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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思想的作用范文1
一、导入新课，激发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师要善于运用种种教学意境、教学手段、榜样人物和先进典型的感染作用，去触动学生的情怀，启动学生的思考。众所周知，陈景润之所以几十年始终不渝向“哥德巴赫猜想”攀登，正是由于中学时代的教师在上数学课时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意义与价值的那些激动人心的阐述激起了陈景润强烈的兴趣，从而推动他十余年攀登不懈。在这个环节中要激活学生的思维，让学生产生思维共鸣，为取得最佳教学效果奠定基础。
二、带给学生积极的情感体验
“情感是智力发展的翅膀”，任何有效的认知活动都是在情感的动力作用下进行的。教师的情感不仅影响自己的教学思路，而且对学生的感知、记忆、思维、想象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教师充沛的热情有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激起学生积极情绪体验，使学生更好地接受教师的教育和指导。相反，老师冷漠的态度、生硬的讲解，则只会扩大师生间的感情距离，成为妨碍学生学习的消极因素。在课堂教学中，要注意和学生进行情感交流，积极的情感交流能创设和谐宽松的教学氛围，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主体意识，促使教学任务的顺利完成，而忽视情感层次，只求教书，不管引导，置学生的心理需要于不顾，会使课堂教学黯然失色、枯燥无味。
三、利用教材内容的内在逻辑关系
高中思想政治课是系统性很强的一门学科，内容之间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明确新旧知识的内在联系，充分运用所学的旧知识来学习探索新知识、解决新问题，可以激发学生思维的欲望和主动性。例如：高中思想政治必修内容我们可以通过三个“四”来感知：第一个“四”是四部分，即经济、政治、文化、哲学这四个部分；第二个“四”是四单元，每一部分都分为四个单元，经济生活就按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分成四单元，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只不过顺序是由近及远、由熟悉到陌生；第三个“四”是教材编排四层次，即单元、课、框、目。又如：学习我国的分配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通过类比和迁移，就会联想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自然而然地得出二者的内在关系。让学生带着问题，用旧知去探索新知，不仅能激发学生主动思考的欲望，而且这种自主学习所取得的成功，将进一步培养学生学习政治的自信心。
四、让学生体验学科思维过程
思维不能简单地由老师“赐予”。教学过程中让学生亲身体验思维过程，使他们感受到自己是学习的主人，这样，他们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知识是学生学懂的，而不是教师讲懂的，特别是重点和难点，更需要学生进行个体化的系统思维。教师要有足够的耐心，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去思考和体验。学生感到困难的问题，不要直接予以解答，要尽可能启发他们自己提取脑中已有的信息来解答问题；非由教师解答不可的问题，也应立足于启发，即以启发的方式予以解答，使学生感到似乎不是老师替他们解答的；要尽可能将一些知识的发生过程详尽地展现在学生面前，让学生共同参与这个过程，然后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而不要急于出示结论。只有给学生足够的时间去思考，才有可能出现许多不同的答案。在这属于他的时间中，学生尝试着用自己的方法和知识，培养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反过来又促进了求异思维的发展，它会沟通多种知识的内在联系，形成系统，灵活运用知识。现代教学不是反对教师讲，而是主张根据学生不同的情况，从效果出发确定不同的讲的方法和内容。
五、让学生主动参与质疑问难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是课堂的主人，课堂上学生主动质疑问难，是民主的师生关系的体现，更是学生主动学习的具体表现。对于学生来说，很多时候，没有问题就是最大的问题，提出一个问题往往比解决一个问题更有价值。有目的、有计划地让学生主动参与质疑问难、释疑解难，将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同样一个问题，教师提问与学生主动提问，其效果大相径庭，后者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唤起学生求知的欲望。教师不能扼杀学生质疑问难的积极性，要鼓励他们勇于暴露自己学习中的疑难问题。这样既有利于教师了解学生学习中的困难，对学生有针对性地进行补差、辅导、点拨，又保护了学生质疑问难的积极性，让学生更加主动地学习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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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习教育理论，更新教育教学理念
近些年来，教育教学理论有了很大发展，与教育教学实际紧密联系，使人们对教与学有了更新的认识，从而形成了一些新的理念，并且能很好地指导老师的教学，因此，我们要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立足于新的教育理念，使自己在教育教学中能自觉运用现代教育理论。我们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教学理念，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所以，我们要建立新型师生关系，处理好新的教与学的关系。从自主的学习、科学的教学等方面做到从实际出发。
二、注重教学体态，增强课堂教学感染力
教态是指教师讲课时的表情、动作、姿态等，课堂上教师的教态是教师心理活动的外在表现，是无声的教学语言，能表达丰富、形象而深刻的内容。在教学过程中若能将几个方面巧妙地糅合在一起，运用自如，将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良好的教态可以吸引学生注意力，鼓舞学生的情绪，给学生愉悦的体验。在课堂上，教师表情和蔼亲切，平易近人，能使学生感到轻松自如，增强思维的灵敏度。教师举止大方，服饰整洁，能博得学生的好感。总之，良好的教态能使学生调动多种感官投入学习，将感觉、知觉、记忆、想象、思维置于良好的情绪之中，提高学习效率。
三、运用直观手段，强化课堂教学效果
在思想政治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挖掘教材中的直观因素，充分利用形象直观的教学手段，努力创造良好的课堂教学环境。如运用具体的实物、视频、录音、插图等，创设生动的情境，把抽象的知识具体化、生动化，复杂的内容简单化、通俗化，使教学内容变得生动活泼，趣味盎然，这样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课堂上，教师恰当地运用一首歌、一阕词、一段视频等，都可以把学生带入美的殿堂，陶冶他们的情操，使学生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在愉快的情境中尽快理解并掌握知识，从而强化课堂教学效果。
四、端正目的动机，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学习的目的和动机是学生学习的内在驱动力，是提高学习思想政治课兴趣、主动性和积极性的源泉。正确的目的和动机是学习进步的重要保证。教师要进行有目的的引导和培养，增强他们的潜在内驱力，只有目的明确，动机明确，学习态度才会端正。因此，要想学生学好政治，必须首先激发他们学习政治的动机，使学生感到学习思想政治课是自身的需要。在实际教学中，教师要让学生懂得思想政治不是可有可无的，它从来就是阶级大事，人民群众的大事，以及国家的大事。
政治在整个社会中处于重要地位，它不仅关系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而且和社会中每个人的生活、前途息息相关。在教学过程中，要明确地告诉学生，学好思想政治课，既有利于升学深造，又有利于将来在社会上做一个合格公民，这样学习的目的明确了，态度端正了，学习思想政治课的积极性和自主性就提高了。
五、克服心理障碍，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
思想政治课内容广泛，涉及经济、政治、文化、哲学、伦理、法律、历史等方面，有些概念、名词、术语学生感到生疏而又难以理解，容易产生畏难和厌烦情绪。如何使学生对政治课乐学，好学，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我们要正确引导，尽量让他们早日懂得怎样学，怎样学好。由于学习内容的不断加深，困难不断出现，他们学习的目的、学习的动机、学习的信心会减弱，所以要及时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比如，每学期开始，教学进度可以放慢一些，讲课可以由浅入深，测试试题难度可以适当降低一些，等等，这样既可以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又可以消除学生对学习思想政治的畏难情绪，克服心理障碍，为以后学习思想政治课打好心理基础。
六、激发学习情感，提高学生学习兴趣
爱因斯坦说：“把学生的热情激发起来，那么学校所规定的功课，就会被当做一种礼物来接受。”培养学习情感，激发学习兴趣，是开发智力的原动力。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以饱满的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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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主动性；思维；数学；教育
一、通过“做”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小学生富有好奇心和求知欲，而这正是引起学生创新的内在动力，巧妙地安排学生的动手操作，可以激发他们参与学习的兴趣，唤起学生求知的欲望。例如，教学“认识物体”时，我利用学生天性好动和好奇的年龄特征，让学生先猜猜智慧老人给同学们带来什么礼物，再小组分一分，给图形分类，学生们兴趣高涨，很快分出了长方体、正方体、圆柱体和球体。还通过摸一摸、说一说，玩一玩来让学生发现各类图形的特征，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孩子们由一开始饶有兴趣的操作，到后来的求得奥秘，每一次新的发现都会令孩子们兴奋不已，充分尝到了学习的乐趣。这样，学生们在课堂上不仅轻松、愉快地掌握了所学知识，而且还提出了课本上没有的独到的见解，学得主动。
二、通过“做”提高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操作学具，为学生形成抽象的概念提供了大量而丰富的感性材料。在直观操作之后，我适时引导学生把直观操作的过程进行整理和复述。通过口头语言训练进行表象加工，这样不仅使学生掌握新知，而且也提高了学生语言表达能力。例如以教学“求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多几的应用题”为例。让学生通过摆小兔图片，直观感知数量之间的关系：（1）白兔多还是黑兔多？（2）白兔可以分成哪两部分？（3）要求白兔比黑兔多几只应该怎么办？用什么方法计算怎样列式？学生回答问题的过程就是有条理的分析过程，就是应用减法的意义列式解答的过程，学生经过组织语言，就能说出：白兔与黑兔比，白兔多黑兔少，白兔可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与黑兔同样多的部分7只，另一部分是比黑兔多的部分，从12只白兔当中拿出跟黑兔同样多的7只，得数就是白兔比黑兔多的只数，所以用减法计算。这样学生就会把分析过程用一段连贯而完整的话表达出来。可见操作学具强化了应用题的数量关系，促进了思维及语言发展，培养了学生的说理能力，为分析复合应用题打下良好基础。
三、通过“做”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在低年级教学过程中，我根据他们好奇、爱动的心理特征，通过动手操作，让学生从动作思维到语言思维，进而促进儿童的具体形象思维到抽象思维的发展。让学生摆一摆，看一看，想一想，说一说，让学生多种感官参与学习过程，把操作作为启智的桥梁，建立表象，扩大经验，为抽象概括创造条件，为思维的发展提供基础。以教学9加几的进位加法为例，先让学生在左边摆9朵花，右边摆3朵花，然后出示算式：9+3，把操作活动和算式9加几相对应。为了让学生明确凑十法的计算思想，问：“怎样移动梅花，就能很快算出共有多少朵梅花？”让学生通过摆学具，相互比较，看谁的方法最容易算出结果来，从而得到先给9凑成10，再把10和剩下的梅花相加，得10+2=12的结论，所以9+3=12。学生明确了其中的方法，从而很快推导出9+5，9+6，9+7，……9+9的计算方法。这样学生不仅明白了凑十法的道理，突破了教学难点，有发散了思维。
四、通过“做”从现实生活中学数学
任何一个知识如果能以与学生年龄特征、生活经验相适应的方式出现，就能被学生所感知，为学生所接受。例如，一年级教学例题“把方糖放入杯子后，哪杯水最甜”中提供的信息有：方糖（同样大小）、杯中水（不相等），思考的问题：哪杯水最甜？这个问题必须通过逆向思维――水越少越甜。关于逆向思维问题，这在过去的教材中一直是比较敏感、比较难处理的问题。以纯文字方式为载体，学生难以接受，教师难以讲授，长期得不到协调的处理，成为小学数学教学的一个“雷区”，特别是在低年级中更不易解决。对于动作思维占优势的小学生来说，听过了，可能就忘记；看过了，可能会明白；只有做过了，才会真正理解。用实践的眼光处理教材，把教学内容设计成物质化活动，此时，思维训练是那样的轻松，那样的和谐，使数学走进了生活，生活与数学有机地融为一体。让学生体验“做数学”的快乐。
五、通过“做”在实践中体验和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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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思想政治课堂教学 以学生为主体 教学方法
人的主体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当我们面向世界，反省传统教育的时候，一种危机感就会油然而生，我们培养的人缺少主体性、缺乏自主精神、创新精神。所谓学生的主体性，是指在教育活动中，作为主体的学生在教师引导下处理同外部世界关系时候所表现出的功能特性，具体表现为学习过程中的选择性、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培养学生的主体性，把课堂还给学生，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让学生主动参与教学，才能让思想政治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而这正是思想政治课堂教学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新课程改革带来了新的教育教学理念，我和所有的教育工作者一样，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这次改革的潮流之中。新课程理念要求我们更新观念，更新知识，转变角色，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合作，倡导学生主动参与，在教学中尊重学生，凸显学生的主体地位。许多教师在这方面做了积极的探索，下面谈谈我在教学实践中的一些具体做法，与同仁探讨。
一、转变思想，真正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教育观念。
长期以来，受“教师中心论”的影响，在教学中，教师是中心，学生围着教师转，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性，忽视了对学生主体的认识、理解能力的开发，忽视了学生个性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特别是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思想政治课上的师生关系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课堂上，教师应从“中心”位置“退居二线”，成为“幕后策划者”。教师的工作重点必须转移到如何引导学生通过思想政治理论学习，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端正学习态度，改进学习方法，培养各种能力，加强学生之间的社会情感交流等方面上来。只有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当好一名“导演”，才能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能动作用。
二、追求和谐平等的课堂活动，在教学中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离不开平等和谐的课堂教学。因此，教师首先要转变角色，确认新的教学身份。美国课程学家多尔认为，在现代课程中，教师是“平等中的首席”。作为“平等中的首席”，教师更应该承担起组织者、引导者、参与者的责任，创造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充分调动教与学两方面的积极性。
1.在形式多样的活动中，体现学生的主体作用。学生主体性的发挥，要在民主、平等的氛围中出现，更要在科学、和谐的教学活动中进行。目前的政治课教学中，教师仍然在唱主角，在尽情地灌输，即使让学生讲，也不能有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东西，一派教师主体性的体现。这种教学方式的课堂里往往充满着严肃的氛围。要打破这种沉寂的气氛，就要将活动在适当的时机引入课堂，这种方法既可为学生设置合作交流的空间，又可放手让学生发表独立见解。
例如：在九年级思想品德课中，依法治国和思想道德建设是两个重要的内容，在课堂上我采用辩论的方式，辩题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哪个更重要”，把学生分为两组，正方观点是依法治国更重要，反方则认为现代社会更需要以德治国。每个同学都要搜集材料。由于事先准备充分，许多同学提出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还有些同学很好地联系初二学习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通过交流与讨论，同学们不仅获得了知识，而且真正体味到了主人翁的乐趣。
2.通过小组协作，激发学生的主体作用。“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也”。新课程要求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合作，在课堂教学中我尽量为学生提供合作研究的机会，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和自主学习的能力。例如：讲到《可持续发展战略》时，先组织学生学习我国水资源分布特点及受污染状况的相关资料。然后将学生分成4个小组，确立一名负责人，引导学生调查并分析本地的水污染情况。通过调查，各组同学从不同角度搜集资料，确定主题，如：“河流的变迁”“饮用水状况调查”等，并进行讨论交流，每个小组都完成一份调查报告，全体同学共享研究成果。对于讨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及时帮助学生解决。
三、培养学生的兴趣，激活学生的主体意识。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是一种个体倾向性的表现，也是一种较为稳固的心理趋向。学生一旦拥有了某种兴趣，就成为主体性在这一方向得以发挥的动力源泉，主体性的确立仅靠教师观念的转变还不够，最终需要学生自我主体意识的觉醒。因此我们在教学内容的选取与安排上必须充分考虑学生的兴趣，准确把握学生的生理心理、文化知识结构、情感体验、能力特点等实际状况，要选择那些大多数学生共同需要和普遍感兴趣的问题，这样学生才会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课堂教学中来，才会主动、自觉深入地去探究和思考。兴趣教育是一种顺应主体倾向性的有效性教育，教师应当激活学生的主体性，尊重学生的主体性，自觉培养和引导学生多方面的兴趣，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使学生的主体性在兴趣的培养和个性特长的发展中不断增强。
比如在《陶冶高雅情趣，追求美好人生》一课的教学中，因为高雅情趣这部分内容比较空洞，学生难以理解，我就从学生的兴趣爱好入手。首先设问：“大家有没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学生喜欢这个问题，争先恐后地回答，这样就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然后帮助学生区分出正当兴趣和不正当兴趣，再设问：“大家认为是正当兴趣好呢还是不正当兴趣好呢？”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大家想知道怎样来培养正当兴趣，从而形成高雅的情趣吗？”学生的注意力马上被吸引过来，再布置大家讨论。学生都说出一两点来，我再进行归纳、总结。这样的教学使学生的主体性得到充分的发挥，达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儒学思想的作用范文5
[关键词]儒学，佛教，道教，主导作用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6-0037-03
[作者简介]孙小金（1969-），男，陕西耀县人，同济大学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儒学、佛教、道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三者一经接触，就形成了极为复杂的关系。一般来说，这种关系可以概括为争雄与借鉴两个方面，而借鉴是主要的，最终形成了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所谓三教合一，常会被人误认为三教放弃各自的门户之见，合而为一，其实并非如此。三教合一，并不是三教融合为一教，而是三教合其力于一处，在伦理功能上的归一。可见，“三教归一”更能代表三教合一的真实意蕴。在历史上，无论儒道佛哪一家都以维护社会道德、有利于人心向善和政治统治作为归宿，此即所谓“三教虽殊，同归于善”。三教的评判标准都是儒家伦理，无论是三教合一还是三教归一，这个“一”的含义即在于此。那么，为什么会发生三教合一呢？三教为什么会同归于善，认可儒家伦理呢？原因就在于儒学的主导作用。
一
儒学何以能在三教合一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与其主要内容及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有极大的关系。儒学产生于中国本土，其主要内容体现在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等方面。在伦理方面，儒学首先强调等级之别，要求上下尊卑，井然有序，各安其位，不得僭越。其次强调忠孝，要求臣忠于君，子孝于父，臣子绝对服从君父。这些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心目中，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根本所在。在中国历史上，儒学的作用对于国家来说是一部政治学，对于民众来说是一部伦理学。儒学于国于民。从君臣上下到夫妇男女的道理都包括在内。对于政治统治来说，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是不能随意选择的，因此政治与伦理一体的儒学成为不能放弃的根基。自汉代以后的统治者，无论其如何偏好佛教或道教，但没有任何人敢于彻底废除儒学或公开批评儒学的创始人孔子，而是都毫不例外地以儒学为正统意识形态。正如《旧唐书·儒学传》所说，儒学“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此焉。故前古哲王，咸用儒术之士”。所以，从表面上看，儒学的地位有时虽低于佛教或道教，但实际上始终在意识形态中居于统治地位。
与儒学相比，佛教和道教虽然都有自己特殊的理论宗旨，但是它们不可能纯粹栖身世外，敌视或者无视现实社会。当佛教和道教把目光转向现实的时候，就不能否定儒学熏陶下的现实。反过来，正因为佛教和道教关注现实社会，就不能否定或者无视儒学。因此，佛教和道教必须处理与以关注现实为特点的儒学的关系，必须处理与儒学的价值追求的关系。此时，佛教或者道教与儒学的关系是要么走自己的老路，要么向儒学妥协，但是关注社会现实本身就是对自己原有老路的叛离，因此，此时佛教或者道教的选择只能是向儒学妥协。因此，三教合一或者三教归一的唯一选择就是共同服务社会，也就是认可儒学的伦理价值。我们在三教交汇的过程中看到，儒道佛三教的关系就是佛道向现实妥协并接纳儒学原则的过程。三教合一的最终落脚点就是伦理的归一，或者说是现实认同和追求的一致。
二
儒学的主导作用体现于三教合一的历史进程中。在历史上，因儒道佛各家的发展路径不同，对三教合一观念理解也不尽相同。三教合一这个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及宋元明清。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都带有向儒学妥协的色彩。
三教合一在南北朝时由佛教率先提出。由于当时佛教处在初传时期，为得到传统儒学和本土道教的思想认同进而取得自身在中土的发展机会，佛教不可能把自身视为已有本土文化的异类，故一再迎合儒、道，首倡三教合一，其中心是强调佛教与已有文化之同，目的是在强调“同”的前提下保障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当时一些佛教徒兼习儒道，佛教向儒道借鉴很多。当时的学者如慧远、孙绰、张融、宗炳等都宣传过这一主张。
与此类似，本土道教由于力量单薄，故在与佛教争高下、在儒学氛围中求生存求发展的过程中也强调儒道可相辅为用，如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塞难》中强调“道本儒末”的同时，又主张“仲尼未可专信，而老氏未可孤用”，强调对其“兼而修之”。
这样就形成了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依赖道教、道教依赖儒学、佛道都带有向儒学妥协的色彩。但三教合一并未明确提出以儒学为主的会通三教，而是三教各自以己教为本，以他教为未来会通三教。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教合一实际上是“自我中心兼用其他教派”的时期，彼此力图证明自身的最大合理性。
在隋唐时期，三教合一的结果是归一于儒学。
隋唐时期是三教合一的第二阶段。此时的佛教已经在中土站稳了脚跟，并且具有了庞大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力，其作为异于中土文化的另类文化特质暴露无遗，因此隋唐时期的三教合一是因三教论争而起，论争的核心是应该由哪种文化主宰国家和社会。在此期间三教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争雄，三教论衡。因此唐代学术思潮的一大特点是儒释道竞相发展自己的思想、吸引信仰者并争取政治统治的支持。
在争雄的过程中，三教认清了必须服务于社会与政治这个目标，三教必须互相取长补短。这既是统治者的愿望，也是三教争雄的取胜依据。由于当时政府的政策是三教并重，三教都无法消灭对方而独霸天下。于是三教的一个合理逻辑就是：要想称雄天下，就必须得到当时政府的最大支持，于是三教所比较的就是谁更能投君王之所好，谁更能得到君王的崇信。帝王所热衷的是国泰民安，那么宣扬和维护帝王统治的儒家思想就是帝王的心之所系。即使隋唐儒学并不如佛道那么发达，但是儒学的价值追求并未被忽视。从理论层面来看，此时的三教合一，就是佛道更加亲近和接纳儒学的治世思想。高宗、武后、睿宗、玄宗等人都是三教合一的支持者，有些皇帝在三教中有所偏重，武宗甚至一度灭佛，但三教并行的总趋势没有改变。三教并存政策对三教关系的发展有重大意义，使三教在思想理论上的融合成为必然，并且加快了三教合一的速度。
这样，唐代三教合一的结果是三教都是社会需要的工具，因此三教都被当时的社会所接纳，三教合一在唐朝就体现了面对社会现实，归一于现实社会、归一于儒学价值观的特点。这个特点成为后世处理三教关系的依据，此后三教之间虽然不乏争论，但是面向现实、关心现实社会这个原则一直没有改变。
在宋明时期，宋明大儒最终以理学完成对三教的融合，构成三教合一思潮的主流。
至宋明时期，佛道二教在中国生根发展已有千百年历史，它们的基本思想观念已渗透到民族文化的深层。“佛氏之说，虽深山穷谷中妇人女子，皆为之感”。此时三教合一理念的变化，主要表现于“三教归一”的广泛运用，三教合一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已经被各派普遍认可。尤其是在佛（禅）、道（全真）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佛教以天台宗高僧智圆、禅宗云门宗大师契嵩为代表，道教则以全真教初创者表现最为突出。
此时所谓的三教合一，一方面是佛道对儒学理论的认可和接纳，另一方面是儒学接纳佛道。宋明大儒基于三教当时形成的关系，也认可了佛道。这里存在一个由儒学主导的对佛道的斗争向认可佛道的转变。理学家们出入佛老，且斥且用，吸纳佛道思想建构了理学体系。全祖望的《题真西山集》载：“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于佛老。”当时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几乎无一例外地有过出入佛老的经历。宋明大儒最终以理学完成对三教的融合，构成三教合一思潮的主流。所以，在第三阶段，佛道积极向儒，儒并不排斥佛道，那么三教合一就被广泛接受。儒道佛三教最终在实用的层面被认可，三教合一的实质并不是三教融合为一教，而是三教互相借鉴，为了共同目标殊途同归。
三
儒学的主导作用体现于三教合一中佛道对儒家思想的吸摄中。
对于佛教来说，三教合一的过程，是佛教在中国确立其身份和地位的过程。早期佛教虽然进入中国，但那是印度佛教。中国佛教的形成过程，就是三教合一的过程。虽然号称是“三”教合一，但其实质是佛教这个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交汇过程，是佛教在中国确立自身的功能、地位和身份的过程，佛教在中国究竟能做什么、目的何在，这些需要佛教自身来阐明，那么佛教面对中国文化就不能一意孤行地宣传原教旨，必须接纳中国文化，这样的结果就形成了中国佛教。从佛教传人到隋唐时代，佛教在中国经历了证明自身到最终被认可的过程。中国佛教一旦形成，也就完成了三教合一的融合过程，最终三教融合归一到儒家伦理中。
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逐渐引进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孝亲祭祖、奉敬君王等最基本的伦理观念和政治观念上，彻底地服膺儒家学说，使佛教的伦理观念有了全新的变化。佛教对儒家思想的吸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儒学的人世精神，二是儒学的伦理规范。
首先，从“人世”精神方面来看，佛教高僧大多把儒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思想纳入佛教教义中。比如支道林认为，佛教是辅助王道，显外王之功；慧远则把帮助君王治理国家视为佛教本有之义，所谓“悦释迦之风者，辄先奉亲而敬君，变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顺动。若君亲有疑，则退而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资生，助王化于治道者也”（《镡津文集》卷二）。就连主张万物为假为空的僧肇，其根本精神并不主张脱离社会、远离俗世，他在《不真空论》中说：“圣人乘真心而理顺，则无滞而不通；审一气以观化，故所遇而顺适。”可见，儒学人世精神确实被融入佛教思想中。
其次，从宋代以来，佛教从一般地提倡普度众生，转向了实实在在地忠君爱国孝亲，依附儒学的基本理论。他提出佛教依附王法，参与辅助王政。北宋著名的僧人契嵩说：“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镡津文集》卷一）智圆提出儒释“共为表里”，即“修身以儒，治心以释”。虽说忠孝观念一直是儒学所强调的，然而，在宋代，忠孝仁义成为佛教的新教义。可以说，从宋代开始，佛教的伦理观在儒学的影响下，已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内容。这主要是佛教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认可现世的规范，而不能与现世为敌，而是必须吸收借鉴儒学。直到近现代，这些原则都没有变化。
儒学思想的作用范文6
摘要：公元6世纪前后，中国的儒家思想随着遣唐使和学问僧传入到日本，从政治、思想、道德、习俗上对日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进入武家社会以后，由于儒学符合统治阶级的需要，遂被吸收改造成为了武士阶级的道德规范――武士道，后又经过历史的沉淀，成为其民族精神和军国主义扩张的思想基础。本文将就入学传入日本所发生的变化以及对武士道的影响作一个简要的探讨和分析。
关键词：武士道 儒学 相互影响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0-0000-01
一、儒学在日本的传播
隋唐时期，通过学问僧和遣唐使的到来，大量的儒家经典从中国传到了日本。公元604年，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对中国灿烂文化推崇备至的圣德太子，以儒学为中心，掺杂法家、道家、儒学思想，制定了全由中国儒家经典成语编成的政府施政方针《十七条宪法》。到公元701年，日本大宝元年，日本天皇为了巩固儒学，参考唐代制度，又制定了大宝律令。《大宝律令》对儒学在国家教育中的地位、组织体制和教学内容都有明确规定。把儒学作为贵族子弟在大学的必修课程，并明确将《孝经》、《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列为大学的必读书目。奈良、平安时代，儒学更为昌隆，天皇救封孔子为“文宣王”，命各地祀孔。政府诏令每户人家须藏有《孝经》一本，使儒学越出上层社会，进入寻常百姓之家，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教化手段。
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由于德川幕府的保护和儒学者们的努力，儒家思想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逐渐渗透到上从大名武士、下至商人和农民等普通老百姓的心中。儒教成为当时日本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封建主义的道德思想变得更成熟、更稳固了。而儒学在其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可见，日本儒学是从中国儒学吸取滋养、以中国儒学的发展为原动力而逐步成长的。然而，日本儒学又不是中国儒学照相式的翻版，而是经日本文化改造的变形物。它反映了日本传统文化的民族性特质，并对近现代日本人的思想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中日儒学的差异
中国的儒学传到日变化逐渐发生了嬗变，这使得日本儒学和中国的儒学有了较大的差异，总体来说日本儒学对于儒家经典有着不同的理解。
首先，中国儒学把仁、义、礼、智、信作为最重要的美德，其中“仁”是摆在第一位的。而在日本，“仁”从未获得像在中国那样的地位，“忠勇”是武士阶级信奉的儒学德行，这反映了日本当时社会的需要。臣下对主君的忠诚是以‘礼”和道”为前提条件的，孔孟以后的儒学者也未放弃这种思想，因此，在官僚制的中国，当主君‘失德”或是“不义”时.臣下可以单方而地断绝君臣关系、打倒主君、建立新的王朝。
对“孝”这个观念，中日两国也是大相径庭，在中国，‘孝”主要包括对父母生前的敬养、死后的安葬与祭祀。虽然朱熹说‘诚守父母之业，而不至破坏，乃孝顺也’，但是，‘家业’，的保持与存续并不是“孝”的核心‘孝”的核心是维持并扩大血缘关系。而日本却不同。在日本，维持并扩大家业要优先于血缘的存续.被认为是‘孝”的核心。由于对‘忠”‘孝”观念的理解不同.中日两国对‘忠”‘孝”两者关系的认识也就截然不同，在中国“孝”是“忠”的基础。在中国，‘孝”是道德的根本，为政府所提倡，为礼会所崇尚然而，在日本，‘忠”比‘孝”来得更关键、更根本。为了主君可以牺牲所有的一切，甚至可以牺牲父母、孩子和兄弟，显而易见.‘忠”的观念成为日本封建思想道德的核心，是一种用国家主义来提倡忠孝一致的伦理观念。
中国学者从来就不强调“勇”在个人修养中的作用。如于孔子说：“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并不刻意强调勇敢，培养勇敢。而日本的儒学则把勇敢作为一个主要的美德，让武士阶层推崇和奉行日本以“忠勇”为中心的儒学重情感、重实行的特征，既是日本文化传统的产物，又是其表现。它贴近人生现实，所以其道德影响力极大。吉田松荫等幕末一些倒幕志士，以“忠勇”为精神支柱投身明治维新运动，即其明证。
三、儒学与武士道
武士道也称士道，是日本封建时代武士阶级所特有的道德规范和行为方式。武士道一词在镰仓时代还不曾出现，它最初由来于武士们在日常生活和军事生活中的直接经验，是由一系列当时被称为“武者之习”、“弓马之道”等习俗、惯例和常规所混杂在一起的实践道德。到了江户时代，经过儒学理论的改造，长期以来一直作为习俗、惯例和常规发挥作用的武士道发展成为系统的士道理论。新渡户稻造（1862―1933）就曾经在《武士道》书中指出：“至于说到严格意义上的道德教义，孔子的教海就是武士道最丰富的渊源”可以说，新渡户稻造的这个观点最能直接说明武士道与儒学的关系。
武士道作为武士的意识形态，在它的形成初期，是一种以“利”与“名”为出发点的功利主义道德观。尽管其初衷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而“惜名不惜死”，把名誉看得比生命重要，这本身就是一种“高尚纯粹的理想”。它成为当时武士社会中普遍流行的习俗，这就是所谓的“坂东武者之习”或“执弓矢者之习”。镰仓时期武士道的特征，表现为对主君的绝对忠诚（《平家物语；），不顾身命的刚勇（《源平盛衰记；），重名知耻（《源平盛衰记；），而成为既通武道也修文道，辨文理，明是非的武士（极乐寺殿御消息；）则是镰仓武士的理想。总体来说早期的武士道，它只是以武士生活习惯为基础的道德准则，虽然包括一些中国儒家的道德信条并以禅宗作为精神支柱，但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可以说近世以前的武士道是习惯而不是理论。
这种原始的粗陋的“武者之习”“兵之道”等实践道德在江户时代经朱了学的理论武装而成为精致的士道，从而达到封建武士道发展阶段的最高水平。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山鹿素行。（1622――1685）他把儒家思想与白镰仓时代以来形成的“武者之习”、“弓矢之道”结合起来，提出了具有新体系与新内容的士道论。所谓士道就是将过去武士经验主义的行为准则和精神情操用儒家思想改造成理论化、系统化的武士道。除此之外，儒家的“诚”在近代日本也受到了很大的重视，并将之视为伦理道德的根本和基础。在素行看来，如果没有“诚”做基础，武士对主君的“忠”以及一系列道德观念和修养都将变得虚伪而没有意义。
在近世的武士思想中，以山鹿素行的士道论为代表的“以人伦之道的白觉为根本，进而以在天下实现人伦之道为武士职分的思想”，一般被称为士道，亦称新武士道，日本学者称之为“道的觉悟”。另一方面，继承镰仓时代以来重死轻生的传统，坚持认为武士道就是死之道的思想仍然存在，这种以“死的觉悟”为道德基础的武士观念一般称之为武士道，或称旧武士道。
但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越来越猖撅，《叶隐》思想受到高度重视，其影响越来越大，“武士道就是死之道”成了法西斯军国主义政府教化军人为其卖命的思想工具。武士道便越来越偏离儒家学说“仁”的核心，逐渐被异化成为军政府进行侵略扩张的思想工具，这不得不是令人遗憾的。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知，日本儒学是以中国儒学为母体逐渐发展而成的，中日两国的儒学存有许多共同点然而，山于日本特殊的国情，日本民族在吸收中国的儒学时也进行了很多的取舍。使得日本儒学具有了自己的特色。然而，不论日本儒学再怎么具有特色，它也终归是在中国儒学的推动下不断发展和成长起来的。对此，就需要我们客观的分析看待，取其精华去其糟泊，才能更好的研究日本文化，正确把握武士道思想的内容和本质，这将会有利于国人提高对日本文化的认识，为中日关系发展提供助益。同时，还可以使国人深入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渊源，加强对其军国主义的复活保持必要的警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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