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来历范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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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来历

儒家思想的来历范文1

关键词:中庸;时中;礼制

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之一。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后来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影响深远。孔子的思想中有三个内容最为重要,即“礼制”思想、“仁爱”思想和“中庸”思想。尽管孔子大力倡导“仁”,但在以后影响大的却是“礼制”和“中庸。”“中庸”之道是孔子思想的方法论。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以“中庸”为最高的道德,可见孔子对“中庸”的重视以及“中庸”在他思想体系中的位置。据《论语・子路》篇载,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涓乎?狂者进取,涓者有所不为也。”“中行”,即以中庸而行之意,孔子将人的品德分成了中、狂、涓三类,中即中庸,是最高的理想。狂者偏激、过分,涓者保守、不足,均不为中,但二者的折衷即不狂不涓则正是中。这不仅是孔子自身处事之准则,也是他评价他人的根本标准。

《礼记・中庸》对“中庸”之德进行了多方面的阐发。它以“时中”、“用中”来解说中庸,时中即随时入中,依条件的不同随时选取适当的标准,用中即不陷于某一极端,随情况的不同而采取恰当的方法。

“中庸之道”历来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是儒家思想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平平常常走正道不走邪路,听起来虽然不错,但它在理论上偏离了辩证法的宗旨,在实践中既有积极意义也有消极意义。

第一,在理论层面上,“中庸”思想虽然包含一些辩证法因素,但并非真正的辩证法。据《论语・子路》篇载,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涓乎?狂者进取,涓者有所不为也。”“中行”,即以中庸而行之意,是最高的理想,狂者偏激、过分,涓者保守、不足,均不为中,但二者的折衷即不狂不涓则正是中。“中庸”思想主张为人处事要恰当、适度,具有一定辩证法的合理因素。

但是,“中庸”思想并非真正的辩证法。首先,辩证法认为,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事物,“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一切皆变,一切皆流,无物常住,任何事物都有被否定的时候,没有绝对的事物及绝对的真理。但是儒家把“中庸之道”看作天下之正道,天下之定理。《礼记・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这里,“中庸”观念已经从方法论上升为本体论,成为永恒的教条,这就与辩证法的精神相违背了。

其次,“中庸”思想表面上是神圣的教条,实质上是空洞的抽象。适当、适中是相对于既定的标准而言的,如果没有既定的标准,也就没有“中庸”。如果是面对未知的事物,没有了标准,哪里来的中庸?一件事情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一种知识我们不具备,怎么能够知道什么是中庸?实际上,人类的知识都是在探索中发展起来的,在探索中人们知道了该怎样组织社会,该怎样处理人际关系,在探索中获得自然科W的知识,在跌跌撞撞的摸索过程中,人们不免犯各种各样的错误,有时过有时不及,有时甚至错得离谱,正是在无数的错误中,人们才总结出经验来,知道什么是偏激,什么是极端,什么是中庸。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把中庸作为一种标准和方法,岂不是取消了探索的可能性?牛顿说光的本质是粒子,惠更斯说光的本质是波,后来人们发现光的本质是波粒二象性,牛顿与惠更斯都不“中庸”,然而如果没有他们的偏激,怎么会有科学的进步与发展?

以“中庸”为原则实际上等于没有原则。“中庸”本身并不是一个可以独存的立场,它的立场要根据其它的立场来定,它要寄生于其它立场之上。在某种情况下,它能够混淆黑白、不问是非。因为,在善与恶之间,在真理与谬误之间玩弄中庸,其结果只能倒向滑头主义。当然,孔子反对不讲原则,处处讨好的滑头主义,他说:“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乡愿”就是滑头主义的老好人。《礼记・中庸》引孔子的话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而时中。”“时中”就是与时俱迁,根据具体情况权衡利弊选择用中,不拘泥于僵死的教条规范。孔子提出“权”,即通达权变的思想,强调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就是说“中庸”是灵活多变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标准。但这样一来,“中庸”就没有了客观的标准。一个人规规矩矩,按常规做事,四平八稳,没有出错,那么,他是具有“中庸”这一“至德”的君子呢还是滑头主义的“乡愿”小人?一个人做事不合常规,他是不符合“中庸”的小人呢还是“时中”的君子?在这个意义上,“中庸”已经滑为了诡辩论,这与辩证法的精神相去甚远。

最后,“中庸”这种道德是以不“中庸”即不道德为前提的。孔子说:“叩其两端而竭焉”,有了两端才可能有“中庸”。两端或者是过,或者是不及,都是偏激的。“中庸”和偏激是矛盾的双方,没有偏激就没有“中庸”,没有“中庸”也就没有偏激。一种道德,必须以他人的不道德作为前提,必须别人做小人,自己才能成君子,这只能是一种伪道德。

第二,在实践层面上,“中庸之道”是为维护“礼制”秩序服务的,既有积极的作用,又有消极的作用。

首先,“中庸”思想对于缓和人际关系的紧张,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社会秩序,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当统治者的行为过于残暴,生活过于奢侈,对百姓的剥削过于严重,对于下层的压制过于苛刻,“中庸之道”就会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

其次,“中庸之道”为统治者的行为提供合理性论证。“庸”字的平常义,在儒家看来就是“礼制”秩序,是君臣父子的纲常伦理,也就是宋儒所说的“天理”。“中庸”也就是恪守“礼教”秩序,做遵守“礼教”秩序的人,走“礼教”规定的道路,干“礼教”所许可的事情,保持对“礼教”的虔诚恭敬之心。只有“礼教”才是“天理”,是那个不易的“常”。在这层意义上,“中庸之道”就是“礼教”之道,“天理”之道。统治者掌握着话语权,什么是“中庸”、“中庸”的标准都由他们说了算。是非对错随时而定,因人而异,“中庸”成为他们的主观随意性甚至是诡辩,成为为他们的行为合理性做论证的工具。

最后,“中庸之道”遏制了人们的创新,从而为稳定社会秩序服务。创新总是或多或少地使社会发生一些变化,给统治者的统治带来挑战。为了维护统治,必须扼杀创新思想和创新行为。行为上的“中庸”使人小心翼翼地约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不要出格。思想上的“中庸”使人们认同统治者的观点而没有异议。

在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我们的国家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先生曾提出“文化自觉”的问题。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也必须有个对自身“文化”上的自觉。什么是“文化自觉”?先生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人们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古’,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为此,有必要回顾我们民族历史文化,立足当代又要继承传统的优秀文化。适应我们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必须有一个文化自觉的要求。

参考文献:

[1]《中国哲人的大思路》马中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3年8月第一版

[2]《〈知识、信仰与超越〉――儒家礼法思想解读》 任强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

儒家思想的来历范文2

关键词:《文心雕龙》 韵律 思辩性 文化艺术精神

《文心雕龙・辨骚》赞曰:“山川无极,情理实劳。金相玉式,艳溢锱毫。”刘勰以“金相玉式”生动比喻《离骚》内容与形式兼备的艺术特征。而在今天看来,作为中国文人自觉探索文学规律之集大成者,《文心雕龙》一书无论在语言形式上还是思想内容上,都深刻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乃至文化形实兼备、“金相玉式”的艺术魅力。

首先,在语言形式上,《文心雕龙》富于音韵美。《文心雕龙》本身就是一部文学作品,其大量运用骈文和韵文等形式,庄重严谨中不失活泼趣味,阅读起来琅琅上口,节奏押韵。本是较为抽象乏味的理论,在《文心雕龙》中却以形象生动的诗性语言形式展现出来。单就这一点就足以见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在艺术形式上胜于西方理论的独特魅力。例如,《序志》中对《文心雕龙》成书动机的阐释就非常鲜明生动:

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古来文章,以雕缛成体,岂取驺之群言雕龙也?夫宇宙绵邈,黎献纷杂,拔萃出类,智术而已。岁月飘忽,性灵不居,腾声飞实,制作而已。夫肖貌天地,禀性五才,拟耳目于日月,方声气乎风雷,其超出万物,亦已灵矣。

此段开篇对书名来历的介绍以韵文形式为主,引经据典,对书名来历的介绍看似简洁实则内涵丰富,指出“文心雕龙”这一名称背后的深层意义。而后谈及个人创作动机,刘勰更是用两段精彩的骈文加以表述,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文章韵律节奏感强的特点。诸如此类对于文章命名和创作意图的介绍,大多西方理论作品往往只会用来普通的陈述句来说明,但《文心雕龙》却非常完美地运用了韵文和骈文两种富有节奏韵律的语言形式,并同时融入了反问、对仗、对照等艺术手法,不但文章更加清晰明了,而且让读者也体会到了审美的愉悦。

其次,在思想上,《文心雕龙》具有独特的思辩性,注重文学与自然和人生紧密相连。西方理论著作的抽象难懂和脱离现实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而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却很少存在。中国古代文论中不乏理性的思考和论证,但给读者的感觉却是自然生动,贴近生活。这种特征在《文心雕龙》中体现得非常鲜明,例如《原道》开篇提到: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即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为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

对于文学起源问题,这里阐释得非常明确:文作为道的产物,与天地人并生。日月山川,各有神采,人有性情,为万物之灵。外物映照于内心,内心情感生成,情感传达于文辞,文辞表现情感,文章因此而生。而人的内心活动源自于自然、源自于天地宇宙。天人合一,物我交融,才是文学产生的根本原因。阐释过程逻辑清晰,有理有据。

《文心雕龙》的独特思辨性体现于不单纯地在概念中兜圈子,在理论中苦苦地循环思索,而是不脱离现实世界,与自然、与人生紧密相连,缜密严肃中不乏审美趣味,更加完整生动地对文学的性质和规律做出解释。文学是一个完整鲜活的生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世界在变,人类在变,文学也在变。一味苦苦做形而上学的思索难免脱离现实世界,与自然人生紧密结合才是文学的根本属性。

再次,儒、道、释等古代文化艺术思想在《文心雕龙》的各个篇章中浑融一体。《文心雕龙》成书于南朝齐梁时期,当时玄学兴盛,人人以谈玄为荣。玄学带有鲜明的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印记,这一点在《文心雕龙》中清晰地体现出来。例如在《序志》中,刘勰就多次表达出对孔子的敬意:

齿在逾立,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

能对梦见孔子而感到非常欣喜,可见刘勰对孔子的崇拜之情。而且,刘勰还认为,自从有人类以来,就没有人能比孔子的文化低位更高。而这种尊孔的思想对整部《文心雕龙》的行文思路都深有影响。《序志》篇中提到《文心雕龙》的创作是“本乎道、师乎圣”,综合《原道》《征圣》等篇目来看,刘勰更是把孔子列入圣人的行列,尊崇程度可见一斑。

《文心雕龙》中的道家思想同样不容忽视。《易经》、《老子》、《庄子》当时被奉为玄学经典而并称“三玄”,《文心雕龙》中也经常引用其中观点。例如,《物色》就将道家的自然学说引入了文学构思的过程当中: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

春秋阴阳、四季变迁对自然万物产生显著的影响,万物的变化又会引起人内心的共鸣。人的内心一旦有了感悟,就会以文章言辞的形式加以表达。这种关于自然与人的内心的态度正是源自于道家的尊崇自然思想,人性发于自然,道家的思想对文心雕龙的影响相当深刻。诸如此类有关自然与人性的道家思想在《情采》、《养气》等篇目中也多有论述。

值得重视的是,儒家和道家思想虽然在《文心雕龙》中占主导地位,但刘勰本人却是在佛教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并且后来也皈依佛门。因此佛教印记也是《文心雕龙》的一个重要标志。但因佛家思想与当时的儒家正统思想有矛盾之处,所以《文心雕龙》一书在思想内容上涉及佛教的因素很少,佛教对其影响多表现于缜密严谨的论证方式和清晰的结构体例,而这一特色无疑得益于刘勰多年以来整理佛典的经验。

可见,《文心雕龙》以儒家思想为纲,讲求“树德建言”,为民生为政治服务,同时也充分运用道家的自然思想加以论述,兼之佛学的缜密形式,使文学问题从不同角度得以展示,为世人共赏。而儒、道、释三大思想体系能够在书中自然而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乃至中国古代文化独特的浑融风格。

参考文献:

[1]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上、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儒家思想的来历范文3

关键词:传统文化;思想教育

在大学生道德教育中引进传统文化教育应包含那些内容呢?最主要的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仁爱意识”的陶冶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它的初义是爱,后来历代儒家发扬光大,使之成为天地一体广泛的概念,是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基本原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条件,是中华民族道德的象征。而把“仁”赋予广泛意义的是孔子,孔子在他的《论语》中对“仁”作了许多不同的解释,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立人,己欲达达人”等。孟子也认为,“仁也者人也,合而为人道也”;“恻隐之心仁也。”他们把“仁”同有生以来的同情心联系起来,从人性的角度去约束人们不做于人不利的事情。只要社会上每一个人都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际关系决无不和谐之处。现在的大学生,基本上是独生子女,从小而形成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意识,通常只是抱怨社会不理解自己,即从未想过自己也应该去理解他人。他们往往是“己所不欲”,都乐于“施人”。人性的功利观有相当大的一致性,自己不愿意的事,别人自然也不乐意,儒家所倡导的“推而及人”就是要善于换位思考,没有换位思考,就很难有理解,缺少理解的人际关系,一定是不和谐紧张状态。与“仁”密切相连的就是“爱”,亦即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通俗地说就是“善良之心”。人的道德修养,内涵非常广泛,但最基础最根本的就是“善良”的品质,一切崇高的道德都是建立在善良之上,离开善良这个基础的道德修养,那只是舍本求末的空中楼阁。故此,我们在进行思想教育时,应该让学生理解古代儒家所提倡“仁爱”的本质精神,应该充分认识到“仁”作为一种伦理道德的标准与力量,有助于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处,能克制个人私欲,以己之心推而及人,从而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民胞物与”的境界,这无疑是值得倡导的。尽管传统文化中的“仁”包含的是封建思想的本质,但它的具体实施途径与方法,于今已高,应该是具有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二、“中和理念”的境界

关于“中和”的哲学基础、产生原因及其理论内涵,这里不作阐述。我们只是认识到 “中和”思想的核心内容可以用四个字概括之,这就是“天地人和”。这里包含的两个层面,一是整个自然界,上至日月星辰,下至人间万事,都是同一运动规律,同一价值判断。这价值判断的最佳形式就是“中和”。

“中和”观念对中华民族文化生活的影响,最大莫过于遵奉“中庸”的人生观,它是儒家奉为最高的道德标准。何谓中庸?简言之,“中”就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庸”即周也、常也、普通也。上古《尚书・虞书皋陶谟》列举的诸如“宽而栗,柔而立”等九德,《左传・季礼观乐(襄公二十九年)》戴季礼对鲁乐“直而不倨,曲而不屈”的赞美,无不是以“中庸”为衡尺。古人认为,过与不及,均非正道,只有持中尚中,方为至美。过去,我们所对“中庸”之道一直是持严厉批评态度的,这是不公正,也是不科学的。诚然,“中庸”之道有许多封建思想意识,尤其宋学泛滥,至使“中庸”理论庸俗化,但要看到“中庸”自有其科学内核,历来主张要全面看问题,就是反对偏执一端,主张斟酌两端而取其中,“物极必反,欲速则不达”,这是谁都了解的哲学真理,而“中庸”正是具有这样合理的内涵。

今天在我们这样一个新的时代,更需要有“尚中”的理念,而我们的学生最缺乏的就是“持中”之道。回顾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历程,无不使我们感到抛弃“执中”之道所带来的损失。“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冒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极端,使我们国家经济上、伦理上迫乎崩溃。今天我们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完全应该让他们了解传统的“中庸”思想,抛弃其落后的糟粕,吸收其合理的内核,古为今用,克服年青人偏执的缺点,学会全面看问题。在处理各种关系上,切勿偏执一端,力求左右兼顾。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有“尚中”的思想,处事都秉承“持中”之道,整个社会就会处于一种和谐愉悦的氛围之中。有了这一种风尚,社会安定,人民幸福,是指日可待的。

三、“民本思想”的教育

儒家思想的来历范文4

关键词:学校道德领导;关系;人情;面子

中图分类号:G4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2)05-0033-05

儒家文化思想是我国古代文化的精髓。随着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过渡到当代社会主义,儒家思想的诸多方面在我国的影响中日渐式微,但在领导与管理以及人际关系处理方面,仍然起着支配性的地位。儒家思想首先是一种制约人类关系的伦理,在儒家看来,正确的行为在本质上是指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在关系本位的社会系统中,重点不在任何一方,而在关系,彼此交换,其重点放在关系上。” [1 ]当今我国的教育领导从来就没有摆脱儒家关系主义的支配,如何正确地开展工作并兼顾“关系”,或者以“关系”为纽带,相对公平地处理有关事务,这是一个涉及领导伦理的问题。

一、儒家关系主义的内涵

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是以“仁为核心”和以“人为贵”的思想体系。最初指的是冠婚丧祭时的司仪,在孔子之前,儒家文化可以上溯到殷周之前的华夏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各少数民族文化,到了殷周时期这种民族文化已经逐步形成。周文化经过孔子的整理,才得以条理化、系统化,成为早期儒家文化。中国儒家的发展,分为先秦原始儒学、两汉儒学、宋明理学、近现代儒学4个阶段。儒家学说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流派,自汉以来绝大多数历史时期作为中国的官方思想,至今也是一般华人的主流思想基础。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东南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大清帝国是奉儒学为官学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民国取代以后,儒家思想受到了外来新文化最大的冲击。不过在儒家思想历经多种冲击乃至官方政权试图彻底铲除之后,它依然是中国社会一般民众的核心价值观,并在世界上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和民族传统的标记。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可归纳为:“以土地为基础的人生本位,以家庭为基础的群体本位,以伦理为基础的道德本位。” [2 ]

儒家关系主义。儒家社会是一个“关系导向型”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每个人都是依赖于社会的个体,只有明确个体在群体中的地位,才能完成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并遵守相应的社会道德。儒家思想可以说是社会沟通的创始人和关系构造的建筑师。” [3 ]那么“关系”起源于什么?通常认为,中国人的关系起源于“伦”,也就是封建时代的“伦常”尊卑、长幼的关系 [4 ]。梁漱溟把中国人凡事以关系为依归的文化特质叫做“关系本位” [5 ],杨国枢、金耀基、文崇一、何友晖等人称之为 “关系取向”,如杨国枢认为,关系取向是中国人在人际网络中的一种主要运作方式。“关系”的研究成果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有、翟学伟、黄光国等。其中的差序格局比较形象地把中国人的关系模式做了描绘,在他看来,传统中国社会有着“以血缘、地缘为生活中心的社会人际关系结构” [6 ]。中国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存在由近及远的亲疏格局,“每个人都是受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不一定是相同的” [6 ]。这种关系就“像水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6 ]。翟学伟认为:“中国人在情理社会中,通过人情和面子的运作,放弃的是规则、理性和制度,得到的却是不可估量的社会资源、非制度性的社会支持和庇护及以势压人的日常权威。” [7 ]黄光国“儒家关系主义”模式认为:“中国人际关系依据工具性和情感性成分所占比重不同,可分为工具性关系、混合性关系和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采取的是付出与收获等值的公平法则,混合性关系遵守施恩与期望回报的人情法则,情感性关系信奉需要与提供帮助的需求法则。” [8 ]不过黄光国认为,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模式中,很难找到纯粹单一的关系类型,三种关系类型中混杂了一些其他因素,如在工具性关系中也或多或少存在情感因素在里面。

从上述对儒家关系主义的研究来看,儒家关系主义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1)在理念方面,“关系”决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决定了人的存在价值;(2)在认知方面,中国人对关系的认知敏感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有关的关系认知的策略;(3)在行为方式上,中国人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亲近疏远进行操作,且关系是和人情、面子紧密联系的。在中国,关系是一个人或团体在社会中赖以存在的纽带,人们对人际关系的重视,希冀通过关系的经营,获取相应的社会资源。我国传统社会深受儒家关系主义的影响。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国社会逐渐加快了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步伐,由此带来的社会组织方式、资源占有及分配方式的变迁,使得人们的人际关系也发生相应的变迁。如人际关系走向开放、平等,社会环境日益复杂,人际关系也日渐复杂。但儒家关系主义的关系、人情、面子文化依然存在于国人心目中。

二、教育领导无法回避的“关系”、“面子”与“人情”问题

“关系”、“面子”与“人情”是海内外华人在应对社会关系中最常碰到的问题,也是华人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一面镜子。这3个概念既相互独立但又互相牵连,尤其关系与人情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送礼给人家就意味着拉关系,接受了人家的礼物就意味着欠人家的人情,接受人家的礼物还意味着给人面子。

1. 教育领导应对关系问题的伦理分析

传统中国人的道德观主要建立在关系之上。三纲五常谈的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友有义、夫妇有情以及君恩臣忠等等,都是先找到了关系的主体,再定义出相对应的行为法则。仁道的价值观历来被儒家视为调节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它涵容了以“仁”为核心的一切美德,如孝、悌、忠、礼、义、廉、俭、耻、智、勇、敬、笃、宏、毅、中庸等等,仁道既是一种思维方式,更是一种行为准则。作为思维方式,要求人们具备爱人之心;作为行为准则,表现为积极地利人、助人。其最低要求是不应有损害他人之心。当代中国人仍然很重视社会关系,视关系为工作的剂,甚至是开展工作的前提。

中国人通常以不同的交易法则和“关系”不同的人交往。“关系”一词在儒家伦理中,强调庶人所应践行的“仁”应该视个人和他人之间的关系的亲疏而有所不同,区别对待,也就是说,“仁”的本质是等差之爱。的“差序格局”生动地形容了中国人常用不同的标准来对待和自己关系不同的人这一社会事实。对待与自己关系亲密程度不同的人,运用不同的对待方式。黄光国根据的差序格局将华人的人际关系分为3种类型:“最内层是自己的家人、密友和朋友等原级团体,中间层是亲戚、邻居、师生、同学、同乡等熟人,外层是陌生人。对待不同的人群运用不同的方法:对待内层运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对待中间层运用人情法则,对待陌生人运用‘童叟无欺’的公平法则。” [8 ]由于中国的人际关系圈子中,每个成员对其他成员都面临着随关系亲疏不同的伦理困境,如果不处理好关系,人情世故不到位,会招致这些人的指责。

教育领导在关系处理上面临着两难之境:

其一,如果采用亲疏差序关系模式,遵循儒家关系的私德和团体主义的内部伦理,就可能违背了社会公德,甚至会违法乱纪。也就是说,儒家关系主义遵循的一种小圈子内部利益伦理,对待自己的家人或密友运用“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对待亲戚、同学、同乡运用人情法则,明显地有悖于社会公正,这种保护圈子内部利益的伦理观与西方国家倡导的普遍主义公正观是格格不入的。很多教育领导利用人情保护圈内利益,无视制度规章和国家法纪,因为他们认为,如果不这样做他们会遭受亲友、同学的疏远,甚至被打压出局。

其二,是变相寻租。也就是身处关系圈内的教育领导通过违公德、公共规则甚至法律为圈内成员谋取利益。在此过程中,教育领导也会根据亲疏差序原理,以及风险与收益的大小等综合考虑,然后抉择。维护圈内成员的利益,可以得到他们的认可、尊敬、拥戴和保护,还会赢得面子。正如柏拉图所言:“节制和正义固然美,但是艰苦。和不正义则愉快,容易,他们说指责不正义为寡廉鲜耻。” [9 ]

教育领导必须处理关系,在处理人际关系时经常会遭遇以下伦理问题:他们在上下级以及同僚的交往中颇费心力,往往以不同的交易法则和自己关系不同的人交往,对上司、下属、同僚、陌生人等会采取不同的应对方式。如他们对上级资源分配者会采取逢迎的态度;对与自己关系一般或比较疏远的普通下属则表面客气,在利益分配上却不予考虑。再比如,在对待择校生方面,各种与重点中学校长或副校长有关系的人会通过托人情、请客送礼等方式,为子女争取到择校的机会,校长或副校长在面对这些关系时有时感到非常头痛,对于身居要位的政府官位的招呼不敢懈怠,不优先考虑他们的子女会危及到自己的生存,显然,这种应对不同关系的差异性违背了教育公平的原则。另外,他们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关系的协调上,陪上级领导和朋友吃喝,而对份内的工作事务花的时间和精力明显不够。由于领导是资源的占有者和分配者,总有一些人利用各种渠道和他们接近,成为朋友或者熟人,然后通过请客送礼的方式建立“感情”,如何与这些人打交道,也是一个头疼的问题。

2. 教育领导面对人情问题的伦理分析

中国的“人情”的涵义比较复杂,是一种私交状态下的感情。“中国人的人情既有利益交换的意蕴,也与相互性的‘报’的观念有更为紧密的关系,由后者的实现才能达成前者的实现。” [7 ]由于中国处事遵循亲疏差序原理,人情在维持人际和谐、处理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人情可以是在朋友结婚、生子、过生日或者家人去世等场合所赠送的钱财或礼品,或者是请朋友吃饭,亲朋生病时的探望;也指中国社会中在人际交往时或相处时所遵循的社会规范。“人情”的规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人情规范要求当事人在和关系圈内的其他人保持联系,其方式可以采用聚会(聚餐)、送礼、问候和相互访问联系的方式,二是当关系圈内的某个人身患重病、遇到困难(遭遇危机)时,应该尽可能地体谅并探望、慰问、帮助他,给予他一份 “人情”。

“人情”伦理在中国社会是一把双刃剑。就其积极影响而言,它能把个人、家庭和社会有机地联接起来,给人一个充满温暖、和谐和舒适的环境,在遇到困难和麻烦时也能得到感情和心灵上的慰藉。但是,人情的消极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人情使公众的法律意识淡薄,因为人情的“情理”观念没有一个权威的标准,只能凭感觉和处事经验,能“私了”的事情尽可能不诉诸法律,人情交换往往变成了各种腐败的温床。在人情社会里,一个人的人际关系越丰富、人情越练达,其社会活动能力就越强。于是,很多会走“人情”的家长也会扩展在教育领域的圈子,与教育领导拉关系、送礼。同时,各级校长为了从教育行政部门获得教育经费和教育资源,也会利用工作关系与教育行政领导攀交情。因而,中小学领导面对人情问题,在权力上容易导致腐败,违背教育公平,甚至违反教育法规。如何在权力与人情之间做到合理公平,同时兼顾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这是一个深深困扰广大中小学领导的一个问题。

3. 教育领导面对面子问题的伦理分析

面子是中国本土的一个概念。诸多学者如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uthur H. Smith)、林语堂、鲁迅、胡先缙、金耀基、何友晖、黄光国、翟学伟等都对面子问题做过研究。面子既是一个社会概念,也是一个心理概念。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面子都与声望、地位、行为标准、尊重、身份、权力、社会规范等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多数学者界定面子都会涉及以上概念。目前,一部分学者从社会学层面界定面子,将它看作是个体所追求的社会认同和尊重,如何友晖所说,面子是“个人由于地位和贡献而从他人那里获取到的尊重和顺从” [10 ]。还有一部分学者从社会心理层面出发,将它视作是个体内在的自我评价。我国学者成中英提出了同时兼顾社会和心理两个层面的面子定义:“从客观上看,面子是指被相同社会或社区中的其他成员认可的社会位置,更多表现为在某特殊场合被特殊人认可的社会地位或价值;从主观上看,面子体现的是与社会关系及整个社会相关的个体自尊价值和自身的重要性。” [11 ]在他看来,面子既可以是个人在社会上获得的尊严,也可以是社会认可的公众形象。另外,大陆学者翟学伟从语义出发,独具匠心地区分了“脸”和“面子”,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面子在中国社会的特殊作用,所以“顾面子便与个人自尊密切相连” [8 ]。“面子”成为中国人人际关系中的一个象征符号,在社交场合人与人之间是否给面子或面子给得合适与否 、足不足,往往是人际和谐与否的重要条件。

面子在某些情况下会涉及道德,在另一些情况下可以不怎么涉及道德。根据已有的研究,中国人的面子中包含多种需求。金耀基将面子分为社会性的面子和道德性的面子,这两个方面都涉及伦理问题 [12 ]。朱瑞玲认为,面子至少包含两种社会赞许的价值,一个是个人成就,一个是品德。由此发展出来的面子概念就有两种:一种是符合外在社会要求的面子(包括个人拥有的身份地位、政治权力、学术成就等),它是由社会所赋予的面子;另外一种是个人内化的道德行为,是来自自我要求的面子,不需要他人评价。据此,朱瑞玲依据“社会认可成就与社会控制手段两个维度(自律/他律)区分出四种面子,包括:自我合宜、良风善俗、自我期许之成就和社会赞许之成就” [13 ](见图1)。

我们可以看出:朱瑞玲的面子观不仅包括了“主观评价,还涵盖了社会认同” [13 ]。她的面子观涉及了道德品质、个人能力、社会成就、社会期待与评价等诸多方面,可以说,面子具有多维性。

教育领导面子方面的伦理问题主要出现在自我期许之成就和社会赞许之成就两个方面,他们希望在办学方面出成效,能引领学校发展。教育领导在面子方面容易出现两类伦理问题:一是做事如作戏,搞面子工程。如2009年湖北洪湖市螺山镇的A中学校舍本来就很宽裕,趁布局大调整,投入100多万元新建学生宿舍楼,显示校领导的“体面”,但却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二是重名轻实。很多中小学校长,为了抓升学率,提高学校的名誉,轻视活动课程、校本课程,将活动课程交由班主任随意处理。三是进行面子交易。有的校长违犯了党纪国法,本应受到严肃惩处,却搬出老熟人、老领导、老同事、老同学等关系,串通上下左右去求情,说什么“不看僧面看佛面”,要求“变通办理”或“从轻发落”,而一些执法者碍于“面子”,往往拿原则送人情、作交易,该处理的轻处理或不处理,使执法执纪严重违规。这样表面上给了别人“面子”,实质上丢掉了党性原则。

“面子”中的虚假成分较多,所谓的“搞花架子”、“眼球效应”、“面子工程”就会越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不良作风就会大行其道,虚假的“面子”败坏了“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异化了正确的办学理念。

三、基于关系主义的道德领导规范构建

儒家关系主义背景下,关系支配性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力,儒家对人际关系的规定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当人际关系处于支配地位时,个人自己的意愿、情感和需求对于社会行为的影响就不及此人与其他人的关系对社会的影响大 [14 ]。关系支配性反映了儒家文化中的社会行为模式,与西方的个人主义行为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儒家伦理思想强调礼节、地位的层级性,强调忍耐,注重人情。各级教育领导在面对关系、人情和面子问题时,往往会碍于面子和人情,不能严格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政策,在处理问题时不能做到公平、公开。因而,构建符合儒家关系主义背景下的道德领导规范,我们的教育领导要尽可能具备以下伦理信念:

1. 树立平等之爱的关系理念

教育领导在应对关系时,应当一视同仁,尽量公平地与各类人群打交道。

公正主要体现为正义。柏拉图认为,正义就是给每个人以恰如其份的报答,就是把善给予朋友,把恶给予敌人 [9 ]。柏拉图的定义被后来历代思想家所认可,并成为公正的经典界说。根据他的定义,公正就是行为对象应得的行为,是给予人应得而不给人不应得的行为;相应的,不公正就是行为对象不应得的行为,是给人不应得,或不给人应得的行为。教育领导应对关系采用的爱有等差的处理模式,在关系群体中显得合乎情理,但合情合理不一定公正。例如,校长在招聘毕业生时,同等条件下,会照顾托人情或打招呼的人,或照顾亲友的子女,这样对于没有关系的毕业生来说就意味着不公平。

应对关系困境,需要社会公正。社会公正是社会行为主体的公正,是社会所进行的等利(害)交换行为,然而,社会通常是由能够代表社会意志的特殊的个人所代表,这种能代表社会意志的特殊的个人,就是社会的统治者、领导者或管理者。因而,社会公正就是社会领导者的管理活动的公正,是管理行为的公正。个人公正,就是被管理(者)的行为公正,是被领导者的行为和领导者的非领导行为的公正。不过,领导与管理行为的公正与社会公正不是同一概念,领导与管理行为的公正,也并非主要的社会公正,因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社会管理行为,归根结底是各种社会行为规范的实现,社会行为规范的公正,就是制度公正 [15 ]。社会基本结构之所以是正义的主要问题,是因为他的影响十分深刻并自始至终。这种基本结构包含着不同的社会地位,生于不同地位的人们有着不同的生活前景,这些前景部分是由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条件决定的 [16 ]。因而,制度的公正,说到底,需要法律的公正和道德的公正。

在道德公正方面,我们的教育领导在对待各种关系时应该一视同仁,而不是针对关系的亲疏而采取不同的对策。这样才能促进教育公正,为社会的法治建设提供榜样。

2. 公私分明的人情观

在教育管理领域,利用社会关系网进行寻租,托人情办事,收受人情贿赂,已经成为国内教育领域经常发生的事情。其核心不外是人情与权力的关系问题。

我们知道,教育管理领域与其他政治运作具有相似性。由于我国法治不完善,监督机制不太健全,权力的运用往往超出其界限。人情一旦与社会关系网结合,就会出现利益关系,教育领导的权力容易被滥用。正因为“权力在中国社会存在着任意性(当然也不能胡来),因此操作权术本身就是合情合理的,进而用人情攀上权贵就可能在其任意的一面获得权力的转让,实现权力的再生产” [7 ]。

因而,为了避免人情在教育领域的蔓延,教育领导要树立公私分明的交往法则,对于工作之外的事情,或者说,在私人事务上,教育领导可以用人情法则与人交往,以保持人际关系的和谐,如某位老师生病住院,可以亲自探望慰问。但工作上的事情,要坚持以“公平法则”来处理,如评选优秀教师时,可以颁布评优条例,采用公开打分的方式,透明操作。这样公私分明,既可以避免人情困扰,也可以提升教育领导的威望。

3. 为学校和儿童发展的面子观

面子包括道德脸面和社会脸面,前者是个人固有的,由个人是否实践道德原则所决定,在社会互动的情境中,不能用来作为交易的筹码;社会脸面则不同,它可增加也可以减少,而且可以转借,可以交换,成为社会交易的筹码 [8 ]。教育领导在面子方面的伦理问题主要体现在社会脸面。在社会脸面方面,教育领导惟有扩大学校的影响才能实现自我期许之成就和社会赞许之成就。问题就出在,自我期许之成就和社会赞许之成就有真有虚。正如有人说:在华人社会里,“爱面子”的人所争的“面子”可能是“虚”的,也可能是“实”的;前者是所谓的“徒有虚名”,后者则可能获得“实实在在”的评价 [17 ]。因而,中国人的“面子观”是虚实相间的,其实质是“自尊”和社会地位获得的途径、手段以及社会环境不一样。在法律环境相对完善的欧美国家里,人们的自尊更多地依赖公平、公正的制度认同来实现自身的价值和能力,从而获得“自尊”的满足。这样赢得的“面子”是实在的,是“荣”的体现。但如果社会法制环境不完善,甚至发生扭曲,那么,人们必然会寻求其他途径来实现和满足“自尊”的心理需求。这个途径主要是以权势等级、亲疏、利益所构成的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这时获取的“面子”是虚假的,其实是“辱”的体现 [18 ]。

教育领导应该以学校、教师和儿童的发展作为社会赞许的成就。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学校办学的最终目标是学生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造就学生健全的人格。主要途径是: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构建学校组织文化、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搞面子工程并不能最终提升学校的竞争力,也不能提高学生的学业水平。纯粹地抓升学率,会伤害学生的身心,导致很多儿童的心理出现问题。在应试教育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的教育领域,教育领导抓升学率表面上看是为了提升学校的形象,实际上是搞面子工程,是为了获得社会地位的一种体现,获得了社会地位也就有了面子,实质是变相钓取名誉的一种“面子”观。这些虚的面子是应该放弃的。面子既是加强道德标准的社会戒律,又是维持个人道德完整的保证,是一种内部戒律。我们可以说,是扭曲的“面子观”导致了虚假的“面子”大行其道,是虚假的“面子”扭曲了人们的“自尊”心理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社会的公平。因而,教育领导应该正确对待面子问题。树立正确的面子观,求真务实,为学校实实在在的建设和儿童的身心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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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司马云杰.文化价值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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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梁漱溟.中国文化的要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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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朱瑞玲.有关面子心理与行为现象之实证研究[D].台湾大学心理所博士论文,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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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王海明.伦理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6]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儒家思想的来历范文5

山东曲阜市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儒家思想的创始人孔子就出生在这里。曲阜,古为鲁国国都,孔子故里,被誉为“东方圣城”“东方耶路撒冷”。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曲阜作文高中600字,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曲阜作文高中600字1今天,我们去了孔子的故乡--曲阜,我们中午才到了那里,全程300多千米,要坐5个多小时才能到曲阜。

星期六下午,我们参观了三孔,孔府、孔庙和孔林并称为“三孔”。

孔庙始建于孔子死后第二年(公元前478年),距今已经有2497年的历史,当时鲁哀公将孔子生前所居之堂改作“寿堂”,房屋三间,里面陈列着孔子使用过的,汉代以后孔子及儒学地位提高,历代皇帝对孔庙都用扩建,经过两千多年的历代扩充才达到现在的规模。孔庙仿皇宫建筑之制,规模宏大与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并称为三大古建筑群。孔庙又称作圣庙,主要祭祀孔子及其夫人亓宫氏和弟子们的地方,现在看到的孔庙为明代弘治年间的规模。

孔府俗称圣孔府,又称圣府,是孔子嫡系长子长孙,处理府务和居住的地方,“衍圣公”是公元1055年宋仁宗皇帝赐给孔子的第46代孔宗愿的封号。宋仁宗宝元年间封“衍圣公”后,开始扩建孔府,经过历代重修,达到现有规模。现在的孔府占地面积240亩,有楼堂、厅、阁463间,分三路布局九进院落。

孔林是孔子及其家庭的专用墓地,也是世界延时最久、规模最大的家庭墓地,位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占地三千余亩。在这里既可以考春秋之葬,证秦汉之墓,又可研究我国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丧葬风俗的演变历史,孔林也是我国目前最大的人造园林。相传孔子死后,“弟子各以四方奇木来植,故多异树”,林内有各种树木10万多株,数百种植物,在万木掩映之中,碑林内尚有唐、宋、元、明、金、清各代石碑3600多块,有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碑林。

除此之外,我们星期日下午则去学习了六艺,礼指礼节(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德育)共分为五部分,称为“五礼”;乐指音乐、诗歌、舞蹈等;射指射箭等;御指驾驭马车技术;书指书法、识字、文字等;数指算法(计数),孔子一生特别推祟六艺,可见六艺在孔子眼里的重要性。

这次研学活动,我体会到了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体会到了古时的文学精神,同时也见到了我们伟大的学家—孔子先生,他的精神必定会一代一代的流传下去。

曲阜作文高中600字2山东曲阜的“三孔”是我们今天的目标——孔庙,孔府,孔林,这个地方闻名于全世界。这里是我们祖国大圣人的故乡,更是集结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丰富的实物遗迹的地方,还是儒家文化的源头。这就是为什么会吸引着中外游客到此游历的原因吧,今天我们也到此,灵魂如此贴近孔子。

刚到城墙门口,墙上四个金色大字“万仞宫墙”便映入眼帘,据说这是乾隆爷亲笔御赐的,可见其的稀罕和珍贵。这其中的“万仞”说起来源头可大了,当时孔子的弟子子贡在别人的赞扬之下,并没有骄傲自满而是更正了说法,认为自己只有一仞之高而自己的老师孔子却有万仞之高!我认为这其中还用到了对比的手法:子贡的城墙只有一仞之高,世人们就直接可以看透他,孔子的城墙万仞之高,所有人都没有办法看透。意味着读透孔子何其艰难。

进了城墙,走过一片小树林,来到了“圣时门”。东为文官,西为武官,中为皇帝,只其中有什么门道呢?原来是与金木水火土五行有关,东属木,化木逢春这是文人之技,西为金,常说金戈铁马这是战士的代表物。导游浩杰一发话,全体皆听话“想当什么就走那个门”全体同学的默契在一瞬间爆发出来,一窝蜂似的往中门奔去。我不想当皇帝只想当一名奔战四方的武官,昂首挺胸的走向了西门,等到所有人都过了过来,导游一句话打破了多数同学的皇帝梦“这年头哪来的皇帝,还想当皇帝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时乱臣贼子那么多的原因了!”我们哈哈大笑,被导游的幽默逗乐。一道道门,一种种寓意,一件件事情逐渐被我们所探索。

跪搓衣板这么有意思的现代化用语竟然出现在了这!还有坐冷板凳,这说起来来头也可不小,为了一个官职来回坐来坐去,就是没有被宣见,一天等下来,就连板凳都没有坐热!导游的讲解,我们哪个不是捂着肚子笑个不停地。笑完过后,我们一行人又来到了后花园,不要说没进来之前还以为会很无聊,但这一进来,香气扑鼻,花儿灿烂,虽不是清晨美景却是傍晚夕阳,感觉整个人就好像被阳光所包围着,花香围绕着。

过了孔府与孔庙就还剩下孔林还没有游历了,虽然所有同学都腿酸背疼,但是却靠着毅力所坚持着,咬紧牙关死死坚持着。一进孔林中的孔子墓陵园,四周十分寂静,所有人都不自觉的庄重起开,自觉的压低声响,这其中有孔子、孔鲤、孔伋祖孙三代之墓最为出名,围绕在一起。墓前的花朵与供品是新鲜的,想必来祭奠孔子游人是络绎不绝了。我们有许多同学直接跪下庄严磕起了头。此时无声胜有声,我们这些调皮孩子也对孔子送上深深的敬意。

行走三孔,虽然短促,行程紧张,对我来说还是一段难忘的记忆!

曲阜作文高中600字3早知曲阜是孔子的家乡,这是我仰慕已久的地方。3月30号这天,我们学校组织到曲阜研学,有幸游览“三孔”。

首先,我们去了孔庙。在中国,孔庙有很多,但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应属位于山东曲阜市南门内的第一座孔庙,它又称圣庙,与北京故宫、承德避暑山庄并称东方三大古建筑群。我们沿着护城河慢慢向前走,导游阿姨边走边介绍说:“护城河是一条很奇怪的河,它不是顺道而行的,而是逆行的……”听着听着,不知不觉中我们渐渐地走到了孔庙。

走进大门,“金声玉振”四个大字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生辉。“这个石门究竟有着怎么样的来历呢?”我心里暗想,终于,我把这个疑问说了出来,“孟子对孔子有过这样的评价:‘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金声’、‘玉振’表示奏乐的全过程,以击钟开始,这就是金声,以击磐告终,这就是玉振。以此象征孔子思想集古圣先贤之大成,赞颂孔子对文化的巨大贡献。为了纪念这个小典故,后人把孔庙门前的第一座石坊命名为‘金声玉振’。”导游阿姨解释道。

游完孔庙,那当然要游孔府啦!孔府是孔子的子孙后代居住的地方,孔府有大厅、大堂、楼房。东边是庙,西边是学堂,中间是高大雄伟的建筑物。孔府的后花园里有池塘,许许多多的小锦鲤,在池塘里自由自在地游来游去。

最后,我们去了孔林,孔林是孔子及世世代代子孙的墓地,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家族墓地。园内古木森森,林下墓家累累,碑蝎林立,石仪成队。

曲阜三孔,雄伟壮丽,它不仅是儒家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沧桑足迹!

曲阜作文高中600字4“五一”假期,爸爸妈妈带着我还有我的小伙伴们几家人一起去了曲阜,参观了孔子故里。

我们开车跑了很长时间的路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下车踏进曲阜,迎入我们眼帘的是一座古朴而典雅的古城墙。我们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买门票,这时我们的妈妈们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宣传牌上写着:只要能背过论语三十条或者能完整背过一章,就能免门票。妈妈就对我和小伙伴们说:“平时你们在班里都背诵过论语百句,这次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每个孩子都展示一下自己吧。”排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队才轮到我们,幸亏平时在家每天早晨诵读《论语》,我兴奋充满自信地走进二号背诵厅。刚开始紧张地嗓子都快说不出话了,我深吸一口气,镇静下来开始背诵了,几分钟之后我终于顺利地背完第一章节。那位监考老师说我背诵的真棒并当场给我发了荣誉证书,我顿时觉得以后应该多多背诵经典,并且把功夫用在平时。

紧接着爸爸给我们找了一个导游阿姨解说,我们第一站去了孔庙。孔庙是孔老夫子教学的地方,里面有许多庙宇和很多几百年前挺拔的松柏树,其中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成殿”,这是孔庙的正殿,是孔庙的核心,金碧辉煌,雕梁画栋,气势磅礴,香烟缭绕。我还知道了“门当户对”、“勾心斗角”等这些成语的真正来历。

然后我们穿过一条卖纪念品的小巷去了孔府,孔府是孔子的子孙居住的地方。我们没有去孔林,导游说孔林是孔子和他子孙的墓地。通过游览,让我了解到了古代圣人的许多知识,开拓了视野,感受到了儒家文化。这些丰富的知识比金钱更为宝贵。

曲阜作文高中600字5去年,我走进了曲阜这个历史悠久又充满古朴美的城市。

在历经几千年沧桑的城墙上,布满了青苔,依然以千年前的那种古朴展现在世人面前。城墙的青砖虽已没有了以往的那种平整,但也让人们感受到了它的饱经沧桑。还有,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三孔。

先说孔庙,至今已有600年的历史。为什么是六百年呢?因为在宋朝时,宋朝和金朝一场激烈的战斗中孔庙被一场大火焚毁,到了明朝才得以重建。在时间的长河中,许多后人来祭孔,上至皇帝、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庙中的石刻更是数不胜数,有王羲之的、沈括的、孔子的等等,庙中的大成殿完全是仿皇宫式样,这充分展示了古代皇帝对孔子的崇敬,石柱上刻有龙、凤、蛟等吉祥图案,据说有根柱上还刻有88条龙呢!

再说孔府,孔府可谓是园林中的珍品。它也是被重建后才得以延存下来。孔子的父亲是一个管粮的小官,到了孔子这代才发扬光大,在孔子的后人中有许多贤人,如孔融等等。到了孔氏花园,花园里有幅画,不论你从什么角度看,它上面画的路口始终正对着你,你说神奇不神奇?

儒家思想的来历范文6

关键词 汪曾祺 中华 人文精神 仁爱和谐

汪曾祺在《自报家门》中说:“有评论家说我的作品受了两 千多年前的老庄思想的影响,可能有一点,我在昆明教中学是 案头常放的一本书是《庄子集解》。但是我对庄子感极大的兴 趣的,主要是其文章,对于他的思想,我到现在还不甚了了.

我自己想想,我受影响较深的,还是儒家……我觉得儒家是爱 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 人道主义即为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作为Humannism 的译词而被广泛使用的,它在中国新文学初期有以下几种译 法:学衡派胡先骕在1922年评论《尝试集》是译为“人文主义”; 周作人在1919年初的《人的文学》中译为“人道主义”;梁实秋 在《现代文学论》中则将其译为“人本主义”。其实这三种译法 恰是西方人文精神的三个重要阶段:人文主义——人道主义 ——人本主义。然而,“人道主义”原本是人文精神在一定历 史条件下产生的新内涵,是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阶段,是 强调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新发展,但它现在在中 国好像具有独立存在的含义,可被看作是人文精神的代名词.

人文精神指关怀人的精神,其核心应该是人,它是对人的关 切,有对普通人、平民、小人物的命运和心灵的关切,也有对人 的发展和完善、人性的优美和丰富、人的意义和价值的关切.

中华人文精神就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各种文化所形成的 基本的文化精神和优良品格,其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 行为方式和价值理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主导性文化 精神。中华人文精神以人为本,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 现出的“天人相与”观,有助于保持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在对 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表现出的人伦秩序和“安老爱幼”观, 有助于保持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和和谐;在对待人与自身 的关系上表现出的自省意识、价值自觉和修身养性,避免了人 的肉体和灵魂、感性和理性的分裂。自幼受中国传统文化熏 陶的汪曾祺在创作中很自然地表现出这种中华人文精神,这 也就是他自称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的原因.

虽然汪曾祺在刚刚步入文坛是受过西方现代主义派的影 响,但是进入文学创作成熟期后他毅然回归了现实主义文学 传统。纵观其创作全貌,他的小说背景主要是他的家乡江苏 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因为他在这几个地方呆过.

“我的以这些不同地方为背景的小说,大都受了一些这些地方 的影响;风土人情、语言——包括叙述语言,都有一点这些地 方的特点。”他笔下的主人公几乎都是受苦受难的下层小人 物,和尚尼姑、中小学教员、卖卤味的、药店伙计、挑夫、锡匠……汪曾祺用优美的笔致给与他们中国的传统美德,寄托着 作者所赞美的扶危济困、相濡以沫的中华人文精神.

汪曾祺是从情感上而不是从理性上认同儒家的“仁爱”思 想的。孔子的“仁”是以亲子之爱为人类学心理情感基础的, 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爱人”“泛爱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等仁学理想。这种讲人情的、朴素的人道主义精 神,是汪曾祺小说叙述的主要情感动力。这种“仁爱”的情感 倾向在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构成其作品的世俗文化氛围、人 物行为方式以及人物形象的精神内核。在《大淖记事》中,我 们看到锡匠们在十一子遇到水上保安队的非法殴打时,揭竿 而起,自动组织起来上街游行,在世俗的情谊中生发出一种高 尚的原始正义,而这种原始正义与他们日常的行为方式密切 相关,他们平时相互之间从不抢生意,若是合作做活,工钱也 分得很公道,这其中联系着他们对于“仁爱”的理解,在他们 看来,人和人之间应该平等相处,应该以仁爱之心对待自己、 善待别人、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源自于儒家的“仁爱”观念, 汪曾祺不仅赞扬普通人重义、重情、爱人的美好情怀,而且对 于他们纯真自然的人性表现形式给予了热情的肯定,同时对 那些不合理的人性形式表示了深深的同情和悲哀。《鸡鸭名 家》中的炕房师傅余老五是孵小鸡的能手,孵小鸡,对他来说 并不仅仅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高于生产之上的精神创造,在 孵小鸡的那几天,他“尊贵极了,也谨慎极了,还温柔极了…… 他聚精会神,身体的各部全在一种沉缅,一种兴奋,一种极度 的敏感中,用他的感觉判断一切,炕房里暗暗的,暖洋洋的,潮 濡濡的,笼罩着一种暧昧的缠绵怀春似的异样的感觉”。余老 五身上也有着一种母性,他体验着一个一个生命正在完成.

在汪曾祺笔下,普通人的精神世界在劳动中闪现出庄严的光 彩,人超越了劳动本身的层面,而具有了人之为人的意义和价 值。与余老五不同,陆长庚虽然也有着超人的技艺,养鸭给他 带来了极大声誉,他是个聪明的人,乡下的活计没有一样能难 倒他,但他的运气不好,干什么都没有余老五那样幸运,日子 越过越穷,安份中有了些卑屈,懒散中有了深深的绝望。在这 个人物身上作者虽然也有着对其劳动技艺的赞美,但更多的 是同情,寄寓着对那个时代的生活的批判.

在儒家仁爱学说外,汪曾祺一直在作品中追求和谐,“构 造出一片没有权利浸染而宁静的乡土,一片近乎沉淀着淳朴 和温情和谐的所在”,平淡的叙述营造了散文化小说的诗意氛 围,在这种诗意的氛围中洋溢着人性的自然,)健康和美。中国式的“人道主义”必然会打上 封建道德规范及社会制度的烙印,其“社会性”的本质属性或 多或少都约束着人的行为包括作家的创作,而在汪曾祺的作 品中“人的一切生活方式都顺乎人的自然本性,自由自在,不 受任何清规戒律的束缚”,也“没有用政治群体意识观察、表 现生活,而是钟情于个人的经历与命运,个人的性格特点、操 行甚至个人隐私”.

首先,汪曾祺作品体现着人性的和谐。他通过作品展示 对自由生活的向往。《受戒》中众和尚并不受清规戒律束缚, 仁山在荸荠庵里从不穿袈裟,仁海的老婆每年还要来庵里消 夏,仁渡不只有一个相好的,庵里和尚们也杀生喝酒加赌博, 各路生意人将这里视为娱乐场所,甚至连全县最有名的善因 寺方丈都有一个十九岁的小老婆。因为作者认为“和尚也是 一种人,他们的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凡作为人的七情六欲,他 们皆不缺少,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虽然爱情是人类生活 的重要一环,但汪曾祺作品的背景时代多是对爱情讳莫如深 的,但他却执著于追求美好的爱情,尽管这爱情并不是那么 浪漫。《大淖记事》中巧云被水上保安队的刘号长霸占,但十 一子并不嫌弃她一破了身,真诚相爱使二人冒着生命危险结 合在一起,周围的朋友们也给予他们很多帮助,当十一子被 打后,巧云勇敢得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并且照顾十一子。《受 戒》中明海虽然是和尚,但他和小英子两小无猜,两人顺着人 性自然成长而生发出的朦胧情感,让小英子自然地说出了 “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这样的话语,明海开心地接受.

其次,汪曾祺作品体现着人与人关系的和谐。过去的故 乡生活中一定有种种不合理、不平等的事物甚至有丑恶的人 性存在,但经过时间的过滤,剩下的仅有美好,加之作者坚持 “小说就是回忆”的创作主张,就使他的作品中谱出一曲又一 曲人与人的和谐之歌。在他的小说中,人物的思想、言论、行为是自由的,一切以人性为前提,而且人与人的相互依存不 带一点功利色彩。《鉴赏家》里叶三与季淘民两个人明显不 是一个层次,前者是一个普通市民,后者却是当地知名画家, 季淘民能将自己的画无偿的送给朋友,叶三即使家庭困顿, 也不肯将画卖掉,并嘱咐儿子在自己死后将画和自己一起埋 葬。他们和谐关系的基础之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再次,汪曾祺作品体现着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法国人 安妮?居里安女士曾经问为什么汪曾祺的作品中总有水,即 使没有写到水,也有水的感觉。的确,汪曾祺的家乡高邮是 一个水乡,他在水边长大,整日所见无非是水,因此“水不但 于不自觉中成了我的一些小说的背景,并且也影响了我的小 说的风格”。也就是说,他敬人与自然环境结合起来写。《大 淖记事》开头先对大淖的来历及其自然景观,接着写轮船公 司往东往西的两丛人家和其迥异的乡风,再然后是锡头锡匠 们的活计、家伙,他们的义气,引出十一子这个重要人物;再 写东头挑夫们的生活,过年过节的像素,男婚女嫁的情况,引 出巧云。在这样一个自然的和社会的环境中,十一子和巧云 的爱情产生的合理、自然而且必然,虽然生存的艰难时时影 响着小说中的人物,但美好的心灵总是战胜了贫困和丑恶.

综上所述,汪曾祺的作品中充满中华人文精神,体现了 人性自身、人和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深深打动了读者,具有 不可磨灭的价值.

参考文献

[1]汪曾祺.自报家门·汪曾祺自述.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

[2]汪曾祺.汪曾祺自选集·序言.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

[3]汪曾祺.汪曾祺小说经典.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4]王庆生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