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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重要思想范文1
【关键词】儒家文化思政教育学生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8）17-0079-01
引言
新时期，学校思政教育课应摒弃假大空的发展模式，善于从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中吸收养分，以更加丰富的教育体系不断提高其教学实效性。儒家文化蕴涵的深厚人文精神与思政教育的有机结合，既为思政教育课的创新发展提供机遇，也为培养新时期全面发展人才奠定了思想基础。
1.儒家文化在新时期学校思政教育中的价值
新时期是我国全民实践“中国梦”的伟大历史时期，学校作为社会建设所需各类人才培养的主要基地，更应该重视和加强对学生的思政教育工作。创新思政教育工作，融入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思政教育的课程体系，是顺应新时期课改要求，加大教改力度的重要举措[1]。“知行合一、内外兼修”是儒家文化的重要思想，对于丰富思政课程的理论体系和实践内容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能为丰富思政教育的方法和模式注入新鲜元素，为德育工作提供新的支撑点，全面提高思政教育课对学生的感染力和吸引力，强化思政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
2.儒家文化在新时期学校思政教育中的融入路径
2.1运用儒家文化奠定学校思政教育背景
在社会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居民的物质生活得到有效丰富，很多居民开始投身到社会公益事业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为他人带去温暖和帮助，这正是“兼济天下”儒家思想的现实体现[2]。只要教师善于留意，就能从社会生活中发现大量的儒家文化教育典例，以此丰富学校思政教育背景。随着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普及，教师可以将一些典型的事迹加工成思政教育的PPT和视频等教学资源，运用儒家文化丰富思政教育的文化背景。教师应该根据不同的教育阶段科学选取儒家文化经典，使其符合不同年级学生的学习深度，引发学生共鸣，培养出言行合一、德才兼备的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建设需求的新型人才。
2.2运用儒家文化丰富学校思政教育内容
儒家文化具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其中的“自省”、“仁爱”、“修身”、“知行合一”等思想内容，对于丰富新时期学校思政教育内容体系具有重要作用。教师不应拘泥于教材的限制，可以根据新时期德育教育的新方向融入儒家文化经典，专门增设儒家文化的教育板块，或者将其融入到其他板块的教学内容中，为思政教育注入新鲜活力。此外，围绕新时期社会发展的一些焦点问题和学生成才的主题以儒家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思政教育讲座，将学生纳入到思政教育的学习体系中[3]。
2.3运用儒家文化创新学校思政教育模式
儒家文化从其诞生以来经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在全国各地都留下了丰富的历史和人文遗迹，这些都是开展学校思政教育的有效载体。教师可以从儒家文化的传承的各种载体，如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遗迹和历史文物等，让学生在这些真实和立体的儒家文化载体面前去感受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虚怀若谷的民族情怀，利用这种丰富的体验式教学模式增强学生思政教育的获得感，提高思政教育的实效性。
其次，新时期也是互联网高速发展的时期，学校思政教育工作应该紧跟时展趋势，构建思政教育的互联网平台，创造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高效思政教育模式。学校可以建立专门的思政教育网站，遴选业务素质过硬的教师组成专门的网络教育团队，整合和各类优质思政教育资源，以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如“知行合一”、“内外兼修”、“仁义礼智信”等为主题制作思政教育的短片、视频等，并及时解答学生的疑问，有效丰富学校思政教育的模式。
3.結语
儒家文化历经两千多年的发展，在新时期学校思政教育工作中依然能够放射出璀璨光芒。儒家文化的经典思想“知行合一”、“内外兼修”正是新时期学生欠缺的重要思想品质，提炼儒家文化的优秀内涵，完善新时期思政教育体系，既有利于打造具有特色的思政教育网络，也有利于思政教育的纵深开展。
参考文献：
[1]刘国华.儒家文化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价值与运用路径探析[J].兰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5（3）：113-114.
[2]姜益琳， 何淑娟.儒家德育思想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对接路径及实效性展望[J].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6，15（1）：28-30.
儒家的重要思想范文2
孔子的“仁”思想是儒家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勤政爱民是“仁政”的灵魂和基础。孔子要求统治者治理国家要信实无欺，取信于民，节约费用，爱惜民力。孔子提倡统治者治国必须为政以德，齐之以礼，正身律己，扶正驱恶，奖赏惩恶。《论语•为政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体现了孔子的德治思想，是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孔子注重百姓意志，以百姓的意志作为权衡的标准；孔子维护贵族的权益，主张捍卫君权，但更关心百姓命运，以百姓的命运作为治国的前提。
孟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较明确的提出民本哲学思想的人。他对以民为本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详细阐述，提出了“民贵君轻”、“与民同乐”和“仁政”学说，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民本思想体系。君民关系上，他主张“民贵君轻”，指出人民才是最根本的，君主只有顺应民心，施行仁政，才能统一天下。在经济方面，孟子主张要“制民之产”和减轻征税给人民以物质上的保障。衣食住行得到保障，是安定人民的首要措施。管理内政方面，孟子认为，无论选拔人才还是杀人国君都要尊重民意，并非以国君的意向为标准，而是以国人的意向为依据。在教育方面他提出先富后教，兴办教育，教化人民马提高人民道德素质，建立起一个道德、和谐、安定的社会。
荀子是孔子和孟子之后又一位著名民本思想家，他的民本思想吸收了前两位的重要内容，并且又有了新的发展。他的著作《荀子•王制》篇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这就是荀子的君舟民水论，意思是老百姓可以扶持你做君主，也可以你，故民才是国家的根本。荀子还认为，一个诸侯国要想富强，必须有老百姓的支持。荀子曰：“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得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百姓乃国家之根本，国君对民应该保民如赤子，对民要宽厚，要使他们在有条理稳定的环境下生活。主张减轻农民的负担，少兴力役，不夺农时。只有老百姓富了，国家才能收取赋税。荀子深知节用裕民和裕民以国富的道理。君主要以民为本，才能国富民安君安。
民本思想提倡：“爱民”“贵民”“重民”，重视民众的社会作用，认识到人民是国家的基础，只有不轻视人民，培固根本，才能实现国治邦宁。民本思想提倡：“富民”“安民”“宽民”。使民众的物质生活得到保障，维护人民的切实根本利益，使人民富裕起来，才能大力发展生产力，创造出更多财富，且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才能和谐安定。它提倡社会“公平”“均衡”，建议给民众政治经济权利，防止因社会阶层分离和对立导致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崩解。它同时也强调生活水平的均衡，反对过大的贫富差距，强调社会底层人民的生存权利和普遍福利，这种解决社会人民生计问题的思想，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极具借鉴意义。
儒家的重要思想范文3
关键词：人力资源管理；和谐理念；人本主义
在二十一世纪知识经济的时代，人们意识到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在企业生存与发展中的重要性。无论企业管理方式如何复杂和多样化，人都作为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是企业在竞争中取胜的整理支柱。这就要求人们在现代管理中注重于人的智力、体力和潜力的开发，激发员工的潜能，在管理中实现人本化。
任何科学有效地管理离不开深厚的民族文化思想。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有着许多相融之处。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史上，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以及“以民为本、以德治国”的社会治理思想对于当今的我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有着重要的借鉴。所以我们从人力管理的角度去研究儒家思想，具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同时成为现代企业管理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
简单来说，儒家思想在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运用，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儒家整体和谐理念有利于人力资源管理
儒家思想的思维方式主要特点是整体思维，这种整体思维的特点运用到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就是一种整体管理，也就是系统化管理；而西方思想的思维方式特点是分解，无统揽照顾整个局面。从这方面来看，儒家文化的整体思维有利于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的整体管理。
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从系统整体理念出发，一向讲究于“和”。如创始人孔子就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孟子说：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都反映了对人际关系和睦的强调。由此可见儒家思想重视人际关系协调和群体和谐，注重个人对集体的贡献。而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就非常注重于团队合作，只有合作才是一切企业和组织成长之本。一个企业发展和在市场竞争的成功有赖于所属员工的团结合作，而相互冲突和斗争能毫不含糊地毁掉一个企业。如知名公司青岛海尔集团就凭着职工的团结协作，终于能发展为全国的知名企业。
儒家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中庸理念，其中庸的观点是“过犹不及”，也就是主张执中来求和，矛盾的双方实现和谐与统一。儒家思想把中庸的观念看作是人们不容易达到但又不可缺、至善至美的道德理念。在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中庸思想具体表现在对员工的选拨、管理以及激励等方面。领导在对员工的管理中，要适度中庸的观念，否则就会导致员工工作效率下降以及激起员工的抵触对抗情绪；在对人才使用上，对人才的埋没、小材大用或者大材小用都会造成人才资源上的耗费。
在这方面，美国著名的“彼得原理”与中庸之道就有相似之处。人力管理工作关键就是调动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但在这过程中，过多或过少都会压抑员工积极性的发挥。所以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讲究制度管理与人力管理的相结合，制度是硬，人力是软，只有刚柔并济才能做到最佳管理，这也是儒家中庸思想的体现。
二、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有利于人力资源管理
儒家思想倡导以人为本的思想，重视人力资源这符合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例如儒家思想的“人和”作为一种要求企业员工遵守的伦理规范，能倡导企业建立和谐的内外部环境，有利于培养和造就员工们和谐的团队精神。如果“人和”思想运用在企业外部环境，则表现在企业关注和气生财与公平的良性竞争、企业与政府和公众建立一种良好和谐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
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与现代所提倡的人本管理思想有相似之处。如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倡“爱民”、“惠民”、“裕民”，在领导对人的管理上，则主张“仁”“爱”理念。用在现代企业的人事管理上，则是领导要以礼待员工、并且员工之间以礼相待，上下级之间、同级之间互相信用与尊重，这些都有利于企业组织内部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的人本思想用在企业管理上，也就是领导上级对下属员工谦和宽厚，下属对领导忠于职守，这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管理者如能把员工看作是“社会人”，能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思想，尊重和发展员工的潜能，将企业的实现目标与员工的理想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企业与员工感情交流，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增强员工的忠诚度。
三、儒家的道德观念有利于人力资源管理
儒家思想的一些道德观念，如“仁者爱人”，用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可以突出强调员工的仁爱之心，用规章奖惩制度号召员工团结友爱，使企业成为一个团结友爱的大家庭。
“仁”的具体做法是忠恕之道，作为人力资源的领导者，就要以身作则来带动公司的其他员工；在对待别人上，就要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团结公司的人员，实现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这一点是儒家思想对人力资源管理中导向力的最好说明。
儒家的重“义”轻“利”的道德价值观也有利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如孔子对义与利关系的看法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这思想对于现代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者来说，在义与利的抉择上调整好心态，在公私利益冲突时牺牲小我、完成大我都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儒家的重要思想范文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5）03-0025-02
一、干春松教授说了什么，想说什么
在全面评论《中国思想典范转移过程中的观念变迁：以康有为论“仁”看儒家观念的转变》这篇论文之前，笔者想先总结一下干春松教授说了什么和想说什么。
干春松教授的论文大致分三部分：引子――问题的由来；论文的核心部分――集中论述康有为对“仁”的观念所做的现代性诠释：结论。
该文并不是简单地对康有为“仁”的观念进行文献梳理，而是基于一个明确的问题意识：“回顾学科未定型时期的康有为等人的思想，有助于我们了解现代中国哲学形成的曲折性，更主要是可以让我们理解中国思想本身的复杂性”，也即以康有为对儒家的核心概念“仁”的重新定义和思考来分析这种曲折性和复杂性。冯友兰以瓶酒之喻来说明中国哲学发展历程中旧概念与新内容的复杂关系。干春松认为冯友兰以“酒与瓶”的“新与旧”对康有为和廖平的批评并不是十分有针对性的。这一见地是十分独到的，即思想与其表达形式之间并非是像酒与瓶之间如此简单。
该文的核心部分是通过对康有为论仁，来具体论述引论中提出问题。第一，仁为本；第二，仁与博爱、平等；第三，仁与智；第四，仁与勇；第五，仁与大同。这五个部分分三个层次：一是总论仁在儒门中的基础性地位；二是在现代背景下阐释传统“三达德”的关系；三是论述仁与现代性价值理念的内在关系，强调博爱、平等、大同这些现代价值理念乃是内在的包含在儒门“仁”的理念之中。通过立足于今文经学传统对儒家“仁”的再诠释，分析出康有为乃是力图突显儒家经学的现代价值。
在结语处，干春松指出，康有为基于经学的立场出发的理论创造，乃是试图解决儒学价值与现代价值之间的复杂性。这一进路超出此后所引入的西方学科建制所提供的学术视野。干春松认同冯友兰对康有为“旧瓶装新酒”的判断，即试图使用“仁”这一旧瓶，装入了现代西方的新酒，并以此扩展儒家价值在现代思想中的地位。但干春松并不接受冯氏所做出的“新酒”已将旧瓶撑破的判断，也即是所谓的旧瓶无法装新酒。干春松认为，康有为的努力表明“仁的观念依然存在着创造性发展的可能，而它与中国文化心理的内在关联，则可以使之更能深入我们的观念系统，而为我们所接收。”由此，干春松超越了一般性的瓶酒之论，而是关注陈酒和新酒的关系。其最终结论在于：“这些旧瓶中的‘陈酒’可以成为我们反思‘新酒’的重要思想资源”。
二、思考之一：瓶酒之论的阈限
笔者对南海圣人之论没有专门性的研究，但十分钦佩干春松看问题的敏锐和研究思考进路的审慎。笔者的思考不在康有为的“仁论”是否精当，在于从干春松对康有为的诠释出发，做进一步的思索。并将这种思索看做是干春松的大作所给予我们的启示。
思考之一乃是瓶酒之论的阈限。
从晚清诸子，到今日诸贤，在遭遇西方文化与文明之后所作的思考，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然究其实无外乎是在古今中西、体用本末之间做思考和抉择。中国近现代所遭遇的问题，是中西问题，还是古今问题，抑或是古今问题中夹杂着中西问题呢？无论是体用论话语，还是瓶酒论话语，都是中国学人面对现代性问题的独特回应。冯友兰的瓶酒论话语，是基于他的新实在论立场。冯友兰以为中西之争的实质是古今之争。而解决之道在于如何用中国的古（瓶）来承接西方的今（酒），所谓接着讲是与此相关的。今天中国学界普遍流行的所谓中国哲学的现代化或所谓的西方哲学的中国化，都是和所谓的瓶酒之论联系在一起的。
瓶酒之论。的确规避了体用论在处理中西问题时文化心理上的尴尬和逻辑上的不周延。但瓶酒之论隐含的问题在于：瓶、酒的可分离性，也即非一体性，这是有别于体用论的。谁的酒？谁的瓶？中国近现代哲学所面临的真的是所谓瓶与酒的问题吗？
三、思考之二：瓶的问题，酒的问题，抑或其他
让我们回到干春松的思考主题：“中国思想典范转移过程中的观念变迁”。我们需要审视和追问的是中国思想典范转移的根本是瓶的问题，还是酒的问题，抑或是其他问题。
如果“瓶”指的是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范畴、核心概念；“酒”指的是西方的现代性文化与文明。那么，中国的近现代哲学的根本问题真的就是所谓“旧瓶装新酒”（通过对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其核心观念的再诠释，来承接和吸纳西方的现代文化），或者是所谓的“新瓶装新酒”（全面引进西方的文化：酒和装酒的瓶子），再或者是所谓“新瓶装旧酒”（用西方时髦的方法/范畴来诠释中国传统思想）。
在酒与瓶之间，做不断的组合，虽然花样翻新，新产品迭出，但总体感觉是缺乏创新，无法真实应对现代中国问题。
儒家的重要思想范文5
中国儒家优秀传统文化中同样也蕴含着注重改善教育环境的重要思想资源。儒家在教育上提倡环境陶冶作用，即外部社会环境对人的品格形成起着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治铸作用，所谓:“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荀子•儒效》)讲的就是由于环境影响的不同，人“可以为尧禹，可以为桀跖。”(《荀子•荣辱》)孔子提倡的择友、择处，也是这一思想的表现，他指出:“性相近，习相远。”(《论语•阳货第十七》)就强调了后天环境的熏染不同对人天性影响的差异。“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荀子•劝学》)也告诉我们:教育的功用在于能够营造一个有利于人性改造的良好环境。由此我们应该对如何发挥环境熏陶与渗透在大学生“基础”课程的重要作用获得一些启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尤其是“慕课”时代的来临，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成长起来的“90后、95后”正逐步成为大学生群体的核心人群，建设“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网络共享平台课程，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堂教学改革，从而为创新网络环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新形态开展一系列举措。社会是大环境，学校是中环境，家庭是小环境，网络就是微环境，三位一体教育架构的设想显然已不够全面。如何构建包括网络环境在内的四位一体教育环境架构成为探索“基础”课程教学改革面临的一个新问题。“90后、95后”大学生作为数字化时代的“原住民”对于网络环境有更大的依赖性和更多的偏爱性，而网络环境又极具虚幻性和超现实性，因此需要给予他们更多地关怀和指引，培养他们正确辨别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能力，保持对“正能量”的追求和对“负能量”的抵制能力。［3］50“基础”课程的主要作用是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三观”，提高其思想道德观念和法治观念，从而使其思想现状和社会发展要求相一致。然而，环境会在这个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引发一系列的矛盾，概括起来就是社会、环境、学校以及网络环境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冲突性会对“基础”课程理论的接受与践行产生非常大的反作用力，以至于“慕课”背景下的“基础”课教学改革探索困难重重。中国儒家优秀传统文化除了在教育上提倡环境陶冶作用之外，还倡导整体性、辩证性和合互补性的思维方式。这就启示我们:教育环境作为一个整体绝不可以分割开来、区别对待，这样会加大环境作用的反向阻力、降低环境作用的正向合力。因此，应引导四种教育环境方面的作用力在一个和谐互动的系统中相互推进，形成合力。具体来说就是，社会方面: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思想引领作用，统领环境渗透的方向。在当今世界全球化和中国社会巨大转型期中，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生活的统领才能把握社会环境教育的方向。学校方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力度，融入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增强学生社会核心价值观念，保证学校环境教育的社会正确性，使得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在内容和方向上都获得更大程度上的契合。家庭方面:提高家长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治水平，注重树立家长的榜样权威性，重视家长在家庭小环境中的引导示范作用，保证孩子在家庭生活中获得与学校和社会方向一致的正作用力。网络方面:协调网络传播媒介，强化舆论推动，凝聚环境教育的正能量。网络环境随处虚拟世界之中，但不可没有社会秩序的稳定指引，要把握网络舆论导向，壮大主流思想冲击，营造健康大众网络平台。大环境、中环境、小环境、微环境四位一体，相互渗透、互推共进。
二、“三”即三个层面
在这一方面就决定高校“基础”课相关的思想政治教育需从身、家、国三个层面的互动结合中开展。儒家传统的“家国同构”思想是中国封建宗法制社会的重要思想，它看到了家庭、宗族和国家在架构形成和利益诉求本质等方面存在的共性。家与国之间始终保持一种连同构通的组织结构，这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一个非常鲜明的表征，而儒家的“家国同构”思想则是集中展现中国这一封建社会特征的一个重要思想。它将出于人们本性自然之情的孝与忠恰当融合，要求作为臣子对君主理性上要绝对地听从与信服，作为子孙对父辈在感性上要有绝对的父权认同意识，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将封建政权构建的合法性建立在了每个人内心深层次的感情基础上，使封建专制主义在人的意识层面上更加根深蒂固。家族要保证其子孙后代兴旺发达、家事繁荣富贵，就必然需要一个坚定稳固的国家层面的行政体系对其进行庇护;而另一方面，国家要维护国家整个局面的平和与安定，捍卫君权的至高无上，这同样也需要将国家的组织形式和家族宗法制进行合理有效的结合，这就形成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家族是家庭的扩大，国家是家族的延伸”［4］45的这样一种独特的社会政治模式，但历史的发展表明:由此催化产生的“家国同构”思想并没有合理有效的促进家庭、宗族和国家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拉开了它们之间的现实距离，甚至逐渐使之走向了各自对立的层面，从而导致了:“家是国的附庸，国是家的桎梏”的局面。因为在发展的过程当中过度强化了君主的权威;另一方面却压制了家庭独立自主观念的形成，这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发展起到了某些方面的阻碍作用。但是，事物的发展都是辩证两个方面的，儒家“家国同构”思想重视在人们主观观念和自觉意识上着重培育个人的德性和德行，推而广之，就会在全社会范围内形成一整套非常严格、谨密的言行规范体系，那就是:个人的行为规范、言行举止不仅仅是要与家庭训示、家族规范相契合，更重要的是，要与国家的标准要求相契合，在这一点上，只要有人敢跨过这一“界限”都会被整个宗族，甚至是整个国家所拒斥，这种压力和“惩罚”无疑是巨大的。因此，这一思想在规范人们的社会言论、行为，维持宗族的伦理秩序，保证社会的平稳、安定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探讨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教学中的有效融入关键在于深入发掘儒家传统文化之中相关的思想资源，结合现实状况的教学改革，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展要求，适时地做成改造、革新。“基础”课重点之一是帮助大学生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那么，经过适时改造后的“身家国同构”新概念应该克服传统封建思想存在的缺陷，具有促进个人、家庭、国家、社会互动统一和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这是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和“基础”教学改革必须重视的问题。传统的儒家“家国同构”思想产生于封建社会，具有与逻辑现实性脱节与过于个人和社会理想化等缺陷，但是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启示，指导思想政治教育意义、提高思想道德修养的不容否认，更不容忽视。被赋予中国意义和时代价值的“身家国同构”的新概念强调以履行义务、完善自我为基础，重在建立和谐的身心关系、人际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在个人、家庭、国家三个层面的统一、协调、互动中实现三者的互为推动式发展，彻底摆脱传统“家国同构”思想导致“家国错位”的践行偏至。这一点对于在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三个倡导”的思想政治教育时效尤为重要，可以说，经过改造转换的儒家“身家国同构”概念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与“基础”课教学中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建构启示与思维导向。
三、“二”即两个过程
这里的“二”是指知行合一、内外化相耦合的实践过程。“基础”课是对大学生进行高尚的道德人格和社会法制教育，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培养健全的法律思维。更关键的是实践中学会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集体、国家及社会的关系，学法知法还要懂得守法用法，能有效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权益，勇于同各种违纪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这就决定了“基础”课的教育同其他科学知识教学的差别更多地在于实际践行和效果检验上。关于“如何在实践中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集体、国家及社会的关系”这一问题前面在环境和层面两个部分已经阐述，这部分重点就如何实现法律意识到法律行为，法律行为再到法律思维的过程对内外化耦合［5］41过程进行论述。其实，教学过程单纯就其本质而言，是施教主体和受教主体之间的相互交往过程，是一种双力互动的过程，这就是现在流行的互动式教学法，这其实是受启示于儒家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启发式教学的教育理念。但在这里不讲两个主体、两个课堂的问题，讲的是如何更有效地实现大学生从意识到行为、行为形成思维的知与行相统一、内外化相耦合的过程，这同样是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在“基础”课程教学中的有效融入。孔子提倡知与行相统一:“始吾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君子纳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言之必可行”(《论语•子路》)。但孔子从没说过“知行合一”一言，真正提出“知行合一”说的是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所谓“知行合一”，不是一般的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主要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主要指人的道德践履和实际行动。因此，知行关系，也就是指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践履的关系，也包括一些思想意念和实际行动的关系。因此，这里暂不论后继者发展的“知难行易”说和“知易行难”说如何，且将“知行合一”说的内涵启示引申到思想意念到实际行动的内外化相耦合的过程上来。而就这一方面来说，“基础”课教学的过程主要是实现社会思想信念的个体化和个体行为规范的社会化两个过程。社会思想信念的个体化就称之为“内化”，个体行为规范的社会化就称之为“外化”，这两个过程绝不是相互孤立、各自为政，相反是双向统一、互动联合的过程。那么，如何实现两者的双相统一、互动联合呢?这就是内外化如何耦合的机制问题了。“耦合”是物理学概念，原意指多个电路元件之间的紧密配合和相互关系，在这里引用“耦合”概念是为了表现内外化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内外化的转化机制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机制之一，其主要作用在于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时效性，实施检验教育教学效果的重要评价标准。［5］41“机制的创建与运行具有一定的目的，即为了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的目的，各种要素的组合与耦合都要围绕该目标进展。”［6］36“基础”课教学的目标是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培养健全的法律思维，并转化为有效的实践行为，其方法的创新应用就是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外化耦合机制运用的实践当中去，目的就是:一是把参与整个内外化过程的诸多要素通过交互、渗透、联合、重组的方式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国家、社会、学校、家庭、网络以及个人之间的有效架构和合理培养结构，这就是上述“四个环境”和“三个层面两部分所阐述的重要性。二是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化过程中，在各要素相互作用之间完成自身各要素功能作用的最大化，与此同时，通过强化交互培养、学习共同体等特定方式和手段，与自身之外的其他系统耦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5］43如此一来，既能够是内外化耦合机制保持整个过程的整体发挥，又能使“基础”课的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更高的实效性。这一方面这就是下面将要阐述的“一个共同体”的作用叙述和功能发挥。
四、“一”即一个共同体
儒家的重要思想范文6
【关键词】儒学仁爱 诚信义务 以德治民
儒学在中国社会的当代意义，是当代儒学道德精神研究的重大现实历史性课题。我们需要用扬弃态度，批判地继承儒学思想精华。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今天，产生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和极端自私、不顾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贪污受贿以及形形的违法违纪等社会问题。儒家思想精华可以帮助解决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道德、价值取向、家庭关系、理想前途等方面问题。新形势下重新认识和发掘传统儒家伦理道德，有着重要的现实历史性意义。
一、儒学仁爱精神
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就是社会伦理道德思想，这一学说是儒家重要思想原则。“仁者爱人”是要求统治者关心黎民百姓疾苦，把老百姓冷暖、安危放在心上。“克己复礼为人”要求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以“仁爱 ”精神各种美德，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儒家仁爱精神渗透到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在家庭社会中，讲究亲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在朋友关系中，讲究互信互义；在普通人际关系中，讲究尊长爱幼，忠恕之道。儒家仁爱精神有利于融洽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关系，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从而增长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生活。
儒家主要是孔子的“仁爱”观念，有利于培养人们的诚恳待人，扶老携幼的礼貌行为和为他人着想、助人为乐的社会风尚，对于今天的社会功德，家庭美满的建设不无借鉴之处。儒家主张道德完善、人格完善。我们如果能够贯彻仁爱道德规范，必将提高我国的道德水平和社会精神文明水平。当今社会生活处处需要仁爱，仁爱情操，在当代国际社会，仍然发挥作用。面对环境污染、核武器威胁、家庭解体等一些令人忧虑的社会问题，许多中外学者、文化名人推崇和倡导儒家仁爱精神。仁爱情操在当代社会应大力弘扬，在当今国际社会，要启发那些强国，增强仁爱精神，对发展中国家加大技术援助和资金扶持力度，同时唤起国际社会正义力量，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转嫁环境污染，反对战争，爱好和平。
二、儒学诚信义务观
在传统中国儒学伦理中，诚实守信被视为“立政之本”“立人之本”“道德修业之本”。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在一些领域中，出现道德失范现象。商品经济社会道德滑坡，信用出现危机，市场出现以假充真，以劣充优，甚至假药假酒假种子坑人，还有欺行霸市，贪污受贿，走私贩运，大捞“不义之财”。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最大利润原则、金钱至上原则、消费主义原则、只求效率原则等等，容易诱发人们的拜金主义、享受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一些人把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看作是道德，把无私奉献看作是傻瓜，把弄虚作假看作是聪明，把诚实守信看作是愚昧，把挥霍浪费当做“时尚”，把勤俭节约当做“过时”，把“爱岗敬业”当做“傻帽”，把投机取巧视为“能干”，一些人在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中，用“欺骗”代替“诚实”，以“失约”代替“守信”等等我们失去了社会主义道德的正确荣辱观，没有社会主义道德的“羞耻之心”。一些人唯利是图的思想恶性膨胀，在经济活动中，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现象，不断蔓延，屡禁不止，以致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严重障碍。“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中一个古老历史的道德规范，把诚信作为公民道德的基本道德规范提出来，其现实针对性无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
三、儒学以德治民精神
我国的儒学文化传统向来重视“道德教化”，强调“以德治民”，用政令来引导老百姓，靠刑罚来整治老百姓，老百姓可以做到免于刑罚；又用道德礼仪去教化他们，规范人们行为，人们才能做到既有羞耻之心，又符合社会规范。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已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已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等。孔子的主张：“以身立教”，要求教育者以自身行为做示范。领导行为本身就是无声命令，是下属效仿榜样，儒家要求统治者对自己严格要求，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对部下应遵守坚持“以和为贵”。就可以保持集体凝聚力。齐心协力对付外来竞争，取得良好经济效益，形成道德经济合一的模式。
当今全球生态危机使得对人类现有文明的反思成为当务之急，对中国传统文化即先秦儒家文化的重新认识可以深化这种反思。反思结论如下：先秦儒家之“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内圣外王、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的逻辑思路，敬畏自然的宗教文化是其生态经济思想的三大根基，在这三大根基的共同作用下，注重可持续发展成为先秦儒家之生产观、消费观、赋税观与分配观的显著特征，从而使其经济思想富含大量的生态因子，这也为身处生态困境的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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