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儒家思想的包容性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儒家思想的包容性范文1
关键词：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个人发展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作为重要的学说流派，一直在对中国人产生着影响，因此，很难去分析和判断中国人是更加偏向儒家还是偏向道家。儒家思想一直是以正统学说思想的姿态展现给世人，不曾游离于庙堂之外，始终被统治阶级所敬奉。但是，仔细观察过往的历史，道家也是如影随行的，统治者也会不时的依据道家的学说来制定国政，实施自己的统治。由于儒家的正统地位，人民大众大多以儒家的思想为自己的指导思想；道家的思想由于其出世、无为消极的特点，是游离于正统思想之外的。所以，在个人发展这一问题上，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分别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一、儒家思想对个人发展的启迪
在个人修养方面，儒家思想主张以“仁”立心、立身。“仁”是孔子的哲学观点，是儒家思想的理论核心，“仁”不仅是社会政治、也是个人修养和伦理道德的最高思想和标准，要以终身行之。践行“仁”的思想，就要求去行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72“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139它强调人要有包容性，要宽以待人，自己的内心要从仁出发，然后自己的行为举止是从内而外的去践行“仁”。“仁，内也，非外也。”[1]197人以“仁”立心、立身，就要求自己的所有言行以“仁”为最高标准，孔子曾经这样指出“仁”的重要性，“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1]38“仁”是君子品德的基础，在人格的塑造中，儒家特别强调人要具有君子般的品行，“君子上达，小人下达”[1]173，孟子说过：“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2]205重视和做好个人的内在修养，是人生取得成功的基石。
在社会实践方面，儒家思想主张积极入世、有所作为。儒家思想更加强调人的社会责任，让人清楚的认识到人的社会属性，在反躬自省不断提高自我的同时，还要实现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和价值，实现从小我向大我的跨越。“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2]236儒家向来强调内以修身，外以济民，要求人逐步依次做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达到内圣外王的状态。儒家鼓励人们积极入世，在当今仍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今天这个充满竞争与挑战的世界里，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是十分残酷的，局势瞬息万变，因此，我们更需要用儒家的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学习、工作和生活。
二、道家思想对个人发展的启迪
在个人修养方面，道家强调人要效法自然、顺应自然，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反者，道之动。”[3]98这里有两层含义：一，世间万物的运动变化规律是循环往复的。二，事物向着一个方向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就会转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人生的处事态度也是如此，首先要认识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然后按着规律去做事，不能走极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79通过自我修养，让人看清自己的内心、看淡世俗的物质利益诱惑，摒弃那些造成人性压抑的东西；同时，它又激励人们去争取人性解放、让人回归真我，追求自己的内心真实想法，达到自我与自然的统一。道家的思想和自然的联系最为紧密，道家一派游离于世俗以外，崇尚自然，向往无拘束的的生活，他们大多远离庙堂，隐居于深山田野远离世俗的羁绊，更加突出小我。
在社会实践方面，道家主张“为而不争”的态度。“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3]150自然之道是利物而不害物，圣人的处事之道是施惠与众人而不与众人争利，道家要求人们要以一种崇高的境界和精神去处事，要正确处理好个人利益和大众利益的关系，不要计较个人的得失，要达到共赢的局面，而不是极个别人的盈利。道家面对名利、得失有着独到的见解，“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德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3]103道家认为过分的对财富和名利追逐并不能带来自我成就的认同，这种不知满足的贪婪追求反而会造成坏的结果，“甚爱”是绝对不可取的。知足是一种大智慧，只有适可而止才能长盛不衰。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大体上构建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到了今天，各种思想潮流在不断地冲击着这个社会，但是我们骨子里的文化基因让我们难以和儒道思想割裂、分离，它们始终在影响着我们，我们的个人发展也无不受到儒道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影响。儒家和道家一个出世、一个入世，两者虽有差别，但更多的是相互补充。既然是儒家的思想占据了主导思想的地位，这就意味着，人们在日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要不断的从儒家思想中汲取营养，不断地拼搏向上，不断的积极进取，从中获取正能量，这才是生活的主旋律。但是，天有阴晴、人有祸福，成功和失败总是伴随在人生左右。在人受到挫折失败的时候，道家往往能给人以精神抚慰，舒缓失利的痛苦，能够让人暂时忘却失败带来的苦恼，让人心理以安宁和平静。正如林语堂先生说的那样：中国人成功时是儒家，失败时是道家。
参考文献：
[1]杨伯峻.[M].北京：中华书局，2006.
儒家思想的包容性范文2
关键词：儒家思想；日本；继承和发展。
儒家，又称儒学思想，是以奉信以孔子为先师，以“儒”为共同认可符号，各种与此相关、或声称与此相关的思想道德准则，是中华文明最广泛的信仰构成。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在鲁国讲学，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经为经典，奠定儒家的最早起源。 纵观儒学文化，体系非常庞大，包括了道德、修生、养性、治国、治家、哲学、艺术、教育、伦理等各个方面。
对于中国儒家文化的重新重视实际上始于日本的经济起飞。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给儒家文化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新领域。正是从日本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子。
一、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继承。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儒家文化的地位始终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佛、道文化业日益兴盛，虽然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但是也受到了佛、道文化的极大挑战。这个时候，非儒家文化表现出极大地包容性与生命力，在儒学文化思想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成熟的同时，日本的本土文化也在进行不断地演化。
（一）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理想化。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充分冶炼后形成的理想是相当明确的，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的天下。是指当时的中国，即整个华夏民族的社会整体。“平天下”的主张带有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含义，是儒家社会理想的一种体现。日本也继承了儒家文化中的这一思想，在无法达到“大同”的现实中，日本则是用组织人本来统一思想，形成以组织为第一位，一切服从组织的基本理念。特别是在上世纪70年代是日本经济腾飞时期，儒家文化在日本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中国儒家文化的在日本的应用。
古代日本经济以农业为主，分散的小农经济并不要求强化集中的生产管理，多样性反而更适合。在这种请款下，“恭己正南面”、“无为而治”、等成为非常有效的管理手段。日本的农民只要有宽松的经济环境，上交的产品少些，能维持再生产，就能迅速的发展农业生产。
另一方面，在行政权利的平衡方面，中过儒家思想却又有着非常精致的设计。这中设计并非儒家的专利，还包括有韩非子集其达成的法家思想等，尤其是法、术、势的思想。法家思想的主流又不同于西方的法律思想，基本上是为维护封建专制的统治而设计的，所以这些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古代帝王之术又很容易被日本的封建统治者所应用。
二、中国儒家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一）对日本民族精神的影响。
日本人自称自己为“大和民族”，其他们的民族精神“大和魂”在日本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正是这一民族精神是日本成为一个非常团且和具有向心力的国家，这就是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和”文化的影响。并且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博怀、海纳百川的文化观念使得日本有着兼收并蓄的宽容精神，让日本有着善于学习的精神。
（二）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在日本社会，被融入企业管理之中。儒家文化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即以人为本的观念，深刻影响着日本的众多企业家。日本的长期雇佣制和年工资制实际上取消了雇佣制的作用，而企业内工会又把劳资双方的关系确定在企业内部，不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力量参与。在这种情况下，调节组织与参与组织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主要依靠儒家文化中的组织伦理、组织文化和管理哲学来实现。
中国儒家思想中“和为贵”思想也被日本企业所吸取并且加以改造，把“和谐高于一切”作为自己企业的目标，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和谐关系。日本很多的企业不把管理人员与雇员之间、同事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单纯的利益关系，而更重要的是互相之间的扶持和帮助。
（三）对日本法制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对日本的法制建设有着极大地影响。在日本进入七世纪以后，当时的圣德太子对日本社会进行了彻底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十七条宪法》的制定，虽然从现在的角度去看并非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宪法，但是在当时它却是日本法制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它第一条内容就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这完全体现出了当时中国儒家文化对日本法制极其深的影响。其第四条“群卿百寮、以礼为本。”也是儒家礼制的在法制文化中的应用发展。其第九条“信是义本、事有信”也是源于孔子的“三纲五常”中的五常“仁、义、礼、智、信”的中国儒家文化思想。
三、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扬弃。
中国儒家文化的追求稳定性的目标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政治上的保守性。事实上，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无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每有太大的创新，生产力也没有显著的进度。在技术、管理组织等方面，严格来说，进度也不大。甚至进入明治维新时期，还在沿用之前的组织管理措施。
在现代日本仍然重视组织与个人的关系，中国儒家文化中的组织人本主义依然受关注。在现代社会，过度迅速的组织接替，尤其是巨大组织的解体，也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所以日本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大型金融集团、大型企业，维持稳定。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日本为了保护部分特权阶层及维持自身的道德优先地位，日本有用道德约束来代替法律约束，所谓“刑不上大夫”。由此，特权阶层的过渡膨胀反过来又侵蚀了组织，这是日本历史上的普遍现象。
参考文献：
[1]查理得·科特。《无治而治》，外文出版社1999年版[2]严绍。日本儒学的近代意义[J].中日比较文化论集。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0.
[3]崔景明，赵秀兰。“儒家文化圈”中的中韩日[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4（05）。
儒家思想的包容性范文3
关键词：三教；帝王政治；民间；三教融合；三教合一
一、前言
“三教融合”是在探讨和研究中国文化史上三教关系时的常见说法。此种说法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化热潮中讨论中国文化主流或主干问题涉及到儒释道三教关系时部分学者所持的意见。试举几例，吕大吉主编的《宗教学通论》中不乏关于儒佛道三教关系的内容。1牟钟鉴认为，中国宗教具有包容性与多样性的特点，“各种宗教之间互相吸收与汇合，唐宋以后这种趋势更加发展，三教归一的思潮颇得人心。民间秘密宗教更是兼容三教，主张三教合流。”2洪修平在《中国儒佛道三教关系研究》一书中认为，儒佛道三教是传统文化的主干，其中儒学是主流。在三教关系的发展历史进程中，“三教合一”是宋代以后形成的儒家为主、佛道为辅的中国传统文化基本格局。3顾伟列的《中国文化通论》在谈及佛教的中国化过程时指出，“进入宋、元、明以后，理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主流，理学的最大特点是儒、佛、道‘三教归一’……宋明理学援佛入儒，既表明佛教的进一步中国化，同时也表明三教合流已成为历史趋势。”4类似的论述还有很多，恕不一一列举。这些“三教合流”、“三教合一”的说法基本是在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与主干的历史语境下产生的。后来关于三教融合问题的论著，多以既定的三教融合为背景，探讨历史上的其他问题，将“三教融合”理所当然地作为一种历史上的“真实”来看待。只有少数论著是直接探讨三教关系的，而直接质疑三教融合的论著则甚为少见。本文基于多年来关于三教关系研究的学术史，质疑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三教融合”的普遍用法，探讨的主要问题则是“三教融合”与“三教合一”1如何被各种社会群体创造出来，并对三教融合与合一的说法作进一步的澄清，提示研究者对这种说法慎思慎用。
二、“三教融合”如何被创造
“三教融合”是被“创造”出来的说法。首先是被佛道所阐释，其次是被儒教阐释，其三是受到帝王政治推动，其四是民间宗教与信仰的新阐释。
（一）佛道的阐释。这是佛道出于自身发展与扩张的需要。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所倡导的三教融合，都是为了抬高自身的地位，并使其在实际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免除来自政治与世俗的排斥。最为显著的是儒教中的忠孝思想成为道教、佛教教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传入之初，在同儒教忠孝正统思想作斗争的过程中，吸取了中国文化中固有的忠孝思想，而这亦成为佛教中国化的开端与重要表征。如东汉末年苍梧太守牟子博所撰《牟子理惑论》以问答形式对儒家思想中的“不孝莫过于无后”、重视仪容服制、沙门弃妻捐财、终身不娶、剃发、不遵礼仪等进行了答辨，其中多引儒家经典来论证佛教教理与儒家思想不相违背。2晋代孙绰所撰的《喻道论》亦是以问答形式论证了佛与佛道、出家与孝道等问题，在强调佛教超俗儒教世俗的基础上，力主佛儒一致。其中言：“故孝之为贵，贵能立身行道，永光厥亲……夫缘督以为经，守柔以为常，形名两绝，亲我交忘，养亲之道也。”“佛有十二部经，其四部专以劝孝为事，殷懃之旨，可谓至矣。”而且还对忠孝难两全，舍小孝行大忠进行了分析。3通篇读来，孙绰在表面肯定、附会儒教忠孝之道的背后，实际上总是在寻找儒教的缺陷，然后以佛教教理予以补充。在宣传佛儒一致的同时，实则尽力为佛教的立世与传播打通道路。道教是产生于中国本土文化中的，世俗忠孝伦理自其产生之初就是其宗教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著名的忠孝成仙说以及天仙不如地仙说均是对儒家忠孝世俗伦理的弥补与延伸。4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说，儒道互补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
宋末元初著名道士李道纯的内丹心性学亦是融合三教的道教学理。李道纯作为一个道教人士，其出发点与归宿毫无疑问是道教的。其融合论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宣扬道教内丹学，也可以说其诠释话语是道教的。5李道纯是在使用三教融合与合一的思想资源来宣扬道教内丹学，他并非力主三教合一，其所有理论，包括儒家、道教、佛教的理论，是有一个整体统摄的，就是道教的内丹心性学。实际上，三教均重视心性，这是三教相通之处，也是三教融合或三教合一论之所以被创造出来的内在依据。但是纵观古今中外各大，又有哪一种宗教不重视心性呢？难道能因此而将所有宗教都“合一”？这显然是不可能的。李道纯高倡三教一理、三教一致，实为最大限度地援引儒、禅，纳三教于一理。6在这里，李道纯实际上是利用了三教融合的思想资源来宣扬自己的道教内丹理论。总体来说，宋元明时期的道教对儒佛的吸收已进入成熟阶段，甚至出现了以倡导“三教合一”为宗旨的新道派，这说明到明代时，道教的“三教合一”思想已经发展成型。7这种“三教合一”显然是从属于道教的，是为道教的发展与传播服务的。
宋元明时期的高僧大德亦是延承前代僧人的做法，高举三教合一的大旗，为佛教发展开辟道路，这一时期的佛教“三教合一”的特点在于倡导三教和谐，三教一家，但始终突出佛教的优先地位。1例如晚明时期著名的佛教徒憨山德清曾提出三教同源、三教一理、三圣同体等说法，这种似乎融合三教的做法实为模糊同化三者的关系，实际上是为了突出佛教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佛法来释儒道，当然其中亦有以儒来释佛道的论断，以佛教的破执、无我来解释儒教的经世哲学。而用儒教的经世弥补佛教的出世之偏，则是为了更好地来宣扬佛法，为佛教的发展扫除现实的障碍。因为儒家思想始终作为具有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在三教中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佛教、道教想发展，必须从儒家思想中吸取能量，才可能创造出更顺畅的传播通道。另外，儒家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精英的强势地位，也必然在文化保垒的塑造中担当重任。憨山德清本人是一个精通三教的佛教徒，所以才能做到三教互释，但在这种互释、会通中，他始终坚持佛教为中心的一执，其诠释大多使用的是佛教话语。这也反映了晚明学者在三教融合问题上的个体性认知与实践。2
清代著名的道教学者和龙门派传人刘一明在传播道教时亦采用了“三教合一”策略，他十分注重利用三教合一的思想资源来传道，而非重在三教关系之辨论。其三教一家、三教一体、三教合修以及三教统一于道、三教合用同求中道、三教合参成就丹道的论说都显然是以道教龙门派思想为核心而做出的“合一”解读，其中传教的目的十分明显。3
总体来看，自东汉末年以来各个朝代的佛道人士均重视对儒家思想资源的援引与利用，他们是“三教融合”与“三教合一”论调的重要“创造者”。但无论佛道，其骨子里均与儒教暗自抗衡与争宠，都在为争取自己的一席之地而努力。儒家伦理对佛道的作用，可以称为儒对佛道的渗透与影响，但绝对没有达到融合，融合的基本意思是说三者互相打破各自的壁垒，其思想教义完全融合为一体。事实却并非如此，三教始终是独树一帜地存在着，其思想主张始终各有千秋，不能相互替代，而且为中国人的灵魂与信仰世界提供不同的道路选择。
（二）儒教的阐释。这是儒教自我发展以求保其正统地位的努力。儒教最大的益处是可以为现实政治服务，历来为统治者所重视，被视为治国之道。其最大的缺陷也正在于此，由于其过分重视社会的秩序，对无序的社会状态不能容忍，显然无法为乱世苍生提供有效的关怀。社会秩序的有条不紊仅仅是社会运行的一方面，无序与冲突则代表着社会运行的另一种面相。过去曾有人批评儒家不言鬼神，敬鬼神而远之，所以它无法提供给人们无限的关怀。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儒家思想中的“孝”、“祖先崇拜”等思想完全可以为人们提供终极性关怀，它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便是终极关怀实现的最佳方式，所以中国人对于“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的婚姻与家庭，实际上拥有强烈的宗教式虔诚。故笔者认为，儒教是有强烈的宗教情感的。但儒教无法满足所有人的宗教需求则是事实。儒教当中有很强的“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杀身成仁”等类似二分式的绝对思维，它为思想创造的选择空间是狭窄的，不是光明就是黑暗。若仅仅是在儒教的信仰之下，中国人的信仰空间是越来越小，越来越无法运行。在诞生王者的背后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为失败而付出沉痛的代价，包括自虐、自杀、范进中举式的恍惚、错乱等精神疾病、扰乱或仇视他人与社会的极端行为。它更多地适应于治世以及顺世者。而道教的“无为”、“隐遁”，以及佛教的出家、弃世，则较之儒教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人生选择，这些是儒教所无法提供的。
另外，儒教还有一个缺陷，其产生与发展主要是依托“礼”而运行，“礼”有一个显著特点，即“不下庶人”，它所能影响的人群主要是依礼而行的上层达官贵族，其身份等级性是很强的。这也是它无法独自掌控所有社会群体信仰的一个重要因素。它需要不断地借助佛道的影响才能向普通民众渗透。陈宝良将之称为通俗化或大众化。他认为晚明三教的合流实际上是以儒家学者为中心，加之名僧、方士参与的互相交游影响的学术思潮。而且认为这种合流进一步造成了明代佛道的世俗化以及儒学的大众化。显然这种合流是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合流，也就是以儒家思想融摄影响其他二教为基本模式，总体上是一种由上层帝王政权推动、学术群体广泛参与，并最终影响到普通民众信仰生活的一种兼具政治、社会与文化的综合思潮。1事实上，无论是宋明理学、还是陆王心学都是以儒为中心，援引与借用佛道而发展起来的新儒家哲学体系，它们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结果，不是儒佛道三教合一的产物”，只是在坚持传统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吸收了道释思想。2
儒教作为世俗王权文化的载体，其生效范围实际上仅仅局限于上层社会，3是一套严密的关于国家统治秩序的思想言论。因而，儒教显然无法单独承负起国家运行文化支撑的重任。所以自佛教传入，道教产生，它就没有停止过借用佛道来充实完善自己的发展历程。佛教的禁欲、慈悲、好生恶杀等伦理思想亦为儒家伦理所不及。正是因为佛道的宗教伦理能够对儒家伦理有所补充与延伸，才会导致三教之首的儒教不断地对佛道二教进行吸收与利用，也才会有一代又一代的儒家知识分子不懈地作出三教融合甚或合一的儒化阐释。儒教对佛道的吸收为这一贵族式宗教提供了深入民众的机会，也使得广大民众更加认同儒教的伦理教化，这显然对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极为有利。如果中国古代政治与国家治理是以儒教为旗帜的，那么，包括佛道在内的其他所有宗教均是这一支柱得以树立起来的膀臂。包括王阳明及其后学、林兆恩在内的儒教知识分子提倡的三教合一论调，与佛道一样成为发展与巩固自身的一种宣传。由于这种宣传与帝王政治关系密切，所以受到帝王统治集团的嘉许与进一步推动。
（三）帝王政治的推动。这是儒释道三教外部的“融合”推动力量。纵观中国帝王政治史，三教并举成为历代统治者英明的宗教政策。三教会通，无论会通于善还是会通于治，其思想学术争鸣中都渗透着帝王的国家教化策略。4
“三教融合”论的顶端——“三教合一”与中国古代帝王政治之间有着重要的关系，三教同源与三教并举在一定程度上是帝王出于政治目的对三教的调和与利用，对三教采取容忍与共同支持的宗教政策，使得三教的发展越来越具有良好的政治环境。身为煌煌大国之首的皇帝敏锐地发觉在三教关系上顾此失彼或者抑此扬彼都不是明智之举，都会造成三教的斗争，甚至事与愿违，损毁佛道反而会促成它们在民间的蓬勃发展，会造成更大范围的无法掌控的反抗政府的宗教行为，抑佛灭佛的政策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为了强化统治的需求，统治者竭尽所能宣传三教同源、三教并举，在这样的文化政策驱使下，出现了一大批御用文人专门制造三教融合或合一的文化氛围。三教并举的宗教政策实际上也是在经历多次灭佛反道事件后伴之以变本加厉的佛道兴旺的历史教训之后而得出来的。5统治者敏锐地认识到，对待三教中的任何一教都无法使用暴力取缔打压的策略，只有对三教笼络利用，给予一定的宽松空间与政治优待，才可能使其为现实政治服务。
在两千年的帝王政治之下，儒释道的发展实际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三教并举”政策的影响，即政治性的三教合一论对儒释道的影响颇深。而且在帝王政治时代，上层统治者的标榜立场往往会自上而下影响整个社会，三教合一论在被创造的过程中，帝王政治实则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迁善远恶的国家教化目标下，儒释道各家以及民间宗教与信仰均以各自的方式对三教融合与合一进行阐释。如宋元间三教合一论者更为强调三教同归于治，即有利于国家治理。北宋张商英就认为三教均“以其道善世砺俗，犹鼎足之不可缺一也”。1僧人契嵩首先将三教同归于善引申为三教同归于治，认为三教均为圣人之教，“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于治”。2同归于治的三教关系论，既是帝王三教并行政策推行的结果，又完全符合现实教化需要。
总之，在国家视野下考察三教融合或三教合一，可以很明显地发现这种思潮是在三教寻求自身发展的“利益之争”前提下发生的。它首先是在三教内部的互相竞争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而且这种背景下的合一是“有差等的”，3即均在立足并抬高自身地位的前提下高倡“三教合一”。相互的争游反而促成了它们对其他文化深髓的吸收与利用，这样的融合显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融合或合一。
从外部动力看，则主要表现为帝王政治前提下“大一统”文化秩序的需要。历史上许多帝王三教同源的理论倡导以及三教并举的施政方针，成为三教融合或合一文化思潮形成的一个重要政治因素。所以三教融合或合一是被创造出来的，而非一种真实存在的历史面貌。
（四）民间宗教与信仰的新阐释。“三教合一”是民间宗教与信仰为求自身发展与招揽信徒的标语。民间宗教与信仰是在正统三教之外更为复杂多样的文化形态。在中国文化当中，民间宗教与信仰作为一支潜存于民众中间的巨流，是具有多层面人格的人寻求与获得“意义”的重要手段与表达方式，它们始终与正统宗教之间存有互相交融、交换的关系。4若是尚且承认历史上存在过“三教合一”文化潮流的话，那么“三教合一”并非在三教之间达成共识，而是在更具有民众性的民间宗教的创立与发展中获得了实质性的意义，民间宗教与信仰对儒释道三教的大力吸收与融纳较之三教任何一方都更为彻底，它们给“一”注入了较为明确的目标与内容，即其教本身。这也成为民间宗教与信仰适应民众需求、吸引民众信仰的一个重要因素。
根据刘泳斯的研究，民间在“三教合一”文化潮流过程中主要有两方面的作用。一是在正统宗教对异端的打击过程中加速三教之间的协调；二是民间信仰为寻求自身发展，都标榜自己是“三教合一”的文化形态，都属于圣人教化，因而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民间信仰所标榜的三教合一显然与儒释道各家所阐释的三教合一具有本质区别。它不尊任何一教为核心，所以后来甚至有五教合一、六教合一之说。晚明林兆恩创立的三一教实为民间宗教形态，与正统的儒释道有很大差异，其标榜三教合一，仅仅是为了与“邪”教划清界线，以证其合理性。5
妈祖信仰与三教的交融关系亦非常明显，它是在三教合一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民间信仰，与正统三教之间存在着相互交融的关系，其间既有儒释道对妈祖信仰的渗透，又存在三教神谱对妈祖神格的吸收利用。6妈祖信仰与三教之间的相互吸收与交融恰好是民间信仰与正统宗教之间相互交流与交换有关系的具体反映。
明代中叶影响广泛的民间宗教罗教在标榜三教杂糅提倡多神崇拜方面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罗教不拘泥于任何一门户，倡导三教合一，其无为教思想体系融汇了道教的创世说、禅宗的顿悟说以及儒家的纲常伦理，当然还有三教共同致力的心性论，在宗教偶像上尊三教祖师为共同神祇，其所倡导的在家自修自悟、无为、孝道等信仰内容成为吸收笼络大批信奉者的重要法宝。虽然标榜三教合一，但在具体的宗教实践中，罗教却未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它基本上是以改造传统佛教的清规戒律为基础创造出一种新型佛教，众多信徒的归依与危及社会秩序的信仰活动最终导致了来自于正统佛教的打击与上层统治者的镇压。1其三教合一的主张在这种毁灭性的打击与镇压中便无法真正的获得发展。
虽然从妈祖信仰、罗教、三一教等民间宗教与信仰的体系与实践来看，三教合一在此处获得了最为“真实”的意义。但民间信仰大多笼统提倡与追随“三教合一”，它仅仅是顺应上层统治者对三教施以共同的政权支持以及三教内部人士对三教融合或合一问题诠释的这种社会潮流，而并非对三教关系问题真正感兴趣，它所有的目标实际上仅仅在于为了传播自身的需要，比如罗教融摄三教的主张实际上并非真正将三教“合一”，只是借用各家而已。但这种做法却内在地适应了普通民众的功利性信仰需求，也收到了很好的传教效果。
同时，民间对“三教合一”的吹捧与追随反过来又大大推动了上层正统思想界（包括儒释道）对三教融合或合一理论的探讨，对“合一”论调持谨慎甚至否定态度。如，颜元对各种民间教派“万法归一”“三教归一”的批判，熊伯龙“未闻有合三教而为一者”的痛斥，等等。1这种来自上层思想界的研讨对于认识儒释道三教的真实关系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民间宗教和信仰为了赢得广大民众的信奉，往往采取模糊、混淆的态度与做法，这恰恰适应了民众信仰的功利性取向——即以解决现实苦难，寻求精神解脱为目标，到底是何方神灵无关紧要的倾向。所以民间信仰并不着力于依附某一正统教派，而是顺应潮流，力榜三教合一，标榜自己不属于任何教派，而是融合三教的教派。这样就在发展壮大中减少了来自三教内部的阻力。要研究与评判三教融合与合一问题，民间宗教与信仰的民众文化形态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这个问题在民间宗教和信仰及其与正统宗教关系当中具有更为复杂和丰富的表现与意义。
综观三教融合或三教合一，大致是被儒释道三教、帝王政治以及民间宗教与信仰出于各自的利益而创造出来的。这样一种刻意的、目的明确的创造是不能被视为中国古代尤其是唐宋以来的文化发展趋势的。
三、对三教不能融合或合一的认识
中国文化以包容性而著称，各种文化形态之间虽然也有短暂的冲突、斗争，但总体上看是和谐共存的。在以融合、包容为主要特点的整体文化框架下，对于三教关系还有进一步认识的必要。
三教融合、三教一家、三教归一、三教合一等诸多说法，其基本思想均是基于“海纳百川”之中国文化内在特质而言的，即认为在包容性与融摄性极强的中国文化之下，三教文化形态之间亦是融合甚至合一的关系。但究其实际，三教无论如何“融合”如何“归一”，均最大限度地保存了自己的实力，并保持了最大的相对独立性。所以三教虽然存在着互相吸收、互相渗透与利用的关系，但这也是中国文化各个支脉的共同特点，并不能因此就简单地认为三教发展趋势是“合一”，更不能认为三教合一是中国文化的发展趋势。这或许是三教融合与“三教合一”始终停留在国家政策宣传或舆论引导层面而无法真正成为事实的文化根源，即三教都要为自身寻求发展的空间，都要树立自己的社会地位。在此思想指导下，扬此抑彼、执我舍他，也就在所难免。即使如此，关于儒佛道的思想仍然在不断地丰富与加深，在这种抑扬、争论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宝库实际上是在不断地丰富。形形地民间宗教与信仰形态亦在这种融合的整体文化背景下蓬勃地发展，从而铸就了中国文化既源远流长又博采众长，始终涣发勃勃生机的特色。正是包括儒释道三教在内的各种文化形态的相互借鉴、交流、变革与共同发展，交流、渗透、吸收却从未失掉自我本真，才成就了中国文化整体性格上的博大与包容。
在这样的整体文化观察视角下，对于三教融合的阶段性个案考察越来越多。有的学者基本肯定三教融合，但认为应当对特定时期特定学者群体的三教融合或三教合一论给出全面的多方位的评判，而非一概而论。如魏月萍虽然对三教融合或合一持基本肯定的态度，但他详细考察了明中叶以后三教融合与合一论的衍变，指出阳明后学对于融合与合一存在着不同的想象与实践，大多数晚明学者对于合一观没有异议，但对于合一的最终趋向“源”或教则存在较大分歧，此分歧亦是三教发展与争执的核心问题，也是三教学者论断的依据与归宿。合一观的表面背后，实际蕴含着各个宗派对各自诠释话语权的捍卫与保护。2其研究的最终结果则有可能是对“合一”论的否定，因为“一”或“源”争论的核心即反映出各自的立场与观点，儒家学者显然会倾向于儒，释者会倾向于释，道者则倾向于道。每个派别都会以自己的视角对三教合一给出不同的解读，这不正说明“合一”论调仅仅是策略、手段，而非历史实际发展状况吗？
林兆恩的三一教曾经以其教名被认为是晚明三教合一文化趋向发展的顶端形式，事实上，三一教的核心性内容是儒教，力主三教归于儒，志在以孔子原始儒之纲常伦理来规范三教。1三一教实为晚明儒教自我调适、寻求更好发展机遇的表现，林氏的三教归于儒就很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而且三一教的名称在一之外还有三，也表明“合一”是不可能的。三一教可以如此来诠释：儒释道三者相互独立，但可以互为渗透与利用，在尊儒为正宗的前提下，释老思想尽可以为儒所用。所以无论是三一教还是阳明心学，都是以“三教合一”为幌子，借用释道来调整与发展儒教。类似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三教融合与合一论的反思与批判性认识。
亦有学者对三教融合或三教合一论提出强烈质疑。张立文曾专门从哲学的角度论述三教无法实现融合与合一。他认为，尽管儒佛道三教“相互吸收渗透，但基本上保持了各自哲学概念范畴的内涵外延和特征，建立了各自独立的哲学范畴系统”。张立文立足于三教各自独立的哲学范畴，说明了三教在哲学上不能“合一”的事实。他还指出三家在哲学观点上的本质区别，认为不可能存在一种能够共同包含三教的哲学形态。他尖锐地指出不能把一些思想史上常有的各种哲学派别互相刺激与利用的平常现象笼统地说成是三教融合或三教合一。2彭琦亦否弃了“三教合一”的说法，提出“三教调和”，而且在不同历史时期内三教调和亦表现出各不相同的态势，其中有汉魏时期的佛道求自身发展对儒学的调和，有隋唐五代帝王调和三教的诏书，有宋元理学对佛道理论的吸收与排抑，有民众教化层面的三教同归于善，有国家治理层面的“三教同归于治”，还有在心性论上的三教相通。另外还存在治内治外、治心治国、治世出世的三教分工说法。调和不等于合流或合一或等同、无差别，提倡调和的背后则往往是秉执一教。3冯天瑜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化史》在谈到佛教华化时避开了“三教融合”的说法，而使用了“三教鼎立”与“三教共弘”，并认为这是唐代以后的“文化大势”。4笔者认为这种用法应该不是随意而为，而是充分认识到了“三教融合”与“三教合一”说法的不妥。
总之，无论作为哲学思想、还是治国策略，历史上的三教曾经有过相互渗透、吸收，甚至调和（有来自内部与外部两方面），但从来就没有融合过，更不用说“合一”了。5直至现在，三教还是相互独立，各成系统。三教融合与“三教合一”论，虽然并非三教关系的真实表述，它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存在，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有特定的国家、社会与文化土壤。时至今日，在崇尚信仰自由与文化多元的现代社会，任何层面上的文化合一论或类似于普世信仰的宣传论调都无法真正吸引民众，也就无法长远地存在下去。事实上，信仰本身具有地区性、多元性，有些信仰还有强烈的民族性，所以并不存在一种普世的信仰文化，各种信仰之间是可以相互借鉴吸收的，但不可能做到某一种信仰将其他的信仰进行融合或形成一种将不同信仰合而为一的信仰形态。信仰均是民众在生产与生活中对生命存在及其意义的最佳诠释与探求方式，它关系到人的生死关照与灵魂安顿，不同信仰之间应彼此充分地理解与宽容，相互吸收与借鉴，才能够获得更高层次的丰富与发展，也才能更加有利于不同文化的和谐共处。
儒家思想的包容性范文4
中国古代美学的许多概念的提出，都是基于“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中国古代哲学观。这种“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观不同于西方的一分为二哲学观。西方的一分为二的哲学观强调矛盾两极的对立、斗争和转化。这种一分为二的哲学观，认为对立、斗争是主要的、绝对的，事物的发展就是矛盾的两极对立、斗争的结果。因此，矛盾的两极的和谐是暂时的、相对的。而“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观不同。一分为三的哲学观认为，世间万物由阴、阳、中和三种形态组合，但它强调的是守住中庸，扬弃两极，与西方一分为二的哲学观相反，它认为矛盾的两极都是片面的、暂时的，只有“中庸”、“中和”才是真实的、理性的、永恒的、长久的。例如在自然与人类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历史上有“天人相分”与“天人合一”，但“天人合一”是主要的、基本的。是天人合一扬弃天人相分，天人相斗。与西方一分为二的哲学观不同，中国的一分为三的哲学观，从不认为是对立两极推动万事万物的发展，相反它认为是“中和”这种第三种形态产生、孕育万物，正所谓：一生
二、二生
三、三生无限。
在这种“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观指导下，中国美学一直紧守和沿用“中和”美学原则，无论是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人伦规范准则的确立，以及艺术自身的虚与实、形式与内容，都始终按照这种“过犹不及”的中和原则予以塑造。
由于受“中和”的哲学观的影响，中国美学的概念更多的是功能性的，而不是特质性的，这点有别于西方，西方一直在思索寻找各门艺术自身的特质，例如绘画、雕塑、音乐等各个艺术门类均有较明晰的分野和界限，而中国却从未寻找这种特质，各门艺术都是相关联的存在的，例如诗歌的韵律美的讲究，使中国诗歌与音乐一直相连；同时诗歌与绘画相连，中国古代的文人画，都是提倡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并且诗歌直接与书法相联系，字画是联为一体的，中国国画线条艺术也与书法艺术直接相关；同样，诗也与舞蹈、戏剧、雕塑、建筑等都相关联，反之，这些艺术部类，也与自身以外的其它艺术部类紧密相连，它们是融为一体的。它们是功能性存在，而不是特质性的存在。
二、历史主义传统
中国古代文化具有强烈的历史主义意识和传统，同样中国古代美学也不例外。这种状况用中国人自身的话语来形容，也就是“厚古薄今”。这种历史主义的思维逻辑，带给中华文化以下特点：一是经验的理性。中国人文文化几乎都是经验性的积累，它们是案例式的，百科全书式的，它们没有发展成西方的所谓“规则、规律”式的科学的抽象演绎，没有发展成西方的条分缕析的理性分析，但它们却发展成“经验的理性”、“实践的理性”，“历史的理性”。二是这种历史主义意识开启一个崇拜古人圣贤，解释、注解古人圣贤经典的“经学”学术文化传统，“经学”是古代中国一门极为重要的学科。中国古代学术及审美等文化的原创性都是打着古人圣贤的旗帜下进行，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大多是“托古改制”式的。同样中国的审美文化，也具有浓厚的历史积淀。这种历史主义传统也导致了两个趋向的发展，一方面是忠实于真实历史的历史主义，另一方面，却又是伪造历史的伪历史主义，所谓“六经注我”。三是这种历史主义意识支配下，“保存”、“继承”重于“发展”和“创新”。因为“发展”就意味着后者要否定前者，今人要否定古人，这与历史主义背道而驰，而“保存”、“继承”则不同，它能使古人、圣人长期的高高在上。因此，中国审美文化的辉煌成就如魏晋的书法和美学理论，唐宋的诗文，明清的小说、戏剧等等，它们在这种历史主义意识的包裹下，变得更加不可超越。
深厚的历史主义积淀，是中华审美文化的特质，同时它也日益造成了中国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的障碍，因为要了解中国的审美文化，就必先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几乎每一个审美文化作品都是它悠久历史的再现和演绎，都融入了太多的历史内容。
三、两次外来思想的浸染和冲击
中国历史上曾受到两次外来思想的浸染和冲击，这就是佛教和。这两个外来思想入主中国，并构成主流意识及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佛教和都不是在中国本土上产生的，但他们对中国的思想和文化都构成了巨大的影响，并深深地融于中国文化。
佛教和尽管不同，涵义殊异，但它们都给中国带来其本土所不具有的文化特质，这就是“信仰和思辩”，由于古代中国追求实践的理性和历史主义，使它们并没有发展到像西方那样，顶礼膜拜外在神祗。严格的说，在佛教引进之前，中国是一个无神论国度。它们从没有把外在神祗主宰自己命运和未来的思想变成个人信仰，变为民族的主体意识及意识形态。但在魏晋时期，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当时中国社会处于极度动荡和苦难之中，使得佛教这种非理性主义的思想的广泛传播有了合适的土壤，它们渐渐地被国人所接受，东晋末年梁元帝曾将之定为国教。佛教给中国文化带来深刻的影响：一是它直接拓展了中国的雕刻、绘画等审美文化艺术发展的空间，一批演讲佛教教义的作品应时而出。佛教的宗教文化，一直是中国文化的一枝奇皅。二是佛教的非理性主义构成了中国审美文化的内在特质。中国文化基本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类是哲学、伦理、社会、政治的价值理念文化，一类是审美的文化，在中国的价值理念文化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历史主义的、理性主义的、儒家的伦理道德价值学说，始终占据主流地位，但是在审美文化中，却一直是由非理性的文化主宰。这两种文化正好构成了一种互补。在先秦时期，便有南北文化的差异，而屈原为代表的南方文化，构成了那个时代的审美文化的主流。屈骚文化脱胎于楚国的非理性的原始神话文化，它与北方的正宗的理性文化形成对比和互补。汉代曾经有过一个极短的时期，两种文化达成了一致，但是这种一致性很快就被佛教的非理性主义理念所破坏，受佛教思想的影响。魏晋时期的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理论家，创造了独特的、偏于精神的、稍稍偏离正宗理性主义思想轨道的审美文化理论，这便是传神说、神思说、气韵说、意象说以及妙、味、趣等等，魏晋之后这种的理论一直在审美文化中延续，它指导着中国审美文化的理论和实践，尽管越到后期，它们越来越被强大的现实政权及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主流思想价值理念所整合，但不可否定，这种非理性主义始终充溢于中国的审美文化之中。三是佛教带给中国文化一种哲理的思辨。哲理的思辨，一直是中国文化缺少的。佛教的引入，带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它在中国发展和倡导了一种思辨文化。佛教带给中国文化的是思辨的信仰，信仰的思辨。于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深刻的，如前所述，给中国文化带来的也是信仰和思辨，但与佛教不同，这里的信仰，不再是外在神祗，而是科学与信仰相结合，是对规律的认识和追求。是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过渡的思想桥梁，是中国开始走向现代的选择，从此，中国的哲学观抛弃了古代的“一分为三”的哲学观，开始接受西方的一分为二的哲学观，从哲学思想的角度来看，作为哲学其在中国能够生根，并非偶然，哲学是以黑格尔的辩证哲学为基础的，里格尔的正反合的哲学模式与中国古代一分为三，三生无限的哲学有类似之处，但是哲学的思辨性、科学性、物质性、斗争性、发展性，却又是中华文化所不具有的，中国文化接受了它们，就意味中华文化与现代科学的文明真正的接轨。
儒家思想的包容性范文5
关键词：孔子；孟子；“仁”的比较
“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是儒家道德的理想境界和最高的政治原则。孔子和孟子作为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都对这一核心思想从不同角度作了深入的阐述。在《论语》里面，“仁”字出现了109次，分布于15章五十几个章节，孔子立意高远，从众多领域对“仁”的体、相、用进行了描述；在《孟子》里面，“仁”字出现了163次，每一章都有，分布于71个小节，孟子激情满怀，对“仁政”、“仁义”情有独衷，并对产生“仁”的人性和修养“仁”的方法进行了探讨。二者虽各有侧重，但却一脉相承，共同使“仁”的思想趋于完善。
一、 孔子关于“仁”的论述
（一）“仁”是孔子的最高道德境界。孔子关“仁”的思想最集中地体现于《里仁》和《颜渊》篇。里仁篇开篇便讲“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里仁指一个人如何处在“仁”的境界，即自处处人。以哲学的观点来说，“仁”在儒家学说的地位，可以等同于西方的“上帝”、印度的“佛”、老子的“道”，能够上升到哲学本体的高度，即天人合一、物我同体的境界。孔子倡导的是道德哲学，因此，“仁”又是孔子及后来的儒者追求的最高境界，即“圣人”之境，也就是真正学问安顿的处所，真正的真善美的境界。接着，孔子马上谈到“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智者利仁”，从反面来讲，未达“仁”的境界的人，因为没有道德学问的中心思想，既不能长处困境，也不能长处乐境（顺境）。真正达到“仁”的境界的人安于“仁”的境界，无论贫富得失，都会乐天知命，安之若素，如颜渊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就是自然而然了。但孔子很少与人谈及真正“仁”的境界，因为太高远，只对曾子提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的思想是一以贯之的，他与曾参并未明说，但彼此心领神会。
（二）“仁”的表现是忠恕。上面讲的“仁”的体。从用上来说，仁为二人，就是人与人之间怎样相处、怎样相爱、怎样互助的问题。积极一面来说，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反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用西方的观念来说，就是人际关系的金原则：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待别人。孔子学问思想的核心，便是从自己做起，推己及人，立人、达人、恕人，想到自己的利益、别人的利益、扩而充之，想到天下人的利益，仁的道路就此敞开，方可成就仁的伟大人格和伟大事业。从《学而第一》开篇有子便讲“孝涕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涕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也是“仁”的首要表现，孔子强调道德修养要从最浅近处开始。后来，在里仁篇，孔子讲到“苟志于仁也，无恶也”，“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这里“仁”的表现为心胸宽大，包容万象。真正的仁者，能够感化他人，有宗教家般的情怀，对人没有不爱的。从“仁‘的表现来说，孔子更看重“仁”内心的修养和力行的能力，并非言语的过分表白。因此，他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对有帝王之才的冉雍，其评价是“仁而不佞”，针对司马牛喜欢放言高论，孔子提出了“仁者，其言也仞”的建议。后面又谈到“刚毅木讷近仁”“古之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孔子并不反对适当的表达，他只是更看重内心的思想和力行的勇气。
（三）“仁”的修养方法是爱人复礼。修养“仁”的方法便是爱人 ，复礼。仁是内在要求，礼是社会规范，是行为的标准和尺度。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礼并不仅指礼节、礼貌、礼仪，也不完全是局限于当时的行为规范，而是一种庄严、诚敬的态度，对自己慎重，专心注意自己内心的修养，即《礼记》中“毋不敬，俨若思”的状态。“克己复礼”就是克服自己的妄念、、邪恶的思想、偏差的观念，而完全走上正思，然后到达“仁”的境界。“天下归仁”就是归到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是《大学》中的“定”的境界，也与佛家所谓的“如来大定”相通。在内心修养尚未达这一境界时，须将自己的行为限定在“礼”的范围之内。同时，孔子提出了修养“仁”，关键在于自己，“我欲仁，斯仁至矣”“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凡人受环境左右，真正的仁人却可以通过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去转化环境。
二、孟子关于“仁”的思想的论述
（一）孟子的仁政之路。“仁政”是孟子思想的核心，也是孟子一生追求的目标，孟子的游说之路是也就是他的仁政学说推广之路。《孟子》开篇针对梁惠王的“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便回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而已矣”从而开始仁义和利益之辩。这里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并将其用在国君的治国思想上，用仁爱万物之心为天下人着想，谋取天下人的幸福和安宁。孟子并不否认利益，他只是认为，纵使富国强兵，只是小利而已，若国君带头从仁义着手去做，才是根本上的大利。但当时的时代，战争频繁，每个国家都急功近利，没有耐心去顾及长远利益，就注定孟子这缓不救急的千古真理在当时不被采用。后来，孟子对梁襄王、齐宣王都推广过仁政的思想，及后与宋泾相遇，得知其将劝秦、楚停战，仍不忘建议其以仁义劝之，可见孟子对仁义仁政的执着。但人类总是急功近利，无论为己、为家、为国，都是希望自己看到、享受到自己努力的结果，所以，孟子的仁政之路处处受挫。
（二）孟子的仁政思想的中心是具有仁义之心的仁人。在这一点上，孟子与孔子可说是一脉相承。孔子说“为政以德”，孟子也提出同样的主张“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三代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仁人无敌于天下也。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这几处的“仁”，指的都是君主的仁德，即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上行下效，国家自然就上轨道了。除了要求君行仁政外，孟子非常重视人才，即仁人的作用，如“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仁人皆欲立于王之朝 ”；“仁人也，不可失也”；“分人以财谓之蕙，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仁者谓之仁，是故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是以唯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为之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为之务”。这里孟子要求君主发现仁人、任用仁人，国家自然就会强大，使人民犹如解倒悬之苦，王天下则易如反掌。这对现今时代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三）仁人的关键是思想与行为合于仁义的要求。于孔子的仁礼合一不同，对于“仁”的境界的追求和衡量，孟子采用的是仁义的标准。在《孟子》里，仁与义总是相伴出现，对其意义的解释是“仁，人心也；义，人路也。”也就是说仁是指内心的觉悟、心思，可说是心的本体，义是指在仁心的指导下所选择的行仁的途径和方法，即人生道路和行为表现。
所以，孟子推行的的是一条仁心——仁义——仁人——仁政的道路，即王道仁政之路。当时各国行霸道，战争不断，人民痛苦不堪，孟子欲以仁政救时代天下，体现了儒者的抱负和勇气
三、孔子和孟子关于“仁”的思想的关系
孔子和孟子的思想一脉相承，这在上面已有许多体现。在孔子那里，与仁紧密相连的是礼；在孟子那里，与仁紧密联系的是义。孔子推崇“杀身成仁”；孟子推崇“舍生取义”。孔子丰富，侧重于仁的修养，涉及的领域很广阔，包容性大；孟子激烈，侧重于仁在治国方面的应用，在这一领域深入，思辨性强。在对霸道的态度上，孔子宽容，如对管仲，认为是真正的仁者；而孟子讨伐霸道，对管仲不屑一顾。在关于仁的修养方法上，孔子注重内省；孟子注重养气，但二者的方法又互为补充，并与《大学》《中庸》里的理论浑然一体，完成了儒家思想和修养的完备统一。
参考文献：
[1]《四书章句集注》，朱熹撰，金良年今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儒家思想的包容性范文6
关键词：中西方传统建筑；建筑艺术；比较
建筑风格能够十分直白的表现出建筑艺术。不同的建筑风格包含了不一样的物质和精神要素，也包含了这个时代和民族的审美标准，因此建筑艺术更多的是对时代风格、民族风格的表现。一般情况而言，时代的不同，所产生的风格也不相同，但是因为影响民族风格的民族文化需要时间的沉淀，这个过程是比较稳定的，所以使得民族风格也具有传统性和独立性的特点。建筑艺术是和时代风格紧紧相连的，建筑艺术对于民族风格的稳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 木料和石材
随着中国文化的不断发展，其中对人们思想影响最深的就是儒家文化，在儒家思想中崇尚的是天人合一、顺应自然规律。这种思想也渐渐的深入到了建筑艺术中。因为受到儒学的影响，渐渐的形成了一种和社会等级制度有关的建筑形式。中国的建筑形式主要以木材结构为主，就连建造一些砖筑的地下墓室和佛塔也是如此，虽然表面使用的是砖石结构，但是还是仿造木材的结构形式来建造的，这就足以证明木材在中国古代建筑中的重要作用。于是就出现了“墙倒屋不塌”、“拆东墙补西墙”的俗语。然而在西方的古代建筑有很多代表古希腊和罗马帝国的建筑，主要是采用石材为建筑材料，注重强调的是建筑数据的严格和准确。而且，在西方建筑中主要是以承重墙为主，使用砖和石头所筑成的墙体可以达到很高的高度，房屋的顶部是采用的半拱型构造，这就是西方建筑的典型标志。
2 强调天人合一和神人合一
在西方人们一般把建筑比喻成音乐，但是在中国，建筑具有更多的诗情画意。中国自古都把自然神人化，对自然的态度也是神秘和恐惧并存，对自然的态度也是比较顺从。中国建筑不太注重建筑中的体量、类型、风格和透视的效果，主要关注于对空间规模的扩大，以及在平面上和空间上的相互联系和配合的群体性建筑，主要关注建筑的和谐性和包容性。西方主要看重实践方面，重视实际和人生的精神理念。西方建筑主要是用石头建成，初期时比较黑暗，后来就有阳光照射进来，都属于控制人的精神，注重对神秘感的设计。西方建筑看重的是整体和局部的布局，局部和局部之间的透视、规律和比例等造型准则，注重对立和争斗，注重人们对建筑空间的理性把握。
3 注重模仿和意象
在西方很多人认为曲线是世界上最美的线条，古希腊建筑中不同的柱式就是对人们美的充分展现，大家都知道，多立克式是对男性雄伟和高大的表现，爱奥尼柱则是对女性柔美身形的展现。在欧洲大多数人都比较注重理性思考，善于进行几何分析，西方建筑比较注重对数学模型的比例分配，使得建筑的整体布局呈现出较强的模拟集合图案。比如古希腊的帕提农神庙，其中正面高宽比例1：1.618，遵循“黄金分割”原理。中国人就比较注重人们的内心感受和对外界事物的感受、思考和领悟，具有很强的意象性。英国的佛莱彻说过：“西方人心中的美术，只有绘画为中国人所承认。雕塑、建筑以致工艺品为视为一种匠人的工作，艺术是诗意的（情感上的）而不是物质上的。”中国人比较注重逼真的东西，并且要能够达到栩栩如生的境界。[1]
4 封闭和开放
中国的古代建筑，比如故宫、园林、庙宇和住房都是呈现出封闭的状态。中国保存到现在的古代建筑——故宫，就是最好的例子。中国传统的建筑中像是北京的四合院、云南人们居住的“一颗印”和广东潮汕等等，也就是封闭模式的体现。这些建筑都有一个特征就是，外墙不开口，是通过通风来采光，这是中国建筑的鲜明特征。这种封闭的居住环境和当时封闭的国家环境和政策有着极大的联系。和中国建筑的封闭相比较，西方的古代建筑更加注重的是开放、张扬、大气，主要以外部空间为主，中心广场被叫做“城市的客厅”，就有明显的要把室内转化成室外的意思。像是在1756年简称的法国凡尔赛宫，中间是标准的古典主义三段式处理，也就是把立面转化成纵、横、斜三段，左右是对称的，建筑的轮廓造型严正、伟大雄健，具有明显的理性美。凡尔赛宫的集合形
花园主要是依照大厅为主线渐渐展开的。
5 内向和外向
中国在进行建筑的时候，主要的表现是外部空间简单牢固，但是内部却清新脱俗，具有不同的情趣在内。注重空间的封闭性，主要倾向于内心世界和对外界的防范，这就和儒家所宣扬的“外求自保，内得心安”的思想有些类似。但是在西方的建筑中，在布局、构造和意象等方面都给人一种阔达、宏伟雄壮以及结构复杂的感受。尤其是几何的造型更是给人一种和自然对立、人定胜天的感受，这就是西方人在征服自然方面的体现，具有鲜明的侵略和探求的意味。就是这种否定和叛逆，就充分的体现出西方建筑的多样性，出现了一个个不同的流派特色，络绎不绝，这和我国长时间以来单调的建筑风格形成了明显的对比。[2]
6 大众和特殊
在中国的儒家思想中，注重的是中庸和制衡。中国建筑更加注重群体间的组合，部分服从整体，达到协调的美。西方哲学理性思想中强调的是对立和自我，注重对个性的解放，像是巴黎圣母院、埃菲尔铁塔、比萨斜塔等等，都是这种思想的具体表现，给人们一种激动、雄健的艺术感受。而中国的建筑更多的是采用中轴线的形式，从宫廷到、府衙、住房、寺庙，都是采取坐北朝南的中轴线，成对称的形式，呈现序列化的空间状态。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北京故宫的布局模式。西方建筑不注重这方面，建筑并不是追求对称的效果，主要是呈现出放射性的状态，主要是为了表现出不同和不规律性。比如欧洲中世纪的城镇布局就是以教堂为主，然后围绕教堂进行宫殿、住房和修道院等建筑的布局，其中各自都是独立的存在的。
7 静态和动态
中国古代建筑给人的感觉是范围较小，但是却又让人觉得有种以小见大的感觉，一棵树木、一片花草、一块石头，都能使观赏人员从中联想到一片山林。其中的布局也十分注重虚实相融合，注重其中的动静配合，但是一般都是静多于动，这种建筑思维和布局有利于建造更加明朗和精致的环境，从而有效的表现出自然的美感和相互协调的气质。但是在西方的园林中，主要是以瀑布和喷泉为主，整体感觉比较宏伟和壮大，具有强烈的动态感，从而有效的表现出热情奔放的感觉。[3] 8 内涵和外露
因为儒家思想对于人们的影响，中国的传统建筑也逐渐向和谐和含蓄的方向发展。在建筑内部是以封闭的空间为主，建筑和装饰都比较自然，让人觉得十分的亲切和安逸，给人一种家的温馨。在西方的古典建筑中更加注重人和自然的抗衡，在石头和混凝土等建筑材料上面显得生硬和冷酷，给人一种冰冷的感觉。在建筑的外形构造方面，西方古典建筑是使用比较夸张的造型来表现出建筑的伟大和永远，让人瞠目结舌，具有激情。西方古典建筑中的空间位置是直挺向上的，使用的是高空垂直的发展模式，而且，西方古典建筑注重突出建筑的单个特点，其中的每个建筑都具有自己的风格特色。
9 主体和客体
中国建筑和人一样，是有鲜明的前后差别的。在中国的建筑中，主要发源于黄河流域，方向是坐北朝南。一个中国的住房，实际上体现了主人宇宙的观念，也就是对主人的身体构建的反映。中国人和中国的建筑是相辅相成的，因此建筑的方向也是人的朝向，也就是南方在前面。和中国的宇宙观念不同的是西方的建筑风格，西方的建筑主要从观察面开始建立的，因此北方是前方。一座简单的三合院，从上向下看就好比一个张开手臂的人形，房屋是正面，两厢是手臂，把自己紧紧的包围起来，就像一个井字的形状。而且这个井就是房屋主人的心脏。中国的住房都是一种君临天下的感觉，只是建筑的范围大小不同罢了。[4]
10 不变与万变
中西方在革新问题上存在显著差异，这可以体现在建筑发展的不同上。就建筑发展历程而言，中国建筑倾向于保守型。根据文献资料表明，中国建筑形式及材料亘古不变，起码在过去3000年基本维持原样。不同于中国，西方建筑追求推陈出新，材料和结构也是不断演变的。希腊雅典卫城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第一批神庙，距今约2500年，在这期间欧洲古代建筑的外形及建筑材料历经了剧烈的发展演变过程。欧洲建筑在装饰、空间布局、比例、形象等各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改革和创新，这主要体现在从古希腊古典柱式向古罗马穹窿顶技术以及拱券技术的发展，还包括从飞扶壁技术、十字拱技术向文艺复兴时期圣彼得堡大教堂的演变等。
11 总结
根据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
显的看出，随着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人的性格逐渐呈现出内敛、封闭的状态，这种思想的影响，使得设计思维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传统成为中国人思想上的束缚，但是新的事物没有经过时间的堆积也不能广泛使用，所以有的地方还是需要去继承的。在建筑风格上面，中国人也具有一定的创造力，不然就不会出现独具匠心的建筑风格，但是封闭的思想还是让我们固步自封，很难发展，建筑的形状也大致相同。
传统的建筑不但有四合院、大屋顶斗拱等形状，还有对内在设计思想和艺术内涵的表现。对传统进行学习，不是要全部吸收，而是要符合实际，主要是给人们一种启发和灵感。建筑渐渐的受到人们的重视，而且传统的建筑形式使得现代建筑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传统和现代有冲突的地方，也有相互融合的地方，传统的风格要能够与时俱进，接受新的构造、材料和技术的影响，如果不能融入现代化的因素，传统的建筑就会失去原有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王树京，贾铮.谈中西方传统建筑的差别[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3，（8）.
[2]杨洁，黄金凤.中西方传统建筑的比较与探讨[j].徐州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5（2）：29-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