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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主要思想范文1
[关键词]儒学，佛教，道教，主导作用
[中图分类号]B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6-0037-03
[作者简介]孙小金（1969-），男，陕西耀县人，同济大学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儒学、佛教、道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三者一经接触，就形成了极为复杂的关系。一般来说，这种关系可以概括为争雄与借鉴两个方面，而借鉴是主要的，最终形成了儒佛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所谓三教合一，常会被人误认为三教放弃各自的门户之见，合而为一，其实并非如此。三教合一，并不是三教融合为一教，而是三教合其力于一处，在伦理功能上的归一。可见，“三教归一”更能代表三教合一的真实意蕴。在历史上，无论儒道佛哪一家都以维护社会道德、有利于人心向善和政治统治作为归宿，此即所谓“三教虽殊，同归于善”。三教的评判标准都是儒家伦理，无论是三教合一还是三教归一，这个“一”的含义即在于此。那么，为什么会发生三教合一呢？三教为什么会同归于善，认可儒家伦理呢？原因就在于儒学的主导作用。
一
儒学何以能在三教合一中发挥主导作用？这与其主要内容及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所处的地位有极大的关系。儒学产生于中国本土，其主要内容体现在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等方面。在伦理方面，儒学首先强调等级之别，要求上下尊卑，井然有序，各安其位，不得僭越。其次强调忠孝，要求臣忠于君，子孝于父，臣子绝对服从君父。这些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国人的心目中，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根本所在。在中国历史上，儒学的作用对于国家来说是一部政治学，对于民众来说是一部伦理学。儒学于国于民。从君臣上下到夫妇男女的道理都包括在内。对于政治统治来说，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是不能随意选择的，因此政治与伦理一体的儒学成为不能放弃的根基。自汉代以后的统治者，无论其如何偏好佛教或道教，但没有任何人敢于彻底废除儒学或公开批评儒学的创始人孔子，而是都毫不例外地以儒学为正统意识形态。正如《旧唐书·儒学传》所说，儒学“可以正君臣，明贵贱，美教化，移风俗，莫若于此焉。故前古哲王，咸用儒术之士”。所以，从表面上看，儒学的地位有时虽低于佛教或道教，但实际上始终在意识形态中居于统治地位。
与儒学相比，佛教和道教虽然都有自己特殊的理论宗旨，但是它们不可能纯粹栖身世外，敌视或者无视现实社会。当佛教和道教把目光转向现实的时候，就不能否定儒学熏陶下的现实。反过来，正因为佛教和道教关注现实社会，就不能否定或者无视儒学。因此，佛教和道教必须处理与以关注现实为特点的儒学的关系，必须处理与儒学的价值追求的关系。此时，佛教或者道教与儒学的关系是要么走自己的老路，要么向儒学妥协，但是关注社会现实本身就是对自己原有老路的叛离，因此，此时佛教或者道教的选择只能是向儒学妥协。因此，三教合一或者三教归一的唯一选择就是共同服务社会，也就是认可儒学的伦理价值。我们在三教交汇的过程中看到，儒道佛三教的关系就是佛道向现实妥协并接纳儒学原则的过程。三教合一的最终落脚点就是伦理的归一，或者说是现实认同和追求的一致。
二
儒学的主导作用体现于三教合一的历史进程中。在历史上，因儒道佛各家的发展路径不同，对三教合一观念理解也不尽相同。三教合一这个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及宋元明清。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都带有向儒学妥协的色彩。
三教合一在南北朝时由佛教率先提出。由于当时佛教处在初传时期，为得到传统儒学和本土道教的思想认同进而取得自身在中土的发展机会，佛教不可能把自身视为已有本土文化的异类，故一再迎合儒、道，首倡三教合一，其中心是强调佛教与已有文化之同，目的是在强调“同”的前提下保障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当时一些佛教徒兼习儒道，佛教向儒道借鉴很多。当时的学者如慧远、孙绰、张融、宗炳等都宣传过这一主张。
与此类似，本土道教由于力量单薄，故在与佛教争高下、在儒学氛围中求生存求发展的过程中也强调儒道可相辅为用，如葛洪在《抱朴子内篇·塞难》中强调“道本儒末”的同时，又主张“仲尼未可专信，而老氏未可孤用”，强调对其“兼而修之”。
这样就形成了南北朝时期的佛教依赖道教、道教依赖儒学、佛道都带有向儒学妥协的色彩。但三教合一并未明确提出以儒学为主的会通三教，而是三教各自以己教为本，以他教为未来会通三教。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教合一实际上是“自我中心兼用其他教派”的时期，彼此力图证明自身的最大合理性。
在隋唐时期，三教合一的结果是归一于儒学。
隋唐时期是三教合一的第二阶段。此时的佛教已经在中土站稳了脚跟，并且具有了庞大的社会基础和影响力，其作为异于中土文化的另类文化特质暴露无遗，因此隋唐时期的三教合一是因三教论争而起，论争的核心是应该由哪种文化主宰国家和社会。在此期间三教之间的关系是互相争雄，三教论衡。因此唐代学术思潮的一大特点是儒释道竞相发展自己的思想、吸引信仰者并争取政治统治的支持。
在争雄的过程中，三教认清了必须服务于社会与政治这个目标，三教必须互相取长补短。这既是统治者的愿望，也是三教争雄的取胜依据。由于当时政府的政策是三教并重，三教都无法消灭对方而独霸天下。于是三教的一个合理逻辑就是：要想称雄天下，就必须得到当时政府的最大支持，于是三教所比较的就是谁更能投君王之所好，谁更能得到君王的崇信。帝王所热衷的是国泰民安，那么宣扬和维护帝王统治的儒家思想就是帝王的心之所系。即使隋唐儒学并不如佛道那么发达，但是儒学的价值追求并未被忽视。从理论层面来看，此时的三教合一，就是佛道更加亲近和接纳儒学的治世思想。高宗、武后、睿宗、玄宗等人都是三教合一的支持者，有些皇帝在三教中有所偏重，武宗甚至一度灭佛，但三教并行的总趋势没有改变。三教并存政策对三教关系的发展有重大意义，使三教在思想理论上的融合成为必然，并且加快了三教合一的速度。
这样，唐代三教合一的结果是三教都是社会需要的工具，因此三教都被当时的社会所接纳，三教合一在唐朝就体现了面对社会现实，归一于现实社会、归一于儒学价值观的特点。这个特点成为后世处理三教关系的依据，此后三教之间虽然不乏争论，但是面向现实、关心现实社会这个原则一直没有改变。
在宋明时期，宋明大儒最终以理学完成对三教的融合，构成三教合一思潮的主流。
至宋明时期，佛道二教在中国生根发展已有千百年历史，它们的基本思想观念已渗透到民族文化的深层。“佛氏之说，虽深山穷谷中妇人女子，皆为之感”。此时三教合一理念的变化，主要表现于“三教归一”的广泛运用，三教合一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已经被各派普遍认可。尤其是在佛（禅）、道（全真）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佛教以天台宗高僧智圆、禅宗云门宗大师契嵩为代表，道教则以全真教初创者表现最为突出。
此时所谓的三教合一，一方面是佛道对儒学理论的认可和接纳，另一方面是儒学接纳佛道。宋明大儒基于三教当时形成的关系，也认可了佛道。这里存在一个由儒学主导的对佛道的斗争向认可佛道的转变。理学家们出入佛老，且斥且用，吸纳佛道思想建构了理学体系。全祖望的《题真西山集》载：“两宋诸儒，门庭径路半出于佛老。”当时周敦颐、邵雍、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几乎无一例外地有过出入佛老的经历。宋明大儒最终以理学完成对三教的融合，构成三教合一思潮的主流。所以，在第三阶段，佛道积极向儒，儒并不排斥佛道，那么三教合一就被广泛接受。儒道佛三教最终在实用的层面被认可，三教合一的实质并不是三教融合为一教，而是三教互相借鉴，为了共同目标殊途同归。
三
儒学的主导作用体现于三教合一中佛道对儒家思想的吸摄中。
对于佛教来说，三教合一的过程，是佛教在中国确立其身份和地位的过程。早期佛教虽然进入中国，但那是印度佛教。中国佛教的形成过程，就是三教合一的过程。虽然号称是“三”教合一，但其实质是佛教这个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交汇过程，是佛教在中国确立自身的功能、地位和身份的过程，佛教在中国究竟能做什么、目的何在，这些需要佛教自身来阐明，那么佛教面对中国文化就不能一意孤行地宣传原教旨，必须接纳中国文化，这样的结果就形成了中国佛教。从佛教传人到隋唐时代，佛教在中国经历了证明自身到最终被认可的过程。中国佛教一旦形成，也就完成了三教合一的融合过程，最终三教融合归一到儒家伦理中。
佛教在中国化过程中逐渐引进了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在孝亲祭祖、奉敬君王等最基本的伦理观念和政治观念上，彻底地服膺儒家学说，使佛教的伦理观念有了全新的变化。佛教对儒家思想的吸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儒学的人世精神，二是儒学的伦理规范。
首先，从“人世”精神方面来看，佛教高僧大多把儒学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外王”思想纳入佛教教义中。比如支道林认为，佛教是辅助王道，显外王之功；慧远则把帮助君王治理国家视为佛教本有之义，所谓“悦释迦之风者，辄先奉亲而敬君，变俗投簪者，必待命而顺动。若君亲有疑，则退而求其志，以俟同悟。斯乃佛教之所以重资生，助王化于治道者也”（《镡津文集》卷二）。就连主张万物为假为空的僧肇，其根本精神并不主张脱离社会、远离俗世，他在《不真空论》中说：“圣人乘真心而理顺，则无滞而不通；审一气以观化，故所遇而顺适。”可见，儒学人世精神确实被融入佛教思想中。
其次，从宋代以来，佛教从一般地提倡普度众生，转向了实实在在地忠君爱国孝亲，依附儒学的基本理论。他提出佛教依附王法，参与辅助王政。北宋著名的僧人契嵩说：“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镡津文集》卷一）智圆提出儒释“共为表里”，即“修身以儒，治心以释”。虽说忠孝观念一直是儒学所强调的，然而，在宋代，忠孝仁义成为佛教的新教义。可以说，从宋代开始，佛教的伦理观在儒学的影响下，已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内容。这主要是佛教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认可现世的规范，而不能与现世为敌，而是必须吸收借鉴儒学。直到近现代，这些原则都没有变化。
儒学主要思想范文2
关键词：儒学经典 阅读 青少年素质
从西汉起，儒学就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主干，它不仅仅是中国政治的指导方向，也是中国人在生活方面的主要行动指南，可以称之为中国文化的标签。学校为教书育人之地，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还在形成之时的幼儿、青少年的聚集地，因此，学校是儒学教育的主要阵地。
青少年是我们国家未来的希望，他们正处在接收知识的重要阶段，是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此时，他们有旺盛的好奇心，对自己以及整个世界都充满了“为什么”，阅读则成为青少年获取学习能力、促进自我成长的最佳途径。由此，青少年的阅读兴趣应该在这个阶段培养起来，这个时期是每个人培养阅读习惯最好的开端。 所以，对于青少年的阅读推广活动以及把青少年阅读推广活动作为全民阅读的基础，是许多国家十分重视的教育培养项目。
当前青少年素质教育文本存在着内容过杂的问题。青少年的素质有两部分组成，一是对本专业知识的完整习得，二是独立人格的养成和对社会规范的自觉遵守。青少年是中国未来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过程中，青少年能否胜任崭新而艰巨的时代命题，一是取决于基础专业知识的习得是否符合时代风潮，此为提出的“自然知识”。二是取决于能否养成对社会规范的主动自觉的遵守的心理习惯，变成现代意义上的合格的公民，此为提出的“规范知识”。关于第一类知R的学习，多由理工农医等学科的课程教学完成，关于第二类知识的习得，多有文史哲学科的课程教学完成。本文针对的就是第二类知识的习得。关于第二类知识的习得，也就是“规范知识”的学习，目前一直处于弱势。这主要体现在课程设置，内容选定、教学方式等诸多方面，其中“内容选定”方面是最为核心的问题。
齐鲁大地作为中国传统儒学的最重要的历史源头，其在中国思想史的贡献是其他学术所无法替代的。然而，上个世纪初至20年代70年代末，儒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其中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是，儒学是压抑人性的学术，儒学是配合封建制度的学术，儒学是“落后”、“封建”的代名词。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热的兴起，学者开始反思传统儒学的合理性内核。儒学对个体的人格塑造起到了积极作用，关键在于如何让古老的学术思想在新时期重新焕发生机活力。 美国教育家赫钦斯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阅读过本民族的任何经典名著， 就不能称得上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但在文化产业、信息产业发展较迅速的今天，青少年的图书阅读量有着明显下降的趋势，并且传统经典的阅读也正受到冲击。
一.儒学经典在青少年素养塑造中的着力点
传统儒学的在人格养成方面有两个着力点，一是养成独立的人格，二是追求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和谐，这两点对于当下青少年的素质养成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儒学对独立人格的养成有其产生特定的历史语境与特征。宋代朱熹指出“自上古圣神至周公是‘道统’的时代，其最显著的特征为内圣与外王合而为一。在这个阶段中，在位的圣君贤相既已将‘道’付诸实行，则自然不需要另有一群人出来，专门讲求‘道学’了。周公以后，内圣与外王已分裂为二，历史进入另一阶段，这便是孔子开创的‘道学’的时代。”由于传统学者掌握着儒学经典的诠释权，却没有实际的政治权利，这就剥离了知识分子与政权的关系。一方面，这使知识分子不得不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帝王的统治秩序，另一方面也赋予了知识分子一定的自由选择权利。职此之故，中国儒学在独立人格的养成方面有自己深刻的研究。中国儒学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所追求的境界是“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讲求内外兼修。
儒学的第二个着力点是追求个体与外部世界的和谐。儒学追求“礼”，但“礼”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个体之上，而是个体的内在的自觉的要求。指出：“所谓礼治就是对传统规则的服膺。生活各方面，人和人的关系，都有着一定的规则。行为者对于这些规则从小就熟习，不问理由而认为是当然的。长期的教育已把外在的规则化成为内在的习惯。维持礼俗的力量不在身外的权力，而是在内在的良心。”由于中国目前处于重大变革的关键时期，青少年对外界环境的适应直接决定着他们能否适应社会。由于传统教育的长期缺席，青少年尚无法在外界社会中找到自处之道；因此，传统儒学经典的阅读与欣赏将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
二.古为今用与内容选择、诠释
21世纪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人们迫切需要新的人文精神，同样需要经典精神的召唤。因此，人文知识类课程应以人类的各种经典为主体内容和基本载体来设计。
儒家思想具有独特的优势。首先，儒家思想是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是在肯定传统基础上的不断更新。其次，儒家思想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它不仅继承了历史留下来的优秀文化，而且还吸收了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最后，儒家思想展现了自强、自立、自信的优秀品格。
毋庸置疑，儒学经典经历了近三千年的发展，里面肯定包含着与当下时代特征不合拍的内容，这是我们在选择内容范围时必须谨慎有加。既不要全盘接收，也不能全部放弃，只能择取最适合当代时代特征的经典文本。《论语》《孟子》《周易》《礼记》等哲学色彩浓厚的文本由于具备超越具体时代的特征，可以很容易地实现与当代社会的对接。《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涵咏性情，养成完美人格等方面往往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在儒学经典的诠释方面，应该采取新时期以来的最新阐释，而放弃经学时代的传统解读。
三.儒学经典现代意义的生成
中国儒学从未中断，故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也带有大量特定时代的思维方式和结论。儒学经典如何服务于当代社会，最为关键的是找到儒学经典现代意义的生成方式和内在机制。儒学经典现代意义的生成取决于经典对人性的尊重、秩序的遵守、对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和谐关系的追求。国学经典教育含有人性的内容，可以熏陶人，感染人，做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所以国民教育需要以国学经典教育为核心，贯穿人生整个过程。教育将人作为对象，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而人文教育就是为了提升人性境界，塑造理想人格，以及促进人的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同步实现。而人文教育必定需要以古人圣贤所总结的国学经典为基础，通过对个体进行国学经典教育，将国学中的道德精神内化为个人的道德品质。国学教育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必须使受教育者掌握国学的精华，最终将所学经典道德思想外化于行，从而使整个社会相融共生，自强不息。
国民素质就是要求在人这个基本属性的生命之上，给予合理的培养或营养灌溉，即给予各种社会技能栽培和思想充实，使其能够有自己的无限生命力，并且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而国学经典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的高度浓缩，是先辈们的智慧结晶，其丰富的人文精神对于提高人文素养是其他任何教育内容所难以比拟的。国学经典兼跨德育、智育、美育三大范畴，蕴涵了丰富的道德素养和人文教育内容，因此⒐学经典运用到国民教育，使国学经典中的人文精神深入人心，从而以提升国民素质，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不竭动力。
四.纸质文献阅读与现代移动终端的结合
纸质文献与现代移动终端是当下两种最为流行的传播载体，但青少年对纸质文献鲜有兴趣，对移动终端却情有独钟。两种不同性质的传播载体各具特色，当代的儒学教育要将两者结合，尤其要针对当代青少年的阅读心理加强对移动终端的管理。由于学生课业负担较重，他们接触儒学经典的机会通常仅是靠教材中选取的一些内容以及历史书中的介绍。编写语文教材时所选取的内容主要着眼点在于通过这些经典，使学生们了解到古代的一些语言文字知识和古典文学常识，重点在于知识性的传授。
素质教育因出于对人自身素养提升和完善的关注而进一步关注到知识层面，但提高人文素质是任重而道远的。从浩如烟海的儒学典籍中选择既契合青少年阅读心理，又要符合时代精神的具体篇目。长期以来，国人对儒学典籍的解读多带着有色眼镜；现在随着国学热的升温，对传统典籍重新解读，既要立足元典、言之有据；又要有的放矢，恰如其分地契合时代思想的要求。既要符合时代精神，又要避免郢书燕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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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新儒学是自五四时期形成的中国现代学术思想的发展方向之一，以融会中西学术思想为基本特征，以发展人类精神文明为根本宗旨。它一方面面向世界，吸纳、理解、转化包括在内的西方各种学术思想，一方面基于时代的要求，反省、充实、推进传统的儒家思想，使儒学在现代获得新的表达方式。
转机：对五四时期批孔思潮的反弹
现代新儒学之所以发端于五四时期，同当时已经形成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新式知识分子队伍有密切的关系。自从以来，先进的中国人抱着“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心态，有意无意地把西学理想化，将其看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他们常常把中学与西学对立起来，把中学等同于旧学，把西学等同于新学，对儒家思想缺少应有的同情。之所以如此，同他们尚未形成独立的思考能力有关。
到五四时期，这种情况有了变化。新式知识分子队伍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有很大的改观。从人数上看，一大批留学欧美和日本的学人回国，从中国自己办的新式学校中也走出数量可观的毕业生。从质量上看，有一批在欧美取得高学历的学人回到祖国。他们对西方文化了解得比较深，发现西方文化并非尽善尽美，也存在诸多弊端。特别是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人们对这种弊端看得更为清楚，逐步破除了对西方文化的迷信，形成独立思考的能力，开始重新思考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重新看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新学与旧学的关系，重新审视固有文化的价值。于是，从新式知识分子的群体中，涌现出第一代现代新儒家，他们就是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人。继他们之后，又出现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等港台新儒家。
在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关注的焦点已由传统社会形态的“破坏”转向现代社会形态的“建设”。在以前，先进中国人关注的焦点是传统社会形态的“破坏”，致力于清王朝的斗争。以后，，废除了统治中国数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破坏”的目的应该说基本达到，可是中国的社会状况非但没有改变，反而趋于恶化。打倒了一个清廷小皇帝，冒出了数十个土皇帝，军阀争战，接连不断。“无量黄金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残酷的现实告诉人们：仅有“破坏”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着眼于“建设”。“建设”既包括经济建设、制度建设，也包括社会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经济建设和制度建设可以借鉴西方成功的经验，至于社会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国人则不能从西方找到良方，必须进行独立的探索。现代新儒家可以说是在这方面的探索者。
现代新儒学思潮是对五四时期批孔思潮的反弹。从新式知识分子队伍中走出来的现代新儒家，认同科学与民主的价值，反对封建主义，接纳现代性，有别于守旧派。他们拒斥全盘西化论，能够摆脱激进情绪的困扰，以理性的眼光和同情的态度看待儒学的价值，努力推动儒学的现代转化，有别于激进派。在提升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方面，他们是有贡献的。
外境：西方思想界出现价值迷失感
现代新儒学的出现，同世界性文化批判思潮也有密切的关系。自近代以来，中国哲学走向世界，世界哲学走入中国。我们考察现代新儒学，既要看到它兴起的国内背景，也要看到它的国际背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更加表面化、尖锐化，这暴露出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弱点，于是形成世界性的文化批判思潮。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用“没落”一词形容当时西方人的思想状态。梁启超考察欧洲之后，在《欧游心影录》中作了这样的报导：“全社会人心都陷入怀疑沉闷畏惧之中，好像失去了罗盘的海船遇着风、遇着雾，不知前途怎样是好。”西方现代文明的一大问题就是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严重失衡。在现代西方思想界，批评主义的声音越来越强，呈现出人本主义思潮抬头的趋势。
中国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大都把西方看成可以学习的“老师”，听到的只有赞扬西方现代文明的声音，而听不到批判的声音。梁启超把批判的声音传递到中国，自然会引起极大的震动，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重新审视中国固有文化的价值。西方思想界中出现的价值迷失感，使以价值理性为中心的儒学获得发展的契机。现代新儒家从非理性主义、人本主义思潮寻找现代转化的资源，创立出儒学的新形态。
内因：儒学有实行现代转换的可能性
形成现代新儒学思潮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儒学确实有实行现代转换的可能性，能够成为中国精神文明建设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
儒学作为中国文化的主干，既有时代性的一面，也有民族性的一面。因其有时代性，传统儒学作为农业社会的产物，不能不表现出历史的局限性，甚至被帝王用来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五四时期的倡导者们发起对传统儒学的批判，其实并不是对儒学的全盘否定，而是把矛头指向传统儒学的历史局限性。把“孔子之本身”同“孔子之偶像”区分开来，明确表示只抨击后者，而不是前者。五四时期对传统儒学的历史局限性的批判，贡献在于突显出儒学实行现代转换的必要性。
由于儒学有时代性的一面，必须清除历史灰尘，适应新时代要求不断作出新的诠释，从而促使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形成。由于儒学有民族性的一面，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共识，如何发掘儒学体现时代精神的正面价值，将是一个恒久的课题。从这个角度看，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出现也是必然的。
从哲学的意义上看，任何社会组织必须有一套全体社会成员达成基本共识的主流价值观念和伦理规范，这是每个民族所必不可少的文化共识。这种文化共识可以采用宗教的形式来表达，也可以采用非宗教的形式来表达。儒学有效地组织社会、安顿人生，已形成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具有强盛的生命力。儒学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并不会因的冲击而终结。如何把握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原则，克服传统儒学的局限性，走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误区，摆脱“左”的偏见，重估儒学的价值，开发儒学资源，培育适应时代精神的中华民族精神，将是我们的一项重要的理论任务。
走向：多重向度进一步发展的态势
“现代新儒学”是指社会思想动向，其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曾遇到种种困难，但毕竟延续到今天，并且仍然保持着向多重向度进一步发展的态势。 “现代新儒学”正在参与创造历史，已经进入“后新儒家”阶段，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
儒学主要思想范文4
关键词:儒;儒学;仁爱;和;义
中图分类号:F20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17-0187-03
一、基本概念的界定
1.“儒”的概念界定
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人们经常使用“儒学”、“儒家”之类术语。但是,对于“儒”的涵义却存在争论。探讨儒学基本理念首先应对“儒”的涵义进行界定,笔者认为,“儒”是指从事礼仪教化的士大夫阶层。
关于“儒”的涵义历来有两种争论:一种观点认为,“儒”是指一种职业[1]。早在儒学创立之前就存在儒。在殷商时期,“儒”可能主要是为贵族举办祭祀等礼仪时的相礼。《周礼・天官・大宰》云:“以九两系邦国之民……四曰儒,以道其民”。郑玄注:“儒,诸侯保化有六艺以教民者。”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儒的解释是:“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古代的儒,在祭祀、相礼等行为中常常斋戒沐浴,即认为原始的儒字作“需”或“濡”。《礼记・儒行》说:“儒有澡身而浴德”。段玉裁注曰:“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西周时期注重教化,“儒”成为隶属于司徒之官的教官,以“六艺”为教。等到周天子衰微之后,“儒”的职业地位下降,仍以相礼和传授“六艺”知识作为谋生之道。
另一种观点认为:儒字从人,说明它必定属人,是一种人[2]。在《说儒》中认为,儒是指一种穿戴古衣冠,外貌表示文弱迂缓的人,本是殷民族的教士,在春秋时代成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教师,他们的职业是治丧、相礼、教学,还从事其他的宗教职务。郭沫若在《驳〈说儒〉》中否定了的观点,认为儒本来是“邹鲁之缙绅先生”们的专号,包括一种高等游民――小人儒和暴发户豢养的食客――君子儒。
先生在《论师儒》中阐述了由士大夫阶层组成的“师儒”,用道统来驾驭或影响皇权,以规范牢笼现实[3]。费老所阐释的“师儒”是由在野的士大夫阶层组成,他们克守并倡导儒家学说,倡导的礼仪规范和秩序对中国基层社会实行现实的统治,并以宗亲关系影响朝廷。《论语・雍也》载:“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是唯一仅见的孔子言“儒”。孔子这句话应当如何理解呢?从子夏后来设教西河可以看出,孔子的意思是要子夏给君子做儒,莫给小人做儒。“君子”、“小人”以社会地位区分,分别指贵族和劳动者。“为”为训教,“儒”指师儒。可见,费先生对“儒”的理解比较符合孔子“儒”的原义。孔子言“儒”,其本义是以“仁”、“义”、“忠”、“信”、“孝”、“悌”、“礼”、“智”等思想教人,讲究礼乐,崇尚礼仪。
2.“儒学”范围的界定
本文阐释的“儒学”是指自孔子创立儒家学派起传承至今的儒家学说。新儒学属于本文阐释的儒学范围。儒学在中国历史的发展演进过程中曾经遇到两次大的外部冲击:第一次是在汉魏时期。西汉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被确定为官方正统思想。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西域文化进入中原。儒家学说碰到了印度佛教文化的进入和挑战,加上本土生长的道教学说的存在,儒佛道的斗争贯穿了南北朝以及隋唐时代。因为儒学思想适宜于小农宗法社会结构的伦理道德学说,有一套适应于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政治理论,因此,儒学的主体性并未丧失。
儒学的衰落及其主体性地位的丧失,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侵略扩张以及近代中国在20世纪的衰落这一历史进程。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儒学赖以存在的小农宗法社会日益解体,以儒学作为统治思想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日益无力维护封建统治,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儒家学说在中国逐渐成为支流文化。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其实是想借助新公羊学来推动政治改良,改铸儒家学说。的失败,使先进的中国人完全丧失了“儒学救国”的信心,转而到西方或俄国寻找拯救中国的真理。究其原因,是中国传统帝制宗法社会的崩溃,使得儒学不再成为官方正统学说,不再享有官方特权。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建立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农业文明中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并且随着国外资本主义的入侵,儒学所倡导的“亲亲”和“等级”被资本主义文明所宣扬的民主和自由取代。但是,儒学的衰落并不意味着儒学的消亡,儒学中衰落的只是它陈腐僵化的部分,而使它的合理内核突显出来。
二、儒学的基本理念
从“儒”的存在到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被确立为正统思想到中国近现代儒学的复兴,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绵延数千年而不绝于耳。在数千年的演进过程中,儒家传统文化还向国外辐射,以日本、韩国、新加坡为典型,在东亚形成了“儒家文化圈”。那么,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什么?笔者认为,“仁爱”、“和”、“义”是儒学的基本理念。
1.儒学基本理念的核心:“仁爱”思想
“仁爱”思想是儒学基本理念的核心思想,也是传统儒学的核心范畴。孔子的“仁”的概念从一开始就表明了人是通过爱别人发生联系的。《论语・颜渊》有:“仁者,爱人。”孔子认为“仁爱”是一个人自身应当具备的美好品德。这些品德包括:“恭”、“宽”、“信”、“敏”、“勇”、“惠”、“智”、“孝”、“义”、“礼”。其中与“仁”紧密结合的“义”、“礼”、“智”能够说明“仁”的内容。关于“义”,孔子没有直接给出定义,他只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孟子认为,“仁”和“义”是不可区别的,因此,他说:“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孟子・尽心》)其实“义”还是别于“仁”,“仁”一般是从抽象意义上表达人的和睦关系,“义”则是在家庭血缘关系以外作为人际关系处置的原则。因此,孟子说:“亲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但“仁”、“义”是通过社会上的礼加以制度化的,“礼”的功能在于使人们的社会关系有序化,《礼记・曲礼》明确地表达了这个含义:“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约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是以君子恭敬节退让以明礼。”但这些人际关系又是以“智”为基础的,因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遇;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可见,一个以“仁”和“义”为实质,以“礼”的形式制度化,并有“智”为联系的和谐社会就是充满“仁爱”的社会,也是儒学正义所理想的社会。
2.儒学基本理念的精髓:“和”的思想
“和”的思想最能体现儒学正义理念的精髓。儒学正义观念中“和”的观念内容极为丰富。孔子说过:“和无寡”(《论语・季氏》),即一个国家的强弱,决定性的因素不是人口的多少,而是君臣、军民关系的和谐。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荀子也说:“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和”是事物各个成分之间的有机联系,万物都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荀子也说,万物就是在这样的和谐的秩序中产生、发育的。“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事物就在对立中达到协调并保持统一[4]。可见,“和”的思想孕育的世间万物都是遵循一定的规律科学发展,并且这种发展是有利于人的发展。
3.儒学基本理念的基础:“义”的思想
“义”是传统儒学正义的思想基础,表现为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孔子认为,在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时,“君子义以为上”(《阳货》)。“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论语・里仁》)在甲骨文中,“义”的繁体为“”。“”字由“羊”和“我”二字会意而成。古人以“羊”为聪明正直、公忠无私、极有理智的动物。“我”字本指一种戈形兵器,后来假借第一人称代词。因此,古代的“义”应是:以“我”的力量来捍卫正直公平、善良美好的事物及其所代表的价值[5]。古代的思想家多解释为“宜”。如《礼记・中庸》就说:“义,宜也。”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过不谋其功”。这里的“宜”或“谊”应该是指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合乎公认的社会道德准则。然而,孔子说“义”并不反对“利”。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欲也。”(《论语・里仁》)可见,他明确肯定了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孟子更将“义”上升到“仁政”的高度。他从“无恒产则无恒心”这一基本立场出发,主张统治者要给民以利,“治民之产”。
三、儒学基本理念的演变进程
儒学基本理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春秋战国时期,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子仁。”(《论语・学而》)可见,孔子提出的仁爱不同于墨家的“兼爱”,是由“亲亲”到“爱众”,有一定的心理基础和等级次序。到了宋明时期,儒家的“仁爱”由爱人转到了“仁学”。在《尚书》、《诗经》、《国语》等文献中,“和”这一名词以及相关思想已经出现。但“和”的思想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期的天命观。到了西周,周公提出的“以德配天”思想,体现了人与上天的和谐。《论语・学而》有“礼之用,和为贵。”在这里“和”是一种体现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伦理原则。“和无寡”说明了“和”作为一种策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孟子则把“和”的思想用于其“仁政”的理想抱负之中,并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到了西汉董仲舒时期,“和”的思想表现为他的“天人和一”思想,有利于限制封建统治阶级滥用权力。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佛教的传入,道教的兴起,儒学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此时,儒学传统理念中的“和”的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到了宋元明清时,“和”的思想表现为“理”。朱熹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理”和“气”构成的,“理”是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同时,也是世界的本源。他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朱子语类》卷一)
儒学正义中的“义”与“利”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在孔子之前,子产就论述了义利关系。他认为,义利应当等同。晏婴则认为,以义限利是指导人们行为的准则。孔子则主张“见利思义”、“以义生利”。但是,孔子的义利观属于义主利从论,所以,他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了西汉中期,大儒董仲舒从天命论观点出发指出天生义利,“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春秋繁露》)他在对待义利问题上还有重利轻义的特点,他说:“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关于义利争辩到了宋元明清时代更加激烈。程颢提出了“义利分辨论”,他说:“大凡出义而入利,出利而入义。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一)程颐提出了“义利公私论”。他说:“义与利,只是个公与私也。”到了朱熹那里,他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文公文集》卷24)他认为,义利可以统一,“义未偿不利”,他主张“以义制利”。到了近代,中国的义利观发生了明显的转变,由重义到重利,最后,实现了义利观的转变即“利决定义”。龚自珍、魏源等肯定个体私利,如洋务派兴办军用民用企业,在“兴利”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维新运动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以西方功利主义大师边沁、穆勒的学说为旗帜,推崇功利,强调利决定义,这是中国传统儒家正义理念中的“义”的思想走向近代的转折点。
儒学基本理念对中国历史的进程和民族性格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学实有两大传统:一为心性儒学传统,即内圣之学;一为政治儒学传统,即外王之学。在儒学的发展中,这两大传统本是各尽其用,相辅相成,共同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形成了所谓内圣外王之学[6]。一方面,儒学重视人伦以及追求崇高人生境界的价值取向,这有助于引导人们认识自身的内在价值,从我做起,修身养性,立人,达人,推己及人,使人们真正生活在仁爱的环境氛围中;一方面,儒学基本理念中的“仁爱”和“义”的思想可以用泛爱化解仇恨,用“和”处解决争端,用沟通打破隔膜,使人类抛开利益彼此关心,树立共赢理念,学会理解和尊重别人,学会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和平共处,睦邻友好。
儒学主要思想范文5
儒学作为一种文化曾以强势的道德意识及政治理想成为贯穿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价值观，成为传统中国人立身处世的原则和规范，时至今日，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儒学还有存在价值吗？因为一百年来，中国受西方功利主义的影响，功利主义盛行，在某些中国人的心中，功利主义已占了上风。功利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功用至上”，一切问题都从“功用”上思考、评价才认为合理，“功用”成了人们思考评判所有事物的最高标准，现在某些中国人已经不会像古代的中国人那样从道德、良知、天理等角度思考评判事物了。在这样的思想背后下，某些中国人认为儒学已经没有用了，应该像出土文物一样成为博物馆中的陈列品，最多只供专门的研究人员研究。然而，儒学果真在当今中国没有用了吗？儒学果真是文字古化石或出土文物吗？儒学果真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儒学在当今中国仍有存在价值，因为儒家传统的价值意识依然主导并决定着中国人群的道德信念与家庭伦理。
一、儒家哲学的基本观点
简单地概括，儒学应包含丰富的人生哲学与道德哲学，其要旨是对人关照，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探究，是对人的终极关怀。
儒学的核心概念是“仁”，孔子教导“为仁”的原理；孟子则提出“养浩然之气”、“求放心”、“尽心”的功夫论；荀子提出“化性起伪”；《大学》中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纲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德目；《中庸》中的“诚之者人之道也”、“慎独”的哲学；周敦颐的“主静立人极”功夫；张横渠的“存天理去人欲”；程颢的“识仁”、“体贴天理”；程颐的“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朱熹的“格物致知”、“穷理尽性”；陆象山的“立其心之大者”；王阳明的“致良知”；刘蕺山的“慎独”与“诚意”等。不论这些儒家学者试图透过何种相近或相异的概念范畴或思想体系，对于人类自我修养及超越的可能提出各种设计，他们共同承认并以此种共识为基础而发展其本身思想的观点，即透过这些人类自身由内而外的功夫修养，追求并达致儒家的社会政治体制与文化理想。
儒家哲学最重视社会哲学，因为成就一个现世的人类的理想社会是儒家最原始的关怀，为了设计与建立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孔、孟、荀等人可说不断提出各项有关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或伦理的观点的思想家，同时这正说明何以社会哲学才是儒家思想起步的主要重心，即就儒学传统的整体来说，儒家哲学的进路是社会哲学的。儒家的社会哲学内容条理清晰，《大学》八条目是最具体的代表，《礼记》中的《礼运大同篇》是重要的社会哲学著作；周公制礼作乐与孔、孟、荀三人提出的许多政治制度与施政原则，如行仁政、不重敛赋、礼乐化民等，都是儒家思想传统中极具代表性的观点。另外，表现在汉代经学思想中的儒家思想是以儒家经典为根据而设计出来的社会体制之学。同时，为建立理想的社会文化，家庭间的伦理关系更是关键要目，因此孝道是《论语》中孔子以之为一切德性的根本德性者。最后，《易经》哲学中借由《易传》注解之作而建立了儒家价值本位的情境伦理学，即针对各种伦理冲突情境的知识解析提出进退智慧，从而作为儒者处世应世的操作知识根据。
二、当今社会儒学作用之所在
1.利用儒学重构现代社会道德
当今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之一，就是呈加速扩大趋势的非道德化倾向。许多传统道德体系被玩忽、蔑弃、破坏甚至解构，政令和法律被迫切入道德领域，以管制和刑罚代替教化。更严重的是，以政法代道德导致更多的人愈淡漠甚至丧失自律意识，一度令政法管制束手无策。其后果是人性的扭曲以致丧失，从而使公共秩序败坏，社会生活失范。可以说某些中国人的社会道德已经开始崩溃，很多中国人已经不知道按照什么样的道德标准实施自己的行为，即出现了孔子所说的“无所措手足”的状况，出现了“礼崩乐坏，学绝道丧”的局面。如何解决现代社会道德滑坡现象？“重构道德”成为当今社会十分关切的话题之一。在重建道德、特别是自律而非他律道德方面，儒学拥有无比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典范。儒学的基本特征就是把道德放在治理社会与国家的首位，儒学在本质上就是道德之学，追求一个道德的社会就是儒学的实践目标。
儒学对人性的基本认识是“仁、义、礼、智、信”，这是人类普遍永恒的道德，儒家清醒地了解到人的与物质生活相互作用可能对其道德意识发生的负面影响，因而汲汲于提倡修养工夫，发明道德本心，使之“惺惺不寐”；追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非“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政教方式，内外夹持，养护人的德性。人性规定了儒学做人的原则和为之奋斗的目标。儒学永远不是道德说教者，首先是道德实践者，他们以知行合一的方式实现自己的道德人格，以自己的道德人格证明自己的道德教言。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历史上的儒学都努力在社会中实现“仁、义、礼、智、信”这人世间永远不变的常理常道。
儒家用道德来引导、用礼义来规范的论说及实践典范，对于当今人类的道德生活具有非常现实和重要的价值。
2.利用儒学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以儒家文化为思想资源，有现实基础。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吸取和继承了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思想文化的某些精华，从而丰富了学说的内容，并使之取得“中国化”的形态。因此，中国化过程中对儒家思想的吸收，青年群体对儒家文化的认同，足以表明儒家思想作为当代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是活着的思想。就此而言，儒家思想必将在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在精神气质上把一个民族与另一个民族区别开来。因此，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根本特征，或者说自性特质。民族精神不是今天才有，而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文化演变中逐渐形成并定型的，所以，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的产物，是一个民族历史文化特质的体现。在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交往的过程中，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核心内容，是一个民族文化身份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身份标志。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民族精神，就不会有民族自我认同的内聚力，就没有确定的文化身份与其他民族交往，就会处在“无所适从的精神分裂状态”。从历史上来看，民族精神体现在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具体体现在一个民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说中，如美利坚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在基督新教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俄罗斯民族的民族精神体现在东正教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而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则体现在儒家文化及其思想学说中，即体现在儒学中。
但是，百年来，在反传统的浪潮中，从“五四”打倒孔家店到“破四旧”，与传统进行了最彻底的绝裂，儒学首当其冲，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最后导致儒学式微。儒学式微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中华民族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精神，学到的西方文化及西学又不能转化为自己的民族精神，结果中国人灵魂四处飘荡，无所归依。如何解决呢？通过儒学重塑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因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自古以来就体现在儒学中，儒学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最集中的载体。在中国过去的历史中儒学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今后岁月中，儒学必将再度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这是儒学“为生民立命”的历史使命。
3.利用儒学解决现代社会的生态危机问题
当今人类面临的全球生态危机无疑具有普遍性和灾难性。伴随现代化运动狂飙突进的是人类精神的失落和传统社会的解体，特别严重的是地球生态圈经亿万年演化而形成的生态系统的高度破坏。臭氧层空洞、温室气体效应、全球气候变暖、极地冰盖融化、海平面上升，诸如此类因工业化和都市化引起的问题，已非水土流失、河流枯竭、土地沙漠化、空气和水源污染、酸雨等局部性问题可比，真正是全人类的问题，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或消解的问题。
儒学主要思想范文6
摘要：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使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史中最成熟的作品，叙述明代儒学由理学向心学的发展演变，突出学派的传承，及思想家的学说宗旨。进而对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研究对象和方法等基本理论进行了探索，为思想学术史研究建立坚实的基础，并保留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对后世的历史和哲学研究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关键词：《明儒学案》 黄宗羲 思想学术史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又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所著《明儒学案》对中国学术史研究的内容、方法等重要问题进行了初步探索，他关于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认识，在中国思想学术研究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黄宗羲的思想学术史研究理论 思想学术史的研究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明清之际以前，出现了《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不二》、《论六家要旨》、《伊洛渊源录》等论著与资料汇编。其中《庄子·天下篇》就从“道”的分裂来看待学术的发展。它认为远古时期，并无百家之学，只是到了天下大乱的时候，贤圣不明，道德不一，才有“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道术将为天下裂”的现象出现。西汉时期，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也明确指出：“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诸种学术，都有共同的目标，只不过出发点不同，理论的深浅有别。《天下篇》和《论六家要旨》评判当时的各种学术，都是以见道的高下远近为根据。 黄宗羲著《明儒学案》，也认为学术史研究就是要全面反映各种学术体现“道”的曲折过程。他说，“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并举大海与江淮河汉以及泾渭诸水的关系加以说明：“夫道犹海也，江、淮、河、汉以至泾渭蹄踯，莫不昼夜曲折以趋之，其各自为水者，至于海而为一水矣”[1]（《明儒学案·序》，P7）。江淮河汉各支水流虽然各有曲折，但都归趋于海，是海水的组成部分。学术也是如此，虽然各家各派有所不同，但都是道的体现。他认为理想的思想学术史研究应该使关于“道”的所有创见都能得到反映，在“竭其心之万殊”的基础上，使各家各派的学术观点“深浅各得，醇疵互见”[1]（《明儒学案·郑性序》，P1）。 黄宗羲反对用一种观点来评判思想学术史。明代周汝登编撰《圣学宗传》，上自伏羲、神农、黄帝、尧、禹、汤、文、武、周、孔、孟、荀，中经董仲舒、杨雄、王通、韩愈、穆修、胡瑗、周、程、张、邵、朱、陆，终至王学诸子，凡18卷。黄宗羲批评它的主观性太强，“扰金银铜铁为一器”，是以其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他也反对把思想学术史研究简单等同于史料汇编。孙奇在逢康熙五年（1666年）写成《理学宗传》，凡26卷，正传包括周、二程、张、邵、朱、陆、薛（瑄）、王、罗洪先、顾宪成等十一子，其余诸子分别列入汉儒考，隋儒考、唐儒考、宋儒考、元儒考和明儒考，谓备考。又有附录一卷，谓之补遗。黄宗羲批评这一著作，“杂收不复甄别，其批注所及，未必得其要领，而闻见亦陋”[1]（《明儒学案·发凡》，P17）。他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着者为真。凡倚门傍户，依样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之业也”。思想学术史的价值在于充分显示学术的个性。 “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所谓一本而万殊也。以水济水，岂是学问”[1]（《明儒学案·发凡》，P18）。他善于从不同的学说理路中归纳整理出符合学术演变规律的合理因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提炼不同的学说中的内在价值。 《明儒学案》就是根据“一本而万殊”的学术史观，对明学思想的发展历史做了总结。它以时代先后、学派传承为线索，将思想家的传记、学说述评、资料摘录融为一体，力求全面、系统的反映明学思想发展的历史。全书首列《师说》，采选其师刘宗周对明代学术的评论，以示学术渊源，次以崇仁、白沙、河东、三原诸学案，叙述明代学术由理学向心学的过渡，再记以姚江及诸王门学案，着重叙述明代王学的发展与传播，接以止修、泰州、甘泉三学案，叙述王门别派对王学的修正与辩难，并在诸儒学案中兼及程朱学者对陆王心学的批评。最后纪东林诸子和蕺山学案，以东林诸子为程朱学的殿军，以蕺山为王学的殿军，给后学指示儒学发展的路向。按照黄宗羲的论述，明学的发展包括以下过程：1、明初的理学以朱学为其开端，而以崇仁吴与弼、河东薛瑄学派为明代朱学之大宗。两家学术各有特色：崇仁治学主“涵养”，河东治学重“践履”，崇仁门人陈白沙，发挥师说，倡“静中养出端倪”之学，为明代心学之发端。2、明代中期，王守仁继陈献章而起，王学大昌，成为尔后明学之大宗。王学传人，按其所在地区分成六派，而以江右王门为王学之正传。王门六派在传播师说过程中，渐起分化：或倾向于程、朱的“道问学”，或出入于佛、老之间，或主张和会程、朱与陆、王的学术异同。3、及至明末，刘宗周奋起救王门溺禅之弊，以“慎独”之学继承、发扬陆、王“本心之学”，因而成为明代王学之殿军、陆王心学之总结者。在王学的兴起及其发展和演变过程中，有止修、泰州等王门别派对王学的修正，有湛学与王学的辩难，有程、朱学者对陆王心学的批评。还出现了王廷相、吕坤等人的非理学倾向。这些非王学派别对陆王心学的修正、辩难和批评，是明代中后期理学发展的重要内容。 黄宗羲总结明学的发展历史，“道”是他最主要的标准，任何思想学术，只要对“道”的显现有一定创见，都能在他的学案中得到体现。那么，他所谓“道”到底包括哪些主要内容呢? 首先，“道”包括对宇宙本体的认识。什么是宇宙的本体，理学家有不同的看法，张载认为“气”是万物的本体，程、朱认为“天理”是万物的本体，而陆九渊认为“心”是万物的本体。明学的主要创见是，王阳明充分论证了“心”是万物的本体。黄宗羲的老师刘宗周一方面认为“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1]（《明儒学案·蕺山学案语录》，P1520），另一方面又认为天地万物本“无物”，“无物”者，“统于吾心者也”，归根到底，他以“吾心”为宇宙本原。黄宗羲说：“盈天地皆心也”，肯定“心”是宇宙本体，但他的“心”本体说力图包括理学的探索成果。他认为“心”“理”不二，说：“天地万物之理，不外于腔子里，故见心之广大”[1]（《明儒学案·文简湛甘泉先生若水》，P877），天地万物之理俱在我心的认识范围之内。“后之学者错会前贤之意，以为此理悬空于天地万物之间，吾从而穷之，不几于义外乎？此处一差，则万殊不能归一”[1]（《明儒学案·序》，P7）。如果认为“理”是先验的，超越于天地之外、万物之上，那样去格物穷理，就是本末倒置，事倍而功半。“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1]（《明儒学案·黄梨洲先生原序》，P9）。他又特别重视气，认为理气合一：“宇宙间一气也。即使天地混沌，人物消尽，只一空虚，亦属气耳”[1]（《明儒学案·太常王塘南先生时槐》，P469）。“天地之间只有气，更无理，所谓理者，以气自有条理故立此名耳”[1]（《明儒学案·肃敏王竣川先生廷相》，P1175）。气为天地万物之本，理是气运动变化的规律。“理气之名由人而造，自其浮沉升降者而言，则谓之气；自其浮沉升降不失其则者言，则谓之理。盖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也”[1]（《明儒学案·学正曹月川先生端》，P1064）。黄宗羲甚至说，理学、气学之名只是人们通过不同方式、角度认知“道”的不同，它们都统一于“心”。 其次，“道”包括对人类特性的认识。黄宗羲坚持性善论，“当恻隐处自恻隐，当羞恶处自羞恶，当恭敬处自恭敬，当是非处自是非，千头万绪，轇轕纷纭，历然不昧者，是所谓性也。……性是天地万物之理，公也，心是一己所有，私也”[1]（《明儒学案·文庄罗整菴先生钦顺》，P1109）。他认为对人而言，变者为心，不变者为性，因为“气之流行，不能无过不及，故人之所禀，不能无偏。气质虽偏，而中正者未尝不在也”[1]（《明儒学案·太仆吕巾石先生怀》，P912）。所以“儒者之道，从至变之中，以得其不变者，而后心与理一。……性无不善，心则动静感应，不一其端而真妄杂焉”[1]（《明儒学案·文敬胡敬斋先生居仁》，P30）。 再次，“道”包括人生体道方式的认识。黄宗羲的哲学可以说是一种实践的哲学。他解释阳明的“致良知”说“致字即是行字”[1]（《明儒学案·姚江学案》，P179）。认为阳明“‘致良知’一语发自晚年，未及与学者深究其旨，后来门下多以意见搀和，……非复立言之本意”[1]（《明儒学案·姚江学案》，P180）。在《明儒学案》中，黄宗羲对王阳明的“四句教”进行了讨论，他认为王阳明讲“无善无恶者，无善念恶念耳，非谓性无善恶也，……为好善恶恶者，天命自然，炯然不昧者，知也，性也。阳明于此，加一良字，正言性善也……良知是本体，天之道也；格物是工夫，人之道也”[1]（《明儒学案·东林学案》，P1379）。关于“四无”与“四有”之辨的重新诠释，反映了他在这类虚实问题上避虚就实的基本看法。 黄宗羲评判思想学术史对“道”本依据的实践，反映出他“和而不同”的哲学史观与“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哲学体验。
二 黄宗羲研究中国思想学术史的方法 黄宗羲《明儒学案》研究中国思想学术史的主要方法表现为： 第一，他对史料非常重视，《明儒学案》的资料都是直接由原著中提炼出来。“每见钞先儒语录者，荟撮数条，不知去取之意谓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尝透露，如何见其学术？是编皆从全集纂要钩玄，未尝袭前人之旧本也”[1]（《明儒学案·发凡》，P17）。 第二，他指出对思想家思想的研究应该抓住思想家的宗旨，把握思想家思想体系的核心部分。“学者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由张骞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1]（《明儒学案·发凡》，P17）。他认为“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入门处，天下之义理无穷，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约之使其在我”[1]（《明儒学案·发凡》，P17）。通过对明学中主要表现为心性、理气、性情之辨，气质与义理之性之辨，本体与工夫之辨等等问题的讨论，黄宗羲对明代思想家的学说宗旨进行了提炼，至今对于我们理解明儒的思想仍具参考价值。如白沙主“静”，河东主“敬”，阳明宗旨“致良知”，甘泉宗旨“随处体认天理”，蕺山“慎独”等。 第三，他重视学派在思想学术史研究中的地位。黄宗羲网罗明代众多理学家，为之分别学派，为每一学派立一学案，学案前几乎都有序言，以说明该学派的盛衰传递。他论崇仁学派吴与弼“其相传一脉，虽一斋、庄渠稍为转手，终不敢离此矩镬也。白沙出其门，然自叙所得，不关聘君，当为别派”[1]（《明儒学案·崇仁学案一》，P14），清晰的说明崇仁学派的思想脉络，又厘清了与白沙学派的关系。他认为“有明之学，自白沙始入精微”，而“无姚江，则古来之学脉绝矣”，寥寥数语，勾勒出当时的学术发展大势。又论姚江、甘泉“各立宗旨，湛氏门人，虽不及王氏之盛，然当时学于湛者，或卒业于王，学于王者，或卒业于湛，亦犹朱陆之门下，遞相出入也。其后源远流长，王氏之外，名湛氏学者，至今不绝”[1]（《明儒学案·甘泉学案一》，P876），道出了王学与湛学密切联系。学派分析为剖析明代儒学源流、思想演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第四、他重视思想家生平行事的考察，力求真实的体现学者的全人格。黄宗羲重视分析思想家们的思想与行为是否一致，他认为只有言行一致的思想才是真正代表思想家认识境界的思想，否则，不管多么高深玄妙，终究是“虚弄精魂”。这样就不得不对关系学者生平节义出处的一些史料加以仔细辨明，如吴与弼讼弟并为权臣石亨作跋、薛瑄与太监王振的关系、追还有疾生员廪米、陈献章与太监梁方的关系等等，黄宗羲多设身处地，加以辩辟。全书无处不体现出他对真儒者、真儒学的理解。他所理想的儒者，一方面博学慎思，“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2]（《鲒埼亭文集选注·黄梨洲先生神道碑》，P99），另一方面，又能经世致用，他表彰东林诸子等讲学清议、抨击弊政的行为，和“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1]（《明儒学案·东林学案一》p1375）的风范。钱穆说他“欲冶文苑、儒林、道学于一炉，重复古者儒之大全”，并且“欲推学术事功而一之”[3]（《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P32），这其实也是晚明学者共同的思想趋向。《明儒学案》不为颜山农、何心隐、李卓吾等人立学案，就是因为他们的学术或入于禅，或“一变而为（张）仪、（苏）秦之学矣”，已经“复非名教所能羁络矣”[1]（《明儒学案·泰州学案一》，P703），言行不能统一。 黄宗羲的学术史研究方法论与他的哲学思想和学术史观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这使他的著作更加成熟、完善，较前人的研究具有更坚实的理论基础，为中国传统思想学术史研究做出重大突破，不仅给后人留下大量研究明代思想史的翔实资料，也为中国思想史学科理论建设打下良好基础。
三 黄宗羲思想学术史研究的影响 黄宗羲关于思想学术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为后来的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者所继承和发展。章学诚也曾对黄宗羲的思想学术史研究有所评价，说黄宗羲的思想学术史研究有浓郁的“言性命者，必究于史”[4]（《文史通义·浙东学术》，P523）的风格：“梨洲黄氏出蕺山刘氏之门，而开万氏兄弟经史之学，以至全氏祖望辈尚存其意。”黄宗羲试图把思想置于“历史”中加以解释，这种“历史”意识启示后人从历史发展演变的角度看待思想学术。后来的全祖望《宋元学案》就是秉承其意，再有《清学案小识》、《清儒学案》等继起之作，虽然在理论深度和广度上有所不及，但实际上刺激推动了近代学术史研究的兴盛。 当然，《明儒学案》中体现的黄宗羲的学术史观也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他将学术史研究局限于儒学范围内，不能从更加宽广的视野中客观的看待佛教、道教思想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地位，对学术史研究领域中文明交往和文化融合问题的认识不够深入，这也给后来的思想学术史研究留下了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20世纪初年，中国的学者们试图对中国传统学术的“道”这一核心范畴做出新的解说。他们认为，要明确中国思想学术的研究内容，首先应该抛弃传统的道统观念，用平等的眼光来看待诸子百家之学，只要是在学术史上确有创见的思想学术，都应在学术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其次应参考西方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原理来分析传统学术，对中国思想学术史的创见做出有条理的解释。 1918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认为，如果要对中国学术史的史料做贯通性的整理，就“不可不借别系的哲学，作一种解释演述的工具”[5]（《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大纲·导言》，P28）。他参照西方哲学观念，将哲学学问分为六个部分：讨论天地万物怎样来的宇宙论，讨论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的名学与知识论，讨论人生在世如何行为的人生哲学（又叫伦理学），讨论怎样才能使人有知识、有思想、行善去恶的教育哲学，讨论社会国家应如何组织、如何管理的政治哲学，讨论人生究竟有何归宿的宗教哲学。 20世纪30年代，冯友兰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上册1931年，下册1934年）同样认为，要研究中国思想学术，对它做贯通性的理解，就不可不参照西洋哲学：“今欲讲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6]（《中国哲学史》上册，《子学时代·绪论》，P1）。他把哲学分为三大部分：宇宙论、人生论和知识论。 侯外庐认为中国传统学术的“道”，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至少应包括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所谓“哲学思想”，即思想家对世界总体的认识，包括人对自身的认识、人对社会的认识、对自然的认识以及人在世界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侯外庐认为，用实用主义，冯友兰用实在论思想来研究中国哲学史，并不能完全反映中国哲学史的实际情形[7](《韧的追求》，P193，P265-266)。中国哲学思想主要通过“天道”、“人道”、“天道”与“人道”如何统一等命题显示出来。所谓“逻辑思想”，即思想家阐发思想观点的方法。侯外庐认为任何思想家的思想，都有一定的方法论做根据。这种方法渗透在思想家表达思想的整个过程，反映出思想家的思维模式。如果对思想家们的思想方法有所把握，就不难了解当时的思维水平。所谓社会思想，即思想家关于社会生活、社会问题、社会模式的观念和理论。侯外庐认为社会思想是中国思想学术的核心。相对而言，中国历史上缺少纯粹学术化的思想传统，任何思想都以社会现实问题做为出发点和归宿。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非常成熟。中国社会思想主要通过伦理思想、政治思想、社会理想等方面的内涵显示出来，同时也反映在对法律、经济、军事、民族等到具体社会问题的思索之中，甚至体现在社会心理之中。①侯外庐特别指出，中国思想史虽然要研究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思想，“但是思想史也并不是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哲学思想的简单总和，而是要研究整个社会意识的历史特点及其变化规律”[8](《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P11)。他的助手张岂之也曾经这样概括：“思想史就是人类社会思想意识的发展史……确切地说，思想史就是研究人类历史上社会思想意识发展、演变及其规律的学科”[9](《论思想史与哲学史的相互关系》，载《儒学·理学·实学·新学》，P296)。可见侯外庐所理解的中国思想史，并不是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思想的简单拼凑，而是以哲学思想、逻辑思想作为支撑，以社会思想作为核心，所构成的有机整体，是这一有机整体发展演变的历史。简单地说，中国思想史就是研究中国思想历史的学科，是研究中国思想结构、思想内容、表现形式及其发展变化历史的学科。 非但如此，20世纪的学人们还对《明儒学案》研究思想学术史的方法做了发展。梁启超评论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时，说《明儒学案》提出了撰著学术史的四个必要条件：一是要网罗一个时代的各个重要学派；二要对各家学说作提纲挈领的勾勒；三要忠于事实：四要在对其人所处时代和经历的叙述中体现其全人格。他认为这四点是著作学术史的基本要求，“中国有完善的学术史，自梨洲之著学案始”[10](《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P58)。 1918年，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其导言对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做了比较系统的讨论，他提出“述学”、“明变”、“求因”、“评判”四步骤，根本功夫不外两条：一是对材料校勘，二是参照其它哲学资料，把每一部书的内容要旨融会贯串，寻出一个脉胳条理，演成一家有头绪有条理的学说。也就是说，要找出中国思想学术的条理，首先要在资料的搜集审定和整理上下一番功夫，同时也必须重视西方学术思想的参照作用。 侯外庐认为，对思想家体系化的思想的分析，必须抓住思想家的宗旨，离开了思想家的宗旨，就难以理解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同时，“研究思想史不能不研究学派”。他说：“思想史上各种学派的产生及其融合和批判、吸收和排斥的复杂过程，一方面展现出人类思想在其自身矛盾运动中的丰富多样性，另一方面又反映出一定历史时代的社会矛盾和社会思潮的某些特点。因此，研究思想史不能不研究学派。我们不仅需要了解不同学派的形成过程及其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思想凭藉，进而了解它们在思想内容、观点、方法乃至风格方面的不同特点，而且更加需要深入了解不同学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对于那些彼此对立的学派尤其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分清其脉胳”[8](《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自序》，P13)。 侯外庐还指出，如果要使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研究真正成为一门科学，还必须把思想史置于中国社会史的具体背景，把二者贯通起来。他说：“思想史系以社会史为基础而递变其形态。因此，思想史上的疑难就不能由思想的本身运动要求得解决，而只有从社会的历史发展里来剔抉其秘密”[11]（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P28）。否则，对于中国思想学术史的研究，“必流于附会臆度”[12]（《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自序》，P1）。这就必须“以自然史的精确性”对中国社会历史进行研究，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历史进行深入的探讨。侯外庐通过翻译《资本论》，“从经典著作的原著掌握观察问题的理论和方法”[13]（《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P157），确立了他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发展最基本的理论依据。他根据特殊的生产资料与生产力相结合的特殊方式，剖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他还对社会史如何与思想史相贯通，作了系统的论述，提出了许多富有启发的思路。他特别重视社会思潮的研究，认为社会思潮是联系历史与思想的关键中介。侯先生认为，任何思想都有一定的阶级倾向，都代表一定的利益。挖掘思想背后的阶级根源，有助于正确把握思想的主流倾向。但侯先生同时认为，思想史本身有其相对的对立性。研究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贯通，不能把所有的思想都归结于经济发展的支配作用。把社会史与思想史的贯通，是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最重要的创见，它不但为合符真实的现代中国思想学术史的建立提供了基础，而且为科学地解剖中国思想学术史，挖掘思想背景的社会原因提供了依据。 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与传统的思想学术史研究相比，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在20世纪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的探索中，我们不时发现黄宗羲《明儒学案》影子。事实上，任何一门学科要发展，都不可能割断其学科发展的历史，中国现代思想史学科就是从传统思想学术史研究发展而来。深入理解传统学术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对于今天如何深化中国思想史研究或许会有一定的启示。
参考书目： [1](明)黄宗羲.《明儒学案》(M)，中华书局，1985年 [2](清)全祖望著.黄云眉注《鲒埼亭文集选注》(M)，齐鲁书社，1982年 [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商务印书馆，1997年 [4]章学诚. 《文史通义》(M)，中华书局，2000年 [5]姜义华主编.《学术文集》上册(M)，中华书局1991年 [6]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M)，中华书局1984年 [7] 侯外庐. 《韧的追求》(M)，三联书店，1985年 [8] 侯外庐 《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M)，人民出版社，1987年 [9] 张岂之 《儒学·理学·实学·新学》(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 [10]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东方出版社，1996年 [11]侯外庐 《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1957年 [12]侯外庐 《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M)，人民出版社1993年 [13]侯外庐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M)，人民出版社，199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