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思想观点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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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思想观点

儒家的思想观点范文1

摘要:加强项目施工成本管理工作,是当前施工企业创效增收的主要手段之一。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环境下,施工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根据自身的特点,必须积极倡导“合理预测、静态控制、动态管理”的项目成本管理方式,努力正确处理好工程成本、工期和质量的辩证关系,把“技术与经济相结合”的管控模式贯穿于整个施工过程。本文从几个方面阐述如何控制好施工成本,为施工企业争取经济效益最大化。

关键词:施工企业 项目管理 经济效益 成本管理 成本控制

成本是项目施工过程中各种耗费的总和。成本管理的内容很广泛,贯穿于项目管理活动的全过程和每个方面,从项目中标签约开始到施工准备、现场施工、直至竣工验收,每个环节都离不开成本管理工作。只有加强成本管理,才能实现项目的最终目的:追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总的来说,施工成本控制大致可分以下4部分:

1 施工准备阶段的成本控制

要做好项目成本控制,首先就要搞好成本预测、确定成本控制目标。成本预测是成本计划的基础,为编制科学、合理的成本控制目标提供依据。因此,成本预测对提高成本计划的科学性、降低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具有重要的作用。

1.1 工、料、费用预测

①首先分析工程项目采用的人工费单价,再分析工人的工资水平及社会劳务的市场行情,根据工期及准备投入的人员数量分析该项工程合同价中人工费是否正常合理。

②材料费占建安费的比重大,应作为重点予以准确把握,可分别对主材、地材、辅材、其它材料费进行逐项分析,重新核定材料的供应地点、购买价、运输方式及装卸费,分析定额中规定的材料规格与实际采用的材料规格的不同,对比实际采用配合比的水泥用量与定额用量的差异,汇总分析预算中的其它材料费,在混凝土实际操作中是否可以在符合质量规定的前提下掺加一定量的外加剂等。

③机械使用费:投标文件施工组织设计中的机械设备的型号,数量一般是采用定额中的施工方法套算出来的,与工地实际施工有一定差异,工作效率也有不同,因此要测算实际将要发生的机械使用费。

1.2 施工方案引起费用变化的预测:工程项目中标后,必须结合施工现场的实际情况制定技术上先进可行和经济合理的实施性施工组织设计,结合项目所在地的经济、自然地理条件、施工工艺、设备选择、工期安排的实际情况,比较实施性施工组织设计所采用的施工方法与标书编制时的不同,以据实作出正确的预测。

2 施工过程中的成本控制

2.1 施工方案的优化是工程成本有效控制的最佳途径。在投标文件编制的基础上,根据设计图纸和有关技术资料,对施工方法、施工顺序、作业组织形式、机械设备选型、技术组织措施等,进行认真研究分析,并运用价值工程原理,做好方案优化、细化工作,编制出技术上先进、工艺上合理、精干高效的新施工方案。

2.2 材料费用约占工程费用的45%~75%。材料管好用好,是工程成本控制的一个重要环节。首先,要根据市场行情调查,选择优质优价的材料供应。同时严格材料采购保管领发制度,杜绝漏洞;其次,做好材料计划管理,严格执行材料消耗定额。加强施工现场材料管理,避免多买浪费,但要保证工程进度的材料供应。同时,合理存放,减少损耗;定期检查材料的采购、保管、使用及资金情况,避免“吃回扣”等舞弊现象。

2.3 合同管理是成本控制不可缺少的手段。对劳务作业队、设备租赁公司、材料供应商、合同允许的工程分包单位等,要按照招标竞争、优价选择。对他们进行严格的合同管理,签订合同要全面、严谨、责任明确、风险转移。对进度、质量、安全、文明施工等要有相应的经济制约手段。对项目部有关技术人员进行合同交底和会签,责任明确、层层把关,确保最终完成成本目标。

3 施工过程中的措施保证

3.1 项目部是施工企业委派管理工程的基层单位。项目经理是项目成本控制的责任人,项目部所设各个科室部门,均是成本管理的具体实施者。管理过程中要精心组织、科学管理,合理使用工程资金,做到增收节支,及时掌握分析盈亏情况,控制工程成本开支。

3.2 施工方案要经济合理,以优化工期、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为基础,从施工工艺的确定、机械设备的选择、施工的流程出发,在施工过程中,要采取科学先进的施工技术和严密周详的安排来降低工程成本。

4 施工过程中的监督管理

施工企业成本控制的另一个关键环节是监督管理。项目部建立健全财务管理规章制度,认真执行施工企业会计制度,正确计算分配各项费用,按照内部核算办法,准确及时核算工程成本,并严格控制工程成本开支范围,及时系统地反馈经济活动信息,反映经营状况。还要严格控制人、材、机和费用支出,达到预期目的,并按时进行检查核算、分析评估和考核。

4.1 项目经理、各部门、各作业工区、班组人员都应制定一定的成本计划,把在成本控制方面的业绩与工资奖金挂钩,并严格监督执行,使成本控制贯穿于项目施工的每一过程、深入人心。

4.2 施工前,进行成本预测,编制成本计划,制定开支费用开支标准;施工阶段重在执行成本计划,落实降低成本措施;竣工阶段进行成本核算、分析、考评。

儒家的思想观点范文2

 

关键词:先秦 音乐思想 伦理思想

    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胚胎”和“萌芽”时期,作为伦理学的“德”的观念发韧于夏代,中经殷周和春秋战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是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上有着重大影响的时期。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对音乐文化的阐释中,先秦音乐思想凸显了中国传统音乐深厚的伦理意蕴。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德”具有总摄诸体、兼收并蓄的意义及功能。尤其作为中国音乐思想中一个最为重要、最核心的观念,从先秦典籍《论语》、《左传》到汉代《礼记·乐记》,从战国末期孟子、荀子的《乐论》到魏晋秘康的《声无哀乐论》,以迄于唐、宋、元、明、清,历代乐论、笔记、诗词、小说、曲论、唱论,无不浸润着“德”的观念。谨遵道德规范,乃是中国古代音乐伦理、政治、美感和形态的最高理想。

      一、先秦时期的音乐伦理思想著述研究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伦理精神与音乐艺术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中国传统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艺术的境界,传统艺术又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人格的完成。先秦时期思想家学派繁多,在思想领域中产生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成就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一页。先秦典籍、诸子百家的著述、先秦考古文献(包括出土的文献如“简犊”“帛书”及“铭文”等)、文物实物资料是研究先秦音乐思想史料的主要来源。这些文献史料如儒家孔子的《论语》,孟子、荀子的《乐论》及《周易》“象”,《周丰山“春官宗伯·大司乐”,《尚书》“尧典”、“皋陶漠”,《礼记》等经典;墨家的墨子《三辩》、《非乐上》、《非儒朴和《公孟》;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商鞍《商君书》、韩非子;杂家的《管子》、《吕氏春秋》、《列子》、《国语》、《左嘟(先秦史书);以及汉代的《史记》 ,《乐记》(后人记载的先秦历史资料)等均载有一定的论乐文字。

    第一个提出较系统的作为伦理学道德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孔子,他是儒家的开创者、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在先秦,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被称为“显学”;以孔子为宗师,孟子和荀子继承和发展的儒家学派建立了一个以“仁”“和”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现;墨家学派的开创者是墨翟,与儒家并称为“显学”,他们兴起聆儒家学派之后,但所持思想观点与儒家学派针锋相对,是儒家的反对派。在文艺生活中,墨家认为艺术的美与道德的善是应当统一的,违背道德的娱乐享受应该禁止:法家音乐伦理思想出现于先秦,以商较和韩非为主要代表,其核心观点是“不务德而务法”,片面强调社会作用,否认了道德的社会作用。尽管法家的“法治”理论并未被完全抛弃,但其“不务德而务法”的原则在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被否定,因此对后世并无显著影响。孔子及其前的音乐思想是儒道两家音乐思想的共同源头,以老子为最早代表的道家出现于春秋末期,是兼采儒墨而又批评儒半的一个学派,老子和庄子为其主要代表,“道”是道家音乐伦理思想的核心。

    先秦时期丰富多样的音乐生活中,产生了许多很有价值、影响至今的音乐理论思想。诸子就音乐伦理思想的论述相互对立,亦各具其思想之精要,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堪称音乐史上思想繁荣的鼎盛时代。因为封建主义宗法等级统治的需要,儒道两家思想贯穿了2000多年中国发展史,称为这个涣映大国数千年的土流思想而影响于后世,其重要性远在其他各家之上。

儒家的思想观点范文3

【关键词】儒家思想;公司;管理

1.引言

儒家思想出现于春秋战国,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很多代表人物都提出来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出现可以归纳为四个部分,首先是先秦儒家,后来发展到汉代,为董仲舒的汉代儒家,以及宋明儒家等。孔子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仁”,主张“仁者爱人”以仁爱之心对待别人;孟子进一步拓展了儒家思想,孟子认为以“仁政”为重点的管理理念,后来来着赵国的荀子继孔子和孟子两位哲学家之后提出“礼”、“法”。随着当前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革,儒家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儒家思想在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依然成为了我们国家重要的文化思想核心,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发展变化依然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对我们当前的公司管理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对儒家思想与公司管理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2.儒家思想的核心与公司管理

首先儒家的人本观与现代公司管理的核心都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是儒家思想重要特征。就是把人放在第一位,时时刻刻注意体现人的价值,实现人的价值,对人的社会价值给予高度肯定。以人为本这个理念,放在公司管理之中,其意思就是要求公司管理者首先要关心爱护公司员工,这种发自内心的关心爱护能够让员工感受到尊重,感受到公司的团结,在这里提到的团结,同样也是和为贵的哲学思想,在以人为本的同时,注意和谐发展和团结,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谐是孔子追求的理想状态,这就是讲公司中的团结问题,公司的各成员要有团队精神,要求其内部的各成员团结一心、齐心协力。一个做人做事讲效率的团队就是每个公司都想要的理想团队,这就要求团队中各成员之间都具有非常好的合作和协作能力,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向心力。一个团队能有这种精神,那么对于提高公司产品的生产效率,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都十分有益,也就促使企业在一个激烈且良性竞争的环境里健康发展。孔子一直很重视“人”与“人际关系”,提出要提高人的地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说,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就是肯定人的价值。现如今,各公司企业文化的建设基本观点都是要“以人为本”,注重人的作用。人是公司业务的具体操作者,只要充分调动基层员工工作热情,靠其主动性去工作,才能从根本上永久提高公司产品的生产效率,实现市场利益的最大化。公司不断学习儒家思想的精髓,付诸于实际工作当中,充分尊重员工的人格和劳动成果,切实保障其收入和应有的权利,不仅要切实解决员工的工作问题,还要关心解决员工的生活问题,要做到真正的以人为本,时时刻刻为员工着想,成为公司的主人,同时还要选贤任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作用等。儒家诚信和中庸观与现代公司管理相通。诚信是历史上众多儒家先哲圣贤所推崇和追求的道德情操之一,孔子就曾说:“民无信不立”;诚信指的是诚实守信,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实是每个体内在的修养,而守信则是其外在的各种表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诚信是各公司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必须时刻遵守的戒尺,是公司能够长期生存和发展的灵魂。公司想要在市场中长期生存和发展,其根本的撑力要依赖于公司的信誉,而信誉往往靠长期诚信的合作获得,只有“诚”才有“信”,只有“诚信”才能在市场经济中获得信誉。公司良好的声誉、信誉、形象的建立及维护,往往依赖于过硬的产品质量,诚信为本、童叟无欺的经营理念,只有生产合格的产品、树立健康的经营理念,解放思想,长远打算,才能做到诚信经营,塑造良好的公司形象,提高公司的信誉及知名度。如果在经营中背信弃义、出尔反尔、产品假冒伪劣,那么这个公司终将失去信誉,同时也会失去市场。另外儒家讲中庸之道,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反对“过”与“不及”,主张“中道”,即“适度”,“恰到好处”,凡事过犹不及,要有个度。这对公司高层的管理模式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在公司的管理当中,不仅要注重企业自身的成长,员工新技能的培训与提高,同时要不断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为我所用,做到不守旧不排外,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在宏观方向上,不可一味追求速度和规模,更要注重其效果,既要“适中”又要“达变”的原则,才能取得较理想的效果。儒家思想的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仁”,儒家思想要求以与人为善,也就是关心和爱护公司员工,有利于协调公司内部员工关系,促进内部和谐稳定。公司员工只有在这种环境下,才能更加和谐的发展和体现自己的价值,也只有这样才能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与此同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说明儒家有强烈的忧患意识,面对日益复杂的竞争环境,公司是否具有忧患意识,关系着公司能否应对这种外部竞争的能力,公司要保持旺盛的发展能力,需要将忧患意识始终贯穿公司之中。

3.结语

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基础,儒家思想对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势必体现在公司的行为中,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公司管理者应该发掘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推动儒家思想与现代公司管理的结合,以此来促进公司管理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刘军,黄少英.儒家伦理思想与现代公司管理伦理[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2]李晓蓉.儒家经典与中国式管理[M].北京:公司管理出版社,2006.

儒家的思想观点范文4

一、可以更清晰地认识传统文化

文化不是孤立的现象,是和特定历史时期的地理、政治、经济紧密相连的。我们了解了文化背后相关的历史背景后,就可以从全局去观察传统文化的来龙去脉,从而帮助我们准确把握文化的内涵和本质所在。例如,教师在讲述诸子百家思想时,春秋战国时期是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正是经济上井田制的瓦解,政治上分封制的破坏,周王室的衰微,社会上“士”阶层的壮大,教育上私学教育兴起,不同阶层表达了对当时社会动荡如何治理的看法,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学术繁荣的景象。

二、可以加深对文化的理解

例如,在学习儒家文化时,就可以将春秋战国时期、汉代以及宋元、明清时期的儒家文化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其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上有哪些不同。同时,对于同一时期不同地域的文明进行横向比较。有比较才有鉴别,将传统文化放在特定的时空去考查,从而更好地理解传统文化。

三、通过历史教学法来促进传统文化学习

通过历史教学法来学习传统文化,往往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1.材料解析法。

如对于儒家的“义利观”的讲解,可选用如下材料:

“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孔子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董仲舒

“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程颢

“体民之情,遂民之欲。”――戴震

思考:不同时期义利观'有什么变化?变化的原因和影响有哪些?通过教学设计,让学生结合课本知识进行思考,这样既能培养学生分析、归纳问题的能力,又能加深对传统思想文化的深刻认识和理解。

2.专题探究法。

以某一主题来引领学生,如利用历史资源查找并列举诸子百家中“人本主义”思想这一主题,让学生自学,自己找材料,做读书笔记,再展开讨论,鉴别剔除,形成观点。这样既能延伸课本知识,又能启发学生思维,同时锻炼了学生动手动脑的能力。通过采用具有历史教学特色的教学方法,学习传统文化,在习得知识的同时,能培养创新能力。

四、通过历史人物学习,来继承传统文化的精髓

“文化的核心是为人之道”,也就是说文化的最高层面是社会道德,它是文化的精髓所在。而社会道德往往承载在优秀历史人物身上,体现在他们嘉言懿行上。历史教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对学生进行情感和价值观教育。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无数仁人志士,他们或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或有振聋发聩的言论,这些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已经升华为中华传统美德,成为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动力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这一点上,历史学科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优势。

五、历史学科通过大量的史实,来支持、印证传统文化里的思想观点

儒家的思想观点范文5

关键词 “道” “德” “道德” 儒道关系

儒家和道家都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思想流派,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在郭店楚简出土以前,学术界基本上都认为是对立的。 但“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现。”[㈠] 郭店楚简的出土使人们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开始探索儒家和道家的某些联系。但笔者以为,学者们对于儒家和道家的这种联系的认识,不应该由郭店楚简开始。其实早在1973年河北定县(今定州市)所出土的竹简《文子》中,就已经有了可以证明这种“儒道相谋”关系的蛛丝马迹。以下笔者就以竹简《文子》中的两个重要概念:“道”与“德”及其关系为例说明之,并求教于方家。

(一)

《文子》之始成书,实际上是为《老子》思想作进一步阐发。《老子》的基本思想是“道”,这也是竹简《文子》的核心。在竹简《文子》中,出现次数最多的字,首推“道”。据笔者粗略统计,在竹简《文子》总共277枚竹简、2790字中,共有73枚竹简的简文中有“道”字87处,而且贯穿始终。由此可见“道”在竹简《文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若仔细看来,则竹简《文子》的道论可以包括以下三个层次:

1、天道

天道是竹简《文子》中一个基本的概念,是竹简《文子》道论体系的基础。竹简中记载了文子和平王之间的一段对话:

……[道。”平]王曰:“请问天道?”文[子曰:“天之(2119)[㈡]……║,天之道何如?”文子曰:“难言于天(1184)……,故天刑(形)其物各不同,能[文]其(2371)……胡象于天道?”文子曰:“天之道,高(0585)……大者,损有损之;持高者,下有下之。(0926)……曰:“何谓损有损之,下有下之?”文(0813)曰:“[此]不生而喜,不[而,](0822)……║道。”平王曰:“此天道也。(0887)……[乎是。”平]王曰:“吾不能尽[学道,能学人],(2470)……法天道。”平王曰:“人法天道奈何?”(0689)……

以上所引简文在今本《文子》中没有对应的文字,为佚文。但这段文字的重要性却不能忽视。当平王向文子请教天道时,文子认为很难讲(“难言于天”),因为天道是抽象的规律,无法说出它的形状,而且事物的发展规律也因物而异,很难描述(“故天刑(形)其物各不同”)。平王请文子描述时,文子笼统地概括为“高”和“大”。 “高”说明天道与具体的人事有很远的距离,“大”则说明了天道对人事的重要影响。天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不因人事的变化而喜怒无常(“不生而喜,不[而,]”),而只是发挥其规律性的作用。因此,人必须按照天道来办事,是谓“法天道”。至于如何做法,则因人而异,因为“道之于人也,亦有所不”(2439)[㈢]。对于君王与下民来说,也就有不同的做法。

2、王道

王道是君主治理国家和人民的理论工具,其涵义也有深浅之别。深层次的王道即以君主为首的统治者治国的理论,浅层次的王道则指对于理论的具体实施,即以理论为基础的实践。不管是在深层次上,还是在浅层次上,王道都是文子道论的社会属性的重要体现。

在竹简《文子》中,文子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君主推行王道的重要性:

子有道,则天下皆服,长有(0590)社稷。公侯(0629)……道,则人民和陆(睦),长有其国。士[庶有],(2218)身,葆其亲,必[㈣]强大,有道则不战(0619)。弱小有道,则[不诤得识。举事有](2462)……则功成得福。是以君臣之间有道,则(0625)……[间有道,则]慈孝。士[庶有道,则](2445)之,通之于人也,(1179)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0937)……则帝王之功成矣。故帝者,天下之(0929)……者,天住也,天下不适不住,[](0990)……

由上引文可见,王道对君主等统治者的重要性,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天下皆服”。对于周天子来说,可以“长有社稷”,对于诸侯来说,则可以协调国内人民之间的关系,“长有其国”。而对于实力强弱不同的国家来说,行王道可使大国“不战(而克)”,小国也可“不诤得识”。[㈤]君主在多大程度上推行王道,他所获得的利益也就有多大。此即所谓“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只有行王道,才能成就“帝王之功”。也只有这样,君主才能获得天下臣民的拥护。即所谓“帝者,天下之(适也),(王)者,(天下之)住(往)也”。[㈥]甚至农业生产也能有好收成。[㈦]

阐明了以王道治理天下的重要性,文子又指出了推行王道的做法。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推行“德政”。“德”既是君主治理国家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也是君主在推行“王道”中所必须采取的策略。竹简《文子》云:

王曰:“古者有(0829)以道王者,有以兵……(0850)以一道也?”文子曰:“古之以道王者,[㈧]……(2210)以兵王者……(1035)[者],谓之贪[兵。[恃]其国家之大,矜其人民]……(0572)众。欲见贤于适(敌)者,谓之骄[兵]。义[兵]……(2217)[故王道唯德乎!臣故曰一道。”平王]……(2385)

这里,文子明确提出了“王道唯德”,由此“德”在君主行王道中所起的作用也就被突出了出来。这是竹简《文子》中“道”与“德”关系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契合点。

3、人道

人道思想在竹简《文子》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文子的人道思想可以包容王道思想。竹简《文子》云:

……之,道之于人也,(1179)……,小行之小得福,大行之[大得福]。(0937)……则帝王之功成矣。故帝者,天下之(0929)……者,天住也,天下不适不住,[](0990)……矣。是故,帝王者不得人不成,得人(0798)……徒暴,广奢骄洫,谩裾陵降,见余(1194 1195)……[为兵,始为]乱首,小人行[之,身受大秧(殃)],大[人行](2437)……

竹简《文子》又有下面的话:

为下[则守节,循道宽缓,穷](0582)……则敬爱、损退、[辞让、守服之以](0615)……生者道也,养(2466)……[不嬨(慈)不爱],不能成遂,不正(0600)……之所畏也,礼者民之所也。此四(2259)…… 踰节谓之无礼。毋德者则下怨,无(0591)……则下诤,无义则下暴,无礼则下乱。四(0895)……立,谓之无道,而国不(0811)……

在上面所引用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子所说的“人道”,是通行于天下的所有人都应该遵守的社会秩序和伦理规范。简文中有“道之于人,(无所不宜也)”,[㈨]可以有多个层次的含义,它可以是指“帝王之道”,也就是我们前面论述的王道,也可以是指一般民众的生活规则。对于一般民众来说,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表现。由于竹简《文子》内容残缺比较严重,我们在其中可以见到的,只有师徒之道[㈩]、君子之道等少数情况。师徒之道关注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君子之道则是强调个人修养。竹简《文子》云:

[]子[自爱也,]小人自气也。(2322)故天[孰]不乐,则天下(2353)……,是以圣人周徵谁举过(2359)…… 人喜,故者毋毋[行],[过]喜则[](2366)……

上面这段文字,是今本《文子》所没有的。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文子的眼里,作为社会上的人,就应该加强自身的修养,即“自爱”。要善于发现自己的弱点,要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这样才能成为君子[11]、圣人,否则就可能成为小人。在这些话中,文子也提到了“德”。可以说,“德”是个人修养的重要标尺。

(二)

以上,笔者简单论述了竹简《文子》中的“道”,其中也涉及到了“德”。“德”是竹简《文子》中的另外一个重要概念。根据笔者的粗略统计,在竹简《文子》中一共有31个句子中出现了34个“德”字,其中“道”、“德”连用者即“道德”作为一个词组出现者也有7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德”在文子思想中的地位。

王道思想是竹简《文子》的核心,但是文子的王道思想的实行却始终离不开一个“德”字。竹简《文子》云:

毋德者则下怨,无(0591)……则下诤,无义则下暴,无礼则下乱。四(0895 0960)……立,谓之无道,而国不(0811)……[12]

从上面所引用的简文来看,文子似乎认为推行王道要具备以上四个方面的条件,“德”只是其中之一,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德”在文子思想中所处的地位就远远比不上“道”了。但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我们前面在探讨推行王道的方法的时候就已经说过,“德”是君主推行王道的行为标准,是法天道的具体体现。.上面所引简文中行王道的其它三个方面的条件,实际上是文子德政思想的延伸。[13]

文子所说的“德”,究竟该如何定义,由于简文的残缺,我们已经无法探究其深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竹简中的平王曾经向文子请教过这个问题,文子也对他进行了回答。[14]而且,文子对“德”是非常重视的,这从我们前面所论述的“王道唯德”就可见一斑。除了王道需要以“德”作为基本准则以外, “德”与天道也有很密切的关系。竹简《文子》云:

[天道,德之行]也,自天地分畔至今,未(2216)……积之乃能适之,此言多积之谓也。尧(2249)……

在这句话中,理解“行”字是关键。《说文》云:“行,人之步趋也。”这是解释其本义。窃以为,在这里“行”字应该是指行为的标准或依据。[15]则在文子看来,“德”就是以天道为指导的,而且自从有了人类社会,“德”就一直和天道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积之乃能适之”,“德”的出现和发展是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二者具有统一性。竹简《文子》在下面的论述中更是明白地表现出这一思想。

观之古之天子以[下,至于王侯,无]……(2376)欲自活也,其活各有簿(薄)厚,人生亦有贤……(0877)使桀纣修道德,汤[武唯(虽)贤,毋所建。] (2252)……以相生养,所以(2213)相畜长也,相……(2206)

这段简文一个很明显的主题就是给道与德的关系进行了定位。文子以为,道与德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道是德的理论依据,德是道的表现形式,二者互为表里,又有所分工。竹简《文子》又云:

[子曰:“道产之,德畜之,道有博](0722)……[无为信,不足以其心,故胃(谓)](0735)……[者,得失之胃(谓)也,故斯人得失者,](0984)……

上文中的“之”究竟指代什么,现在已经难以考证,但是这并不影响在这里所讨论的道与德的关系。从“道产之、德畜之”就可以看出,道和德确实在某些方面存在分工。道是其产生的根源,德是其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二者之间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

由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在竹简《文子》中,道与德是一种很和谐的共存关系,二者互相补充、各司其责,不可偏废。因此,作为社会上的人,不管是统治阶层还是平民百姓,都应该在遵从道的同时注意修德。由于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不同,就有了不同的修德方法,也就相应地产生了不同的效果。竹简《文子》云:

[修德非一]听,故以耳听[者,学在]皮肤;以心听(2482)……学在肌月(肉);以听者,(0756)……[不深者知不远,而不能尽其功,不能](2500)……

上面的简文在今本《文子·道德》中有对应的文字:

文子[平王]问道,老子[文子]曰:学问不精,听道不深。凡听者,将以达智也,将以成行也,将以致功名也,不精不明,不深不达。故上学以神听,中学以心听,下学以耳听;以耳听者,学在皮肤,以心听者,学在肌肉,以神听者,学在骨髓。故听之不深,即知之不明,即不能尽其精,不能尽其精,即行之不成。凡听之理,虚心清静,损气无盛,无思无虑,目无妄视,耳无苟听,专精积稸,内意盈并,既以得之,必固守之,必长久之。

在文子看来,要修德,就要听道。而听道的方法的不同就决定了效果的差异,也就决定了修德层次的差别。以耳听(机械地听)只能学到道的外在的皮毛,用心听(会思考)者可以学到道的比较深层次的含义,而听道的最高境界则是用神听,可以把自己放到具体的社会环境当中体会出道的最深层次的内涵和存在价值。[16]由于每个具体的人的学习态度的不同,对道的理解上有差异,也就产生了修德效果的差别。

在上面所引用的两段文字中,从表面上看,竹简《文子》说的是修德的方法,而今本《文子》则是大谈听道的方法,二者似乎是两回事;但是考虑到道与德的紧密关系,尽管今本《文子》比竹简本有所变化,其基本意义和阐述目的还是统一的。[17]

(三)

我们都知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认为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儒家和道家一直是对立的两个学派,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观点和主要主张都有本质的区别。但是自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以来,人们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郭店竹简本《老子》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与今本、帛书本都有一些明显的差异,而与儒家所提倡的一些思想观点基本接近。再者,郭店竹简中不仅有道家的《老子》和《太一生水》,更多的是一些不很常见的儒家典籍如《缁衣》、《穷达以时》、《忠信之道》、《性自命出》等。[18]上面所说的这些情况,使得我们可以重新认识早期的儒家和道家——儒家和道家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学派,具有各自的思想体系,但是他们也是有相同或者相通的地方的。可以说,儒家和道家是具有共同的渊源、在后来的发展中又发生了分野的、既有相同思想观点又有不同主张的两个学派。[19]而把这两个学派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德”。[20]

“德”是一个具有特殊性内涵的概念,它的产生应该可以追溯到氏族社会时代,起初是划分氏族的一种特殊标准,为全体氏族成员所共有。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德”成为上层统治者所特有的行为规范,但是随着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结构的变化,“德”也逐渐从上层向下转移,打破了君主垄断的局面,具有了更加普遍的意义,成为大众的一般行为规范。[21]

在郭店楚墓竹简中,说明早期儒家和道家思想并非水火不容的最重要的一个证据,在于对竹简中“绝智弃辩”和“绝伪弃诈”的理解。学者们一般认为,这是竹简本《老子》与今本、帛书本《老子》的一个重要区别,改变了以前学术界对儒家和道家道德价值伦理观念的认识,它证明早期的道家与儒家思想是互补互济的。[22]但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这样认为。1998年5月美国达慕思大学主办的一次郭店楚简《老子》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裘锡圭先生和高明先生曾经就这个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高明先生以为竹简本的“绝伪弃诈”和帛书的“绝仁弃义”并没有什么区别。“伪”和“诈”可以通假为“仁”和“义”。而裘锡圭先生反对滥用通假来处理问题。陈鼓应先生也对这个区别非常重视,认为由此可以看出儒家和道家思想并非不可调和。[23]另外,李存山先生也在《从郭店楚简看早期儒道关系》一文中,提出对道家早期思想的反儒性质应该重新估定,在竹简其它篇章中也可以看到“儒道相谋”的迹象。[24]与对郭店楚简讨论的热火朝天相比,竹简《文子》的出土虽然很早,大家却都没有考虑到其中是不是也有可以证明“儒道相谋”的文字。竹简《文子》虽然残缺不全,但通过上面对于道与德关系的论述,也可以隐约看出这一点。在竹简《文子》的“四经”中,除了德以外,还有仁、义、礼。这与儒家思想的基本主张也是一致的,从而就为早期儒家与道家的共存互补关系提供了又一个有力 的佐证。

[㈠] 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载《学衡》第45期,1925年。

[㈡] 此处数字为竹简编号,下同。竹简《文子》释文,请参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简整理小组:《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文子〉释文》,《文物》,1995年第12期。

[㈢] 根据语意推测,应为“同”字。

[㈣] 根据上下文意思和今本,必字当为衍文。

[㈤] 2462号简文作“不诤得识”,今本《文子·道德》篇作“不争而得”,似乎都不完整。案:《说文》:“诤,止也。”《辞源》解释为“直言规劝,止人之失。”刘向《说苑》云:“有能进言于君,用则留之,不用则去之,谓之谏;用则可生,不用则死,谓之诤。”今本《文子》写作“争”,意为争论、争辨。与竹简本大体意思相符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大国有道,那么它们可以获得小国的支持;如果小国有道,那么它们也不用通过嘴上功夫来获得其他国家以及民众的支持。

[㈥] 0569号简文又有“有道之君,天举之,地勉之,鬼神辅(之)”之句。

[㈦] 0916号简文有“江海以此为百谷王,故能久长功”之句,今本《文子·自然》篇有“江海近于道,故能长久与田地相保”之句,意义相近。按此为引《老子》语。郭店楚简《老子》有“江海所以为百谷王,以其能为百谷王”;帛书《老子》甲乙本以及王弼本都与此接近。

[㈧] 根据竹简整理者的说明,此处的“”为原竹简中腰有缀丝线纹者。今依照原样不做变动,下同。

[㈨] 简文中只剩下“道之于人”半句,后半句“无所不宜也”系根据今本所加。

[㈩] 1198简文:可[以无罪矣。请问师徒之道。]

[11] 2322号简文“子”字之前,应该有一“君”字。

[12] 今本《文子》中有相应的话:君子无德则下怨,无仁则下争,无义则下暴,无礼则下乱。四经不立,谓之无道。无道不亡者,未之有也。

[13] 已经有学者对这个问题做过论述,认为“德”是四者的基础。参见丁原植《就竹简资料看〈文子〉与解〈老〉传承》,载《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三联书店1999年。另外丁先生的《关于定州竹简〈文子〉的初步探索》中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载《哲学与文化》1996年第9期。

[14] 竹简简文有平王与文子的对话:[何]可谓德?”文子曰:“不然,夫[教]人(2389)……世必无患害。”平王曰:“[请问其道。](0815)……

[15] “行”字有三种读音:户庚切、胡郎切和下更切。笔者以为此处应该是第三种,声调是去声。可参见《辞源》1997年合订本第1522页。

[16] 丁原植先生对听道的三种方法也做过解释。他以为,“耳听”是透过感官的听闻而有所知晓,“心听”是透过心灵的体会而有所契合,“耳”与“心”是人的官能,这样的听是以人为主体的理解。“神听”是一种自然的唤回,即排除认为的意识而回归于自然运化的整体。这也就是说的听道与修德的层次性。参见《〈文子〉思想的哲学基本结构》,载《哲学与文化》1996年第8期。

[17]李缙云先生曾经撰写文章以为,竹简与今本《文子》中“修德”与“听道”的区别是很明显的。听道的目的是达智、成行和致功名,这是对一般学道的人而言,其境界是比较低的。竹简本虽然残缺,但仍然可以看出其目的在于修德,其境界显然要比达智、成行、致功名要高出一个层次。参见《〈文子·道德篇〉竹简本、传世本的比较研究》,载《哲学与文化》1996年第8期。

[18] 郭店楚墓竹简的具体释文,请参看湖北荆门博物馆编辑的《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19] 关于这个问题,已经有学者做过论述。可参见郭沂《从郭店楚简看先秦哲学发展脉络》,《光明日报》1999年4月23日。

[20]对于儒家和道家来说,“德”都是其学说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统治者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原则。但二者也有区别。道家之“德”注重人自身的修养,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相比较而言,儒家之“德”则更侧重于上层社会的作用,重视统治阶层的行动、策略。由此我们也可以深刻领会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下传》)或者“同源而异流”的含义了。

[21] 关于“德”的产生与发展,巴新生先生有非常精辟的论述,参见《试论先秦“德”的起源与流变》,载《中国史研究》1997年第3期。

[22] 参见张立文《论简本〈老子〉与儒家思想的互补互济》,载《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三联书店,1999年。

儒家的思想观点范文6

【关键词】诸子百家;文化思想;音乐美学

百家争鸣,是指春秋(前770年-前476年)战国(前475年-前221年)时期知识分子中不同学派涌现及各家族流派之间争芳斗艳的局面。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可谓思想和文化最为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叫得出名字的学派或家族一共有189家之多,共存有4324篇著作。其后的《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总目》等书则记载“诸子百家”实有上千家,但流传较广、影响较大、较为著名的不过十几家而已。归纳而言,只有为数不多的十几家被发展成学派,即中国思想史上最常提及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学派。这些学派均有一定的音乐思想,并且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

一、社会背景

春秋时期社会制度大变革,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至公元前五世纪,出现了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正如赵奢所说:“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战国策•赵策》)。经过百年的社会改革(即所谓“变法”),七国实力逐渐增强,七国之间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兼并战争,最终于公元前三世纪末由秦统一了中国。在此期间,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封建制的兴起,生产者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放,水利、冶铸等科学技术日益进步,农业、手工业、商业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经济空前繁荣起来。社会制度的大变革、政治经济的大发展必然引起阶级结构的分化或改组,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要数“士”的兴起与壮大。士原为奴隶主贵族的最低阶层,他们享有食田和特权,同时也受过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的教育。但是,至春秋末期,他们已经丧失了特权,而仍保存“六艺”的知识技能,同时又有其他贵族下降为士,更有大量庶民上升为士,于是士的队伍空前壮大。由此,“士”便由贵族阶层变为了知识阶层。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大开私人讲学之风,四处游说,互相辩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从而开创了中国古代史上思想最为活跃、学术空前繁荣的时期。所谓诸子百家便产生于这一时期,其重要者,司马谈以为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见《史记•太史公自序》),刘歆则以为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家(见《汉书•艺文志》。

二、音乐美学思想

同其他思想一样,春秋战国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也极为活跃。这一时期的音乐美学思想集中于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学派的言论中,诸家内部既有继承,又有改造,诸家之间既互相辩难,又有所交融,从而推动了中国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成形、成熟,其中儒家、道家的音乐美学思想最为深刻。概括起来,可以这样说,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奠基于孔子、发展于孟子、成熟于荀子;道家音乐美学思想集中于老子和庄子;墨家音乐美学思想体现于墨子的言论;法家音乐美学思想则体现在商鞅、韩非的言论中。(一)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孔子的音乐审美理想是文质彬彬、尽善尽美。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孔子既反对“质胜文”(内容胜过形式)的“野”——粗陋、无文采;又反对“文胜质”(形式胜过内容)的“史”——虚浮,华而不实。而要求文质彬彬,相得益彰,臻于“尽善尽美”,这是孔子对理想音乐的追求。“尽善”是就思想性或内容而言,“尽美”是就艺术性或形式而言,音乐的尽善尽美就是要内容与形式统一,以及高度思想性与高度艺术性统一。孔子的音乐审美准则是思无邪;乐而不,哀而不伤;中声以为节。思无邪是就音乐的内容而言,孔子提出善的准则,认为“无邪”就是“礼”,就是合于礼、止于礼。以礼约乐,以礼约思,即以礼约束音乐中的思想感情,使之正而不邪。乐而不,哀而不伤,即音乐中感情的表现必须有一定的节制,适度而不过分,保持中庸。中声以为节,即主张“中庸”,反对过与不及。以上三者都蕴含“乐”而不“”之意,即要求音乐的内容与形式达到“中庸、中和”。孔子正乐的主张与实践则表现为“乐则《韶》、《舞》,放郑声”。“正乐”就是整理音乐,使之合乎准则。“放”是排斥、驱逐。“郑声”则指春秋时期郑、卫地区兴起的民间音乐,也称“新声”,“新”是与雅颂旧乐相对而言的。孔子认为音乐对社会的功能是“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孟子的美学思想主要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即常人与圣人“有同听”,有共同的美感。乐之实,乐斯(仁、义)二者,即音乐所表现的不应该是对任何其他事物的喜乐之情,而只是对仁、义之德的喜乐之情,充分体现了性善论、仁政思想。与民同乐,即乐的本质在于“和”,而政和、人和才能乐和,所以不应独乐而使民贫困,而要与民同乐,使民各得其所。同时孟子的性善论给《乐记》以深刻影响;孟子在美学史上首次提出“意”的范畴,这对古琴美学思想有一定影响;孟子曾论述“配义与道”,发展了春秋时期关于“气”的思想,这对《乐记》、《声无哀乐论》、《溪山琴况》也有一定影响。荀子论音乐的特征为“审一定和,穷本极变”。审一定和,即“一”是“和”的基础,有“一”才能御众,音乐要“中”而不“”。穷本极变,即音乐通过声音表现人的喜乐之情,表现人的本性及种种变化。荀子论音乐的功用是“治人之盛者也”,也就是音乐是治人的办法里最好的一种,即音乐有教化作用。荀子论音乐的审美是“美善相乐,以道制欲”,即通过欣赏音乐,既能感受到音乐之美以“乐心”,又能感受到音乐之善以“道志”,美善皆得,才能真正得“乐”。荀子论音乐的取舍则是“贵礼乐而贱邪音”。(二)道家音乐美学思想。老子,姓李名耳,字聃。老子在思想史上的突出贡献是提出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认为世间万事万物无不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对立双方又可以互相转化。其缺陷则是未指出转化需有一定条件,又主张在事物的矛盾面前消极无为,保守等待,明哲保身。老子在思想史上的另一重大贡献是发展了春秋时期的阴阳说,提出“道”的范畴。“道”有三个特点,一是听不见,看不到,摸不着,无以名之,不可言说,因而超感性,超理性,是玄虚,是“无”。二是其中有物、有精(气)、有象,能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因而又是“有”,是“大”,是万物的本体、宇宙的本源。三是自然、无为。老子音乐美学观点其一是“音声相和”,“音”指艺术加工的产物,是和谐的、美的;“声”指未经加工的自然之声,是不和谐的、丑的。音声之美丑可以相互转化,不协和、不合律者可变为协和、合律者。音乐美学观点其二是“五音令人耳聋”,“五音”泛指人为的音乐,也指精神文明的需求,实质是欲望。音乐美学观点其三是“大音希声”,即至乐无声,道生万物,无声之至乐是一切有声之乐的本源。大音希声是自然、无为的理想音乐。“五音”即现实的有声之乐,它是人为的,它的美是相对的。“大音”是无声之乐,是自然的、合乎道的,它的美是绝对的。推崇无声之乐,则能激励人们超越外在的音响层,深入音乐的内宇宙,探寻音乐的深层意蕴。庄子,名周,宋时蒙人(今河南商丘东北),生卒年难以考定,约与孟子同时或稍后。庄子的音乐美学观点表现为“法天贵真”,“法天”之“天”就是“道”,道是美的,美在于自由。法天贵真的音乐就是合乎人的自然情性,自由抒发人的情性的音乐。这一思想曾极大地影响了嵇康、李贽。庄子认为音乐的本质是表现“民之常性“,表现人的自然情性;音乐的审美准则是自然而不造作;音乐的功用是抒性,娱乐人心。庄子也推崇自然之乐,批判儒家礼乐,倡导适性之乐,“天”、“真”、“道”的音乐,可意会不可言传。音乐的内容是自然、朴素、无为、恬淡的“道”的精神;音乐的形式是无时不在、无所不在,又变幻莫测、无从感知。音乐的效果是使人坐忘一切。(三)墨家音乐美学思想。墨子的音乐美学思想主要是“非乐”,音乐能使人快乐,引起美感,但作乐、赏乐需以“事成功立、无大后患”为前提,以免劳民伤财、误政亡国。“非乐”的思想就其为劳动者着想、向统治者抗议而言是合理的、进步的,从这一角度对儒家礼乐的批判也是合理的;但就其否定娱乐的意义,无视音乐净化心灵、陶冶情操的作用,视音乐为无益有害之物,认为音乐亡国,又是不合理的、落后的。墨子只知物质之利,不知精神之利,主观上想为劳动者着想,实际上却无视劳动者对美的追求和以音乐表达心声的愿望,这就是既剥夺了他们的精神之利,也不利于为他们争得物质之利。(四)法家音乐美学思想。商鞅(约前395-前338),战国中期政治家,名鞅,卫人,故称卫鞅。韩非(约前280-前233),战国末期思想家,法家主要代表。商鞅要求用音乐歌唱战争,推进天下统一大业,颂扬地主阶级的功德,否定人民享受音乐文化的权利。韩非同样剥夺人民享受音乐的权利,但又给帝王以纵情声色的特权。二人都是一种极端功利主义的音乐美学思想,对后世影响并无多大。

三、小结

先秦诸子百家的音乐美学思想非常丰富,每一个学派的思想观点可以说都给我们后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本文只简单概括具有普遍意义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的音乐美学思想,以期为学习者提供一定的参考。

参考文献:

[1]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M].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

[2]孙继南.中国音乐通史简便[M].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