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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核心范文1
关键词：青少年；思想；引导；人文情怀；心理健康
青少年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对未来社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同志曾经在全国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会议上指出：“关心未成年人的成长，为他们身心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社会环境，是党和国家义不容辞的职责，是开创国家和民族更加美好的未来的战略工程，也是实现亿万家庭的最大希望和切身利益的民心工程。”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与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与社会形式复杂多变，各类思想文化潮流相互激荡，社会生活方式与社会组织形式呈现多样化的发展趋势，青少年的思想、道德与价值观念也相应的发生着深刻的改变，广大青少年思想品格的整体状况有其积极健康的一面：崇尚奋斗、追求平等、思维活跃、协作互助等，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已然影响到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也将会制约社会的进步。因此，思考并实施如何加强青少年的思想引导工作，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一、青少年思想道德存在的问题
（一）崇尚“自我”，价值取向错位
青少年崇尚“自我”，即以自我中心，是对自我独特性和能力的夸大感知现象。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青少年容易产生自我贬损和自我服务性的认知偏差，缺乏“同感能力”，即不懂得推己及人、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缺乏与人协调、沟通、合作的能力。有调查发现，在对“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什么”的回答中，选择“为了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的排在第一位，“脚踏实地，讲究实际”排在第二位，“能有个好工作”排在第三位，“能为国家做贡献”排在了最后。可见，大部分青少年把实现个人理想当成人生的目标，而把为国家做贡献排在后面，明显表现出自我情绪。这使得许多青少年信仰缺失，盲目地以自我为中心来面对周围的一切，成为引发青少年社会问题的重要源头。这是值得全社会高度重视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二）虚荣心强，享乐思想严重
在新形势下，受社会、家庭以及消费主义思潮的影响，不少青少年不清楚品德、人格对于自己的重要意义，不清楚优秀品质和知识的重要性，而是把消费档次的高低当做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于是不少青少年以通过夸耀自己家庭的富有等方式来显示自己的能力，获得心理平衡。他们崇尚穿戴名牌，一味追求享乐，甚至攀比消费水平，进行奢侈消费。他们讲排场，好逸恶劳，对学业、工作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结交一些酒肉朋友，经常吃喝玩乐，以至于思想品德水平低下，抛弃了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在一些青少年的毕业留言中，“愿你将来做大官，发大财”、“愿你腰缠万贯，泡小蜜，包二奶”之类的不健康留言处处可见，其享乐思想由此可见一斑。更有甚者，因为作为青少年经济尚未独立，自身创造财富的能力有限，当他们日益膨胀的享乐需求与有限的经济条件之间产生矛盾，无法通过正当的途径来满足个人的消费欲望时，一些人就会不顾道德和法律法规的约束，变得冲动而贪婪，从而采用不正当的、非法的途径来满足自身的欲望，以至于跌入犯罪的深渊，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三）缺乏人文教育，精神生活贫乏
人文情怀是青少年精神世界的支柱，一个缺少人文情怀的人，他的精神生活一定是贫乏的。在当今以应试为指挥棒的教育中，青少年所受到的人文教育是相对缺失的。有调查结果表明：青少年购买图书的情况，“不经常买书”和“根本不买书”的人数占了近三成，可见青少年的读书情况不容乐观，他们的文化生活单一。由于精神生活贫乏，一些青少年生活在梦幻般的空想世界里，往往会为了一个自己也搞不明白的“目标”而挣扎、苦恼，盲目崇拜影视偶像，追逐前卫时尚，视粗俗为潇洒，视浅薄为时尚，视自我为个性。缺少回报意识、担当意识，造成责任感缺失；缺少同情心、同理心、宽容心淡漠等，造成情感缺失；缺少丰富多彩的个人生活世界和追求，缺少健康丰富的生活情趣：直接表现为上网成瘾，甚至吸毒成瘾等。
（四）缺乏理想，思想行为功利化
现实社会中的腐败现象、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因素也严重腐蚀了青少年的思想，在青少年思想引导方面产生了一定程度的不良影响，使青少年是非善恶观念模糊，思想行为趋向功利化。无论在人生目标的确定，还是学习方式、就业观念、生活方式等，青少年都十分现实，以经济收入的多少和工作舒适成度的作为衡量标准，相对缺乏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奉献精神。其思想行为功利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缺乏理想与信念，人生目标定位不明确；缺乏爱国精神、对中国革命及中华民族的光荣历史的了解，民族团结精神淡薄；缺乏尊老爱幼的观念，缺乏感恩意识，懒惰任性，自私自利，价值观念严重扭曲。
二、造成青少年思想道德问题的原因探析
造成青少年思想道德问题的原因主要如下几个方面：
（一）家庭教育方式不健康
青少年思想品德的形成与家庭特别是父母的言行、教育方式、等密切相关。随着独生子女的增多，许多父母无度地溺爱、迁就子女，使其养成懒惰、任性、自私等不良习惯。同时，由于一些家长思想观念、知识结构等方面的问题，导致其在思想引导方法上或简单粗暴，或自以为是，与孩子缺乏正确的沟通，对孩子缺乏正确的引导和影响，致使这些不健康的家庭教育方式妨碍或误导着青少年正确思想的形成及思想道德的良性发展。
（二）学校思想道德教育不得力
在青少年思想教育方面担负着重要职责的学校，在对青少年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方面同样显得乏力。在应试教育思想的影响下，不少学校和教师只注重知识的传授而较少顾及思想品德方面的教育和引导，思想政治教育仅仅停留在表面和形式，导致思想教育在广大青少年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导致青少年心目中只把学习成绩的好坏当做衡量“好学生”、“坏学生”的唯一标准，最终只是为学习而学习。这样长期下来，就会造成青少年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理想教育等思想品德方面所受到的引导和教育严重缺失。
（三）受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影响
首先，受市场经济一味追求经济效益、增长速度的负面影响，青少年难以在经济大潮中把握自己，失去正确的价值观的引导；其次，科技高度发达，飞速发展，尤其是网络，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缺乏辨别能力和自控能力的青少年首当其冲地被深深影响和改变着。第三，成年社会价值标准的混乱、成年人行为的偏离、成年人评价标准的自相矛盾或是自身行为的表现不一，严重影响了青少年一代；第四，文化多元、价值取向多元，使得青少年被社会发展的洪流簇拥着、催促着向前，在来不及成长、来不及回味、来不及体验的过程中长大，注定要失去自己成长的精神家园。
三、加强青少年思想引导的路径及载体
（一）发挥家庭教育的作用
父母是青少年萌芽思想的引导者，家庭是青少年思想形成的最初的养育所，因此，家庭在青少年思想引导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父母对子女的影响是深远持久的，家庭环境对孩子的影响是终生的，在人的一生中起着奠基的作用。家长无时无刻不对孩子有着潜移默化、言传身教的影响，家长的举止言行、人生观点、思想觉悟和道德情操，都像一面镜子从孩子身上反映出来。青少年对是与非，善与恶的最初判断，直接受制于父母。所以，父母时刻要注意让自己的言行做好孩子的榜样，同时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变化，把握孩子内心的真实想法，善于与孩子和谐沟通，要有意识有目的地培养孩子的审美意识与分辨是非的能力、高尚的道德品质、文明的行为举止。
（二）强化学校的思想引导作用
1.重视青少年的文化素质教育
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离不开文化素质教育，青少年的价值观还没有完全形成，文化素质教育对青少年的影响十分巨大，甚至直接影响到青少年的未来。而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按照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要求来确立文化素质的重要地位，使教育得到优秀文化的不断烘托，使青少年不断受到优秀文化的滋养，将文化素质教育和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紧密相连，并且落实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用思想政治教育对青少年的价值观进行正确的引导，从而使青少年获得更全面的发展。
2.重视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
社会的飞速发展使得人才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青少年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思想教育不能忽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因为心理健康教育是一种综合性的教育，可以有效地促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培养青少年的良好品性，如：良好的情绪调控能力、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和谐相处的交往能力、坚强的意志品质、健全的人格特征、良好的心理调适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等。心理健康教育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增强青少年承受挫折、克服困难、积极进取的能力。注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教育，需要建立健全专门机构，制定合理的心理健康教育计划，确定心理健康教育内容和方法，积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和心理咨询辅导，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
3.开展阅读活动以塑造优秀品格
文学经典作品，大多都思考人的本性、人生的价值和人类的生存与意识等问题，追求真、善、美的崇高品格和对人生意义的认识。以民族责任感为核心，坚持个人思想的探索性、反省性，思考未来，呼唤民族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等爱国主义意识，同时浓重的人情味、情感性又成为文学作品一道独特而亮丽的审美风景……凡此种种，皆可对青少年优秀品格的的塑造产生良好的熏陶和影响，唤醒他们内心深处的向善向上意识和崇高感，建构青少年真善美的人生观，培养他们的优秀品格，最终“把人对生命的追思与探寻引向深处，孕育人透彻的生命意识、对生命的珍爱和对他者的同情，拓宽人的生命情怀，丰富人的生命情感，净化人的心灵，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刘铁芳《生命情感与教育关怀》）为学校和社会要为青少年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使他们养成爱读书的习惯，开展多种形式的有关“读好书”的活动，营造一个引导青少年“多读书”、“读好书”的浓厚阅读氛围，以此丰富和升华学生的精神层面。
（三）充分运用新闻舆论对青少年的思想的引导
社会是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系统，它信息丰富，其中既有积极健康的，也有消极颓废的。新闻舆论监督要引导青少年追求光明美好积极的主流，又要引导青少年正确认识黑暗、丑陋、消极、虚假等现象。要紧紧围绕当代青少年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考虑当前青少年的行为动态和心理特点，开设关于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各种特色主题讲坛，让青少年积极主动地参与互动交流、评论、讨论和辩论，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与观点，最后达到分析问题，澄清某些错误的思想和认识，端正态度，设法改正，提高觉悟。当青少年所处的社会、家庭、学校等环境中出现某一方面的危机和风险的萌芽时，新闻舆论要及时发出警报，以便于社会快速了解情况，查找问题所在，果断采取措施，力争把问题解决在危机和风险爆发之前。另一方面，要提高新闻舆论监督的质量，抓准问题，增强社会效果，善于掌握舆论监督的适度、密度、温度和力度，防止过热过冷。
（四）建设健康的网络文化环境
首先，规范网络语言，引导青少年合理使用网络语言。从立法上规范网络语言的使用，通过编纂辞书来促进网络语言规范化，制定网络语言使用的道德规范。第二，发挥青少年的主体作用，促进自我教育。充分尊重青少年的主体性，发挥青少年的主观能动性，提高青少年对网络语言的认识，通过教育来提高青少年的网络信息素养，提高青少年自我调节能力，限制网络不道德行为。第三，家长以身作则，文明上网，创造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家长加强与青少年进行沟通交流，促进青少年绿色上网。第四，加强学校教育，提高青少年网络道德。第五，政府加强网站管理，敦促网站自律，提升对网络语言的监控技术，促进网络语言的健康发展。第六，政府加快网络立法，促进网络健康发展。
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核心范文2
和谐世界的表现之文化和谐与宗教和谐
儒家与道家，儒教与道教，长期以来和谐共存，创造了宗教和谐、文化和谐的典范。儒家与道家的交流，最早的起点应是孔子问礼于老子。《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
孔子主张“和人不同”，《易经》说“厚德载物”，《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相应地，老子主张“和光同尘”，“知和日常”。《尚书・大禹谟》说：“满招损，谦受益。”老子则提倡虚、柔，反对以强凌弱，以大辱小，他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因此，儒道两家的学说都具有极大的兼容性。这种兼容性，实际上就是开放性，与社会前进同步发展的适应性、创造性。儒家和道家主张以宽容的胸怀、宽容的思想处理纷繁多元的客观世界，对于新世纪“多元化”趋势下越来越剧烈的竞争关系，不但可以起到良好的协调作用，而且会促进其发展，有利于强化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
和谐世界的表现之社会和谐与人际和谐
新世纪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市场的建立，使人们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多，范围越来越广，人际关系变得更为密切复杂了。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的刺激下，在商品交换的影响下，人际关系也会受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见利忘义的污染，权钱交易和尔虞我诈、非法牟利等腐败行为也会滋生、蔓延，激化人际之间矛盾，甚至引起社会动荡。在这种情势下，提倡儒、道的和谐精神尤为必要。儒、道两家都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权利、自由，注重人际和谐，表达了以民为本的人本主义思想和以民为本重建社会的理想。儒学尚仁，主张节用爱民。《尚书》：“民惟邦本。”孔子曰：“仁者爱人。”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道家主张自然无为。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又说：“我无为而民自化。”
孔子把“忠恕”之道作为终生言行的准则，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孟子力主“仁政”，反复强调社会的管理者要“轻刑薄税，制民以产”。“无为”也是道家哲学的主要内容，是老子提倡的一贯的行为原则。他说的“无为”，是“实有似无”的“无为”，是以自然为出发点和归宿，以清心寡欲为内核，目的在于实现一切顺应自然的“无为而无不为”。儒道两家从不同角度阐发的天下治平的思想，对于处理21世纪各种竞争加剧所带来的弊端，仍有重要借鉴价值，有益于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种跨国公司、各行业、各部门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能使“地球村”的人民求得和睦相处，共同发展，把新世纪建设得更加辉煌美好。
和谐世界的表现之心性和谐
佛教大力宣传：“和谐社会，从心开始。”其实，儒道两家也是将心灵的和谐，作为社会和谐的基础。
人类文明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而精神文明的核心是道德修养。儒、道两家都十分重视人的道德修养，有许多深刻精辟的见解。孔子学说以仁义礼乐为中心，其中“仁”是修养的最高境界，他要求“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道德主题的人存在，文明的德行就存在，不会因时世推移而消失。道家反对的是虚伪的道德，扭曲人性的文明，他们要重建的是自然无为、真率自由的文明。老子着意提倡的是敦厚、纯真、质朴、虚怀若谷的道德。2000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以儒家和道家关于道德的论述互为补充，进行修养，培育了鄙薄功名富贵，出污泥而不染的高尚情操。
和谐世界的表现之人与自然的和谐
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核心范文3
关键词：儒；道；巫文化；易经
中图分类号：B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0-0030-02
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对中华文化影响最深的主要是儒家和道家思想。自春秋晚期儒家学派诞生以来，其作为“显学”就已经发挥了强大的文化作用，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思想就成为了中国官方主流思想；道家学说在春秋和战国时期，通过《老子》《庄子》《列子》等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在汉初通过道法结合的“黄老之学”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文化也有广泛的影响。至宋明理学阶段，虽然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但是道家、道教学说是其重要思想来源，而且道教在民间一直有其独特的发展空间，也深深地影响了士大夫甚至是统治阶层。因此，无论中国文化发展各阶段的主流价值观是什么，儒道两家学说都是社会的主要思想，是学者探讨的核心话题。
虽然由于历史上政治、文化、制度等因素的影响，并且以今人角度来看，儒道两家学说是不同的思想，但是若考证其发展历程，却可发现二者“本是同根生”。
一、儒道产生渊源之考证
1.社会经济政治背景
儒家和道家，以其学派创始人孔子和老子的时代来说，都是在春秋末期产生的，这是一个生产力迅速发展，生产关系发生剧烈变革，社会动荡不安的时代，周公制定的礼乐制度已经失去了活力，诸侯因争霸引起的战争连绵不断，因而出现了“礼坏乐崩”的局面。这就促进了以提倡仁义道德、主张恢复周礼为特色的儒家思想和强调无为而治、清静自然的道家学说的产生。从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儒道两家所要面对的都是当时社会严峻的经济政治文化问题。
2.学术思想渊源
《易传・系辞下》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中国古代思想本来就没有太多的派系之别，在先秦时期，甚至彼此都没有明显界限。只是从《史记》开始，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将先秦学科分为六家：“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后又有《汉书・艺文志》列出相关十家，《隋史・经籍一》承之。但即使学派被人为地划分了，各学说在原初阶段也是站在同一思想发展道路之上。
对于儒道两家的产生，《汉书・艺文志》有过精辟的介绍。
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
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合于尧之克攘，《易》之■，一谦而四益，此其所长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
儒家和道家都是从上古时代的“官学”体系分化出来的，都属于官学系统，因此儒家学派源出于“司徒之官”，道家学派源出于“史官”。在西周官学仍为社会主流的统一思想时，二者皆是为“君”服务，即周朝所谓“天子”，细微差别在于儒家学派目的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道家学派被看作是“君人南面之术也。”（当然，此二者可以说是儒道两家思想十分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汉代学者十分关注的思想，但具体而论，儒家也有讲君主应该如何处理君臣关系的言论，道家学说也有重视人成就自身的问题。）
《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和《隋史・经籍一》在记载百家思想的时候，都引用了《易传・系辞下》“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这句话，因为在历代学者看来，诸子百家虽然思想各不相同，“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汉书・艺文志》）但是各家思想彼此之间是有共通性的，甚至有些学派就其来源来看本身就是一宗，可以相互借鉴发展，“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汉书・艺文志》）所以对于中国优秀的儒道文化，需要怀着兼容并包、和谐共生的角度来看待其内在的发展，“若使总而不遗，折之中道，亦可以兴化致治者矣。”（《隋史・经籍一》）
3.出土文献支持
近些年，随着先秦遗失文献的不断出土，学者对于儒道同源问题也有了新的更加深入的认识。郭店楚简就为儒道同源作了史料上的有力论证。
据郭沂先生考证，郭店竹简《老子》出自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的老聃，今本（包括帛书本）《老子》出自战国中期与秦献公同时的太史儋；后者曾将前者全部纳入并加以改造。并且，郭店竹简本不含有今本中的高远玄虚之论、非黜儒家之语、权谋机心之术等内容，说明它有完全区别于今本的独特的思想体系。这与《史记》中《老子韩非列传》、《孔子世家》记载的“孔子问礼于老子”互相映证。这也说明，在《老子》刚刚问世的时候，即老聃将其写作出来时，其与儒家思想是相通的，并没有相互攻讦之语，而今本《老子》与儒家针锋相对的文字，也是出自儒家学派形成之后，道家学者为了获得更多话语权而对《老子》进行改造。如今本《老子》第三十八章“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则是对于子思所作的《五行》中由仁到义到礼的过程的一种驳斥。
二、儒道与巫文化渊源之考证
“儒”在《说文解字》中作如下解释：“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就是说儒者是术士的一种称呼。而其解释需字为“需，儒也，遇雨不进，儒也。从雨而声。易曰云上于天。”这是用儒来解释需，“遇雨不进”就是求雨之意，表明需是求雨。需字由上半部的“雨”字和下半部的“而”字组成，雨在《说文解字》中为其常用意义：“雨，水从云下也。”“而”是什么意思呢？《说文解字》解释为：“而，颊毛也。象毛之形。《周礼》曰：‘作其鳞之而。’”颊毛就是脸两侧从眼睛到下颚的胡须，就是留着胡须的人。需字就可以理解为留着胡须的人在等雨。
综上，儒在《说文解字》中的意思就是一种留着胡须的术士，通过做法术祈求上天普降甘霖给百姓消灾解难，也可以说是求雨的巫师。这说明儒家文化和巫术文化有着极其重要的联系，甚至可以说儒家就是从巫文化起源的。现代学者也考证过这个问题，章太炎先生认为“灵星舞子吁以求雨者谓之儒……古之儒知天文占侯，谓其多技，故号遍施雨九能，诸有术者悉认识矣，”所以儒就是知晓天文气象、作法求雨的术士，实际上就是祝史、史巫。
三、《易经》――儒道两家的共同经典
《易经》作为中华文化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从古代官方哲学的记载来看，《易经》作为《五经》之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儒家的核心经典之一。①但是在《易经》的思想之中，却有很多道家思想在其中，说明《易经》本是儒道两家共同的思想资源，而儒道两家学说也影响了《易经》的发展。
1.不易与道
古人解《易》有多种思想，但基本上认为其有“变易”“简易”“不易”三义。就“不易”而言，不易就是恒常的法则规律，这种规律用道家术语来说就是“道”。易与道从本质上来说是一致的。《周易》讲“有孚在，道以明，何咎。”（《周易・随卦九四》）这个道字就有规律的意味在里面。《老子》说“道大”，也有将这种规律的作用宣扬出来的意味。因此，老子吸取了《易经》的积极成果，又进一步把作为宇宙规律的“道”发展为宇宙万物本源之道。
2.变易与道
变易是《易经》的最根本的特质。八卦和六十四卦都是取象于不同的自然物与社会现象，它们都是由“阴”“阳”两种符号组合而成，只要改变其中任何一个阴爻或阳爻，就会变成另外一种卦象。这是阐述事物普遍变化的观点。《老子》中也有很多描述变化的观点，如“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四十二章》）就是从宇宙生成的角度阐述普遍变化的观点。
3.观物取象的思维方式
《老子》和《易经》中观物取象的抽象思维方式代表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学者的最高思维水平，也是中国古已有之的“天人合一”思想的深入发展。《周易・系辞》有云：“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可见“八卦”是古人观物取象所得之八象。《老子》也同样如此。
第一，老子很注重“观物”，他强调“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道德经・五十四章》）老子说的“人法地”“地法天”（《道德经・二十五章》）也都是对于万物的观察而阐发其思想。
第二，老子也很注重“象”的作用，他非常善于运用形象来表现抽象的哲理，表达自己对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如第一章“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就是把道比作“母”这一形象，使得人们更加准确认识道的作用。
四、结语
儒道本身就是中华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两个思想宝库，从其发展历程来说，都是“同源一体”的。之所以现在看儒道相差较大，是因为后世学者或因学术思想发展需要阐明个人观点而打击其他学说，如孟子“辟杨墨”和太史儋将原本《老子》进行改造；或与政治相联系而排斥“异端”，如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或经过西方现代分科系统而有所规划，如道家被称作“自然哲学”，儒家被称为“政治哲学”，从而使得儒道两家学说发展渐行渐远。但是，正如《易传・系辞下》所言：“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中国文化是“殊途同归”，最终还是会归结到一点，那就是人与社会的发展问题，因此道家强调的“真人”、“小国寡民”，儒家强调的“圣人”、“大同社会”，其实都是为了成就自身，实现理想之社会。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长沙：岳麓书社，2010.
[2]班固.汉书[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3]魏征，等，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3.
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核心范文4
《中国哲学史》杂志中最为稳定且刊发比率较大的就是对儒家哲学和道家哲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
首先，儒家哲学仍占主流。从儒道两家的横向比较中可知处在世纪之交的儒学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儒学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基石，经过长达2000多年的积淀与传播，已深深根植于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儒家所提倡的“仁政”、“民本”等思想及注重道德修养的主张更是当今时展的迫切需要，特别是我国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更是很好的继承和发展了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所以，步入新世纪儒学思想仍然保持着一贯性的优势发展。
其次，道家地位逐渐上升。2000年，《中国哲学史》上讨论道家道教的文章16篇，而同期关于儒学的论文28篇，打破了儒家一手遮天下的局面，二者差值为12篇，2001年差值缩小为5篇，2006年的差值为8篇，2007年差值为7篇，总的来说儒道两家平稳的保持着较小的差距。当前，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日益凸显，若想实现经济的良性循环必须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而道家着力倡导的“天人合一”观，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传统道家思想对现代科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启发性，当代新道家又与新科学有着深刻的联系。[2]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今天，于道家思想中寻求宝贵的思想资源成为现实的选择。
再次，大量高价值的出土文献的研究也引发了新的传统文化研究热潮。《中国哲学史》大量刊登了郭店竹简和上博楚简的最新研究成果。2001年02期有3篇论文进行了针对郭店竹简的学术争鸣，2001年03期几乎用了整个版面来安排“出土文献与中国哲学思想史专辑”，共17篇文章涉及出土文献研究，而且研究内容不再以单一的儒家学说为主，而是关涉“五行、道家、宗教、儒家”等诸多内容，并且就研究出土简帛文献的方法论进行了思考、总结。大量出土文献的研究拓展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视野，加大了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力度，特别是为早期儒家研究开辟了新的境地。
无论道家还是儒家哲学研究都在不断创新，屏弃不合时宜的封建社会的思想糟粕，更加关注现实，不断地吐故纳新来完善与提高自身，不断探索新的问题，老问题也有了新思路。
二、中国现代哲学和现实问题研究得到长足发展
2000年“经济全球化与中华文化走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加强了中国哲学与现实经济社会的密切联系，《中国哲学史》杂志进行了报道，并加大了传统哲学与现实相结合的研究力度，而且这一重要角度也成为期刊导向之一。
（一）现代哲学研究逐渐呈上升趋势。中国现代哲学研究从“五四”一直延伸至今，有着非常强的现实感。2000年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呈多专题发展，人们将目光锁定于对现代哲学的反思上，这一类型论文的刊文数量在2007年达到近7年以来的新高。时代的发展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现代哲学。冯友兰、张岱年等现代哲学巨匠的思想精华既是对传统哲学的创新和发展，又为我们确立新的思想体系指引了正确方向，是沟通传统哲学与现时代的桥梁。为了适应国内外客观现实的变化《中国哲学史》对中国哲学进行了现代性探索，开始注重哲学研究方法的探讨，不断创新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新的哲学概念、观点和原理，数量由2000年的3篇上升到2007年的9篇，增长了近3倍。
（二）中国哲学与现实联系增强，正在逐步构筑新的哲学体系。中国哲学与现实的联系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2006年探讨儒学与和谐社会建构、环境保护及生态平衡关系方面的文章达到6篇。经济社会飞速发展为中国哲学与现实的密切结合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另外，儒学为了适应新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也在不断地进行内部思想资源的整合及与外部社会思潮的融合，不断创新思想形态与理论内容。儒家所倡导的以“仁”为核心的和谐思想对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2000年04期发表了汤一介的《孔子思想与“全球伦理”问题》，认为孔子时代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危机”，如今的人类社会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文化道德问题。孔子思想能够为建立“全球伦理”提供极其重要的资源，成为不同国家和民族能够共同接受的伦理准则。[3]《中国哲学史》期刊也更多的关注儒学与生态问题。儒学对宇宙和人生关注较多，深入探讨了人与生命、人与自然的关系，可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实践的指导思想。当前，时代对中国哲学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新的现实它需要其进一步反思和创新，2007年讨论社会现实问题的文章有所下降，可能是新的哲学思想正在酝酿。
三、迈向中西交融---中国哲学的国际化
自2000年起中西哲学交流一直保持着明显的递增趋势。进入新世纪，中国哲学全球性发展意识增强，拓展了国际视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对话、沟通和交流日趋加强。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思想也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开始了国际化的进程，中国哲学要应对这一新的趋势，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积极推向世界。中西哲学交流内容涉及伦理、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哲学研究方法论等诸多内容，逐步构建起交流与融合的大平台。
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核心范文5
[关键词] 上下和谐；管理；儒家；道家
社会和谐与稳定的构建，是人类永恒的生命主题和价值追求，它是一种信仰、一种文化和一种社会实践。它必然要求管理与被管理层之间的上下和谐，也必然要求管理者的身心和谐的道德素质。正如《大禹谟》中提出的“厚生惟和”、“好生之德恰于民心”、“民协于中”。现代管理渗透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之中，管理关系的和谐状况直接表现了社会的和谐程度。而管理关系的和谐之关键所在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上下级关系的和谐，其中管理者的作用举足轻重，是实现上下和谐的主导者。正所谓：“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儒家、道家等诸子百家在言及管理关系中的上下和谐时，总是立足于管理者，站在各自的视角对管理者的内在素质、待下态度与方法等方面进行各自诠释。
一、儒家的上下和谐理论
以孔子、孟子、朱熹等为代表的儒家，从仁政礼治出发，认为上下和谐关系的形成，离不开管理者良好的道德品质、居上示尊的待下态度和追求忠恕的待下方法，并且对管理者的相关品行进行了诠释。孔子提出的“礼之用，和为贵”、“仁民而爱物”；孟子更进一步地讲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提出了仁、义、礼、智、信、恭、宽、忠、恕等一系列道德原则，要求通过修身，来恪守这些道德原则，达到和谐的目的与境界。
1.管理者必须道德高尚：儒家认为管理者必须道德高尚。“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德惟治，否德乱”。“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心共之”；孟子进一步发挥了孔子的德政思想，提出了“仁政”学说“以德服人”，孟子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诠释：“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公孙丑上》)。所以“治国之道有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定君而国定矣。”；朱熹更提出了“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大学之道，在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管理者培养自己高尚的道德，目的就在于“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主张通过强调管理者的道德规范，提高管理者的个人修养而使自己的道德处于高尚的层面，而达到上下级之间的和谐相处。
2.管理者必须注意“仁政礼治”施政方法。(1)等级制度下的“礼治”。儒家推崇“礼之用，和为贵”。但以“礼乐”为中心的道德教化，作为社会教化与统治之具，它与专制、集权、等级名分、亲疏贵贱等封建政治、伦理、社会规范是相容而不是相悖的，它强调了东方式的王权。儒家之“礼”，实质是为了区分上下贵贱，维护等级制度，即“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强调管理者居为人上的尊贵，在实施行政管理的过程中注意“投鼠忌器”，要“刑不上大夫”，以维护管理者居上的尊贵地位。同时要求管理者必须明于上下之分，采取居上示尊的待下态度，在严格区分等级的过程中各就其位，各司其职。并且为了实现上下和谐，在强调管理者在拥有良好道德的基础上，还必须注重“礼”的现实运用，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2)以人为本的“为政以德”。《礼记・中庸》：“仁者，人也。”“仁”是儒家思想中的精髓，是“以人为本”思想的早期诠释。主张在社会管理中执政者要“为政以德”，要爱民、惠民、养民、富民、教民，从而达到社会的和谐。《礼记・哀公问政》：“古之为政，爱人为大。“爱人”即“爱民”乃为政之首。要做到“为政以德”，首先要求执政者必须做好自身的道德修养，要体察民意民情，要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夫政普则民说。民说则归之如流水。”(《太戴礼・小辩》)，从而达到社会和谐。在“为政”时注意“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薄赋敛则民富。”(《说苑・政理》)“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以其薄。”(《左传・鲁哀公十一年》)，要尽可能多地给百姓提供一个相对宽松的休养生息的空间，“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择可劳而劳之。”(《尧日》)。
二、道家的上下和谐理论
以老子为代表人物的道家从道法自然的基本理念出发，强调效法自然，反对一切过度的干预、扰乱和任何外在的强加力量，从而构建无为而治的和谐社会。认为上下和谐主要取决于管理者植根于道的至人之德、居上谦下的待下态度和示弱用柔的待下方法。
1.管理者必须具备的理想人格――至人之德。道家从“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的自然观出发，强调管理者必须具有很高的“德”：以自然无为的处事态度和方式要求――理想人格―圣人。道家之“德”并非一般的伦理性质，它实际上是自然本性的体现，《庄子》对此进行了明确说明“：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可见，道家之“德”系指人得之于道的诸多自然品质，拥有此“德”之人被庄子称之为至人、神人或圣人。
2.上下和谐必备之道――居上谦下。道家认为，管理者培养其至人之德的同时，亦从原始朴素的万物平等意识出发，认为管理者在施政过程中应采取韬光养晦的方式，谦恭温和，时时处下，事事居后，居上谦下，以百姓的利益为先为重，缩小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上下之别，实现上下之间的关系和谐，老子认为”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因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本是唇齿相依的矛盾双方，如果管理者居上而不顾下，处处与被管理者争利、争先，居高自傲，刚愎自用，就会把自己裸地置于下属的对立面，加剧上、下冲突；相反，如果管理者处上而又能谦下，就可以抓住上、下两个方面，使上、下融为一体，促进上下和谐，所谓”善用人者，为之下。”
三、儒道上下和谐理论的比较及借鉴
中国思想的两个主要趋势道家和儒家的根源，他们是彼此不同的两极。但又是同一轴杆的两极。儒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但是逝家强调的内部自然的自发的东西。在不同的管理哲学指导下，儒道两家对上下和谐的理论阐释各有其理，通过比较与分析他们的异同，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是管理者提高自身素质，实现上下和谐有效方法。
1，管理者素质的要求之比较与借鉴。儒道两家虽然有着不同的思想体系，统领着两个不同学派，但他们的思想核心却有着相同价值观念，甚至有着相通的内涵。“仁义”是儒家思想体系的基本纲领和核心范畴，“自然无为”乃老子思想体系中的主
旨。然而在老子思想中也蕴涵着丰富的仁道思想，并贯穿老子整个学说，可以说，仁道思想是道家学说体系的精髓之一。在老子的三宝之一的“慈”的理念中，就蕴含着丰富的仁的思想，老子的“慈”就体现着关爱世界、关爱万物、关爱他人及关爱自身的宽广胸怀，强调以博爱的心胸去包容一切、善待他人、善待他物，在慈的理念充分体现出仁道思想。
但在对管理者素质的认识上儒道两家对此认识颇有差异。儒家笃守仁学，认为只要道德高尚，就可成为优秀的管理者，认为“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便可实现上下和谐：而道家崇尚自然，认为管理者应拥有包含道德高尚在内、源自于道的诸多自然品格，如老子所盛赞的三宝“一曰慈，二日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以及管理者效仿天地万物的自知、平等、无私、宽容、诚信等。道家认为，拥有这些自然品格，可以使管理者与道一体，在根本上实现上下和谐。
儒道两家虽然对管理者的相应素质见解各异，但是它们相互之间并不直接冲突，相反，它们还相互融通的。从管理学的角度及现实来看，很多上下级矛盾的产生，与管理者的素质密切相关，尤其在管理者的道德行为、管理能力方面。从这个视角看，各级各类的管理者应学习儒家、道家关于管理者恭敬、诚信、宽厚、无私等方面的优秀品质，使自己的道德素质和管理素养都可以不断进步，之为实现上下和谐和社会和谐做出贡献。
儒家和道家思想的核心范文6
摘要：古琴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就几千年琴文化史看,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孕育古琴成长和发展的环境。受儒家和道家观念的影响，古琴的审美便逐渐呈现以自然为最高的倾向。儒家和道家的琴论对古琴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古琴；儒家；道家；自然；音律；仁爱；教化；道德
古琴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密切。就几千年琴文化史看,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孕育古琴成长和发展的环境。中国传统文化儒释道的思想渗透在古琴思想的各个方面。儒家重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古琴在文化功能上的“琴者,禁也”和“七善”观本身就是儒道思想的直接体现。道家的修真、出世逍遥、返朴归真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也极深。浸润于这样的文化,古琴逐渐演变成精致的文人音乐,故有“文人琴”之称,古琴中所蕴含的与中国文人所崇奉的中国文化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老子》“淡兮其无味”的思想被阮籍、嵇康、白居易、周敦颐、徐上瀛等人吸收、发展,在音乐思想上形成对“淡和”之乐的崇尚,限制了古琴音乐风格的多样性,对古琴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消极影响;《老子》“大音希声”的思想则为陶渊明、白居易、薛易简等人所继承,使崇尚“希声”之境成为众多琴人追求的目标;老、庄对自然之美的推崇为嵇康、陶渊明、李贽等多人继承,使古琴思想重视人和自然的联系,追求人和自然的统一;庄子以自由为美、音乐可自由表达感情的思想又被嵇康、李贽等人发展,提倡音乐要成为人们抒发心声的艺术,而不是封建统治的工具;庄子“得意而忘言”的思想被陶渊明等众琴人所继承,使追求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成了古琴音乐文化中的重要特征。另外,老、庄明哲保身、退隐出世的思想也对琴学思想有一定的影响。
古琴文化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并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中华古琴文化源于早期礼乐文明，古琴之所以为“琴、棋、书、画”四艺之首，有其原因，它对于“德”的追求与“君子以玉比德”高度一致，“琴德”几乎就达到了一种以“琴教”置换“乐教”的惊人效果。几千年来的封建社会，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统治结合的结果。古琴为文人所重，在文人四件雅事“琴、棋、书、画”中居其首，很大程度上成为文人的一种象征物。儒、道思想是文人的精神家园，因此古琴也深受其熏染，古琴不单纯是一件乐器，由于在先秦时期古琴即与“士”偕行，因此不可避免地向“雅”的方向发展，具有了强烈的书斋气质。古琴追求的理想境界是天人合一、物我两忘，在风格上则是返璞归真、崇尚易简、平淡，以寡御众，以虚无恬淡来表现深刻的哲学意涵。古中国最精端文化代表的东方哲学思想如悬日明照、似幽泉润泽，在孕化万般“物态神情”之品种的过程中它既育发了中国特有的古琴艺道，同时它也寄载于这一“琴道”之象摇荡播发着它那心灵宇宙的精博之气。古中国哲学的两大思想支柱——儒、道二家以其卓然相异的思想倾向诱导着人们的基本思想行为。前者倡导着积极入世，以成就着人们的道德生命和社会理想;后者指导着人们遁然出世，以造化人们的自然生命的个体理念。正是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思想潜移默化地牵引着世世代代的人们的灵魂，它诱发和逼使每个人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无疑这一切必然会在古琴艺道的发展过程中或浓或淡地撩拨出儒、道精神的印痕。这些无论是在古琴的构制、艺道践行还是人们对古琴道的心理期待、品评言论等方面都已给我们留下自由体悟其中审美哲理的广阔空间。
对此我们特从古琴艺道与儒家哲学思想的关系着眼予以阐发。无论是在其琴体的构制、琴乐演奏的形式和内容以及相关的人文景象等方面无不烙上和洋溢着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中正和平、温柔敦厚的审美情趣与哲学思想。因而，这便导致了在儒家人的眼里艺术的根本是善，美只是占据其次，亦即内容大于形式，故而古有“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的说法也就不足为奇了。其把审美当成道德的附属物，一切艺术之美都必须经过儒家仁爱的尺标和道德的度量方能过关。于是乎，儒家的至善、中正、温厚、庄齐等就成了所有艺术必备的乐道内涵，此为典型的儒家道德型的艺术观。所以《论语》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中道:“琴者，禁也，禁止于邪，以正人心”《琴操》有言“昔伏羲作琴，以御邪僻，防心，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这一切都强调的是以道德正人心，以防人伦，所以，孔子说“放郑声，郑声。”于是儒家从中庸之道出发，倡导非过度、求中正，超俗追雅，中和不过为美。正是在此思想背景下，古琴世道不能不担负起儒家推行雅乐的社会重任，进而转做成宣传儒家教义的艺术“道具”，因此，促使着古琴世道脱尽浮化以求得中正平和、温柔敦厚的艺术风格。儒家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社会哲学思想其思想基准则是人与社会现实的关系问题，其思想核心则是尚仁爱、美人伦、重教化、善道德，其强调人须积极入世参政、改造社会、完善自我。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是温柔敦厚，而其核心是儒家的仁爱、礼智。而获得这一人格品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充分领略那具有和谐优雅的音乐“文本”，方能得其堂奥。这正如孔子在《论语》中所言：“乐其可知也。始作，翁如也。从之，纯如也，激如也，绎如也。以成。”只有在这种和谐、清晰而丰富的乐音的享用中达至儒家人格的“和顺积中，而瑛华发外”的精神圆融之美。难怪当年的孔子赞叹曾点由鼓瑟以展现出的“大乐与天地同和”的人格理想和艺术境界。作为古典音乐的精粹代表——古琴世道对此有着不可替代的“丰功伟绩”。如古人徐青山在《溪山琴况》中道：“诣古至圣心通造化，德协神人，理一身之性情，于是制为琴。其所首重者，和也。”;在《太古遗音·琴制尚象论》中曰：“琴者，禁也。禁诸邪而存正。故琴为圣贤之乐，动天地而感鬼神。琴之妙理，莫大乎是”。这里所说的和谐柔美不仅是一个琴之形式美的问题，而且更是一个内容确定的要题。古儒贤哲张扬着“乐者天地之和，礼者天地之序”的乐礼和合一家的仁政思想，因此，逼使古琴瑟之乐必然要在其内在机理上与儒家完全实现吻合，惟其如此才能真正演奏出古琴之乐的美好旋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