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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异同范文1
[关键字]史记；汉书；儒
一、绪论
两汉之际，不仅史学在不断发展，思想界也经历了由汉初黄老勃兴，百家解禁到武帝独尊儒术，随后儒家思想逐渐占统治地位的变化，《史》、《汉》分别作为西汉和东汉史家的代表之作，自然也体现了社会主流思想意识对史家乃至两汉史学发展的影响，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可比较的前提，即拥有重合的叙述时代和载录史料，又存在《汉书》对《史记》史料的增删取舍。正如前辈学人所说，本文不会对于二者做价值上的优劣判断，旨在从这些异同之处窥探两汉间史学的发展变化，并为儒家思想对其产生的影响提供依据。
二、材料的改动和其背后的儒学观念影响
如前文所述，《汉书》与《史记》存在很多年代和材料重合的地方，而班固作为东汉史家，又以自己的价值观和史学取向对这些材料进行了一定的改动，或增补或删节或移动，虽然下文所依据史料主要出自《儒林》、《酷吏》、《循吏》、《货殖》四传，列举的也大多是文本中的一些细小之处，但对其加以总结比对，却能折射出两汉史学家价值取向的改变，并能明显看出儒家思想对史学发展的影响。
班固作《汉书》，增补了许多《史记》不曾收录的史料，同时也为一些人物单独列传，《史记》中董仲舒原本仅收入《儒林列传》中，未单独成传，并将其作为普通的公羊学家，仅记载有其言灾异被主父堰揭发、险些被武帝处死和公孙弘在武帝面前谗使其被外放为胶西王相两件事。《汉书》中为其单独列传，还增补了一些史料，如董仲舒任江都王相时的言论，即其病免家居后，朝廷每有大事，皇会派使者到他家中征求意见。并收入了董仲舒的三篇《应贤良对策》。同时又在《汉书·食货志》中收录了董仲舒为民请命的上疏，行文间称董仲舒“言访对，为世纯儒”(1)、“为群儒首”(2)。董仲舒是西汉的大儒，其进言的“天人三策”被武帝采纳并最终成为施政的重要指导思想，班固在《汉书》中明显强调了其儒学家的地位，同时增补了阐述其新儒学思想的重要文章和一些塑造其正面形象的史料。同样在《史记》中收入《儒林列传》的西汉儒学家倪宽也被《汉书》改入列传。
《史记·酷吏列传》中汉武帝部分记载了十个酷吏，即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汉书·酷吏传》删掉其中的张汤和杜周，单独成传。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认为原因是“《汉书》以其子孙多为名公卿，乃以汤另入列传。”(3)对张汤的办案处事，《史记》有这样的记载：“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4)可见张汤虽为狱吏，用法主张严峻，但常以附以春秋之义，同时也赏识推荐儒学人才，班固著《汉书》遂将其单独列出。而“其治大放张汤而善候伺”(5)的杜周也同样被改入列传。
如果说以上都是马班二人在一个定义下（如何谓酷吏）做出不同标准判断的话，在《循吏传》中《史》《汉》二者更是出现了定义的相左，《史记·循吏列传》中，司马迁将“循吏”解释为“不代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6)的“本法循理之吏”(7)，而《汉书·循吏传》班固对这一概念的定义则为“至于文、景，遂移风易俗。是时，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8)即为倡导仁义教化民众的官吏。这样的概念替换可谓对“循吏”这一形象的再塑造，将其传主从无功亦无过的循律官吏变为了儒家政治理想中以仁义教化为己任的官吏。
《汉书·货殖传》“多仍史记之旧”(9)，但去掉了《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太公望和管仲和仲尼弟子子贡(10)，而这三人中，一位是辅佐西周两代君主的贤臣，一位被孔子称赞过“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11)的名相，而子贡则是孔子的重要弟子(12)。并且《汉书·货殖传》》在传的结尾所发议论也与《史记》不同，《史记》表扬了传中所载的这些“布衣匹夫之人”(13)认为其是“贤人所以致富者”(14)，“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15)《汉书》中班固以为其“四民食力，罔有兼业，大不侈，细不匮乏，盖均无贫，遵王之法。靡法靡度，民肆其诈，逼上并下，荒殖其货。侯服玉食，败俗伤化”(16)，持贬斥的立场。经商在儒家社会观念中属于末业，将《汉书》对《货殖传》中这些经商致富的商人的评价和把太公望、管仲和子贡三人删去的行为两相对比，作者所持的史学价值取向也就不言自明了。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异同范文2
关键词：管理国际化；中国式管理；西方管理
改革开放和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西方科学管理理论一度的风靡中国，但是不久就发现这些管理理论在中国大都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同时近期在法国出现了要以法国本土化来抗击所谓文化多元主义的国际化浪潮；德国总理默克尔也承认多元化的国际文化在德国的失败，倡导德国新移民要学习德国文化，适应德国的生活方式。由于中西方在种族起源、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有对比性的文化差异，最突出的是表现在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上，对人们现代生活、企业管理等多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有此形成的中西式管理差异着重体现在“和谐管理”与“竞争管理”、“粗放式管理”与“精细化管理”、“以人为本”与“以事为本”的不同选择上。中西方管理思想与方法在多方面有着较大的差异，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加深，经济发展在全球开始企图形成一个范式时，管理的深层次融合或分歧开始体现出来。管理的国际化选择何去何从？人固有两只眼睛，但只能看一个方向，中式、西式究竟以哪一个为主？由此，也展开本文对中西式管理的差异进一步研究。
一、中国管理思想的发展回顾
中华民族在其5000年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为人类的发展贡献了众多管理方面的智慧结晶。中国的传统文化管理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也包含其他学派。其核心的内容是“顺道、重人、人和、守信、利器、求实、对策、节俭、法治”这些也一一在各时期的管理思想中体现出来。
首先是先秦时期的管理思想。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管理思想分别是来自儒家、道家、法家的管理思想。儒家的管理思想，代表的有孔子的“贵和”的管理思想，主张利用“仁”、“爱”来达到“安人”管理目标；强调“德”、“礼”之治，而辅以法治；认为管理关键在于“举贤才”，需选拔正值的人进行管理；提出用“义”来规范人们追求物质财富和经济利益的行动，用“惠民”的方式提高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等。道家的管理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大流派之一，也是极其具有影响力的。道家的管理思想的基本特色是“守柔”，其代表人物是老子、庄子，倡导“守柔”，以柔制刚的思想；以“无为”为管理思想准则，即人的行为及其指导思想不违反事物发展的规律，而应顺应自然的要求，不随意地蛮干；主张“有无相生，以退为进，欲夺故予”的辩证的管理思想；提倡 “无弃人”的用人思想等。法家管理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商鞅、韩非、管子等，他们主张依法治国，注重人才的任用，提倡“任人惟贤”的管理思想。除此之外还有墨家、商家、兵家等在各自领域的管理思想，共同构成了先秦时期丰富的管理思想体系。
其次是秦汉时期至宋元中期的管理思想。代表的是李斯、司马迁、诸葛亮、曹操、韩愈、沈括、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提出的管理思想。这个时期，儒家、道家的管理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李斯的注重人才的思想，诸葛亮的“任人惟才，德才兼备，德重于才”的思想，曹操在各方面的决策思想和后勤管理思想，人才管理思想等都是儒家、道家管理思想的继承。明清时期的管理思想表现为儒家的“贵人”思想进一步得到发展，只是在评判标准上有了新的发展，如张居正实施“考试法”的改革措施。而经济管理思想、军事管理思想等也逐步完善，如康熙的“仁者无敌，此是王道”是传承了儒家以“仁”为管理方式的思想。
二、中西式管理差异体现
（一）“中庸”、“无为”与“有为才有位”
中庸之道是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以“天人合一”为理论基础的，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该思想作为儒家提出的道德修养和待人处世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中华民族的思想行为有这根本的影响。在管理方面，其应用广泛，体现的是适度、顺道、和谐、整体、权变的管理思想。“无为”，是道家思想的代表，是指没有违背规律办事的意思。“无为而治”被看作是管理的最高境界，要求人们淡化功业欲望，提倡功德观念，提升管理者自身的精神境界。其内涵与中庸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即是中庸也要求“有所为有所不为”，无论是“为”还是“不为”，都要做到不偏不倚、不温不火，从而使得事情“顺道”发展。
西方由于其重功利，崇尚竞争，故在管理风格上强调“有为”，有为才有位。重视领导者、管理人的知识、才能、业绩，这样也就有了财富崇拜、业绩崇拜，为体现财富，业绩竞争的结果，发展出重法治、权利分配、层级控制，重激励措施和方法的采用，处处表现出领导者的作用和影响的管理思想。
（二）“和合为先”与“竞争至上”
“和合”是指和谐与合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管理思维方式的根本特点。一是人与自然的“天人合一”，体现在“人道治理应与天道运行相和谐”，也就是说在国家社会的管理上必须要与自然规律相适应，从而使人与自然达到和谐。二是“尽人事以应天常”，指人应该也可以在领悟、尊重自然法则的前提下，顺应自然法则去做事情，实现人类行为与大自然的谐律同步共振，与自然圆融和谐地发展；最后是人与人的和谐。强调一个组织里要使上下和谐，才可以“克敌制胜”、“和战”，强调事物整体内部各部分的联系，强调整体的发展。三是在追求利益的时候，以“合作”取得，而不是靠完全的竞争来获取。
西方由于其“天人相分”的根本文化特质决定了其在管理上的基本原则也是分门别类的思想，即把所要研究的事物或过程分解成各个部分，单独地进行分析、研究，把研究对象细化，倾向于孤立地研究事物的某一部分，比较不注重对整体的研究。如公司内部形成严格分工的职能部门，分别对各部分的工作进行单独的研究，虽然研究深入，但是对于整体的研究则相对比较少。
（三）“粗放式管理”与“精细化管理”
中国的粗放管理方式，一方面与其过分注重从整体着手处理问题有关，过多地从整体的思路出发去研究问题就容易忽略对细节部分的仔细考量；另一方面是中国的文化对事物的描述用词倾向于含糊、笼统地陈述某一事，加之中国人重人情、同情心重，管理中就会经常出现“大概”、“差不多”这样的词。缺乏精细化的管理标准与人情双层作用的结果是，计划执行得不彻底，慢慢地，粗放型的管理方式形成了并难于改变。
西方的精细化管理与其“天人相分”的文化底蕴是密不可分，而实际展现在管理上是从泰勒的科学管理开始的，分解现场工作工人的动作提出流水线生产的生产方式；再到戴明的质量管理，从影响质量的各方面入手去改善服务、提高唱片质量、实现效率提高、成本降低的目的。这些都是西方精细管理思想的极致代表，与中国式管理的有着显著差异。
（四）“修身安人”与 “正人”、“法治”
“修己”指管理主体对自身的管理，孔子等中国先哲认为，只有管好了自己才有能管好别人，即先“正己”而后才能“正人”，强调内在的自觉性；“安人”是指自身管理好后的影响，包括对他人和社会形成影响的“他安”和对自己形成影响的“己安”。“安人”既是管理主体自身管理的目的，也是管理的过程，由己及人，由内及外，管理是一个内外兼达的动态过程。“修己安人”无疑是中国文化“向内追求”在管理思想上的最明显的体现，也解释了中国崇尚“德治”的原因。
西方的管理思想则是很少涉及管理主体自身的修为，如我们所熟悉的西方管理大师对管理的定义有泰勒的“管理就是确切知道要别人去干什么，并注意他们用最好、最经济的方法去干。”法约尔的“管理就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这些思想都没有对如何管自己做出探讨，而都是针对如何管别人的，也即是注重“正人”。于是很顺其自然地，西方就不会像中国那样提倡“安人”了，因为“安人”需以“修己”为前提，而注重法治也就顺气自然，要管好别人，剔除了内部的因素，就只能从外部约束去尝试了，提倡并实践者通过诸多的条款去管人，也正是“正己”思想的必然结果。
三、未来研究展望及启示
不论管理将发展成一个怎样的模式，是否中西合体抑或背向走得更远，管理的本质只是一种手段，是我们实现企业经营，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等各种目标的手段，不管其存在多少种表现形式，管理国际化比我们想象得要复杂得多，而且总处在一个动态变化之中，我们要根据自身的状况选择合适自己的管理方式。就中国式管理方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以及西方管理在本国的水土不服情况，目前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给予现实的指导。本文在此尝试就中国式管理的选择路径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发展中国式管理无法依赖简单的“拿来主义”，要求我们在找寻中国自身的管理方式时要避免流于形式，换汤不换药地将西方的管理思想冠上“中国式管理”的帽子。二是发展中国式管理需要“知行合一”。中国企业家和管理学者不仅需要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抽离出适合现代本土企业发展的管理思想，而且要对受着儒家文化影响的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进行标杆企业研究。三是深入“细化量化”中国式管理。改变中国的粗放式管理，要坚持以量化为导向的“精细化”管理的思想，使得管理思想、管理方式细化到管理的每一个领域、每一个层面，从而使得中国式管理对管理的各个方向有着具体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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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异同范文3
关键词:茶道;茶禅一体;茶道精神;茶文化
中图分类号:TS9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21022502
谈到茶道,世人皆会想到日本,其实中国才是茶的故乡,饮茶、吃茶的习俗很早就产生了。茶道属于东方文化,早在我国唐代就有了“茶道”这个词。例如,《封氏闻见记》中:“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之,于是茶道大行。”唐代刘贞亮在饮茶十德中也明确提出:“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尽管“茶道”这个词从唐代至今已使用了一千多年,但至今在《新华辞典》、《辞海》、《词源》等工具书中均无此词条。那么,什么是茶道呢?我们先从日本的茶道谈起。
日本茶道是高度仪式化的饮茶生活,其目的是在饮茶中体味人生。它是在清幽而素雅的茶室中进行的。茶室一般是由竹木或芦草编成,侧有水屋,室内有插花。进室前要净手脱鞋,膝行弓腰入室以表示洁净与谦逊。茶道由主人主持,恭谨地跪在榻榻米上,一一向来客敬茶(其仪式十分繁缛)。其饮茶方式基本是宋代上层社会流行的“点茶”(将茶饼碾成茶末,注入茶碗,用沸水高冲,激起泡沫,用茶筅击打)。茶具包括茶碾、煮水的茶釜、贮茶的茶罐、舀茶末的茶勺、击打茶汤的茶筅、品饮的茶碗、盛水的水注、清洗茶具的水翻等。
由此可见,日本茶道大概是饮料中最复杂的方式。要进行一次日本茶会,一座合乎规矩的花园别墅是不可少的,参加茶会能吃到三碗米饭、一碗锅巴泡饭、一盘凉拌菜、两个炖肉丸子、三段烤鱼、一堆腌萝卜块、一些咸菜、几个蘑菇、少许海味、三碗大酱汤和一碗清汤、一道甜点、还有二两清酒,然后还可以去参观花园,并且特意去厕所看看,但绝对不能在厕所里解决个人问题。这些活动要花去四小时的时间,而整个茶会里可喝到两次约一百毫升的茶水。整个茶会期间,从主客对话到杯箸放置都有严格规定,甚至点茶者伸哪只手、先迈哪只脚、每一步要踩在榻榻米的哪个格子里也有定式,正是定式不同,才使现代日本茶道分成了二十来个流派。十六世纪前的日本茶道还要繁琐得多,现代茶道是经过删繁就简的改革才成为现在的样子。
日本茶道形成之后,不仅确立一套严格的规范,而且追求在这些规范的仪式中领会人的本心和本真,追求通过茶道精神以摆脱人生物质的束缚,从而达到“和、敬、清、寂”的境界。日本学者把茶道的基本精神归纳为“和、敬、清、寂”。茶为茶道的四谛、四则、四规。“和”不仅强调主人对客人要和气,客人与茶事活动也要和谐。“敬”表示相互承认,相互尊重,并作到上下有别,有礼有节。“清”是要求人、茶具、环境都必须清洁、清爽、清楚,不能有丝毫的马虎。“寂”是指整个的茶事活动要安静、神情要庄重,主人与客人都是怀着严肃的态度,不苟言笑地完成整个茶事活动。日本的“和、敬、清、寂”的四谛创于村田珠光,400多年来一直是日本茶人的行为准则,也正因为这种形式,才使得日本的茶道流传至今被世界上的很多人奉为茶道的渊源,而忘记中国才是茶的故乡。那么,我们中国的茶道呢?
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是世界上制茶饮茶最早的国家。考察中国的饮茶历史,饮茶法有煮、煎、点、泡四类,形成茶艺的有煎茶法、点茶法、泡茶法。依茶艺而言,中国茶道先后产生了煎茶道、点茶道、泡茶道三种形式。茶艺是茶道的基础,茶道的形成必然是在饮茶普及,茶艺完善之后。中国茶道的具体表现形式有三种:(1)煎茶。把茶末投入壶中和水一起煎煮。唐代的煎茶,是茶的最早艺术品尝形式。(2)斗茶。古代文人雅士各携带茶与水,通过比茶面汤花和品尝鉴赏茶汤以定优劣的一种品茶艺术。斗茶又称为茗战,兴于唐代末,盛于宋代。最先流行于福建建州一带。斗茶是古代品茶艺术的最高表现形式。其最终目的是品尝,特别是要吸掉茶面上的汤花,最后斗茶者还要品茶汤,做到色、香、味三者俱佳,才算斗茶的最后胜利。(3)功夫茶。清代至今某些地区流行的功夫茶是唐、宋以来品茶艺术的流风余韵。清代功夫茶流行于福建的汀州、漳州、泉州和广东的潮州。后来在安徽祁门地区也有盛行。功夫茶讲究品饮功夫。饮功夫茶,有自煎自品和待客两种,特别是待客,更为讲究。
在中国茶道中,饮茶之道是基础,饮茶修道是目的,饮茶即道是根本。饮茶之道,重在审美艺术性;饮茶修道,重在道德实践性;饮茶即道,重在宗教哲理性。中国茶道是“饮茶之道”、“饮茶修道”、“饮茶即道”的有机结合。“饮茶之道”是指饮茶的艺术,“道”在此作方法、技艺讲;“饮茶修道”是指通过饮茶艺术来尊礼依仁、正心修身、志道立德;“道”在此作道德、真理、本源讲;“饮茶即道”是指道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饮茶即是修道,即茶即道。“道”在此作真理、实在、本体、本源讲。饮茶之道是饮茶的艺术,且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它与诗文、书画、建筑、自然环境相结合,把饮茶从日常的物质生活上升到精神文化层次;饮茶修道是把修行落实于饮茶的艺术形式之中,重在修炼身心、了悟大道;饮茶即道是中国茶道的最高追求和最高境界,煮水烹茶,无非悟道。
中国茶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儒、道、佛为一体,三者之间是互相补充的多、相互抵触的少,从而使中国的茶文化内容非常丰富,而儒家对中国茶道的影响最大。儒家提倡“仁、义、礼、智、信、忠、孝”,认为人、自然、社会和谐统一,要求中庸处世。茶道精神源于儒家的中庸思想,儒家思想的平和快乐格调是中国茶道的主调,儒家的道德和礼仪为茶道提供了茶礼。
佛教对中国茶道的影响也很大。它历来推崇饮茶。首先,因茶有“三德”:提神;助消化;清心定神、去除杂念。所以喝茶既满足坐禅需要又不破坏佛教清规。其次,佛教的苦、集、灭、道四谛中的第一谛苦谛,苦谛视人间为无边的苦难,当参破苦谛,达到大彻大悟,便是求得对苦的解脱。茶性清苦,品茶之苦味,苦后回甘,这与苦谛一致。所以茶一直以来深受禅僧们的喜爱。同时,随着佛教的发达,唐代僧人煮饮天下,世人争相仿效,于是饮茶之风盛行民间。还有,“廉美清和敬”的茶道精神也正是佛教弘扬的精神。
除佛、儒二家之外,中国茶道还受道家影响。道家为求长生不老,苦炼金丹,但始终都未能如愿。因茶有强身健体,延长寿命之功效,于是逐渐被视为仙药。道家倡导通过饮茶,以求得道成仙。同时,道家认为自然本性才是真美,追求“天人合一”的境界。中国茶人喜欢空灵虚静的饮茶环境,将自己融于自然,追求心灵与自然的和谐,精神与物质的统一的美学意境,这与道家天人合一的理念是统一的。
日本茶道主要从中国唐代由遣唐使传入日本,主要受佛教禅宗的影响,反映中国禅宗思想,当然也融进了日本国民的精神和思想意识。中国人“以茶利礼仁”、“以茶表敬意”、“以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这四条都是通过饮茶贯彻儒家的礼、义、仁、德等道德观念以及中庸和谐的精神。
日本茶道的“和、敬、清、寂”,正是佛教禅宗精神之所在。“和”既指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也指讲究本来面目,不造作,与茶事的自然融合。“和”源于禅宗“慈悲善良,温和之心”的精神和《金刚般若经》的“如如不动”教义。“敬”指敬爱之心,这与禅宗教义“二部四众、平等互重”提倡人与人之间应该平等互重的精神是一致的。“清”指清净,它源于禅宗“六根清净”。“寂”即“无”,强调“本来无一物”,“无一物中无尽藏”,这正是源于佛教“空无”观。日本茶道公开申明的“茶禅一位”,吸收了中国茶文化思想的部分内容,它规劝人们要和平共处,互敬互爱,廉洁朴实,修身养性。茶道是茶艺与精神的结合,并通过茶艺表现精神。
日本茶道程式严谨,强调古朴、清寂之美;中国茶文化更崇尚自然美、随和美。日本茶道主要提倡空寂之中求得心物如一的清静之美是顺理成章的。但它的“四规”、“七则”似乎过于拘重形式,打躬静坐,世人是很少能感受到畅快自然的。中国茶文化最初由饮茶上升为精神活动,追求静清无为,作为艺术层面的中国茶文化强调自然美学精神便成了一种传统。但是中国的茶道没有仪式可循,影响了茶文化精髓的作用发挥和规范传播。所以一说茶道,往往首推日本。
总的来说,中国的茶道不像日本的茶道,过分注重形式,中国茶道文化底蕴厚重,以领悟人生意义为主,一把旧壶,一杯茶汤,掂在手里,随意率性,没有那样多条条框框裁切,细节处也许不拘小节,却有引人入胜的韵味。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有其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它将儒、道、佛三家思想有机地融入,从各个方面都突出儒教的“礼”、道教的“清”、佛教的“悟”等精神实质,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重视天人和一、和谐统一的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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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异同范文4
关键词： 英语专业 美国文学选读 中国传统文化 融入策略
对国内高校的英语专业而言，美国文学选读是一门重要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传统上其教学内容围绕西方人文价值观展开而忽视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的比较和融入。纵观国内高校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涉及中国传统文化及价值观教育的课程凤毛麟角，绝大多数高校甚至根本没有，产生了一种现象――中国文化失语症。这个短板已影响了国内英语专业学生的质量：许多英美人士很惊讶，中国学生谈起英美文化头头是道，娓娓道来，懂得之多甚至超越他们，但若想了解其感兴趣的中国国情或文化，则发现这些中国学生往往语焉不详，表达不清，或干脆知之甚少，令他们大失所望，也令中国学生十分尴尬。这种局面亟待改变，在某种意义上它已经影响了中外对等交流。要改变，除了用英语专门开设中国传统文化、当代文化课程（目前这方面的人才很少，开设有难度）外，利用既有课程，增加中国文化的融入与比较内容，也不失为一条可行的途径。本着这一思路，笔者对国内英语专业美国文学选读教学中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入策略做了探索。
一、备课环节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正如中国古人的经验，教师在开课前要做好充分准备。由于新增了不少中国文化知识，该课已变成一门新课，在某种意义上它是“美国文学选读与中国文化”课，这就要求教师抛开传统教案，重新备课，并对自身的知识储备与素养进行较大调整和充实。具体而言，扎实做好以下工作很有必要。
1.丰富教师的知识储备。国内英语专业的教师大多是英语专业出身，是在中国文化相对缺失的环境中培养的，因而教师自身知识储备存在不足。要弥补这一不足需下大力气重新学习。幸运的是，在这一领域，国内的对外汉语教学工作已开展多年，具有成熟的知识体系，教师可自学其教材，或参加有关培训。这方面的常用的经典教材有《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读本》、《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汉语与文化交际》、《中国古代文化简史》、《中国思想简史》、《中国文化面面观》、《中国古典诗词读本》、《中国古典散文读本》、《中国社会概览》（上、下册）等。除了汉语读本外，中国文化的英译本如《论语》、《老子》、《周易》、《唐诗三百首》、《中国文学概况》、《英译中国现代散文选》等也是很好的材料。当然，如果阅读中英对照的文化读本则最好。这方面可以搜索国家孔子学院总部编写的一些文化教材。工具书方面，比较好的有舆水优编著的《朗文汉英中华文化图解词典》，外研社的《新世界汉英大词典》等。另外，经常读一些国内的英文报刊如《中国日报》、《21世纪报》、《北京评论》等及其汉语词汇英译汇编亦有非常好的辅助作用。
2.谨慎选择中国文化教学内容。尽管有对外汉语教材做参考，具体在美国文学选读教学中使用哪些，仍然是很大的问题。这里面主要还是参考美国文学选读的大纲，以它为基准来选择，毕竟课程的名称还是美国文学选读，中国文化或中国文学只能融入而非喧宾夺主。在具体选择中，教师可发挥才华，有很强的灵活性和自主性，但必须具有明显的可比性和兴趣性是一条重要标准。参照这一标准，教师可以量体裁衣，做各种新颖尝试。如讲解华盛顿・欧文的《瑞普・凡・温克尔》时，可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做平行比对，讲艾米莉・狄金森及其诗歌时可用李清照的命运与诗歌与其对比，讲梭罗的《瓦尔登湖》可用中国庄子的思想和学说与其比较，讲霍桑的《红字》可与中国的《红楼梦》作对比，阐述“红”色的文化内涵，讲述马克・吐温的《美国跳蛙》、《败坏了赫德莱堡的人》、《竞选州长》时可用鲁迅的讽刺思想与其相比，讲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时，可对《三国演义》中的关羽与主人公圣地亚哥的英雄主义的异同及不同文化、思想渊源进行讨论，用庞德的诗歌阐述李白的诗歌及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理解，等等。这是一个广阔的天空和舞台，有足够的空间供教师驰骋。只要选择得当，就定会引起学生的浓厚兴趣，取得很好的课堂教学效果。
3.注意中国文化教学顺序的安排。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既有浅的、相对表面一些的东西，如书法、春联、武术、剪纸、民歌等，又有深奥的东西，如中医、诗歌、曲艺、戏剧、文学等，更有深邃的哲理，如儒、释、道等。它们的深度不同，在初始阶段学生对它们的兴趣便有较大差别，因而需要仔细甄别，合理安排，以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一般来说，按学生的接受顺序，应是先易后难，先有趣后深刻，先形而下后形而上。本着这样的原则，可以按照要融入的中国文化的难易或趣味顺序，对所传授的美国文学文本的顺序做相应调整，而不必拘泥美国历史发展的顺序讲解。如可以先讲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和麦尔维尔的小说《大白鲸》，引出西方圣诞与中国新年的比较，西方穷人的爱情故事与中国《孟姜女哭长城》等民间故事的比较，西方的哥特小说与中国《聊斋志异》的话题，再讨论菲茨杰拉德的《伟大的盖茨比》和马克・吐温的《哈克・费恩历险记》，引出与中国的《红楼梦》和《西游记》的主题比较。最后讲梭罗的《瓦尔登湖》、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自传》和爱默生的《论自然》：《瓦尔登湖》可与老子的道家思想比较，《自传》可与孔子的儒家思想比较，而《论自然》则可与中国的禅宗思想一起讨论，等等，灵活安排。
以上这些准备很关键。在此过程中，教师尤其要注意的是，在扎实掌握有关中国文化知识的同时，要知道和能够运用准确的英语表达。为此，他们需做大量的查阅、搜集和咨询工作。只有这样，他们才能通过有效课堂教学培养出合格的跨文化人才，培养出能够将中国文化有效传播出去并提升国家文化形象的英语人才。在完成这些准备后，下一步他们应做的是如何把选定的中国文化知识付诸实践。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涉及另一个关键环节。
二、教学实践
教学实践直接关系教学成效，因而需仔细考虑，周密安排。在这一环节，除了教师的主观性、积极性外，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同样重要，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更重要。上世纪60年代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了著名的建构主义教学理论，该理论认为学习是“在教师指导下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学生是信息加工的主体，是意义的主动建构者，而不是外部刺激的被动接受者和被灌输的对象。教师是意义建构的帮助者、促进者、知识的导航者（knowledge-navigator），而不是知识的传授者与灌输者”[1]。由此可见，教师除了要做好一系列工作如讲解、引导、组织、答疑、解惑等外，学生也要主动做一些事情，这很重要。
1.学生课前准备。每次课结束前教师都应告知学生下次课的主要内容、重要议题、涉及的美国作家作品、中国作家作品或相关中国文化知识。学生在预习时应做到二者兼顾，而且要查找、背诵与中国作家作品或文化知识相对应的英文词汇，以备课堂发言和讨论。为了督促学生认真准备，教师可要求学生上交所收集的中英文对照词汇，并适当抽查背诵情况。对准备认真、资料丰富、背诵准确的同学可按高分计入平时成绩，并纳入期末总评。对准备情况不好的同学，亦可降分处理。总之，每个学生都有对应的预习作业成绩并带入期末评估，以此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生课前准备得越多，掌握的知识越多，在此基础上越能领悟和增加新的知识，教师的引导、点拨、组织的作用就能发挥得越好。因而这一工作一定要做好，为达到此目的，可以叮嘱学生：课前准备不好会影响课堂发言讨论，课堂发言讨论不积极或效果不好（显然是缺乏准备所致）会影响平时成绩和总评成绩。
2.课堂平行讨论。课堂是最重要的教学场地。对美国文学选读课而言，课堂既是教师的天地，又是学生的舞台。在这里，教师和学生都要做很多事情，尤其要完成最有意义的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教师要做的事情包括导入、讲解、PPT演示、提问、答疑、组织讨论、布置任务、布置预习和作业等，学生要做的事情包括回答问题、提出疑问、参加讨论、完成任务等。其中，讨论的环节最关键，是教师与学生的共同“演出”。中国文学和文化内容的融入使互动内容大大增加，甚至翻了一番。因此教师的话题和学生的话题都增加了许多，这样不仅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课堂内容，提高了教学质量，而且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兴趣和参与热情。如讨论拉尔夫・埃里森《看不见的人》的主题与中国禅宗思想的异同，让学生思考禅宗思想的宗旨包括哪些，哪些中国经典文学作品有典型的禅宗思想；讨论爱默生的《论自然》中的思想与中国儒家思想的异同，让学生思考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哪些，哪些中国经典文学作品体现了明显了儒家思想，等等。这些问题一定会引起学生浓厚的兴趣，当然前提是教师必须将有关重要议题提前布置下去，让学生在预习阶段有充分准备。
3.课后阅读、积累与写作。对学生而言，课余时间超出课堂时间很多，是学习和提高的主要时间。课余时间的利用效率如何，对学生成绩或能取得的成就影响很大，因而如何利用这段时间很重要。实际上学生课后的预习、复习、再学习是一个综合的复杂过程。这里注重的是复习和再学习方面。为了达到更好的效果，学生应课后巩固课堂所学，再补充学一些。至于学什么，教师可有针对性地加以安排。对有中国传统文化、文学融入的美国文学选读课而言，一般而言，教师应平行安排，即既要安排阅读具体的美国文学作品，又要安排可比较的中国文学或文化作品。尤其是一些英文版或中英文对照版的，如林语堂的《吾国吾民》（My Country，My People），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英文版），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中英对照）等。在做好阅读的同时，必须让学生做好积累工作：主要是积累中英文对照的准确的说法和词汇。为了督促学生学习，可按上面预习时的做法，要求上交、抽查、计分。另外，为了强化学生的逻辑思维和书面表达能力，教师还应安排一些写作任务，如一学期写3-4次。写作的内容主要是中美文学、文化对比等。篇幅不一定很长，但要达到一些标准，如逻辑合理、论证有力、语言准确、得体、层次清楚，等等。这些作文教师可视为重要的平时成绩计入学生的期末总评。
4.期末考核。期末考试历来是中国大学生最重要的考试，在总评中占有很大比例，是学生最关注的“大考”。为了督促学生了解和掌握中国文学、文化的英文表达，除了平时成绩外，相关的知识也应体现在期末考试中。如可以在名词解释中让学生解释Confucianism，Taoism，Buddhism，比较当前国内倡导的“中国梦”与《伟大的盖茨比》中的“美国梦”的异同等。期末考试中中国文化、文学知识可占较大比例，如40%。目的是明确告诉学生，这门课的性质没有变，但内容和目的发生了变化。它要求学生在掌握美国文学、文化知识和价值观的同时，理解和把握中国文学、文化知识与价值观，比较详细地知道它们的异同并能够用英语准确地表达。他们必须综合、较全面地提高中西文化素质，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适应未来的对外交流工作。
三、结语
以上主要是通过考核、计分这个杠杆督促学生学习，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严肃型”教学。实际上除了这些手段外，还有其他许多能直接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活泼”手段，如中国文化英语表达大赛，中国戏剧的英文改编小品表演，英译中国古诗朗诵会，中国散文英译比赛，中国古代散文英译比赛等都是很好的形式，甚至效果更好。因此，在教学之余，教师可充分发挥聪明才智，或从学生中集思广益，组织各种有趣的课外活动（部分也可在课内进行）辅助平时教学，借以达到提高学习效率，丰富学生中华文化知识，培养合格的跨文化交流人才的目的。当前，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的形势变化很快，新的历史时期要求国内英语专业教育加快改革步伐，调整教学内容，尽快适应我国国际地位的迅速提升和对外交流形势的新需求，实现国家“十二五规划”拟定的战略目标：“构建以优秀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对外开放格局，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增强中华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提升国家软实力。”[2]
参考文献：
[1]范琳，张其云.建构主义教学理论与英语教学改革的契合[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3，（4）：28-32.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异同范文5
关键词：中国文化 交际意识 警醒
一、引言
跨入21世纪，由于社会发展的需求，国际间在文化、经济、制造和金融等方面的互通大大增加，英语作为交流的主要载体日益受到重视。在2007年7月教育部颁布新《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后，各高校进一步明确了大学英语的教学目的是培养非英语专业的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和一定的听、说、读、写、译的能力，使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能在掌握有效的语言学习方法的同时，提高语言运用能力，加强跨文化之间的交流，以促进未来社会的发展与融合。这样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就是要使得非英语专业的大学生不仅要掌握英语语言词汇和语法，更要理解英语语言的内涵和外延，了解英语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这样才能恰如其分地与英语国家的人进行有效的沟通，在学习外国先进的理念和科学技术的同时，又能弘扬祖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和历史，真正展示我国强大的实力，做好卓越的文化科技使者。然而，现在很多的大学生掌握了高水准的英语知识，阅读能力强，英语表达流畅，但是却无法用英语自如地介绍中国风土人情与文化，惧怕与外教交流，唯恐外教询问有关中国的文化与历史以及中国特有的自然山水风光和独特的饮食文化。这样失衡的跨文化交流，其实已经违背了交流、互通的原则，这就凸显出我们在英语教学中的一大盲点。
二、导入中国文化的必要性
（一）弘扬祖国文化与悠久历史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民族繁多，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就是一部精彩纷呈的世界文明进步史。盛唐以来，来朝拜、晋谒、学习的外国人络绎不绝，而我们的郑和、张骞也走出国门，把祖国的先进技术、璀璨的思想理念传播到异国他乡，为世界的发展和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早在一百多年以前，马克思就曾经说过：“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指南针和火药为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进而发现新大陆、建立海外殖民地，提供了技术和武器；印刷术则成为了先进的思想传播工具，从而彻底改变了世界的经济和政治面貌。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的多民族国家，、共同发展一直就植根于各民族人民的心中。正是各民族之间博采众长、取长补短地相互学习和借鉴，才使得我国的文化和历史历久弥新，成为有史以来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长盛不衰的国家。这样优秀的文化思想、这样悠久的历史文明，至今仍完全值得其他国家学习和研究。
大学英语作为一门向我国莘莘学子教授英语语言的课程，虽然在教授英语语言知识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西方的文化和历史，但同时也应该责无旁贷地担负起用英语语言传播中国文化和历史的重任，更有义务教会大学生用英语弘扬祖国文化和历史。
（二）传播东方价值理念与哲学
中国的传统价值理念和哲学起源于主流文化的儒家思想和道家文化，是中国悠久文明发展史的指导方针和思想源泉，对世界的文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仅仅只限于“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价值理念与哲学对全世界近代文明的发展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明清时期，欧洲的耶稣会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学习和研究中国文明发展的深厚根基，把中国的传统理念奉为至宝，并把中国当时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传到欧洲，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蓬勃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
儒家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毅品质、 “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民本思想、“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等理念和行为准则对西方人思潮的形成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而道家提倡的“自然无为”“天人合一”以其独有的宇宙、社会和人生领悟，在哲学思想上呈现出永恒的价值与生命力，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道家思想中“清静无为”“返璞归真”“顺应自然”等主张所体现出的中国传统哲学与印度哲学，和发源于希腊盛行于欧洲的西方哲学，并称为世界三大哲学传统。但是，对西方文化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中国文化在我国目前的大学英语教学中几乎完全缺失。在当今大学生中热捧的民主思想、独立人格、环保理念等等无一不出自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可学生在用英语介绍这些中国文化精髓时却无法得心应手，甚至语焉不详。这不得不引起英语从教者的警醒。
（三）防止全盘西化，增强民族自豪感
由于语言与文化不可分割，每一种语言符号都带有一种特定的文化色彩和社会内容。学习英语时，不仅学习它的语音、结构和语言符号，同时还学习它所承载的特定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风俗习惯。现在的大学英语课程基本在灌输英语语言知识的同时只介绍西方文化和历史，因此，许多大学生认为现代文明就是西方文明，它起源于欧洲。学习、借鉴乃至全盘照搬西方的文明，也就成为许多大学生的思想热点。然而，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西方人指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精神动力，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是极端错误的。我们如果在跨文化交际中一味地对西方文化趋之若鹜，而忽视甚至藐视祖国的历史文化，就会被西方文化所取代，进而失去自己的文化和文化载体，也就是失去我们的语言身份。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实力不断增强， 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他们的目光聚焦在了中国这块重获新生的古老土地上。他们对中国在这几十年的突飞猛进充满了好奇与期待， 迫切地想要认识、了解这个全新的中国， 这就导致中国同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相互交往更加深入。现在，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地位使得全民族的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大学英语课程就要通过课程的设置与教学将这种自豪感完美地表达出来，传播出去，这对我们民族文化的传承至关重要。
三、中国文化交际意识的复苏
（一）文化内涵
人们通常将一个国家的文化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宏观含义的文化，指这个国家的哲学、政治、信仰、经济、社会、科技、文史、艺术、法律等；另一类是微观含义的文化，包括这个国家国民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包括如何吃、穿、住、行等。正如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 B. Tylor）认为的那样：“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一切功能和习惯。”因此，在大学英语课堂上要加入中国文化的元素，首先就要培养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交际意识，始终对中国文化的英文表达保持高度的敏感和警醒。
（二）课程设置
中国学生用英语很难表达中国文化的关键是学生首先必须了解、熟悉、理解中国文化，如果学生缺乏中国文化的基本素养，必然很难用英语去宣传和弘扬中国文化。大学英语的教学对象一大部分都是理工科的学生，他们在中学阶段由于课程设置偏向理科，就有可能缺乏对中国文化的深入了解，而进入大学后，中国文化课程更是鲜见于课表，所以调整并增加中国文化内容就至关重要。通过语言与文化的对比分析，着力唤醒学生文化交际意识，学生就能直观地感受本民族文化与异国文化的特点，提高学生对不同语言及不同文化的敏感度。
笔者所在的学校，在试点班里就增加了一门英语文化阅读课，使用的教材是《新标准大学英语文化阅读教程》，这本教材的特点就是融入世界各国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念，特别是中国的文化，在同一主题下进行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对比，使学生在了解国外文化的同时，对比中国文化的传统理念，从而对两种文化产生感性认识，领会不同文化的异同点，激发学生的文化平等意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使他们在对外交流中充满民族自豪感地弘扬我们的优秀历史文化。
除此之外，高校应该充分利用现代化高科技手段，拓宽校园无线网络信息资源覆盖面，鼓励学生积极使用课外自主学习平台，使学生随时可以便利地利用各种英语音像资料，在真实的语言环境中，培养语言悟性及文化适调能力，从而增强学生综合的英语语言能力及跨文化交际能力。
（三）英语教师的角色
根据《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大学英语教师需要掌握比较全面的中外文化知识和中外文化评析能力，教师良好的语言综合素质和文化素养对学生文化交际意识的培养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往，在大学英语的教学中，很多英语教师着重介绍、评论英语国家的文化传统，对中国文化避而不谈以免中国元素的输入会破坏英语的语感。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学英语的教学要求也与时俱进，将中国文化融入大学英语教学，不仅仅是教学课程的增设，教师的教学手段也应该改进。笔者在进行英语文化阅读课程的教学中就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每个单元的讲授中，笔者在课堂上着重评讲本单元里的外国文化，而将本单元中同主题的中国文化部分交给学生，将学生分成几个小组，让每组自己选择喜欢的主题，课后在互联网或学校自主学习平台上查资料，然后在课堂上用PPT展示并讲评，而最后笔者会挑选某个学生的话题，进行中西方文化差异的点评，课堂生动活泼，学生兴趣高涨，效果非常好，使得这门课程深受学生的追捧。例如，在讲述《新标准大学英语文化阅读教程4》的第二单元“A good read”时，编者选编了很多名著简介、著名作家的介绍、文学文化背景等，并选了中国四大名著的英语介绍。笔者在课堂上选讲了《愤怒的葡萄》与狄更斯，让四个小组的学生回去分别准备中国四大名著的PPT，各个小组讨论PPT切入的角度和讲述的内容，共同收集素材，制作PPT，最后推荐一位代表上讲台展示PPT并陈述，而笔者则在学生讲完后，挑选出《水浒》中108将的主线，来对比讲述英文小说《罗宾汉》的主线，虽然都是打家劫舍、劫富济贫，但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多弘扬集体英雄主义精神，重视团结一致，精诚合作；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相反，西方，尤其是美国，极端追捧个人英雄主义，重点突出个人的智慧和品格，膜拜白手起家。这样的对比评讲结束后，由老师、课代表和四个小组的组长最后分别给四个小组的展示打分，得出各小组学生的一次平时分，学生们都十分投入，各小组你追我赶，取长补短，每次陈述都迭起。在此课程结束的最后几个单元，学生们对中国文化的兴趣远远超出对西方文化的投入，他们在学习和积累中国文化中再一次受到了悠久历史文化的熏陶，充满了对自己身为一个中国人而自豪的荣誉感。
四、结束语
长久以来，我国的英语教学一直重视英语语言知识的传授，忽视文化素质的培养，强调西方文化理念的灌输，回避中国文化传统的输入，使得学生在对外交流的过程中产生了文化交流的不对等，难以唤起学生平等的文化交际意识，无法适应时展的需求。中国文化引入大学英语的课堂，毫无疑问是一次警醒式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必将消除大学英语教学中长期存在的一大隐患，引导学生对交流中出现的中外文化差异持有宽容、理解的态度，学会用理性的目光看待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既要享受文化间的共性，也要接纳文化间的差异，更要在对外交流的场合中积极弘扬祖国的传统文化，把我们的文化和历史以及今天发展的伟大成就介绍到国外，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我们的文化，理解并融入我们东方的价值观，共享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这也是大学英语课程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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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异同范文6
关键词：苏轼；辛弃疾；思想性格；创作手法
中图分类号：I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24-0101-02
一、从思想性格的不同来看
苏轼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把儒家、释家、道家三家思想杂糅在一起，然后主张情性论。苏轼的情性论，就是将儒家思想中关于圣人之道、礼乐之制等方面的观点与道家思想中顺应自然的思想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种对人生的认识和看法。这种认识和看法，用在政治上，便是以儒家积极入世思想为主的济世救民，反对高大之论，主张名实相副，宽猛相济的政治观念；而施之于人生，则主张以一颗平常之心处世和待人接物，追求进退皆适，荣辱不惊、旷达恬退的境界。这种主张顺应自然、通脱旷达的政治态度和人生观，自然要影响到苏词的风格，便呈现出清隽自然，超逸旷放的主要特征。正如金人王若虚云：“其天姿不凡，辞气迈往，故落笔皆绝尘耳。”[2]如有名的《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己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彀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这是苏轼在黄州时所作。这首词写作者夜饮归来，似醒又醉。作者因此想到了自己既不能独醒，又不能也不肯与世人同醉的处境。所以当他敲门不应，进不了家门之时，便从眼前这件偶然的小事生出离家远遁的念头。用“此身非我有”，来叹息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得不为功名利禄尘世间的纷争经营劳碌。当时作者是作为罪人的身份被贬黄州的。然而作者却没有为此消沉，也没有悲哀之意，他性格中的顺应自然、达观通脱让他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之中，也乐观地选择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生活和处世态度，这份超凡脱俗，来自于苏轼内心深处的真性情。
而辛弃疾与苏轼在思想性格上最大的区别是：辛弃疾从小受到的是一种文武兼资的教育，他不仅有儒家的忠君爱国、积极用世的思想，而且还有对《孔子兵法》的学习和特殊经历的锻炼，这使得辛弃疾具有了一般士大夫文人所没有的那种勇武之姿，加之辛弃疾刚强果毅而又不乏韬略机谋的性格，这让辛弃疾在为官为人上总是敢直面严酷的现实，即使担当这一切，也决不轻易放弃他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理想和愿望，更不愿意随波逐流，而是固执地选择了一直向前。所以说辛弃疾的大部分词作中，都充满了对恢复、对国家和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忧患意识和强烈地责任感，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其作品的风格也就主要表现为雄奇刚健和深婉雅丽。如《贺新郎》：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沈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这是辛弃疾晚年的名作，作此词之时，他的好友如陈亮、范南伯等都已去世，而作者也已步入晚年，所以当他把酒独酌时，就不免百感交集了。亲友先后离开，而世又不用我，一种巨大的孤独寂寞之感，几乎占据了作者的全身心。然而作者却以他博大的胸襟和惊人的气魄，将这一切担当起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和“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两句，既能见出辛弃疾一生一以贯之的积极进取的精神，又能看出其词兼容雄奇刚健深婉雅丽的功夫。
纵观苏辛二人的一生，同是饱经风霜，遭遇打击。面对政治上的得意与失意，仕途上的穷通与进退矛盾，苏辛二人也给出了他们各自的答案。苏轼选择了用“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来安慰自己，也用“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闻风静彀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人生态度坦然面对，虽然有点消极的味道，但更多是透着苏轼骨子里的那份旷达。而辛弃疾在落职退居、久处山林之中时也曾过了一段流连光景诗酒为乐的闲适生活，但闲适并不讨辛弃疾的喜欢，他骨子里的那份勇往直前的执着让他对北伐对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终还是念念不忘，所以辛词里便少了苏词里的那份顺物自然、旷达、乐观，而是愤懑不平：“人间走遍却归耕”、“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这种不平我们可以认为是词人内心悲愤忧愁的一种排解和调适，但在这愤懑的背后，是他平生恢复之志终至落空，报国之心终归破灭之后无法排解的满腔激愤。这种心情在他的《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一词中表现明显：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
这是辛弃疾退居带湖时期所写的一首词作，当时作者赋闲在家，却无心归耕田园并以此终老。他心系的仍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所以在秋夜的一片凄风苦雨之中，作者心里的悲凉可想可知。然而就在这悲凉之中，作者所想到的却仍旧是昔日驰骋的“万里江山”，却无奈于“华发苍颜”，这就是辛弃疾此时的心态。这里有自解自嘲，更多的，却是他“万里江山”化为梦觉之后的怨愤不平。这份不平，因为辛弃疾的性格而无法调适，反而更加激愤和强烈。
可见，苏辛二人不同的思想性格是造成他们词风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郑骞先生所说：“胸襟旷达的人，遇事总是从窄往宽理想”（苏轼就这样）“与东坡相反，稼轩总是从宽往窄里想，从宽处往窄处写”，“宽之与旷，意思一样；而窄与豪又有什么关系呢？越想越窄，甚至窄到无地自容，无路可走，还能够挺然特立，还能够昂首阔步，如松柏之凌霜傲雪，这就是豪。”[3]
二、从创作手法的不同来看
苏轼天姿纵横，胸襟开阔，通达旷达，不拘于一端。他主张的“以诗如词”，实际就是为词的语言表现争取更大的自由。因为宋词已有散文化的、讲究意脉流动的倾向，而词的特点就是句式长短不齐，所以苏轼很方便地把诗语、文语、口语都熔铸在了词的体式中，开创了一种与诗相通的、雄壮豪放、开阔高朗的艺术风格。如他在密州出猎时所作《江城子・密州出猎》，是他有名的一首豪放词：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上片描写自己出猎时的打扮和装备，牵狗臂鹰，写得极为洒脱豪放，极有声势，并且以夸张的口吻渲染全城百姓倾城出动观猎的热闹场面，以三国时吴主孙权射虎自喻，更是将凌云壮志渲染到十分。下片生动地刻画出作者两鬓染霜却仍依旧胸怀开阔、壮志不减的豪迈神情。虽然也用汉文帝时魏尚为云中太守，击败匈奴，立有战功，但因报功时杀敌数字略有出入而遭处刑，最后由冯唐持节去云中赦免魏尚的典故，来说明作者的一腔抱负没得到朝廷的信任与重用。但却少了辛弃疾在不得志时的那份激愤，而是以一个雕塑般的英雄形象的特写，来表明作者为国而战、征服西复辽国扫平边患的雄心壮志。
这首词的另一个特色，就是苏轼的以诗入词，他把词的题材从儿女私情、羁旅行役扩大到了讴歌报国立功的豪情壮志，而这正是唐代边塞诗的重要主题。
如果说苏轼的“以诗为词”，本身仅开创了豪放风格之始的话，那么辛弃疾的“以文为词”就比之来得更加“淋漓慷慨”了。与苏轼一样，辛弃疾也是一位天才绝伦、学识渊博的文人，同时还是一位“诗书帅”，而且具有军事家的非凡器识和英武之姿。辛弃疾主张文章有为而作，反对无病，勉强为文。而辛弃疾的以文为词，使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这使得辛词里的许多语句雄奇刚健、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
这首词中，自“落日楼头”到下片的“刘郎才气数句，一气贯注，由景到志，由志到情，将作者不凡的器识，满腔的爱国热情吐露无遗，淋漓畅快。这正是辛弃疾以文为词的一个典型例子，从而使这首词的风格雄奇刚健而又不乏婉转之致，横放恣肆中又顿挫有节。
三、结语
其实，关于苏轼辛弃疾二人其词的比较，自宋代以来，论者甚众。他们有的从思想性格的角度论述苏轼辛弃疾的不同，即着眼于思想性格或胸襟性情而言，如近人王国维先生就曾从这一角度谈到过，他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4]也有的从苏轼辛弃疾二人的艺术手法上论及苏辛异同，如汪东先生，他说：“苏辛并为豪放之宗，然导源各异。东坡以诗为词，故骨格清刚，稼轩专力于此，而才大不受束缚，纵横驰骤，一以作文之法行之，故气势排荡。”[5]
本文得益于上述大家的启发，试着从苏轼辛弃疾二人不同思想性格、创作手法方面来论述造成他们词风不同的根源，通过这种探讨，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学习和理解苏轼辛弃疾二人的词作。
参考文献：
[1]苏辙.苏辙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214.
[2]王若虚.滹南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社，1962：167.
[3]郑骞.漫谈苏辛词[M].台北：台北学生书局，197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