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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派的思想核心范文1
关键词：先秦 音乐思想 伦理思想
先秦时期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胚胎”和“萌芽”时期，作为伦理学的“德”的观念发韧于夏代，中经殷周和春秋战国，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是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上有着重大影响的时期。由于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在对音乐文化的阐释中，先秦音乐思想凸显了中国传统音乐深厚的伦理意蕴。
在中国传统思想中，“德”具有总摄诸体、兼收并蓄的意义及功能。尤其作为中国音乐思想中一个最为重要、最核心的观念，从先秦典籍《论语》、《左传》到汉代《礼记·乐记》，从战国末期孟子、荀子的《乐论》到魏晋秘康的《声无哀乐论》，以迄于唐、宋、元、明、清，历代乐论、笔记、诗词、小说、曲论、唱论，无不浸润着“德”的观念。谨遵道德规范，乃是中国古代音乐伦理、政治、美感和形态的最高理想。
一、先秦时期的音乐伦理思想著述研究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伦理精神与音乐艺术之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中国传统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艺术的境界，传统艺术又在潜移默化中促进人格的完成。先秦时期思想家学派繁多，在思想领域中产生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成就了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一页。先秦典籍、诸子百家的著述、先秦考古文献(包括出土的文献如“简犊”“帛书”及“铭文”等)、文物实物资料是研究先秦音乐思想史料的主要来源。这些文献史料如儒家孔子的《论语》，孟子、荀子的《乐论》及《周易》“象”，《周丰山“春官宗伯·大司乐”，《尚书》“尧典”、“皋陶漠”，《礼记》等经典;墨家的墨子《三辩》、《非乐上》、《非儒朴和《公孟》;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商鞍《商君书》、韩非子;杂家的《管子》、《吕氏春秋》、《列子》、《国语》、《左嘟(先秦史书);以及汉代的《史记》 ,《乐记》(后人记载的先秦历史资料)等均载有一定的论乐文字。
第一个提出较系统的作为伦理学道德学说的是春秋时期的孔子，他是儒家的开创者、春秋末期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在先秦，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被称为“显学”;以孔子为宗师，孟子和荀子继承和发展的儒家学派建立了一个以“仁”“和”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体现;墨家学派的开创者是墨翟，与儒家并称为“显学”，他们兴起聆儒家学派之后，但所持思想观点与儒家学派针锋相对，是儒家的反对派。在文艺生活中，墨家认为艺术的美与道德的善是应当统一的，违背道德的娱乐享受应该禁止:法家音乐伦理思想出现于先秦，以商较和韩非为主要代表，其核心观点是“不务德而务法”，片面强调社会作用，否认了道德的社会作用。尽管法家的“法治”理论并未被完全抛弃，但其“不务德而务法”的原则在以后的封建社会中被否定，因此对后世并无显著影响。孔子及其前的音乐思想是儒道两家音乐思想的共同源头，以老子为最早代表的道家出现于春秋末期，是兼采儒墨而又批评儒半的一个学派，老子和庄子为其主要代表，“道”是道家音乐伦理思想的核心。
先秦时期丰富多样的音乐生活中，产生了许多很有价值、影响至今的音乐理论思想。诸子就音乐伦理思想的论述相互对立，亦各具其思想之精要，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堪称音乐史上思想繁荣的鼎盛时代。因为封建主义宗法等级统治的需要，儒道两家思想贯穿了2000多年中国发展史，称为这个涣映大国数千年的土流思想而影响于后世，其重要性远在其他各家之上。
二、对儒家音乐思想的伦理分析
在早熟的中国传统文化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中内涵着浓厚的伦理道德意识，儒家文化传统是建筑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仁”成为中国哲学所关注的中心课题，于是，在认同音乐给予人的快乐的同时，将它与“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强调音乐的美与伦理道德的“仁”相统一。因此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在音乐中极力表现对人的重视和以人为中心，这些特点吸引了许多文化学家的眼球，被他们视为一种人文主义文化，他们认为在儒家音乐文化里，人的主体性是完全与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的。因此音乐作品的创作也从“仁”出发，为“仁”服务;“正乐”、“靡靡之音”、“郑卫之音”等术语亦可以不加解释的用于音乐批评，并分别指称处于不同伦理地位的音乐。
儒家学派的思想核心范文2
简介：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思想学派。担天下教化之先声，有以一号百的影响力。所设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这六种技能，于各地积极办学。亦是维护社会道德、纷乱中凝聚力量的最庞大的文化核心。儒家为华夏文明核心部分，信奉由孔子创立的维护周礼的儒家学说。孟子、子夏、颜回等后来逐步发展以教化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儒家是一个不断发展、与时俱进、昂扬向上的学术流派，堪称民族脊梁。儒家在先秦时期和诸子地位平等，在秦始皇时焚书坑儒受到重创， 在汉武帝为维护专制统治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施思想钳制后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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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派的思想核心范文3
墨子是我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早年曾学习孔子的儒家思想，但对儒家重视周礼不满，后来提出自己的社会理想和认识理论，形成墨家学派。墨学在当时影响很大，与儒家并称“显学”。墨子在政治、哲学、逻辑、物理学和数学等方面都有重大贡献。据《墨子》可知，墨子思想主要是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等。其中兼爱和非攻是墨子思想的核心。
“兼爱”的观点认为当时社会动乱的原因就在于社会上存在着等级差别。他提倡没有亲疏远近、没有差等之别，推行一种人与人平等的普遍之爱，反对儒家带有等级差别的“仁爱”观点。墨子的兼爱思想在当时封建社会，虽然过于理想化，但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批判，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墨子的“兼爱”思想值得借鉴。企业里的人，按不同依据大概可以分为这样几种：股东或老板及职员，管理者和普通员工，技术工人和操作工人等。在不同的岗位，从事不同的工作，只有分工的差异，没有等级的区别，因此企业人都应得到公平的权利和待遇，每个人都应该具有平等的机会。当然，这种公平和平等不是也不是绝对的平均，而是根据个人贡献的大小获得相应的权利。企业为什么需要这种“兼爱”呢？因为企业利润来自于每个员工的努力，企业的发展需要每个员工的支持与配合。一个人做得不好就会给全局带来负面影响，全部员工都做到最好就能带来加倍的利益。企业上下同坐一条船，只有齐心协力才能最快地划向彼岸。
墨子的另一核心主张是“非攻”。周朝进入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土地荒芜，死者遍野，民不聊生，广大人民群众渴望弭兵息战，休养生息。墨子体察到下层的民情，提出了这一观点，认为战争具有残酷性、掠夺性和欺骗性，并描述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和平之路。古代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犹如现代同行业中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在每个行业，市场的有限性如同疆土，每个企业都想抢得先机，都想扩大市场份额，都想独霸天下。这就面临竞争，这就要求企业处理好竞争中的关系。如果企业靠打价格战、广告战和口水战，只会造成两败俱伤的严重后果，对广大消费者长期来说也不是好事——价格近期低下来，以后会提得更高。市场规律告诉我们，竞争有利于进步，但企业要合理、正当地竞争，通过技术革新和提升管理能力达到目的。如果企业进行不正当竞争，可赢得一时，却不能赢得一世，可以得到短期利益，却无法保证长期利益。同样，企业内部不同部门、不同人之间的竞争也要遵从这样的规律，避免不正当的争夺。
儒家学派的思想核心范文4
孔子活了73岁，今天来看不算长寿。但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人的平均寿命只有30多岁，孔子已是高龄，达到了“人过七十古来稀”，这与孔子崇尚积极向上的保健思想和养生实践分不开。这些思想也深深影响了后代一大批儒家弟子。例如孔子的孙子孔90岁，孟子84岁，荀子、朱熹、王阳明、黄宗羲等虽然经历坎坷，但都尽享天年，是为“仁者寿”也！孔子的养生思想贯穿在他的许多言论和著述之中，与他的政治学、伦理学理念相融合。本文拟择其要，从十个方面简而述之，以飨读者。
子曰：智者乐，仁者寿
孔子的儒学派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中，修身养性是实现这一理想的基础。《孟子・离娄》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儒家修身养性而达到长寿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
忠恕之道 孔子的弟子曾参说过：“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中对忠恕之道的具体表述到处可见，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等等，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要宽以待人，严于律己。
仁者爱人“仁”是孔子追求的最高境界。《论语・学而》曰：“泛爱众，而亲仁”，《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仁”字表现了对人的尊敬、爱护、推己及人，一视同仁……。在孔子看来，“仁”的境界是很难达到的，在他的72名高徒中，唯有颜渊“近乎仁”。
克己制欲孔子弟子颜渊问仁，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具体方法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里的“礼”应理解为“正当的”。孔子认为，只有节制私欲，知足不贪才可能达到“仁”。
孔子所说的“仁者寿”含义广阔。其一“仁者”能够正确协调各种关系，人与人，个人有与集体社会关系达到“中和”状态，就能够心情舒畅，受人尊敬，易于长寿。其二，“仁者”追求自身的修养，不去患得患失，斤斤计较，保持一种平衡的心态，有利于健康长寿。其三，“仁者”身传言教，勤奋努力，安分守己，也就少了些许后顾之忧，天伦之乐也融融。
子曰：君子不忧、不惧。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儒家养生重视“七情中和”。《礼记・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者，谓之和。”中医学认为，七情皆为五脏所主，心主喜，肝主怒，脾主思，肺主悲，肾主惊恐，七情失调会使神气耗损，五脏气伤，对养生极为不利。《论语・季氏》中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孔子的“三戒”对人生不同阶段的养生要点做了画龙点睛的提示。我国唐代医圣孙思邈提倡“十二少”与孔子的意思十分相近。他在《千金要方・道林养性》中指出，“故善摄生者，常少思、少念、少欲、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想、少好（嗜好）、少恶行。”这里的少可解释为适度也。因此，孙思邈安享天年，度百岁而去。
儒家学派的思想核心范文5
论文摘要:荀子的正名理论以名为核心，主要考察了3个基本问题:名的作用，名同异的原因，制名的原则。荀子又以此为标准，将当时的诸子学说归为“用名以乱名”、“用实以乱名”、“以名以乱实”3种谬误，并对之进行了严厉批判。荀子的正名思想里面所包含的狭隘的功用主义和专制主义倾向被后来统治者所利用，加速了诸子学说的衰落。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名况，字卿，又称孙卿，战国末年赵国人。他是我国先秦儒家学派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诸子的最后一位大师(郭沫若语)。荀子的正名思想是对孔子正名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他在批判地吸收前人特别是墨家的逻辑思想的基础上，用儒家的立场对先秦的逻辑思想进行了总结，提出了更为全面和系统的正名理论，从而在中国逻辑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荀子的正名理论也包含了一定的消极因素，这为其学生韩非、李斯创立法制思想，限制和迫害其他学派埋下了伏笔。
1 荀子正名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
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曾经提出过一个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轴心国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数世纪是世界历史的轴心期，在这一阶段中国出现了孔子、老子、墨子、庄子等诸子百家，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在巴勒斯坦、伊利亚等先知纷纷涌现，希腊更是贤哲如云，如荷马、巴门尼德和柏拉图等等。这一时期古代文明彻底衰微在文明的废墟上，“人类全部开始意识到整体的存在、自身和自身的限度。人类体验到世界的恐怖和自身的软弱。他探询根本性问题。面对空无，他力求解放和拯救。通过在意识上认识自己的限度，他为自己树立了最高目标。他在自我的深奥和超然存在的光辉里感受绝对。”[1] 8
春秋以降，原有的奴隶社会的一切都逐渐崩溃:天子权威衰落，礼乐文明瓦解，夷狄文化冲击。社会巨变和文化的动荡，一方面使人们陷入茫然无依的尴尬境地，另一方面也迫使人们重新确立人类对世界的观念，确定人与自然以及与自身的关系，创立某种作为自身生存方式和生存环境的文化。春秋末年，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揭开了诸子学的序幕，其后，墨子、杨朱、孟子、庄周、惠施等众多哲人纷纷创说立教，聚徒讲学。一时间，思想的长空，群星闪烁，相映成辉。
其中，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把当时道德的沦丧委诸于思想方面中央权威的丧失。“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三)于是，孔子便从“正名”的方法出发，论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道德规范。“正名的最后宗旨是要在天下重建理想的社会关系，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2] 44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翟最初主张“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最后却反叛儒教，主张“兼爱”、“非攻”、“贵俭”、“天志”和“明鬼”，代表了小生产者面向实际、讲求实际功用的主张。道家由反叛传统文化走上了纯粹的自然主义道路，老子把文化看作人与自然的壁垒，从而主张无为而治、消灭文化，使人类返璞归真，回到自然的怀抱。名家以邓析、惠施、公孙龙为代表，他们不拘于旧的传统，勇于向时代挑战，善于辩驳，他们所提出的“两可之说”、“山与泽平”、“白马非马”等命题为世人所瞩目。如此等等，诸子学说纷呈。
2 荀子正名理论的提出
首先提出“正名”主张的是孔子。儒家学派是一个入世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学派，主张“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孟子·滕文公下》)。孔子认为当时政治的混乱和礼乐的崩溃都和“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有关。于是孔子要求正名，即审慎地使用书面的言辞以寄寓伦理上的判断，就像一个国家的法规一样予以褒贬。孔子生活的年代，正是奴隶制度全面崩溃的时候。孔子试图在正名中整顿思想、回复礼乐，以维护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但是他的努力，却不能阻止公元前5世纪-公元前3世纪古代中国诸子百家学说的蓬勃发展，并因之而形成的百家争鸣局面。
战国末年，封建制生产关系和政治体制逐步开始确立，百家异说，各执一词，相互是非，不仅使儒家学派的学说受到威胁，并且客观上也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今圣王没，名守慢，奇词起，名实乱，是非之形不明，则虽守法之吏，诵数之儒，亦皆乱矣。”(《荀子·正名》)在这样的观念指导下，儒家学派的继承者荀子又一次感到了正名的需要。
荀子的正名学说是为“正政”服务的，因此荀子特别强调正名的政治作用。“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辩，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故析辞擅作名以乱实者，使民疑惑，人多辩讼，则谓之大奸，其罪犹为符节度量之罪也。”(《荀子·正名》)荀子认为统治者的“制名”可以使名实相符，从而使人分辨实际，思想统一。而“析辞擅作名”，会造成人们疑虑丛生，迷惑不解，辩讼不止，是为“大奸”，显然荀子是把正名视为封建统治者进行思想统治的手段。荀子的正名思想是以名为核心，主要考察了名的3个基本问题。他说:“然其所为有名，与有缘以同异，与制名之枢要，不可不察也。”
即这3个基本的问题是:1)为什么需要名;2)名为什么有异同;3)什么是制名的基本原则。
首先，关于为什么需要名，即名的作用，荀子有明确的表达:“异形离心交喻，异物名实玄纽，贵贱不分，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以为有名也。”(《荀子·正名》)儒家从孔子开始，便认为名的使用应当包括道德上的评判作用。这个观点，被荀子保留在自己的理论中，即名的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判断贵贱。名的另一个用处是区别同异，墨家和名家是非常强调这种用处的，而在荀子看来，则是次要的、从属的。
其次，为什么名会有同异呢?荀子从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阐述了“制名”的认识论基础。荀子说:“然则何缘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凡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洒、酸、奇臭以鼻异;疾、养、沧、热、滑、钅发、轻、重，以形体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而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知此缘而以同异也。”(《荀子·正名》)人接触到客观事物，就能凭借感官(缘天官)掌握千差万别的事物属性，并把性质相同的东西归为一类，用一个名称来指称它。事物千差万别，所属的种类亦很多，这就是名之所以有同异的原因。这里，荀子强调指出，客观事物属性的同异，是其名称同异的基础和根据，这也为他批驳其他各家学说，将他们斥之为“诱其名，眩其辞”作了理论的准备。
最后，制名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有二。第一个自然是相同的原则，“同则同之，异则异之”。第二个是约定俗成原则，即:“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命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荀子·正名》)这里，荀子认为，名的合适与否，决定于是否约定俗成。需要指出的是，荀子正名理论的实施者是“圣王”，“约之以命”也就是每个约定的名必须得经过统治者的批准。那些企图擅自制造新名的行为，就像私造官印、官称和官尺一样是犯罪的行为。
3 荀子对诸子学说的批判
荀子以自己的正名理论即名的用处、名异同的起因和制名的原则为标准，来检验当时思想家们所提出的各种学说，认为这些学说混淆了名实关系，荀子将其斥之为“三惑”，并进行了严厉的批驳。
3.1 “用名以乱名”的谬论。荀子所举的例子是:“见侮不辱”;“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见侮不辱”是宋尹学派代表人物宋子的观点，他认为受到侮辱并不就是一种耻辱，如此则人们就不会频繁争斗，他是号召不抵抗的和平主义者;“圣人不爱己”、“杀盗非杀人”是墨家学派的主张。荀子认为这些观点违背了常识，是用两个名称表面的相异，来抹煞它们本质上的相同，是用名来乱名，使人使用概念时混乱无章，从而不能达到明贵贱、别同异的目的。
3.2 “用实以乱名”的谬论。荀子举的例子是:“山渊平”;“寡”;“刍豢不加甘，大钟不加乐”。“山渊平”是惠施的观点，他认为天与地、高山与深渊的高度是一样的;“寡”是宋子的观点，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少欲的，与荀子性恶论的观点相悖;“刍豢不加甘，大钟不加乐”是宋子或者墨家的观点，意思是牛羊猪狗肉不见得就是美味可口的，大钟等乐器的声音不一定必然给人带来乐趣。荀子用他的正名理论的第二点即名异同的起因进行了反驳。荀子认为名的同异来源于人们的感觉，从人们的常识来讲，山的名是反映地面上隆起之实，渊的名反映的是地面上凹陷之实;人的总是多的;家禽的肉总是可口的，乐器的声音总是悦耳的。而惠施、宋子和墨家的这些命题是用特殊情况去否定反映普遍性的名，是“惑于用实以乱名也”。 转贴于
3.3 “以名以乱实”的谬论。荀子所举的例子是:“牛马非马”，这个命题类似于后期墨家的命题。《墨子·经下》篇中“牛马非牛”与“牛马非马”类似，意思是“牛马”这个概念和“牛”、“马”这些概念的内涵是有区别的。荀子认为对事物的称谓是人们约定俗成的结果，在实际生活中，牛马群就包括有牛有马，而“牛马非马”之说违反了社会所认可的观念，是用“牛马”和“马”这两个名的不同来混淆实际事物中牛马群和马的关系，其结果是会造成人们认识的混乱，这是应该加以禁止的。
最后，荀子总结道:“凡邪说辟言之离正道而擅作者，无不类于三惑矣。故明君知其分而不与辩也。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故明君临之以势，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辩势恶用矣哉!”(《荀子·正名》)
4 荀子正名理论中的狭隘功用主义思想
在孔子的正名理论中，“名”被看做是起源于先验的“象”，并且名里面寓意着伦理的褒贬。孔子“正名”的方法是重建名的原始的和理想的意义，以改正现在已陈旧和退化的名的意义。“任何一个现代语言学家都能容易地看到这个企图是无效的。因为非常明显，即便不考虑这样一个无穷倒退的困难，这些名词在最后被发现时的原始意义不过是比词源学意义略胜一筹。当我们终于追溯到‘象’这个词作为一只‘象’的原始意义时，会获得什么样的逻辑的和道德的好处呢?如果我们抛弃了这种严格的词源学探讨，我们就不得不求助于任意专断的意义，求助于哲学家们自己认为理想的意义。”[2] 64
荀子否认名的神秘起源，代之以感觉经验和理智活动，认为凡经过社会约定或者政府批准而变成通用的名就是正确的，这体现了荀子的唯物主义立场，这是历史的进步。但是，荀子认为“正名”的意义不过是维护统治者已经规定的用法，防止因时久而讹用，防止狡猾的辩者的捏造。荀子对正名的意义做了过于狭隘的功用主义的解释，这实际上已经成了中国最灿烂时代衰落的征兆。
国难兴邦，殷忧启圣。中国诸子学说的兴起乃是思想解放、自由争论、激烈批评、大胆假设时代的产物，荀子的正名思想，主张统治者对诸子的言论用权势加以控制，用正道加以引导，用命令加以告诫，用言论加以开导，用刑法加以禁止，“这实际上已经发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先声”[3] 233，这对其学生李斯倡导“焚书坑儒”不会没有影响。
在谈到这段历史时也叹道:“其实这种短见的功用主义(指荀子、韩非子的学说——引者注)，乃是科学与哲学思想发达的最大阻力。科学与哲学虽然都是应用的，但科学家与哲学家却须要能够超出眼前的速效小利，方才能够从根本上着力，打下高深学问的基础，预备将来更大更广的应用。若哲学界有了一种短见的功用主义，学术思想自然不会有进步。”[4] 269荀子作为“先秦诸子的最后一位大师”(郭沫若语)，集百家之长，融合百家之学，但他用其狭隘的功用主义思想来限制百家争鸣，他的正名主义“便是科学的封门政策，便是哲学的自杀政策”[4] 302。
诸子学说的衰落固然有其自身很多的原因，如庄子的“不谴是非”的怀疑主义精神泛滥;惠施、公孙龙等人的奇谈怪论使名学与“不可理解”同日而语;方士派迷信的盛行使人们的兴趣转向宗教;等等。而荀子的正名主义理论所包含的狭义的功用主义和专制主义思想，一方面在诸子百家内部进行批驳非难，另一方面又借助国家的权势从外部进行钳制和瓦解，最终使诸子百家学说的衰落成为时代之必然。
参考文献:
[1] 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魏楚雄，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2] .先秦名学史[M]//《先秦名学史》翻译组，译.李匡武，校.北京:学林出版社，1983.
儒家学派的思想核心范文6
一、各家的体育思想
1.儒家以伦理为中心的体育思想。儒家思想在体育活动中强调思想以礼、义、仁为核心，在六艺之教中强调礼乐的教育，强调文武并重。孔子主张一种中庸的均衡论，反对过与不及。因此，他求文的同时也求武，要求文武兼备，是治国的根木法则。他所追求的形象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反对“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在孔子思想中，仁，武二者并行不悖。武是行仁的前提，仁是行武的归宿。形神兼备，以体养生。荀子从他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出发，认为人的身体是一切精神活动和形态活动的基础，他说:“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和必将待天官之当薄其类，然后可也。”天官就是人的感觉器官，就是说要由感觉器官接触相应的物体，才能得到知识。由此，荀子做出“形具而神在”的结论，认为有了身体才产生精神活动。荀子在2000多年前提出的这种唯物主义的身心观是很宝贵的。
2.道家道法自然的体育思想。道家道法自然，无为无欲。“道法自然”“冲气以为和”“道生一”“‘子静笃”对体育养生学说，对人与自然一体、身心融人自然的整体思想观念，有过很大的影响。其强调道法身心，导引养生。庄子的体育保健养生观强调养生、治身。顺其自然，‘子中为常。以巧斗力，导引养生。庄子谈养神养气之道，庄生晓梦，要动静结合，顺乎自然法则。一方面要静，要顺乎无为;另一方面又要像宇宙运行那样生生不息自然有规律地运动。这种动静结合的养生、养神养气的思想主张，在中国体育思想历史上是别具一格的。
3.墨家尚力的体育思想。墨子说:“今人固与禽b鹿蜚鸟贞虫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以力可以强身，奋力有助于劳作。墨子进一步地揭不了人类必须通过劳动才能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原则，重视尚贤举能和军事体育思想，强调形与神、生命与运动的辩证关系。
4.兵家技击、攻防的体育思想。《汉书艺文志》把兵家思想分为“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的兵权谋思想家、 “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的兵形势思想家、“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为主的兵阴阳学派学术思想家，强调武艺训练和体育锻炼的兵技巧思想家四类。《孙子兵法》写道:“兵者……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由于技击战术关系到战争双方的胜败，所以人们必须要认真研究并加以设计。这就是兵家思想中透露的体育文化。
5.医家的养生和体育结合的体育思想。大禹独特的健身方法“禹步”在唐代著名养生家孙思i}的《千金翼方禁经上篇》上有所记载，《千金翼方》中对“禹步”有详细的总结和介绍。《黄帝内经堤我国传统医学最为重要的经典著作，其中记载的散步、导引、按跷、吐纳、冥想等运动方法充分体现了运动养生的内容，《黄帝内经》的理论核心整体运动观是运动养生的尘桌。
6.阴阳家阴阳对立统一的体育思想。阴阳家又称阴阳五行家，是战国后期以齐国人邹衍为代表的学派。阴阳学派把古代流传的“阴阳”与“五行”学说融汇，用来推演和解释世界上万事万物的自然发展变化，预测社会的废兴存亡。以《周易》为例，《周易》的研究重视对人的关注，重视生命的运动与规律。这一点在我国养生思想发展历史上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周易系辞》这样说“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翁 ,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它认为天地万物动也、静也，人们养生必须结合动与静，这就是《周易》所强调的“动静有常”的思想。《洪范》中的五行说与人的“五福”“六极”充分体现了体育文化养生的思想。
二、社会尚武思潮与娱乐体育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1.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的动荡征战时期，是文明大繁荣时期，武力上诸侯争霸，学术上百家争鸣。如此一个国家武力、学术思想的强弱就成为决定其存亡的关键因素。尚武思想是推崇武力、强化体魄。尚武意味着对武力的保持和延续，在武装对抗中获得新生，把征服和武力当作一种信仰，这是当时社会一种普遍现象。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存在着文物兼治，以文效天下，以武平祸乱。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崇尚武力已成为一种时代风气，武力被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境地。尚武思潮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
2.娱乐是人类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人类对体育娱乐的追求可以追溯到体育起源之初。先秦时期体育娱乐在人们的生活中是一个主要成分，在社会进程中，形式不断丰富多样化。中国古代体育文化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几十万年前的原始社会。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原始社会初期，人类为了生存进行狩猎和采集。在抵抗自然维持生存的状态下，他们走、跑、跳跃、攀登、爬越、掷远，射箭，体育便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昌氏春秋古乐》记载:“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雍塞，不行其源，民气郁阔而滞者，筋骨瑟缩不达，故作舞以宣导之。”这就是人类木身在同自然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抵御疾病、保健强身的方法。在这个“舞”的过程中就存在着自娱和他娱的娱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