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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概况范文1
一、儒家管理哲学新诠释
从1840年起，我国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传统文化不断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冲击，儒家思想也开始悄然发展，紧随时展的新儒家思想破茧而出。康有为择取西方文化中适合我国国情的部分，将其与儒家思想相融合，推动了；梁漱溟作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为纠正西方文化的不利之处，对儒家道德伦理进行了深入研究，是“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儒家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思想的转变，虽各自解读不尽相同，但儒家思想的本质却未曾改变。康有为提出的“今文经学”是在董仲舒公羊春秋学基础之上引申发展而来，梁漱溟的“新儒学”同样未脱离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的儒学理论。当前，我国经济、文化发展迅速，且日趋“现代化”，儒家思想若要辅以解决现代问题，如仍固守陈旧的理论学说，则实难成事。
管理现代化的核心特征就是高效。时代的转变，主要以国家统治管理机构、模式的变化为特征。现代化是国家富强的保证，是军队兵力壮大的基础，所以现代化之于国家的涵义便是经济、政治、军事三方面均实现现代化，这些都是基于管理而言的，因此，有效、高效的管理是现代化实现的前提条件。管理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出现，历史十分悠久，包涵的内容也很宽泛，从对每个人的生活起居，到企事业、各类组织机构的活动，乃至一个国家的统治、运作，管理活动无处不在。我国人口基数较大，且幅员辽阔，如何将我国的人、财、物三种资源进行有效利用、合理分配，就切实体现了管理的艺术所在。
儒家思想自成体系，其中包含了很多理论思想的分支，管理学是其中较为重要的理论。王鼎曾在《近思录集注序》中写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治，集于孔子。孔子之道，著于孟子。”从中可以了解到，儒家思想的雏形产生于周代以前，最初由文物典章制度演变而来，儒家思想做为封建主义的卫道思想，一直受统治阶级推崇，且蕴藏着诸多治国爱民的正面理论。这种对管理哲学发展起到极大促进作用的理论，应被重新诠释，以符合当前社会形势，用于解决现实问题。
二、“仁礼义”与新人本管理思想
（一）“仁”与“以人为本”
1.儒家“仁”的思想解读。在儒家思想中，“仁”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仁”是德的总括，包含了所有与德相关的内容；从狭义的角度来看，“仁”是人与人交流时的道德准绳，是情感上的规范，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处理的情感与道德基础。封建王朝在我国存在了三千年之久，期间涌现出诸多不同学派的管理理论，但在各类学派中，儒家思想长期处于难以撼动的主流地位。
在儒家思想产生之初，“仁政爱民”便成为其管理学说的主要内容。孔子构想的社会，是一个崇尚礼教、尊卑有序、和睦融洽的社会。在孔子的儒家思想中，“仁”处于最为核心的位置，是人应具备的根本品质，“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等阐明了孔子对于人生修养的看法，是构成人这个具象物体所应具备的内在本质，是人的道德原则和思想意识，究其实质就是“以人为本”。与此同时，孔子还推崇“以德治国”，“德政”是仁君的评价标准之一，只有推行“德政”，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管理着眼于大处便是治理国家，着眼于细微之处便是管理人，治好人方能治世。
孟子是“人本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他在对人的价值和尊重进行肯定的同时，强调人在政治中发挥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他提倡人们通过对心志、筋骨、身体发肤的磨炼，使其铭记遵守社会规范，并通过自身勤恳的劳作，冲破万难，使个人价值得以体现。孟子还提出民贵君轻的理论，爱民思想尽显。同时，“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说法对人们行事、做人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2.“仁”与“以人为本”管理的关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墨菲认为，一个企业成功的关键取决于人，因此管理者的一切管理活动应始终围绕管理人来进行。儒家以“仁”为核心，处处都将“人”作为研究对象，认为“惟人万物之灵”，与新人本管理提倡的企业要尊重人、激发人的创造性是统一的，这与儒家“以人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以人为本”就是要崇尚“为政在人”。譬如说，索尼董事长盛田昭夫为“发牢骚”的员工排忧解难，中石油提倡员工主人翁的意识，宏董事长施振荣推崇与员工利润共享等，这些案例都是“以人为本”思想在新人本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二）“礼”与学习型团队
1.“礼”的心理契约解读。“礼”是对社会规范的概况，其实质就是通过一系列规章制度，以确保社会能够健康、有序发展，这即是“礼”在新人本管理中的应用。儒家思想中的“礼”能够避免员工矛盾的产生，如企业在招聘新员工时，岗位说明书中，将待遇、工作内容、工作环境等进行详细阐述，则在产生劳资纠纷时，企业和员工便有章可依，矛盾便迎刃而解。如果员工的工作行为都以“礼”为准则，则新人本管理模式就能够顺利开展。就企业而言，“礼”应为企业管理的核心理念。使员工从心理上对企业制度进行认可，使员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作用。
2.“礼”在“人本管理”中的实证研究。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讲究“人和”，在现代企业的人本管理中，人是管理的核心所在，而提及人便离不开人际关系。在企业当中，每个员工都将企业发展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则企业便会形成一种凝聚力和向心力。儒家“人和”思想并不是指一味听从，而是在和谐的氛围下各抒己见。对于企业的成败来说，团队精神不可或缺，团队精神能够使企业聚成一股力量，全力发展。以海尔公司为例，优秀的团队对海尔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团队精神的形成得益于海尔的新人本管理理念。在新人本管理模式下，员工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调动，员工为企业尽心尽力，企业发展自然既快且稳。
（三）“义”与新人本管理哲学
1.儒家“义”的思想解读。“义”是我国伦理思想史中的一面旗帜，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十分丰富，春秋时期的《左传》中“多行不义必自毙”，便可说明古人对“义”的重视程度。从广义的层面上来看，“义”是道德义理，是伦理正义；从狭义的层面上来看，“义”是人们心中的一杆秤，是能够衡量世事对否、判断人们善恶、评价人们行为的一杆秤。
孔子在《论语》中明确提出，“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强调人应该好善而恶恶，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指的是君子想到的是社会道义，而小人却只知道关心个人的利益得失，孔子认为“义”代表“公”，既代表社会群体的利益，又代表人的道德情操，而“利”往往代表是“私”，是个人利益，代表个体的欲望要求。个人的利益应当服从群体的利益，个人的欲望要求应服从于社会道义，这是他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也表明了他在义利之辨上的道义特色。
孟子对于“利”和“义”的取舍也有明确的阐述，在《孟子・告子下》中，“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在孟子看来，为人处世应该遵行义务在权利之上，当个人的得失与整体的利益相冲突时，应懂得取舍，以整体利益为重。同时这也揭示了生命的意义不仅仅是以实体的形式活着，而更需要展现生命的道德意义，只有将道德做为己任，为社会贡献己力，才能使生命之树常青，生命之花常开。孟子对于个人处世提倡先义后利，对于国家行为认为：“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认为治理国家时，也应该对人民施行仁政，而不是一味的盘剥，给予人民一定的私产利益，使其能够安居乐业，这也是先义后利的一种体现。后世很多思想家也与孟子有同样的观点，比如荀子主张“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如果重义而轻利，便是君子所为，而重利轻义则为小人作风，抑或无恶不作的劫匪。
2.新人本管理对“义”的解读。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反映了孔子对于获取财富的观点。孔子认为追求财富是正常行为，但是需当以正常的手段来获得，采用不道德的手段获得财富是不可取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说君子心中存公利，而小人仅在意一己私利。在现代企业中，企业管理者在追求财富的时候应做君子所为，将社会责任、道德观念放在首要地位，义字当先，将社会和员工的利益放在首位，先人而后己。
3.“义”是新人本管理哲学的拓展。儒家的思想历经千年而不消，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现代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应借鉴儒家利益观思想，将其融入企业管理中。盈利是企业生存之根本，但企业在逐利时，也应做到生财有道。陈光标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企业家，在“5・12汶川大地震”后，陈光标身先士卒，带着救援队伍赶赴受灾现场，向灾民无偿提供了过亿元的财物。灾难无情人有情，陈光标为所有的企业家作出了表率，他时刻铭记着自身担负的企业家责任，尽力为社会分担责任，福利事业开展得如火如荼。儒家“仁礼义”思想中主张“义”为上，在企业管理中，管理者应构建一套有效的激励制度，将员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但要满足员工对利的需求，还要加强对员工道德品质的教育。
三、新人本管理模式的深层次思考
儒家思想在我国已经盛行几千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现代人本管理是对儒家思想的承袭，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企业管理的结合。我国传统文化渊远流长、博大精深，我国应致力于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西方的优秀管理方法相融合，构建符合我国市场环境和企业发展的管理模式。
人本管理顾名思义，在管理中以人为中心，体现人的价值，凸显人的重要性，在规范中进行管理、操作。人本管理作为现代化的管理理念，究其本质就是要尊重人、重视人和发展人。世上所有科技、财富、生产力都集结了人的管理和劳动，人是古代文明的创造者，是现代文明的践行者。因此，在管理中，应爱护人、关心人、理解人，将“以人为本”作为企业管理的信条，使以人为本随处可见，这是现代人本管理的内在要求。人本管理业已成为人类管理发展的标志性理念。
“仁礼义”是儒家思想的重点所在，而现代企业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与儒家思想的先义后利高度契合。在现代企业中，经济目标和社会责任应一同实现。在企业管理中，应努力塑造具有“社会人”和“文化人”双重属性的员工，员工不仅应具备个人情感，还应在工作中进行自我管理，具有对社会的责任心和对工作的自觉性。此外，还应将“仁”用于管理中，用“仁”来引导员工追求真善美，使其爱己爱人，热爱工作岗位，将自己的前途与企业相联，提升企业的凝聚力，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体现社会价值。
儒家思想的概况范文2
如今，各种综艺选秀类节目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各色各异。打开电视就会发现：中央电视台、各地方电视台对选秀类节目都青睐有加。曾亲眼目睹了记那些平凡的女孩通过些平台展示自己的才华，一夜成名。这极大刺激了越来越多的民间高手。其中，最具特点的节目当属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推出的《星光大道》。这是一个真正的“无论你是谁，有梦想就来”的舞台，创办多年来，吸引了不少大众，其中农民、农民工不在少数。更有杰出人物在这个舞台一举夺冠，从此名声大震。相信阿宝、刘大成、旭日阳刚组合，等等，这些明星都不会陌生。他们是现代明星成名之道的缩影。
二、当代艺人社会地位及其形成原因
（一）当代艺人概况。艺人是一种职业，是一种身份。他们被统称为娱乐工作者。现在艺人的社会地位是真高啊！他们每到一处必是“粉丝”簇拥，保安“护驾”，好不光鲜！与此同时，国家也对艺人的培养非常重视。就连高考也专门为培养艺人另辟门道，很多高等学府都设有艺术方面的专业，而且师资力量也非常的雄厚。还有不少大学因其艺术专业而出名，如中央音乐学院、北京影视学院等等，不胜枚举。从这些高等学府走出来的莘莘学子，他们都从各个程度成就了个人的梦想，成为了祖国的艺术人才。
现在的家长们为了培养自己孩子的艺术细胞，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时间、利益。“倾家荡产地给孩子买钢琴”的事并非新鲜；放弃自己时间陪孩子上艺术课，风雨无阻，毫无怨言；更有甚者，辞掉自己的工作在家守着孩子，陪着孩子练琴，数年如一日的艰辛为的是什么？一切都是为了孩子，也为了自己！为了孩子现在的艺术气质，以后的艺术人生，如果将来培养出一代大师，一个明星，一家人衣食无忧、享受上等的社会待遇更是心满意足的事了。现代社会，艺人做大做强就化为明星，而有了“明星”的头衔就等于拥有了一切：金钱、名利、声望、地位、人气......人们都被“明星”这美丽光环深深吸引着，争先恐后，趋之如骛。
（二）原因。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改变了原来的经济模式，人们的观念也随之改变。自然，艺人作为一种社会职业，享受着各种优等待遇。国家的大力支持促使各媒体加大宣传力度，使得“艺圈”更加光鲜、诱人，人人都想成为大明星。近年来，各个层次群体都对参加各类选秀综艺节目抱以十分的热情。其中，农民、农民工选手屡见不鲜，而且越来越多。他们中的精英在台上表演确实震惊四座，为他们自己赢得了机会也为媒体、编导带来收益“新门道”。越来越多的编导逐渐青睐“草根”这一卖点。他们热衷于由农民、农民工及众多平民百姓开拓的“草根平台”是因为：一方面现代综艺选秀节目倾向培养 “大众评审”。而这个评审团体的欣赏口味越来越挑剔。他们早已被造成了“审美疲劳”。
三、古代艺人社会地位及其形成原因
（一）古代艺人概况。在我国古代，艺人却是被主流社会所排斥的群体，他们被称作伶伶、俳优、倡优、等。中国古代的最多的文艺形式莫过于各种戏剧。而那时的曲艺工作者的身份非常低微，人们都称之为“戏子”被视为“下九流”。在大部分朝代，家里如果有人做艺人，几代都不能参加科举的。
古代戏子之所以没地位是因为那时的主流思想是“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相对戏子是不入流的角色，他们居无室所，生活无着还要卖笑卖唱，十分艰苦。一般戏子从前都是清白人家的子女，由于太贫穷被卖来当戏子，每日早起刻苦练功就为有朝一日能当“大角”。但即使是“大腕”虽然不同于去跑江湖，取悦平民只求混口饭吃的低级小角色，他们去取悦官员贵族，但是一样逃脱不了遭人取笑、侮辱谩骂。他们生存的根本只是去取悦他人。戏子们的所有追求不过是老的时候留下点虚名，可再多的虚名又有什么意义呢？看着因油彩而过早衰老的容颜，感觉光阴一去不复返，感概着一生为了别人而忘了自己的存在，是何等的悲凉。更让他们心寒的是拼命的演出却并没有博得社会认可及大众的尊重。
（二）原因。古代艺人、戏子社会地位实在是低微！不禁让人好奇想了解这究竟是为什么。经查询资料及整理，不难得出，古代艺人艰辛却低微的原因如下：
1.经济模式。这是最根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根源。我国古代封建社会运行的是小农经济，过着自给自足的日子。人民的收入基本来源于亲自劳作，没有劳动就没有收获。劳动者都各自忙于自己的农活，所以对艺人没有多大兴趣，也没时间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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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十三经辞典 文献专书辞典 频数 词性 经义
一、概况
《十三经辞典》（以下简称《辞典》）是一部大型专书辞典，依十三部经书分卷编写。每卷分为辞典正文及词语索引两部分。辞典正文及词语索引均有《部首检字表》《音序检字表》《四角号码检字表》供检索；辞典正文依部首排列，前有该经书的概述，后附该经书原文以及历代研究该经书的参考书目、唐开成石经拓片（缩印件）。每卷前有《辞典》学术委员会顾问、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写的序文。该辞典凡十五册，计三千万字。于2002年12月到2012年12月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二、缘起
酝酿编写《辞典》，是在1984年。当时《古汉语虚词用法词典》（为《一九七五年至一九八五年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草案）》中的一种）已脱稿交付出版，二十余名编写人员空闲下来。我们珍惜这支有经验、有干劲的团队，于是寻找新的课题。经过反复权衡、商讨，编写《辞典》的计划逐渐明晰起来。
把编写《辞典》作为首选，是因为“十三经”是传世文献的始祖，是儒家思想文化的源头、主干。它的内容博大精深，囊括了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诸如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以民为本的治国原则，和谐人际的伦理主张，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重视德操的修身境界等。这些思想、精神中的精华渗透在我们民族的性格与心理之中，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至今仍有积极的影响。但是，“”之后，一些国民对于传统文化，表现出冷漠、怀疑，甚至误认为这是国家落后的罪恶根源。我们知道，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不可能全盘西化，也不可能割断历史，只能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特质，为我所用。而批判继承的前提是要了解传统文化，知道它是什么；然后要分析研究传统文化，知道哪些是要汲取的精华，哪些是要剔除的糟粕。而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占重要地位。把体现儒家思想的“十三经”原原本本地介绍给广大群众，为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建设新文化提供一个平台，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责任。因而编写这样一部辞典，在我们内心形成了一种按捺不住的冲动。之后，随着读经、编写工作的深入进行，这种感觉愈加强烈，不能自已。这是其一。其二，陕西关中，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一带，是周秦汉唐等十三个朝代的都城所在地，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经学的发祥地，它亲历了经学的繁荣和发展，文化遗存十分丰富。作为三秦大地的子民，我们应该承担起这个传承任务。凡此种种，激励着我们下决心编写《辞典》，为继承、发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做出贡献。
此后刘学林同志翻阅了有关资料，广泛同校内以及各地知名学者、专家交换看法，听取意见和建议，并对《辞典》的编写做了初步设想，向陕西省新闻出版局、陕西省人民出版社写了报告。1987年10月通过省新闻出版局、省人民出版社组织的专家论证，决定立项，并决定由陕西师范大学辞书编纂研究所负责日常编写工作，同时上报新闻出版署，请求列入国家辞书编纂出版计划。1990年4月该项目列入《1988-2000年全国辞书编写出版规划》。
三、艰难的跋涉
1987年底省内立项后，辞书编写的准备工作就全面铺开了。首要问题是筹措资金。由于没有经费，编辞典用的稿纸是学林先生厚着脸皮向校内各机构的熟人、已经留校的学生索要的，所用卡片是学校印刷厂的下脚料裁制的，更不要说购买图书、添置资料了。
第一笔资助来得很意外，来自喜爱传统文化的香港实业家朱恩馀先生及谢玲玲女士。他们得知我们编写《辞典》后，认为这件事“非常有意义”，并表示“很想帮助你们”。一个月后，来函表示愿意捐赠编写费用72万元。在新闻出版署的有关通知中，要求“将规划中的项目作为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本部门出版规划的重点工程，认真组织实施”。学林先生认为，还必须争取省里出资支持。他想方设法，五次三番找到陕西省委主管文教的牟玲生副书记，他感动了牟书记，说服了牟书记，得到牟书记的支持。牟书记主持召开了财政厅长、宣传部长、出版局长、人民出版社社长和总编会议，商量资助事宜，最后决定资助一百万元。至此我们完成了资金筹措的任务。
其次，是组织编写队伍。学林先生凭借他的社交能力以及诚恳和热情邀请了一批学有所成、有一定造诣的专家。但我们辞书编纂研究所，除了一名老先生以外，没有人系统读过经，哪怕是只有1903个字的《孝经》也没读过，只是在古代文学作品选的课程中读过节选的《论语》《孟子》，以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段于鄢”等。所以当周围的同志知道我们要编写《辞典》时，一些人说，没有经学专家，没有系统读过经，凭什么编《辞典》？就是清代儒生，整天钻在故纸堆里，“皓首”也只穷一经、两经，你们凭什么搞“十三经’’？真是一帮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因而劝诫者有之，担忧者有之，嘲讽者有之，也有人等着看笑话。偏偏学林先生不信邪：“十三经”是汉字写的，我们就不怕，没读过就读，读不懂就学，就钻研。谁天生什么都会？还不是学来的。不读书，不学习，寸步难行。颇有点“无知者无畏”的劲头。他还说，我们不仅要编《辞典》，还要造就一批经学家，还要出版有关经学的著作。就这样，编写队伍组织起来了。在学林先生前瞻性的胆略和执着之下，没有经学专家头衔的主编，领着一群未系统读过经书的我们，在专家学者的帮助下，开始了艰难的征程。
在过往的辞典编写生涯中，我们饱受了抄卡片、誊稿子这种手工业作坊式编写方法的苦头，所以当学林先生在同外地及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的交流中，获得了用电脑整理古籍的信息后，就萌发了用电脑辅助辞典编纂的念头。1988年我们购置了电脑。因当时并无现成的软件可用，就到处寻求合作伙伴，开始了尝试编制软件、建立字库等工作。我们是全国较早把电脑作为辅助手段应用到辞书编纂工作中的单位之一。在其后的编纂中，我们不断充实技术力量，根据编写工作的需要，技术上不断更新、完善，为《辞典》的编写提供了科学手段。
在制订编写凡例、规划编写蓝图、试编样稿的过程中，我们遇到的最尖锐的问题是《辞典》编成什么样子？如果编成语文词典，已经有收词更为广泛的《汉语大词典》在先，我们再做没有任何价值；如果编成《儒学词典》一类的书，将涉及哲学史方面的诸多问题，这脱离了我们的专业，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也与我们动议的初衷不合。经过反复讨论、切磋，我们将《辞典》定位为文献专书辞典。我们编写《辞典》的目的十分明确：一是要进行语言研究，展现每部专书语言的使用状态；二是肩负着帮助读者读懂经书的任务。为了实现我们的目的，经过多年的理论探讨与编写实践，从形式到内容形成了《辞典》自己的特点：
第一，就收词而言，穷尽式地收录各部经书的全部词语，并显示其频数。这种做法不是我们的创新，但我们不仅显示词频，还要通过分析、归纳、整理、描写，为每一个词在语音、词汇、语法范畴内找到合适的位置，就是说还要显示其字频、音频和义频。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辞书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这需要对词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反复分析、归纳。它不像写论文、编教材，讲课、搞研究，只选择典型的例证；说不清楚的，非典型的，回避就是了。我们的《辞典》不可以回避、不可以遗漏专书内的任何语言现象，对每个词的词性、读音、意义，都要给个“说法”。工作的艰辛程度，可想而知。这样做的意义在于，这些看似枯燥无味的频数，传递给我们的正是一部专书中使用的词汇、语音、语法、词义等活生生的信息，使我们能准确地认识这部专书的语言使用状况（也就是断代语言状况）。
第二，划分词类，标注词性。这是辞书界经过多次讨论正在尝试中的课题。由于汉语缺乏形态变化，给划分词类、标注词性带来困难。我们尝试性地划分了词类，标注了词性。作为专书辞典，我们标注词性的特点是：根据专书词语的使用状态进行标注。这样这部专书中词的组合能力以及在句子中的位置，通过标注词性就表现出来了。特别是对一些人们认为非常规的语言现象，比如今天人们称为“词类活用”的词，我们呈现给读者的是它鲜活的原始状态：用作动词，做谓语，就标注为动词；用作名词，做主语、宾语，就标注为名词。苏宝荣先生（2003）说：“为了全面地说解词的功能义，重点是对词在非常规功能下的词义进行全面的探求、归纳与分析。这是辞书编纂中一个具有语义、语法双重属性的新课题。”我们的做法，可以说是对这个新课题的探索。由于为辞书标注词性这一工作带有尝试性，对划分词类的标准学界也没有统一的认识，我们自己也会有判断不准的情况，这些都是在后来的实践中逐渐解决的。
第三，词的音项、义项排列依频数多少为序。频数多的排在前。这是编纂辞书的形式问题，但这种形式，不同于历时语文辞典，有其特殊的意义。历时语文词典义项排列基本按照本义、引申义的顺序，以显示词义发展的脉络。而专书辞典所收的词语，是特定环境、特定著作中的使用状态，其义项呈现为共时性的。历时语义词典同专书辞典所收“词”的不同，正如黄侃先生所说的小学训诂贵“圆”，经学训诂贵“专”的差别。因而对于专书辞典而言，历时语文词典传统的排序法已毫无意义。我们按照词在专书中的使用频数排列其音项、义项，通过量化分析，以直观的方式，显现该词在汉语发展的这一瞬间的读音、意义特征及组词造句的能力。比如，一些语文辞典把“树”的名词用法“树木”作为第一义项，而在《左传》中“树”出现17次，用作动词“植”“立”义的13次，用作名词“树木”义的仅4次。依照我们的频数排序法，动词义项应排在前。在《辞典》的《尚书卷》《毛诗卷》《论语卷》《孟子卷》所出现的“树”，均为动词用法，“树立”之义。可以说，今天常用作名词的“树”，在先秦时期主要用作动词。
以上三个特点，是专书辞典所显示出的在历史发展的瞬间语言的使用情况，而语言发展的历史长河，正是这一个个瞬间汇成的，其后效应是：如果将它置身于语言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又是一环不可或缺的链条，肩负着承上启下的独特功能，为系统的汉语史、词汇史、语法史研究提供了可靠、完备的素材，为大型语文辞书的编纂提供了资料。这是我们的用心所在，是专书辞典最有价值之处，也是汉语史研究者最为关注的亮点。
第四，对于表现经义，表现儒家思想的关键词语、短句特别予以关注。因为《辞典》还担负着解释经义，解释表示儒家理念的关键词语或句子的重任。如《论语》《孟子》《孝经》《礼记》等书中表现儒家思想的仁、义、礼、智等方面的词语；《周礼》《仪礼》《礼记》中表现各种礼仪及官职的词语；《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Y梁传》中涉及对《春秋经》的解释以及关于人物、会盟、战役的词语等。还有一些字数较多的长词条，如“克己复礼为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等。对于这些关键词语要在研究的基础上，正确解释其内涵，说明该词语的渊源，历史地叙述其演变、作用及其影响，给予较为客观、科学的评价。这是《辞典》有别于一般专书辞典的独特之处。还有比如“溃”“叛”这类词指逃散、叛离之义，没有范围的限制，但在《公羊传》中有区别，“国曰溃，邑曰叛”，国民背离其君主而逃跑称“溃”，都邑中的民众叛逃称“叛”，必须区别清楚。《春秋经》中，记载诸侯国国君、大夫出国、入国情况的内容较多。《公羊传》中“复归”“复入”都是重新又回来了的意思。但“出有恶而归无恶”称“复归”；“出无恶而入有恶”称“复入”。恶，恶行，指篡位、谋反之行。根据不同的出入背景，有不同的用语。还有“不书”“不名”“不氏”“不卒”等。这些都是《春秋经》中有“微言大义”的词，不能不出词条，不能不出义项，这都是一般语文词典不予收录的。
以上这些特点增加了《辞典》编写的难度，加之“十三经”本身的特点：一，量大，经书原文近六十四万字；二，时代久远，均为上古及秦汉时文献，阅读困难；三，涉猎面广，思想深邃，牵扯到古代哲学、文学、政治、伦理、教育、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以及古代社会的风土人情等诸多领域；四，历代研究者夥，各类文献如汗牛充栋，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工作量，就令人瞠目。从编写到出版历时28年，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圆满完成任务，是由于编委会全体成员的不懈努力，是由于全体参编人员的恪尽职守，特别是由于陕西师范大学辞书编纂研究所编写团队的全身心投入。以上这些同志体验了编写工作中常人无法体会的甘苦，二十余年来，他们不为名，不为利，不求职称晋升，不顾他人之议，兢兢业业埋头读书，认认真真逐条编写，反复琢磨，反复修改，这种“十年磨一剑”的精神，在当前经济大潮涌动、人心浮躁的社会中，更显出它的难能可贵。特别要提出的是陕西师范大学辞书编纂研究所原所长、《辞典》主编刘学林教授，他是这一课题的发起人，他积极联络各地专家、学者，组织编写队伍，他千方百计筹措编写经费，为《辞典》绘制蓝图，制订凡例，编写样稿……正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编写工作即将全面展开之际，学林先生突发心脏病，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正是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成全了《辞典》。语言学家何乐士先生说：“成就伟大的事业需要一种崇高的精神，一种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我们从《十三经辞典》的编撰队伍身上看到了这种精神。”这是对我们的赞扬和最高褒奖。
四、尾声
儒家思想的概况范文4
关键词：法治与德治、中西宗教人性观、原罪、性本善
从宗教的意义上来说，西方的法治与东方的德治的思想来源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西方的法治思想主要来源于基督教的性本恶的人性观，而古代中国的德治思想则主要来源于儒释道的性本善的人性观。
一、 基督教的人性观与西方法治思想的宗教起源
（一）基督教的人性观
基督教认为人是上帝的创造物，但因为上帝是一种精神存在，没有物质化的形象，因此人的身体不适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所以，人就有许多动物性的东西，即肉体所具有的感性本能和欲望。
中世纪时托马斯?阿奎那的观点，最有代表性，后来也成为教会官方理论。阿奎那认为，人性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自然欲求，二是感望，这两者都是人与动物共有的，是肉体存在的共性；第三，人性中还有理性和意志，它们所欲求的是普遍的真理和最高的善，这是人能够与上帝相通的根据。所以，基督教的人性论也可以用“人之初，性本善”来说明，只是中国儒家所说的“性本善”指人性本质是善的，种种不良行为不过如污垢蒙蔽了珠玉，虽然肮脏却不改其质；基督教的“性本善”是指人本来是善的。
那么，人为什么又变成了“罪人”呢？主要是因为：第一，人有感官欲望，使人产生虚荣和骄傲之心；第二，上帝给了人自由意志，使人有能力决定自己的行为，但是人却不会运用。在伊甸园里，上帝对人说，不可吃智慧树上的果子，否则会死；而魔鬼则对人说，吃了果子会变得识善恶、辨真伪，与上帝一样聪明。最后人滥用了自己的自由意志，误解了自由的含义，妄想达到与上帝同等的高度，做出了违反理性的选择，因此犯下了原罪。
原罪的教义是基督教重要的基础教义。基督教清楚地告诉人们，“原罪”是由始祖亚当传下来的。自亚当以后，人一出生就带有“原罪”。“原罪”被认为是人思想与行为上犯罪的根源，是各种罪恶滋生的根，会把人引向罪恶的深渊，又是使人难以自拔的原因。
（二）西方法治思想的宗教起源
法治是指在某一社会中，任何人都必需遵守法律，包括制订者和执行者本身。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需是法律或法规许可的，而这些法律或法规本身是经过某一特定程序产生的。即，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没有任何人或组织机构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
从人性的观点来看，法治本质在于对恶的人性的限制与压制。根据基督教的原罪教义，人性是恶的，人的致恶倾向是客观存在的，而人自身是无法选择善的，因此需要立约来限制人的恶的倾向。而且由于人人都是有罪的，即使是圣人也不例外，因此通过圣人的道德教化治理社会是不可能的。
所以西方的法治思想是与中国的人治思想相对立的，是一种通过约定俗成的习俗、规范、教义或强制的法律来遏制人的恶的本性，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
二、 儒释道的人性观与中国德治思想的宗教起源
（一）儒教人性论
人性论一直是儒家思想史上重点关注和探讨的问题。孔子是第一个提出人性理论的中国古代思想家。他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 这里的性，一般认为就是指人性。意思是说，人的先天本性是相似的，但后天所受影响不同、习得不同，故在行为上有善恶之别。
孔子的主要思想在于“仁”与“礼”，因此他并没有对人性展开进一步论证，但孔子却奠定了儒家人性论的基础，这就是：第一，人性是相近的，没有圣人凡人的区别；第二，注重后天的“习”的重要性，通过自身努力，人人都可成为圣人。
随后，孟子系统地论述了人性问题，提出了性善论，并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孟子的人性论主要有以下几个要点：一、人性之中皆有“善端”。正所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二、性善论强调人所独具的向善的可能性。孟子认为只有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性，才堪称人性，而孟子又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但同时孟子强调“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也就是说人们都具有愿做君子而不甘为庶民的心理倾向，而这正是人性之善的表现。三、性善论是从人文历史演进的角度立论的。孟子认为：若把人单独来看，确实有善于不善之分，但如果概况起来，从人文历史演进的大趋势上看，自然是趋向于善的。
荀子虽与孔孟一样，主张人性是天生的，但不同的是他认为人性在本质上是恶的。人性“生而好利”，有趋利避恶的本能，故不讲忠信；有声色犬马之欲望，故忘记礼义。所以“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他将社会中产生的争夺、残杀、等现象，均归之于人性恶。
荀子的性恶论虽与孔孟的性善论背道而驰，但却依旧强调后天学习为善的必要性，强调礼乐教化的价值。
西汉时期的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儒家的人性观，将人性分为三类：“圣人之性”、“斗筲之性”与“中民之性”。其中，圣人之性天生就善，不用教化；斗筲之性天生就恶，不可教化；而中民之性可善可恶，最需教化。这就是董仲舒的“性三品”说。
儒家思想的概况范文5
随着城市化进程和生活节奏的加快，现代市民的生活越来越远离自然环境，而庭院式酒店作为最亲近自然的酒店形式，受到越来越多人的欢迎。
中国园林思想在中国古代园林的营造中一直具有深远的影响。中国庭院式酒店根植于中国传统园林，因此中国园林思想对于庭院式酒店的营造，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就以天津市滨海一号酒店的设计为例，探讨中国园林思想在庭院式酒店中的应用。
1 中国园林理论
1.1中国古典园林思想
“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园林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概念最早是由庄子阐述，后被汉代思想家、阴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并由此构建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有悠久艺术历史的中国有众多哲学流派,各派思想不尽相同,然而有一个基本的东西确是一致的,那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不仅影响了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也深深影响了中国传统美学,而古典园林作为一门综合艺术,受传统美学影响很深,处处都能看到“天人合一”哲学思想的影子。
1.1.1儒家哲学思想——人与自然和谐，寄情于景的思想
儒家思想是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混乱中建立秩序的理论。中国古典园林设计体现了儒家的哲学准则，即系具有严格空间秩序。中国传统园林思想受儒家思想影响，主张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认为天人是相通的，“崇尚自然，师法自然“也就成为中国园林所遵循的原则，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园林把建筑、山水、植物有机地融合为一体，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利用自然条件，模拟大自然中的美景，经过加工提炼，把自然美与人工美统-起来，创造出与自然环境协调共生、天人合一的艺术综合体。
1.1.2道家哲学思想——道法自然，山水合生
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主要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在道家来看,天是自然,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老子有云:“道法自然”,庄子也说:“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天人本是合一的。但由于人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使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变得与自然不协调。人的理想状态应该是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在这种美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典园林特别是文人园林特别推崇园林自然天成的境界,所谓“虽由人作,宛如天开”。
1.1.3禅宗哲学思想——自然在心中，天人浑然一体
禅宗思想，遵守佛教中“空”的理念，奉劝人们要达到一种完全平静安祥的精神境界，只因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无常和虚幻的，在这种境界下。人的行为方式将变得单纯和简单。
古典园林为他们提供了寻求寂静冥思的场所。
1.2中国古典园林造园类型
中国古典园林常见的造景类型可归纳为借景、对景、框景、漏景、障景等等。
1.2.1借景
借景是将园外景象引入并与园内景象相叠合的造园手法，也是中国古典园林最重要的造园手法之一，这种手法可弥补空间尺度小且耗费财力的不足。
1.2.2对景
对景是主客体之间通过轴线确定视线关系的造园手法，由于视线的固定，视觉观赏远不如借景来得自由。对景有很强的制约性，易于产生秩序、严肃和崇高的感觉，因此常用于纪念性或大型公共建筑，并与夹景、框景相结合，形成肃穆、庄严的景观。
1.2.3框景
框景是有意识的设置框洞式结构，并引导观者在特定位置通过框洞赏景的造景手法。框景对游人有极大的吸引力，易于产生绘画般赏心悦目的艺术效果。
1.2.4漏景
漏景又称泄景，一般指透过虚隔物而看到的景象。虚隔物包括花窗、栅栏和隔扇等。景物的漏透一方面易于勾起游人寻幽探景的兴致与愿望，别一方面透漏的景致本身又有一种迷蒙虚幻之美。
1.2.2障景
障景是在游路或观赏景点上设置山石、照壁和花木等，挡住视线，从而引导游人改变游览方向的造景手法。障景使园林增添“藏”的韵味，也是造成抑扬掩映效果的重要手段，因此为历代园林所广泛应用。
2 实例——天津滨海一号酒店项目
2.1项目概况
滨海一号工程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黄港起步区，总用地面积17.36公顷，总建筑面积6.63万平方米。是以“会议，餐饮，酒店，娱乐，温泉，接待”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庭院式酒店。地处天津市滨海新区黄港生态公园，是天津市重要的生态湿地保护区。基地内天然水系丰富，规划尊重现状，保留原有水域，并在此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展开规划设计，依水展开建筑布局，将自然水景引入建筑群体，力求人工美与自然美的和谐统一。
2.2总平面布局设计
整个区域分为南区和北区，南区北区用中心湖景观隔开。
1）南区：
将人流较大的餐饮区布置在南区东侧，既可以服务酒店内部，也可以对外开放。
将体量较大的会议中心建筑布置在南区中央位置，可以起到吸引人流视线的作用。
将私密性较强的酒店主体区布置在南区西侧，在保证交通便利的同时确保不被酒店其他功能干扰。
将需要相对安静，车流人流相对较少的温泉四合院住宿放置在中心湖景观的西端，确保其他公建对其造成较小影响，并提高四合院住宿区的环境品质，保证安静舒适的休息环境。
2）北区：
将贵宾四合院布置在现有四合院办公西侧，形成两进院的模式。既安全又提高院落等级品质。
将康体中心布置在北区中央位置，可以通过暖廊与东侧的贵宾四合院相连。也可以通过独立出入口对外开放，亦可对酒店内部开放。
将员工生活区布置在北区西侧位置，位置相对独立，不干扰酒店内部功能。
规划结构上考虑了两条轴线：以中心湖为核心的东西向轴线，以及沿康体中心、湖心岛、会议中心形成的南北向轴线。在纵向轴线上，南岛、会议中心、中心广场、湖心岛、康体中心依次展开，形成丰富的空间序列。
围绕景观核心四周，环列若干从属的空间院落。居西侧的温泉四合院，体量虽小，但成组排列错落有秩，在建筑尺度上与核心景观形成对比；居西北角落的附属楼，中心湖面水系在此骤然变窄，与核心部分水景对比，可获得气氛上的转换；居东侧的贵宾四合院与附属四合院，园中有院，形成内敛、安静的院落空间，别有洞天。
规划在园林设计中秉承“道法自然”的原则，水岸多曲折蜿蜒，连廊与水榭亦依岛屿与水系自然展开，延绵起伏而富于层次。注重建筑与山石、水池、花木巧妙结合，把建筑人工美与景观的自然美浑然地融成一体，从而达到“虽由人作，宛自天成”的境地。
2.3建筑单体设计
1.康体中心
建筑规模地上11210平方米。康体中心布置在规划用地北侧居中，建筑体量呈东西方向的三段式组合布局，南北向分别设置出入口，兼顾对外经营的需要。
2. 会议中心
建筑规模地上5526平方米。以会议功能为主，包含一个千人会议宴会大厅，两个多功能厅 ，四个小会议室，一个多媒体视听室，可兼做影院，同时还包含一些配套服务休闲功能。3.餐饮中心：
建筑规模地上7884平方米。餐饮中心设置在规划用地东南侧，呈院落式布局。中心东西两侧分设出入口：东侧邻独立停车场地，面向区域外顾客；西侧邻公共广场，满足酒店内部的餐饮服务需求。
4. 贵宾四合院
贵宾四合院建筑规模1770平方米。作为贵宾接待专用。建筑采用中式传统四合院模式，仿照西花厅建筑制式。正房包括贵宾套房两间、会客厅、、家庭餐厅，以及服务用房及保健室。
5.温泉四合院：
建筑规模1389平方米。温泉四合院单体为南北向两进院布局，入口居南，主体一层，局部二层。前院为标准客房，后院首层为四组主卧套房，并在前后院交接处设置小型会议室和餐厅，二层为两组主卧套房。
6.度假酒店
建筑规模18753平方米。以住宿功能为主，包含一部分附属功能，以院的形式组织平面，主体以两层为主，部分三层，围绕两个景观院，组成围合的院落形式。
结语
庭院式酒店的规划设计根植于中国古典园林，但由于技术的进步和人的实际需求的改变，在设计当中也不能完全拘泥于古典园林设计方法。如何在实际工程中既体现出中国古典园林的思想及手法，又符合当代人的需求，是当前设计师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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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朱良志.曲院风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作者简介：李哲（1982-），男，天津市房屋鉴定勘测设计院.
儒家思想的概况范文6
宋代的商品经济处于全面发展的状态，表现为商业政策的改变、手工业的繁荣、城市商业的发达以及海外贸易的发展。首先，在商业政策上，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与过去历代王朝都迥异的重商政策。中国封建社会发端于农业社会，从春秋战国封建制度萌芽起，农业都是作为国家统治发展社会繁荣稳定以及军事经济发达的基础，因此对农业格外的重视。在思想层面，汉代以后，董仲舒改革的新儒家思想更是为了体现帝王的统治目的，而将重农抑商思想融入进去，因此此后的历代帝王都鼓励发展农业，控制甚至打击商业活动。而这一点到了宋生了改变，宋初太祖赵匡胤认为“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以享天年”，以博民富。在宋太祖之后，宋太宗赵光义也号为“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宋神宗在位时“尤先理财”，令众“政事之先理财为急”这样的重视经济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朝，这是保证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其次，宋代的手工业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达到了封建社会最为繁荣的程度。与唐代相比，宋代的坑矿、茶盐、造船、造纸、制糖、纺织、制瓷等有较为明显的进步。从特点上看，宋代的手工业产地逐步扩大，出现了区域性的手工业企业和家族式的规模企业。手工业产品的产量也随着生产区域和交易范围的扩大而增加。最为显著的变化是当时的手工业技术水平提高非常明显，在制糖业、采矿业、陶瓷制造业等方面都有所提升，比如制糖业出现了“糖冰”（冰糖）的生产技术，宋瓷的技艺手法融入了多种艺术元素。另外，宋代经济发展还体现在宋代城市贸易的繁荣。在宋代之前，不仅国家不重视发展商品经济，而且在城市格局上体现了重农抑商的思想。宋代以前的城市中，严格限制工商业活动的范围，将城市划分为坊和市“，坊”是指居民居住区“，市”是指商业活动区。同时还规定，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必须在“市”区进行，不得在“坊”区进行商品买卖活动“，市”的经营时间也被限制在白天有限的时间内。这种规定大大限制了城市商品买卖活动的时间和范围。而在宋代，这一界限被消除了。北宋的都城汴梁城突破了市坊的界限，街道两旁和居民区都有商业活动“，坊巷桥头及隐僻去处俱是铺席买卖”，显示出商业的高度繁华程度超过了长安城。北宋的都城汴梁城还出现了早市和夜市，呈现出了全面繁荣局面。同时，商业城市和市场数量在这一时期也急剧增多，除了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都城临安两个最为著名的繁华都城外，成都、建康、镇江及扬州等城市也十分发达，人口规模也逐年增加，汴京和临安的人口大致有170万和120万左右。除了大都市商品交换异常活跃外，众多商业性集镇也如雨后春笋般遍及全国各角落，这些集镇多集中于海上贸易繁荣的沿海镇市或水陆交通枢纽的内陆商镇，甚至在农村也打破了往日的寂静，于频繁的货品交换中逐渐形成了“草市”或“墟市”,使得整个国家的商品贸易活动都十分活跃，深刻反映了宋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发达。
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律学发展的影响
1.商品经济对律学思想的影响。
不同的时代都有着不同的立法思想，不同的经济水平之下的法律思想和法律研究思想也有很大差异。作为经济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发达，也使得宋代的律学研究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封建法律思想从西汉董仲舒确立新儒学以后而确定，经过魏晋南北朝、隋代、唐代的发展，到宋代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在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就需要一种新的世界观来适应这一变化，理学作为律学的思想基础就在这种情况下得以发展。理学名称的起源来自于宋代儒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它是以儒家的伦理思想为核心，糅合佛家思想和道家思想而成的一种理论形态，其核心内容是强调“理”的先天的存在，把抽象的“理”提到永恒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学习的目的就是“即物穷理”。理学思想肯定了封建社会的等级关系，认为“：夫天之生物也，有长有短，有大有小。君子得其大矣，安可使小者亦大呼？天理如此，岂可逆哉？”关于法律他们认为礼与法都是“理”的体现，是为了管理和统治人民而设置的工具“，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法者，天下之理”，“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于教化”。因此，认为治国就需要礼法合一，同时要根据事物发展的规律制定不同的领域的法律规范。在理学思想之下，任何事物都有其发展规律，法律要依据这些规律进行，因此对待农与商他们都保持了同等的客观的态度，在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的情况吸取也加大了对商品经济的调整。立法上统治者调整了历代立法中重刑法轻民法的传统做法，开始探索民事立法和经济领域的立法，专门研究施行了盐法、酒法、茶法等法令。为了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宋代立法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民事法律，统一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同时，立法的科学性也将政府的政策导向更好地促进了商贸发展和手工业的繁荣。
2.商品经济对应用律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律学十分注重法的应用，在法的解释和刑事技术方面的研究最多，形成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宋代商品经济的发达，客观上使得社会财富得以积累，民间财富的积累让民众可以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律学研究活动。从国家层面来说，也加大了对律学研究人才的培养，设置了律学博士专门进行律学研究，涌现出了《刑统赋》、《律文音义》、《律令释义》等一些著名的律学研究著作。其中《刑统赋》就是律学博士傅霖编制的，他在研究时认为《宋刑统》不便阅读和记忆，于是将《宋刑统》的全部律文的要旨，用韵文体裁撰为律学读本，并自行作注，解说韵文含义。受到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理学的繁荣，人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更为客观，不再仅仅看到统治秩序的维护，而更加注重对社会个体正义的维护，突出人的个体价值，在司法实践上更加注重刑事科学技术的应用，出现了诸如《折狱龟鉴》、《棠阴比式》、《洗冤记录》等法律应用领域的著作。其中《洗冤集录》使得法医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法医学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