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派的主要思想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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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派的主要思想

儒家学派的主要思想范文1

 

关键词:先秦 音乐思想 伦理思想

    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胚胎”和“萌芽”时期,作为伦理学的“德”的观念发韧于夏代,中经殷周和春秋战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是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上有着重大影响的时期。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对音乐文化的阐释中,先秦音乐思想凸显了中国传统音乐深厚的伦理意蕴。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德”具有总摄诸体、兼收并蓄的意义及功能。尤其作为中国音乐思想中一个最为重要、最核心的观念,从先秦典籍《论语》、《左传》到汉代《礼记·乐记》,从战国末期孟子、荀子的《乐论》到魏晋秘康的《声无哀乐论》,以迄于唐、宋、元、明、清,历代乐论、笔记、诗词、小说、曲论、唱论,无不浸润着“德”的观念。谨遵道德规范,乃是中国古代音乐伦理、政治、美感和形态的最高理想。

      一、先秦时期的音乐伦理思想著述研究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伦理精神与音乐艺术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中国传统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艺术的境界,传统艺术又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人格的完成。先秦时期思想家学派繁多,在思想领域中产生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成就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一页。先秦典籍、诸子百家的著述、先秦考古文献(包括出土的文献如“简犊”“帛书”及“铭文”等)、文物实物资料是研究先秦音乐思想史料的主要来源。这些文献史料如儒家孔子的《论语》,孟子、荀子的《乐论》及《周易》“象”,《周丰山“春官宗伯·大司乐”,《尚书》“尧典”、“皋陶漠”,《礼记》等经典;墨家的墨子《三辩》、《非乐上》、《非儒朴和《公孟》;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商鞍《商君书》、韩非子;杂家的《管子》、《吕氏春秋》、《列子》、《国语》、《左嘟(先秦史书);以及汉代的《史记》 ,《乐记》(后人记载的先秦历史资料)等均载有一定的论乐文字。

    第一个提出较系统的作为伦理学道德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孔子,他是儒家的开创者、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在先秦,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被称为“显学”;以孔子为宗师,孟子和荀子继承和发展的儒家学派建立了一个以“仁”“和”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现;墨家学派的开创者是墨翟,与儒家并称为“显学”,他们兴起聆儒家学派之后,但所持思想观点与儒家学派针锋相对,是儒家的反对派。在文艺生活中,墨家认为艺术的美与道德的善是应当统一的,违背道德的娱乐享受应该禁止:法家音乐伦理思想出现于先秦,以商较和韩非为主要代表,其核心观点是“不务德而务法”,片面强调社会作用,否认了道德的社会作用。尽管法家的“法治”理论并未被完全抛弃,但其“不务德而务法”的原则在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被否定,因此对后世并无显著影响。孔子及其前的音乐思想是儒道两家音乐思想的共同源头,以老子为最早代表的道家出现于春秋末期,是兼采儒墨而又批评儒半的一个学派,老子和庄子为其主要代表,“道”是道家音乐伦理思想的核心。

    先秦时期丰富多样的音乐生活中,产生了许多很有价值、影响至今的音乐理论思想。诸子就音乐伦理思想的论述相互对立,亦各具其思想之精要,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堪称音乐史上思想繁荣的鼎盛时代。因为封建主义宗法等级统治的需要,儒道两家思想贯穿了2000多年中国发展史,称为这个涣映大国数千年的土流思想而影响于后世,其重要性远在其他各家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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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作新王:以《春秋公羊传》为代表的王道论体系

    在秦汉初期的思想领域,除了秦始皇与秦二世信奉法家学说之外,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吕氏春秋》《淮南子》和黄老之学,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以老子道家思想为根本,建构起了以自然时、空演进为框架的天道论体系。与之同时,儒家学派也在顺应时展,积极建构自身的思想体系。当时在朝的一些儒家学者,如陆贾、贾谊等,他们的思想来自于现实社会政治本身,推崇儒学的伦理政治主张,但在建构思想体系的时候,往往都要借用道家思想,自觉不自觉地以自然之道作为思想体系的建构基点。而真正担当起以儒学为根本来建构体系化思想任务的,则要归功于那些在野的儒家学者群体,他们以先秦儒家所传承的古代经书为依托,阐述其王道政治理想,最终成为汉武帝时期儒学独尊的真正的源头活水。孔子儒学是先秦时期的显学,与其他诸子相比较,儒学的最大特色在对上古、三代元典文化的继承弘扬,史载孔子“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经典研究遂成为儒学的特色,成为儒家学派传播文化知识及其自身学派价值理想的媒介,在孔子以及孟子、荀子等大儒身后有一个庞大的经典研究群体存在。在儒学传承的经典中,《春秋》一经尤为特殊,它为孔子所“修”,即为孔子所“作”,而与其他四经以“述”为主大不相同。对于孔子“作”《春秋》的深意,孟子就有揭示:“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3]。”后来的儒家学者继承发挥孟子的观点,提出孔子“素王”说、“王鲁”说等,认为在王室衰微、诸侯乱政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作新王”,以着作《春秋》的方式来表述自己的王道理想,为万世立法。在战国末至秦汉初期,关于《春秋》经的研究在儒学中蔚为大观,而在西汉初期真正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和思想影响的首推《春秋公羊传》。《春秋公羊传》传说源自孔子弟子子夏,“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子胡母子都着于竹帛”②。《春秋公羊传》继承孔子以来儒家经典研究的传统,在秦汉初期儒学受到抑制的历史境遇中,薪火相传,为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政策的实现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以《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者在建构思想体系上是十分自觉的,它以经典解说的形式,容纳先秦儒学的思想精髓,建构起了一个系统的王道论体系。王道是儒家学派在人伦政治上的一贯主张,司马迁转述董仲舒的话概括孔子作《春秋》之意说:“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4]3297。”《春秋》记录史实极为简略,但后人认为,孔子在整理、删定的过程中对史实的记载寓有褒贬之意,后世称之为“春秋笔法”。根据《春秋》公羊学派的说法,孔子是承天命作《春秋》为汉代立法的,其中藏有“微言大义”,这个“微言大义”的实质就是孔子以《春秋》当一王之法。《春秋公羊传》王道论体系的理论基点就是人伦政治的主宰者“王”,要用王来一统天下。《春秋公羊传》在解释《春秋经》第一句“元年春,王正月”时说:“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③。”这里提出“大一统”,而“大一统”在这里是“大”“一统”的意思,即推崇以王为基点的天下一统。王不仅是人道的基点,同时也是天道的基点,所谓“王正月”。但《春秋公羊传》提出“王”指的是“文王”,即它并非完全以现实王者为基点,而是以理想中的圣王“文王”为王道政治的基点,从中也可以看出,《春秋公羊传》所推崇的王道是孔子儒家变化了的王道政治,是一种理想的政治,而非《春秋经》所记载的春秋时期维持现实人伦政治秩序的旧礼制,当然更不会是当时的种种“非礼”之制。《春秋公羊传》阐述以王为基点的王道论体系,其基本内涵则是儒家学派所主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司马迁转述董仲舒的话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故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经事而不知其宜,遭变事而不知其权。为人君父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蒙首恶之名。为人臣子而不通于《春秋》之义者,必陷篡弑之诛,死罪之名[4]3297-3298。”这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政治规范,既是孔子儒家对上古三代王道政治的继承,也是孔子借修《春秋》所蕴含的“微言大义”,它对维护传统中国宗法等级社会的稳定、有序是最有效的,而以《春秋公羊传》为依托的《春秋》公羊学之所以在汉代盛行一时,原因即在此。《春秋公羊传》王道论体系的实质内涵是尊王、大一统、君臣等级制度等,但在理论体系的组织结构上,它是以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作为框架依据的。它通过评价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发生的事件来阐述自己的理论,以批判现实、追求理想的王道政治为理论体系的归宿,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后代的《春秋》公羊学者总结出《春秋公羊传》中所阐发的体例、义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东汉何休的“三科九旨”说,“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④。”这种体例、义法就是《春秋公羊传》历史解释学中所体现出来的王道论体系的基本结构,它所遵循的是人类社会历史的进程,而不同于秦汉初期占据主流地位的《吕氏春秋》《淮南子》、黄老之学等所遵循的天道自然的时、空变化。《春秋公羊传》开创的这种以儒为本,通过经典诠释所阐发的王道论体系在秦汉时期影响深远,是“独尊儒术”前夜儒学的最主要的思想创作,为董仲舒的儒家经学哲学体系奠定了基础。这种思想体系强调“法古、法圣”,从历史中总结王道政治的根本,但关于王道政治的论述缺乏天道的依据,易限于历史相对主义,所以司马迁在记述伯夷、叔齐之事后感慨:“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余甚惑焉,傥所谓天道,是邪非邪?[4]2124-2125”另外,这种思想体系受制于儒家经典诠释的限制,往往湮没了其思想的体系性。

    二、大一统:董仲舒对秦汉初期体系化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董仲舒的主要活动年代在汉武帝时期,此时距西汉建国已经过了60余年的时间,距秦王朝开创大一统帝国则有了80余年的时间。而在学术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黄老之学逐渐不能适应时代要求,如何会通百家,尤其是汲取《吕氏春秋》《淮南子》、黄老之学的天道论体系,同时继承弘扬秦汉初期儒家经学尤其是《春秋》公羊学的王道论体系,建构起一个能够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帝国的学术思想体系,成为摆在董仲舒等儒家学者面前的紧迫任务。董仲舒是西汉《春秋》公羊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体系是在《春秋公羊传》和之前的《春秋》公羊学派的影响下提出的,但就董仲舒思想体系而言,其内涵非《春秋公羊传》所能笼络。董仲舒的着述,主要有《春秋繁露》一书和保存在《汉书?董仲舒传》中的《天人三策》。《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主要着作,也是儒家学派的重要典籍之一,徐复观先生曾对《春秋繁露》一书的内容作了分类,认为由“《春秋》学”“天的哲学”以及其他一些关于礼制建设的内容等3部分组成[5]。徐先生对《春秋繁露》一书内部结构所作的划分基本可信,但可再作斟酌,即第3部分杂论祭祀等礼制的内容实可归属于其“天的哲学”部分。所以,笔者的观点是,从《春秋繁露》来看,董仲舒的学术主要有两部分内容,即“《春秋》学”与“天的哲学”,前者来自于对之前《春秋公羊传》为代表的儒家王道论体系的继承发展,后者则更多地汲取了《吕氏春秋》《淮南子》、黄老之学的天道论体系,两者融为一体,正显示出董仲舒对秦汉初期两大体系化思想潮流的综合创新。董仲舒对于建构统一的思想体系是十分自觉的,在着名的《天人三策》中,他答对汉武帝的策问,明确提出“独尊儒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6]2523。董仲舒认为,思想统一了,才能有统一的法度,人民才能有统一的行为准则,这样才能巩固和维持君主集权制度。在答对汉武帝的策问中,董仲舒还进一步阐述了大一统政治的实施措施和效果,他说:“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6]2502-2503。”这里的一元论也就是大一统论,董仲舒提出元作为万物和人类的最高本原,元也就是天,以天统率王、以王统率天下,在宇宙上是统一于天、元,在政治上则是统一于王。所谓大一统,就是要使自王侯至于庶人的人类社会,以及自然的山川、万物统统置于天子的治理之下,大一统不仅是政治统一,也是社会秩序的统一、宇宙秩序的统一,这是大一统的最高境界。董仲舒所说的“大一统”来自于他对《春秋经》《春秋公羊传》的解释发挥,但从其所处时代的思想背景来看,则显然也和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天道论体系的道本源论相关,也和当时流行的“太一”崇拜相关。“大一统”主要有两种意思,即“大”一统和“大一”统,前者是主张政治上以王为中心的统一,后者则是主张宇宙论上以太一为本源的统一。在董仲舒的思想体系中,天、道、一、元、气等概念都是对本源的指称,天构成了其思想体系的基点,天既是宇宙的本源,又是王道的本源,天、王合一,尊天、法古合一,这从表面上看是向上古三代天命论和先秦儒家天道论的回归,而实质上则是对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天道论和以《春秋公羊传》为代表的王道论的综合。董仲舒把儒家王道政治理论与秦汉杂家、新道家的天道自然论融合起来,所以班固才会评价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6]1317。”董仲舒从理论上论证了天道天意——圣人之意——儒家经典的内在统一性,他说:“古之圣人,謞而效天地谓之号,鸣而施命谓之名,名之为言鸣与命也,号之为言謞而效也。謞而效天地者为号,鸣而命者为名。名号异声而同本,皆鸣号而达天意者也。天不言,使人发其意;弗为,使人行其中。名则圣人所发天意,不可不深观也[7]647。”董仲舒把圣人所发天意而制的名号看作是真理的化身,是人们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所以,集中了圣人名号的《春秋》《诗》《书》《易》《礼》等古代传下来的书籍自然就成为人们必须学习、遵守的经典了。以

儒家学派的主要思想范文3

孔子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孔子从30岁开始一直从事教育。相传,孔子有三千名弟子其中有七十二个出名的人,他把一生都献给了教育事业。

孔子是一位品学兼优、虚心好学的人,他从小就十分崇尚礼制,读书也十分勤奋、谦虚,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孔子提出要不懂多问。

孔子是一位思想家创立了儒家学派,他劝君主要以“仁”治国,要爱护老百姓还要讲礼仪,孔子说“国君要像个国君,臣子要像个臣子,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

孔子一生有远大的抱负,但他却不得志。孔子在二十岁就立志想成为大官,但是由于敌国的诋毁,使得他在50岁时才做了一个小官,叫大司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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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 孔子 孟子 自然主义教育

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当属孔子和孟子,所以也有人称儒家学派为“孔孟学派”,他们的思想主张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整个儒家学派的思想主张。因此,了解儒家思想须从孔孟始。

一、孔子及其自然主义教育思想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他的思想主张主要体现在其弟子辑录的《论语》一书中。他是历史上公认的儒家学派的开山始祖,其教育思想流传至今,影响深远。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一个“仁”字,即“教人不二”,要让每个人都成为其生来的样子,不要恶意去改变他。同时他认为人的禀赋天质是相近的,“性相近也”,在天生的自然条件下,大家都是平等的。但他的思想带有鲜明的阶级性,他所言的“平等”是阶级内部的平等,不能也不允许跨越阶级的界限。受这种等级观念的严重影响,孔子主张按人的“天性”的聪愚,有区别地教化他们。他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言下之意就是说上等的“智者”与下等“愚人”是改变不了的。教育要遵从人的自然本性,就必须对“智者”和“愚人”施以适合他们那个阶层的区别教育,这与孔子“有教无类”的广达教育思想主张是相悖的。

孔子还认为教育弟子应该重点给以他们指导,而不是指令和教条。在《论语・述而》中,孔子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大概之意就是说,教导学生,不到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不要去开导他;不到他欲言而又说不出的时候,不要去启发他。这一点酷似于古希腊苏格拉底的“产婆术”(“苏格拉底法”)教学法。通过让学生本人积极主动地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思考问题并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得出问题的结论,老师只是在关键的“危难”时刻加以适当的引导和点拨,那么就能达到让学生自然明道知理的教育目的。

从教育内容来看,孔子主张“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其中“行”即是要求学生躬行实践,从做中学,“发自然之理”。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言,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学文”。这些话都表明孔子是重视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的,而且在这里他将实践性学习摆在了首位,认为为了实践锻炼可以牺牲一点“学文”的时间。因为他相信,来自自然界和现实社会中的“原型”的东西,比书本上的“经验”要实在得多。

二、孟子及其自然主义教育思想

儒家学派的另一位大家――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也是鲁国人,其思想主张主要保留在《孟子》一书中。他承袭了孔子的教育思想并有了新的发展。孟子提出了“性善论”,认为人之初始,其本性都是善良的。因此,他主张教育应当尊重人“善”的本性,以“求其放心”,即教育要保留人善良的天质,让其自然生长,自然“向善”。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以此证明人“善”的本性,有人将其简称为“四心”(仁、义、理、智)。孟子还进一步指出:“仁义理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也即是说“仁义理智”这几个方面不是外界强加于人的,而是人内心之中原本就已存在的东西。既然如此,只要外界(此指老师)给以必要的引导启发,那么就能唤醒人的沉睡的心灵,使之沿着“善”的云梯不断上升,达到“复性”之目的。

在教育方法上,孟子也主张让学生“自求”,“内发”。认为人的本性既善,那么经过适当教育,就可以让人自动地学习,如果能自动地学习,则可以用一颗平静的心来深研学问,至善至巅。他在《离娄》下篇中说道:“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得之也。”即表明了他的这一观点。在此基础上,孟子进一步主张用启发的方法,教导学生去实现自身的向善。他说:“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不但说明了此观点,同时也提出了在启发诱导学生时我们老师应准确地把握一个“度”,“能者从之”,适可而止。

此外,在孟子的“因材”教育思想中,也体现出明显的自然主义思想成分。《孟子・尽心上》言:“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应答者,有私淑艾者”。在这里,孟子就将学生按各自天生特质的不同进行了分类,并在此基础上各施其教。但其中孟子又不主张给学生过多的提醒,因为他认为这样将会阻碍学生思维能力的自然发展。“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正确的做法是:在学生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稍加点拨指导即可。“这个办法好像花木只要给予及时的雨露的润泽,就能自行生长一样。”

总之,作为先秦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与孟子的教育思想中无不包含着自然主义的教育因子。二者在主张进行自然主义教育方面虽是见仁见智,各有侧重,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反对过分“人为”,主张“效法自然”这个问题上是近乎是一致的。孔孟二人都把顺应人的天赋禀性作为其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这种顺应,不仅要求与受教育者的生理、心理的发展规律无违,而且要求将高度社会化了的教育背景返朴归真为自然。”这些是非常可取并值得进一步发扬的。

参考文献:

[1]程昌明译.论语[M].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2]梁海明译.孟子[M].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3]黎顺清等.中国古代教育名著选读[M].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4]喻本伐,雄贤君.中国教育发展史[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5]李桂林.中国教育史[M].上海教育出版社,1989

[6]杨少松,周毅成.中国教育史稿[M].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

儒家学派的主要思想范文5

【关键词】先秦诸子;哲学;探究

一、先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学者梁启超认为:“先秦之学,即称极盛,则其派别自千条万绪,非易定论。”①先秦哲学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中国哲学的萌芽、诸子前哲学和诸子哲学3个阶段:

哲学的萌芽是同原始宗教相联系的,主要表现为相信灵魂不死和崇拜自然物的自发观念。在殷商奴隶社会就出现了上帝神权观念,周朝时期出现了天命主宰一切,以及出现了“敬德保民”、“以德配天”的思想。以《易经》和《洪范》为代表的早期阴阳、五行观念尚未完全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表现了科学思维的萌芽同宗教、神话幻想的一种联系。

诸子前哲学是发生在西周末至春秋时期,奴隶主阶级的统治出现了危机,天命神权也发生了动摇。在《诗经》中出现了疑天、责天的思想。出现了原始的阴阳、五行观念,对自然界的变化作了某些唯物主义的解释,表现出无神论的倾向,同时发展了朴素辩证法的思想。用阴阳学说基本的理论框架去阐释《周易》,正是沿着孔子解《易》的发轫而构建了“新儒学”的“天人合一”的哲学体系。梁启超先生曾评论说:“阴阳五行说,为二千年来,迷信之大本营。直至今日,在社会上犹有莫大势力。”②阴阳五行作为周代的“原初哲学”,被诸子解构后落实在古代文化哲学的系统之中,成为人们对待世界的一种有着重要影响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及结构理论与思维模式。

诸子哲学大致形成于春秋末年,那时候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儒家学派独领,也使得中国哲学进入诸子百家之学的开端。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前256年)社会处于大的变革当中,先后出现儒、墨、道、法、名、阴阳、杂、农、小说家等十二个重要学派,围绕着天人之际和古今之变以及名实、礼法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哲学论辩,学派之间既互相斗争又互相吸取,每个学派内部也不断分化和发展,使这个时期的思想斗争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情况,从而促进了哲学的繁荣。

二、先秦哲学的诸子哲学思想

先秦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发端,是形成学派和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这个社会大变革,诸侯争霸,群雄割据,战争频繁连年不绝的年代出现了时代的新生力量。百家之学说应运而生“九流”、“十家”异说纷呈,学术思想在当时的年代里别有一番韵味。主要派别有:

⑴儒家:儒家创始人孔子早期孜孜求索于西周的礼乐文化和道德精神,来建构他的以“礼”“仁”为核心的、具有实用理性精神的伦理型哲学体系。儒家思想提倡以“礼”、“乐”来约束人的行为,陶冶人的性情。主张以礼义治国,恢复西周时期的德治。而社会各阶层人士应恪守本分,以达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局面,这种观点更加契合了哲学思想上的意识能动性作用,使人们能够树立“仁”“礼”意识,从而恪守古代的人伦制度。儒家思想还对对鬼神之说抱着“存而不论”的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但却十分重视祭祀祖先。把原始阴阳说中粗浅的阴阳对立统一的观念升华为宇宙的普遍规律,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对待与解释世界的对立统一辩证观及理论致思的结构模式与思维方式,从而使儒学完成了宇宙自然(天―)与社会人事(人)比类合一的系统和完备的哲学体系。

⑵道家:道是老子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老子》一开篇便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③道家的理论的鼻祖是老子,老子的《道德经》流传了上下五千言,书中的形上学义、人生智慧义,提出一种有物混成且独立自存之自然宇宙起源论,同时也提出了世界存在与运行原理是“反者道之动”的本体论思想。老子的思想是复杂的,他还提出了一个以“道”为核心的系统完整的宇宙观,既有唯物主义的意向,又有唯心主义的内容。在老子看来,道先于物质世界而存在,并且独立于物质世界。“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从描述来看,他的道与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十分相像,既先于物质世界而存在,又是物质世界的本原。他的部分观点还透露出朴素辩证法的观点,他认为事物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事物之间,无此则无彼,无彼则无此。

⑶墨家: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尚贤尚同是墨家的基本政治纲领。墨家以强力非命论反对占统治地位的儒学“天命论”墨子的强力非命的思想, 从人与自然关系上看, 其实质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否定了天的超自然的神性, 强调了宇宙万物起源和变化的自然本体性。他提出的“实先名后”及其“三表法”的思想,首先肯定了认识对象的客观实在性, 将认识的外部世界看作是独立存在的。然后在《墨经》中又将客观实在的外部世界概括为“物”, 这在先秦来说是对认识论的一大理论贡献。

⑷法家:法家是在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主张“以法治国”,法家非常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严格落实法律制度。这样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兴功惧暴”。法家的一系列措施和严厉的酷刑。是封建时代为了加强统治而采用的一种实用的取实用主义哲学观,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义体系。

⑸兵家:兵法的关键是如何从宏观上把握战争。兵家作战从政治、军事、天时、地利等客观的具体情况去考虑战争的胜负,而不是靠天命迷信,或从主观的臆测出发,战争的胜败除了客观条件的对比外,还决定于主观指挥的正确与否。而且还要从战争与其它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来观察战争、分析战争。有时还得从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看问题,看到事物相互矛盾的两重性。这一连串的作战方法都体现出与哲学的息息相关。除上述派别外,先秦诸子百家之学还有阴阳家、农家、纵横家、杂家、小说家等学派。他们的哲学意义也同样不容小觑。

综上所述, 当前的诸子哲学研究不仅要有新的视角,转换传统探究中孤立性和片面性的缺欠,而且要把握住诸子思想的实质内涵与哲学意义。不仅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先秦诸子哲学发生发展的脉络。而且有助于现代中国在哲学上的借鉴。

【参考文献】

[1]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3.

儒家学派的主要思想范文6

这是汉武帝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统治的主要精神支柱。为了提高儒家思想和孔子的地位,历代统治者对孔子的加封和尊称。

孔子: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鲁国陬邑人。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创始人。

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贤人七十二。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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