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简述儒家思想的核心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简述儒家思想的核心范文1
论文摘要:作为西汉时期着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董仲舒是中国儒学发展史和中国思想史上继孔子之后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承前启后,有选择地借鉴到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不仅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而且有利于搞好当前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急需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进行创新,以满足社会发展对思想文化的需求,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促进社会加速发展,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稳步推进。但是,思想文化的创新并不是凭空就能实现的,必须有所继承,才能发展,而悠久灿烂的传统文化恰是我们思想文化创新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和精神财富。
一、关于儒家思想文化研究
董仲舒是秦以后的第一位大儒,他继承先秦儒家传统的“天”的哲学、“任德不任刑”的德治思想和儒家传统的伦理思想并对其家里改造,从而形成了适应时展和需要的新儒学。关于仁,董仲舒立足于天人感应论.吸收先秦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并作了扬弃和发展,形成了一整套系统而完备的新仁学思想,他赋予“天”以仁的品性,并且要以爱别人为根本法则,否定了只爱自身的思想;关于义,董仲舒对“义”从新的视角作出了新的解释:从人与我的角度提出了“义以正我”的法则;关于仁义之分,董仲舒认为仁与义的根本区别在于“仁之于人,义之于我”,同时还强词指出了仁义之分的不容混淆性和意义所在。认为仁义所针对的对象是千万不能混淆、颠倒的,只有明于仁义之分,才能“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实现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关于义利观,董仲舒在明于仁义之分的基础上对义、利关系的阐述,是其仁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施其德治思想主张最直接的理论依据。另外,董仲舒吸收了先秦阴阳家及秦汉方士神秘化了的“阴阳五行”学说,提出了“天人感应”说,吸收了法家“三纲”思想及先秦正名学说,提出“大一统”论,吸收了先秦人性论思想,改造孟子、荀子的人性论,提出“性有善质”论及“性三品”说。
二、德育思想史研究类
董仲舒的德育学说是以“独尊儒术”为指导思想,以“三纲五常”为其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并且提出必须要建立“教化堤防”,并且提供了“显德以示民”的方法和“明于天性”的价值激励法。丁钦波阐述了董仲舒道德教化的核心内容,并且为我们简述了董仲舒关于德育原则和方法的思想。指出董仲舒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性三品说,德育的核心内容是“三纲五常”,并且简要的介绍了德育的方法,如“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明道重志、行道养志”、“必仁且智”等。孙文胜主要从董仲舒“三纲五常”理论中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这五个方面论述对当代大学生道德建设的启示作用,并且提供了相关的道德教育方法。游庆国、崔华前指出董仲舒的德育方法刻意分为四个方面,即德育基本方法、德育施教方法、德育受教方法、环境育人法,这样就从不同的角度更为详尽的分析了董仲舒的德育方法。
三、教育思想史研究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为代表的汉代教育的基本特点,把教育与德政、人性论、天人感应、实践等结合起来,也论述了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对于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对于封建王朝的发展和巩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董仲舒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统治地位,鉴于秦王朝对人民实行“严刑峻法”而迅速灭亡的教训,主张实行“德教”,董仲舒所提倡的教学内容也完全的儒学化了,他主张以“六艺”(《诗》、《书》、《礼记》、《乐》、《易》、《春秋》) 培养人才,这虽然有利于人们思想的统一和儒学的继承和发展,但同时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其他学术的传播和发展。以为人性是“天”所赋予人的一种先验素质,这种素质具有向善或恶的两种可能,教育则就是要通过人为的手段使人向善。董仲舒甚至认为,一个国家的兴废治乱都应取决于礼乐教化,对于教育的社会作用。
四、政治思想史研究
董仲舒的政治思想是建立在“天人合一”的理论基础之上的,他的政治理想是“大一统”,大一统包括政治上的大一统和思想上的大一统两个方面。政治上的大一统,指的是“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把君权至上作为统一的关键。思想上的大一统即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是的儒学从显学而成为官学。书中也简要阐述了董仲舒的治国方略,但是只是做了一般性的论述,并没有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董仲舒看来,“王者”只有实行“仁政”,“爱利天下”,才是通天道、法天意的表现,也才能得到上天的庇佑,实现统治的长治久安。赖红卫指出董仲舒为了强化统治者的廉政意识,他对上至最高统治者皇帝下至一般士大夫的重利行为都进行了批评,他说:“使诸有大俸禄,亦皆不得兼小利,与民争业,乃天理也。”提出“不与民争利”的廉政思想。董仲舒提倡德治,很重视内在仁义德性的觉醒和培养。任“德教”是对秦王朝“严刑峻法”的批判,认为“德治”是天下唯一的“大治之道”。理想政治的实现是通过思想的一统,从而形成—个以皇帝为核心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同时还提出了他的民本思想和德政思想。
五、伦理思想史研究
董仲舒认为天赋予了阴阳五行道德属性,因此,他把德、刑、爱、乐、严、哀等等这些本来是社会现象的政治、法律、道德的属性硬加到阴阳、五行、四时等自然现象上去,从而把一个至高无上的天描绘成非常神秘的有意志的东西了。同时董仲舒用儒家伦理思想神化君主,将君权神授理论化,从而为汉朝统治的合理性提供论证;以天人关系为根据把三纲五常进一步系统化,把儒家伦理由家族伦常贯穿到政治领域;董仲舒还着力借用阴阳的一切知识来构筑君臣、父子、夫妻的具体行为准则,董仲舒把伦理关系中的贵贱尊卑原则提到了专制的极端,春秋战国时期伦理观念中所具有的民主性和平等内容在这里消失了。董仲舒政治伦理思想核心:“大一统”。董仲舒的“大一统”理论以政治一统为核心,以君权至上为关键,以文化一统为保证。所谓“君权至上”,董仲舒是在君权天授说的基础上展开的,其重点:一是神化君权,维护君主在国家中至高无上的地位;二是约束和规范君权,使君主的行为符合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同时董仲舒发展了儒家的伦理思想,提出了“三纲五常”说,使儒家伦理真正发展为政治伦理,并被封建社会统治者所采纳。
六、思想政治教育史研究
人性中有善的质而实际未善,教育的作用就是发展人性,使之成为善人。他的这种教育其实就是相当于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但在书中并没有涉及到董仲舒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方法、原则等等与之相关的内容。唐国军指出董仲舒以“大一统”理论为武器,倡导思想政治、伦理道德的统一,以“三纲五常”的理论体系为儒家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汉武帝采纳了“独尊儒术”的提议,“独尊儒术”使儒学成为我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成为儒家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开端。
参考文献:
[1] 李存山. 董仲舒: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地位与影响[J]. 河北学刊2010(4).
[2] 黄钊. 儒家德育学说论纲[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6.
[3] 张彬, 周谷平.中国教育史导论[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 2007.
[4] 孔颖. 董仲舒及其教育思想[J]. 民办教育研究, 2008(5).
[5] 丁小萍. 中国古代政治智慧[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5.
简述儒家思想的核心范文2
随着计算机语料库技术的发展，语料库语言学已经从方法论和语言研究手段成长为一门完整的学科，既有纯理论研究，也有应用研究（Laviosa，2002）。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我们可称为语料库翻译学，其主要含义是：以语言理论和翻译理论为指导，以概率和统计为手段，以大规模双语真实语料为对象，采用语内对比与语际对比相结合的方法，对翻译现象进行历时或共时的描述和解释，探索翻译的本质（王克非、黄立波，2007）。可以说，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的出现为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体验。
《论语》作为儒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阐释了儒家思想的精髓，在我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世界思想文化中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论语》核心词在英译本中的翻译对于中西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极具意义。《论语》整体围绕着“仁”“义”“礼”“智”“信”这五个重要的哲学术语。随着翻译研究方法的日趋多元化，翻译研究也越来越注重文化传承和弘扬。而语料库方法的应用就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同时也进一步促进了翻译研究。
本文主要基于平行语料库，针对《论语》中的核心哲学术语在理雅各、韦利以及许渊冲这三个英译本中的翻译，对研究对象进行定量与定性研究。以三者作为比较对象，指出他们各自的特色和不足之处，探究这些翻译差异出现的原因。
两千多年来，《论语》不断向周边地区传播，在亚洲形成了一个儒家文化的扩散地。17世纪的来华传教士曾将《论语》《大学》等译为拉丁文并在欧洲出版，为儒家思想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流传奠定了基础，东西方文明开始碰撞出火花。《论语》开始被译为英语，在此期间涌现出许多汉学家，他们的译著对欧美国家认识、了解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19世纪起，中国渐渐打开国门，《论语》成为文学和翻译研究的焦点。迄今为止共产生了约六十个《论语》英语全译本或节译本，最具代表性的是理雅各（1861）、辜鸿铭（1989）、韦利（1938/1998/2005）、庞德（1951）等人的译本。从译本的翻译风格、翻译策略、译者动机、读者对象和译本质量来看，译界对各译本的评价一直褒贬不一。（陈?D，2009）
二、《论语》英译本研究现状简述
（一）《论语》英译本研究主要趋势
通过查阅知网收集的大量资料来看，关于《论语》英译研究的硕士论文有96篇，博士论文7篇，收集到的期刊文章有150篇，会议论文4篇。其中对《论语》英译本的研究主要以理雅各、韦利和辜鸿铭的英译本研究为主，研究内容主要是翻译理论研究和语言学方面的研究，对译本是否真实反映原文的思想和精神关注不多。
《论语》英译研究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国内外学者研究的方法和主题各不相同。国内偏重语言方面的研究，而国外侧重多层面论述《论语》的思想诠释。综合来说，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译本研究（主要有单个译本的研究、两个译本的研究和三个及以上译本的研究）；2.译者及其翻译特色的研究；3.《论语》翻译及其传播历史的研究；4.《论语》关键词的研究。（刘文娜，2012）
（二）《论语》英译本的选取
本文选用众多译本中最具代表性的三个译本：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理雅各（James Legge）和许渊冲的译本，对其进行频次及意义分析，发现他们的译本表现了不同的文化层次。理雅各（1815-1897），英国传教士，于1861年出版《中国经典》第一卷，其中包含《论语》，在译文下进行了大量的注释和解说，这是为了让其他传教士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以便于基督教的传教工作，实现他们的宗教殖民目的。理雅各的翻译反映了外国传教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及其评价。亚瑟?韦利（1889-1966）是英国著名的汉学家、文学翻译家，曾就读于剑桥大学并担任图书管理员，在此期间进行汉语研究。亚瑟?韦利的《论语》英译本是目前世界上比较通行的版本，因其文字简练，通俗易懂，在国内也很受欢迎。从他的翻译中我们可以了解外国人眼中的孔子形象。许渊冲（1921-），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在翻译《论语》时，查阅了大量的典籍，对孔子及其思想进行了大量考证和研究，并在译文中尽量说明，附有前言、译注以及注释和评论。许渊冲的译本可以称得上是《论语》译本在新时期的代表作，从他的译本中，我们既可以看到翻译理论的发展，也可以感受到人们对孔子及其思想的理解上的变化。
三、核心术语的翻译分析对比及译者身份的探究
《论语》英译本数量众多，笔者从中筛选出最具代表性的三本进行分析。现将这三个译本中的五个哲学术语的译文翻译及其频次列入表1～表5。
（一）?g语“仁”的译文
1.“仁”的基本释义
“仁”在《论语》中出现109次。历来研究《论语》的学者多认为《论语》主要是讲“仁”的。杨伯峻先生认为《论语》的核心是“仁”。他做了一个统计：《左传》中“礼”字出现了462次，“仁”字只出现了33次；而《论语》中“礼”字出现75次（《论语词典》统计“礼”字出现了74次，见《论语译注》第311页），“仁”字出现了109次（《论语译注?试论孔子》第16页）。笔者认为，《论语》的核心思想确实是“仁”。《论语》中“仁”的词义不能一概而论。从大的方面说，它指在天下范围内行仁政；从小的方面说，它指“爱人”，指忠恕，指做人的根本――孝悌。要做一个真正的“仁人”很难，但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可一点一滴地行善，践履仁德。
2.“仁”在三种译本中的英译及其对比分析
“仁”字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意义，正是因为如此，“仁”字的翻译增加了难度。对于许多西方译者来说，英语中很难找到与“仁”准确对应的单词。因此，每个译者都会有他自己对“仁”的理解以及表达。
理雅各把“仁”译为“virtue、virtuous、perfect virtue、benevolent”等。由表1可知，译为“virtue”“perfectly virtuous”的频率最高。不过，许多学者并不赞同这种译法。对于处于传教士翻译时代（1691年～1895年）的基督教传教士理雅各来说，他的译本本身带有一种基督教色彩，他始终站在宗教立场上审视“儒教”。比如同一个核心术语“仁”在不同文本、不同语境之中的释义和词性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而理雅各却不加区分地译为同一个单词“virtue”，这不能说明“仁”的全部含义。
（1）观过，斯知仁矣。
理雅各将例（1）译为：By observing a man's faults，it may be known that he is virtuous.但是，此处“仁”为通假字，通“人”。这句话的意思为：观察某人犯的错误，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理雅各采用一贯的直译法，就会将该句中“仁”的含义曲解。
韦利则通篇用“goodness”或“good”来解释“仁”。这种译法虽然看上去包含了仁爱、爱护和帮助别人的思想或感情，但是却扩大了“仁”在《论语》中的含义。其实，孔子所提倡的为人之道并非简单地做个好人（“to be good”）。对于西方读者而言，译者若把“仁”单纯地翻译为“goodness”，“人道”的基本含义将无法传递，“仁”所蕴含的本质含义无法被读者理解。
许渊冲作为国内翻译界比较有名气的华人译者，比国外的汉学家更具地域优势，对本国以及本土文化的理解会更加精准，同时他又擅长英语翻译，这就是许译的优势所在。尽管笔者不能断言本土译者一定比西方学者理解的更到位，但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从地域还是从文化角度来看，本土译者更占优势。所以，通过三个译本的对比，许渊冲译本对于“仁”的英译显得更为灵活而不单一，对原文的意义表达更为贴切、到位。
（二）术语“义”的译文
1.“义”的基本释义
“义”作为儒家伦理学范畴之一，常与“仁”字组合为“仁义”一词。《论语》一书中，直接论及“义”的共20章，但没有对它进行明确或直接的释义。《礼记?中庸》：“义者，宜也。”以“宜”释义，久已公认。《说文》段注：“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礼容得宜则善矣。”朱贻庭（2003）认为“义者宜也”的含义在春秋时期已经比较明确。“义作为适宜于礼的道德要求，其一般含义就是使自己的行为合乎礼制，达到‘义节则度’。”因此，“义”字一般作“适宜、适度、适当”解，是一种衡量君子的道德标准，也是对君子的道德要求。但也有其他拓展性解释，如李泽厚将其释为“正义、正当”，张岱年将其释为“应当、当然”。
2.“义”在三种译本中的英译及其对比分析
由表2可知，三位译者都侧重把“义”译为“right”。根据朗文词典“right”有以下三?N基本释义：①正当的；②正确的；③恰当的。其中“正当的、恰当的”与其基本释义相符，可见三种译本没有违背“义”的基本含义。在理雅各和许渊冲译本中还出现了“duty”的释义。“duty”有“义务、责任”义。
（2）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理译：A superior man takes office，and performs the righteous duties belonging to it.
韦译：A gentleman’s service to his country consists in doing such right thing as he can.
许译：If a cultured man serves his state，he is only doing his duty，though he knows he cannot put his principles into practice.
此句原义本是君子出来做官，只尽应尽之责。理雅各和许渊冲译本中都将“义”译为“duty”，充分表达了为官者承担责任、服务国家的含义。相比之下，理雅各在“duty”前还加上了修饰词“righteous”（正当的），与原义“应尽”相对应，更接近原文。而韦利直译为“right”，根据前文分析，“right”的三种基本释义中不包含“责任”这一含义。由此可见，韦译对于本句“义”的理解存在偏差，欠缺上下语境考虑，忽略了其内涵。通过比较、分析三者译文，理雅各对“义”的理解更为精准，在“义”的译文选词上更加合理，值得借鉴。
（三）术语“礼”的译文
1.“礼”的基本释义
“礼”在《论语》中出现70多次。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礼”可谓是仅次于“仁”的重要概念。“礼”的本义是“求神赐福的祭祀活动”。安乐哲和罗斯文在研究《论语》时说：“古汉语的施事功能大于描述功能，《论语》中的语言是规范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因此，孔子在谈论‘礼’时，并没有说‘礼’究竟是什么，而是规劝我们要‘依礼而行’。”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礼”的本义渐渐被引申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
2.“礼”在三种译本中的英译及其对比分析
对于“礼”的英译，韦利侧重于使用“ritual”（52次），这种译法忽略了“礼”的内涵，仅仅作为一种仪式，有失稳妥。在西方读者的理解下，“礼”只是一种繁杂的礼仪、仪式，而不知道“礼”所蕴含的伦理道德这一内在本质。所以，韦利的译法并不可取。
理雅各用“the rules of propriety，propriety，ceremonies”等来解释“礼”。他自己也认为，英语中很难找到与之相匹配的单词，所以尝试交换单词来表达出“礼”的真实含义。他的译法得到了不少学者的支持。因为“propriety，the rules of propriety”不仅表现了“礼”外在的规章制度，也包含了它内在的“公正、正直”之义。同样，许渊冲用“rites”（24次）和“ritual”（22次）跟韦利的翻译一样遗漏了“礼”的内在含义。
（四）术语“知”的译文
1.“知”的基本释义
“智”，古代作“知”。《说文解字》：“知，诗词也。从口从矢。”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对“知”进行统计，发现有116次之多，并指出“知”有三种解释：①名词：知识（2次）；②动词：知道，晓得（89次）；③同“智”：聪明，有智慧（25次）。
2.“知”在三种译本中的英译及其对比分析
由表4可知，理雅各侧重采用“wise”“knowledge”和“wisdom”这三个词解释“知”。
（3）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
理译：There is the love of knowing without the love of learning?Cthebeclouding here leads to dissipation of mind.
对例（3）这句话进行翻译处理时，理雅各将“知”译为“knowing”，指“会意的、心照不宣的、知情的”。而《论语通解》中对这句话的解释则是“爱好聪明而不爱好学习，其弊病是使人放荡”。“knowing”不包含“天性”义，因此，它无法将这句话的本义传达出来，可能导致西方读者的误解。
与传教士译者相比，韦利译本的优势在于站在一个普通人的视角看《论语》，对中国文化多了一份包容，从学术研究角度尽量公正、客观地还原《论语》的本色，去除了宗教色彩。作为诗人的韦利，其译本也蕴含了诗的韵味。
（4）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韦译：To prefer it is better than only to know it.To delight in it is better than merely to prefer it.
韦利运用层层递进的修辞手法，使文字具有清新典雅的风格，达到了翻译中“雅”的原则。在翻译核心术语“知”时，多倾向于书面语，使其不失原意。处于《论语》翻译新阶段（1898～1979年）的诗人兼学者韦利，既不受理雅各等传教士英译的影响，也不受中国儒学传统研究模式的影响，而是以他独有的诗人气质去看待孔子的观点。卞之琳曾经赞扬他“擅用半自由体翻译”。崔永禄曾说：“韦利的译本尽量保留原文的文化风貌，注意细节的传译，尤其宜于学者进行研究使用。”
与其他两位译者不同的是，许渊冲的译本更加注重文学效果，喜用意译。随着时代的发展，思想也与时俱进。在许渊冲看来，《论语》放在当代语境下翻译有其现实意义。他在译本前言中说道：“儒学应该进行现代化，以使人们更聪明、更向善、更英勇，这样人类在21世纪才能过上幸福、安宁的生活。”
许译在给读者传输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带给人们美的享受。
（5）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许译：The wise，said the Master，are free from doubts；the good，from worry；and the brave，from fear.
许渊冲将该排比句式中“……者不……”的四字结构均译成“the…（are free）from…”的英?Z短语，使人感觉译文一气呵成，不失原文排比的气势，展现了句式的形美。
（6）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许译：The wise，said the Master，delight in water while the good delight inmountains.The wise love mobility while the good love tranquility.The wise livehappy while the good live long.
译文尊重源文，对仗工整，读起来琅琅上口。许渊冲通过《论语》这一平台积极参与到西方世界对中国儒家经典的讨论之中，意欲和其他中国学者一起构建一个和谐的儒学研究的国际环境。
（五）术语“信”的译文
1.“信”的基本释义
在《论语》中有38处地方出现了“信”。《说文解字》中对“信”的解释为：“诚也，从人从言，会意。”本义为“诚实、讲信用”，这也是《论语》中“信”所使用的核心义项。孔子及其弟子提出“信”，目的是希望人们按照“礼”的规定互守信用，借以调和统治阶级之间以及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从而实现“克己复礼”的理想。在儒家传统文化中，“信”被看作是立国之本，也是衡量君子的标准。
2.“信”在三种译本中的英译及其对比分析
由表5可知，三种译本中对“信”的翻译大致包括“sincerity，sincere，promises，faith，faithful，trustworthy”。
（7）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理译：The philosopher Zeng said，“I daily examine myself on three points：whether，intransacting business for others，I may have been not faithful；whether，in intercourse with friends，I may have been not sincere；whether I may have not mastered and practiced the instructions of my teacher.”
韦译：Master Zeng said，“Every day I examine myself on these three points：in acting on behalf of others，have I always been loyal to their interests？In intercourse with my friends，have I always been true to my word？Have I failed to repeat6 the precepts that have been handed down to me？”
许译：I ask myself，said Master Zeng，three questions every day.In dealing with others，have I not thought of their interests？In making friends，have my deeds not agreed with my words？In teaching students，have I not put into practice what I teach them？
理雅各译本中把“信”译为“sincere”，“sincere”在朗文词典中的翻译为“真诚的”。韦利选择“true to my word”，“true to”的意思是“忠实于”，即可理解为“忠实于我所说的话”。许渊冲把“信”译为“agree with my words”，理解为“与我所说的一致”。从原文结构和语义表达上看，理译略胜一筹，“sincere”不仅与原文结构对等，而且表达了原文“信”为“诚实”的含义。通过比较发现，理雅各对该句中“信”的翻译更为恰当。但从表5整体来看，诸如“fulfill your word，keep his word，believe”（韦译）和“agree with my words，make a promise”（许译）将“信”行为化，表达出“说话算数”的意思，这是理译没有考虑到的，也是它所欠缺的细节。
四、结语
简述儒家思想的核心范文3
早期的音乐形式――原始乐舞与那些人面蛇身的氏族图腾，体现统治阶级威严与意志的狞厉怪兽一样都是被糅合在那混沌未分的巫术礼仪活动的统一体中的。“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③“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④。此时的人们认为“干戚羽旄”“发扬蹈厉”⑤与“格于皇天”“格于上帝”⑥一样与其氏族部落的兴衰命运息息相关。这种思想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们将尚在萌芽的音乐审美意识，在那些保存于《左传》《国语》的零散论乐语录之中，人们无不要对音乐“考中声量之以制”⑦，使其合于“天地之性”⑧。认为只有能够祈求“风雨时至，嘉生繁祉”⑨的“平和”之乐才是美的；而那些会为“疾”为“甾”招来大祸的“繁声”⑩则是丑的。这种仅仅基于人们“媚于神”而“求福”心理的音乐美学思想，却深刻地影响了先秦诸子乃至此后两千几百年的审美观，成为中华民族特有音乐审美历程的起点。
先秦时期，正如社会生活从奴隶制度中解放出来一样，音乐艺术也渐渐从巫术与宗教的笼罩下解放，蓬勃发展，空前繁荣。这不仅表现在郑声的广泛流行，也表现在楚声的大量涌现；不仅表现为韩娥那“余音绕梁，三日不绝”{11}的美妙歌声，也表现为伯牙那“巍巍乎若泰山”“荡荡乎若流水”{12}的天籁琴音。现实生活中的音乐趣味自由地进入了人们的审美意识。使当时的音乐美学思想领域出现了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许多哲学家将人们对音乐的审美意识总结成理论形态，形成系统的美学思想。儒家的孔孟，道家的老庄，墨家的墨子，法家的商鞅、韩非，均有一定的论乐文字。诸家内部既有继承，又有改造，既相互辩难，又有所交融，呈现出争奇斗艳的缤纷之态。其中儒、道两家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巨：儒家那情理结合、以礼节情，要将理性融入音乐情感，从而影响政治成就人生的“礼乐思想”；与道家那反对束缚、“法天归真”{13}、超越功利、追求内在精神之美的自然乐论，共同奠定了我国音乐美学的思想体系的基石，二者的交融与斗争成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音乐审美特色。
两汉时期，中国进入了第一个大统一时代，政治的稳定，国力的强盛，使人们对现实生活充满了热情与肯定，无论是那祭祀天地诸神的“郊祀乐”，“以事其君子”的房中乐，还是“丝竹更相和，执竹节者歌”{14}的相和歌与“千变万化，旷古莫俦”{15}的百戏，都通过一幅幅“总会仙倡，戏豹舞熊”{16}的丰满画面，在一个个缤纷绚烂的音乐形象中表现了人们对世间生活的肯定与继续延续的愿望；用一种“气势与古拙”{17}的美学风貌，表现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表现那由楚文化而来的天真狂放的浪漫美，那热情自信的民族精神。
可惜的是，这样的审美意识并没有体现在汉代的音乐美学论著之中。为了适应中央集权制度的需要，汉代的官方宗教神学体系将儒家美学加以改造，形成了阴阳五行化的儒家思想。这种“官方”的音乐美学思想在此时占据了优势，无论是《乐记》《汉书》《新论・琴道》还是《白虎通・礼乐》无不从维持阶级统治的需要出发，以阴阳五行为框架，以伦理纲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为特征，使音乐沦为礼的附庸，政治的奴婢，失去了独立的地位与自由发展的可能。
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美学家发挥老子的哲学，强调“天道自然”，反对对音乐的束缚，反对将音乐神秘化，以对抗和批判汉代官方的宗教神学体系。其突出的代表就是《淮南子》与王充的《论衡》。如果说先秦的美学思想是儒家的天下，那么，魏晋南北朝就是一个回到老庄美学的运动。而汉代正处于这一转化的前夜。《淮南子》《论衡》恰好构成了这种转化的中间环节。魏晋南北朝美学家是通过《淮南子》和《论衡》而接受先秦道家的音乐美学的影响的。
魏晋时期社会的变迁在文化心理的表现则是门阀士族地主阶级的世界观。他们世界观的一个核心部分就是在怀疑论哲学思潮下对人身的执著。人的内在精神成了最高的原则，讲究脱俗的风度成了一代美的理想。人们重视的不是外在的纷繁现象，而是内在的虚无本体。不是自然观，而是本体论，成了音乐美学家们的首要课题。
魏晋玄学的巨大影响，带来了老庄美学的复兴。在王弼那“崇本举末”{18}“得意忘像”{19}“以物养己”{20}论调的影响之下，《声无哀乐论》《乐论》等一批传世乐论，“手挥五弦，游心太玄”{21}、“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22}等一批美学命题横空出世。如果说这些深远的美学思想是魏晋时期世界观中“人的觉醒”{23}主题的审美表现，那么这个主题体现在具体的音乐艺术形式上，不是“鸣笳以和箫声”{24}的鼓吹，不是“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25}的清商乐，而是琴这种在“士”的阶层之中广泛的流传“无故不彻”的艺术形式。在这种艺术形式之中，人们已见不到两汉时期神清气朗的气势风貌，代之而来的是飘逸飞扬、逸伦超群的魏晋风度，和深藏其中执著人生的忧恐与痛苦。无论是《梅花三弄》《幽兰》还是《古风操》都在用情感充盈、清丽委婉的音调表现作曲家那高尚雅洁的情趣、坚强不屈的性格的同时，流露出对社会制度的不满与痛苦。“手挥五弦”与山水诗、人物画一起成为这一历史时期最“有意味”{26}的艺术形式。共同构成这一时期艺术美的时代特色。
隋唐时期音乐的历史揭开了中国古代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经济与社会上的繁荣使音乐艺术表现出充满活力的想象与热情，统治者兼收并蓄的开明政策又造成了各族音乐的相互交融。从宫廷到地方，从中原到边疆，从“忽复学参军，按生唤苍鹘”{27}的歌舞戏，到“月闻仙曲调，霓作舞衣裳”{28}的唐大曲，无不把音乐的审美特性发挥到极致，表现了地主阶级上升时期朝气蓬勃的昂扬志气与时代精神。而这一切怎能不归功于统治者对音乐的审美态度？正是由于唐太宗那“兴衰在政，乐何为也”{29}的思想，使音乐摆脱了千百年来“修齐治平”的沉重任务，自由的发展形式之美从而焕发出从未有过的青春光彩。
宋元时期，中国封建社会极盛而衰，日趋没落。虽然知识分子的境遇的提高造成了文坛艺苑的百花齐放，但此时的艺术在美学风格已深深染上了伤感与忧郁。在具有规范的音乐形式里表达出富有现实内容的社会思想和政治主张是这一时期的共同倾向，可现实与理想的差别使人们内心形成了“独善其身”的退避思想。无论是欧阳修等文人，周敦颐等道学家，还是《梦溪笔谈》等著作中的美学思想，无不是处于一种“外儒内道”的状态。一方面强调音乐以“中和”为本，“平和”为美，崇雅斥郑。一方面却说“若有心自释，无弦可也”{30}、“其中苟有得，外物竟合为”{31}，要艺术去表达主体内心那不可言传的意趣和心绪。这二种思想的矛盾表现在艺术形式上就成了对音乐风格“意境”“韵味”的追求，在宋词音乐里面，这种时代特有的美学风格终于找到了它最合适的归宿。“看尽鹅黄嫩绿，都是江南旧相识”{32}，“绿杨巷陌秋风起，边城一片离索”{33}，人们无不通过如花似梦般的新巧词境，与抒情气息浓郁、委婉细腻、绮丽微妙的审美音调传达各种细致而复杂的心境意绪，表达主体那淡淡的伤感与忧郁。
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而带来的市民阶层的壮大，为了适应市民的需要，人民群众创造的曲子，唱赚、诸宫调、杂剧等艺术形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些“任性而发”、“铿锵律吕，感动鬼神”的“冲口率意”之作与追求“韵味”“意境”的士大夫音乐大异其趣，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美学风貌，为明清时期的反封建的思潮与市民文艺的发展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明清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市民意识的觉醒，市民力量的壮大，出现了反封建、求自由的思潮，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理论思维重新活跃了起来。这一思潮在音乐美学领域的突出标志就是以李贽为代表的主情派。他们以“童心”说为基础，以自然为准则，以写真情、至情、痴情为号召，以“借男女之至情，发明教之伪药”为口号，有力地冲击着教条主义美学与复古主义美学，向传统礼乐思想发起挑战，与以《溪山琴况》为代表的“淡和”审美观形成尖锐的对立。这种思潮在音乐艺术形式上，就形成了种种民间的描写世俗人情的市民文艺的繁荣。无论是“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的杂剧昆曲和“举世传颂，沁人心腑”的民歌小令，还是“直出肺肝，不加雕饰”的山歌小曲，其中内容已不是汉代音乐中的自然征服，不是宋代音乐中那诗情画意，而是世俗人情，是琳琅满目、多彩多姿的社会风俗。用那些与以往传统迥然不同的带有自由独创精神的内容形式，体现那与传统迥然不同的，贯穿着艺术革新精神的审美情趣。
结束了中国古典音乐审美意识发展的匆匆浏览，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力量推动着中华民族的音乐审美意识不断地演变？我们能否从其演变中把握其发展的一些特征？
《周易・系辞上》有言：“一阖一辟谓之变”，中华民族的音乐审美意识变迁像所有的事物发展变化一样，是一个“翕辟成变”的过程。“翕”作为外在的社会文化，始终以其感性形态刺激感发着审美者的内心。“辟”作为主体接受感性物态的审美心灵，在感受身心基础所带来的共同感觉的同时，也用其独特的体验丰富了既有的审美意识。人们对音乐的审美正是在这种对象与心灵双向交流中获得推动而不断变迁的。
我国古代的荀子曾经提出“化性起伪”的观点来阐释文化对人的成就。而个体的审美意识正是文化对人“化性起伪”的作用在后天造就起来的。音乐审美意识的发展，无可避免地受着治乱兴废，风气播迁的影响，成为世情与时序的反应。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意识形态通常是把经验判断和被人们大致描述为世界观的那种东西以某种方式联系起来。其中，世界观大多数占优势地位，它们组成一个有经验内容和规范内容编织的复杂网络。”人们对音乐的审美意识虽然空灵迹化，超越的认知的层面和狭义的功利观念，但在这个升华了的思想之中，却不可避免地留有时代文化与现实生活的痕迹。“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正是由于相同时代造就的心理机制成就了一个时代人们音乐审美意识的趋同性，成为形成审美活动规律的前提。
治乱兴废、风气播迁给人们的音乐审美意识打上了共同的时代烙印。而个体的先天气质和后天文化素养的差异，又使得审美意识趋于多元。“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为佳好。”这些个体审美体验的独特性不仅使既往的审美趣味丰富多彩而充满生机活力，而且成为审美意识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动力。无论是艺术家独特的创造活动对审美意识发展的强劲推动，还是由于演奏者与欣赏者的误读而造成的审美意识在传承过程中出现的积极变异现象，个体的每一次具体的审美活动，每一次具体的独特审美经验，都是推动着音乐审美意识前进动力的一部分，都在为其丰富发展而努力。都在使民族群体的音乐审美意识不断获得生机和活力的同时成为审美意识变迁的阶梯。
在中华民族文明的音乐审美历程中，人对音乐的审美意识有其一脉相承的一面，也有其不断发展的一面。虽然由于人为因素的干扰，自身探索的成败得失，审美意识的变迁有时会出现迂回曲折的局面，但从总体上说，审美意识首先是以已有的传统为依托而逐渐进步的。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正是在对以往传统的不断继承与发扬中不断地得到灌溉和滋养，从而能保持持久的生机与活力的。因此，虽然人对音乐审美意识是永不停息地向前发展的，美的历程将是永远指向未来的。但我们依然相信，中华民族特有的音乐审美文化传统，一定会在现代生活，乃至以后更为久远的文化生活中，展现出独特而永恒的价值魅力。
①王次《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人文精神》《音乐研究》1991年第四期。
②王次在《美善合一的审美观念及其对中国传统音乐实践的影响》一文中指出：“一种艺术形态与它赖以生存的文化土壤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艺术观念不可能没有联系；因此，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背景考察中国传统音乐中的观念和形态之间的联系应该说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课题。虽然，音乐发展史与音乐思想史属于两个不同的史学范畴，两者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历史的对应性；但是，某种音乐形态的生成与发展，总是有他潜在的根源，在音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总是隐含着某种音乐审美观念的演变过程，传统的审美观念也往往潜藏在音乐历史的进程中，影响着音乐形态的演变和发展。”（《音乐研究》1995年第四期）本文参照此观点。
③《周官・司巫》。
④《说文・巫部》。
⑤杜佑《通典》。
⑥《尚书・君》。
⑦《国语・周语下》。
⑧《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⑨《国语・周语下》。
⑩《左传・昭公元年》。
{11}《列子・汤问》。
{12}《列子・汤问》。
{13}《庄子・渔父》。
{14}《晋书・乐志》。
{15}转引自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
{16}张衡《西京赋》。
{17}李泽厚《美的历程》。
{18}王弼《〈老子〉三十八章注》。
{19}王弼《周易略例》。
{20}王弼《〈老子〉十二章注》。
{21}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
{22}《晋书・陶潜传》。
{23}李泽厚《美的历程》。
{24}《乐府诗集》。
{25}《大子乐歌》。
{26}李泽厚《美的历程》。
{27}李商隐《娇儿诗》。
{28}杜牧诗，引自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
{29}《三国志・魏书・高堂隆传》。
{30}欧阳修《古今图书集成・乐律典》。
{31}欧阳修《古今图书集成・乐律典》。
{32}姜夔《淡黄柳》。
{33}姜夔《凄凉犯》。
{34}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序小修诗》。
{35}侯玄泓《与友人论诗书》。
{36}侯玄泓《与友人论诗书》。
{37}李贽《焚书・童心说》。
{38}冯梦龙《山歌・序》。
{39}《今古奇观》。
{40}《李开先集・闲居集》。
{41}《荀子》。
{42}钱钟书《谈艺录・序》。
{43}王充《论衡・自序》。
参考书目
⑴王次《美善合一的审美观念及其对中国传统音乐实践的影响》，《音乐研究》1995年第4期。
⑵王次《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人文精神》，《音乐研究》1991年第4期。
⑶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
简述儒家思想的核心范文4
关键词:传统文化元素;当代动漫设计;影响;运用
我国动漫的发展经历了传统动漫的巅峰时期，商业化过度的没落期，现代动漫的创新发展时期。经过几代动漫人坚持不懈地努力，现代动漫产业继承和融合了我国传统符号、传统艺术等多元化的传统文化元素，逐步走上原创设计道路，形成了独一无二的国产动漫艺术体系，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动漫产业的发展。
一、传统文化元素对我国动漫发展的积极影响
作为新兴的朝阳产业，动漫产业的市场需求量大，产品生命周期长，发展空间广阔。随着动漫制作技术水平日渐上升，动漫作品大规模进驻影视市场，而且受到了公众的高度关注与青睐，逐步成为主流影视作品形式。动漫作品不仅具有观赏性与娱乐性，其教育价值同样不容小觑，依靠饱满的人物形象、生动的故事情节与多变的流转节奏，深深吸引着青少年，其更加直观地表达人物情感，传达精神内涵，在潜移默化间达到教育目的。创意是动漫设计的灵魂，创意的灵魂源于民族性、区域性的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在动漫设计中，融合传统文化元素，可以拓展创作空间，丰富创作风格，提高动漫艺术作品灵性，也可以引导青少年深化对民族文化的认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培养丰富的情感。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与璀璨文化，而这些民族文化不仅为中华儿女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也成为我国动漫设计最重要的艺术源泉，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动漫产业的发展。在我国动漫发展史中，一大批动漫作品都是传承与发展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影响了几代人的童年生活，形成了不可磨灭的时代记忆。由此可见，在动漫设计中融合传统文化元素，极大地提升了作品艺术鉴赏价值与文化内涵水平，激发中华儿女的爱国主义热情，同时依靠动漫产业的发展，也可将民族文化推向世界舞台〔1 〕。
二、传统文化元素在动漫产业中的运用
随着科技的进步，我国动漫的发展程度已经初具规模，动漫设计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技术问题已经不再是动漫制作的难题。在当代动漫的设计过程中，我们还需要传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挖掘和寻求能够满足当前动漫设计所需的文化创意元素，将传统文化元素中的精华积极融入当代动漫设计中去，促使传统动漫和现代动漫从根本上有机融合，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文化风韵的动画作品。
(一)动画题材的选择
题材的选择对于当代动漫设计具有重要意义。题材选择的合理性直接决定了整个动漫作品的品质。对于一部成功的动漫作品来说，仅拥有高超的设计手段而缺少优质的题材，则会导致整个动漫作品缺乏吸引力，甚至是丧失生命力。由此可见，题材的选择是极为重要的。当代我国动漫设计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如何将本民族文化精髓融合到动漫原创设计中，直接决定了国产动漫产业的发展态势。当代动漫设计题材多以仁义道德为主线，而这与传统文化思想不谋而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动漫的选题也是对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能够为动漫设计者提供广阔的遐想空间与设计灵感。例如:《哪吒闹海》《女娲补天》《宝莲灯》《西游记》等动画作品的题材来源于我国的古代传说故事;《大禹治水》《愚公移山》《戚继光》等动画作品题材来源于我国的传统历史故事;《海尔兄弟》《十万个冷笑话》《喜洋洋与灰太狼》《熊出没》等系列动画剧作题材来源于生活中的故事，并反映一定的社会现象。这些都是动漫设计选材顺应民族文化思潮的典型代表，它们从我国传统文化中汲取灵感，创造出了生动展现中华文化魅力的作品。
(二)动漫角色的塑造
衡量整个动漫作品品质的关键在于是否具有高尚的灵魂，而动漫作品的灵魂是依靠动漫角色支撑的。一部成功在动画作品，角色的形象塑造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一个具有独特的行为、语言以及鲜明个性的角色，不仅在动漫作品的传播中能够让观众印象深刻，而且为动漫产业品牌衍生奠定基础。在动漫角色设计时，要继承传统文化中的视觉元素，准确掌握动漫故事的时代背景与人物背景等核心要素，塑造饱满的动漫形象，提升动漫作品的艺术水平。动漫作品中的角色造型，不单纯是一个符号，更具有深厚的艺术内涵与文化基础。在塑造动漫角色时，除了要考虑角色的外观轮廓，还要结合题材的背景与人物的性格特征，提升整个作品的文化内涵。例如:《西游记》中，保守刻板的唐僧、机智聪慧的孙悟空、好吃懒做的猪八戒、任劳任怨的沙僧;《喜洋洋与灰太狼》中，聪明灵活的喜洋洋、粗鲁莽动的沸羊羊、非常之懒的懒洋洋、超高颜值的美羊羊、凶恶霸道在红太狼、一直有着吃羊梦想且妻管严的灰太狼等;《熊出没》中，熊大聪明睿智、有主见、有勇有谋，熊二心地善良、呆头呆脑、简单粗暴，光头强作为反面人物被刻意丑化、身材矮小、性格贪婪、诡计多端。这些都是人们对动漫作品中各个经典人物形象的主观认知，而且这种主观认知已形成了一种共识，这充分表明了塑造人物角色对于动漫作品的重要性。
(三)艺术风格的设定
传统民族文化的艺术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水墨画、皮影戏、民间小调与花鼓戏等。而这些璀璨的民族文化也为当代动漫设计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且当代动漫设计也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多元化、个性化的艺术表现形式是传统民族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是魅力所在。不仅如此，当代动漫设计师也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大力提升动漫艺术水平。从美术的艺术表现形式方面来说，我国动漫设计者很早就开始采用传统的美术形式开展设计。例如《小蝌蚪找妈妈》，该动画将水墨画的艺术风格融合到动漫设计中，既能够凸显东方绘画艺术的古朴，又能够增强情节的感染力，使之成为不可多得的经典名作;而《老鼠嫁女》中，又将剪纸艺术融合到动漫设计中，既可以表达精妙绝伦的剪纸艺术，又可以增强艺术表现效果;《三个和尚》在角色创作中融入了工笔绘画的特点;《大闹天宫》的风格及角色创作巧妙地结合了中国戏曲元素〔2 〕。
(四)审美意境的打造
简述儒家思想的核心范文5
关键词：国学传统；《弟子规》；素质；企业文化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2）10-18 -03
一、简述《弟子规》、员工素质和企业文化的概念
企业员工的素质代表着企业的形象，员工素质的培养则是企业文化的体现。潜心学习弟子规，传承中华美德。
（一）《弟子规》的由来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原作者李毓秀（公元1662年至1722年）是清朝康熙年间的秀才。以《论语》中《学而篇》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为中心。列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后来清朝贾存仁修订改编《训蒙文》，并改名《弟子规》。《弟子规》告诉我们，按照圣人孔子的儒家思想，应该遵守哪些规矩。对于企业来说，是学习了众多知识与技能的现代年轻人走上了不同的工作岗位，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
（二）员工素质
员工素质包括三个方面：知识、技能和态度。通俗的说就是：知不知道做、会不会做和愿不愿意做。
（三）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或称组织文化（Corporate Culture或Organizational Culture），是一个组织由其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组成的其特有的文化形象。
二、《弟子规》与企业文化、员工素质的关系
《弟子规》的训导是构建企业文化、提升员工素质的基石。
（一）《弟子规》与企业文化建设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度，《弟子规》是启蒙养正，教育子弟敦伦尽份、防邪存诚，养成忠厚家风。通过他律的约束，养成良好的自律习惯和行为，从而帮助个人达到成德目的。
通过《弟子规》的学习并结合企业的实践，逐步形成的为全体员工所认同、遵守、带有本企业特色的价值观念、经营准则、经营作风、企业精神、道德规范、发展目标的总和，这就是企业文化。讲通俗点，就是每一位员工都明白怎样做是对企业有利的，而且都自觉自愿地这样做，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习惯；再经过一定时间的积淀，习惯成了自然，成了人们头脑里一种牢固的“观念”，而这种“观念”一旦形成，又会反作用于（约束）大家的行为，逐渐以规章制度、道德公允的形式成为众人的“行为规范”。 在现代管理学里，这是一种通过一系列活动主动塑造的文化形态，当这种文化被建立起来后，会成为塑造内部员工行为和关系的规范，是企业内部所有人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对维系企业成员的统一性和凝聚力起很大的作用，这种新型管理理论得到了现代企业的广泛重视。
一个企业若不能很好的处理好对员工的约束与开放的关系，那么企业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就很难生存发展。一个企业对员工约束不够，执行力就不强，企业就会没有战斗力；而对员工约束过多，制度僵化，又会影响企业的灵活性，导致活力不足。因此如何把握这个度很重要，制度即“规”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对于孩子而言，他将在此约束下，逐渐矫正不良行为，健康成长；对于成人而言，他将在此约束下，认真工作，获得精神和物质回报。
1、上司和下属关系
《弟子规·入则孝》主要是教育小孩子如何处理与父母之间的伦理关系，很具体的讲述了孩子该如何与父母相处，几乎涵盖了孩子日常生活中可能与父母发生关系的所有方面，并且从正反两个方面来论述了孩子与父母发生矛盾之后所应采纳的方式方法。
站在企业的角度，把父母换做上级，那么《弟子规》就可以看作是对员工的一种教导。它告诉我们：要尊敬上司，对领导交代的任务要及时完成，如果有事外出，一定要向上司报告请假，回来后要及时销假。对于上司和公家的东西不要随便动，不要未经允许就拿走。和上司发生矛盾冲突，要讲究方式方法，不要当面冲撞，这样不利于工作的开展。如果能学会换位思考，将心比心，带着关爱去处理问题，那么上下级之间的关系就会处理得很融洽。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弟子规》对父辈和上司的立身行事也具有启发意思，启迪父辈和上司要平等、慈爱地对待子女和员工。
2、同事之间关系准则
《弟子规·出则悌》主要是教育孩子如何处理与同胞、同辈之间的伦理关系的。对于孩子来说，与同胞、同辈的关系非常重要，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孩子将来对各种人际关系的处理，这是它未来处理社会关系的演练。
同理，从企业的角度来说，这部分可以看作是如何处理同事之间关系的指南。它告诉我们：同事之间要互相尊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如果上级领导有事找别的同事，那么我就应当主动的代为应答，而如果他碰巧没在，我就应当主动去承担他的工作。如果这样去做，就有利于造成一种和睦而轻松的上下级和同事关系，有利于企业文化的建设。
（二）《弟子规》与员工素质提升
《弟子规》确有深刻含义，企业员工应潜心学习弟子规，通过提升个人素质来增强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1、员工日常行为规范
《弟子规·谨》主要是教育孩子学会养成良好的日常行为习惯，在日常点滴中培养细心、耐心，从而养成良好的自律习惯，未来成为一个有道德、有教养的人。这部分的内容亦适用于企业，提醒企业员工要注意各种日常行为细节，自觉遵守企业制度中的员工日常行为规范，做一个个人基本素质较高的有教养的员工。
2、员工品德才能修养
《弟子规·信》讲做人的道理，教育孩子不要讲没有根据的话，不要轻易许诺，因为这很容易养成坏毛病；不要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飞短流长造口业（人我是非的不恰当评论）。教育孩子不要与人攀比，要重视自己品德、学问、才能技艺的学习和培养，君子忧道不忧贫，养成良好的节操；如果不小心犯了错误，就要勇敢去承认，并且努力改掉它。从企业的角度看，这部分也很有现实意义，是在提醒员工要加强个人修养，要在个人品德才能的提升上不断努力，清醒而正确的把握住自己的发展方向，坚决拒绝邪门歪道的诱惑。
三、如何通过国学传统《弟子规》提升当今员工的整体素质和企业文化
（一）培养富有凝聚力、具有良好敬业精神、奉献意识以及团队精神的企业文化
员工素质的核心是敬业精神和奉献意识，这是职工所有素质的基础，也是员工的文化素质和技术素质赖以不断提高的精神依据。而这一素质的持续实现，必须有一种强有力且成熟并能与时俱进的企业文化为依托。
企业文化是企业一切行为的道德基础，它是企业人格化的外在体现，是诚实守信开拓创新的灵魂和源泉，是员工敬业奉献的道德依据。所以企业文化的成功和成熟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竞争力的强弱。
（二）必须建立能上能下、平等竞争的用人机制
建立一种使人才脱颖而出的选人、用人机制是使员工素质得以持续提高的重要外部环境，能上能下的制度是迫使现有岗位的员工素质不断提高的外在压力，平等竞争使得只要员工的素质提高到某一岗位、某一层次的水准，就可以通过公开、公正的平等竞争获得这一岗位，使得员工的素质提高得到了用武之地。
一旦这样的一种选人、用人机制得以建立和良性运行，企业员工整体素质的持续提高则不但是可能的，而且还是现实的。那么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学习型企业就循序渐进的形成了。
（三）建立适合高素质人才发挥其应有作用的使用平台和薪酬机制
高素质人才是企业整个人才和队伍的精英，他们的使用和薪酬机制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对整个人才队伍素质的提升具有不可替代的示范作用，简言之就是在使用上，要充分为其创造条件并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及其自身特点为其安排适当的管理岗位或技术岗位，以使其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薪酬设计上要充分考虑其实际贡献和示范效应，可以适当就高安排其相应待遇，从而为次高素质人才尽快达到高素质增加动力。
对高素质人才的使用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使命，那就是带队伍。要根据不同高素质人才的具体特点及其待遇情况为其制定带队伍计划，而最终所带队伍的效果反过来又起到了修正其薪酬待遇的作用。
（四）创建学习型企业的培训机制和氛围
学习型企业的机制是建立在一个崇尚知识、崇尚人才的企业文化的基础上，全体员工认识都统一到素质提高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的广泛认知上，然后再设计一个切实可行的培训规划和计划，则全员素质的提高就指日可待了。
这里有几个方面的问题必须重视，一是必须让所有员工都能清醒的认识到企业领导层推动全员学习的信心和决心；二是企业必须在员工求知的时间上和费用上给予尽可能的支持；三是决不能为培训而培训，培训的目的是提高，培训的结果是使用，检验培训效果的唯一途径就是看其在岗位上发挥的作用是否得以提高；四是培训的规划和计划必须符合员工队伍的现状，正因为我们看到了差距，才必须脚踏实地，有的放矢。而好高鹜远、急于求成的想法则可能会导致事倍功半的不良效果。
目前，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践界，都存在一种“常识性”的谬论，认为企业文化建设不适合在所谓“员工素质低”的企业开展，一些人甚至认为，员工素质不高的企业，不应该开展企业文化建设。这些问题的出现，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对企业文化的产生与发展、企业文化建设路径的模糊认识造成的。
关于企业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我们应该明确一种观点，就是任何企业都有文化，企业诞生之日就是企业文化启动之时；在长期的经营管理实践中，每个企业都形成了特定的文化，只不过这些文化有优质文化和劣质文化之分；因此，我们所谓建设企业文化，实践上是在建设优秀企业文化的同时，摒弃和消除那些劣质的文化。关于企业文化建设的路径，我们需要明确的是，企业文化并不是“建设”起来的，而是通过企业长期的实践活动而产生的，企业经营管理的任何一项活动，既受特定的价值观指导，又会附着甚至形成一种新的文化。也就是说，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文化的形成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践活动是同步进行的。
说明上述两点，就可以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即员工素质和企业文化建设之间并不存在逻辑上的相互决定与派生。员工素质高的企业，未必就一定会形成好的组织文化，员工素质较低的企业，也未必没有良好的文化。员工素质只是建设企业文化的较好基础，却不是企业文化建设是否导入和能否成功的先决条件。那么，为什么会有“员工素质低的企业不合适开展企业文化建设”这样的说法呢？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是没有弄清楚员工素质是在经营管理活动中形成的，而不是在简单的、脱离企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二是认为企业文化是一个比较宽泛而不确定、不好理解的概念，素质较低的员工不太容易理解、接受和执行。后者可能是现实中企业文化建设的一个阻碍，但是却绝不能成为不合适建设企业文化的理由。因为众所周知，绝大部分企业的企业文化建设目标中，提出了“提高员工整体素质”这样一个目标正是由于员工素质存在问题，所以才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企业文化建设，就是要在员工现有的素质基础上起步来进行的；企业文化理念体系的总结和设计，也是要与员工目前的素质水平和接受能力相匹配的。企业文化的思想体系和建设实践，是指导企业在经营管理中逐步提高员工素质的必要前提。
我们有必要对所谓员工素质问题进行分析了。许多企业都提出了关于提高员工素质的问题，但是对于员工素质这一概念的范畴界定，又存在许多语焉不详的地方。有一个调侃文人的故事，讲的是一个文人坐船过河，为了显摆自己的知识，文人问船夫：“你懂哲学吗？”“不懂。”船夫回答。“哎呀，那你就失去了一半的生命了。那么，你懂历史吗？”文人接着问。船夫老实地回答不懂。“那你就失去三分之二的生命了。”文人说。话音刚落，河面起了风浪，船晃得厉害，文人感觉很害怕。船夫问文人：“你懂得游泳吗？”“不懂。”文人惊慌地回答。“哎呀，那你马上将失去全部的生命了。”船夫说。这里，我们想用这样一个带有一点工具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故事，来映射企业在员工素质培育方面的误区，就是只重视了员工技能性操作等工具理性的培养，而缺乏对员工价值理性的培养。
从企业管理实践角度和员工工作价值观角度出发，员工素质可以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组织意识，二是市场意识，三是技能养成。所谓组织意识，就是要强化员工对于组织的存在与性质、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的关系、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关系、制度约束与个体成长、团队合作与个体努力等这样一些基本点问题的认识，真正从本源上启动员工通过组织成长实现个人成长的愿望，使员工在认清上述问题之后，逐渐降低对组织管理的依赖，而逐步提高自我管理、自我驱动的能力。所谓市场意识，也可以称为职业意识，即强化员工职业过程中对自身“职业市场价值”的认识和定位，可以包括对能力的理解，对企业报酬与自身工作的对比，自身知识、资源的运用，工作中的努力程度，与先进分子的比较等等。因此，我们习惯理解的员工素质，只是表述了知识、技能等事实，是不全面的。或者说，只是说明了其自身素质，而未说明其“职业素质”。
毋庸讳言，上述两个方面的许多问题都需要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来解决。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来解决，并不意味着就是通过简单的企业文化活动及教育来解决，而是要与企业的有效管理结合起来。
因此，从组织文化角度看，员工素质的高低并不简单取决于员工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平的高低，而是取决于员工组织价值观、职业意识的高低。有了良好的组织意识和职业意识，素质再“低”的员工也会产生巨大的工作能量，中国历史上无数个从“奴隶”到“将军”的农民，就是我们这一结论的历史铁证。
时代的进步让一些弱化了圣贤经典学习的人，开始兴起了《弟子规》培训热，这也是文化的一种时兴，值得追捧，因为通过对《弟子规》的学习提升了良好文化氛围的建设。如果我们遵守这样的规范，就能够让我们的员工和企业德业日渐提升。
参考文献：
[1]李毓秀，李新路.弟子规[M].河南人民出版社编，2007.
[2]钱文忠.钱文忠解读〈弟子规〉[M].中国青年出版社，20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