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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地位和作用范文1
关键词:儒家思想;传统;影响
儒家学说是在我国经历了夏、商、周几千年历史之后,由春秋末期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提出,并创立了儒家学派,其弟子曾子、子思、孟子等将儒家学说补充扩大的。从古至今,儒家思想对我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古代中国儒家思想甚至占据了不可替代的统治地位。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其与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儒家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可以说儒家思想对我国古代直到现代的影响力都是不容小觑的。
传统的儒家思想在我国已有几千多年的历史,其中还经历了百家争鸣、两汉独尊儒术、隋唐儒释道并立等,但儒家思想却一直经久不衰,随着时代的变迁,非但没有失掉往昔颜色,反而成为了一颗更耀眼的明星,可见其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根基,之所以能够在我国的历史上独领两千多年,并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是因为儒家思想能够跟随社会的变迁和改革,不断的吸收其他文化的可取之处,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得到丰富与改善,去适应社会发展的新潮流。
春秋末年,儒家学说逐渐形成独立学派。在社会的内部矛盾众多且不可调和的时期,孔子提出“仁学”思想体系,以“仁者爱人”的人道主义为出发点,主张仁政,推崇“中庸之道”、“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顺应当时的历史形势,并为儒家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本的框架。汉武帝时期是儒家思想发展的鼎盛时期,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为帝,关于民族发展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抉择,进行了思想和政治上的重大改革,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上升到管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从此儒家思想在历史上的发展掀开了一个新的篇章。儒家思想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这两千多年来的风风雨雨中,儒家思想也经历了发展中的起起落落,包括极力推崇儒家思想的时期,也包括发展步履维艰,受到阻塞的时期。但儒家思想无论是面对外来文化的挑战,还是本民族其他思想的浸润,都没有改变其本身主要的内涵和思想。与此同时,在儒家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能够紧随社会变迁、文化的发展,逐渐走向更高的层次。这也是它能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独领的重要原因。
儒家思想能够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占领统治地位,一方面是因为它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提供了系统的治国理念和思想体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孔子所提倡的“仁爱”思想能够顺应当时统治者的治国思想,为人类社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正向作用。孔子的“仁爱”思想不但是封建时期维持国家安定的保障,直至现代社会也依然是人与人能否和谐相处中的重要影响因素。
此外,我们所提倡的“仁义”、“孝”、“诚信”等都是我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精华,这些思想对我国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的核心思想就是儒家思想。仁义礼孝都是我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的精华,这些传承深远、意味深长的思想对于我们现代人的人格塑造和情操培养方面都有着深刻的启示。可以说,儒家思想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除此之外,在政治方面,儒家思想提倡德治,对当代政府官员的为官之道也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在金钱上,儒家思想提倡“以其义而得之”,唯有遵纪守法,按照正规途径赚来的钱才能久远,这种思想对我国经济健康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现代社会儒家思想中最基本的内容 “仁”也依然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仁”既是我们处理人际关系时所应遵守的基本原则,也引导我们在思想上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孔孟都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从孔子提出的“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到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在强调为人处世的过程中要以人为核心,尊重每个人的价值。如果每个人都能保持一颗仁义的心,互帮互助,多为别人着想,那么我们的社会就将是一个和谐美满的社会,充满友爱而不是彼此之间的猜疑和不信任。学习儒学仁义思想不仅对当代人自身人格的塑造和培养有帮助,对中国社会风尚的发展也有积极向上的影响力。
总的来说,儒家思想在我国的文化发展史上有着无比重要的地位,对于当代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新时期,儒家思想也将不断的与现代社会文化相结合,使传承中有创新,创新中有发展,以新时代的思想对儒家经典进一步的认识学习,取其精华,将适应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想继续传承,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儒学社会主义道路。(作者单位:陕西中医药大学)
参考文献:
[1] 秦秀莲.儒家思想对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逻辑性思考[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12.
[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 赵光贤.先秦儒家思想的几个特点[J].天津社会科学.1982.
儒家思想的地位和作用范文2
環境主義,以及儒家自身如何生存下去的挑戰。
關鍵詞:儒家,挑戰,科學,民主,女性主義,環境主義,生存,牟宗三,劉述先,自由主義
近代以來,儒家思想傳統面臨了各種挑戰。其中兩個主要的挑戰已經得到了廣泛的認識。這兩個
挑戰就是科學和民主的挑戰。這篇論文除了這兩個挑戰之外,還要討論另外三個儒家思想傳統所
面臨的挑戰。我認為,儒家傳統已經對前兩個挑戰做了有益的處理。但是工作並沒有完成。儒家
傳統面臨的第三個挑戰來自女性(權)主義feminism。儒家基本上還沒有正面處理這個挑戰。中
國社會對女性主義的努力的支持和對其要求的滿足已經取得了相當大的進步,但是這些進步的取
得基本上沒有儒家的參與。儒家思想傳統的第四個挑戰來自環境(保護)主義
Environmentalism。與對女權主義的挑戰一樣,儒家對環境主義的挑戰也還沒有作出正面的回
答。可以說,儒家思想傳統正在剛剛開始意識到這兩個挑戰的嚴重性。儒家思想傳統的第五個嚴
重的挑戰是它自身的生存的挑戰。也就是說,與基督教,佛教,和自由主義等傳統不同,儒家現
在面臨著自身的生存問題。總地來說,可以講儒家思想傳統在克服這些挑戰的過程中,大部分的
工作還沒有完成。下面,我將逐個地討論對儒家思想傳統的這五個挑戰。
I
對于科學的挑戰,儒家傳統主要需要解決兩個問題。首先是如何為科學在人類社會中定位,也就
是對科學在人類社會的價值做出總體地評價。其次是如何給科學在儒家認識論中定位,尤其是就
倫理知識與科學知識的關係重新做出評定。
在歷史上,儒家傳統對科學的態度是不公平的。盡管以荀子為代表的儒家自然主義傳統有重視自
然知識的傾向,儒家的主要傳統一直是以倫理道德為中心的。即使荀子也是如此。這個主要傳統
以倫理價值為人類生活和宇宙的中心。這種以倫理道德為中心的思想反映在宋代的理學家張載的
思想中,就是“德性之知”與“見聞之知”的對立。張載主張,“德性所知不萌于見聞。”後
來,朱熹把孟子所做的“大體”和“小體”的區分解釋成“心”和“耳目”的區別。王陽明把這
個傾向更推進一步。他主張,所有有用的知識都在心中,不必到心外去尋求。這個傾向把早期儒
家重視倫理道德的思想極端化,而沒有能夠對自然知識給予足夠的重視。儒家對這兩種知識的不
同態度沒有對科學知識起促進作用。如果說,道家傳統對長生不死靈丹妙藥的執迷追求在客觀上
間接地促進了自然知識(主要是化學知識),在中國歷史的發展上,儒家傳統對歷史文獻的極力
推崇實際上逐漸地降低了自然科學知識的地位。
在上一個世紀20年代關於科學與玄學的論戰中,儒家思想家試圖把科學和哲學分開,實際上是對
科學的一大讓步,給了科學獨立的地位。這意味著儒家思想家開始認識到,倫理道德知識並不能
代替科學知識。這標誌著儒家思想傳統的一個重大轉變。
在20世紀中下期,儒家思想家對科學做了更進一步的工作。其中,牟宗三的貢獻尤為突出。盡管
牟宗三仍然堅持以倫理道德為中心的世界觀,但是他大大地擴展了科學知識在儒家思想中的地
位。牟宗三的主要貢獻表現在他對科學知識的認識論的分析。他認為,以儒家為主幹的中國文化
傳統對“知性”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牟宗三在以及其它的著作中主張,為了
引進科學和民主,中國文化的精神必須做知性的“坎陷”。牟宗三認為,中國文化的特點是“綜
合的盡理之精神。”它強調“上下通徹,內外貫通。”它的理是關於道德世界的理,而非自然世
界的理。它的本質是實踐的,而非認知的或理論的。它關注的重心是價值世界,而非“實然世
界”。與此相比,以希臘傳統為代表的西方文化注重自然世界。它的特點是“分解的盡理之精
神”。它是抽象的,片面的(“有偏至義”),和概念性的。也可以說,“分解的精神是方方正
正的,是層層限定的”。這種精神的中心是邏輯的,數學的,和科學的。它的中心問題是存在,
特別關注存在之理。這種分析的精神在西方產生了科學與基督教。借用易經的表述,可以說西方
的精神是“方以智”的精神,而中國的精神則是“圓而神”的精神 。基于以上的分析,牟宗三得
出結論說,要想接受科學,中國文化必須經過一個“坎陷”的過程,引入知性的思維方式。
牟宗三關於中國文化的分析是否準確,當然是可以討論的。我認為,牟宗三關於中國文化缺少
“分析的盡理之精神”的觀點是道理。(我在1985年由中國社會科學編輯部和貴州省社會科學院
聯合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哲學討論會上關於知性與理性的論文闡述了相似的觀點。該文發表于當年
的貴州社會科學。)沒有這樣一個分析的知性的精神,科學不可能得到深入的發展。這是因為科
學知識依賴于經驗的(實驗的)和分析的方法。
我們也應該認識到,牟宗三並沒有完成儒家對科學的挑戰的回應的工作。儒家關於科學的整體的
論述還沒有完成。儒家思想傳統不僅需要在科學面前論證自身存在的價值,更重要的是,它必須
發展和表述自己的科學哲學觀。儒家傳統需要明確地定介科學和科學知識對人類的道德進程的作
用。在這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II
比起他對科學的挑戰的處理來,牟宗三對于民主的挑戰的處理則非常不夠。牟宗三認為,西方的
“分解的盡理之精神”也產生了民主。他認為,民主依賴于兩個條件。第一,民主的前提是對個
人的外在的限定。一個人不可能為所欲為。第二,民主對正義的追求是通過不同的社會階級的競
爭實現的。通過建立客觀的規則和規定,民主體制保護個人的權利,保證個人對他人的義務。牟
宗三認為,這里的第一個條件可以追溯到西方的分析方法。分析方法承認外在的局限。第二個條
件則置根于西方的分析精神對客觀對象所持的抽象的概念性的態度。總而言之,西方的民主是建
立在其分析的精神之上的 。
我認為,牟宗三對知性與民主的分析是有問題的。分析的方法也許可以有助于認識到個人之外的
其他人存在的實在性,也許可以揭示他人的實在性對個人造成的局限性。可是,這樣的認識最多
可以提出如何對待其他人的問題。它並不能對這個問題做出確定的答案。當我認識到在我之外的
他人的實在性的時候,我可以試圖征服他們,與他們合作共存,或者與他們做出某種交易。民主
只是對付其他人的多種可能的答案之一。從另一方面講,分析的方法主要是邏輯的和線性的方
式,而民主的特點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線性的。因此,知性並不能把握民主的精神。民主強調
理性和綜合性。所以,我們可以說,牟宗三最多只是開始了儒家思想傳統對民主的嚴肅的探討過
程。他並沒有提出一個有效的答案。
劉述先作為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清楚地意識到牟宗三在關於民主問題上的不足。劉述
先也清楚地認識到儒家與民主的根本問題是多元主義的問題。劉述先重新解釋宋明理學的“理一
分殊”的命題。他強調,中國文化(包括儒家,道家,佛教傳統)的一個有深遠意義的方面,在
于它認識到“兩行”的價值。“兩行”一詞最早出現于庄子﹕齊物論。庄子主張,從道的角度
看,所有的一切都沒有根本差別,萬物歸一。所以說,事物的是與否最終沒有多大的區別。庄子
認為,一旦我們明白了天道之理,我們就不會就事情的是與否鑽牛角尖;我們應該會看地遠一
點,讓兩道並行。但是,劉述先強調,過去對“兩行”的解釋過度注重同一而忽視差別。他重新
解釋“兩行”,認為“兩行”代表“理一”與“分殊”。按照這個新的解釋,“兩行”在于保持
“理一”與“分殊”之間的平衡。也就是說,一方面我們要追求保羅一切,貫穿一切的道;另一
方面,我們必須意識到這個道有多種多樣的表現,這些表現歸根于一。劉述先認為,這種對“理
一分殊”的新解釋為多元主義打下了理論基礎。按照這種觀點,儒家可以說,雖然仁的理想只有
一個,可是它的表現卻是多種多樣的。按照這個道理,在同一原則之下,可以有不同的觀點和實
踐方式 。
民主和多元是不可分離的。劉述先無疑深知這個道理;他試圖在儒家思想傳統之內開拓多元主義
的途徑。這比牟宗三又進了一大步。劉述先就民主的挑戰問題指出了新的方向,開拓了新的路
子。可是劉述先的解決方法仍然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他沒有明確解釋儒家思想傳統到底怎么樣解
決多元主義的問題。我認為,作為一個價值體系,儒家思想傳統必須回答兩個層次的問題。在一
個層面上,它要回答儒家允許不允許就同一問題或事物的不同的觀點同時存在。在另外一個層面
上,儒家要回答它自己在這個問題上持什麼樣的觀點。儒家思想傳統不可能贊成在同一問題上面
的所有觀點。劉述先在儒家與民主的問題上的貢獻是他就第一層面的問題作出了肯定的答案。通
過對“理一分殊”的新解釋,儒家放棄它長期所持的“大一統”的思想,而轉向允許多元主義。
可是,我們不能忘記儒家思想傳統本身是一個價值體系。作為一個價值體系,儒家思想傳統必須
確定在其體系之內的各種價值之間的關係;它必須確定哪些價值重要,哪些不重要,哪些必須反
對。就一個具體的問題,儒家思想傳統必須按照其自身的價值觀念作出價值判斷。比如說,在個
人自由這個價值和忠于國家這個價值之間有一定的矛盾關係。儒家思想傳統傾向于後者,自由民
主傳統傾向于前者。在人人平等的價值與君子為优者的價值之間,儒家思想傳統傾向于後者,而
自由民主傳統則傾向于前者。儒家思想的現代化是不是意味著它要拋棄其傳統上對忠于國家,對
君子理想的偏愛呢?我認為不是的。因為一旦儒家思想拋棄了這一類的傳統的價值,它也就不再
是儒家思想了。所以說,儒家思想傳統不應該在其自身內部一味地推行多元主義。它當然應該允
許不同觀點的爭論,但是這種爭論的目的是搞清楚儒家在某些問題上的立場,而不是推寵多元觀
點本身。在具體問題上,儒家必須堅持自己的觀點。
如此看來,儒家面臨著兩種多元主義。一個是內在多元主義。另一個是外在多元主義。內在多元
主義主張儒家應該在其內部推行不同的價值,包括相反的互相沖突的價值。比如說,一方面它要
推行忠于國家的價值觀念,另一方面,它也應該推行個人自由的價值觀念;一方面它應該推行君
子之优的價值觀念,另一方面,它也要推行人人平等的價值觀念。內在多元主義是一種五花八門
百花齊放的主義。外在多元主義則主張,雖然儒家思想內部有各種各樣的價值,但是,相對于自
由民主傳統而言,儒家更傾向于它自身的傳統價值,比如忠于國家的價值,君子之优的價值觀
念,等等。價值體系之為價值體系,就在于它在其內部確定不同的價值的重要性。一個具體的價
值理論體系與其它價值理論體系的不同,首先在于它對各種價值的估价與其它價值理論體系對各
種價值的估价不一樣。外在多元主義不承認十全十美的價值理論體系。它承認魚和熊掌不可兼
得;它承認價值體系自身的不完美和不可完美性;它承認不同的價值理論體系各有千秋。所以外
在多元主義接受其他價值理論體系存在的必要性。
我認為,如果儒家思想傳統接受內在多元主義,讓相反的和互相沖突的價值在它的體系之內“百
花齊放”,儒家思想傳統勢必喪失自己的特點,變地不倫不類。儒家思想傳統應該走外在多元主
義的路。不幸的是,當代許多新儒家學者沒有意識到這兩種多元主義的重要區別,沒有意識到內
在多元主義對儒家思想傳統的不可避免的危害。所以,我反對內在多元主義,主張用外在多元主
義的辦法來解決民主的問題 。
III
儒家思想傳統的另一個歷史包袱是它對女性的輕視和歧視。儒家現在必須認真地重新思考和闡述
它對婦女在人類社會的作用和地位的看法。不幸的是,當代新儒家還基本上沒有觸及這個極其重
要的問題。事實上,儒家把它在當代所面臨的挑戰表述成“德先生”和“賽先生”這一事實本
身,就表明它缺少對女性主義事業和要求的敏感性。也許有人會認為,儒家對婦女的問題可以包
括在民主的問題之中;也許民主的問題解決了,婦女的問題也就自然而然地解決了。這兩個問題
當然是有關係的。但是只要我們對民主社會稍微做一些研究,就不難看出,民主和女性主義實際
上是不同的問題。必須分別對待。儒家必須對女性主義作出回應;這不僅是因為儒家思想傳統在
歷史上“欠婦女一筆債”,而且因為任何一個當代的哲學理論,只要它回避女性主義的問題,這
個理論就是不完全的。儒家關於女性主義的論述應該包括幾個方面。它需要回答儒家思想與女性
主義思想有沒有根本一致的地方。它也需要從儒家的立場上解決男女平等以及婦女在人類社會中
的作用和地位等問題。在我個人的有限的研究中,我認為儒家以仁為中心的倫理理論和女性主義
的“關心倫理學”有三個值得注意的共同點。第一,作為兩者的最高道德理想,仁與關心有某種
共同之處。第二,與康德倫理學和功利主義相比,仁學和關心倫理學都不那麼依賴規則條律。都
注重個人的德性,注重具體情況。第三,與康德倫理學的普遍主義相比,仁學和關心倫理學都主
張“愛有差等,”強調具體的人際關係,反對抽象的普遍主義。這些相似性可以成為這兩種倫理學
溝通的基礎 。這方面的努力是否能夠成功,還有待進一步的探討 。
值得指出的是,當前在儒家思想傳統與女性主義的關係的問題上有一個奇怪而有趣的現象。一方
面,激進的女性主義者不分青紅皂白地把儒家思想傳統打成女性主義的不可救藥的對立面。另一
方面,儒家思想傳統的代表人物則在這個問題上默不作聲。這種不幸的情況無益于儒家,也無益
于中國社會。
這方面的努力能否成功,取決于多種因素。但是,有一點是不容懷疑的,那就是儒家思想傳統必
須正視女性主義的挑戰,必須對此挑戰作出嚴肅的回應。不解決這個問題,儒家的前途將會大有
問題。
IV
儒家思想傳統所面臨的第四個嚴重挑戰來自環境(保護)主義。環境主義要求哲學和宗教嚴肅對
待人與自然環境的道德關係。不容懷疑,在這個方面,儒家思想傳統里面有豐富的資源。儒家講
的“天人和一”,陰陽互動,周易中的大化流行生生不息的思想,以及宋明理學對這些思想的進
一步發展,等等,都是儒家思想傳統中的寶貴財富。可是,也不容質疑的是,儒家傳統中最具有
影響的主干思想是以人為中心的思想。這種思想本身並不一定不對。但是,它在具體的實施之中
往往對自然環境造成負面的影響。
我們可以說,在對自然環境的關係方面,儒家思想傳統包括兩條線索。一方面的線索是與自然
“友好”的線索。除了易經,我們可以看尚書,也可以看大家比較熟悉的中庸。中庸講,“能盡
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
矣”。如果我們要“盡物之性”,要“贊天地之化育”,我們就不能不考慮自然環境的自身價
值。可是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傳統的另一條線索則是相反的。我們可以舉論語為例。論語本身並
不討論自然環境的問題。但是這部書的字里行間流露出不少與舊約相似的東西,即忽視自然環境
的自身價值的思想。比如,論語﹕鄉黨篇有這樣的記載﹕“廄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
馬。”這個故事旨在表明孔夫子對下人的關心和愛護,以及他對自己財產的淡漠。可是用我們今
天的觀點來看,我們就會覺得缺少了點兒什麼﹕為什麼孔夫子沒有在問了有沒有傷人之後也問問
有沒有傷馬呢?還有,論語﹕八佾篇有這樣的記載﹕“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
其羊,我愛其禮。”這里,孔夫子之愛禮與子貢之愛羊形成直接對照。這里似乎孔夫子覺得,祭
禮不可無羊。可是假如有人問子貢,子貢一定會說,他既愛禮又愛羊。這里誰是誰非當然可以討
論。我們也不應該用今天的標準衡量古人。但是動物是自然界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我們對動物的
態度是對整個自然環境的態度的重要反映。象論語這樣對人類有重要教育意義的書卻幾乎沒有提
供任何對自然環境有利的思想,這是非常不幸的。特別是這本書曾是對中國社會最有影響的書之
一。對中國人民大眾而言,論語比其它儒家著作都有更大的影響。再看荀子。荀子用自然主義解
釋“天”,這當然有其進步意義。他關於“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也有助于人類征服和駕馭自然
的努力。可是,我們也應該看到,荀子與西方的培根之相似之處。我們知道,培根關於人類一定
要征服和駕馭自然的思想是導致我們今天環境災害的主要根源之一。
與道家和佛教傳統相比,我們不能不說儒家思想傳統對自然的親和性不如道家和佛教傳統。在世
界經濟急劇發展的今天,自然環境給人類出了一個大考題。每一個哲學傳統都必須交上自己的答
卷。這個題目可能對儒家思想傳統比它對道家和佛教傳統更難一些。儒家思想傳統必須對它關於
自然的立場作出重新的估價。這決不是說一聲自然環境非常重要就可以解決問題的事。也不是說
儒家應該變成道家。在這個重新估價的過程中,儒家思想傳統必須保持自己的人文主義的核心思
想。儒家思想傳統必須在保持自己的人文主義的核心思想和重視自然環境之間選擇自己的適當位
置。為了實現這個目的,儒家學者必須開展深入的嚴肅的探討。這決不是寫幾篇文章就可以了結
的事情。在這個反面,可以說儒家傳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很多的工作要做。
V
我在這里要討論的儒家思想傳統所面臨的第五個挑戰,最後一個也是最嚴重的一個挑戰,就是儒
家思想傳統自身的生存問題。這個問題當然跟前面幾個挑戰有關係。但是它的重要性值得我們對
它進行單獨討論處理。
與道家和佛教傳統不同,儒家思想傳統今後的去向很不明朗。它今後能否生存下去,如何生存下
去,並不很清楚。這里我不是說儒家思想傳統作為哲學思想是否會繼續保留在哲學教科書里面。
我相信那是沒有問題的。我的意思是說,儒家思想傳統不僅僅作為一個歷史上的哲學流派而存在
于哲學教科書里面,像斯多葛學派那樣,而是繼續作為一個在現實社會生活中有代表,有發言
人,有影響的活的思想流派而存在。在歷史上,儒家思想傳統之長期存在,有多種原因。首先是
因為儒家思想有其強有力的對民眾有感染力的思想領袖。這一點我們可以從孔子到孟子,從朱熹
到王陽明身上看地很清楚。其次,儒家思想傳統得到了國家政府的支持。没有漢代的“罢黜百
家,独尊儒术”,元代開始的以儒學為中心的科舉制度,我們今天很難想象儒家會是怎麼一個樣
子。第三個原因也可能是時代的需要。比如說,在歷史上有時侯社會走向一個極端,就需要另外
一種思想進行矯正。古印度的佛教興起和最初流行是對印度教的一個矯正。儒家思想傳統的歷史
也可能經歷了相似的情況。比如,宋明儒學的興起也可以看成是社會對佛教的矯正。
在當代,看起來儒家正在尋求自己生存的各方面的條件。一方面,我們看到不少儒家思想傳統的
代表人物大力宣揚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儒家思想傳統也在爭取國家政府的支持。在新加坡是如
此,在90年代初的中國大陸也曾出現這種跡象。再次,也有不少人鼓吹儒家思想傳統對當代西方
個人自由主義的矯正作用 。這些努力會不會成功,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但是有一點是確定無
疑的。那就是,任何思想傳統,儒家當然不例外,如果不能回應時代對它的挑戰,就會沒有出
路。儒家思想傳統能否有效地回應科學,民主,女性主義,和環境主義的挑戰,它能否在今天的
世界上找到其安身立命的位置,也許是21世紀中國文化發展過程中的最大的問題。
作者简介:李晨陽,男,1956年出生于中國山東省,1977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82年獲 該
校學士學位,1984年獲該校碩士學位,1984-1985在該校哲學系任教。1985年赴美國留學,1992年
儒家思想的地位和作用范文3
即使中国儒家从不同的方式、不同的道路传入到越南,但这些差异方式在社会经济,文化中得到折射。所以可以说,越南儒家与中国儒家具有一些相同之处。
(一)儒家在社会中的作用及其生存基础。越南儒家与中国儒家的相同在于它的存在基础,甚至日本儒家、朝鲜儒家也如此。依笔者所知,儒家长时间在中国、越南、日本、朝鲜等国家生存下来的基础是东方国家社会经济条件,东方国家社会存在基础在于稻作农业经济与三角洲流域紧紧相连。该经济基础使社会产生更大的凝聚力,融入大自然,受到大自然的影响,崇拜天地自然,社会中人尊重长辈,尊重有经验者,尊重社会和家庭的秩序,注重和睦相处等等。这是个好土地给儒家扎根生枝以及发扬自己的学说。虽然在越南、日本和朝鲜,儒家都是来源于中国,并不是土著思想系统,但是,像中国一样,在支配社会发展时,儒家起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对封建社会发展。今天,儒家思想虽然不再是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儒家思想的标志仍然保留——它成为“民族传统文化”,也对当今社会的发展更具价值。在中国,儒家支配所有乡村和家庭关系、道德关系、教育活动等社会中人的活动,是中国封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思想基础,从汉代(公元前206年至220年)至清代(1644年至1911年)。在越南,日本,韩国也是如此,儒家思想也强烈地影响社会的所有活动。在越南,儒家长时间是支配封建朝代所有活动的指导思想系统,自李朝(1010年至1225年)至阮朝(1802至1945年),特别是后黎朝(1428至1788年)至阮朝末期(1802年至1945年),儒家在社会占据了独尊的地位。朝鲜李朝时期(1392年至1910年)和日本德川幕府(Mac phu Tokugawa)时期(1603年至1867年),朝廷重视儒家,儒家思想成为支配社会所有活动的思想体系。如今,儒家不再是支配社会一切活动的正统思想系统,但是,儒家仍在社会中留下深深的烙印以及许多对当今社会发展有价值的思想,成为民族传统文化。
(二)经学相同。儒家透入越南的同时,经学经典也不断地涌入越南。越南儒家并没有创作出自己的作品,而是在中国儒学经典书籍的基础上创作出越南儒学作品,最有代表的是《四书》和《五经》。因此可以肯定越南经学和中国经学是相似的。李朝时期至今的越南儒士都使用孔孟、程朱作品作为经典书籍。例如:13、14世纪朱文安(1292年至1370年),阮廌(1480至1422年)非常重视《四书五经》以及儒家仁义思想和教育思想。他们的话和引用语都是来源于中国经学中的内容。十五世纪,越南儒神吴士连编撰了《大越史记全书》,15卷有174段评语,其中有98段引用或提到作者和作品,如:《周易》《金诗》《书经》《春秋》《论语》等文献,孔子、孟子、朱子等儒家学者。十八世纪末,中代时期越南最有学问的大臣代表——黎贵敦进士(1726年至1784年)十分重视朱熹。在越南,到目前为止,越南儒士忠于传统儒家经学。越南儒家仍重视孔孟经学,程朱思想则是道学。潘珠贞、潘佩珠、黄叔抗以及提倡民本(一定意义上是民主)、抵抗君主专制制度的东京义塾运动都一直重视儒家思想。潘佩珠(1867至1940)编写《孔学登》也是提倡儒学价值意义。
(三)思想体系相同。从诞生到发展和传播的过程,儒家和儒家内涵不断地扩大和发展,并被社会经济环境、地理空间所支配;换句话说,中国历史阶段,历史背景和地域空间的不同,引起中国儒家思想不同的变化。简单地理解为“中国历史中没有一种统一和纯粹的儒家”(同一个空间和时间中没有一种同一宗教形式),更没有一种纯朝鲜儒家、纯日本儒家、纯越南儒家。展开其观点,可看出没有确定何为中国儒家、朝鲜儒家、日本儒家、越南儒家的划分标准。在不同空间和不同时间,儒家都有异同之处,但总体来说能称它们为儒家思想。因为在任何国家、
任何时代,儒家都要依靠一个基础、一种不可改变的哲学体系。儒家诞生与发展于中国后才蔓延到东北亚地区,可见儒家的基础即是中国儒家。确定在丰富多样的中国儒家思想系统中哪里是中国儒家、朝鲜儒家、日本儒家、越南儒家的根本和共同点是一个难题。笔者认为有三种共同儒家思想流派在东北亚地区发展并支配该地区的所有活动,那是:1.孔孟思想的系统。2.汉儒思想系统(董仲舒为代表)。3.宋儒思想系统(程朱为代表)。上述三种中国儒家思想的所有内容(关于哲学、道德、教育等)是越南儒家、日本儒家和朝鲜儒家的基本依据。无论发展在自己的家乡中国还是发展在异国(越南、日本、韩国),尽管在形式上有些变化,可儒家仍然还背着它的基本思想内容。因此,中国儒家、越南儒家、日本儒家、朝鲜儒家都有共同的名称,为“儒家”。当认识到儒家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共同基础”和“不变”因素,我们才能了解到各国儒家的差异之处。
二、中越儒家的差异
除了相同之处外,越南儒家、中国儒家以及其他国家的儒家也有许多差异之处,最凸显的是儒家学者队伍和思想风格。
(一)越南儒士与农民和农村密不可分。越南儒士亲近农民,他们的生活与农村生活紧紧相连。据史料记载,17世纪,越南都市已发展到一定的繁华程度了。升龙、蒲献、会安和顺化是越南商品经济发达地区,但蒲献儒士寥寥无几,只有三贡生、没有进士,17-18世纪的会安也有如此状况。19世纪,绝大部分贡生(举人)和进士都出身于农村。比如说,自19世纪初至1919年,阮朝时期,39届考试的555位进士,47届考试的5226位举人大多都出身于农村。当官者在位时被调动到全国各地,他们退隐之后仍然选择回归农村生活。可以肯定的是,越南儒士是农村儒士,农村生活或多或少都会影响到越南儒家及儒士,对越南儒家发展有重要的意义。農村儒士阶层当老师、当大夫,同时也将儒家传播到农村。此外,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儒家与越南有不同之处。中国清明时期,华南地区的士大夫多出身于都市。余英时教授讲到:“清明时期,商人开始当官,他们也可以得到官品和功名。地方商人是有势力的。付依菱教授也有相似的观点。从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中也能看出士大夫生活的环境是城市生活环境。朝鲜韩国的儒士是社会精英。在日本,儒士是研究儒学的专家或寻求儒学作为个人道德学科的武士。越南儒士阶层生活与农村乡村生活紧紧相连,因此诸多儒家观点,特别是宗法思想中的宗族和家庭组织渗透进农村生活中。越南儒生是越南封建朝廷选拔人才的主要来源。据黎贵敦在《乔文小录》中所统计获悉,在山南镇,壬午年(1462)香考共有4000多名考生,乙未年(1499)香考共有5000多名考生。18世纪,考生数量猛增,朝廷必须通过指定名额来限制报考者数量,如:乙酉年届(1765)大城市考生名额为70名,中型城市考生名额为50名,小乡镇考生名额为40名。自红河三角洲枝清艺地区的考生数额也达到上万人。根据上述数据获悉,乡村中,系统学习儒学的儒生数量繁多,直到21世纪初。在19世纪,阮朝主张通过儒学教育、科举考试和训条加强儒家思想在社会的地位。
(二)越南儒家的思维风格。研究越南儒家学者的认识和思想活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越南儒家与其他的国家不同,它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1.面向实际与功利。面向实际与功利体首先体现在学习目的。绝大部分越南儒生设定自己学习目的,学习是为了考试,考试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享荣华富贵的生活,完成学习目标标志着结束学习过程。极少人有远大的志向,学习是为了探讨地区热门问题,学习是为了服务社会或为了国家社会文化的进步。此外,儒家学者的学术态度也是该关注的问题。客观分析可见有一些儒家学者关注学术研究工作,他们常关注政治道德问题,少讨论玄学或高级思维领域,其中隐藏在内深刻的认识和创新的能力。甚至,他们将无形变成有形,运用于实践活动中。例如:天地人关系中“天”的概念,他们不考虑作为一种自然实体、“天”的本质怎样,或不考虑作为一种精神实体、超自然实体、“天”在宇宙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而只从利于人类的角度来考虑,如:“天”运行得有“时”、人要知道天时、种植耕作才能丰收,或从宗教信仰的角度来看,人类要如何对待天才能享福,从而主张“敬天”“顺天”“奉天”等。另一个例子,《易经》提出世界原本:“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大业”, 越南儒家学者并不关心到底何为“太极”“两仪”和“四象”,而是对最后一句“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大业”感兴趣。他们关注到能带来给他们直接利益的东西。因持有如此的学习方法和思想,他们很少做出大贡献。高榜提名的成千上万举人和进士,很少有人能创作出国家和民族能记住的工程和光荣的事业。当然,越南儒家也有伟大的文化家,如:阮廌、阮秉谦、黎贵敦,阮攸。但是这是罕见的。2.习惯性地简化内容。越南知识渊博诸子在中国巨大渊博的儒家宝藏前都会有意识地简单化,选择主要内容,编辑成简单、明了又易懂的教学教材。例如,在中国已有关于某问题的完整书籍,如:朱熹的《四书集注》和宋、元、明、清的《四书大全》,到越南就变成“说约”(学说简约)和“约解”(简约注解);或明朝胡广的《性理大全》到越南卻成为“节要”。该现象并不是一个朝代特有的现象,而是越南封建王朝较为普遍的现象。关于《四书》的简化工作,陈朝有朱文安《四书说约》,黎郑朝有黎贵敦的《四书约解》,阮朝有阮文超的《四书选讲》;黎郑朝裴辉壁的《性理节要》仍被阮朝视为经典教材。简单明了的优点是易懂、容易记住、容易传授和学习。简单明了却是学术的局限,因为简洁等于要删略学说的许多观点,失去许多潜在的暗示教义,删除学说中丰富多彩的含蓄内容。更不用说简略和节要很可能将核心内容减去而留下来次要的。传授知识者满足于简单明了的内容,学习者也如此,这样抑制了人的思想和创新能力。
三、总结语
总之,儒家传入越南后,在越南领土上存在和发展几百年了,虽然有时达到顶峰,有时衰落。但儒家思想深深地影响了越南人民和社会。儒家作为统治阶级的精神工具,封建阶级以其建设封建社会制度,推进封建社会的发展。封建统治阶级对原有的儒家思想进行了一定改变,并成功运用到处理朝廷内部事务以及抗外敌事业。除此之外,儒家思想是越南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到当时越南社会及人民生活,尤其是道德教育领域。儒家融入越南文化,被“越南化”,成为越南儒家。与中国儒家相比,越南儒家与中国儒家存在诸多异同之处,越南儒家有着本国特有的风格,包括儒家在社会发挥的作用不同,儒家运动方向和发展动力不同,思考风格不同;越南儒家远离超形、崇拜利益的现象,越南儒家与人民实际生活紧紧相连,融合和折中人民的思考方式,为人民的利益而考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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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潘大尹,阮玉琼.关于阮朝官制的一些问[M].顺化出版社,1998:118.
[3]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4]付依菱.明清社会经济历史论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儒家思想的地位和作用范文4
关键词:老年人;社会工作;传统文化;儒家思想
一、儒家思想与老年社会工作的关系
(一)儒家思想与老年社会工作的共同之处:首先,两者最终目的都是让老年人能够保持独立性,有更好的发展、更加美好的晚年生活。其次,儒家思想和老年社会工作都看到了老年个体自身、老年人的家庭和社会三个方面对老年人的重要作用。儒家思想中的“长幼有序”、“尊尊”和老年社会工作中的面向老年人家庭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内容都体现了两者在这一方面的相同点。
(二)儒家思想与老年社会工作的区别:儒家思想中充分肯定和强调了老年人的重要社会地位,老年人丰富的知识和阅历是社会的财富,家庭及社会对待老人的态度亦是促进人文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不论是“孝”、“仁”还是“礼”对当今老年社会工作均有着环环相扣的影响,深远且重大。而当今的老年社会工作是在现实基础上,希望通过发掘老年人个体自身资源和整合社会资源为老年人提供更加有利于个体独立发展的生活,对不同状况的老年个体有不同的操作性强的实际方法。
二、儒家传统文化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
当代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仅需要依靠法制的强制作用, 更需要发挥礼教的作用。笔者认为儒家思想中与老年社会工作相关联的内容主要有三点:
(一)儒家孝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1)孝思想的主要内涵。孝是包含在仁之中的,《论语・学而》中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孝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当今社会发展不仅需要健全和完善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需要一套社会道德体系,孝思想无疑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社会工作者在整合调动社会资源时,可以充分利用孝思想在中国人价值观中的重要地位和深刻影响。我国家庭中,老年人一般是家庭成员关注的重点,赡养老人、孝顺老人是每一个子女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家庭养老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养老模式;孝道也为解决我国社会普遍面临的老年人自我认知水平低以及赡养问题提供了参考价值,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会工作者在开展老年社会工作时的压力,为社会工作介入提供了良好的运作基础和人员上面的精神支持。
(二)儒家仁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1)仁思想的主要内涵。 “仁”作为儒家的中心思想,是贯穿其始终的。仁”的最初含义是指人与人的一种亲善关系。孔子把“仁”定义为“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仁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老年社会工作应该充分考虑到老年人的自身发展需求,并适时给予老年人所需的资源,让老年人在晚年在精神世界仍然有所追求。“仁”有丰富的思想内涵,指人生观中的德行,表现在人的行为中即为互助、互爱、互存。“仁”是人类最高的、超越的完美,孔子说从来没有看到它完全被体现过。社会工作者本就是助人自助、是需要爱心和奉献的职业,老年社会工作者的服务对象是更需要社会关爱的群体,“仁”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特别是老年社会工作者的价值观中应该有所体现。
(三)儒家礼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1)礼思想的主要内涵。“礼,孝之始也”、“志于道,据于礼,依于仁”都是说“礼”是“仁”一种外化表现,行据于礼,方才能成仁。(2)礼思想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当前,国家从政策上和道德规范上就已经开始向老年人倾斜,制定了很多优待老年人的特殊政策。老年社会工作者可以作为礼思想的传播者,长幼有序、敬老尊老的价值观的树立会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老年人的家庭问题。孔子把传统礼制直接归结为亲子之爱的生活情理,从而使“礼”由外在的约束变为人的内在情感需求,从而使礼取得了内在的心理依据而人性化,具有了更普遍的可接受性和付诸实践的有效性。
三、后续思考
笔者在对以往相关文献的查阅时发现,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对具体如何开展老年社会工作等相关的论述较少;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对老年社会工作的作用这一方面的研究也相对较少。如果能充分发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在老年社会工作中的作用,建立“儒式”价值观,以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思想与老年社会工作的方法相结合,也许能以另一种方式促进老年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
儒家思想的地位和作用范文5
关键词:古代法律;儒家化;礼法结合
引文
中国是世界闻名的法制古国,我国古代的法制在儒家化的影响下有其独特的意蕴,儒学中的传统法律思想从西汉时期开始引入到后期的逐步渗透,最后到基本确立和不断发展,对我国古代立法、司法及其法律思维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所以说法律儒家化是我国传统法律的重要特点。古代儒家化的法律理念对于封建专制也有一定的抵制作用,但其根本上还是服务于封建专制统治,文章主要介绍其积极意义。
一、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进程之概述
古代的法律儒家化,指的是将儒家的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引入到立法或司法中,从而使整个法律体系具有儒家思想的性质,或者说是在立法、注释、司法实践中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和原则。
自汉代春秋决狱、引礼入法时起,我国古代法律开始了儒家化进程,汉武帝时为加强中央集权,董仲舒主张用大一统的儒学统一思想,因此西汉汉武帝大力支持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儒家的伦理思想融入到统治思想和法律中,如司法原则上确立春秋决狱,为维护“礼”,汉代确定了“亲属相隐”。“引礼入法”成为法律儒家化的开端,所谓儒家的“礼”即是指维护宗法血缘和等级秩序的伦理规范和精神准则。
魏晋时期,儒学与法律的联系更加紧密,曹魏后期的人们也常将礼与刑相提并论,达到了礼、律并重的程度,推动了魏晋律学的发展、儒学法律化及法律解释经学化,出现引经入律的,比如“准五服以制罪”、“八议”、“请”、“减”、“赎”、“十恶”等制度都是法律儒家化的表现,也是礼法逐渐融合的过程。
唐朝时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鼎盛时期,在经济上有了全面和快速的发展,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也有开明的政策和制度保障,在继承前人律学的基础上,唐朝律学随着社会的发展也有更新的完善。《唐律疏议》是中国古代历法结合的典范,它的颁布使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为一体,从而形成儒法合流的法律体系。它以贯彻“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为立法思想,强调宽仁慎刑。《唐律》充分体现贵贱有等、亲疏有份的伦理观念,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确立的君权、父权、夫权”。总的来说,《唐律疏议》的制定与颁布标志传统律学的成熟,标志着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历史进程的完成,礼与法的结合成熟,体现封建宗法等级思想的观念法律化,所以《唐律》全面反映出儒家思想对古代法律的影响。
二、中国古代法律儒家化的特征之分析
随着古代法律儒家化的进程不断深化,儒学伦理纲常的思想也深入到政治统治及法律中,进而造就了我国古代法律的鲜明特色。
首先是礼法结合,对于古代一些著名的律法,如《北齐律》、《唐律疏议》等,相关的法律规定已经是融礼于法,将儒家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融汇于法律,例如将“德主刑辅”、“三纲五常”等儒家思想作为立法原则,使律法从根本上起到维护中央集权、统治阶级利益及社会稳定的作用。道德礼教与法律规范的价值取向相融,使得实践中违反道德礼教的行为变成违法行为,而违法行为往往也被人们理解为违反道德礼教,所以一定程度模糊道德礼教和法律规范。
其次是封建统治阶级特权优势明显。对于维护封建礼教的儒家思想来说,尊卑贵贱必须制定不容侵犯的等级制度,只有通过律法加以规定和保护这种等级制度,才能保证统治阶级的利益不受冒犯,例如儒家“刑不上大夫”的观念、“八议”也规定八种特殊人物犯罪不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因此,我国古代的法律也无疑是地主阶级以及代表地主阶级的封建贵族的特权法。所以伦理纲常的律法制度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为特权阶级开辟通道。
再次伦理法制的特征鲜明。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及家庭关系一直以来受儒家“君臣父子关系”理念的影响,如汉代立法体现孔子“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的思想,将亲亲首匿得相隐作为刑事司法原则。儒家思想推崇家族利益,《北齐律》及《唐律》都明确规定危害父权、夫权及家庭伦常关系的违法行为,如恶逆、不孝等。
三、儒家思想对我国古代立法和司法的影响
首先在立法上有以下影响:一是封建君主专制保障皇权在传统法律中表现为“尊尊君为首”,隋朝时谋反、谋大逆视为“十恶”中的第一、二大罪;唐律“十恶”中谋反、 谋大逆、 谋叛、 大不敬就是保护专制皇权在传统法律中的反映,将不忠、不孝定为大逆不道 而给予严惩。二是“父为子纲”在律法中的表现,如唐律规定:父祖有经济上的所有权和处断权及 “存留养亲”制度。用减刑或缓刑来处理行孝与司法的关系,既尊孝道又兼顾法律可见孝道伦理在传统法律中的地位之重。三是“夫为妻纲”是古代男尊女卑在传统法律中的反映,礼制对妇女的婚姻十分严苛,如“七去”的规定。在法律儒家化的过程中,对于以纲常礼教为核心的封建伦理制度的维护不断强化,对于维护封建统治有根本作用。
其次,法律儒家化对中国古代司法的影响体现在用儒家思想来指导司法。如汉代的春秋决狱就是用儒家经典《春秋》所体现的道德精神指导司法审判,要求司法官员在遇到律无明文或疑难复杂的案子时,可以根据 《春秋》 经义断案,使《春秋》间接具有法律效力,这是司法儒家化最突出的表现,如董仲舒著的《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全以《春秋》大义圣人微旨断狱。此外司法执行方面也体现了儒家思想,如秋冬行刑以及死刑复奏制度体现恤刑慎杀的儒家理念;对司法程序的指导原则从道德立场出发,强调犯罪者的主观动机相对忽视犯罪客观事实,确立了原心定罪原则。(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1]管学辉.浅谈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史进程[J].《法制与社会》,2008.8(上).
儒家思想的地位和作用范文6
关键词:儒家细想;社会工作;价值观
一、儒家思想的主要观点
儒家思想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变迁,从孔子的创立在到明清时期的顾炎武、王夫之,不断随着朝代和社会的变迁而发展,但是他的核心思想没有改变,始终是以“仁”为核心,对中华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仁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
二、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
西方社会工作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主要受到了新教伦理、人道伦理、乌托邦思想以及社会福利的思想的影响。新教伦理倡导人与神的交流,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这就包含了社会负责、自我负责、社会秩序、助人自助等价值理念;人道主义就是把人的尊严、价值放在首位来考虑,就是把人放在主体地位,任何考虑的首位都是人;乌托邦思想主要就是想给人们创造一个理想社会,在那里人们生活在一个完美无缺的环境中,这种思想属于空想社会主义;社会福利思想就是指当人们面临各种问题时,国家会及时的对以应对,这就是所谓的福利思想。
社会工作在西方发展的时间较长,但是发展到现在,许多西方的社会学者对于社会工作价值观的界定还是没有统一的标准,但是他们都重视个人的发展和利益,为个人谋利益。就像美国社会工作协会伦理守则一样,他以服务、社会公正、个人的尊严与价值、人类关系的重要性、正直和能力为基础,这就充分体现了西方社会工作是以注重个人为中心的,这和人道主义不谋而合,始终把人放在主体的地位,这也体现了西方的文化环境,西方文化注重个人的基本价值取向,所以西方社会工作价值体系中更多的强调的还是个人,而不是社会。西方和中国不同。
三、中国社会工作价值观
和西方的社会工作价值观不同,中国的社会工作价值观强调社会和谐,是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应当建立于人们共同发展过程中的平等尊重、相互支持的基础上应体现于密切的社会关系之中。基于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制度,相对于西方社会对个人尊严自由的推崇,我们应该更加强调社会和谐,并且它是以整体为为主体,强调整体的重要性;此外还有保持家庭和谐与稳定依然是我们社会的主流家庭观念,西方文化注重个人自由,我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的社会生活比较注重家庭的价值。因此,相比较西方强调人们的个人尊严和权利,我国应更加强调家庭成员之间的彼此宽容、相互支持和相互依赖;还有注重服务的“人情味”
四、儒学对社会工作价值观本土化作用
儒学中的许多思想观念对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有很大的作用,他们有很多地方有相容性和契合性,对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有很大作用。就以中国社会工作者职业道德为例,讲一下儒学对社工价值观的本土作用。
第一热爱社会工作,忠于职守,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强调以仁来行事,注重培养人的道德品行,以仁来约束人的行为。社会工作者所需要的价值理念中的社会责任感和敬业精神,就是来约束社会工作者,强调社会工作者要有良好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这就以儒家的思想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