斯著，杭行译：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格致出版社，2014.
[4]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M].辽宁科技出版社，1986.
[5] 郑哗、杨世文：儒家文化与近代科学――“李约瑟之谜”再思考[J].四川大学学报，2003（4）.
[6] 何慕、吕变庭：专家学者研讨“李约瑟之谜”[N].光明日报，2014-12-10.
[7] 杨德平、鲍国良、张俊岩：金融新视角求解“李约瑟之谜”初探[J].经济问题，2014（2）.
[8] 王冬、孔庆峰：资源禀赋、制度变迁与中国科技兴衰――李约瑟之谜的科技加速进步假说[J].科学学研究，2013（3）.
儒家思想地位的变迁范文3
一、儒家思想的产生背景
儒家思想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春秋末期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说过：“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
东周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历史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周王室衰微，诸侯坐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处于动荡之中。这时候代表各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纷纷登上历史舞台，著书立说，提出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法家、道家，他们各自为新兴的地主阶级设计了一套结束割据，实现统一的治国方案，为秦汉以后的社会治国思想的选择奠定了基础。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合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英者云集，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兵家等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在中国历史上学术与言论为开明时代。
二、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一）儒家思想的形成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术）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但是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
（二）简说儒家思想的历史变迁
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汉朝都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的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
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儒家思想地位的变迁范文4
关键词： 儒商 儒商文化 企业发展 意义
瑞典科学家汉内斯・阿尔文博士曾经指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孔子，是中国古代一位有卓越贡献的大儒，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而他所倡导的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来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信”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观念、行为。随着一些深受中华传统文明影响的知识分子跨入“商”之行列，儒商概念、儒商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崇尚和普及。
到底何谓儒商？有学者曾经做出这样的解释：儒商，就是以孔子倡导的儒家道德来规范自己商业行为，并进行内部管理的商人或企业经营者。因此，我们可以说儒商就是现代社会中那些把孔子儒家思想的精髓融入企业管理中，深悟“仁义礼智信”和“以利统义”之精髓的商人们。儒商，正新兴崛起为中国的智慧型商人。儒商与传统商人有何不同？孔子曾经说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因此，非常重视商业道德，不取不义之财正是儒商与一般商人最本质的区别。
时代变迁，大浪淘沙，无数事实证明，儒与商的结合是一种符合社会发展潮流、适应现代企业管理要求的理想经营方式，而儒家的“经世致用”哲学在经济领域的成功运用，更是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儒商文化。儒商文化是经过历代儒商的成功实践不断总结出来的，它本身就是一种企业经营管理之道。在人类社会发展进入21世纪的今天，弘扬儒商和儒商文化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儒商文化对现代企业成功发展有重要意义
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现代企业管理的结合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儒商文化给今天的企业发展和企业文化建设都带来十分积极的作用。儒家的重“信”、重“义”、重“人”、重“情”，“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等观念，都成为今天企业管理的重要理念。
重“信”，就是注重诚信，就是重视产品质量，信守合同，不逃废债务。据说“诚信”一词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产生。古人十分重视诚信，并把它作为封建社会的五常之一。诚信既是做人立身的根本，也是立国兴邦之根本。在现代，诚信，是企业文化的基石。
“义”在儒家“亚圣”孟子看来是理想的人格境界。企业重“义”就是有社会责任感，守法经营，注重环保，在创造经济效益的同时，创造社会效益。
重“人”，就是“以人为本”、“仁爱”、“人和”等儒家理念。“以人为本”就是关心员工的切身利益，为员工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和后顾之忧。“以人为本”是企业文化的精髓。“人和”就是对内铸造团队精神，搞好协作，对外树立“顾客至上”的观念，建立良好的客户关系。西方的诸多管理法则也往往体现了这种管理中的道德诉求和人文关怀。如美国企业的创新精神、德国企业的质量第一观念、日本企业的团队意识等，与中国儒商的管理理念可谓殊途同归。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后，很多成功的企业都深得儒家文化精髓而又独具特色，极大地促进了这些企业的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重“情”，就是人性化管理，就是企业亲和力。在这一点上，企业管理者的人格魅力非常重要，它能够赢得被管理者的依赖、信任，从而激发出企业凝聚力、竞争力和生命力。
二、中国企业长远发展，实现亚洲经济一体化，儒商文化是原动力
随着亚洲经济的不断崛起，亚洲经济在世界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是亚洲经济在贸易自由化方面却非常落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亚洲国家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悬殊，亚洲国家走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等一体化之路困难重重。我们认为，随着孔子和儒家思想的走向世界，逐渐被世界所认同和接受，儒商文化同样也可以在亚洲经济贸易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一是儒商文化是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国家都能够接受的文化，是亚洲少有的“共同点”，可以此为纽带，以思想文化领域的交流来推动经贸领域的合作和经济体制的融合。二是儒商文化是一种讲究“双赢”、“多赢”的哲学，比如“诚信”、“中庸”、“和谐”、“仁爱”、“立人”、“达人”等儒家理论是儒商行事的准则。因此，儒商文化能够照顾各方面的利益，得到更多的支持，担当起促进亚洲共同繁荣发展的重任。三是中国可以在亚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目前，日本、中国、印度都在积极争夺亚洲“盟主”的地位，美国也想在亚洲谋求更大的利益。如果能以儒商文化来促进亚洲经济一体化，中国的盟主作用和地位将无可替代。
三、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儒商文化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正在迅速地融入经济全球化。在这个无可避免的全球化的过程中，儒家智慧和儒商文化不仅没有过时，反而显示出了鲜活强劲的现代价值，而其中的一些观念与全球伦理遥相呼应：
1.义与利的关系。孔子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义然后取。”义利关系引申来说就是义务和权利的关系问题。义务高于权利，整体高于个体，这是儒家思想也是东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儒家思想中的义务原则更能适应当今全球化的需要。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已经发现强调个人权利、忽视社会义务的弊端，并力图加以纠正。
2.诚信观念。孔子认为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要讲信义，以诚相见，言而有信。西方二十二条商规中的第十一条就是“坦诚相见的法则”，认为诚实是最好的策略。
3.“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说：“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世界上许多不同的文化宗教中都包含着与孔子上述说法大致相同的训条，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被称作全人类伦理的“黄金法则”。
4.宽容和妥协的精神。彼此宽容和相互妥协的能力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美德，也是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
总之，儒商文化既是我们加强道德修养、改善企业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加强同海内外华商儒商以及亚洲各国的联系和交流、与世界进行平等对话的渠道。我们今天研究和传播儒商文化，倡导和实践儒商精神，对我国现代企业的未来发展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儒家思想地位的变迁范文5
宋代是春秋战国以后中国哲学思想另一个繁荣的时代。理学是宋代哲学思想的最大成就。魏晋以来，传统儒学不断受到来自玄学、佛教的挑战；隋唐时期佛教和道教盛行，成为当时主导的思潮。于是，宋代儒学家便在吸收佛、道两家的思想的基础上，对古典儒学作了新的诠释、发展和重建，创立了理学。理学在宋代也称“道学”，近代以來则称为“新儒学”。理学的基本特点是把儒家的价值理念本体化，并贯穿至心性理论和为学功夫。理学作为儒家士大夫的文化，对民众生活有其引导的作用，如朱熹的《家礼》对宋代社会观念和日常生活便有相当的影响。南宋晚期，理学成为中国的正统思想，自此支配中国文化数百年之久。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阶层的黄金时代，宋太祖立国后，为了避免北宋成为五代之后第六个短命王朝，积极推行“重文轻武”政策，防止军人夺权或割据。而读书人即使出身低微，只要通过科举考试，也就进身士大夫阶层，获得较高的社会及政治地位，于是弃武习文成为社会风尚。加以宋代中央王朝大力兴办各级官学，带动了重视教育的社会风气。但人口的增长和官府财政能力的限制，使得教育的社会需求远不能满足，于是私人兴办的讲学书院应运而发展起来。同时，书院作为与官学不同的社会文化力量，与理学发展结下了不解之缘。理学家批评科举与官学教育只引导学子追求功名利禄，他们大兴书院讲学之风，以书院为宣传理学的基地，从而扩大了书院的影响，导致了南宋书院的鼎盛。南宋的书院几乎取代了官学，成为当时的主要教育机构。书院，最早见于唐代。唐玄宗以后，官办的书院只是藏书与修书的场所。宋初有六大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潭州的岳麓书院、河南应天府的睢阳书院、河南登丰的嵩阳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以及江宁茅山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创建于宋开宝九年（976年），淳熙6年（1179）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兴学讲授；绍熙五年（1194），朱熹又复兴岳麓书院，积极讲学，对当时书院的发展其了直接的作用。朱熹为白鹿洞书院拟定的学规，成为各书院的标准规范，为书院的制度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朱熹知南康军的三年中，多次到白鹿洞书院讲学。朱熹任湖南安抚使时，在岳麓书院讲学授徒，虽为时仅两月，但影响极大。由此可见理学家对书院建设的重要推动作用。北宋中期以后，州县官学兴起，书院的发展一度消沉，据不完全统计，北宋时期建立的书院，约140所。到了南宋，在理学大师书院讲学的影响下，仅江西的书院便达160余所。有人根据各省方志统计，两宋书院的80%建于南宋。
唐宋是中华文明的成熟期，而中唐以来的思想文化的发展也见证了中国历史和文化变迁的新阶段。北宋文学的古文运动和儒家思想的新开展都肇始于中唐。宋代思想文化中最重要的发展是理学，它特别重视古典儒家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而加以新的解释和发展，并最后由朱熹把这四种著作合编为《四书》的新经典体系。理学吸收了佛、道思想中的某些成分，弥补和发展了古典儒家的薄弱环节，使得儒家思想可更有力地应对佛道的挑战，故理学的兴起标志着唐代以来儒、佛、道鼎立的多元文化结构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是北宋著名的理学家，也是理学的创立者。南宋时期，朱熹继承了程颢、程颐“洛学”，又吸收周敦颐的“濂学”、张载的“关学”等理学学派的思想，集北宋理学之大成，形成了“理学”的主流；陆九渊则建立了“心学”的体系，也有很大影响。宋代所开创的理学，后来成为元代至清代前期占主导地位的学术体系，构成了11世纪以来中国思想史的主流发展。
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是《太极图》的解说，这是一个写意图，最上圈是表示世界“自无极而为太极”的最原始的本体状态；第二个圈是坎离二卦的交合图式，表示阳动阴静，也就是阴阳二气的分化；第三个圈表示水、火、木、金、土，即“五行”的生成；第四个圈表示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也就是人类的产生；第五个圈表示万物化生。此图从总体上显示了“太极”产生世界的整个过程。
儒家思想地位的变迁范文6
【关键词】古建筑 营造制度 儒文化 元素 启示
【中图分类号】TU-85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古建筑扎根于深厚传统文化和高超建筑技术之上，可谓博大精深，其独特的打动人心的魅力在世界建筑史上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建筑是凝固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来看，中国古建筑就是中国凝聚的历史典籍。中国古建筑集中了传统政治、经济、文化、哲学、伦理观念等观念，成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反映建筑技术的同时，实际上是更大程度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建筑是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是文化深层内核的集中再现，建筑记录了文化和历史发展的进程，文化成为建筑的灵魂。儒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产生重大影响，且对当前我国建筑营造的发展具有重大启示。
儒文化深刻影响中国古建筑的发展演变
孔子创立儒学以来，儒学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一直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其历经汉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的经学等许多历史阶段的源流变迁之后，基于儒学文化逐步形成了一股较为宽阔宏大的文化潮流，儒学文化有力地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以及民族性格的塑造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给包括建筑文化在内的传统文化艺术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
“仁”、“礼”、“天人合一”和“中庸”，通常被认为是儒家思想的内核。这些儒家思想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对传统古代建筑风格特色的形成、建筑营造制度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关于“仁”，按照孔子的解释就是“爱人”，也就是以友爱的状态亲近他人和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以较强的情感投入到万物之中。当然，孔子倡导的“仁”主要还是要求亲近基于血缘关系的亲人，认为人们的“仁”首先应该是爱自己的亲人即“事亲”，而这仅为“仁”的最初范围。孔子认为人们的“仁”不能仅仅局限在“事亲”的范围，而是应该推而广之，将“仁”的范围从亲人扩大到包括上至君主、下至黎民百姓的全体社会成员。按照儒学的观点，此种“仁”的主观情感状态，还要将其外化，也就是将“仁”体现在人们的行为规范之中，而最为重要的规范就是封建宗法制度，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实际上非常显著地体现了封建宗法制度，这正体现了儒文化对建筑营造制度的深刻影响。儒家自始至终认为，要通过“仁”促使人们的外在行为规范发生改变，逐步转变为人们的内在的道德自觉，人之所以需要“仁”的道德自觉，这又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哲学观、世界观。在“天人合一”观念影响下，儒家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只有和自然界保持和谐、统一，才能更好地维系良好的社会秩序。儒家倡导的“仁”，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同时也强调人与自热、人与万物之间的和谐，“仁”是事关世界万物的儒学哲学观念的核心要义。而在人伦秩序中，儒家强调“礼”，“礼”也是“仁”的内心外化的必然要求、外在表现。《礼记》中就说得很明白：“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①在儒家看来，“礼”是一种人伦秩序和统治秩序，且整体的秩序高于个体的秩序、局部的秩序，要将整体秩序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要求每个个体均在自己的人伦范围内安分守己，个体是被整体所包围了的，个体的利益并非不重要，但是个体的利益要服从整体的利益。在内与外、天与人的关系中，儒家强调“中庸”。“中”也就是要将内在的“仁”和外在的“礼”中和贯通起来，将天道和人道贯通起来。
儒家学说对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古建筑的发展演变就是按照儒家学说要求逐步演变发展的。上古时期并无固定的建筑制度，并未形成任何与建筑有关的典章制度。孔子结合周礼并对周礼进行创新发展，创立了儒家学说思想体系，自此之后的中国建筑逐步有了典章，人们建造建筑物通常按照典章来进行。《周礼》作为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在其《考工记》中便记载了和都城、坛庙、宫室、民居、市场等建筑有关的内容。《考工记》中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②，这些提法实际上均是将儒家思想贯穿运用于建筑之中，已经比较接近于建筑营造制度。儒学在春秋战国时期仅仅为“百家”之一，并不居于主导和核心地位，因而儒家所提出的建筑营造并未在该时期被完整地推行，不同列国乃至相同列国不同地区的建筑制度千差万别。
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封建集权帝国之后，极力排斥儒学，其“焚书坑儒”之后使儒学元气大伤，但秦朝作为我国第一个封建帝国所确立的统一度量衡却成为今后形成建筑体系制度的重要基础。到了西汉时期，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学成为在整个统治阶层具有主导地位的文化思想，该时期的中国建筑营造制度中儒学开始以强大的力量发挥了影响力。
汉武帝时期，中国建筑制度、建筑技术中均按照儒学的要求进行了改进和整合，逐步形成了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官式建筑”的初步建筑样式。当时兴建的未央宫、建章宫、长安城、上林苑等闻名遐迩，均属于符合儒学规范的“官式建筑”，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许多建筑纷纷模仿上述名建筑而兴建。战乱频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学说纷纷盛行其道，儒学的大一统地位逐步丧失，最终导致了儒学、道学、佛学三家学说之间相互交融、各分秋色，这就为隋代、唐代时期儒家思想文化的更进一步创新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隋唐时期尤其是唐代，随着国家的统一和强盛，儒学作为居于统治地位的重要学说，对唐代的建筑营造制度的影响更为显著，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筑制度进行了改进与整合，儒学思想深刻地影响到了当时的宫殿、寺观、坛庙、园林、陵寝和民居等多个方面的建筑。该时期中原地带的木结构建筑在魏晋时期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发展，已经逐步实现了标准化、定型化，建筑营造制度更加成熟完善。
北宋时期出现了周敦颐、张载、邵雍以及二程（程颐、程颢）等著名的儒学大师，使儒学更加深刻地影响整个社会制度，儒家思想更加有力地注入到中国人的生活之中，受此影响，当时建筑营造制度也被纳入到了“律”、“令”、“格”、“式”等典章制度中进行规定，赋予了建筑营造制度法律上的地位，建筑体系逐步趋于成熟。元朝虽然属于少数民族政权，但是其在前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复兴了周朝王城制度，儒学依然对元朝时期的建筑营造制度有着统治性影响。明清时期，我国经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受到封建统治者的曲解和异化之后，入学在社会政治舞台上的地位已经无法和前代相比，但是儒学对建筑营造制度的影响已经被固定下来，明清时期的宫城建筑、都城各类建筑营造制度均体现出对周制的演绎特点，明清时期建筑具有完整的三朝五门制度，都城和宫城的中轴线几乎是重合的。
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中的儒文化元素
建筑等级制度中的儒文化元素。按照儒学观点，构建尊卑有序、层次分明的等级制度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等级制度是人伦之本，是立国兴邦的基础，是不可动摇的宇宙法则。儒学所强调的上下有别、尊卑有序思想，对中国古代建筑营造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思想成为构建古代建筑营造制度必须遵循的法则。中国古代建筑营造制度中的儒文化元素，首先就体现在中国古代建筑十分显著的等级制度之中，通过建筑上的等级制度体现尊卑上下，因而，中国古代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的建筑制度有着十分严密的等级，各类各式建筑的色彩、形制、开间、脊饰等均有着明确而严格的规范，任何建筑均不得擅自违制僭越，否则还可能受到法律的惩戒。我国古代建筑营造制度，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其建筑制度中森严的等级制度几乎涵盖了建筑制度的所有层面，牵涉面极广。据《考工记》记载，城制分为天子都城、诸侯国都、宗室和卿大夫城邑，分别为城的三个等级，按照等级的不同其有着不同的建筑标准。《礼记・王制》记载：“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这是对宗庙建筑等级的规定。《明会典》规定：“一品、二品、厅堂五间九架，门屋三间五架；六品至九品，厅堂三间七架，正门一间三架。” 由此可见，在单体建筑之中，等级制度也体现得淋漓尽致，在间架、屋顶、台基以及构架的做法上均十分显著地体现出来。
建筑美学设计制度中的儒文化元素。“建筑是凝固的历史”，建筑物具有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属性，任何一个时期的人们均会按照其审美的要求去进行建筑设计，从而形成具有鲜明特色的建筑美术设计制度。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和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历朝历代的人们，儒学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建筑审美观念。因而，在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的美学设计之中，同样深受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国古代建筑美学设计制度具有显著的“序”的观念、“正”的观念、“和”的观念，这些观念正是儒学文化元素在建筑美学设计制度中的具体体现。关于“序”的观念，按照儒家所设想的社会模式，是上下、尊卑、贵贱分明却能够和谐相处的阶级社会，有着十分森严的等级观念，因而儒家思想影响下的建筑师也通过森严的等级观念对建筑之美进行塑造，建筑美术设计制度体现出显著的秩序感。比如，紫禁城就是在“序”的观念主导下进行美学设计的，通过空间、装饰、比例尺度等，以衬托、对比等手法使整个紫禁城秩序井然、主次分明。关于“正”的观念，要求建筑美学设计讲求方正，避免出现弯曲的图像设计，形成庄严的布局，比如山东曲阜文庙就是如此，体现了儒家“正”的观念。关于“和”的观念，要求建筑美学设计之中注重各部分之间的“和谐”、“协调”，要求建筑群各部分之间通过合理的比例、尺度和装饰设计保持“协调”。
建筑营造制度惯性思维中的儒文化元素。惯性思维是儒家文化中体现出来的重要思维，是儒家思考社会人生的哲学理念在思维方式上的体现，惯性思维同样对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产生深刻影响。儒家对治国理政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之时注重强调“尧舜之治”、“先秦之治”，对任何事物进行论述之时必须引用“孔孟”贤圣的语言。儒家倡导对旧有的典章制度、礼仪制度应该阐述和效法、遵循，不能对古人定下的规矩进行改变，不能自行创造，而是要遵循好古老的传统。甚至到后来发展成为“先朝制度不可废”、“祖宗成法不可改”，强调从古人那里去寻找继续前行的道路，要求一切事物均按照古人的做法予以延续，反对改变古人的做法。儒家的这些惯性思维，理所当然地体现到建筑营造制度之中。在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之中，人们营造房屋必须按照儒家学说的规范，按照既定的等级制度和营造法式进行“套用”。人们在设计建筑营造形式之时均“仿古制”，随着历史脚步的前进而按照“复古更化”的方式实现“变”，而此种“复古更化”的变化方式不得超越前人的基本建筑营造制度，只能是在承继前人的基础上实现一些局部的而且是较为细微的变化。正因受儒家文化元素影响下的建筑营造制度惯性思维的主导，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长期保持稳妥的发展变化，未出现建筑营造制度上的大起大落，建筑营造制度演进的进程较为缓慢。
建筑营造技术传授方式中的儒文化元素。儒家文化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逐步在全社会形成“学而优则仕”的普遍观念，许多人将自己的目光聚焦于“为政”、“出仕”上，掌握文化知识的人逐步和工匠群体相互分离，因而包括建筑营造在内的各方面技术通常局限于特定范围内薪火相传，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传承。当然，文人群体和工匠技术相互分离虽然是我国封建社会时期长期形成的普遍现象，但依然有不少文人士大夫和官方关心关注建筑营造制度的发展进步。比如，宋代李诫编著的《营造法式》系我国古代首部建筑技术专著，该书由官方编写修撰而成，其目的在于适应国家理财需要，却成为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不朽之作。明代末期著名造园设计家所撰写的《园冶》，系中国首部园林艺术理论专著，同时也是一部不朽的造园技术专著，论述了别墅、宅园营建的基本理论、具体的技术手法，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造园的成就。《营造法式》、《园冶》虽然分别系官方和文人士大夫编著的建筑营造专著，其目的也是在于真实记录和阐述儒家思想主导下营造法式制度，目的并非在于促进营造技术的创新。我国封建社会历史长河中的建筑营造技术传授传承方式，主要还是通过家族传授和师傅带徒弟的途径传授的，总体风格自始至终保持儒家风范，虽然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有所发展进步，但只能是在原有基础上做出局部性、渐进性、细微性的提升和改进。
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中的儒文化元素对现代建筑的启示
当前我国建筑营造制度中暴露出许多问题。首先，目前建筑领域的形式主义较为明显，存在相互攀比乃至哗众取宠、过于追求奢华等现象。其次，在城市建筑中存在“千城一面”的现象，不少城市的地域性特征逐步弱化，城市的特色在逐步消失。部分城市高楼林立，成为“水泥森林”，而建筑规划设计却杂乱无章，让居住于城市中的人感觉窒息，城市建筑缺乏审美性。再次，我国新近建筑的民族风格难以彰显，相反地，西方国家民众对物质文明高度崇拜的心理状态却在中国当今建筑营造中体现出来，在盲目崇拜下促使“欧陆风”盛行其道。最后，建筑营造设计缺乏精品意识，体现出一股浮躁之风气。
解决上述问题，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中的儒文化元素相关问题能够为我们提供相应的启示借鉴。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中的儒文化元素，尤其是建筑美学设计制度和建筑等级制度，对促进古代建筑营造制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使中国古代建筑营造制度别具特色，在世界建筑史上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为世界建筑营造制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这给我们的启示是，对于建筑的发展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要寻找到一条民族化的正确道路，从而使其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形式，在现代化的建筑上体现出中国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这才是现代建筑应该努力的方向。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中体现出来的惯性思维、传授方式，虽然促进了古代建筑营造制度的稳妥进步，避免封建社会各朝代之间的建筑营造制度风格迥异，避免不同朝代之间的营造制度大起大落，自然有利于继承前人的经验为后代所用。但是，由于儒家文化影响下的建筑营造制度过于强调“效法古人”，因而导致了创新性不足的严重弊病，这也是儒家文化元素影响中国古建筑营造制度被人们广为诟病之处。这就启示我们，要将创新作为建筑这种审美载体的生命所在，决不能完全照搬照抄前人或者外国的建筑营造制度，我们借鉴、学习前人或者外国建筑经验，其目的也是在于在现有基础上紧密结合时代的发展和本国本地的具体实际情况实现新的创新创造。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艺术学院）
【注释】
①戴德，戴圣：《礼记》，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4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