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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概括儒家思想的影响范文1
【关键词】 克己复礼；知识即善；人格；道德；自主性
引言：
大部分学者认为，儒家学说是以“仁”为核心、以“复礼”为目的、以完善内在人格为纲要的一套范畴体系。孔子通过对“仁”这一概念的多重诠释一以贯之，表达了“人能弘道”的观点和“天下归仁”的理想追求。认识何为“克己复礼”是了解其思想的第一步，而对比苏格拉底的“知识即善”则是从侧面体会孔子思想的实质内涵。通过对比发现，孔子对理想型人格的认识有其超越时代的价值，也有明显的不足，尤其在对客观事物的认知上体现出过分的主观先验性，在面对时代和社会的进步时也限于眼光狭隘和观念滞后，由此导致了人格的自主性在传统社会长达两千余年的匮乏。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证观点：对“克己复礼”的理解和归纳；对“人的本质即人”的认识和评价；对中西方哲学伦理方向分异的比较分析。
一、 对“克己复礼”的理解和归纳
“克己复礼”语出《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这段话是说颜渊向孔子请教“仁”（“问仁”在此理解为“仁”是什么或如何达到“仁”均可），孔子的解释是“克己复礼”，并说有朝一日若人人都做到了“克己复礼”，则可到达理想的境界，随后他阐述了怎样“克己复礼”，即凡是不符合礼仪的事物都不去看、不去听、不去想、不去做。关于这段话的理解，重点在对“克己复礼”的释义上。首先“克”在古代汉语中有两个意思，一为“克制”，一为“战胜”，因此这里的“克己”既可解释为克制自己的欲望，也可以是战胜自己，这两个解释也并没有大的出入。但“复礼”二字则历来有所争议。“礼”作为孔子频频提及且尤其重视的一个概念，包含了丰富的意义。它的本义是法制、制度，但在《论语》中被孔子上升到了人格标尺、道德规范、政治寄望等哲学范畴。林语堂认为“从狭义上看，这个词的意思是‘典礼’，也是‘礼节’，但从广义上看，其含义只是‘礼貌’；在最高的哲学意义上看，则是理想的社会秩序，万事万物各得其宜。” ①由此导致了对“复礼”的不同理解。事实上“克己复礼”之所以在社会变革年代倍受争议，例如在时期、时期遭到过猛烈抨击和彻底批判，也正因为将“复礼”解释成了恢复周礼甚至复辟奴隶制。而若不作此解，则仅仅是指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仪的要求。
将“克己复礼”解释为对西周礼法制度的恢复并非牵强附会，孔子在《论语》多个章节中都曾表达过对西周礼制的肯定、尊崇以至于捍卫。如“是可忍孰不可忍”（《论语・八佾》）之叹出现在孔子谈论季康子的私家庭院中舞蹈序列破坏了定规时，颇有愤慨和痛惜之情。反对者认为孔子在此所言“复礼”与政治问题毫无关系，不是提倡复辟周礼、制度倒退，而仅仅是对于“颜渊问仁”这一有关道德修养问题的回答。但照此解释，其后所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则得不到合适的解答了，凡“天下归仁”之语一出，必与孔子终身倡导的“道”有关联，而“道”则正是孔子全部政治理想的总结。笔者认为“仁”的核心理念即政治理想，其涵盖的人格修养、社会道德、文化艺术等一切理想，均为最终实现政治理想的途径。因此，即使将“克己复礼”单纯理解为使个人言行符合礼仪，也仍然是为“天下归仁”而服务。在此基础上，其落后性不可避免。由于对西周礼制的过分推崇，对即将被历史洪流冲垮的社会制度的留恋，孔子对正在自发调整的新型社会结构、崭新生产方式和变化中的礼制，选择了单一的抗拒。
但是“克己复礼”的意义，在于对理想人格的形成和确立有了具体的规范，对日后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阶层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克己”的意识从此扎根于读书人的脑海，而如何“克己”更成为读书人修己安人的首要思考内容。《论语・季氏》中孔子曾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这一类对君子言行品性的规定或阐述非常多，而这均可作为孔子对如何“克己”的详细解释。因此一个人要做到“克己”，需要多方面的积累、培养和认知。懂得“克己”并躬身践行，是对“礼”的恢复，对“道”的弘扬，对“知”的诠释，对“义”的体现，一言以蔽之是对“仁”的身体力行。因此，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克己复礼”的价值更多的体现在对个人修养的促成上。孔子的政治理想停留在了两千年前，而后世却因为根深蒂固的“克己”传统延伸出极具普世意义的道德观。如臣之忠、子之孝、家之和、民之安。
据此，儒家学说在理论上明确了个人意志以集体为重心的原则。因此个人欲望和个体行为必须服从社会规范，这是传统人格缺乏自主精神的根由。
二、 对“人的本质即人”的认识和评价
“人的本质即人”是对儒家思想人性论的精要概括。“孔子的思想是代表一个理性的社会秩序，以伦理为法，以个人修养为本，以道德为施政之基础，以个人正心修身为政治修明之根柢。”②孔子思想的最终指向虽然是政治抱负，但他选择的理论落脚点却是个体的人。不仅是人自身，从内在自省发展到外在与人相处，包括父子、师生、邻里以至君臣，形成了近乎完备的人际关系论。为什么说儒家思想是“入世”的思想，道理正在于此，它是基于人本主义、围绕着人及其周边环境而构建的理论，意在引导人如何去认识并融入社会，通过自我修养的提升对外界产生影响，从而实现齐家、治国以至平天下的宏大理想。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炼达即文章。”这句诗是儒家思想重人本价值的体现。然而重人本价值的另一方面，即是对自然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漠视，对客观事物实质意义的忽略和逻辑理论的欠缺。它导致的结果是盲目信赖主观道德的力量，对超越自身的一切未知缺乏探索的激情和学以致用的智慧。关于这一点，依然要通过对孔子思想的核心“仁”和“礼”的解读来探讨。
其一，孔子对“仁”与“礼”的提倡具有对象的选择，他并不认为“仁”与“礼”适用于所有人，因此“仁”与“礼”只能靠社会的上流阶层，即皇族、贵族与士大夫来践行。如“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再如“割鸡焉用牛刀”（《论语・阳货》）这一典故的由来，无不说明在孔子看来“成仁”是君子的事情，与平民百姓无关，这就使其伦理说遭遇“不平等”的人道主义盲点和“有限制有区分”的求知领域的尴尬。“人道”非所有人之道，“求知”非求所有之知，这种自我定位的局限导致儒家思想受到根本上的束缚，而缺乏道家思想的空灵肆意、深入性灵。
其二，孔子哲学思想的唯心倾向。在人格养成方面，孔子强调了道德的自律，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他把道德的基础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基础上，从而没有认识到道德的规律，即受一定的经济关系所规定，从而使他提出的“为仁由己”的道德自律均具有主观任意性。③而这种论理方法对中国人认识、归纳问题的思考模式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可以说，及至鲁迅所批判的“阿Q精神”，也根源于这种精神上的。
其三，“人格”概念的世俗化和宽泛化。冯友兰先生指出，“礼”和“仁”的统一才构成完整的人格。儒家对人格的强调，甚至可与西方“知识就是力量”的理念并举为“人格就是力量”。但此处的人格，从来都是指“众人之格”，而非“本人之格”。 依据孔子的设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即“克己复礼”之意，“无友不如己者”（《论语・学而》）才为君子，“中庸”乃道德的最高层次…等等这些，均是孔子以下定义的方式逐一阐明的，没有任何改动或变通的空间。昔日圣人之言僵化为言行举止的固定法则，正确与否仅仅取决于是否合乎条理教化，这使得中国传统社会的“人格”渐渐趋同，对立与分化越来越少，约定俗成越来越多，致使儒家的人道主义最终异化为人性的沉重枷锁。
一体化的人格、一成不变的道德标准和知识结构，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固步自封、抗拒变革，习惯于自我审视却从不试图探索新知的症结所在。
三、 对中西方哲学伦理方向分异的比较分析
之前的两点论述，介绍了以“克己复礼”为代表的儒家思想，重点剖析了儒家人性论的内部缺陷。下面通过对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进行简要阐释，展开中西方哲学伦理方向分异的比较分析。
在苏格拉底之前，古希腊的哲学主要研究世界的本源问题，被后世称为“自然哲学”，而苏格拉底要求作“心灵的转向”，将研究的目光落于人类的伦理问题，被称为“伦理哲学”。苏格拉底建立了一种知识即道德的伦理思想体系，其中心是探讨人生的目的和善德。只有探求普遍的、绝对的善的概念，把握概念的真知识，才是人们最高的生活目的和至善的美德。他终身从事教育工作，总结了一套独特的教学法，被称之为“苏格拉底方法”，他本人称其为“助产术”。孔子与苏格拉底哲学伦理的分异主要有：
1、 对人性的认识
⑴ “性恶论”与“性善论”
孔子所以要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要构建包含“孝、恕、恭、宽、信、敏、慧”等丰富内容的伦理体系，是基于对“性本恶”的认识。（其后的荀子发展了这一思想脉络，形成与孟子“性本善”相对而同属于儒家范畴的思想理论。）苏格拉底不然，他认为“智慧的人总是做美而好的事情，愚昧的人则不可能做美而好的事”“因为正义的事和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美而好的，凡认识这些事的人决不会愿意选择别的事情；凡不认识这些事的人则绝不可能把它们付诸实践。”由此可知他的理论基石是“性本善”。他是在认可了“绝对的善”存在的前提下，提出追问本体、探究内心的需求。
⑵ 孔子将“恶”归于失礼，苏格拉底将“恶”归于无知
这一理念的不同决定了两者在人格建塑方法上的分异。孔子选择了“礼”的约束，而苏格拉底选择向无限的智慧求援。他认为“无知”才是最极端的邪恶。因此在他之后，西方哲学尽管分化出相当繁杂的体系支论，但“绝对的善”所引申出的“绝对道德”、“绝对理念”、“绝对精神”等，始终基于对灵魂本体、对广博知识、对理性自由的不懈追问。而被封建统治阶级大加利用的传统儒学，则致力于规范并普及一套完整的伦理准则，这套规则囊括了中国人全部的思想认识，从而扼杀了怀疑、诘问、反叛等一切自主。
2、 对主客观的认识
苏格拉底试图寻求“善”不同于孔子毕生追求的“道”，“善是原因和目的的统一。”并且在寻求方式上，孔子相信“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即“道”需要完善的人格来确立和弘扬；而苏格拉底则坚持人先要寻找和坚持一种永恒的、至善的“善”，人格本身也是依赖这种绝对符合真理的“善”来塑成。事实上两人都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只是孔子更偏向于主观唯心主义，坚信内在人格的主导力量，而苏格拉底则近于客观唯心主义，秉信外在精神即“善”对人格的改造和指引。
3、教育方法和思维模式
苏格拉底的教学方法与孔子相似，都是“问答式”教学，区别在于苏格拉底选择向学生发问，引导对方变换思路，使其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领悟新知；而孔子则多是接受学生提问，简要地作答，使学生获得具体问题的答案。由此也可看出两位先哲在思考问题和教育理念上的不同，苏格拉底以“一无所知”的姿态向他人发问，实际上却在不断阐述自己对世界的认识，并改变他人对世界的认识；而孔子站在一个全知全能的视角，回答学生各方面的问题，从而将自己的理论建设无形中伸向各个领域，虽未构成严谨的体系但涉猎面比较广博。当然，这里的全知全能不是说孔子自认为知识足够全面，而是孔子在教授别人的过程中习惯以己度人，将个人经验直接灌输给他人。而他自身的诸多言论，无论是表达感慨还是作评论，也都以总结经验式的语气为主。
对此笔者进行了简要概括：孔子的思维方式是一个由内向外的过程，是根据自身经验性的论断或主观化的理解去观察和认识外界，涵盖一切人事物。而苏格拉底相反，他信主导灵魂善恶的精神力量真实存在，所以他的理论建设是由外向内的过程，根据种种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反作用于内在自我，试图用客观原理对自身行为做出合乎理性的解释以及规范，进而挖掘自己内心。由此，孔子的理论向着道德建设而发展，眼观鼻鼻观心，重个人人格养成而忽略科学实践和精神探索，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则引领西方走向了理性与逻辑，始终不忘观察世界、探索未知、开创新学、勇敢尝试。
4、 对生命价值的认识
孔子对生命意义的思考全部集中于人世生活，其一不言鬼神“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其二不涉死亡“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其三免于纯精神性的冥想。而苏格拉底则创造至高的“新神”借以认识自我。“肉体是灵魂的坟墓，是求得知识智慧的障碍，人只有超出现世，只有死后才能彻底摆脱肉体躯壳的限制，获取善的真知。”基于对生命价值完全不同的观点，孔子恪守中庸之道而苏格拉底忠于理性认知。
以上四点关于孔子和苏格拉底哲学思想分异的总结，不仅直观表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自主意识的轻视，同时也揭示了造成这种轻视的根源。站在当代立场上分析，我们承认自主性人格的缺乏对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经济、科技、文化等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但我们也肯定传统文化对个人修身和社会关系的注重极大地丰富了道德美学。
结语：
本文通过对孔子“克己复礼”思想的理解归纳、对儒家理想型人格的认识评价以及对中西方哲学伦理方向分异的比较分析三个方面，论述了中国传统社会人格自主性的缺失。但这并非否定儒家思想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化作出的巨大贡献，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东西方思想渊源的分异也意味着全方位的整合趋势，“克己复礼”对人格的养成提出了具体而切实的道德要求； “知识即善”鼓励对科学技术的探索和实践。一者修己安人，一者开拓创新，个人自觉的克制力与个人积极的原创力无分轩轾，相辅相成。
注释
①②林语堂《孔子的智慧》（北京：群言出版社，2009年7月版）
③陶秀《儒家哲学和西方哲学――它们的历史命运和当代相会》（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4月版）
参考文献
［1］刘彦生《论中西哲学论理方向的分异》
［2］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哲史教研室《古罗马希腊哲学》（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3］蒋沛昌《论语今读》
［4］何新《论语新解――思与行》
简要概括儒家思想的影响范文2
关键词：传统文化 艺术设计 作用人们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这是一句得到具体实践之后的总结性语言，它将生活与艺术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高度、合理的概括。不可否认，艺术这一名词的确是在人们的生活实践和物质生产的基础之上发展并衍生而成的一种文化。艺术是一个广泛而抽象的概念，而艺术设计则可以指代现实生活中某些客观存在的事物。一般来说，艺术设计所具有的主要特征是，在其形态结构上可以反映出它所诞生和存在的某个历史时期中的民族精神，或者文化风俗。艺术设计是文化精神和物质文明相互结合的产物，它的缔造者是文化精神，因此，艺术设计和文化精神两者之间的关系大约可以这么概括：无象的文化精神缔造了具象的艺术设计，具象的艺术设计反映出无象的文化精神。
一、继承与发扬传统文化的意义
在讨论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意义之前，我们先对传统文化作一个简单的介绍，并将它和历史古迹、物质文化文明等区分开。
笼统的来说，传统文化其实就是指一种历史现象，一种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共同演化而成的，可以反映出某一历史时期民族风情和民族特点的文化。它与历史古迹不同，历史古迹只是一种可以将某历史时期所具有的相关历史特点，通过外在形式反映出来的具象事物，历史古迹不会对它所诞生的那一时期的人民思想、生活产生影响，而传统文化则会。传统文化是植入历史，并对其所植入时期的人民的思想和生活都会产生影响。它是一种文化底蕴，抽象，无形。
对于一个国家，或者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在全球一体化发展的大环境下，只有拥有着民族所独有的，深厚的文化底蕴，才可能做到永不衰落；只有不失去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传统文化，传承和发扬国家的传统文化，并利用其独特的传统文化让全世界折服，便是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意义所在。
二、我国现代的艺术设计理念所受到的文化影响
我国的历史十分悠久，上下五千年文化古国所积淀下来的传统文化的价值也极其昂贵。在我国所拥有的五千年发展历史中，其传统文化先后受到了儒家、佛家以及道家的影响，因此，在不同历史时期所遗留下来的艺术设计作品也无一没有受到儒、佛、道三家学说的影响。
1、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信中庸，因此在现代的艺术设计中，其思维方式和价值走向中的中庸之道，大都源于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比如：儒家所提出的“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在现代城市园林设计、景观设计等多种建设工程的设计中，既借助大自然的天然条件，依山傍水，又运用了精湛人工技术，建造和修筑一些复古的亭台小榭，利用人工雕琢技术突出和再造了自然之美，从而达到人和环境和谐统一的境界。除此之外，儒家的中庸思想对现代建筑的室内设计也有着一定的影响。
2、道家思想的影响
道家的潇洒与飘逸也对我国的现代设计有着深远的影响。老子认为，美在道，而道之本性在自然，即自然而然。老子的“道”有超脱现实之举，它超出了我们的语言表达，他侧重的是使我们用抽象的意向的思维与理解与认知。道家的思想在现代室内设计中，主要是丰富了我国现代室内设计的空间内涵，大大丰富了现代室内设计的空间理论。如空间的交错与通透，将室外的美景引入室内，室内空间的封闭与半封闭，彼此借景，加强空间交流感[1]。
3、佛家思想的影响
佛教禅宗的清净也影响着现代我国设计的价值取向，在我国特有的文化基石上形成了我国特有的佛教宗派。它以少胜多，简到极点，能留给人们最大的思考空间与想象。在现代设计中能够在清净中给人带出沉稳的气度。
三、传统文化在现代艺术设计中的继承
现代艺术设计和当下的文化环境是分不开的，存在的依附关系，其发展也要对自己的传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我国的传统审美观讲究对称性和天圆地方，因此，我国当代设计也更倾向于严格的对称和结构的饱满。当今，我们身处在高度发达的信息化社会，在全球一体化得背景下，新的理念和思潮以及西方现代文化已经给传统的我国文化带来了前所有未有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清醒的认识到我们独有的语言、独有的形式独有的色彩和独有元素，有这些来诠释我们的当代艺术设计，并不需要完全背离我们传统文化。简单的照搬西方文化将使我们的现代设计失去绚烂的民族特色和精神，而艺术设计最重要的本质就是要保留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的既是世界的。
如在现代艺术设计案例中：百年中行的标志设计也包含了我国的传统哲学思想---“天圆地方”，即我国古代人的世界观。标志设计者采用了我国古钱与“中”字为基本形，古钱图形是圆与方形的框线设计，中间方孔，上下加垂直线，成为“中”字形状，寓意天方地圆，经济为本，而且容易给人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四、传统文化和现代设计的融合[2]
民族风格是一个国家的文化传统，也是各种艺术设计的文化基础，审美情趣和审美习惯的具体体现。我国的设计在一定程度上要坚持自己民族风格，如果失去了我国的传统风格，那么设计作品将显得苍白无力。民族文化的精神有着更广泛的内涵、 独特的审美意识和丰富的表现形式，我们当代设计要在坚持自己民族风格的同时，要在其他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风格，色泽，时尚元素和用料中寻求灵感，使得自己的设计作品更具备国际性。
总而言之，现代设计就是在坚持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吸取优秀的外来文化。使其更加丰富我国的传统文化的内涵。如2008年奥运会的标志采用了传统的我国元素，我国印和书法，采用写意的手法来表现开放和包容的北京，这个设计不但向世界展示了我国特有的民族元素，同样开放的构成应用也受到的西方设计同行的赞许。它体现了我们设计师对我国传统元素和文化的精辟理解，以及对传统文化元素深刻的诠释，所以形成了自己具有东方特色的艺术风格，并且完美的奖民族传统文化融合到现代艺术设计中去。当下越来越多的东方元素也被西方的设计所认同，同时也验证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五、结束语
总的来说，我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他承载了中华民族的特性和品格，在当代设计中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是我们的历史使命，并在发展过程中要赋予他新的内容和形式，正因如此我们我国传统文化才能得到真正的繁荣。同时现代艺术设计实践活动也证明了我们应当用开放的思想吸收各民族优秀文化，并在我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将其融入到现代设计中去。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的展示我们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蕴，继承和发扬中华源远流长的千古文明。
参考文献
简要概括儒家思想的影响范文3
A. 儒家 B. 道家 C. 法家 D. 墨家
2. 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学术观点异彩纷呈，然“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诸子百家关注的共同点是（ ）
A. 人与自然的和谐 B. 关注社会现实
C. 人与社会的和谐 D. 关注人的价值
3. “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禁立而莫之司，不可，故立官。官设而莫之一，不可，故立君。”这种主张最符合下列古代哪一学派（ ）
A. 法家 B. 儒家 C. 道家 D. 墨家
4. 荀子的政治思想是在人性恶的认识基础上建立的。他认为：人生而有各种欲望，性好利，因此人性恶；所以要改造人性，通过自我改造和社会改造，人皆可以为尧舜；社会改造在于强化礼法。这说明当时（ ）
A. 荀子在继承儒家思想基础上开创了法家学派
B. 战国时期出现思想学说相互融合的现象
C. 儒法并用逐渐成为统治者的治国思想
D. 儒家学派与法家学派之间结成了利益同盟
5. 有学者评论战国时期某学派说：“他们都是些注重实践的政治家……他们认为贵族的存在已不合时宜……他们把商人和学者看作是可有可无或多余的人。”这一学派是（ ）
A. 儒家 B. 道家 C. 墨家 D. 法家
6. 在伦理观上孟子认为“性本善”，苏格拉底也认为“善是人的内在灵魂”。为此，他们提出的最重要的主张分别是实行（ ）
A. 仁政和道德教育 B. 王道和民主政治
C. 兼爱和自我节制 D. 人治和法治
7. 史家指出，中国历史上某一时期“有极关重要者四事”：一为中国版图之确立，二为中国民族之抟成，三为中国政治制度之创建，四为中国学术思想之奠定。这个历史时期是指（ ）
A. 春秋战国时期 B. 秦汉时期
C. 隋唐时期 D. 明清时期
8. 《论语・颜渊》记载：“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有人对这段话的解释是：“仁者，本心之全德。克，胜也。己，谓身之私欲也。复，反也。礼者，天理之节文也。”这就把“克己复礼”解释为（ ）
A. “人伦者，天理也”
B. “存天理，灭人欲”
C.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真理”
D. “心外无物”“心外无理”
9. 董仲舒再三提醒君主在利益之上还有正义，在力量之上还有良心，在权力之上还有“天”在临鉴。宣传君主政令失误、不尊道德、不行仁义，“天”就会以灾异示警，其实就是在权力已经无限的君主之上再安放一个权力更加无限的“天”。这带来的直接效果是（ ）
A. 君主专制制度空前加强
B. 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新发展
C. 制约了君主的专制权力
D. 形成“天人合一”的哲学观
10. “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帝王之将兴，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该言论出自（ ）
A. 荀子 B. 董仲舒 C. 范缜 D. 朱熹
11. 董仲舒曾说：“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对这一段话的正确理解是（ ）
A. 主张君权神授，民众应绝对顺从
B. 感叹人性本恶，呼唤王道
C. 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D. 主张王者承天命而教化人民
12. 在中国古代的一本书中，反复出现“悲观”、“割爱”、“浩劫”、“慧眼”、“解脱”、“觉悟”、“无缘”、“正宗”、“庄严”、“宗旨”等词语。这本书最早可能出现于（ ）
A. 秦朝 B. 西汉 C. 东汉 D. 唐朝
13. 南朝吴均在《齐春秋》中记载：“有病邪者，以问欢（人名）。欢曰‘君家有书乎？’曰：‘惟有《孝经》三篇。’欢曰：‘可取置病人枕边，恭敬之，当自瘥（治愈）。’如其言，果愈。后问其故，欢日：‘善禳祸，正胜邪，故尔。’”这则故事反映了（ ）
A. 儒家经典在民间被神圣化
B. 儒学正统地位开始确立
C. 思想界出现三教合一趋势
D. 儒学影响中医治疗方法
14. 陈寅恪先生曾论述：“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者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退之（韩愈）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形成这一论点主要依据他（ ）
A. 主张进一步完善科举制
B. 奠定理学形成的路径
C. 位列于唐宋家首位
D. 强调回归儒学的本真
15. 文庙是中国古代官方兴建的祭祀孔子的场所，产生于唐代，宋代逐渐在中原、艰难的城市中大量兴建，元代在贵州、云南，清代在新疆、东北等地也相继出现。这一现象表明（ ）
A. 兴建文庙是加强专制统治的手段
B. 唐代是官方儒学教育的兴起阶段
C. 文庙额的兴修导致了程朱理学的产生
D. 文庙的修建是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
16. 朱熹编著《四书集注》，用理学思想重新解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使理学透过“四书”而深入人心。他还编著《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对儿童的衣着、语言、行为、读书、写字、饮食等方面的习惯，都提出了道德性的行为规范。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朱熹对理学的重大贡献是（ ）
A. 把理学独尊化、官学化
B. 把理学与科举紧密联系起来
C. 把理学具体化、通俗化
D. 把理学与佛道思想有机融合
17. 一位理学家看到山石中有贝壳，认为“此石即旧日之土，螺蚌即水中之物，下者却变而为高，柔者却变而为刚。”这体现下列哪一种理论观点（ ）
A. 理在气先 B. 发明本心
C. 格物致知 D. 经世致用
18. 钱穆说：“宋朝的时代，在太平景况下，一天一天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渐渐萌茁……由于当时士大夫之觉醒……促进了在朝的变法运动。”宋朝时期最符合钱穆所讲的“自觉精神”的是（ ）
A. 存天理，灭人欲
B.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C.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D. 明道救世，经世致用
19. 理学家王阳明说：“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生人（民）之道，则一而已……四民异业而同道。”在此，王阳明（ ）
A. 重申传统的“四民“秩序”
B. 主张重新整合社会阶层
C. 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百姓生计
D. 阐发的根本问题是正心诚意
20. 长期以来，儒学是一种士大夫之学。明代思想家李贽则提出要正视“世间惟下下人最多”的现实，强调“我为下下人说，不为上上人说”。这说明李贽（ ）
A. 反对儒家的正统思想
B. 倡导只为下下人说
C. 批判地发展传统儒学
D. 抨击君主专制制度
21. 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提倡经世致用，反对君主专制，这主要是基于他们（ ）
A. 对先秦诸子学说的阐释
B. 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与继承
C. 受西方启蒙思想的启发
D. 对现实政治与社会的叛逆
22. 明代德清禅师曰：“为学有三要：所谓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此三者，经世、出世之学备矣，缺一则偏，缺二则隘，三者无一而称人者，则肖之而已。”这表明德清禅师（ ）
A. 认为儒、道、佛三教缺一不可
B. 认为儒、道、佛三教相互矛盾
C. 主张以佛教改造中国传统文化
D. 强调做学问要学习诸子百家典籍
23. 进入明代后，随着杂剧艺术的日益衰落，南戏变得愈加繁盛，并形成了昆山、弋阳、余姚、海盐等“四大声腔”，流传于各地，此即为明代戏剧传奇的兴起。这种局面的出现，反映出当时（ ）
A. 中国文化地域性浓厚
B. 思想解放的风起云涌
C. 经济重心的日趋南移
D. 市民阶层的日益壮大
24. 《晋书》记载十六国时期后赵政权的建立者石勒“亲临大小学，考诸学生经义，尤高者赏帛有差。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他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 ）
A. 笼络汉族文人
B. 大力提倡儒学
C. 提高社会文化素质
D. 巩固统治秩序
25. 位于安徽省黄山市的棠樾村有一处著名文化景点：座牌坊组成的牌坊群，以忠、孝、节、义的顺序相向排列，分别建于明代和清代，是朝廷用以旌表棠樾人对于传统道德的秉持和信仰。（如右图）明清时期，此类牌坊盛行的主要原因是（ ）
A. 建筑领域的发展 B. 教育水平的提高
C. 社会经济的发展 D. 宋明理学统治地位的确立
26. 阅读材料，回答以下各题。
材料一 万物森罗，不离两仪所有；百法分凑，无越三教（儒道佛）之境。
――陶弘景《茅山长沙馆碑》
材料二 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其言道德仁义者，不入于杨，则入于墨；不入于老，则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噫！后之人其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孰从而听之？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于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之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讯其末，惟怪之欲闻。
――韩愈《原道》
材料三 朱熹在《近思录》中写道：自唐虞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道统相传，至于孔子。孔子传之颜曾，曾子传之子思，子思传之孟子，遂无传焉。于是楚有荀卿，汉有毛苌、董仲舒、扬雄、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韩愈，虽未能传斯道之统，然立其言立事有补于世教，皆所当考也。迨于宋朝，人文再辟，则周子唱之，二程子、张子推广之，而圣学复明，道统复续。
（1）材料一、二对佛、道二教与儒学的关系分别持什么态度？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南北朝到隋唐时期佛道二教的发展情况。
（2）据材料二、三，韩愈、朱熹共同的历史使命是什么？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宋“道统复续”的背景。
（3）概括理学的特点，分析理学产生的社会影响。
27. 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什么？据我的看法，中国文化的精髓就是“和谐”。自古以来，中国就主张“和谐”。……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
――《季羡林说和谐人生》
材料二 秦皇汉武统一中国，建立南北统一的文化，以《诗经》为代表的黄河文化和以楚辞为代表的长江文化互相融合为一，构成我们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主体，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进一步系统化，成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经过长期的积累、叠加、发展而成为汉民族的文化传统，决定着我们民族精神状况的内容和活动方向。到了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与中原文化和长江文化的交融是依赖于政治的统一不同，佛学的传入则是纯粹的文化运动。它与汉文化区别如此之大，以致从佛教与儒家的冲突直到合一，其间经历了近千年。
――《在历史的地平线上》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以诸子百家思想为例说明传统文化在构建和谐社会方面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地方。
（2）材料二中反映了中国古代两次文化融合的结果分别是什么？试分析儒家文化在汉武帝时期成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原因。
28. 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顾炎武是清代学术的开山之祖。…顾炎武治学，以“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为宗旨。他一生激烈批评空谈心性、剿说玄理的虚芜之论，坚决反对雕琢辞章、缀辑故实的无用之学，极力倡导“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学术理念。在他看来，学问之道，贵在明道淑人，抚世宰物。因此，他主张以“修己治人之实学”，代“明心见性之空言”，强调学问不仅要修诸身心，更要达于政事。故顾氏的学问，皆是“坐而言，可起而行”的实用之学。
――魏长宝《顾炎武与乾嘉学派》
材料二 考证学在清代中叶达到了顶峰，它完全主导了中国的学术界。……考证学家研究的核心仍然是经籍，但也涉足了诸如训诂、音韵、历史、历算、地理、典章和辨伪等学科，使自汉代（甚至更早）以来浩如烟海的中国古典文献得到了严格的鉴别，……清代学者对丰富的中华文化遗产重新作了评估和整理，但没有建立什么新的思想成分，或者说没有创立什么重要的哲学学派。他们是中国文化的勤勉尽心的解释者和整理者，但不是创造性的建设者。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6版
材料三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言泰西近世文明进步之原动力者，必推倍根（注：培根），以其创归纳论理学，扫武断之弊，凡论一事，阐一理，必须积累试验然后下断案也。审如是也，则吾中国三百年来所谓考证之学，其价值固自有不可诬者。何也？以其由演绎的而进于归纳的也。泰西自十五世纪文学复兴以后，学者犹不免涉于诡辩，陷于空想。自倍根兴而始一矫之。有明末叶，正中国之诡辩空想之时代也。及时之亡，顾、黄、王、颜、刘诸子，倡实践实用之学。得其大者，（乾嘉）…诸君，同时蔚起，各明其一体。其时代与倍根同，其学统组织之变更，亦颇相类。顾泰西以有归纳派而思想日以勃兴，中国以有归纳派而思想日以销沈。非归纳派之罪，而所以用之者误其涂径也。
材料四 （乾嘉考据学）衰落实际上是一个类似于“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的悲壮过程。王国维在提到龚自珍、魏源所代表的学术转型时，就精辟地概括说：“龚魏二氏实际上承乾嘉专门之学，而有清初诸老经世之志”，不过，从根本上说，他们……体现了一种新的学术追求。
――《中华文明史》第四卷
（1）根据以上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朝学术发展的三个阶段的特征，并简述三个阶段学者治学方向和方法的异同。
（2）材料四中“新的学术追求”具体含义指什么？简述其背景。
（3）梁启超曾总结清代学术发展，誉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根据材料二、三，结合所学知识，加以辨析。
简要概括儒家思想的影响范文4
儒家伦理有这样一个观念，即有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什么样品格的人做出的行为，就决定了该行为的道德特征，中国古代的人格理想可分为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分类：圣人，君子与小人，圣人与君子是有德者的称谓，小人则在道德上评价为负面地位的人，圣人是理想人格的最高层次，君子则属于最基本的做人的层次，君子的人格理想是基本的，对于大众而言是最具有普遍性，“君的概念是可以与“士大夫”“大丈夫”“仁者”“贤者”等互换使用的”，可见，君子指的是道德品行高尚的人，君子的概念是“道德之称”，换言之，君子这一概念是指具有一定品德品性的主体（个人）的。
又有，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意思就是庄重、宽厚、诚实、勤敏、慈惠。庄重就不致招致侮辱，宽厚就会得到大家的拥护和支持，诚实就可以得到别人的任用，善于思考，行动果断，这样在工作中可以取得具体的成绩，善于给人们带来实惠和好处，这样可以使人尽力的工作。一个仁人要具备这五种品德，这五个方面体现了爱人的具体要求，是仁的德目。也有人认为这五个方面包含了孔子所谓的全部的仁德，孔子认为，能做到这五个方面，就是有了仁德。
樊迟问仁于孔子，孔子曰：“爱人”（《论语 颜渊》）。孔子这里所谓的爱人，应该是泛指所有的人，既可以是贵族，也可以是平民，甚至是奴隶。由此，孔子强调仁以孝悌为本，意思是说爱人首先最基本的是家族成员之间的亲情，要爱护和关心的自己的亲人，这是最基本的要求，也是人自然感情的一种流露，也就是“亲亲”。孔子还说：“君子务本，本立道而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 颜渊》），即敬爱父母，尊重兄长，家族成员之间互敬互爱，这里讲的实质是血缘亲情，进而，将家族成员天然的亲情推广到所有人，推己及人，再到泛爱众，仁爱即是一种博爱，从身边最亲近的人开始，由近及远，由内而外，层层往外伸展的过程。一个人如果不爱护自己的父母长兄，不爱自己有着血缘关系的亲人，很难想象如何还会爱他人，更谈不上仁。
孝悌和忠恕是仁之本，也就是达到爱人之仁的根本的途径，孝悌，顾名思义，孝顺父母，尊敬友爱兄弟姐妹。我们现在常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即是“恕”，这是从推及己人的否定方面来说；“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推及己人的肯定方面，即“忠”；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实行仁的方法），有时候孔子用“仁”字，不光是指某一种特殊的德性，而且是指的是一切德性的总和。由此不难看出，仁是所有德性的总称，是人的内在德性的总括，是一切道德。
孔子的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孔子把“仁”解释为“爱人”的思想，体现了孔子充分的尊重人，爱护人，以行为者为中心的道德原则，这也是孔子思想具有时代超越性之一。
孔子的“仁”，实质上是提出了人应该有道德这样一个观点，在孔子看来，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仁”，也意味着是道德区分人与动物的不同，人有德性而动物则没有，在这个意义上，“仁”是区别任何动物的主要判别依据。
2 仁和礼
如果说仁是对人的内在德性的总括，那么礼则是人的外在规划的总括。一切风俗、习惯、规章制度都可以看作是礼，是对行为者的外在规定。
“礼”最初是与祭祀联系在一起的，在原始社会，礼是调整氏族内部关系的风俗习惯，到殷周时期演变成维护等级统治，“孔子最初提出“礼”旨在复兴周礼，维护贵族的统治而提出的一系列的等级制度社会秩序等。周礼是建筑在宗法制度“亲亲”的基础上，这也是孔子非常重视孝悌，注重血缘关系，认为百行孝为先，并把孝悌品德作为最基本的品德的重要原因之一。孔子生活在春秋时代，看做是“礼坏乐崩”的时代，当时君臣关系混乱，臣杀君，子杀父，很糟糕的动乱局面，先代圣王所留下来的礼，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了，“孔子力求恢复周礼所制定的世袭宗法等级制度，故提出的正品思想，也被称作为“礼”的核心思想。就君臣关系来说，对于君，就应强调君应该享受的权利，对于臣，就应强调臣应该尽的义务。”正名，即名正言顺，也就是个人所处的地位，不得逾越，不得做与自己身份不符合的言论和举动，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处在什么地位的人，应该具备这个名称所应有的品行，名分的确定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安定。正所谓，在其位，谋其事。“正名也就是正礼，规范人们的行为，规定人们的职责，维持社会的良性循环。”
“有了‘仁’才能执行‘礼’，没有‘仁’就没有‘礼’。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意思是人如果具备了仁德，就能够自觉的遵守礼制规范，人有践行礼的内在本性即仁，才可能有礼。外在的规范，如果没有内在的道德人格的维护，也是不能够成立的。在这一层意义上，仁是礼的基础，礼是仁的实施。一个不仁的人是不可能真正理解和实施礼。仁和礼是统一的，二者相辅相成，践行礼是为了培养仁德，而仁德的体现需要礼来实现，仁礼密不可分，相互融合和补充，改善和调和社会关系。一般来说，礼是从人的行为规范的层面上说的，但是实质上，最为重要的是要求人们从内心里认可和接受它，进而能自觉和主动的去维持礼所规定的规章制度等。“在这个意义上，“礼”又不仅仅只是外在的规范，它与人的内心的仁德的要求必须相一致，所有的礼，都是通向完美的和谐状态的途径。”由此看出，两者相互结合和统一，共同构成了孔子伦理思想体系的基本伦理结构。
仁礼关系，在一定的意义上，又是社会的群己关系。仁立足于个人主体，是对个体德性的要求，礼更偏重强调的人个人与社会群体活动中的准则和制度，二者既要相互结合统一，也要相互转化，首先在内心上修得圣贤或君子之德，而后才能用礼治理天下，达到温暖张弛有度的和谐社会。
由此可以看出，仁与礼的关系可以总括为仁―礼―仁，礼只是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手段，是修己的一个环节，最终目的是培养有道德有仁德的圣人。
“仁”的思想在孔子思想体系中是核心部分，“礼”，是儒家学说中比较崇尚的一种思想，是治国的方略。仁和礼的结合形成一种社会伦理的模式，既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法规秩序，又具有和谐的道德义务。孔子一直是把仁摆在优于礼的位置上，礼是在仁的前提下衍生出来的，因此，礼也是君子理想人格的重要的特征。孔子把仁和礼结合在一起，是通过道德的力量来约束人们的行动，使人们按照社会的规章制度实现其政治理想。
在孔子看来，处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所有的行为必须合乎于礼，照礼办事，礼外在的规定应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每个人都应做到自己的本分，如果人人都按照礼或规章制度办事，遵守规定，社会必然会保持稳定和和谐，才能达到一个理想的社会。当然不可否认，孔子所描绘规定的社会是一个太过理想的社会，很难达到。但是仁和礼的内在联系和相互统一的伦理思想，对当代社会有非常重大的积极作用，在维护社会团结和谐的方面有着重大的贡献。
3 义利观
纵观整个儒家伦理思想，可以看作是德性的伦理学，在其道德评价的问题上，儒家伦理始终把义的地位看作利之上，“义”是一种内在的价值。孔子首先认为必须以“仁”，“义”为道德标准，简要概括来说，即“重义轻利”，主要是指道德行为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通俗说即“重德轻财”，孔子非常重视“义”，认为作为君子一定要清楚什么是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可见，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在于义利之间的关系上。在伦理学的发展史上，如何判断一个行为的道德与否，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派别，一种是后果论，另一种是义务论。孔子伦理思想中重义轻利的思想，是一种以义务论为主，但又含有一定后果论的伦理学说。
儒家伦理思想中这种“重义轻利”的评价体系，坚持把义置于利的优先地位，社会的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并把义作为评判行为正当与否，道德与否的唯一标准。康德的义务论作为义务论的代表，康德认为，判断一个行为的正当与否，在于其行为的动机或出发点，无关于行为的结果，一个行为的正确或者错误，只要看他的出发点或动机是否是好的，是否是出于道德的，也就是说，康德的义务论考察的范围是行为的动机，康德认为一个行为符合道德法则，只有这个行为本身的动机或出发点是出自道德本身才能算得上是道德的行为。道德是一种责任义务 ，一个行为的动机必须是为了道德而道德，为了义务而义务，动机不能出自除此之外的其他的任何原因。儒家伦理思想中重义轻利的评价系统，考察行为的正当与否并不是全然把动机和结果分开，比如，它要求君子在做某件事的时候，无论是动机还是结果都是以“义”为重的，但是，二者都强调行为动机的重要性。在行为的结果上，儒家伦理和康德的义务论都不排斥和拒绝在符合“义”的前提下去追求“利”，康德的义务论在行为动机上是一种绝对化，儒家“君子”在行为上，也总是会强调动机的纯粹。在这一点上，二者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孔子的伦理思想体系是围绕“仁”为轴心贯穿整个思想体系，并用“礼”的表现形式去展开，再以孝悌为本组成的一个博大精深的伦理体系，在其特性上是德性的伦理学，突出强调道德的重要性，孔子尊重人，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并以道德来划分人与动物的区别。实践证明，尊师重道，孝顺赡养父母，尊老爱幼都是我国优良的传统文化，继承和发扬于孔子思想中的精髓，正是孔子思想中具有的跨时代的思想精华，才使其传承了两千多年的历史。总而言之，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思想，对当代社会和西方国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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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要概括儒家思想的影响范文5
关键词：文化；经济发展；金融发展
文化作为一种独特而重要的资源(高波、张志鹏，2004)，甚至有人把它看成是“制度之母”（曼格尔，2002），但到目前为止，却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社会科学研究的所有领域基本上都对此做过界定。被誉为人类学之父的英国人类学家E·B·泰勒是第一个在文化定义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他将文化定义为“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泰勒，2005）。此后，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管理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等分别从各自研究的领域对其规定了不同的含义。经济学家基本上比较倾向于把文化定义为“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不同形态的精神财富及相互关系、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系统”（欧阳强、宋德勇，2005）。关于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自经济学产生以来就有论述，因此本文只是简单概括了文化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在此基础上，系统综述国内外学者对文化与金融发展关系的研究。
一、文化与经济发展
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很早就为经济学家所认识。早期古典经济学家如斯密、穆勒以及马歇尔都在各自的著作里阐述了文化如何作用于经济发展。他们通常把文化看成是伦理道德、理想观念、风俗习惯以及等，而这些因素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高波、张志鹏，2004）。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本著作中充分阐述了他所理解的“经济人”，以及从“经济人”出发所形成的“特定的文化观念成为市场扩展和经济进步必不可少的条件”（高波、张志鹏，2004）。穆勒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定位在道德和社会科学研究上，在他看来，各国的经济发展取决于道德的或心理的因素。马歇尔也认识到包括宗教、理想、道德、观念在内的文化因素和经济动机共同决定人们的行为。而且他还意识到了宗教改革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将它与印刷术、发现新大陆三者共同看作是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高波、张志鹏，2004）。后来，韦伯（1995，2002）明确考察了文化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兴起和经济发展的关系。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一种植根于的文化现象，“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他也探讨了儒家伦理与东方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阻力之间的生成关系，认为中国的儒家伦理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继韦伯之后，更多的学者强调了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或强调文化会促进经济发展，或认为文化是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总之，学者们越来越关注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把这一领域延伸到金融发展上。
二、文化与金融发展
早期的学者在分析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时研究了宗教对金融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认为，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由于各自的教义不同，从而对金融发展产生了不同作用。基督教早期禁止放贷获息，中世纪时反对高利贷的思想达到顶峰，直到16世纪才渐渐放松禁令；伊斯兰教自始至终严禁高利贷；而佛教不仅允许放贷取利，而且对交易方式和利率作出了明确规定。正因为如此，伊斯兰银行和金融业的发展至今还比较缓慢；历史上，信仰佛教的地区金融发展未受太多约束；基督教对高利贷政策的演变反映了金融发展具有阶段性（魏悦，2004）。
以后的经济学家更侧重于研究文化对经济的作用，有关著作非常多，但基本上没有论及对金融发展的影响。只是最近几年才有学者开始从文化角度论及金融发展。他们主要阐述了文化如何影响投资者权利的保护，进而影响到各国金融发展的差异；文化如何影响各国的公司治理；文化对个人投资方式选择的影响；社会资本、信任、关系等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以及综合性地研究文化如何作用于金融发展，增进经济绩效。归纳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文化对权利保护、公司治理及经济增长的影响
Stulz和Willamson（2001）以宗教和语言作为文化的替代变量检验了它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文化与投资者权利保护相关，特别是对债权人的保护表现很显著。宗教在解释债权人权利保护的国别差异上要比国际贸易、语言、法律起源这些变量的力度强；信仰天主教的国家对债权人的保护没有其它国家好。不过。文化对股东权利的保护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总体而言，宗教和语言能表明一国如何实施各种权力保护投资者，进而影响金融发展。
Licht、Goldschmidt和Schwartz（2001）认为，法律只能部分地解释全球的公司治理制度差异，公司治理会受到文化的影响。他们根据Stulz和Hofstede的分类法把所研究的样本国家划分为英语国家、西欧、东欧、远东、拉丁美洲、非洲六种文化区域和不列颠人、日耳曼人、北欧人、更发达的拉丁美洲、不太发达的拉丁美洲、亚洲以及亚洲东部国家七类文化区域，并根据LLSV所创造的衡量投资者权利保护的反董事权利指数和债权人权利指数，考察了文化分类与投资者权利保护之间的关系，发现普通法国家的反董事权利指数要高于大陆法国家的各个指数，而按文化区域分类的国家在对债权人的保护上没有什么区别。
Kanatas和Stefanadis（2005）更是明确研究了文化、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文化既是经济繁荣和经济增长的引擎，又是金融市场发展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通过构建模型实证检验证实了：（1）社会越道德，即腐败越少，产权越强大，经济增长率越高，同时，受教育的人也更多；（2）越强调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越高，金融发展水平也越高；（3）实行新教的国家更容易建立强产权的法律体系，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相应要高一些，金融体系也更发达一些；（4）产权保护不强、腐败水平比较高的国家相比于那些强产权和腐败水平低的国家更容易实行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与此同时，越强的国家越不会选择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
（二）社会资本、信任和关系对金融发展的影响
GuisoLuigi、SapienzaPaola和ZingalesLuigi（2004）以意大利为例分析了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在社会资本较高的地区，个人（家庭）更愿意投资股票，更多地使用支票，而以现金方式进行投资的数量非常少，因而这会影响金融发展的程度，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发展。
Karlan（2001）研究了社会资本对秘鲁的集团银行业的影响。他发现，社会资本越高的地方，贷款偿还率和储蓄率越高，储蓄所产生的收益也越高。而且社会资本能够区分是因为道德风险还是因为个人所面临的真实不良冲击而造成的违约。同时，他还发现，文化异质性和地理扩散性可以解释借贷行为，一般地，那些拥有相似的文化，住得也比较近的群体之间所发生的借贷的效率要更高一些。
Calderón、Chong和Galindo(2001)利用48个国家1980-1994年间的数据考察了信任和金融结构、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在考虑了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宏观经济稳定，特别是法律法规后，信任也都与金融深化、金融效率以及股票市场相关。信任水平越高，金融深化程度越高，股票市场和信贷市场越发达，利差和管理费用越小，金融效率越高。而且在法律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信任还可以替代正式制度发挥其作用。
Allen、QianJun和QianMeijun（2002）以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有关数据把中国的企业划分为正式部门（国有企业和公开上市的企业）和非正式部门（所有其它企业），他们发现，非正式部门的法律机制和金融机制都没有正式部门的好，但前者要比后者增长得快一些，在他们看来，这是因为在非正式部门中存在着非正式的融资通道和治理机制，如声誉和关系等，在支撑该部门经济的高速增长。
Garretsen、Lensink和Setrken（2004）研究了社会规范对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发现，社会规范会对股票市场资本化产生重要影响，不过对银行的信贷供给影响不明显。总之，他们认为，社会规范总体上能够解释金融发展，间接影响经济增长。
三、文化与金融发展的国内研究概述
国内研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文献比较多，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是论述儒家文化对整个东亚经济的影响。但从文化的视角研究金融发展的文献还比较少。目前，金融理论界对于文化的研究滞后于中国金融改革的发展步伐。
尽管如此，国内学者还是从四个方面研究了文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一是儒家文化如何影响金融发展；二是社会资本与中国金融发展的关系；三是文化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四是金融文化对中国金融发展的影响。
朱正元((2001)研究了儒家文化与中国中央银行制度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国金融发展缓慢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特别是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经济主体的金融意识淡薄，给中央银行的制度变迁带来了巨大阻力。具体而言，一是金融意识淡薄导致中央银行的宏观货币政策传导缺乏微观基础；二是金融意识淡薄阻碍了金融企业形成自负盈亏的风险分担机制，使得中央银行实际上成为企业、商业银行以及居民存款各种风险的最后承担人；三是金融意识淡薄使金融制度变迁的市场需求不足，而必须由政府强制供给，由此形成了高度集权的中央银行制度。
张俊生、曾亚敏（2005）和卢燕平（2005）利用GuisoLuigi、SapienzaPaola和ZingalesLuigi（2004）所选择的无偿献血率代表社会资本，实证检验了社会资本与中国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检验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在我国的金融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社会资本与中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即使在控制了如法律执行质量、教育水平、人均收入等变量后，结果仍然比较显著。
国内有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探讨了东亚金融危机。顾肃（1999）指出，国际金融投机只是东亚金融危机的表面原因，真正的根源在于以儒家文化为基础的东亚文化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形成的特殊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体制”。陈立旭（2005）也认为亚洲金融风暴应该使人们认识到文化的作用，重新思考儒家文化与东亚经济的关系。
此外，国内不少人着重研究了金融文化对金融发展的影响，认为，金融文化的进步与繁荣，是金融业不断发展和成功的重要因素（邱正文，1996）。郭宏之（2000）认为，金融文化研究的目的在于把握文化建设对金融业发展的积极影响。他从文化的视角分析了金融，又从金融的角度重新认识了文化。从文化的角度看，金融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活动；而从金融的视角看，文化建设会推动金融发展。因而文化与金融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范恒森（2000）明确界定了金融文化，认为，金融文化是指“人们在金融实践中形成的，并对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金融组织的经营管理活动等产生持久影响力的思想文化”。光（2002）考察了债信文化与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在他看来，金融体系和金融交易的本质是信用，“金融的发展与信用的发达和债信文化的繁荣是相表里的……而且，发达的债信文化是金融体系健全和有效的本源”。王新（2004）认为，文化与金融相结合形成了金融文化，它可分为货币文化、信用文化、票据文化以及金融企业文化。陈志武（2006）探讨了金融技术、经济增长和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特别是家庭和社会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社会的金融技术发展；中国传统社会因金融市场不发达，即为克服金融的不发展而内生出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在他看来，包含金融技术在内的金融发展影响到各国的文化内容。秦池江（2006）指出，现代金融和现代金融文化孰为因，孰为果，就如鸡和蛋一样无法说清。总之，发展现代金融的同时必须也发展现代金融文化，只有借助于金融文化，才能更好地培育出现代金融。
四、评论与启示
从上面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无论是国内学者还是国外学者对文化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他们所研究的作用于金融发展的文化多是社会资本、信任、宗教，甚至包括语言。其次，由于文化很难量化，而且有些数据的获取比较困难，因而关于文化对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并不多。国外在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以某一特定国家，如意大利，为样本来检验社会资本对某些国家金融发展的影响，因此，推广性不强。国内的实证研究也局限于利用国外文献所定义的指标，如无偿献血率，来检验中国各地区社会资本对金融发展的影响。事实上，中国各地区的无偿献血率差别很大。因而，利用这一指标来反映中国各地区的社会资本水平并不是十分准确的。最后，在文化与金融发展的研究上，难以确定究竟是文化影响了金融发展，还是金融发展引导了文化，抑或二者相互作用。
文化在中国金融发展中已经且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实上，不仅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对中国金融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整个社会变迁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都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中国金融发展。但是当前中国金融发展中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如腐败，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缺乏对文化的重视。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毫无疑问它也会影响到金融的发展。可以说，中国目前并不缺乏先进的正式制度，尤其不缺乏各种各样的法律制度，但是银行信贷仍然是企业主要的融资方式，资本市场发展不活跃，特别是经常发生金融大案要案，探寻其背后的原因不能不说有文化的因素在起作用，尤其是文化的内核之一信用在发挥重要作用。
金融基于信用而生，信用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灵魂。但是中国目前的金融发展忽视了诚信原则。事实上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是特别强调信用的作用的，因而，当前中国金融发展所缺失的信用在某种程度上既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流失，又反映了当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缺陷。因此，要进一步推动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务必要先将信用和市场文化建立起来。
参考文献：
陈立旭.2005.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再审视［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5）.
陈志武.2006.金融技术、经济增长与文化［J］.国际融资（2）.
范恒森.2002.金融制度学探索［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79.
高波,张志鹏.2004.文化与经济发展：一个文献评述［J］.江海学刊（1）.
郭宏之.2000.文化金融［J］.南京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学报（3）.
顾肃.1999.对东亚金融危机的文化反思［J］.中国社会科学（3）.
卢燕平.2005.社会资本与金融发展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8）.
曼格尔.2002.非洲需要一个文化调整计划吗［M］//亨廷顿,哈里森.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M］.北京:新华出版社:119.
欧阳强,宋德勇.2005.先进的循环经济文化模式构建分析.
简要概括儒家思想的影响范文6
一、例题展示
2011全国课标卷40.（25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各题。
材料一?摇?摇春秋战国时期，按“官有能而禄有功”的原则，废除血缘世袭的贵族制，建立起官僚行政制度。秦至汉初，秉承法家理念，功与能为官吏升迁任免的主要依据。汉武帝以后，儒生出身的官吏地位上升，官吏个人品行对于引导、教化百姓的功用日益受到重视。东汉时，士大夫追逐基于德行的“名”，官吏矫情虚伪而无实际才能成为普遍现象。曹操执政，强调“唯才是举”，功、能者优先，“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西魏北周选任官吏，突出思想品行的重要性：“凡所求材艺者，为其可以治民。”强调对官员的品行与政绩考核：“其志行善者，则举之；其志行不善者，则去之……凡求贤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审者，必由任而试之，考而察之。”
――摘编自《中国史纲要》
材料二?摇?摇唐代将品德与任职态度方面的“四善”作为考察官员最重要的内容：“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同时规定各类职务的最佳业绩标准，称作“最”。每年考核，公示结果。考核分为九等：“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居官饰诈，贪浊有状，为下下。”“善”是获得薪酬奖励与迅速提升的关键。
――据《新唐书》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至唐官员选拔所体现的“德”、“才”观的变化并简析其原因。（15分）
材料三?摇?摇取士概归学堂，固已明示天下以作新之基……且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有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之知能，上知效忠于国，下得自谋其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为合格之国民。查科场试士，但凭文字之短长，不问人品之贤否。是以暗中摸索，最足为世诟讥。今学堂定章于各项科学外，另立品行一门，用积分法，与各门科学一体考核，同记分数，共分言语、容止、行动、做事、交际、出游六项，随处稽查，第其等差，至考试时，亦以该生平日品行分数，并合计算。凡算学、地理、财政、兵事、交涉、铁路、矿务、警察、外国政法等事，但有一长，皆可保送。俟考试时分别去取……其取定者，酌量用为主事、中书、知县官。
――摘编自《、赵尔巽、张之洞等会奏之停科举推广学校折暨上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1905年）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述清末对“德”、“才”的新认识。（10分）
二、解决办法
对2011年新课标材料解析题的分析，我们可以采用五步分析法。
1.审题。
在做材料题之前，我们往往要先审题，包括审时间、审地点、审提示语、审材料来源、审问题，这些都可以为我们提取有效信息起到非常好的铺垫作用，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比如审材料来源：材料来源即引文出处，材料解析题的材料由材料内容与材料出处两部分构成，材料内容固然重要，但材料出处也不可小视。因为材料出处一般能让我们知道材料的作者、时间、地点与引用的文章等，这方面的信息能帮助我们准确地理解把握材料的内容与思想，更便于我们回归教材，运用相关知识理解和解决相关问题。
再如审问题：即带着问题阅读材料。做材料解析题，一般是先阅读材料后面的问题，再带着问题，有针对性地阅读有关材料，分析解决有关问题。有些设问中还有一些限制性词语，如“依据材料概括提炼”，“不得照抄材料原句”，“根据材料……谈谈认识”，“综合材料……得出结论”，“比较材料……”，“如何评价材料的观点”等。这些限制性词语往往告诉了我们答题的方向，要给予充分重视。这样有针对性的阅读既可以节约答题时间，又可以提高答题的准确性。如例题中的两个设问，均提到“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这就告诉了我们答案是在材料和教材两者中归纳出来的，不至于漏答。
2.对材料划分层次。
为了尽可能地捕捉、提取有效信息，在带着问题读材料时就可以按一定的方法把材料分层，可以按句号、分号、省略号划分，也可以按时间、地点分层，还可以按类别分层。
在例题的材料一中，朝代的顺序非常明显，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朝代的顺序进行分层。“春秋战国时期、秦至汉初、汉武帝以后、东汉时、曹操执政、西魏北周”，其中“东汉时”这句话和前面“汉武帝以后”这句话意思相同，都是强调选官注重品行，不再细分，这样，材料一就被分成了五个层次。材料二仅叙述了唐朝的选官标准，根据段中的连接词“同时”很容易就可将此段分成两个层次。
3.划出材料中的关键词、词组、句子等，以便提取有效信息。
带着问题分析材料时，要注意抓取关键词语，不论题目所给的材料文字有多少，无效信息和虚假信息的干扰程度有多强，材料的中心思想往往就在几个关键词语上，它们是信息的集中表现，是解题时所要用的重点。当然，有时关键信息还可能出现在材料的首尾，即材料的介绍和出处上，它有时会给解题以一定的暗示和启发。
我们带着设问读例题，边读边找出材料中的关键词、关键句。如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按“官有能而禄有功”（关键词）的原则，废除血缘世袭的贵族制，建立起官僚行政制度。秦至汉初，秉承法家理念，功与能（关键词）为官吏升迁任免的主要依据。汉武帝以后，儒生出身的官吏地位上升，官吏个人品行（关键词）对于引导、教化百姓的功用日益受到重视。东汉时，士大夫追逐基于德行的“名”，官吏矫情虚伪而无实际才能成为普遍现象。曹操执政，强调“唯才是举”（关键词），功、能者优先，“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西魏北周选任官吏，突出思想品行（关键词）的重要性：“凡所求材艺者，为其可以治民。”强调对官员的品行与政绩考核（关键句）：“其志行善者，则举之；其志行不善者，则去之……凡求贤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审者，必由任而试之，考而察之。”
材料二：唐代将品德与任职态度方面的“四善”（关键词）作为考察官员最重要的内容：“一曰德义有闻，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称，四曰恪勤匪懈。”同时规定各类职务的最佳业绩标准，称作“最”（关键词）。每年考核，公示结果。考核分为九等（关键句）：“一最四善为上上，一最三善为上中，一最二善为上下……居官饰诈，贪浊有状，为下下。”“善”是获得薪酬奖励与迅速提升的关键。（关键句）
将关键词找出之后，第一问“概括秦至唐官员选拔所体现的“德”、“才”观的变化”基本上就能答出来了。
4.概括归纳有效信息。
归纳概括有效信息，分析有效信息的深层含义，由表及里运用逻辑思维进行推论，并围绕同一个问题，站在不同的立场和层面上，多角度地看问题，最后尽量用最少的字、最准的词概括。
在回答问题时，还要注意材料与教材的有机结合。我们做材料解析题，一般都是以教材为依托，但是绝不能照抄照搬教材，一定要在教材的基础上忠实于原材料，当然也不能脱离教材，天马行空地自由发挥，要做到史论结合。在设问中要求结合教材，结合所学知识，或者什么也没说时，我们都要联系教材相关内容，结合教材寻找正确答案。有时还要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运用的有关原理观察事物，解决问题。这一般要求我们不仅能读懂材料，还要能回归教材，才能看到问题、现象的本质。当然在文综卷中有时还要用到跨学科知识，但要防止牵强附会。
5.规范作答。
前面的分析为后面的作答作了重要的铺垫，而最后的作答又是得分的关键。在规范作答时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①在内容的组织上要做到“面要宽、点要多、话要短”，在答案的编写上要“段落化、要点化、序号化、格式化”，以求层次清楚，让人一目了然。②语言要言简意赅，且尽可能地使用历史学科语言，不能滥用文学性的修饰语，回答问题时要注意运用动态的词语，而不是用静止的观点，如用“越来越”“剧增”“大幅上升”“迅速减少”等词语。③在组织答案时还可运用一定的应试技巧，如根据分值来列点。比如设问的分值是2分，则参考答案一般情况为1点或2点；分值是3分则可能是1点或3点；分值是6分则可能是1点或3点。④书写要规范。字迹清晰、卷面整洁是最后提分的机会。
根据上面的五个步骤，例题中的两个设问就不难作答了。
参考答案：（1）变化：秦至汉武帝时，以功勋、能力为选拔官吏的主要依据；汉武帝以后，选拔官吏越来越注重官吏的个人品行；曹操强调“唯才是举”；西魏北周时强调德行优先，同时注重能力考察；唐代形成一套完善的德才兼顾、以德优先的考核制度。原因：儒家思想对制度建设的影响日益深入；具体历史背景影响人才选拔的标准；建设高素质的官吏队伍。（通过回归教材，又对材料的整体把握，透过现象看本质，充分运用逻辑思维能力，站在不同的立场和层面上，多角度看问题，组织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