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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弊端和优点范文1
关键词：儒家思想；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
近年来，我们发现，高职院校在突出技术性、专业性、针对性，强调技术教育的过程中，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了关注职业与个人生计的关系、职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的经济功能之上，淡化了职业技术教育的育人功能，导致部分学生虽然具有良好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但缺乏应有的社会公德和责任感，无法适应非技术性职业环境。这种现象不仅影响了高职院校的长远发展，而且削弱了学校育人的终极功能。因此，高职院校应将人文素质教育摆在重要位置，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中，提高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人文思想是人文素质教育的宝贵资源，汲取儒家人文思想的精华，有利于加强对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
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缺失的现状及原因
与普通高校学生相比，高职院校学生不仅在科学基础、文化基础方面显得薄弱，而且在思想道德、心理素质、人文素质方面也相对较差。高职院校学生虽有乐观向上、敢想敢为、善于表现自己等优点，但人文素质欠缺、不善于与人相处、社会公德意识薄弱等缺陷也十分明显。不少高职学生仅把上大学作为将来谋生的手段，只重视专业知识的学习，对人文社会学科的课程则加以逃避或消极应付。在学习兴趣方面，部分学生热衷于“考级拿证”、上网冲浪、流行音乐、卡通游戏，很少阅读经典名著，不会欣赏高雅艺术。在社会公德方面，部分学生对国情、民情及法律的权威地位缺乏应有的认同感，道德观念淡薄，义利不分，缺乏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高职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十分突出，不少学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心理障碍。社会大环境形成的过度鼓励竞争而轻视团结友爱、人文关怀，使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包括高职学生承受着巨大的身心压力。很多学者多次表达了对高校学生人文素质缺失的担忧，美国匹兹堡大学史学系、社会系许倬云教授在2003年“素质教育高层论坛”上深刻指出，人文素质缺失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导致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大环境的因素，也有学校内部的种种因素，具体可归纳为以下：
社会大环境的功利化制约了高职院校人文教育的发展科技的飞速发展使企业面临着优胜劣汰的白热化竞争，从客观上加剧了企业对人才需求的功利性需求，一些急需高级技术人才的企业更加重视业务能力水平而忽视员工“隐性”的人文素质。高职院校迫于现实的就业压力与市场导向，必须按照企业的要求设置课程和教学计划，按照企业的“订单”培养学生，只关注学生对先进设备的熟练使用与对先进工艺的娴熟掌握。在这种“互利”的合作过程中，技术教育的价值大大掩盖了人文教育的价值，并深刻左右着高职院校的办学指导思想与教学活动，导致人文教育不受重视的局面。
职业教育的“速效性”与人文教育的“潜隐性”之间的矛盾制约了人文教育的发展高职教育以就业为导向，以社会需求为目标，以技术应用能力的培养为主线，以技术型人才的培养为归宿，是一种典型的专才教育；人文素质教育是一个终身教育过程，通过持之以恒的教化和滋养，使人成为社会的人、高尚的人、全面发展的人，强调个体认识和内心体验，需要个体自己去体会、理解与认同，内化为自己的东西，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认识与完善过程，目的是使人具有广博的眼光和胸襟，具有专业以外的知识和对文学艺术、道德、技术的较高鉴别力。职业教育以社会需要为目标，以人才需求市场为导向，坚持小批量、高频率、快节奏地为社会培养急需人才，在激烈的竞争中，为了求得生存和发展，人文素质教育只有让位于职业岗位能力的培训，培养专业实用型技术人才的目的往往代替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目的，这种实用主义的教学目的必然导致学科结构的片面化，形成课程结构不合理的弊端，使人文素质教育难以形成良性循环，进而制约了人文素质教育在高职院校的健康发展。
学生个体对人文素质教育的拒绝与放弃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长期的应试教育使学生从小学到高中都围绕着“升学指挥棒”转，学生的个性与创造力被压抑，普遍对情感教育、审美教育和思想文化素质教育重视不够，加上高职院校学生多为升学考试中的失败者或落榜者，选择读高职属于无奈或迫不得已。谋职就业是学生学习的第一推动力，而人文知识在短时间内很难见到直接的经济利益。这种观念势必影响学生主动阅读中外文学艺术名著、接受传统文化精华的兴趣，进而无法拥有正确的心态接受人文素质教育的洗礼和熏陶，也就无法体验人文素质教育净化心灵、陶冶情操的作用，当然也就无法获得人文素质教育的感受、濡染人文情怀、提升人文境界。
有鉴于此，使高职院校在有效开展人文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不仅成为培养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过硬的专业技能、良好的岗位适应能力的技术型人才的理想场所，而且成为培养具有崇高的精神境界、良好的文化素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较强的创新能力的全面发展的人的殿堂，还教育的本质，实现“人之为人”的教育的本真追求，已成为需要全社会尤其是教育部门反思与关注的重大问题。
儒家思想的人文内涵与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
当前，人文素质教育要克服学校教育中科学素质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不协调的缺陷，通过注重人文精神的培育，培养出具有健全的精神、生存的本领、独立的个性、完善的人格、强烈的责任感、富于创造力的新人。两千多年来，以儒家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从身体上、心灵上关注着人与人的价值，还理智地关注着人与自然和社会，并以道德伦理的形式协调相互之间的关系，道德成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正是这一人文精神引领着中华民族，形成了灿烂的文化和优良的民族传统。因此，在人文素质教育中汲取儒家人文精神的精髓，是提高高职院校学生人文素质的必然选择。具体而言，儒家人文思想的精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仁爱”与“诚信”思想儒家人文思想的基本核心是“仁爱”，儒家把“仁”概括为人的道德的最高原则，认为其他的具体道德准则都是由“仁”衍生出来的，“仁”的根本含义就是爱人，并推人及于万物，所谓“博爱之仁”，即对他人、对社会、对整个自然界都要有一种爱心。用“仁”这个基本范畴将其他的道德规范统率起来，爱人的道德意识也就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地体现在具体的道德规范和礼仪之中了，这对当今加强社会公德的建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诚信是儒家人文思想的精华，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诚信是完美人格的道德前提，也是沟通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精神纽带。儒家主张诚信不仅是立人之本，而且是立国之本，是治国的重要政治原则。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又是信用经济，要求人们学会市场经营，学会抓住机遇，更需要学会讲究道德、恪守诚信、公平竞争，用儒家“民无信不立”的诚信观教育学生，有助于其树立诚信意识，规范自己的行为。市场经济也是道德经济，缺乏道德的市场经济，必然带来铜臭充斥的恶果。用儒家“见利思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义利观教育学生，有助于其确立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观念，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从而有助于推进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统一。1993年芝加哥《世界伦理宣言》将孔子主张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人类伦理的基本原则，可见其影响之深远。转贴于
“天人合一”思想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天人合一是儒家追求的最高精神境界。儒家人文思想是与天道自然观相贯通的，是人性的规则与宇宙秩序的契合，儒家人文思想重直觉体验，追求和谐，这种人文思想有利于保持人与人的和谐共处，有利于社会的安宁，也有利于人自身不断追求更高层次的和谐，直至达到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的思想成就了中华民族追求和谐统一的理想主义心理特征，将人、自然、社会融合为一，以道德标准规范人类行为，这对当今提倡的科学发展观不无启迪。现代科技的发展在造福人类社会的同时，也给人类生存的环境带来了难以弥补的负面影响，天人合一的思想为现代社会的和谐发展提供了积极的认识前提。
“中庸”思想所谓中庸，是指“不偏不倚”、“执两用中”、“适量守度”，即做任何事情要适可而止，恰到好处，过犹不及，保持事物的均衡发展。儒家为实现全社会的文明和谐，要求所有人以中庸之德，行中庸之道，按照“用中”的方法消融矛盾，稳定社会秩序，争取和平发展。高职学生由于在其成长过程中各方面历练的缺失，缺乏独立生活、独立处理人际关系、客观分析自己面临的困难与问题的能力，心理素质较差，经受不住挫折和失败。儒家“中道而立”的君子风范对高职学生执著谦和、德才兼备的人格塑造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儒家“和而不同”的处世原则强调保持独立思考的品质和与群体相融的矛盾统一，这对高职学生个性的发展与人际关系的和谐极有裨益。
“自强不息”思想“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不断追求进取，实现美好理想的精神源泉，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在民族遭受外族入侵、受压迫、受奴役的危难之时，总是奋起抗争，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不惜牺牲生命，形成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大无畏精神，在建设家园、实现美好理想的征途上艰苦奋斗，锲而不舍。这是民族精神、民族气节与民族凝聚力的体现，也是儒家文化的精华之所在。
与西方的人本主义相比，儒家人文思想弘扬的是利他的精神，充满着浓郁的人文关怀，推崇博爱之仁，提倡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对于培养同情他人，关心他人和爱护他人的社会公德意识，培养热爱和保护自然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意识，培养讲求诚信的职业道德和行为准则，培养和衷共济、共同发展的团结互助精神，培养自强不息、奋勇进取的创造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988年，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一次集会宣言中指出，如果人类要继续生存下去，避免世界性的混乱，就必须汲取两千五百年前孔子的道德智慧。这是对儒家人文思想精华的最好诠释。
汲取儒家人文思想精华，加强人文素质教育
针对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必须找准人文素质教育开展困难的原因，探寻高职院校人文素质教育的有效对策。
更新教育观念，确立素质教育理念首先要确立素质教育理念。“过弱的文化陶冶，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思想底蕴不够；过窄的专业教育，使学生的学科视野和学术氛围受到局限；过重的功利导向，使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和扎实的基础训练受到影响；过强的共性制约，使学生的个性发展受到抑制”。①高职教育理念存在诸多缺陷：重科学，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重功利，轻素质；重共性，轻个性，与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目标是不相适应的。高职教育应该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因此，必须更新教育观念，确立素质教育理念。要教育学生先学会做人，再学会做事，这种教育理念的形成和确立，需要从人类优秀文化中，包括从儒家人文思想中去寻找支撑。其次要加强学习儒家经典的引导。在素质教育课程体系中，应加大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授力度，儒家人文精华主要是通过儒学经典加以传承的，中央艺术研究所刘梦溪先生2003年11月在东南大学“经典阅读与人文教育”高层论坛上，就提出要读《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社会识字人必读的基本经典”。要提高学生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度，就必须加强对学生学习儒家经典的引导，甚至有必要开设部分必修课。再次要促进儒家人文精神的内化。在人文素质教育中，应理论联系实际，运用丰富多样的教学形式，发掘人文知识蕴含的人文精神，使之内化为学生的人文素质。“人文教育不等于人文知识的教育，人文知识如果不与真正的人文精神联系在一起，只是死背教条，脱离实际的感性生活，那只能导致一种后果：学生把知识的因素都接受，但人性的因素却越来越被遮蔽了，这不是人文教育的理想结果”。②人文素质教育不仅要传授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人文知识，更要将之内化为学生的人文素质。
发挥教师的示范引导作用教师要帮助学生了解儒家文化与当代主流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要指导学生用科学的态度分析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区别，正确认识儒家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以及在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将汲取儒家人文思想精华同自身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与综合素质的提高结合起来。
用儒家人文精华提升校园文化品位校园文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在学校的具体体现，是素质教育的载体，对学生的成长具有独特的作用。因此，应将儒家文化的精华自然地融入校园文化的各个构成环节之中，提升校园文化品位，开展以汲取儒家文化精华为主题的校园文化活动，包括专题讲座与知识竞赛等，使学生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同时，还可利用学校的各种文化载体宣传传统文化的精髓，使学生在校园浓郁的人文氛围中感悟人生、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健全人格。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提倡的人文精神应该是具有现代科学意识的人文精神，我们提倡的科学精神应该是充满高度人文关怀的科学精神”。③汲取儒家人文精神的精髓不能替代科学精神的培育，要借鉴儒家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求在人文视野中构建科学理性。
高职教育虽然是“专才”教育，但若离开人文素质教育的积极规约与主动融入，其教学效果必然是片面的。高职院校只有树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重的教育理念，并采取积极的措施，真正实现技术教育与人文素质教育的紧密结合，才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性”与“人力”有机结合、“做事”与“做人”高度统一的高素质的技术应用型人才，从而真正实现教育的真谛：将知识转化为智慧，使文明积淀成人格。唯此，高职院校才能有所作为，才能真正实现高职教育的振兴与腾飞。
注释：
①文辅相.我国本科教育应当做战略性调整[J].高等教育研究，1996，（6）：13.
②大学学术讲演录丛书编委会.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34.
③龚育之.党史札记[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37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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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梦溪.今天为什么还要读经典[J].中国大学教学，2004，（3）.
[3]刘晓明.人文教育与高职培养目标[J].常州工学院学报，2003，（2）.
儒家思想的弊端和优点范文2
〔关键词〕市场经济立宪主义立宪主义的实现
毋庸讳言，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已进入纵深发展的阶段，市场体制的运作毕竟是一次全面的制度实践，具有浓厚的工具主义色彩。因此，对经济现代化提供有力的价值内核无疑显得至为迫切。它关涉到市场经济的品质和社会效果，意义甚殊。本文旨在通过对传统儒家思想与立宪主义两种价值立场进行比较、评析。从而对我国市场经济价值取向的应然性选择作出判断。
一、立宪主义：价值与制度的聚合
立宪主义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立宪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核经历了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1立宪主义的概念及其内涵的界定是宪法学者一直存在争议的命题，其中涉及到宪法术语的使用和变迁问题。“宪法的基本用语概念与历史发展同时发生变化，其特征尤其在于它与宪法原理的变化具有同步性。也就是说，宪法原理随历史发展发生变化，而基本用语的概念又随着宪法原理的变化而变化。”2但是，就总体而言，有三点是能得到共识的，
首先，立宪主义决非是单纯的宪法和有关宪法制度的制定活动。从这个角度而言，立宪主义与立宪是有区别的。它不仅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还包括宪法的宣传、实施以及监督保障等动态过程。
其次，从内容上看，立宪主义要求宪法包涵人民自由权、财产权，安全权和社会权的确立，包括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原则等等。体现着实质正义。
最后，就立宪主义概念的内部结构而言，立宪主义不仅是一个设计精致规范严密的法律体系，更重要的是，它还应是一整套体现自由和制衡精神的价值体系和观念体系，是制度和价值的聚合。
考察立宪主义的演变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近代立宪主义向现代立宪主义的转变是以1919年《魏玛宪法》为主要标志而逐步实现的。它是发轫于古希腊立宪概念的形式化、3经中世纪宗教理念渗透和近代立宪实践的演习而不断实质化的产物。可以说，立宪主义的价值内核是随社会生活的演进而日益丰富的。社会生活的发展史无疑是一部经济关系的演变史。立宪主义与经济活动之间存在着历史的先天的联系。诚如恩格斯所言，“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在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或远或近的枝叶，那么，那些观念终究抵抗不住因这种经济关系的完全改变而产生的影响4。”恩格斯精辟地阐述了意识形态与经济形式的辨证关系，为我们研究立宪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框架。
现代立宪主义的日益完善无疑确立了以下几个原则。
1，自由的保障需要国家合理干预，这是古典自由主义对市场经济的滞后性和盲目性回应的结果，是立宪主义的重要内容。
2，人权的相对化以及社会权的凸现；其中社会权的强调是以魏玛宪法为肇始以法国宪法和意大利宪法为主要体现的。它的出现是现代立宪主义对市场经济的契约自由等原则的限制和纠正。
3，议会的充分重视；议会在一个立宪主义国度里是各种利益主体平等博弈的法制化场所，现代立宪主义对议会的强调体现了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的原则。-当然，现代立宪主义的诸原则的归纳完全是比较意义上的。它是对近代西方立宪理念中绝对自由权的反拨和重新审视的结果。严格说来，现代立宪主义是以自由主义理论为基本框架并植入民主主义学说的精髓而形成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它包括制度的设计、人权的保障、权力的制衡、文化的培育及传播等等。是价值与制度的完美聚合。它不仅能通过立宪并以之为核心建立一整套内在统一的法律体系对市场经济进行有效规制，更重要的是，立宪主义还是一系列以自由和民主为基本内核的价值理念的载体，具有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传播与导引功能。而这一切对于培植契合现代市场理念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意义甚巨。因此，就功能主义的立场而言，立宪主义既是一个规范系统又是一个反馈和评价系统。而这双重功能是无法从儒家思想的现代诠释中获致的。更重要的是，`儒家思想是专制统治的产物，而并非如立宪主义那样内生于市场经济之中。倘剥离其政治体制的支持，它仅仅是“中国人的价值系统”5而已
二、市场经济；机制和观念的汇合
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经济现代化的过程，经济现代化的内涵是多相的。它包括经济体制的现代化和由经济体制决定的经济观念的现代化。在我国传统的社会结构里具体表现为计划体制和官本位思想。而这些都是与市场经济的内在价值相冲突的。在当前，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已是举国上下的共识。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需要一个完善的自足的法律体系作为制度环境，而以宪法为核心建立的一系列法律制度正契合此要求。从这种意义上说，市场经济与立宪主义的结合使经济发展有了合宪性和结构性。但是，这并非市场经济的全部，任何外在形式的运行都需要内在的动力。市场机制亦不例外。它的发展无疑有着一系列的价值目标为支持。这些价值目标是由市场机制本身的内在规律决定的。如市场主体的多元化，地位的平等性和契约自由等等。立宪主义则通过立法的方式将这些规律制度化，并辅之以法制宣传将其内化到公民的行为模式中去。
我们说，市场机制运行的理想状态便是市场和政府间的均衡式和谐。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逻辑和价值。作为政府在采取何种管理模式的选择时对此不应忽视。市场经济的相对独立性与立宪主义的关系主要决定于以下因素，1，市场经济的自发性。2，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划分3，权力有可能滥用的原理。从经济与政治的衍生史来看，立宪主义无疑是最佳的选择模式。对于立宪主义的认识需要我们“不能仅仅看到作为制度、程序等技术性设施的一面，而忽略其所蕴涵的价值及其道德基础6”。一般而言，市场经济的发展是立宪主义在以下方面有所作为。
首先，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多元的平等的利益主体。市场主体的独立地位的确立在我国这个缺乏自由传统的国度里意味着思想领域内的重大变革。因为独立的人的概念在以儒教传统为基本意识形态的社会结构中从未真正确立过。传统中的人囿于由婚姻和生育所结成的网状的社会格局里。这种格局“好象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的波纹”7。使其丧失其独立人格。产权制度也是家长制的。无财产之独立便无人格之独立，立宪主义的任务就在于以法律的形式确立财产权及人格独立与自由的基准。世界各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其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无不伴随着制度的确立及完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无疑得助于一种适合于人格独立的新教伦理8。这种宗教改革的意义在于通过争取宗教自由和宗教宽容而使“良心自由和思想自由的现解”成为可能。而这一切是市场经济所必要的。
其次，市场经济需要无特权的市场主体和平等协商的交易品格。这意味着，一方面，当国家作为市场主体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时，应遵守同样的市场规则而无法律外的特权。国家主义所产生的弊端则可以避免。另外，当国家作为市场的调控者和裁判者身份出现时，无论制定市场规则还是居中裁判，都应重视相对人的平等参与和平等保护，保持信息公开化。这要求立法和司法在一种能确保自由和民主的制度下运行。任何制度“都不是从属地为预先给予的集体或分配性共同利益提供利益的稳定化，它主要起到防止单方面的，即是说非正义倾向的作用9。”而立宪主义恰恰能提供这种制度。
首先，宪法对平等权的配置为市场主体的人格独立提供根本法依据并使之落实到具体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去，平等观念必然会随着制度运作而深入人心。这已成为现代宪法的特征性事实。“权利法案规定了法律的平等保护原则，但是权利法案的观念远远超出了这些10。”赫尔穆特施泰因贝格对美国的《权利法案》的评价便可见一斑;
其次，立宪主义还是一种价值体系，这些基本的价值观都是西方人文传统与市场运作的产物。这些基本价值对于冲破传统文化中对平等权利观的种种思维壁垒是必须的。
最后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型经济。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需要一定程度的经济互动和市场接轨。而这对于有闭关锁国传统的中国来说，与其是制度建构的问题，毋宁说是观念转变的问题，立宪主义无疑在这两方面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我国现行宪法对改革开放的规定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国人观念的冲击，便可见一斑。
三、立宪主义、市场以及传统立场
无论从何种角度对我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进行审视，都不能自然的导引出立宪主义和市场理念。这当然是我国传统的生产方式决定的。因此,可以确切的说，立宪主义和市场理念倘单单从意识形态层面进行定性，无疑，它是西方文化（主要是宗教文化）在其具体生产方式和利益冲突中逻辑的产生的。有其哲学的、文化的、宗教的基础。是西方价值的载体。因此严格的说，立宪主义面临着一个民族化、本土化的移植问题。在此问题上，世界各国的宪法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三种模式：
1，全盘西化式。即不考虑立宪主义赖以生存的文化背景，与自己的传统文化进行决断式的背离。这在殖民地国家的制宪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2，全盘拒绝式。即：过分强调文化的相对性，对本国传统文化不作任何否定式评价。这在传统文化积淀非常深厚，且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也建立于其上的国家，表现得较为明显。
3，辨证吸收式。对本国文化进行反思性评价，以拿来主义的姿态吸收外来文化的合理性，从而实现两种文化的协调融合。这是大多数对立宪主义移植成功国家的普遍经验。对于立宪主义对文化碰撞采取何种途径，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传统是一个国家、社区或群体历史经验的总结，反映了该单位的生产方式和由此产生的人际关系状态。传统是如此重要，其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人们不可能完全将它忽略掉。11因此，该途径的选择倘脱离了具体的“语境”进行价值评价无疑犯了形而上的错误。其实，“各种制度并没有固定的优点，就它们本身而言，它们无所谓好坏。在特定时刻对一个民族有益的制度，对另一个民族也许是极为有害的。”12对待立宪主义的移植也应持此立场。
在我国这个传统文化极为深厚的国度里，先天的决定了只能选择第三种方案。即：对本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体系进行反思性审视，然后实现与西方立宪主义合理内核的顺利嫁接，从而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立宪主义。对于市场经济与传统定位的问题。笔者认为，作为一种交易规则的市场形式，在我国传统社会里是长期存在的。而且，在这些交易规则背后是以传统价值体系为支持的。如传统价值中的团体本位主义倾向重义轻利思想等。但是，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系列规则与机制的聚合，更重要的是，它包括一整套完整的符合立宪主义价值观的市场观念的聚合。这些是无法从传统文化中自然导出的。当然，某些传统价值观可能对市场主体的观念和行为模式产生影响。如传统的义利观等。13但是，从事物的实然性而言，“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其实只是一种人格理想，社会中只有少部分儒家知识分子奉行而已，在日常生活中起作用的，主要是常识理性，这种常识理性承认人民追求利益的合理性，始终在中国人经济生活中起规范人们行为的作用。”14然而，这些稍具市场特征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只是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产物，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倘不在体制下进行现代诠释，是不能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的。
四、市场经济：立宪主义实现的价值尺度
如果我们静心对西方立宪主义的产生及演进进行考察，不难发现，无论立宪主义制度建构过程还是价值嬗变过程都无可避免地贯穿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史之中。“政治、法律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目的的。”15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反映。立宪主义作为法律制度和法律观念的集合体也不例外。
首先，立宪主义的实现，必须以市场经济为价值导向。立宪主义通过立宪的形式确立公民的独立人格和广泛的自由权利，并提供了政府制衡的范式。立宪的过程是一个观念传播与价值渗透的过程。对于孕育和确立有利于市场经济的精神有着重要意义。同时，市场经济的推进也促进了市场主体的独立意识和权利意识，对立宪主义的各项制度的运作与完善意义重大。如人大制度等等。立宪主义如果从立法层面考虑，它作为政府的一项权力活动，只能是“能与运行中的市场相容的活动”，否则，“这些活动必须统统排除掉。”16但总而言之，“没有国家的法律秩序，经济制度，尤其是现代经济制度是不可能存在的。”17有了，对政治干预经济的权力作了严格的制度限制，给经济自由和财产权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
其次，立宪主义的实现，必须以公民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为前提条件。在以义务本位和计划经济为显著特征的政治经济体制里，纵有立宪之名也无之实，立宪主义是无法真正实现甚至无法立足的。其原因关键在于缺乏制宪和行宪的心理和意识基础，。历史表明，立宪主义是商业发达的政治产物。古希腊与古罗马诸共和国的政体的不断完善是完全建立在其商业繁荣的基础之上的。市场机制的运作使一些观念得以强化，如产权意识，平等交换意识和契约自由意识等等。我国市场经济的初步发展对现行宪法的挑战便可见一斑。（我国现行宪法的几次重大修改无不是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回应）。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没有商人阶级的形成、成长、壮大，及政治上的觉醒，也就没有清末的立宪运动”了18。公民在经济活动中不断强化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反映到制宪和行宪过程中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市场主体经济利益多元化，需要一个解决利益冲突和平等表达权利意志的法定场所，这无疑有利于议会制的建设。另一方面，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必然要求宪法地位上的自主性，这对宪法在自由和人权上的保障提出更高的要求。另外，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经济形态，需要在市场和国家之间划定界限。作为市场与政府间的桥梁，它通过立宪的形式将国家管理经济的权力法制化，并以一些普遍的宪法原则把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界限以根本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最后，随着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的进程加剧，市场经济体制面临着与世界接轨的趋势。这对立宪主义提出更高的要求。即：伴随着经济市场的国际化，宪法的某些内容或某些部分是否也存在与国际接轨的可能？我们知道，上层建筑是一定经济基础的反映，而经济基础从形式和内容可以分为经济体制和经济制度两部分，同样的道理，上层建筑也可分为政治体制与政治制度两部分，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虽然会引起政治体制的变革，但并不必然引起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变化，相反，它对于不断完善其相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19因此，随着市场经济的国际化，也必然要求在宪法的内容和体制上与世界各国宪法发生互动。比如，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对权力的制衡，对市场体制和市场规律的确认等等。这些无疑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也是立宪主义在价值和制度方面具有一定国际性和普遍性的重要体现。
五、结语及其评价
无疑，市场经济与立宪主义的关系是先天的孕育于市场发展的历史之中的一种社会现象。市场经济无论其基本价值还是具体制度都与立宪主义内在契合。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特征决定着立宪主义的发展程度和方向。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重要体现。而且，立宪主义作为一种价值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结合体，有着自己的独立价值观，并对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某些先天缺陷进行纠正。正是由于市场经济和立宪主义的和谐发展，使得现代社会的具有一些任何历史时期所未有过的优越性，而这些恰恰正是我国市场经济和立宪主义发展的方向。
参考书目：
1参见韩大元著，《亚洲立宪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7页。
2参见（日）杉原泰雄著，渠涛等译《宪法的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3古希腊的宪法主要指国家结构的活动，并非现代意义上的基本法概念，徒具形式意义。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2页。
5参见余英时著，《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45页。
6参见刘军宁著，《市场与》，引自《市场逻辑与国家观念》，三联出版社，1995年版，第25页
7参见著，《乡土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8有关宗教理念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影响详见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的《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江苏人民出版社。
9参见（德）奥特弗利德˙赫费著，庞学铨等译，《政治的正义性》，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页。
10参见（美）路易斯·亨金、阿尔伯特·J·罗森塔尔编，郑戈等译，《与权利》，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60页。
11参见（美）希尔斯著，傅铿、吕乐译，《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6页。
12参见（法）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69页。
13有关儒家的义利观问题详见陈鹏生、反町滕夫主编，《儒家义利观与市场经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
14参见著，《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第203页。
1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集，第506页。
16参见（英）哈耶克著，杨玉生等译，《自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352页。
17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著，张乃根译，《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35页。
儒家思想的弊端和优点范文3
在我国各种组织中,存在很多因某种亲属关系而聚集在一起的“小团体”,这些亲属派系之间,常常会因个人利益上的矛盾,而破坏部门内部的整体协调。公务员队伍中若存在大量的亲属关系,就容易在行政机关中形成非组织活动,从管理科学的角度来讲,这对正常组织活动和组织管理是十分有害的。实行回避制度,限制互为亲属关系的人在同一部门或单位任职,就能避免亲属关系的影响,净化人际关系,确保工作的正常高效运转。而且,回避制度的建立,可以切实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现代管理理念,做到选贤任能、量才为用。
3、实行回避制度有利于行政机关的自我管理，提升政府形象。长期以来，我国缺乏有关亲属回避的规定，再加上制度设计的缺陷，同一部门或单位的亲属聚集现象比较突出，形成了各种“关系网”，导致裙带关系、用人上的不正之风盛行。这些关系的存在，影响了正常的工作开展，一些公务无法秉公办理，降低了政府机关的威信，挫伤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败坏了社会风气。回避制度的实行，减少了“关系网”的存在，能够促使政府及各部门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使组织充满生机与活力。行政机关自我管理水平的提高，符合现代政府树立良好形象的目标，有利于通过提高政府及公务员的威信和声望。
二、我国实行公务员回避制度的制约因素
通过法制化的方式，防止情感因素或其他因素渗入到公共行政领域，公务员回避制度的实行，可以有效的防止因亲属关系给国家管理带来的种种弊端，为公务员公正廉洁、依法执行公务创造了条件。但是，当前我国的公务员回避制度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众心理基础脆弱。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重视家庭和亲属关系。从“家天下”的强制推行到“三纲五常”的道德标准，亲缘关系已成为我国社会关系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从古至今，血亲、姻亲在同一行政部门中任职的现象屡见不鲜，在儒家思想主导下形成的强大而稳定的宗族，以及结为政治同盟的联姻，不仅同甘，更要共苦，由此成为休戚与共、俱荣俱损的利益集团。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一些地区和部门的家法观念、宗族关系还相当严重，少数领导干部在用人时排除异己，任人唯亲，以求编织自己的关系网。在这样一个人情大于法制的环境里，实施回避制度的社会基础和民众心理基础还很脆弱。
2、制度设计的缺陷。公务员回避制度与公共行政的具体实践密切相关，公务员回避的方式有很多，主要包括；任职回避、公务回避和地域回避。各种类型的回避制度又分别规定了若干需要回避的情况，然而，有些制度设计并不合理，甚至与其他制度发生冲突。比如，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公务员考试录用会出现人才“自产自销”的情况，公务员在外地任职造成的夫妻分居、子女上学等问题却无法解决，类似的冲突制约着回避制度功效的发挥。而关于“地域回避”这一形式的科学性还有待考证，外籍人员担任主要领导，“虽有避籍的种种优点，但他们不熟悉当地政情，往往无长远打算，也有许多缺陷”。④
3、执行权限的模糊。从制度设计来看，回避制度是一种强制的措施，是必须依法进行的。然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却存在很多问题。我国公务员回避制度中明确了任职回避的范围，主要包括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近姻亲关系这四种，却无法避免领导干部之间的交换任用。不同部门或单位的领导干部打着“举贤不避亲”的旗号，互相把有亲属关系的人推荐给对方任职，从表面上看，这样并没有违反回避制度的规定，但实际上，却形成了覆盖范围甚至更广的人情网络。
4、监督体系的缺乏。健全的监督体系，是公务员回避制度得以执行的根本。由于公务员回避制度本身设计的不完善，我国公务员在履行回避义务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务员自身的素质，而目前我国公务员自身素质参差不齐，从思想观念上缺乏自觉回避的意识，这就需要强有力的外部监督。公务员回避的监督检查系统，如党内、各派、人民群众、新闻舆论等监督方式仍不完善，对于违反回避制度的行为，并不能及时发现并采取必要的措施予以纠正。另外，效果最明显的法律监督体系，也不健全。通过制定法律对公务员进行严格的监督，其着眼点应该放在公务员是否遵纪守法，而不应该只看公务员是否严格遵守了回避制度。缺乏有效的监督，使有些公务员在执行公务时，难免会“拉关系”、“走后门”，违背了公务员回避制度建立的初衷。
三、我国落实公务员回避制度的对策建议
公务员回避制度的顺利推行，对于加强公务员队伍的廉政建设，提升政府形象以及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加强公务员回避制度的相关建设，为公务员公平、公正的行政创造良好的条件。具体的对策和建议如下：
1、提高公务员对回避制度的认识。首先，公务员应从思想深处摒弃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不良影响，充分认识到“拉关系”、“走后门”在政府工作中的危害，当遇到需要回避的情况时，能够主动提出回避，实现自我约束；第二，国家有关机关应加大宣传力度，加强对公务员的教育培养。组织公务员学习关于回避制度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违规后果和惩处措施，实行依法回避。对已经进入公务员系统的公务员，定期进行培训并考核，在录用新公务员时，增加关于公务员回避制度、职业道德等方面的考试内容，严把进入关。通过自我约束和依法回避相结合，确保回避制度落到实处，有助于公务员摆脱各种亲属关系的羁绊，秉公办事，提高工作效率。
2、消解公务员回避制度设计的缺陷。针对回避制度本身的缺陷进行程序化设计，以使回避制度的功效得到充分发挥。首先，完善回避理由。我国《公务员回避规定（暂行）》中将“利害关系”作为回避的法定条件，却没有对这一重要概念进行专门而明确的界定，因此，“应在确定‘利害关系’为回避前提条件下进一步详细列举若干种常见的利害关系的表现形式。”⑤其次，扩大回避范围。“我国行政关系中的不良关系网，不仅仅限于亲属关系，更多的还表现在同乡、同学、熟人、战友关系等等。”⑥因此，我国的回避制度要做的不仅是“避亲”，还需要“避熟”，因而应该将回避的范围扩大，将同学、战友、干亲等关系纳入其中。第三，重新设计回避种类。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回避类型多了“地域回避”这一形式。“与中国相反，大多数国家十分重视官员的本地化，甚至规定非本地区居民不得担任特定的公职。”⑦本土化的公务员更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更愿意为家乡建设出谋划策。
3、健全回避制度的内外监督体系。回避制度的切实推行，需要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行政机关内部有必要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监督机构，负责该机关内部及下属机关公务员回避制度的落实情况。”⑧坚持惩防并举，注重预防，严格回避申请程序，强化对公务员回避义务履行情况的监督，对于未能履行回避义务或者违反回避规定的，分别进行批评教育或追究行政责任，综合运用职能监督、主管监督和专门监督等手段，健全公务员回避制度的内部监督体系；以推进政务公开为契机，加强回避制度的公开化透明化，将网络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引入回避制度的每一环节，并且要在相应的法规中对这些监督方式做出明确的规定，以便其进行合法的外部监督。
4、强化回避制度的行政问责制。现代行政问责制度是着眼于建立新型的责任政府，实现“以责任制约权力”为目标的问责制度，对于违反回避规定的公务员要实行严格的行政问责制。首先，明确公务员回避的职责权限。回避既是权利也是义务，公务员被赋予了回避的权力，就负有回避的责任，一旦违反就要受到惩处；其次，提高回避职权的问责度。对于没有主动履行回避义务的公务员进行批评教育，责令其改正，对于故意违反回避规定的，要处以行政处罚，对于构成犯罪行为的则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第三,健全回避问责的配套机制。如纠错改正机制,“由于主管与客观的差异性,有些失误在所难免,在失误面前要敢于承认错误。”⑨公务员在任职或执行公务时,及时发现有悖于回避规定的做法,敢于承认并予以纠正,就能避免因“人情”而出现“”的情况。
四、结束语
儒家思想的弊端和优点范文4
一、道德与法律的学理含义：
（一）道德的含义：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道德根源于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恩格斯讲：“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而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这表明道德的内容最终由经济条件决定，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变化；基于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因此，我们可以把道德简单的概括为：道德是生活在一定物质生活条件下的自然人关于善与恶、光荣与耻辱、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见、野蛮与谦逊等观念、原则以及规范的总合，或者说是一个综合的矛盾统一体系。
（二）与道德密切相关的法律的含义。
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道德，也没有亘古不变的永恒法律。今天的社会，代表不同利益的统治集团仍然还存在，但是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是根本不同或者是对立的。不同的统治集团各有各自的阶级利益，以及与其阶级利益相适应的道德。法律在本质上是统治集团的整体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既然法律是意志的具体化，而道德当然属于意志范畴，那么法律当然反映统治阶级的道德观。从侧重道德的角度，我们可以将法律定义为：在主观方面，法是国家意志和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在客观方面，法的内容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前者体现了法的国家意志性和统治阶级意志，后者体现了法的物质制约性。法就是这两个方面的矛盾统一体。
结合中国国情，我国法律与道德的现状：
1.一国范围内的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都是统治阶级的整体意志的体现。
2.法与统治阶级的道德相互渗透。忠孝节义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维护其阶级统治的道德规范，在其立法中体现为“十恶”不赦的大罪。在司法实践中，甚至是将儒家思想的教义作为办案的根据，《春秋决狱》一书就是其中的典型。
3.法与道德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孟子《离楼上》中讲到“徒法不足以自行”，它需要其它手段的配合，其中法就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4.道德的状况制约立法的发展。
5.道德对法的实施起着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
6.道德有助于弥补法律调整的真空。
7.法必须以道德作为价值基础。
8.法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
二、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一）道德与法律是社会规范最主要的两种存在形式，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范畴。二者的区别至少可归结为：
1.产生的条件不同。原始社会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道德规范或宗教禁忌，或者说氏族习惯。法律是在原始社会末期，随着氏族制度的解体以及私有制、阶级的出现，与国家同时产生的。而道德的产生则与人类社会的形成同步，道德是维系一个社会的最基本的规范体系，没有道德规范，整个社会就会分崩离析。
2.表现形式不同。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一种行为规范，它具有明确的内容，通常要以各种法律渊源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国家制定法、习惯法、判例法等。而道德规范的内容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中，并通过人们的言行表现出来。它一般不诉诸文字，内容比较原则、抽象、模糊。
3.调整范围不尽相同。从深度上看，道德不仅调整人们的外部行为，还调整人们的动机和内心活动，它要求人们根据高尚的意图而行为，要求人们为了善而去追求善。法律尽管也考虑人们的主观过错，但如果没有违法行为存在，法律并不惩罚主观过错本身，即不存在“思想犯”；从广度上看，由法律调整的，一般也由道德调整。当然，也有些由法律调整的领域几乎不包括任何道德判断，如专门的程序规则、票据的流通规则、政府的组织规则等。在这些领域，法律的指导观念是便利与效率，而非道德。
4.作用机制不同。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而道德主要靠社会舆论和传统的力量以及人们的自律来维持。
5.内容不同。法律是以权利义务为内容的，一般要求权利义务对等，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而道德一般只规定了义务，并不要求对等的权利。比如说，面对一个落水者，道德要求你有救人的义务，却未赋予你向其索要报酬的权利。向被救起的落水者索要报酬往往被视为不道德。
（二）道德与法律又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法律是传播道德的有效手段。道德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社会有序化要求的道德，即社会要维系下去所必不可少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如不得暴力伤害他人、不得用欺诈手段谋取利益、不得危害公共安全等；第二类包括那些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增进人与人之间紧密关系的原则，如博爱、无私等。其中，第一类道德通常上升为法律，通过制裁或奖励的方法得以推行。而第二类道德是较高要求的道德，一般不宜转化为法律，否则就会混淆法律与道德，结果是“法将不法，德将不德”。［1］法律的实施，本身就是一个惩恶扬善的过程，不但有助于人们法律意识的形成，还有助于人们道德的培养。因为法律作为一种国家评价，对于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法律所包含的评价标准与大多数公民最基本的道德信念是一致或接近的，故法的实施对社会道德的形成和普及起了重大作用。
2.道德是法律的评价标准和推动力量，是法律的有益补充。第一，法律应包含最低限度的道德。没有道德基础的法律，是一种“恶法”，是无法获得人们的尊重和自觉遵守的。第二，道德对法的实施有保障作用。“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执法者的职业道德的提高，守法者的法律意识、道德观念的加强，都对法的实施起着积极的作用。第三，道德对法有补充作用。有些不宜由法律调整的，或本应由法律调整但因立法的滞后而尚“无法可依”的，道德调整就起了补充作用。
3.道德和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会相互转化。一些道德，随社会的发展，逐渐凸现出来，被认为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并有被经常违反的危险，立法者就有可能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反之，某些过去曾被视为不道德的因而需用法律加以禁止的行为，则有可能退出法律领域而转为道德调整。
总之，法律与道德是相互区别的，不能相互替代、混为一谈，也不可偏废，所以单一的法治模式或单一的德治模式不免有缺陷；同时，法律与道德又是相互联系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都是社会调控的重要手段，这就使得德法并治模式有了可能。
三、法律与道德现实中的矛盾与带给我们的启示
（一）现实中的矛盾
在现实社会中，道德与法律存在着不和谐之处。中国的道德至上思潮盛行只是表明人们企图摆脱法律的拘束以求更随心所欲地实践道德、弘扬道德。人们并不是以崇尚道德来追求一种更趋于合理、科学。德国大哲人黑格尔曾有过如下论断：在中国人心目中，他们的道德法律简直是自然法律-外界的、积极的命令-强迫规定的要求-相互间礼貌上的强迫的义务或者规则。“理性”的各种重要决定要成为道德情操，本来就非有“自由”不可。然而他们并没有“自由”。在中国道德是一桩政治事务，而它的若干法则都由政府官吏和法律机关来主持。［2］为了说明这一问题请先看下面一则案例：一对农村老年夫妻闹离婚，按照法律判决，离婚后的一间住房应判归男方。但如果这样下判，女方离婚后就将无所居住，显然与情不合。于是，法院综合考虑后判决将一间房隔为两半，一人一半，解决了女方离婚后的住所问题。这样的判决并未引起男方的“闹事”，双方相安无事。［3］这是来自执法第一线很具体的案例，问题随即而提出：在司法实践中要不要考虑道德评价标准﹖如果要，那么法律评价与道德评价该怎样取舍﹖美国法学家德沃金在其著作《法律帝国》中也曾举过一则案例：埃尔默用毒药杀害了自己的祖父，他知道他祖父在现有的遗嘱中给他留了一大笔遗产，他怀疑这位新近再婚的老人可能会更改遗嘱而使他一无所获，因此他杀害了他的祖父。［4］纽约州法院针对该案例确立了一条法律原则，即：任何人都不得从其错误行为中获得利益。问题是：法官以自己的信仰取代法律条文是否冲击了法治原则﹖
（二）带给我们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道德与法律关系的法理分析，针对前面的问题可得到如下几点启示：
1.情法冲突-法治的尴尬。
法治社会要求人们在处理问题时，首先考虑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法官判案时，只能以现行法律为依据，不能靠法官的自由裁量。这样势必导致法律无法适应新出现的情况，而道德等非强制社会规范则可以其主观性调整新生的行为现象。这就是一元法体制的弊端之所在。即在国家制定法与道德之间缺乏过渡、缓冲机制上，造成了法律的僵硬、无力及冷酷，造成了法律与大众心理、社会风习之间的脱离与隔阂，也造成了道德的无力感和被蔑视，甚至鼓励了对道德的违犯，加速了道德的衰落。［5］但是，如果以情理断案，就违背了法治的原则。因此，只有在法的体现上做出调整，才能实现情与法的协调、德与法的并治。
2.儒家伦理-道德化的法律。
良法表明法要包含某种道德价值，故法治的概念本身就体现了法治与道德的深刻关系。失去了道德基础的法为恶法，恶法之治与法治精神是根本背离的。我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法体现了道德与法律的一种结合模式，即把社会普遍承认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纳入国家强制实施的行为规范。解决现实社会中的人们道德缺位、法律的尴尬，是否可以吸取儒家伦理法的合理内核，灵活适用法律，把法治中注入道德的血液，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申言之，即道德化的法律要行道德的职能，从而使司法过程成了宣教活动，法庭成了教化的场所。
3.中庸之道-法追求的品质。
法的品质在于公平、正义通过法而得到实现。中国古代的“中庸”思想追求的是一种和谐、平衡、稳定。中庸主义在法律上的意义就是审判案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法律以外的情和理，旨在彻底解决纠纷，平息诉讼。现代法同样面临着效率与正义的挑战。一方面，法律要体现其威严，不可侵犯，人们必须遵守；另一方面，法律还要有其缓和的一面，比如法要体现人道，法要尊重私权等。
法律是以多元化道德冲突的协调者出现的，它在道德冲突发展到极端情况下，不得已而担负起这一沉重的历史使命的。因为凭借“良知”这样内在的道德自觉并不能把“私”控制在不危害他人利益的范围内，即使“施诸‘日常人生’者，应当是公共道德”，但事实是必须借助外在的拥有强制力的规矩，它的极端表现形式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法律的东西。
法律凭借着与生俱来的外部强制力，调整着错综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正是具有这种强悍的外部物理性强制力量，才促使具有不同道德观念的利益者遵循着相同原则下的行为规范。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破坏它意味着赋予自己以法律责任，其后果必定是不利的，不利是每个人所不希望的。所以，遵守法律就成为必需。并且，虽然法律取代道德成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但并未否弃道德的积极作用。相反，法律的产生本身与道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道德作为一种社会调整手段也并未完全的且不可能退出历史舞台。“道德往往成为法律的基础素材，而法律往往又巩固着某种道德；道德所不及的地方由法律调整，法律所不及的地方由道德调整。”即使法律的强制作用也往往需要通过人的内在道德信念起作用，否则是一定存有缺陷的。只是这种强制作用使其更加直接迅速的确定且相对稳定。所以，初始的法律更多地表现出与道德的相似性以致于我们很难分辨。从原始道德演化而来的法律制度虽然具有新的特征，但道德固有的优点并未因此而被抛弃，赋予某些道德原则具有法律的效力是完全必要的，而事实也的确如此。所以，初始的“法律乃是我们道德生活的见证和外部沉淀。”的论调是不无道理的。
四、道德与法律冲突与亲合
法律的出现暂时地缓和着冲突着的道德斗争，并把这种冲突限制在秩序允许的范围内。可是法律无论如何都不能消除整个社会的道德冲突，只要不同利益个体或群体的存在。相反的是，它在调整的过程中被这个冲突着的旋涡卷入其中，与道德发生着碰撞。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以及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都在不同程度的增强，它们的冲突也在不断地加强。脱胎于原始道德观念的初始法律，并没有剪掉“脐带”以此跟道德划清分明的界限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实体。相反法律继承了道德固有的优越性，并克服了它固有的缺陷，它是对道德本身的扬弃。正是这种继承和发展才使法律与道德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的暴露出不和谐的一面-冲突。
法律和道德的冲突实质上是多元化价值体系的内部斗争，是价值冲突在现实社会中的反映。物质资料的极快增长，加剧了利益的分化，利益的分化必然导致分配的不公，“由于人们对他们的合作所产生的更大利益如何分配问题不是漠不关心的，这就产生了利益冲突，因为为了追求自己的目标，他们每个人都想得到较大的一份，而不是较小的一份。”从而最终的结果是利益冲突更加激烈。法律和道德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体现着不同的价值趋向，所以不可避免的发生着碰撞。
这种在价值冲突支配下的社会现象，由于失去了一元化价值体系，并且这种一元化价值体系已不可能再恢复。因此，它将伴随着永久的人类社会。因为一元化价值体系存在的基础是单一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和同一的利益关系。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现实的基础早已不复存在。现实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多样性已然于我们面前，利益的不断分化更加促使不同价值观念的涌现，从而使多元化价值体系在现代社会中的牢固地位不可动摇。因此，价值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我们还应看到：虽然冲突导致法律和道德都有不同程度的“内伤”，但是从总体而言，并未因此而削弱两者的力量。不同价值的斗争并未使多元化的价值体系趋于衰弱。恰恰相反，冲突本身有利于两者作用的发挥。就整个价值体系而言，这种斗争是一个不断自我否定的发展过程。强烈地体现着“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也是“适者生存”原则支配下的自我净化。
法律和道德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调整手段，在调整社会关系时的作用是不同的。而多元化价值体系又使这种作用程度的差别性更加明显，并且出现此消彼长的局面。就整个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内容而言，一方面当某些法律规范的道德基础失去其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时，它应就此消亡。所以此些法律规范就无存在之现实的必要性。但是道德规范的消亡是自发的，而法律规范的删除是人为的。“法律制度的特征是新法律规则的引入和旧法律规则的改变或废止能够通过有意识的立法进行，……相反，道德规则或原则却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引入、改变或撤消。”所以，如果这种失去道德基础的法律规范，仍旧在法典中并且被司法官员不断的援引时，危害结果将会毫不犹豫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从深层次讲，是因为失去了同一的法律价值评判标准和道德评判标准，而立法者和司法者的价值观念没有顺应这种情势变化。
另一方面当原本没有道德基础的某些法律规范，已被立法者规定在法典中，并且由司法者在个案中不断适用，而被广大的民众所接受时，这些法律规范所体现的价值观念将扩展到道德领域，从而形成体现这些价值观念的道德规范，继而充实道德范畴。然而，法律规范是人为确定的，而道德规范的扩张难以把握。所以，如果司法者在个案处理中，依旧使用严格的法定主义，而全然不顾及道德性原则时，冲突就在所难免，混乱就会造成。在本质上是因为在短期内价值观念的延伸无法适从于它的客观基础-物质生活条件和利益关系。
再则，如果道德规则仍旧存在，但与此相适应的法律改变或者废止，那么这些道德规则在人类内心深处将会变的薄弱起来，甚至“堕落”到全无的地步。由于失去外在强制力的保护，人们可能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而经常地损害他人的、公共的利益，破坏着道德规范。倘若不能及时的阻止此等事情的发生、发展，那么道德规范将在人的不断破坏中逐渐地弱化、消失。即使刚出现时尚有民众指责此等破坏行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行为的重复出现，会麻木人的道德精神的感应力，从而不在关注这样司空见惯的事。可见，“虽然道德规则或传统不能通过有意识的选择或制定而废止或改变，但法律的制定或废止却可能是某些道德标准或某些道德传统改变或衰败的原因之一。”
道德是法律的基础，法律是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实践。像诸如正义、公平、平等、诚实信用、遵守善良风俗等普遍的或个别的法律原则，其本身就是人类道德观念的有力组成部分。也因为有了道德的支持，才使法律原则能够发挥出人性的作用。倘若法律不承认或者否弃这样的道德因素，那么法律或法律制度是存有极大缺陷，它是否有生命力或者在多大程度拥有生命力都是疑问。所以“法规可能仅是一个法律外壳，因其明确的术语而要求由道德原则加以填充。”
当然这并非说法律即道德，道德就是法律。如前所述，法律产生于道德，是以道德冲突的协调者出现的。作为两个独立的实体，法律有赖于道德的存在，但又是独立自主的，不完全依附于道德规范；另一方面这也不是承认每一条法律规则都需有与之相对应的道德规范，不是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可转变成为法律制度的范畴。之所以称为基础其实质是在总体上，道德支撑着法律制度的建立，维系着人们对法律制度的普遍认同感。一般情况下，与道德规范相一致的法律规则才更容易被人们接受而更具有生命力。那么这样的法律制度也将是比较稳定的。
法律规范之所以为广大的民众所遵守，不仅仅是因为在这些规范的背后隐藏着所谓的国家强制力，即人们由于害怕受到法律的惩罚而遵守法律。更主要的是这些法律规范本身合乎道德原则，并且民众相信它的正确性，合理性以及正义性，即法律有内在的道德价值。即使所谓的“心理强制”的实现，也需通过人的内心感受和道德准则的衡量，“如果一个规则体系要用暴力强加于什么人，那就必须有足够的成员自愿接受它；没有他们的自愿合作，这种创制的权威，法律和政府的强制权就不能建立起来。”因为并非所有的法律都具有强制力，法律也并不总是合理、正义的。
同时，法律建构和维持社会秩序这一重要的作用以及其他的功能也往往通过道德作用得以实现。而且法律作用的实现的最好途径是法律规范的价值通过长时期的社会实践使其内化为人类的道德信念，在人们普遍接受后形成一种思维定势。并且用这种思维定势支配各自的行为，由于这种思维定势既符合法律又符合道德，所以在其支配下的行为也将符合法律和道德。那么法律调整社会的最终目的就达到了，它的作用也就实现了。道理很简单，在这种情况下，遵守道德和法律双重规制的行为，其必定沿着社会关系发展的方向实行，而不是去破坏它。
五、道德评价与法律评价
道德评价，是指对一个事件、一种行为是否违法，是否犯罪，不是用法律作标准，而是以道德做为判断标准。如果将道德评价运用在执法和司法过程中，它隐瞒着这样一个不言却潜在的公式，即：凡是违反道德的，也就违反法律的，因此，一切以道德为判断依据，而取消了作为法定判断标准的法律标准，这对实现法治是极其有害的。由于一个社会的道德观念是分层次的，个体化的，有“高”、“低”之分的，因此，很难有一个统一的道德标准来作为评价依据。于是，对于一个有“高”道德观念要求的法官来讲，有可能将法律标准拔高为道德标准，要实际判决中会出现误判无辜，或者加重其当事人的法责或罚则。这都是由于失去了一个客观的，基本的法律的标准所产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