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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核心内涵范文1
[关键词]渤海国；中原文化；效仿唐制；留学生
大江大河孕育了人类的早期文明。在黑龙江流域的历史上，渤海国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渤海国宗法盛唐高度发达的封建文明，在与中原唐朝的频繁交往中，逐渐形成了“车书本一家”的关系，渤海王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受中原文化影响深刻。
一、春秋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之中，儒学逐步走向成熟，到西汉武帝时期，经过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思想开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思想。在社会生活中，学习儒学、研究儒学成为无数知识分子的一生追求，儒家思想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内涵。周边诸多民族在与汉族的交往中，都十分向往中原王朝的繁荣，尤其仰慕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并对国民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深刻影响的传统儒学。
渤海国于公元698年建立，于公元926年被辽所灭，在黑龙江流域共存在229年。此时的中原正处于唐朝统治时期，大唐王朝尤其是盛唐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均领先于世界，成为世界上最为文明繁荣的国度。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在文化交往中得到广泛传播，对周边各民族和国家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渤海国在政治、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积极效仿唐朝，中原文化推动着渤海王国的文明与繁荣。唐玄宗于公元713年册封大作荣为渤海郡王，统辖忽汗州，加授忽汗州都督，从此粟末政权以渤海为号，成为唐朝版图上一个享有一定自治权的羁縻州。接受唐王朝册封以后，同唐朝的政治关系日渐密切，中原文化及典章制度不断被引入渤海国。受先进的中原文化影响，渤海王国对沿袭下来的及高丽旧制进行了全面改革，学习和效仿唐朝的相关制度和管理模式，建立并逐步完善各方面规章制度。可以看出，接受唐朝册封对渤海国的政治建构作用明显，唐朝的政治制度、机构设置和管理模式对渤海国的政治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
二、渤海王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封建国家，在全面学习和借鉴中原文化和典章制度的过程中，强化儒家思想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统治地位。当时儒家思想在渤海、新罗、日本等地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对各地的政治行为、思想道德、价值取向等都产生深刻影响，其中对渤海国的影响最为深刻。儒家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成为渤海国统治阶级追求的政治目标和行为准则，并在社会各阶层得到广泛推广。
儒家思想对渤海王国的影响由来已久，早在王国建立之初，就逐步上升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思想的输入途径有三：一是生活在营州一带的粟末人长时期与汉人杂居，上层人物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二是原高丽故地以及辽东地区居住着大量汉人，唐灭高丽后又派官吏和军队驻守，相当一部分后来变成渤海国的编户齐民，这些人在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等方面都印有深刻的中原文化痕迹，他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对当地各族人民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三是在渤海国居住的高丽人已经普遍地接受了儒学教育，他们后来转化为渤海国居民，而在原高丽故地居住而又长期接受高丽政权统治的诸部上层人物及其子弟，也有许多人接受儒学教育。这些都对渤海政权接受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产生深刻影响。作为中原文化的核心内涵，儒家思想在渤海国有着较为深厚的社会基础。
三、随着儒学在渤海社会的广泛传播，中原王朝的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日益成为渤海统治阶级所追求的政治目标和行为准则。渤海国以儒家思想作为治国安邦、立政施教的指导思想，中央机构设置集中体现了儒家“王道”和“仁政”的执政理念，渤海国的“三省六部”设置完全袭用唐制，忠、仁、义、礼、智、信的“六部”称谓，充分说明“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对渤海国政治的深刻影响，
通过当时一些文献典籍和私人著作可以看出，渤海国积极倡导忠贞、仁厚、礼仪、怀德的君子形象，渤海王廷和上层社会已经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修身齐家的行为规范，可见中原的传统儒学对渤海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影响。据《辽史・太宗记》载：“己亥，诏东丹吏民为其王倍姬肖氏服（丧）”。这里生动而真实地反映了渤海国尊亲服丧的社会风俗，表现出深刻的儒家“孝”的文化印记。渤海统治阶级不仅用儒家伦理道德来约束自身言行，而且还以此作为教育和培养子孙的重要内容，由此看出儒家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对渤海国社会生活影响的深刻程度。
渤海王国效仿中原王朝，还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儒学教育体系，儒家思想在社会各阶层得到广泛推广，并日益成为渤海王廷统治民众的精神支柱。当时的渤海国，中央设有国子监，地方设有府学、州学、县学，广泛进行儒学和汉语教育，教育内容大体与唐朝学校相同。渤海国多次派遣官吏、遣唐使等到唐朝抄写儒学经典，带回后成为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此外渤海国还向唐朝派遣大量留学生，据《渤海国纪》记载“武王所遣生六人，开元三年二月抵京师。大震所遣生，咸和四年归国者三人，李居正、米承朝、高寿海。同年随册命使至者三人，解楚卿、赵孝朝、刘宝俊。”留学生中的大部分是渤海王室成员和贵族子弟，他们学成回国后，带来了大量的儒家经典，为儒家文化的广泛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渤海国在黑龙江流域存在了200余年，关于它的文献记载较少。通过仅有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渤海国与中原唐朝的密切关系，中原文化对渤海国的社会生活有着深刻影响，中原文化推动着渤海国的文明与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儒家思想核心内涵范文2
一、儒家管理哲学新诠释
从1840年起，我国社会形势发生了巨大转变，传统文化不断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冲击，儒家思想也开始悄然发展，紧随时展的新儒家思想破茧而出。康有为择取西方文化中适合我国国情的部分，将其与儒家思想相融合，推动了；梁漱溟作为“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为纠正西方文化的不利之处，对儒家道德伦理进行了深入研究，是“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儒家思想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思想的转变，虽各自解读不尽相同，但儒家思想的本质却未曾改变。康有为提出的“今文经学”是在董仲舒公羊春秋学基础之上引申发展而来，梁漱溟的“新儒学”同样未脱离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的儒学理论。当前，我国经济、文化发展迅速，且日趋“现代化”，儒家思想若要辅以解决现代问题，如仍固守陈旧的理论学说，则实难成事。
管理现代化的核心特征就是高效。时代的转变，主要以国家统治管理机构、模式的变化为特征。现代化是国家富强的保证，是军队兵力壮大的基础，所以现代化之于国家的涵义便是经济、政治、军事三方面均实现现代化，这些都是基于管理而言的，因此，有效、高效的管理是现代化实现的前提条件。管理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出现，历史十分悠久，包涵的内容也很宽泛，从对每个人的生活起居，到企事业、各类组织机构的活动，乃至一个国家的统治、运作，管理活动无处不在。我国人口基数较大，且幅员辽阔，如何将我国的人、财、物三种资源进行有效利用、合理分配，就切实体现了管理的艺术所在。
儒家思想自成体系，其中包含了很多理论思想的分支，管理学是其中较为重要的理论。王鼎曾在《近思录集注序》中写道：“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治，集于孔子。孔子之道，著于孟子。”从中可以了解到，儒家思想的雏形产生于周代以前，最初由文物典章制度演变而来，儒家思想做为封建主义的卫道思想，一直受统治阶级推崇，且蕴藏着诸多治国爱民的正面理论。这种对管理哲学发展起到极大促进作用的理论，应被重新诠释，以符合当前社会形势，用于解决现实问题。
二、“仁礼义”与新人本管理思想
（一）“仁”与“以人为本”
1.儒家“仁”的思想解读。在儒家思想中，“仁”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从广义的角度来看，“仁”是德的总括，包含了所有与德相关的内容；从狭义的角度来看，“仁”是人与人交流时的道德准绳，是情感上的规范，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处理的情感与道德基础。封建王朝在我国存在了三千年之久，期间涌现出诸多不同学派的管理理论，但在各类学派中，儒家思想长期处于难以撼动的主流地位。
在儒家思想产生之初，“仁政爱民”便成为其管理学说的主要内容。孔子构想的社会，是一个崇尚礼教、尊卑有序、和睦融洽的社会。在孔子的儒家思想中，“仁”处于最为核心的位置，是人应具备的根本品质，“仁者，人也”“仁者爱人”等阐明了孔子对于人生修养的看法，是构成人这个具象物体所应具备的内在本质，是人的道德原则和思想意识，究其实质就是“以人为本”。与此同时，孔子还推崇“以德治国”，“德政”是仁君的评价标准之一，只有推行“德政”，才能得到百姓的拥护。管理着眼于大处便是治理国家，着眼于细微之处便是管理人，治好人方能治世。
孟子是“人本主义”的代表性人物，他在对人的价值和尊重进行肯定的同时，强调人在政治中发挥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他提倡人们通过对心志、筋骨、身体发肤的磨炼，使其铭记遵守社会规范，并通过自身勤恳的劳作，冲破万难，使个人价值得以体现。孟子还提出民贵君轻的理论，爱民思想尽显。同时，“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说法对人们行事、做人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
2.“仁”与“以人为本”管理的关系。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墨菲认为，一个企业成功的关键取决于人，因此管理者的一切管理活动应始终围绕管理人来进行。儒家以“仁”为核心，处处都将“人”作为研究对象，认为“惟人万物之灵”，与新人本管理提倡的企业要尊重人、激发人的创造性是统一的，这与儒家“以人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以人为本”就是要崇尚“为政在人”。譬如说，索尼董事长盛田昭夫为“发牢骚”的员工排忧解难，中石油提倡员工主人翁的意识，宏董事长施振荣推崇与员工利润共享等，这些案例都是“以人为本”思想在新人本管理中的具体应用。
（二）“礼”与学习型团队
1.“礼”的心理契约解读。“礼”是对社会规范的概况，其实质就是通过一系列规章制度，以确保社会能够健康、有序发展，这即是“礼”在新人本管理中的应用。儒家思想中的“礼”能够避免员工矛盾的产生，如企业在招聘新员工时，岗位说明书中，将待遇、工作内容、工作环境等进行详细阐述，则在产生劳资纠纷时，企业和员工便有章可依，矛盾便迎刃而解。如果员工的工作行为都以“礼”为准则，则新人本管理模式就能够顺利开展。就企业而言，“礼”应为企业管理的核心理念。使员工从心理上对企业制度进行认可，使员工在各自的岗位上发挥作用。
2.“礼”在“人本管理”中的实证研究。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讲究“人和”，在现代企业的人本管理中，人是管理的核心所在，而提及人便离不开人际关系。在企业当中，每个员工都将企业发展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则企业便会形成一种凝聚力和向心力。儒家“人和”思想并不是指一味听从，而是在和谐的氛围下各抒己见。对于企业的成败来说，团队精神不可或缺，团队精神能够使企业聚成一股力量，全力发展。以海尔公司为例，优秀的团队对海尔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团队精神的形成得益于海尔的新人本管理理念。在新人本管理模式下，员工的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调动，员工为企业尽心尽力，企业发展自然既快且稳。
（三）“义”与新人本管理哲学
1.儒家“义”的思想解读。“义”是我国伦理思想史中的一面旗帜，它的内涵和外延都十分丰富，春秋时期的《左传》中“多行不义必自毙”，便可说明古人对“义”的重视程度。从广义的层面上来看，“义”是道德义理，是伦理正义；从狭义的层面上来看，“义”是人们心中的一杆秤，是能够衡量世事对否、判断人们善恶、评价人们行为的一杆秤。
孔子在《论语》中明确提出，“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强调人应该好善而恶恶，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指的是君子想到的是社会道义，而小人却只知道关心个人的利益得失，孔子认为“义”代表“公”，既代表社会群体的利益，又代表人的道德情操，而“利”往往代表是“私”，是个人利益，代表个体的欲望要求。个人的利益应当服从群体的利益，个人的欲望要求应服从于社会道义，这是他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也表明了他在义利之辨上的道义特色。
孟子对于“利”和“义”的取舍也有明确的阐述，在《孟子・告子下》中，“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在孟子看来，为人处世应该遵行义务在权利之上，当个人的得失与整体的利益相冲突时，应懂得取舍，以整体利益为重。同时这也揭示了生命的意义不仅仅是以实体的形式活着，而更需要展现生命的道德意义，只有将道德做为己任，为社会贡献己力，才能使生命之树常青，生命之花常开。孟子对于个人处世提倡先义后利，对于国家行为认为：“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认为治理国家时，也应该对人民施行仁政，而不是一味的盘剥，给予人民一定的私产利益，使其能够安居乐业，这也是先义后利的一种体现。后世很多思想家也与孟子有同样的观点，比如荀子主张“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先义后利”“以义制利”。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如果重义而轻利，便是君子所为，而重利轻义则为小人作风，抑或无恶不作的劫匪。
2.新人本管理对“义”的解读。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反映了孔子对于获取财富的观点。孔子认为追求财富是正常行为，但是需当以正常的手段来获得，采用不道德的手段获得财富是不可取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说君子心中存公利，而小人仅在意一己私利。在现代企业中，企业管理者在追求财富的时候应做君子所为，将社会责任、道德观念放在首要地位，义字当先，将社会和员工的利益放在首位，先人而后己。
3.“义”是新人本管理哲学的拓展。儒家的思想历经千年而不消，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现代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应借鉴儒家利益观思想，将其融入企业管理中。盈利是企业生存之根本，但企业在逐利时，也应做到生财有道。陈光标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企业家，在“5・12汶川大地震”后，陈光标身先士卒，带着救援队伍赶赴受灾现场，向灾民无偿提供了过亿元的财物。灾难无情人有情，陈光标为所有的企业家作出了表率，他时刻铭记着自身担负的企业家责任，尽力为社会分担责任，福利事业开展得如火如荼。儒家“仁礼义”思想中主张“义”为上，在企业管理中，管理者应构建一套有效的激励制度，将员工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不但要满足员工对利的需求，还要加强对员工道德品质的教育。
三、新人本管理模式的深层次思考
儒家思想在我国已经盛行几千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现代人本管理是对儒家思想的承袭，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企业管理的结合。我国传统文化渊远流长、博大精深，我国应致力于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西方的优秀管理方法相融合，构建符合我国市场环境和企业发展的管理模式。
人本管理顾名思义，在管理中以人为中心，体现人的价值，凸显人的重要性，在规范中进行管理、操作。人本管理作为现代化的管理理念，究其本质就是要尊重人、重视人和发展人。世上所有科技、财富、生产力都集结了人的管理和劳动，人是古代文明的创造者，是现代文明的践行者。因此，在管理中，应爱护人、关心人、理解人，将“以人为本”作为企业管理的信条，使以人为本随处可见，这是现代人本管理的内在要求。人本管理业已成为人类管理发展的标志性理念。
“仁礼义”是儒家思想的重点所在，而现代企业追求经济利益的同时也需要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与儒家思想的先义后利高度契合。在现代企业中，经济目标和社会责任应一同实现。在企业管理中，应努力塑造具有“社会人”和“文化人”双重属性的员工，员工不仅应具备个人情感，还应在工作中进行自我管理，具有对社会的责任心和对工作的自觉性。此外，还应将“仁”用于管理中，用“仁”来引导员工追求真善美，使其爱己爱人，热爱工作岗位，将自己的前途与企业相联，提升企业的凝聚力，在实现经济效益的同时，体现社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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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管理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民族文化，中国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典籍众多，追随者不计其数，也是历代统治者的治国思想，它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检验和洗礼，至今仍被人传承。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管理的需要，管理者们又把儒家思想加工成管理思想，继续发挥着它既有的光芒。本文主要从“仁者爱人”，“为政以德”，“克己复礼”，“尽善尽美”，“君子务本”五个方面探析儒家的管理思想。关键词：儒家思想；管理；仁；德；礼中图分类号：F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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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2-2589（2012）12-0122-02管理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民族文化，中国儒家思想博大精深，内容丰富，典籍众多，追随者不计其数，也是历代统治者的治国指导思想，它是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检验和洗礼，成为一部经典，至今仍被人传承。随着社会发展对管理的需要，管理者们又把儒家思想加工成管理思想，继续发挥着它既有的光芒。中国儒家思想应用到管理当中成为一种独具民族特色的管理思想，本文主要从“仁者爱人”，“为政以德”，“克已复礼”，“尽善尽美”，“君子务本”五个方面探析儒家的管理思想。这五个方面中“仁”的思想又最为重要，形成管理的核心内容，以“礼”次之，“礼”的思想体现在管理规范以及制度方面，其中中庸思想为儒家所独有，形成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循环，以自我管理为起点，逐渐辐射到家族管理，国家管理，最后实现了大同的管理思想，以此奠定了儒家管理思想的基础。并成为中国传统思想中千百年来流传最广，最深入人心的管理思想。一、“仁者爱人”与管理中的和谐因素孟子曰：“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在儒家思想里是使用最广泛的，也是儒家核心思想，在《论语》中出现的不下几十处。“仁”的思想主要是体现身体力行的人才能称上“仁”，才是一个完美的人。孔子在回答他的弟子时，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有回答，第一次回答是“仁者爱人”，第二次回答是“仁者先难而后获”，第三次则更为具体了“居恭处，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从以上可以看出儒家“仁”的管理方法：一是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来带动其他人。二是无论是管理还是被管理者，都必须有一种爱心，而且要知道干什么事都会遇到困难，克服了困难后才会有收获，更为重要的是人在集体中活动，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才是一种真正的仁。用“仁”的方式，营造一种和谐的人际氛围，使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能够相互理解配合，这也是现代管理中倡导的人本管理。在管理中合理满足员工的需要就是仁，反之对员工猜疑霸道，动则惩罚员工，使每个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这就是不仁，“仁”强调的是以德服人，“治病救人”才是其最终的目的，即使存在一定的惩罚，那也仅仅是手段而非目的。二、“为政以德”与管理中的形象《论语・为政》中，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其意为，孔子说：“以道德原则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处在一定的位置，所有的星辰都会围绕着它。”所以“为政以德”阐述的思想仍然是“德治”，在孔子看来管理者要讲求道德，以作为自己的治国方针，这样自己就可以取得无为而治的效果。在儒家看来，要治理一个国家，只要集中精力制定和带头实行好的道德规范，就足以把国家治理好了，同样在如今也能把企业治理好。孟子还具体说明了德治是使王道得到较好管理效果的原因，依仗实力来使人服从，人家不会心悦诚服。儒家的管理思想就是通过德治的力量使人心悦诚服，在儒家看来，道德教化是国家管理的重要前提之一，要想使归附者心悦诚服，管理者就要“为政以德”。要想使管理者的品质达到德的境界，就必须要做到“智，信，仁，勇，严”，具体如下：“智”即智慧，作为一个管理者，尤其是企业的领导者，直接掌握着企业的生存，发展的命脉。“智”同时也有知识的意识，所以管理者的“智”也就是知识能应用到管理中，并将之转化为力量发挥能量，一个有智慧的管理者能引领企业走向辉煌，一个无智慧的领导者则会引领企业走向深渊。“信”即信誉，子曰：“言而有信”，“言必行，行必果”，信乃儒家管理思想之根本，求财利也应立足于“信”。企业之间的竞争，靠的是优异的产品和良好的信誉，只有坚持“信誉第一”的方针，方能赢得顾客的信赖和认同，也只有以其优良的产品和服务取信于顾客，方能谋得长远的发展。从一定程度上讲，信誉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也是企业竞争的根本所在。“仁”即“爱人”，前面已作陈述，不作过多解释，在企业中如何用人是至关重要的，这里着重强调一下在企业里如何用人，管理者要独具慧眼，不能大材小用，也不能小材大用，在企业中要做到人岗匹配，这样每个人才能各尽所能，人尽其才，在合适自己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才能。“勇”即勇敢，这里有“胆识，气魄”的意思。在管理过程中管理者的决策至关重要，既要着眼长远利益，又要照顾眼前的发展。一个领导者如果没有超人的胆识和气魄，机会也是稍瞬即逝，使企业走向失败。“严”即纪律，执行力。在管理的过程中严格的纪律和高效的执行力是必须的，领导在下达一项决策时要上行下效，要有高效的执行力，不然企业将是一片混乱，效率低下。三、“克己复礼”与制度的重要性《论语・颜渊》中“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这也是儒家早期对“仁”的回答，其意思是用“礼”来约束自己，“礼”实际上是社会各项活动的一项规则，是社会的一种控制手段，其本质是在于规范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使得整个社会联系在一起，这样才有利于统治者的统治。这是一种外在的控制，但是儒家的“礼”的外在控制与西方的控制有所不同。“克己复礼”的“礼”强调的是一种制度，制度对一个企业来说就是一只无形的手，它能对企业内部人员进行约束，“礼”重在个人修养，对企业来说就是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礼”运用到管理当中有如下功能：（一）“礼”有约束与规范的作用。在企业管理过程中，没有规章制度的约束，员工之间可能不务正业，消极怠工，使企业走向末路。（二）“礼”有正身与自律的作用。“礼”在儒家思想中指的是个人修养，个人修养的高低关乎自己社会地位的高低，一个人修养的好坏也是自己外在形象的体现。如果用“礼”的思想来教化自己起到正身与自律的作用，这无疑对管理有很大的帮助。（三）“礼”有自尊和尊重他人的作用。“礼”既然强调个人修养，那么对自己的行为就会控制，对他人也会敬重，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四）“礼”有和的功能。“礼”对自己强调修养，对他人又有行为的约束。所以在人际关系上就会融洽，有利于同事之间的沟通，创造一种和谐的企业文化。（五）“礼”有传递组织信息，传播组织形象的功能。对管理者来说，个人素质的提高，对企业的形象是一种宣传，对员工来说，就是团结一致，共同进步。四、“尽善尽美”与员工的自我进取精神在儒家思想里对美和善的关系问题，提出了深远的看法。《论语・八佾》中“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未尽善也。”这里孔子首次将美和善区别开来，看到了美与善的矛盾性，他认为美不同于善。因为从善的观点看是完美的东西，从美的观点却可能是不完美的，尽善不等于尽美，但孔子认为美同善相比，善是更根本的。美虽然能给人以感官的愉快，但美必须符合“仁”的要求，即具有善的内涵，才有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他主张既要“尽美”也要“尽善”，美与善要实现完美的统一。
把“尽善尽美”应用到管理当中，就是让员工把内在的思想与外在的行为结合起来，能给管理带来高效的环境。使管理内部工作环境轻松愉快又高效率。在组织管理中员工的行为可以分三类：一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胸无大志者；二是能混就混，能少干就少干；三是有上进心，按时按量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在管理中让员工学习儒家的“尽善尽美”思想，能使一个组织团结一致，高效运转。让管理中的员工成为第三类人员，管理中的组织才能有长足的发展。五、“君子务本”与企业管理中核心问题《论语・学而》中，“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也！”关于“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宋朝的朱熹曾作过解释，他认为这句话是“言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则其道自生”。如上文所谓“孝弟”，就是“为仁之本”君子着力于此，根本确立，那么仁道就此而生了。把“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应用到企业管理当中，“本”就是组织中的发展的战略，“道”是企业发展的途径和方法，或称为战术。一个企业要长足发展必须有一长远的战略计划，战略计划是否周详以及优劣直接关乎一个企业的发展。要想达到长远的战略计划，就必须正确实施战略发展的方法。这就要考虑“道”，“道”就是企业发展战略中的途径和方法。所以“君子务本”就是关乎一个企业长期发展的战略目标。企业发展也需要谋略，对企业发展整体性、长期性、基本性的谋略就是企业发展战略。企业发展战略有四个特征：一是整体性，二是长期性，三是基本性，四是谋略性。整体性是相对于局部性而言的，长期性是相对于短期性而言的，基本性是相对于具体性而言的，谋略性是相对于常规性而言的。企业发展战略必须同时具有这四个特征，缺少一个特征就不是企业发展战略。企业发展战略是企业发展中长期计划的灵魂与纲领。企业发展战略指导企业发展中长期计划，企业发展中长期计划落实企业发展战略。前者是纲，纲举目张。总结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我们应当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将其思想进行认真的研究和分析，吸取精华，去其糟粕，实事求是地加以评价，不能胡乱吹捧，更不应牵强附会。须知古人因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能为今天的管理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因此，在具体运用中，要结合企业的特点，将古代管理思想中原则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将批判继承与创新发展相结合，在运用和发展中真正体会古代管理思想的精髓，使其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参考文献：[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5.[3]赵靖.中国管理思想史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4]肖民重.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概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2.[5]黄河.儒家管理思想研究综述[J].南阳理工学院学报，2009.[6]张芹.浅谈儒家思想对现代中小企业管理的启示[J].中国集体经济，2008.
儒家思想核心内涵范文4
【关键词】扑灰年画 民间艺术 儒家思想 美学特征 核心理念 弘扬与保护
【中图分类号】J21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2）01－0022－04
高密扑灰年画是世界上独特的画种，被誉为“中国一绝”，它给人以强烈震撼，形成了粗狂、豪放、率真、大器的美学特征感受。扑灰年画民间文化的表现是多层面的、立体的综合艺术形式，它包含着深厚的儒家文化思想内涵以及民间艺术独特的造型观念，让人们从中感受到内容与表现形式和谐统一的儒家文化精神内蕴，其这种独特的表现工艺过程在全国年画中独树一帜。然而扑灰年画民间艺术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玩艺儿”，相反，它所涉及的文化范围之广，包含着具有旺盛生命力的齐鲁文化。探知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文化内涵，分析儒家文化思想的核心观念在扑灰年画民间艺术中根植的历史必然，才能使传统齐鲁文化的精髓通过这一古老的载体得以传承与发扬。扑灰年画民间艺术不仅工艺过程独特，还有自己独特的艺术特点：以色代墨，着色浓重，色彩艳丽，形象富有动感，线条豪放流畅，人物造型丰满圆润，多为胖耳大腮，但眉眼巧画不失隽秀感。其造型拙朴简练，用笔潇洒自如，很有写意国画的笔墨情趣。扑灰年画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现象，人文精神的载体，是为人而存在的，是齐鲁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它作为民间艺术的一个品类，有过自己辉煌的历史，有过称“绝”的时代，中国艺术史不会忘记它。
一、高密扑灰年画的民间艺术特色
高密扑灰年画是中国民间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文化美学思想的具体体现，是齐鲁民间文化于年节之际，用来迎新春、祈丰年的一种民俗艺术品，也是广大胶东半岛人民群众用来美化环境、反映社会生活、表达心理愿望的一种最为普及的艺术样式。高密扑灰年画以整张纸大小的“大挂画”最具特色，制作工序复杂，须经过粉本、扑灰、敷彩、粉脸、描金等过程，用色以桃红、翠绿、粉黄为主，兼施金色，开脸用粉加红晕染，画面的主要部分还要涂上明油，以求鲜艳夺目的效果。当地群众的顺口溜形容扑灰画为：“红绿大笔抹，市场好销货；庄户墙上贴，喜庆又红火。”粗犷、朴实的扑灰年画，以满足不同的需要，逐渐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色及区别于其它地域样式的表现规律和独有的艺术趣味。
1．尽善尽美的造型特色
扑灰年画造型特色要求“尽善尽美”，重视画面物象的圆满，从而以形式的圆满来抒发人们对理想境界的追求和向往，因而在造型上非常避讳画面事物形象的残缺，扑灰年画中人物一般都要画出全身；画人物头部或为正像，或为“三分脸”。“画中有意”是又一造型特色，通过借助于文字去完成图像所要表达的意愿，即善于通过画面的物象，甚至是毫无现实可能的物象组合而成的“文字”来表达他们所想表达的美好愿望，民间称之为“讨口采”。如年画人物形象手指蝙蝠飞舞，便是吉语“福在眼前”。扑灰年画在制作表现过程中还富有“隐喻象征”，将一种理想化的事件或现象寓于一种较为明了和显现的形象中，以使很多难用画面表现的情感得以体现，即象征手法。如：年画以牡丹隐喻富贵，以石榴隐喻多子。
2．以简代繁的构图特色
扑灰年画“主题突出”的构图特色是锁定画面主要形象之后，“浓墨重彩”的对其进行渲染，其它次要形象作为陪衬，主次分明，层次清晰，主要人物常居中，且夸张舒展，并以缩小了的周围事物为陪衬，以突出主要人物。“以简代繁”是扑灰年画重要的构成特色之一，多为二度空间平面构图（多用于“大挂子”画），二度空间的平面构图使整个画面效果简洁明了，人物较少，但表达有力，画面效果追求在简单中求变化。扑灰年画中“成双成对”的构图特色是老百姓喜欢把头脑里美好的东西连双带对的表现出来并连结在一起，就像“好事成双”一样。年画中有不少这样既对称统一又呼应变化的构图形式，不但有结构上的大同，而且有形式上的小异，于细微之处见灵动，有很强的装饰性。
3．艳而不俗的色彩特色
扑灰年画具有“艳而不俗”的色彩特色，许多年画的画面颜色虽然很鲜艳，但不能很好的运用色彩对比技法，使各部分之间能够相互呼应，浑然一体，产生一种“和谐”的美。“罩上明油”是扑灰年画的又一色彩表现特色，主要用途之一就是装饰、祭祀年节，增添喜庆氛围和供奉、拜求先祖神灵，所以扑灰年画大多喜用红、黄、绿、紫等色彩艳丽、明亮的颜色，尤其重要部分还罩上明油更加突出、显眼，更加灿烂光彩。扑灰年画的另一色彩表现特色是“墨分五彩”俗称“墨货”，年画制作表现虽然纯用墨，但画面“颜色”通过墨色用力、分布、着色时间等处理方法的不同，仍然会产生非常“丰富”的视觉效果，毫无单调之感，和国画中的浓、淡、干、湿、焦相媲美。
4．大涮狂涂的技法特色
“大涮狂涂”是高密扑灰年画的重要制作技法特点，描子勾拉“大涮狂涂”指艺人们在作画时，从衣裳到头发，全是单色抹涮，连轮廓线也是一笔抹下，以“意”写“神”，与现在国画中的大写意一样，形容了“抹画子”时“抹”的情景。“描子勾拉”是指局部的细心描绘，“兼工带写”，以“形”传“神”，如国画中的工笔，与“大涮狂涂”则形成鲜明对比。扑灰年画还运用“细心粉脸”、“眉眼巧画”的制作技法特色，许多人物作品往往都有一个或几个淡淡的粉红脸，“细心粉脸”、“眉眼巧画”就是在脸上巧妙的勾划眉眼、五官，再敷彩，局部涂有明油，让人看上去面部富有弹性，透明细致，这也是技法中较精细的部分。当扑灰年画作品制作技法接近尾声时，艺人们常在“大涮狂涂”的服饰上搞一些图案，“咸菜磕花”就是常用的技法。所谓“咸菜磕花”，就是将选好的咸菜晒干，刻上图案，再蘸着颜色磕就是了，简单而实用。
高密扑灰年画的艺术风格确实不拘一格，颇具儒家文化精神特色，由于不拘泥于程式化表现技法看起来格外粗犷、豪放。它的艺术创作过程和流传过程，都是经过增删、修改、改造、充实，一代一代按照时代的要求、生活环境、风俗习尚、艺术趣味的要求变化发展的。扑灰民间年画艺术立足于儒家传统文化思想，寻找有意味的外观造型及视觉形象，在外观造型和色彩设计的创新过程中，力求从造型和民族色彩中寻求灵感，这样既能满足大众对美的特殊要求，又有助于建立和丰富民间艺术风格。
二、儒家文化精神是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核心理念
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是一种生命本真的艺术活动，儒家文化思想是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根基，传统儒家文化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其凝聚力和生命力来自其基本精神，大体归纳为以下几点：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崇尚气节的爱国精神、经世致用的救世精神、人定胜天的能动精神、民贵君轻的民本精神、厚德仁民的人道精神、大公无私的群体精神、勤谨睿智的创造精神等，这些对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作为一种实用的物质产品，以其高超的技艺和独特的风格，成为中国传统民间年画艺术的一个重要门类，成为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儒家文化思想中这些积极因素的影响，使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在思维方式、理想人格、伦理观念、美学思想等精神文化方面渐趋认同，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美学思想似乎就是按照这样的特征及规律发展的。
儒家文化思想在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发展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和主体作用，儒家文化思想是先秦时期形成的一种地域文化，是一种混合型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之一，它不仅融合了齐文化和鲁文化，而且兼收并蓄，广泛吸收了其它地域文化的长处，逐渐形成了一种具有完备的自我调节和更新功能、再生能力很强的文化，也成为一种政治大一统背景下的官方文化，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孔子、孟子等儒家代表人物的思想，是齐鲁文化的宝贵资源，儒家文化就是以“中庸”精神为核心的礼乐文化，中庸思想对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精神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在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发展过程中，中庸思想具体物化为对“中和之美”的追求，“中”是适合，“庸”是按照适宜的方式做事，作为高密扑灰年画民间传统文化，“中庸”精神就是适度把握，按照适合的制作和表现方式，并力求保持一个合乎齐鲁文化情理的年画工艺流程。“礼”是指人通过自身的主体意识，它起着一种社会规范整合作用。礼的特点便是“有秩序”，“乐”是指一种“和谐”的状态，也泛指一种自由的理想。“礼”的人文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儒家文化中有着深远影响，它不但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而且渗透到人们日常的言行之中，这种精神文化在扑灰年画中体现的非常充分。在扑灰年画中既要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也要达到人与人的和谐，要达到这一双重目的，它严谨的遵循了这些儒家思想文化的理念。扑灰年画给人的是一种情感教育，是一个润物无声的过程，我们应立足于齐鲁文化，在儒家文化思想的基础上研究现代，用“和谐”理念指导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创作。
三、儒家文化思想在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中的美学特征
1．儒家文化精髓与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美善相乐之美
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体现了典型的儒家文化的造型审美特征，给人以精神上的慰藉和归属感，它把功能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上，实用而带来善，是引起美感的先决条件，所以从实用功能出发的创新应该永远居于首要地位。扑灰民间年画艺术注重美与善密不可分，善使人共生，美使人共享。不善之美，不是至美；不美之善，不是至善。儒家文化思想审美心理的首要特性是美善相乐，最高境界是尽善尽美。文以载道，乐以教化，扑灰民间年画艺术形式，除了对美的追求之外，都表现出对善的强烈诉求。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它将人们心中的善恶、美丑、正邪、直曲进行了生动的刻画，将一切褒贬、好恶、祈望和忌讳，虽在画外，却寓于其中，以表达人们约定俗成的道德观念，使人们在观赏作品的同时，有所感，有所悟，从而在潜移默化中达到教化的作用。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审美情趣还充满了深刻的象征寓意，饱含着劳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热望和追求，体现了儒家文化思想不变的民族文化心理。它除了具有无可争辩的形式美外，还通过具有特殊蕴涵的图案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祝福和期望，它通过造型与色彩、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实现了美善相乐的追求，注重的是传情达意，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崇尚陶冶情操、催人奋进的审美精神，创造了祈福与美善相乐之美。
2．儒家文化思想根植于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自然朴素之美
高密扑灰年画集文化、艺术、实用于一体，是儒家美学思想的历史见证。它体现了就地取材、朴实无华的特色，是齐鲁文化平民化、生活化的标志，给人以强烈震撼，形成了粗狂、豪放、率真、大器的美学特征感受和视觉冲击力。在扑灰年画民间艺术传统审美理念中，只有自然、朴素之美才是美的最高境界，自然和朴素是指万物的非人为的本然状态。儒家文化思想崇尚自然与朴素的审美原则，它认为一切美皆出于自然率真，真正的美是事物本身自然纯粹之形态，能让民俗文化本身绽放光彩，才是真正的美。儒家思想认为适和的形式美是表达本然形态的重要形式，认为形式美要恰到好处，要保持事物的本质特征。高密扑灰年画的审美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它具有追求朴素适宜之美的审美特性，即自然的朴素之美。
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从色彩、技法、构图到造型，无一不体现质朴的风格特征。由于对朴素自然特性格外尊崇，扑灰年画民间艺术反而更加具有生命力，至今仍然具有极大的审美价值和使用价值，它崇尚朴素自然的儒家文化思想传统，因为它体现到民间民俗上，就是要因地制宜，应充分考虑到齐鲁大地使用者的地域特征、生活习惯和审美需求，所以植置于民间、民俗是高密扑灰年画创新的源泉。
3．儒家文化与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伦理道德之美
儒家美学思想对高密扑灰年画有着深远的影响，它反映了儒家的礼乐制度和人文内涵。道德伦理是儒家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与教育和审美的关系极为密切，它的一大功能就是以美感形式教育、陶冶人的心灵。扑灰年画民间艺术所蕴含的道德伦理内容，不仅表现在各类天神、先贤圣人、历史题材中，也表现在民俗艺术作品中，使民间年画艺术呈现出强烈的伦理审美趋向，道德伦理成为扑灰年画承载的主要儒家传统文化内涵之一。
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在社会历史变迁过程中，所表达的形式和内容，必然会呈现出儒家美学思想特征，年画中所表现的《五伦图》与《治家格言》是典型的儒家思想的体现。《五伦图》体现了儒家思想在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遵循的封建礼教，《治家格言》则是运用儒家思想治理家庭。在长期的儒家思想熏陶下，使高密民众拥有一种敦厚朴实的儒象气质。儒家思想渗透到高密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扑灰年画中也有丰富的表现。“孝”是儒学伦理道德的核心内容之一，历代儒学之士都大力宣扬“孝道”，封建帝王也利用“孝道”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这二者的合力在民间的影响就是《二十四孝》的产生和流传。这些儒家“孝道”思想在扑灰年画中的演绎是儒家思想在民间的体现，这种年画形式又为宣传和强化儒家的道德规范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4．儒家文化与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和谐统一之美
和谐之美是儒家思想文化的重要特征，儒家哲学注重人的自身修养，要与身边的人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提倡温、良、恭、俭、让的道德境界。董仲舒《春秋繁露》载：“以类合一，天人一也”。其实这些理论思想实质上都是在统一的“和谐”原则下达到对审美主体的“满足”。儒家的文化思想内涵对高密扑灰民间年画文化的影响十分深刻持久，它强调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强调二者处于一个有机整体中，扑灰年画特别能够体现社会的和谐一致，它具有很强的社会整合作用。在扑灰民间年画艺术中所表现的追求“人――年画――社会环境”和谐统一就是追求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美，扑灰民间年画从选题、制作到应用、陈设早已达到它的最高水平。齐鲁大地有一个好传统，不管处于何种时代、何种处境，始终都是热爱生活，追求幸福、和谐、吉祥，因此，表现喜庆、幸福的祥瑞题材，一直是扑灰民间年画的一个重要的题材和一个基本的文化特征。另外儒家文化思想还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一种亲和的关系，扑灰年画艺术赋于花、鸟、虫、鱼、兽等艺术形象以祥瑞寓意，便是这种亲和关系的表现。所以，要欣赏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就需要了解齐鲁文化和儒家美学思想特征，否则，是很难把握住高密扑灰民间年画艺术的审美特性的。
四、儒家文化思想在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中的思想意蕴
儒家文化思想给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创意制作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儒家文化思想是扑灰年画形式内容及思想的内核，它的形式和内容都是按着中国传统祥瑞观念沿续下来的，它反映了扑灰年画在儒家文化思想影响下的审美情趣和思维模式。在扑灰年画的形式题材和使用习俗中，融会着各种思想观念，如等级观念、伦理观念、审美观念、、风俗习惯等，并长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后人，有的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高密扑灰年画艺术在较长时间的创作生产中，民间艺人胡、赵、杜三人在题材方面又各有侧重，各有拿手的“好活”，胡玉显喜欢画“八仙屏”、“天女散花”、“三仙姑下凡”、“胖娃娃”等题材的扑灰年画；赵大伦靠画墨屏美人条（大挂画）发了财，成了赵家圈的富户；杜家官庄的杜万则善画刀马人物，如三国人物、杨家将、岳飞等，同时还兼画大挂子画，如“万事如意”、“尤鲸献瑞”等。以胡、赵、杜三家作坊为代表的民间艺人一反当时以记录“风花雪月”为主的文人画的弊端，想农民之所想，爱农民之所爱，将以欢乐为主题的题材揉进扑灰年画，把农民们喜爱的人物故事挪入扑灰年画的艺术表现范畴，大大地开拓了年画的题材。
齐鲁大地是孔子、孟子的故乡，人们历来追求美好的事物，这种追求也体现在扑灰年画中，在图案纹饰中借助同音字和谐音非常巧妙地运用于图案形象，以谐音和寓意，以指事和会意的方式进行构成，使形式和内容巧妙结合，这种纹饰意趣横生，成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吉祥图案。高密扑灰年画极具儒家传统文化和艺术特色，体现了大量的民俗意蕴，这些吉祥图案把这种民俗的意蕴表现得淋漓尽致，它以合理化的结构与艺术化的造型，充分地展示出简洁、明快、质朴的艺术风貌，将雅俗熔于一炉，达到美学、力学、功用三者的完美统一。
五、保护与传承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弘扬儒家文化思想。
1．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文化价值
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经过几百年衍生、存在、融合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是一方水土、一方民俗风情的独特产物，是原生态的文化。它有着历史、民俗、宗教、人文、社会、艺术等广泛而具体的内涵和价值，带着鲜明的民间特质，承载着儒家文化思想的精神，传递着民族的认同心理和文化共识，为我们留下了儒家文化思想的博大精深和灿烂辉煌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扑灰年画由于过于看重它的商品性而忽视它的艺术品性，不能在前辈画师艺术的基础上继续创新，而只是进行简单的复制生产，再加上新的年画品种的冲击，它于不能克服自身的种种局限，走向了消亡，这是历史的遗憾。高密扑灰年画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正面临严峻形势，扑灰年画作为民间民俗文化应被精心保护，任何一个忽略保护和传承民族民间文化的国家，都势必对内丧失其培育民族精神的文化血脉，对外则丧失其在世界上树立文化大国形象的机遇，抓好扑灰年画民间文化的保护传承、开发利用和永续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2．保护与传承扑灰年画民间艺术的紧迫性及其重要意义
扑灰年画的艺术风格与儒家文化内涵的完美结合，表达了民众的审美取向和文化祈求。扑灰年画民间艺术作为民间的新年祝福，充满了喜庆，大多采用大红、大黄等鲜艳的色彩，注重情趣和造型的表现，人物生动可爱，富有活力，画中的每个动物和植物都富有吉祥的寓意，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体现了儒家传统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复兴发展扑灰年画也是弘扬儒家传统文化的方式之一，它所能提供的最贴近民众的、几百年绵延不断的民间信仰素材，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扑灰年画不仅要抢救和保护，还要继承，让扑灰年画融入生活，为民族团结和谐与兴旺发达提供坚强的思想纽带。保护与传承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弘扬儒家文化思想，我们应当珍惜民间艺术，民间艺术是一切艺术的根。高密扑灰年画民间文化是高密最具地域性的优势文化，它将会再度辉煌成为整个社会的财富资源。
六、结束语
高密扑灰年画艺术，它表现出相当浓厚的民间民俗文化特色，广泛地反映了齐鲁大地的社会生活、世态人情、审美情趣与审美追求，承载着胶东半岛历代积淀的原生态民间文化内涵，履行着其古朴的民俗功能，扑灰年画人物题材所展现的儒家文化精神，如涓涓细流，滋养着人们日渐沙化的心灵，它不仅是年节一种五彩缤纷的点缀，还是文化流通、道德教育、审美传播、信仰传承的载体与工具；它包蕴着一个完整的中国民间的精神。而高密扑灰年画作为发源地，它不仅向后人展示了独特的齐鲁大地年画特征并且当之无愧为中国民间艺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扑灰年画民间艺术是不可或缺的灿烂音符，它独具神韵，愿高密扑灰年画民间艺术这枝奇葩永远盛开，创作出更多的根植于齐鲁文化及儒家文化思想土壤的民间年画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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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核心内涵范文5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 广告创意 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自古以宽广胸怀借鉴和融合着外来文化及文明的精华。我国传统文化是广告创意的一大重要来源，包括图形、文字、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诗词歌赋等。中国传统文化是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出的民族智慧,它以儒家思想为核心,融会了中国各民族文化,同时也吸收了道家、墨家、佛家的思想。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曾创造过辉煌,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本的人文道德文化,重伦理是它的核心和特点,注重道德修养和理想人格的实现是它的本质内涵。
中华民族喜欢运用直观的思维方式思考问题,不偏不倚,追求中庸。同时,中国人缺乏冒进心理,总是平稳行事,不习惯惊险刺激的文化品位。中国人民置身于传统文化的氛围中,其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审美意识乃至话语、行为等无不受到这种文化的影响,人们对信息的理解、接受也常常受到这种文化的制约,讲求诚信,自谦、尊老爱幼,追求真、善、美,重礼仪、讲情感的核心价值至今对世界有着极大的影响。
儒、道、佛是构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在历史上，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主要由儒、道、佛三教所支配、所决定的。今天，儒、道、佛依然对中国社会文化生活有着广泛的影响。
作为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其文化传承性决定了现代广告不可能割断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联系。儒家文化对中华民族传统文明影响深远，在整个中国文化、思想、意识形态、风俗习惯上，处处可见到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的印痕，可以说在中国，无论什么人，无论他受过多少种文化的影响，都或多或少地要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
1、儒家文化对广告创意的影响
儒家人生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求上进，讲现实。儒家是现实主义者，追求现实的道德永恒价值和现实生活中的理想人格。孔子一生罕言利、命，不谈鬼神，总是教导弟子们在现实生活中学习、进取、奋斗，教导人们有意义地度过自己的一生，对人生采取积极有为的态度。中央电视台文艺频道的形象广告《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就是鼓励人们敢作敢想，去追求理想的人生；中国移动通信公司的《我能》篇以奥运健儿决胜自己的事例，强调了个体发挥主观能动性，最终战胜自己获得成功的能动精神。而现在很多运动品牌都有这样的趋势，像匹克的“我能，无限可能。”这与国际品牌耐克倡导的“想做就做”真是不谋而合。
2、道家文化对广告创意的影响
自然无为是道的本性，也是天、地、人的本性。人法天地，天法自然，天地人都应自觉恪守自然之道。
“道”在老子眼中是一种广大无边的客观存在，是一种自然状态，恒久不变，宇宙万物由道而生。庄子强调人的精神追求绝对的自由，在《逍遥游》中追求的“无待”就是希望从世俗形象世界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与外物融而为一，与天地精神往来，获得精神的绝对自由。时下流行的休闲文化，其价值观念的本质追求和这种“逍遥游”的心灵境界的追求是相适应的，受影响颇大。
由韩国影星李英爱出演的“农夫茶”广告片向受众发出“好水，好茶，好人喝”的诉求点，将水、茶、人三样看似不相干的事物由一条内在的联系放在一起，体现了人、自然与社会的和谐统一。白沙集团的“鹤舞白沙，我心飞翔”以及大红鹰集团的企业形象广告也深化了“天人合一”的主题思想。
天人合一的思想在中国银行形象广告的竹林篇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止，而后能观，竹动、风动、心动，有节，情义不动。知止是指明确原则，扫除妄念；有定是指站稳立场，坚定不移；能静是指动机纯正，心不妄动；能安是指身心安详，从容有度。
3、佛教禅宗文化对广告创意的影响
所谓禅宗之意境，最终达到了悟、实现“无我”的禅境，那时早已剥离了事物的现象，洞悉了事物的本质，本体和现象已不是两样对立的东西， 本体的实象已不是两样对立的东西，本体的实在，即在于现象的不实在之中，这是思想上、精神上至高无上的境界。这样的境界。这种境界从某种意义上为现代广告作品的表现提供了精神境界追求方面的现实借鉴意义。广告作品如何通过变幻不已的现象来透视本体，正是当今广告人所苦苦思索的问题所在。这种“意境”，就是作品形象中所蕴藏的情感和理智，也是创作构思时的自由无羁。广告作品本质上是一种带有一定功利性的艺术作品，随着人们审美能力的不断提高，广告作品也日益讲究意境方面的追求，让广告作品在意境方面借用禅宗的这种意境以摆脱其单一的功利性追求，从而使作品具有更高的情感、哲理方面的已经追求，以融合人们的智慧，启迪人们的智慧，作品不是更优秀，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观吗？例如汰渍洗衣粉的“远离尘世”的广告创意，借用尼姑、和尚的形象，把禅宗的“尘”同灰尘的“尘”相结合，运用佛教禅宗文化对人们的影响，达到了一个很好的广告创意。
4、结论
广告是商品促销的重要手段，同时，广告也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广告创意的过程是一种复杂的思维过程，它与民族文化密切相关，广告作为一种大众的消费文化在推动社会发展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不同民族的价值观接受不同的广告创意，不同的广告创意则孕育着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经过儒、佛、道文化两千多年的熏陶，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文化心态，并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它包含有民族的性格、民族的传统文化价值、民族的本质文化精神。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本的人文道德文化,重伦理是它的核心和特点,注重道德修养和理想人格的实现是它的本质内涵。广告中的传统文化可以展现中国的软实力并体现了和谐文化的思想。所以现代广告要有效地影响顾客的文化性消费心态，让中国广告走向世界，就需要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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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核心内涵范文6
摘要：新加坡和韩国这两个国家在经济建设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道德建设方面都极为重视东方传统的儒家精神的教育，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分析新、韩两国儒家精神教育之间的异同，从中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新加坡；韩国；儒学精神；启示
一、新加坡与韩国公民教育中的儒学精神
（一）新加坡公民教育中的儒学精神
新加坡是世界上第一个把儒家伦理编成教材在学校里正式开设《儒家伦理》课的国家。“在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必须继承和保持东方文化中的有利因素，以取得平衡，抵消西方文化中的腐朽部分。”新加坡政府选择了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儒家伦理作为对国民实行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八德目，已经成为新加坡的“治国之纲”和社会道德标准。他们认为儒家提出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思想和“修己安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思想是针对人生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而提出的人生哲理；仁爱、忠恕、善恶、义利、孝顺、谦虚、诚信、勤劳、节俭等儒家提出来的品德，应当加以发扬光大，以实现其现实意义。
（二）韩国公民教育中的儒学精神
我们都知道，我国的儒家思想注重“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理念，提倡“苟利国家，不求富贵；苟利社稷，则不顾其身”的整体主义原则，于是在韩国文化中非常强调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尊重个人利益的同时，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儒家精神主张的和为贵，“爱人者人常爱之，敬人者人常敬之”，要求人们以“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外平成”的“五典”促进人们之间的和谐，以“礼”和“仁”来协调公共生活领域内的和谐，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提倡在处理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中要对他人尊重和友善。
二、新、韩两国运用儒学精神的异同
（一）两国儒学精神的相同之处
首先，在教育内容上两国都结合了本国的历史和国情，并赋予儒家精神以现代意义。新加坡在借鉴儒学精神上剔除了传统儒学中带有强烈封建性色彩的学说，赋予其符合现代生活的内容和形式，以适应其道德建设的需要。新加坡的《儒家伦理》教材，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现代化的特色，它所贯彻的基本精神是“把适合我国社会的儒家伦理价值观念灌输给年轻的学生”[1]儒家思想在韩国深入人心，但儒家伦理进入韩国文化，并作用于学校德育是接受了韩国文化的改进和受到学校德育的相应选择的结果。一方面儒家伦理的某些部分被删去、被改写，或在中国被强调的东西而在韩国不被重视；另一方面儒家伦理的某些东西已根据韩国实际被重新阐释。[2]
其次，两国都相当重视儒家伦理道德教育新加坡政府认为，儒家的许多伦理观念仍适用于今天的社会，并赋予了它新的内涵。1982年2月，新加坡政府宣布在中学施行儒家伦理课程，作为中三中四学生的选修宗教课程之一。1985年《儒家伦理》教材正式出版，开始在全国各地通用。除了《儒家伦理》课教材，新加坡还出版了一大批道德文明教育的通俗读物；1990年还出版了一部英译《三字经》，该书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了《儿童道德丛书》。在韩国儒学自一千多年前传入之后，便成为维系韩国社会发展和民族自立自强的崭新民族精神气质的力量。韩国人把这种体现韩民族精神的儒学作为教育的基础和学校德育的主体框架，通过德育，使儒学反作用于韩国文化建设，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有强烈民族意识的韩国人。[2]
（二）两国儒学精神的不同之处
一方面，在内容上侧重点有所不同。传统儒学中的“八德”即“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是新加坡推广儒家伦理的核心内容。但新加坡政府结合具体国情，赋予其新的内涵：例如所谓“忠”，不仅包括爱国，爱校，以校为荣，还包括敬业乐业；“孝”就是要孝敬父母、尊老敬贤；“仁”与“爱”不仅包括爱人还包括爱己（自尊）、爱物；“礼”和“义”不仅包括尊敬别人、尊敬老师、尊敬长辈，还包括守法；“廉”就是为官的德行；“耻”就是指人们的耻之心，号召国民堂堂正正做人，为社会进步、富国强民做贡献。韩国的道德建设与道德教育的重点，则是“八德”中的“三德”忠、孝、礼。韩国学者与学校仍然教育国民认识父母对子女的亲爱、子女对父母的孝敬，这种双向的责任与义务，是家和万事兴的基础。在家尽孝，于国才能尽忠，突出“孝道”在道德规范体系中的基础性及其时空超越性。
另一方面，两国的伦理道德教育在具体途径上有所不同。新加坡注重法纪教育，坚持德法兼施。其思想政治教育有亲切感人的理念和口号来号召大家，另外政府则也通过法治和社会引导的方式，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而韩国则在日常生活当中实行潜移默化的儒家伦理道德教育。这可以从相似的民间节日以及习俗风情中深刻地感受到。韩国多用阴历，其传统节日如正月春节、正月十五元宵、观灯节、五月端阳节、七夕节、中秋节等都同中国节日相同。
三、新、韩两国运用儒学精神带给我们的启示
（一）结合现代社会需求对儒家精神去粗取精，继承发展
与新加坡和韩国一样，我国同样面临着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与碰撞。新加坡和韩国批判地弘扬儒家文化，很好地解决了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我国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更应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几千年的积淀，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价值观念，这其中有糟粕，也有精华。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所说，儒家思想是两种哲学，即政治儒学和人生伦理。政治儒学是为古代君王制度的合理化作辩护的，人生伦理规范了个人的日常言行举止。所以，我们要认真对其加以区分，去除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封建性糟粕，并结合当今时展的新特点，不断充实新的内容。
（二）赋予“忠”以时代意义，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新加坡和韩国虽然在内容上都根据本国的国情和历史对儒家精神“八德”有不同的解释，但是两国的明显共同之处就是强调“忠”即爱国。新加坡是多种族国家，它结合自身特点采取各种措施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突出强调国家和社会利益，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激发了民族自豪感，鼓舞了各民族人民为新加坡的文明进步和团结奋斗，充分体现了爱国主义的感召力。韩国则属单一民族，因而把国家看成是一个大家族，不仅把忠孝一致作为儒教的行为模式，而且强调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安国立命的伦理纲常，使青少年以及所有的公民都从中强烈地感受到浓厚的道德熏陶和民族精神感染。我国在加快进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也要一如既往地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特别是要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使他们从小树立国家意识，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之中，目前的现状急需构建和谐社会，而公民教育所起的力量是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一环。公民教育培养具有责任意识、道德意识和法制意识的现代视野的公民，因而对促进社会进步、个人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充分利用我国传统的儒家所宣扬的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国的公民教育所用。（作者单位：郑州大学）
参考文献：
[1]张立文、李平主编.中外儒学比较研究[M].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2]冯增俊.儒家伦理与韩国学校德育[J].东方文化，2000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