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中文期刊网精心挑选了儒家思想优缺点范文供你参考和学习，希望我们的参考范文能激发你的文章创作灵感，欢迎阅读。
儒家思想优缺点范文1
关键词：《三字经》 德育教育 活学活用
1、技工学校学生思想道德品质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给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的冲击，各个工厂、企业纷纷开始注重员工的思想道德修养和素质教育，技工学校作为为企业培养技术人才的主要阵地，如何为企业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是当前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的课题。
现在的中学生，由于在中国“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成长起来，在九年义务阶段，学校绝大多数都只重视学生的分数，而疏忽了对学生思想道德方面的教育。而技工学校的生源主要来源于参加中考以后的初中毕业生，也有辍学在家后又想读书的青少年，是一批比较特殊的群体.他们文化基础知识掌握不牢，学生学习的自觉性较差，有的甚至失去了学习兴趣；学生在文明行为方面、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方面，道德观念缺失、缺乏责任感、不讲诚信、人生态度消极、崇尚暴力；有相当数量学生在遵守社会公德上严重缺乏自觉性，某些不良习惯严重存在、不良行为较多，距离文明社会的要求相差较远，但是他们又具有愿意探索、勇于实践、可塑性较强等特点，其心理状态呈多元性和复杂性。对于18岁以下未成年的技工学校的学生来说，他们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弱，很容易受到不良因素的影响，上网、打游戏、逃学、赶时髦、贪图享乐、说脏话，这些现象在中学生中已经是很普遍了，而职业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德育教育，挖掘他们本性，引导他们有一个健康向上的人生态度，这才符合社会发展的要求。
2、技工学校学生在德育教育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技工学校德育工作虽然讲究品德教育，但脱离学生实际，脱离社会实际，依然灌输的是空洞的、跟不上时代需要的教育内容。只注重资料是否齐全，做表面文章，使学生形成逆反心理，表现为学生的双重人格一一思想观念与行为表现不一致。有人说；“现在的教育是‘缺德’教育”。的确，现在的学生面对开放、多变、复杂的社会环境，急功近利，一味追求的是金钱和权势，至于做人之道却无从说起。由于初中阶段是在“应试教育”的大环境下运行，只注重尖子生的培养，在一定程度上疏忽了学生思想道德品质方面的教育，致使到中职学校继续就读学生的种种不良表现，让我们中职学校的教育者们对学校德育教育工作不完善所带来的问题感到担忧。技工学校学生在德育教育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
2.1 技工学校在德育教育工作上领导不够重视。技工学校招不到学生而面临着生存的巨大压力。在德育教育机构方面没有成立专人、专职和专门的办公地点和设备设施，用在学校学生德育教育的资金更是凤毛麟角。
2.2 有的同志认为招收的学生都是各个学校的“渣子”，教育难度大，不可能有很大的长进，投入的精力大而成效不明显，存在着畏难情绪，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思想在作怪。
2.3 技工学校学生的思想处在“亚健康”状态，教育形式的单一不够灵活，方法刻板不够生动，导致学生在心理上的逆反情绪更加激进，不愿意接受一些空洞的教育。
2.4 在现在这个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下，缺乏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的途径和方式，职业教育中的德育教育也成为现行教育改革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
3、传统的《三字经》在技工学校德育工作中的作用
当前，思想品德课程考虑学生实际情况不够，在解决学生思想、行为习惯等基本问题方面有些欠缺，反映技工学校学生和青少年道德存在的问题的方面不突出，极大地影响和削弱了思想品德课的教学效果。如今，技工学校青少年学生的思想品德较差主要表现为酗酒、赌博、斗殴、早恋、沉迷网络游戏等。作为技工学校的学生在生理和年龄上已过儿童的时代，但是在伦理、道德等方面仍然处在“儿童”时代，适用我国儒教文化瑰宝的《三字经》来对技工学校的学生在德育方面进行教育和“补课”。这很值得我们思考：《三字经》这样一部以儒家思想为立足点的教育著作，强调教育以“德行”为先导的教育理念对现代技工教育的意义。技工学校也要把传承中华民族经典传统文化作为新时期职业教育中德育教育发展的重要途径来实践。
3.1 学校在德育教育过程中通过“一看二望三诵”，把《三字经》中儒家的思想意识烙印在学生的脑海之中。
《三字经》中说：“首孝悌，次见闻”，可见在传统的教育中，是把德育放在首位的，一个人首先得要有“孝悌”，即德行。又如“子日：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也是强调一个人只有有了高尚德行，然后才去学习知识。这说明了德育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而在现代教育中虽然也讲德育，但学生的思想品德实在让人有点担心。国学大师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中讲得很实在，他说“小学生最可爱”，有礼貌，尊敬他人，体贴父母，热爱劳动……，能按小学生守则要求自已。等到了初中、高中、大学，就没有社会公德，不会因为父母辛苦而帮父母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也为会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不穿名牌……，正如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这很值得我们思考：《三字经》这样一部以儒家思想为立足点的教育著作，内容就是将儒教思想高度地浓缩在了其中，《三字经》从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等多个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的体系。可以说：“儒家思想已经是我中华民族的思想基础。”我们学校在德育教育过程中通过“一望二看三诵”三个步骤，把《三字经》儒家的思想烙印在学生的脑海之中；强调教育以“德行”为先导的教育理念对现代教育的意义。
第一个步骤是“一望”。在学校教学楼两侧的上、下楼梯通道上，把《三字经》中部分激励人上进的经典语句，让学生积极参与雕印在楼梯通道各个台阶的正垂面上，学生上楼时首先印人眼帘看到的经典语句，接受的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三维立体教育”。
第二个步骤是“二看”。组织全体师生观看由钱文忠教授在《百家讲坛》中讲解的“国学经典”《三字经》，从而进行系统而全面的学习。
通过组织观看和学习得知《三字经》用典多，知识性强，是一部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编成的读物，充满了积极向上的精神。
第三个步骤是“三诵”。学校学工处要求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朗诵和记忆。学校给每位班主任发一本《三字经》教材，把《三字经》做必考内容安排在基础知识竞赛中，要求各班利用课外活动、晚自习、班主任课有组织的安排学习国学经典《三字经》。学生们高声齐读和记忆，这种齐诵显示出的力量感，增强了每个学生愿意读下去的信心。他
们可以从中体验到韵律带给人听觉上的美感。
通过多种感官获得综合信息则所记忆的形象必然是鲜活的、丰富的。在集体齐声朗读或个人高声朗读时，自己不仅是一个读者，同时也是一个听者。在读的过程中容易忽略的内容在听的过程中可能会引起注意，这样在视、听、思等共同作用下不但容易再造出纸上难以言表，只可意会的东西，体验到进入意境的快乐，也有助于加深记忆。读是为了感受真，而朗读却在感受真的同时又感受到美。对于优秀的片段要求背诵。我们不能仅仅为了让学生学会记忆而教，因为学生并不仅仅是一个容器，等待着我们将这样那样的知识灌进去。学生有兴趣学习才是关键的。我们可以借助学习《三字经》，利用学生喜欢听故事的优势，讲解三字经中的小故事。通过这些小故事，提高学生对学习三字经的兴趣，孟母三迁、孟母断机、五子登科、黄香温席、孔融让梨等小故事在学生们听起来津津有味的同时，既提前渗透了对三字经经文的理解，通过故事也达到了教育学生良好品质的形成的目的。为学生营造一个读书的氛围，让学生在潜移默化、耳濡目染中自愿地学习，同时促使学生人格健康发展，这样才能达到学习《三字经》的真正目的。
3.2 正确引导学生领悟《三字经》内涵，让学生思想升华、行为上加以实践，使学生的整体素质得以提高。
儒家思想优缺点范文2
11月4日晚，约50所美国寄宿制高中在浦东香格里拉大酒店摆摊“吆喝”，吸引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的优秀初中生赴美就读。那么初中阶段赴大洋彼岸求学，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哪些孩子适合留学“我们喜欢敢于向老师挑战的孩子，而不仅仅是记忆力优秀的孩子!”美国寄宿中学协会(TABS)前会长Steve Ruzicka曾说，年龄不是决定孩子是否适合出国的唯一要素。在寄宿制学校学习，都要面临和国际学生一样的挑战――离开了父母，如何独立面对新环境，如何交友。因此，是否适合出国留学，关键还得看孩子的个性特点。好奇心、认真的学习态度和一点冒险精神，都是做一名小留学生的必备条件。
家长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评估：首先，孩子要比较有主见，有明确的学习目标。国外的学校气氛比较自由、宽松。学生学习完全靠自己主动，但学习任务并不轻，需要有很好的自律能力，有效地利用时间。
其次，孩子本人是不是个性上比较成熟、自律，有较强的主动性。欧美国家的学习环境与中国教育完全相反，如果没有很强的学习主动性和学习热情，很容易迷失方向。 另外，性格开朗、有宽容的心态和较好的沟通能力，并且喜欢与人交流。无论是课堂上还是生活中，国外学校都非常鼓励思想的交流和经历的分享。
国外寄宿中学优缺点分析
一、优势：01、进入名牌大学的捷径。以美国为例，美国的高中一般是四年制，从9年级到12年级。寄宿中学没有重点、非重点之分，但都有各自的办学特色。在此阶段，学生需要大量地吸取各方面知识，学习比较紧张，但同时也非常注重培养个人特长。对中国学生来说，进入美国寄宿教育系统的最佳学习时间，是在9年级。美国教育专家认为：通过这样的教育系统，中国学生可提升其被美国常春藤大学录取的机会。
02、学习环境安全。目前，接收国际学生的基本为美国寄宿制学校，管理非常严格，寄宿学校学生总体素质比较高，相对封闭式环境，学生吃、住在学校内，学生通过在学校内的集体生活，创造更多的时间去接触美国当地的学生，可以更快适应当地的学习环境，学会在国际环境下的独立生存能力和多元思维能力，为将来的发展奠定良好的生活及思维习惯。寄宿中学有专门的辅导老师24小时对学生的生活进行关照和指导，学生能得到全面的照顾。
03、易融入美国主流社会。孩子年龄较小，能够学习地道的英语，并培养全球化的视野，也为小留学生融入美国社会和深入了解美国文化提供了很好的环境。这一段人生成长经历是在国内上中学的学生无法体验到的。美国学校的教育对孩子的人格和正义感的培养很有好处；从小独立在美国接受教育，还可以锻炼其自立能力。
二、缺点：到美国念寄宿制高中，只能上私立学校。少数公立学校接收外国短期的交换学生，学习期限最长为1年。而私立学校的费用相对较高，一年的总费用从15000美元到40000美元不等(少数学校可以申请到数量不等的奖学金)，家庭需要有较好的经济基础。
韩国：据悉，韩国每年对教育的投入在亚洲名列前茅，文凭的含金量高。而且，对申请人的学历、经济能力要求并不苛刻。韩国政府给予认证的韩国语考试叫做KPT，每年9月或10月进行。一般符合年龄条件的国内高中毕业、大学毕业和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学生，通过韩语三级考试(后两者达到托福成绩550分也可)就能申请到韩国读大学、硕士和博士。没有达到韩国语三级的学生可选择在韩国大学内进行语言研修。一些大学还设有全英语教学的硕博专业，直接招收优秀学生。
儒家思想优缺点范文3
一、传统道德与德育的批判继承
如同我国现时代整个的社会文化一样，德育文化处于既有德育文化趋向消解、新的德育文化正在建构的文化转型阶段。新的德育文化的建构过程实质上便是既有德育文化的现代化过程。那么在这一现代化过程中，究竟怎样看待传统道德与德育呢？传统道德与德育体系中又有哪些因素具有现代因子经过必要的现代转换能够纳入正在建构中的新的德育文化，并为与现实的德育所用呢？在批判继承传统道德与德育过程中必须坚持什么原则呢？
与会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继承传统道德与德育的精华，既是社会的稳定与发展的需要，也是建构新的德育文化的需要。我们不可能割断中国的历史，脱离国情。在急剧变改的社会中，对传统的维系与科学地弘扬对维护社会稳定、缓解因观念突变而出现的思想阵痛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新的德育文化的建设固然以对传统的扬弃为重要特征，但尤为重要的是科学地继承。传统道德与德育的精华是我们赖以建构新的德育文化体系的基础。整个人类思想史的发展证明：人类思想的发展并非依据基础而创造新的思想，而是依据基础而改变传统意识。对新的德育文化的建构而言，所依据的“基础”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现实，据此应予改变的“传统意识”主要包括了传统道德与德育思想体系的精华。
传统道德与德育思想体系博大精深，虽有糟粕，更有精华，继承其精华，有利于加强学校德育及德育学科建设，这是与会的专家学者所普遍认同的观点。与会的专家学者指出，礼、义、廉、耻、信，以及孝等传统的道德观念，传统美德所体现的整体主义（具体表现为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强调集体利益）、辩证思想（具体表现在强调“为政以德”与人际和谐）以及“先义后利”等，虽然其中具有特定的历史局限，但都拥用合理内核，所蕴涵的基本价值有一定的超时代特性，经过必要的现代转换，结合现实赋予必要的时代内涵，完全可以变现实的德育及新的德育文化建设所用。在研讨过程中，有些专家还特别指出，传统道德与德育是一个有机的思想体系，它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同时也包括了儒家以外其它学派（比如道家、墨家等）的思想在内，在批判继承传统道德与德育过程中，不能仅仅关注儒家的传统道德与德育思想。会上，有些专家学者专门就“先秦道家的德育思想”、“《周易》的道德教育思想”作了研讨，与会者对此给予了积极的评价。
传道德与德育的批判继承，既是一个理论，也是个实践问题。那么，在批判继承过程应遵循哪些原则呢？经过研讨，与会的专家学者普遍认识到，在新的德育文化建构过程中批判继承传统道德与德育，必然要遇到三大矛盾，即精华与糟粕的矛盾、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矛盾；要正确解决三大矛盾，必须区分、认识和处理这三大矛盾关系，坚持三个基本原则：1.正确区分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与德育思想中的精华与糟粕，坚持批判继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2.正确认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坚持古为今用，发展创新的原则；3.正确处理中国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坚持以为指导，贯通古今、融汇中西原则。在对待传统道德与德育思想的问题上，“五四”以来更有着两种不同的态度度和主张：一是毫无批判兼收并蓄，食古不化；一是全盘否定，“全盘西化”。受其影响，在批判继承的实践中也多出现过国粹主义与的错误。与会的专家学者强调，我们今天仍有必要批判和警惕这两种极端倾向的出现。基于对此现象的高度关注，有的与会者提出，在新的德育文化建构过程中批判继承传统德育文化尤其需要遵循这样四项原则：1.化为现代的而非守成的；2.实践的而非体用的；3.抽象的而非具体的；4.历史的而非学理的。
二、德育学科建设
德育学自80年代初从教育学分化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始终受到这样一种非议，即认为它缺乏理论，没有科学的体系。与会的专家学者勇敢地面对这种非议，视之为加强德育学科建设的一种动力，站在使德育学更为完善的维度上，就德育学的学科性质、德育学的若干基本概念，既有德育原理教科书的体系编排等问题作了研讨；与此同时，运用整体辩证思维、系统论、现代全息论等现代的新思维新方法提出了新的德育学理论及体系。
究竟怎样认识德育学的学科性质，与会的专家学者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它是一门以理论为基础的应用学科。在这种观点看来，德育学是从德育的现实出发，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德育的本质问题，并运用从实践中总结来的德育规律去指导实践，其研究目的在于指导实践。另一种观点认为德育学是具有多种性质、多种功能的学科群，包含众多具体的德育学科，比如德育社会学、德育心理学、德育哲学、德育工艺学等，不同的具体学科有着不同的性质与功能。
一门学科的概念准确与否直接影响着学科的科学性。德育学的一些基本概念的内涵与外延仍有作进一步界定的必要。在这一方面，与会的专家学者主要围绕“德育”的内涵、外延、功能、目标、任务等作了探讨。与会者认为，我们现在对德育所下的定义仅仅是自学校教育的维度出发的，因此无法涵盖社会及家庭教育中的德育的内涵：一般认德育的外延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道德教育、但在教育学的各个领域的阐述过程中，却只有道德教育是贯彻始终的且有实在的内容；在表述上，“德育的功能”、“德育的价值”、“德育的作用”并存，有的专家主张用“功能”更为确切；至于德育功能的问题，有的专家认为它既有现实的一面，也有超越一面，我们强调它的现实功能是必要的，但不能忽视它具的的超越现实的功能，即按照某种超越于现实的道德理想去塑造与培养人的功能；德育的“目标”与“任务”是有区别的，“目标”是概括的、相对稳定的。任务则是根据目标所制定的具体化措施，现行的《德育原理》及德育实践中将它们合二为一是不恰当的。
德育学科建设必须走科学化之路，那么，德育学科怎样才能科学化呢？
经过研讨，与会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现阶段应注意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清除旧观念，德育学是一门科学，有自身的思想体系，不能囿于政治气候的变化而变化；要处理好与现实德育和政府的方针政策的关系：德育研究的任务之一是为现实德育及有关部门制定方针政策提供思想依据，而不是为现实德育及已经提出的方针政策寻找依据。
第二，德育学的研究应突出重点。首先应加强德育过程的研究，这是因为对德育过程的认识，既是德育学的理论问题，也是取行德育实效性关键；其次要加强思想品德测评和德育评价的研究。这个问题是实践中的一个难点，也是德育理论研究的一个弱项。
第三，应注意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目前的德育研究往往注意重问卷法和测量法，其实它们各有优缺点；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也都有不足之处。
如何运用现代新思维方法加强德育学科建设也是与会者所关注的一个问题。有的专家依据主体性理论、系统论及现代全息论提出了“主体参与式德育理论”，并据此提出了“整体大德育课程体系”的构想。
“主体参与式德育理论”的主要内容有：
1.用主体参与式的教育促进学生主体性素质的发展，用整体教育促进学生主体素质的全面发展；2.使主体性素质得到全面发展，让全面发展具有主体性本质；3.将主体参与式教育落实到整体教育上去，使整体教育在本质上成为主体参与式教育。
儒家思想优缺点范文4
【关键词】传统婚恋观 跨国婚恋 跨文化交际
中美文化承载着各自民族不同的文化特色和文化信息，与自身的传统文化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中美传统婚恋观念的显著差异所引起的跨文化交际失败的案例屡见不鲜。这也给跨文化交际提出了新的课题。在愈来愈频繁的文化交流中，一方面，中美传统婚恋观在跨文化交际的背景下各自显露了自身的优缺点，并在文化互相渗透的融合中寻求着完善与统一；另一方面，跨国婚恋已成为交际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却由于婚恋观念的差异，面临着激烈的民族文化冲突。我们必须正确把握中美不同民族在婚恋观念上的差异，并提出克服这些差异行之有效的方法，把它们正确地运用到跨文化交往的过程当中去，形成正确的交际策略，为我们跨文化交际的成功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中美传统婚恋观念差异及原因
由于东西方两种文化根源、历史背景、发展过程及其他方面的不同，中美文化存在着显著差异。美国社会张扬“个性”， 重视个人的权益和自由；而中国社会注重伦理生活， 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在中美文化中，传统婚姻观念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中美恋爱观、婚姻观和家庭观的差异。
（一）恋爱观差异
1、恋爱目的
中国人恋爱是为了结婚，美国人恋爱是为了恋爱。
许多中国人都熟知这样一句网络语：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由此可见，在中国人传统观念里，谈恋爱的目的就是为了结婚。美国人把恋爱和结婚分的很开，只要两人相爱，便享受在一起的过程，一切顺其自然。有时候，他们反而惧怕结婚，因为爱情是浪漫的，婚姻是现实的。一旦与意中人步入婚姻殿堂，就要一起为生活中的牛奶和面包发愁，曾经在脑海中完美无缺的人，很可能会将自身的本质弱点暴露无遗，最后导致爱情的终结，所以西方有一句名言家喻户晓：“ Marriage is the tomb of love（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2、恋爱年龄
一方面，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的恋爱年龄仅停留在一段生命时间。特别是中国女人，热恋时间往往限于十多岁到三十出头期间，这一段年龄非常宝贵，如果到四十岁以后还没有结婚，就被称为“人老珠黄”而很难恋爱了，所以中国女人要趁年轻的时候把自己嫁出去。而美国人却不同，美国人的恋爱期可以是整个人生，就算过了青春期也不着急。许多美国老头老太太，到六七十岁了，还在恋爱找对象，因此出现了所谓的“黄昏恋”。另一方面，美国人开始恋爱的年龄较早，许多人在中学就开始恋爱，而家长老师很少管。同样的情况出现在中国，则被视为早恋，家长往往会想办法把孩子拆开。有的家庭孩子上了大学也不允许恋爱，理由是要把精力放在学习上，等毕业后找到工作时才能谈。
3、表达方式
古往今来，中西方人的典型性格就各不相同。中国人崇尚的是一种含蓄美，喜欢言语委婉，形式谦虚低调。西方人与此截然不同。他们个性张扬，说话做事直截了当，不爱拐弯抹角。因此，面对真爱，中西方人表露真情的方式就很不相同。总的来说，对爱情的表达方式，中国含蓄而优雅，美国开放而绅士。
（二）婚姻观差异
美国人的婚姻观与中国人的婚姻观有着极大的不同。美国人认为：婚姻纯属个人私事，任何人不能干涉。中国的传统婚姻观，一般都讲百年好合，注重从一而终，所以都相当谨慎。
1、结婚目的
从传统观念上分析，美国人结婚是为了爱情，而中国人结婚更多的是为了家庭。中国人注重人际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结婚绝不是简单的两个独立个体的结合。父母为儿子娶来媳妇， 表面看来是为儿子完婚， 其实是为整个家族娶媳妇。1男子娶妻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延续香火、孝敬父母， 是对家庭应尽的一种义务和责任。相比而言，美国人的观念显得更人性化。由于美国人信奉自由，崇尚的是个人主义，他们认为结婚就是两个单独个体的结合， 结婚是为自己，结婚是他们的个人权利而不是义务， 是一种形式而不是一种责任。
2、择偶方式
由于结婚目的的不同，中国婚姻的择偶建立在家庭条件和容貌之上，择偶标准是门当户对。几乎不考虑男女双方是否相爱，而看对方的家庭条件能否匹配得上，身高相貌要能过关。而美国更多建立在共同的兴趣爱好之上，美国人的择偶条件是：尊重、信任、兴趣。他们更重视价值观的趋同，性格是否适合、爱好是否相似，而不是外在的身高，相貌，年龄。因此有人形象地比喻：“对中国人来说，结婚更像一种商业活动，所以叫经营婚姻；而对于美国人而言，婚姻更像家家酒，爱到一起翻天覆地，不高兴了就一拍两散。2”
3、离婚态度
中国传统婚姻的双方在物质和精神上都是相互依存的，一旦结合，则很可能是一辈子，即使夫妻感情已经破裂，迫于社会、家庭施加过来的压力，以及考虑到经济因素，孩子的成长环境等，很多夫妻都会选择继续痛苦地生活在一起。相对于中国人对离婚消极回避的态度，美国人如果婚姻出现了裂痕，对离婚会积极很多。由于他们夫妻关系经济与精神上相对的独立性，以及社会文化对离婚的宽容性，面对婚姻中出现的危机，他们会坦然许多。据数据表明，1979年美国离婚率已达到53% ， 是美国历史上的离婚高峰。3这显示了中美传统婚恋观在离婚态度上的差异。
（三）家庭观差异
家庭价值观可以说是个人对于家庭事务所抱有的一种观点、态度或信念，它影响着个人经营家庭生活与家庭相关事务的决定。
1、夫妻关系
在中国，集体主义精神已经渗透到人们的感情生活中，夫妻之间保持着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不仅经济上物质共享，而且精神上互相支持，甚至不分你我。如果对方有什么事情自己不知道，就会以为对方离心离德，甚至是背叛。在美国，夫妻关系是平等的。他们的结合是自由的，是个人的权利，受到法律的规范，父母不敢干涉。美国夫妻双方虽然已经结婚，却是独立的个体，他们的结合非常理性。在结婚前，他们会先作财产公证，以免离婚后与对方的财产互相混淆。他们会尊重对方的隐私，夫妻之间都不过问那么细。美国的丈夫们并不喜欢一味迁就和顺从妻子，而要求对方尊重自己的个性。双方之间不仅在热恋期间会注重仪表，婚后依然如此。4
2、女性责任
中国有一句俗语：“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就是说中国古代女性出嫁后要遵循传统的美德，遵守三纲五常，对自己的丈夫绝对忠实，为家庭恪守妇道，投身于家庭，抚养好儿女，服侍好公婆，并做到尽善尽美。受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中国女人结婚以后，会全身心承担家庭的责任，为家庭、丈夫和孩子奉献，甚至舍弃自己的工作。与中国女性相比，美国女性要轻松得多。美国女人结婚以后，也会认真承担家庭的责任，当孩子很小的时候做全职太太，当孩子大了以后，会继续工作。受独立文化的教育，美国女人对自身的自由和自我空间是有较多要求的，不会勉强和委屈自己。
（四）传统婚恋观念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
1、历史渊源的不同
中国是有 5000 年文化底蕴的千年古国，封建社会长达二三千年之久。传统的儒家文化对古代的婚姻家庭影响深厚。在儒家文化“大统一”思想的熏陶之下，两个家庭的融合不仅是夫妻二人单纯的结合，而是整个家庭所有成员参与的融合过程，汉代明确的“夫为妻纲” 、 “男外女内” 等伦理道德观念影响至今。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门当户对”更是延续了几千年的择偶方式，导致中国人在择偶过程中更多的考虑是外在条件而不是爱情。
相比中国，美国是个年轻的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国家，多种族，多文化，经济文化程度相对开放，民主自由，独立平等。从一开始就是以资本主义精神建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追求个人成就和物质财富的观念深入人心，所以在婚姻观念上相对自由、开放、平等。
2、文化认同的不同
中国是集体主义为核心价值观的文化群体，个人利益应该服从集体利益，注重宽容的人际关系。中国家庭成员的行为观念大多数是以家庭这个小集体的利益为中心。中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家庭成员不是完全平等的，婚姻关系对夫妻双方都是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婚姻已经不属于个人问题，它包含道德，责任，荣誉感等因素，所以中国人在择偶、离婚等方面更多地考虑了家庭因素。
美国社会文化以个人主义价值观为主导，个人利益是他们一切活动的目标，美国的家庭价值观中没有类似中国传统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观念，家庭成员之间强调自由平等，强调个人权利。
二、中美传统婚恋观念差异的启示
研究中美两国传统婚恋观的差异，主要就是为了使两个国家能从对方的传统婚恋观念的优势特点中获得启示，通过互相学习与融合，取长补短，以寻求中美婚恋观的互补、完善与统一。
在日后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中，笔者建议中国人的恋爱观念应打破恋爱年龄的限制，尽量排除世俗的偏见，降低婚恋的功利性，以更加宽容的择偶方式去选择婚恋对象；夫妻之间建立情感依赖的同时要树立个体的独立意识，注重个体生命价值的体现；在女性责任上，希望部分中国家庭能对女性提出合适的责任要求，同时尊重婚姻中女性应有的工作、自由等权利。当然，笔者也建议美国人学习中国人对婚恋的责任感，对家庭的奉献精神，对离婚的慎重态度等。
此外，跨国婚恋的顺利实现，与中西文化互补、中美文化融合密切相关。跨国婚恋夫妻双方在跨国婚恋中要相互理解宽容各自民族文化的差异，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将中美两国包含传统婚恋观在内的民族文化冲突得到最大限度的减少，使中美两国包含婚恋观在内的整体文化能走向更加完善、和谐、统一的轨道，那么跨国婚恋的顺利实现指日可待！
【参考文献】
[1]蔺学才.试析中美婚姻观念的不同[J].河南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
[2]悲鸽鸽.浅析中美婚姻观差异及形成原因[J].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学报，2013.
[3]朱晓映.中美妇女婚姻与家庭观念比较[J]. 妇女研究论丛，1998.
[4]桂佳芸.中美家庭婚恋观的比较研究[J].学术探讨，2010，7.
[5]孙建军.中西方文化在婚姻观念上的差异[J].辽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7，4.
[6]杨文华.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中美婚姻家庭价值观比较[J].Journal of Yunnan Finance & Economics University，2004，26（3）.
[7]刘彩玲.浅析美国婚恋观对在校大学生的影响[J].伦理学研究，2010（9）.
[8]陈硕.中美婚姻伦理比较研究[D].浙江农林大学硕士论文，2012.
[9]方倩.从婚姻的角度看中美文化差异[J].文学教育，2013，5.
[10]文化维度理论视角下的中美婚姻观差异[J].边疆经济与
文化，2013，5.
[11]蔺学才.试析中美婚姻观念的不同[J].河南纺织高等专科
学校学报，2002.
[12]裴鸽鸽.浅析中美婚姻观差异及形成原因[J].华北水利水
电大学学报，2013
[13]朱晓映.中美妇女婚姻与家庭观念比较[J].妇女研究论
儒家思想优缺点范文5
关键词: 韩国在华公司职员 对外汉语教学 一对一个别教学
汉语是全球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汉语对外教学的历史也源远流长,最早的教学形式可能就是一对一的个别教学。早在隋唐时期,大批的遣隋使和遣唐使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学习汉语和汉文化,使得汉语教学成为当时国际交流的第一需要。
一、个别教学模式的产生
个别教学历史久远,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孔子首倡“因材施教”,《论语》“子路、曾析、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就反映出典型的个别教学模式:四大弟子陈述各自的治国方略,每讲一个,孔子就进行有针对性的点评,扬其所长,避其所短,还不时进行沟通交流,从而获得“教学相长”。[1]
目前所谓的“个别教学”是从教学形式上定义的,具体可分成两种情况:“个别辅导”和“个别授课”。前者是课堂教学的补充形式,通常无需为学生制定专门的教学计划,根据课堂教学的内容和学生的掌握程度,针对难点答疑解惑或依据情景进行操练。后者是有计划有组织地给单个学生授课,它是游离于课堂教学形式之外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相对于课堂教学来说,“个别授课”是最小形式的课堂教学。因此所谓的“个别教学”主要是指“个别授课”。
时下,世界各国纷纷掀起“汉语热”,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的教学事业如火如荼地发展。由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众多海外企业进入中国,大批海外商务人员也涌入中国。这些人大多有学习汉语的需要,而且迫切希望尽快掌握以适应在中国的工作和生活,但是由于受到时间地点限制,以及个体学习背景和能力的差异,他们不可能进入课堂进行常规的汉语学习,大多会选择一对一的个别教学。因为以上种种问题在普通课堂教学中无法兼顾,而个别教学恰恰可以随机应变,所以课堂之外的一对一个别教学,在整个汉语教学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韩国在华公司职员
韩国是中国的近邻,从古至今两国都有很深的因缘关系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古时的遣唐使对韩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汉文化圈的成员,两个国家存在很多的共性,儒家思想在韩国广泛传播,科举、行政制度效仿中国建立。时至今日,中韩两国的交流和合作广泛开展,众多韩国企业长期与中国合作,进行形式多样的贸易投资。每年韩国都会派出大批的本国职员来中国进行短期或长期的工作。生活和工作的需求,使得汉语成为他们迫切需要掌握的语言。
韩国在华公司职员学习汉语有其特殊性。[2]
1.具备良好的教育背景,前知识结构完备。
韩国是一个十分重视文化教育的民族,能够被派到中国工作的员工都是经过精挑细选的公司骨干。来华前,他们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接受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强,学习自觉性高,并且已经掌握了一两门外语,因此在学习汉语时他们善于总结,能运用有效和理性的学习方法掌握汉语,进行交际。
2.韩国公司派驻到中国的职员一般都是中年人,年龄在30岁到50岁之间。
在这样的年龄群体中,“语言习得关键期”[3]早已结束,自然习得汉语已经不可能;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对事物的成熟认知,使他们极易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形成汉语学习的障碍。但是由于同属汉语文化圈,中韩文化的众多共同点,使文化差异减小,对他们学习汉语有一定的帮助。
3.学习时间零散,精力有限。
韩国公司职员绝大多数不脱产学习,他们利用工作之余进修汉语,学习的时间和精力都受限制。临时性的出差和旅行会使教学被迫中断,教学的系统性难以保障。
4.出于工作或生活的需要,韩国公司职员学习汉语的压力普遍比较小,一般都具有针对性。
他们不需要参加各种汉语水平考试,由自己决定学习内容,以及想要达到的水平。经过学习,他们能在华顺利开展业务,与中国客户或者员工有效沟通。如果达到这样一个水平,他们就满足了。
三、个别教学在韩国在华公司职员汉语教学中的应用
对以班级为单位的规范化的学校教育来说,汉语外语教学,有统一的教学大纲指导,由听、说、读、写四个方面分课程设置课堂教学。使汉语语言要素在教学过程中循序渐进地输入给学生。而上述韩国在华公司职员学习汉语特点的特殊性,决定了汉语教学对他们来说无论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选择还是具体的操作都要比普通留学生在课堂教学中所使用的更具针对性和灵活性。这就对对外汉语教师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提出了要求和挑战,也使教学工作更具创新性和开拓性。
1.教师在教学中的地位。
一对一的个别教学不同于集体的课堂教学,因此师生之间要尽快相互适应,建立合理的“学习-交流”模式。
教师在个别教学过程中是“主持人”,以学生为中心,引导学习。韩国在华公司职员会说的汉语不多,但是他们的生活阅历、智力水平、思想认识与单纯的留学生不一样,他们不习惯于小学生式的“看图识字”,以及做简单重复的课后练习题,他们希望更理性地依据一定的规则学习汉语,更乐于了解不同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知识,更希望知道中国人的想法,也更愿意介绍、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些需求使得交流成为无法避免的教学因素,满堂灌的教学方式切不可取,互动式教学法在个别教学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4]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提出话题诱导学生运用汉语进行交流。
对外汉语教师在个别教学中不同于一般的教学者,教学前要对学生的大体心理特征有所把握,对学生所在的公司背景要有一定的了解。韩国在华公司职员都不是单纯的学生,他们在学习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完成工作,汉语教师首先应考虑学生的身份、地位与从事的工作,把握其心理特点因材施教。其次,教师对学生所在公司背景知识的了解也是必不可少的。教师知道得越多,亲和力越强,学生的共同感也越强,在教学时,师生才能更好地沟通,学习气氛才会更加活跃。
2.教材的选用。
作为汉语个别教学对象的韩国在华公司职员,他们学习汉语的目的和动机都不同于在规范化学校就读的外国留学生,因而对学习内容的要求会表现出一些特异性。他们学习汉语主要是为了和中国人打交道,对学习的内容偏重于管理、洽谈、应酬等,希望用汉语解决工作中的问题。因此他们更愿意接触经贸汉语。
属于汉语文化圈的韩国人对汉字非常熟悉,韩国在华公司职员大多接触过简单的汉字,在教学过程中,他们对汉字的需求明显小于听、说,因此教学中突出交际功能尤为重要。由于他们在中国工作,因此迫切希望学到的汉语能够即学即用,但是作为一个有很强自尊心的民族,韩国在华公司职员在学会一句汉语以后,常常担心自己说得不好、不对,担心周围的中国人听不懂。所以他们希望能与老师进行直接对话、交流,检验自己学习的成果,而不是死板地听老师授课。能将所学内容付诸实践是他们最终的学习目的。
上述需求需要汉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选择交际功能性强的汉语教材,或者以原教材为基础,通过调整次序,根据学生的目的和要求对现行教材增补、删换、拼合,将凌乱的语言知识整合成系统,设计出灵活多样、切合实际、贴近生活和工作的教学内容。同时抓住交际功能创造情境,让学生富有变化地使用多种句式和表达方式。在教授语言知识的过程中,自觉地将交际功能性融入到教学中。
四、结语
一对一的个别教学是一种典型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林伯英先生曾总结了此种教学模式的五大优点:[5]1.弥补学生之间的个别差异;2.满足学生之学习意愿与需求;3.课程设计富有弹性;4.容易掌握学生之学习情况;5.教学成效直接而显著。当然,凡事有利必有弊,个别教学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与课堂教学相比,它也有明显的缺陷:1.单位时间内教授的内容一定,信息量弱;2.难以营造活泼、竞争的气氛;3.教学手段单调,容易产生教学双方的疲劳感;4.教学内容和教学量难以控制。在面对个别教学模式优缺点的同时,对外汉语教师要更多地关注教学对象。
综上所述,在教授韩国在华公司职员汉语时,教师应深入研究韩国在华公司职员的学习特点,抓住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发挥一对一个别教学模式的优点,创新教学手段,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
参考文献:
[1]吴仁甫.对外汉语一对一个别教授研究[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2]魏英丽.韩国在华公司职员汉语教学特点分析[J].现代语文,2006,11.
[3]刘润清.西方语言学流派[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儒家思想优缺点范文6
[关键词]冲突处理模式；冲突处理风格；维度；测量量表
鉴于团队成员在能力、认知模式、价值观、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异质性及其彼此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有关目标、决策标准以及行为方式的冲突在团队日常生活中已不可避免；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冲突对个体和团队的绩效存在不同的影响。Thomas认为，冲突本身不是问题的关键，如何处理冲突才至关重要；冲突处理模式的选择会影响冲突的演进和结果，进而影响冲突双方的绩效表现。自Blake和Mouton提出冲突处理模式的概念之后，学术界便掀起了冲突处理研究的热潮，研究的着眼点日益宽泛，研究内容亦日趋深入和全面。本文对近半个世纪以来主流的冲突处理模式二维模型进行了全面的回顾和梳理，并对当前应用最为广泛的五大经典测量工具，即Hall的CMS，Thomas和Kilmann的MODE，Putnam和Wilson的0CCI，Ross和DeWine的CMMS以及Rahim的ROCI-Ⅱ，作了简单的介绍和对比评价，进而指出了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
一、冲突处理模式的概念界定
(一)冲突处理模式
冲突处理模式概念最早是由Blake和Mouton在其著作《管理方格》中提出的。他们从“对人的关注一对工作的关注”两个维度出发，将人们应对冲突的主要行为模式分为五类(如图1所示)，即面对(confrontation)(9，9)、安抚(smoothing)(1，9)、强迫(forcing)(9，1)、回避(withdrawal)(1，1)和折中(compromising)(5，5)。该分类方法率先打破了传统的单维思维模式，提出了在竞争和合作之外还存在着其他的组合，进而为日后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然而，冲突处理模式体现的究竟是个体的行为意图还是行为本身?它们属于权变的沟通策略还是更为高层次的沟通战略?其中是否存在普遍适用的最优选择?众多研究者对冲突处理模式的实质的理解远未能达成统一。
Thomas认为，冲突处理模式体现的是个体的行为意图，是个体期望通过行为达到的目标，为了实现该意图而实施的行为是随具体问题和周遭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例如，采用竞争模式就意味着希望“通过迫使对方牺牲自己的利益以达成本方的目的”，而具体的施压手段则是多样的。诚然，在特定条件下，冲突处理模式也可以被视为具体的行为。但在现实环境中，行为并不一定能够清晰传达行为主体的意图，依照行为判断主体采用的冲突模式，而忽视其背后的动机是不合理的。
众所周知，冲突处理与沟通密切相关，因而在研究中准确定位分析层面也显得很重要。“协作”可以是一时的策略选择，也可以是主导双方沟通行为的战略主旨。从意图或倾向角度来看，冲突处理模式更接近于指导冲突双方进行沟通的战略思想；而从行为角度来看，冲突处理模式则类似于一系列的应对策略，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出不同的选择。
(二)冲突处理模式和冲突处理风格
多数情况下，研究者对冲突处理模式和冲突处理风格两个概念并没有作严格的区分，他们认为两者代表了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只不过视角不同而已：一个是暂时性的冲突应对方法，另一个则体现了相对固定的冲突应对风格；前者通常是情境依赖的，而后者则是个体依赖的。
Kuhn和Poole将冲突(处理)风格定义为“一种持续一致的对待冲突事件和冲突对手的行为导向，其表现为一系列可见的行为，并构成一种固定的模式，具备一贯的、共同的特征。这并不是说个体的行为风格不会改变或个体不会采取其他的行为，而只是强调个体会选择(通常情况下不是有意识的)一组准则来指导他们在冲突情境中的行为，这组准则转化为特定的行为反应就是一种固定的“风格”。Hall也曾提出，冲突处理风格就是个体在冲突情境中偏好采用的行为方式，但这种偏好也会随情境的变化而变化。而今，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用“模式组合”代替“风格”可能更为准确，它不仅反映了个体对各种冲突处理模式的偏好，同时也体现了个体面对的情境和关系差异。本文沿袭了这一视角，将冲突处理模式及其组合作为研究的重点逐步展开。
二、冲突处理模式的维度与分类
早期从事冲突研究的学者普遍采用非此即彼的单一维度，将冲突处理方法划分为竞争与合作两大类。自Blake和Mouton提出方格理论以来，二维分析法就成了研究主流，其效度得到了广泛的验证。尽管最终得出的分类结果趋于一致，但学者们对冲突处理模式维度的具体划分和界定仍然存在显著的差异。
冲突处理模式的二维分析模型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单纯的分类模型，旨在通过两个维度的组合说明冲突处理模式“是什么”，例如“自信—合作”“建设性—参与性”；另一类则是典型的因果模型，旨在通过两个维度的组合解释选择特定的冲突处理模式是“为了什么”或“因为什么”。此类模型强调冲突双方对于不同的冲突结果的心理效价的感知，例如“关注人—关注工作”，“关注关系—关注个人利益”，“关注他人—关注自己”等(见表1)。基本上所有的因果模型都将影响冲突处理模式选择的因素作了极端的简化，以达到分类的目的。因此，有必要在此基础上，对冲突模式选择的前因变量作进一步的考察研究。
总体而言，诸如“自信—合作”、“关注自己—关注他人”之
类的分类指标看起来更像一个维度的两极，其相对独立性仍有待考证。Desivilya和Eizen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维度划分方法：建设性—参与性。其中，建设性／破坏性(constructive／destructive)维度针对的是冲突处理行为潜在的结果，即行为对双方关系的影响；而参与性／回避性(engagement／avoidance)维度针对的则是冲突处理模式的直接性，即正面的回应或是间接的回避。也有部分华人学者从本土文化根源出发，结合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和谐”观念，提出了贴近东方人行为特征的冲突处理二维模型。黄光国采用的是“维持和谐—达成目标”两个维度，这与此前描述的二维模型比较类似，其核心在于区分了东方人“阳奉阴违”的典型行为。他认为东方人为了维护关系，不会当面提出异议，所以不可能 实现真正的合作。梁觉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价值型和谐—工具型和谐”维度划分方法，旨在通过分析人们对两种存在本质差异的“和谐”的追求，来揭示冲突回避行为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诚然，该模型的关注焦点从个人层面上升到了群体层面，但实质上它仍围绕着“关系—目标”这一对核心矛盾展开。
根据二维分析法得出的冲突处理模式通常有五种，即竞争(competition)／支配(dominance)／强迫(forcing)、协作(collaboration)／整合(integration)／解决问题(problem-solving)、迁就(accommodation)／顺从(obliging)、回避(avoiding)和折中(compromise)。竞争模式的基本假设是“零和”，采用该模式的个体(群体)只关注自己的利益得失而不惜牺牲他人，甚至会利用自己的权势、地位胁迫对方，其根本目的在于实现己方利益的最大化。协作模式的基本假设是“双赢”，这意味着对自己和他人利益以及双方关系的高度关注，采用该模式的个体(群体)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与对方交换信息，探讨对策，致力于达成双方都满意的结果。迁就模式则意味着对他人利益和双方关系的高度重视，宁愿牺牲自己的利益也要帮助对方实现目标，只求对方满意。采用回避模式的个体(群体)往往表现出对模型两个维度变量的漠不关心，他们通常选择保留自己的意见，回避对抗。而折中模式一般处于二维模型的中间位置，它意味着“有所求必先有所予”，在作出适当的让步之后得到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
尽管具体的行为方式可能有所不同，迁就和回避两种模式都旨在通过间接、迂回的方法减少冲突双方的分歧；而折中和协作两种模式则侧重于强调双方的共同利益，以达到平息矛盾的目的。基于各种模式之间存在的高度相关，多位学者对五因子分类模型提出了质疑，进而总结出了冲突处理模式三因子分类模型。迄今为止，尚未发现针对两类模型的对比分析研究，因此很难断言哪一种结构更符合实际，这也是值得研究者关注的方向之一。
三、冲突处理模式的测量
(一)常用测量工具
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学术界掀起了冲突处理模式研究的，先后出现了五大经典测量量表，即Hall的冲突处理测量量表(Conflict Management Survey，CMS)，Thomas和Kilmann的分歧处理测量量表(Conflict Management-of-Differences Instrument，MODE)，Putnam和Wilson的组织沟通冲突测量量表(Organizational Communication Conflict Instrument，OCCI)，Ross和DeWine的冲突处理信息(传递)风格量表(Conflict Management Message Style，CMMS)，以及Rahim的组织冲突测量量表(第二部分)(Organization Conflict Inventory-Ⅱ，ROCI-Ⅱ)。
1、CMS
Hall基于“关注个人目标—关注关系”两个维度，将冲突处理模式分为竞争、顺从、回避、折中和协作五类。在此基础上开发的CMS总共描述了12种冲突情境，每种情境下各有五种可能出现的反应，分别对应五种冲突处理模式。测量结果体现了个体在面对自我内心冲突、人际冲突、团队内部冲突和群体间冲突四种情境时，对各种冲突模式的偏好。情境设计是CMS区别于其他四大量表最突出的优点。
2、MODE
Thomas和Kilmann基于“自信—合作”两个维度，将冲突处理模式分为竞争、协作、折中、回避和迁就五类。MODE包含了30对条款，一共60个陈述句，如“我提出一个中间方案”，“我告诉对方我的想法，并征询他／她的意见”。被访者需从中挑选出与自己在冲突情境中的行为最相符的句子；如果没有，则选择“最有可能采取的行为”。因此，很多时候MODE测量的是“行为意图”而非“实际的行为”。该量表最大的特点是采用了自我参照数据(ipsative data)，通过自我比较揭示个体的行为偏好。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社会称许性偏差对测量结果的负面影响，但同时也因为统计处理方法的局限而无法广泛应用。
3、OCCI
Putnam和Wilson在Blake和Mouton的分类模型的基础上，重新将冲突处理策略分为非对抗(采用迂回、间接的方法缓和冲突双方的矛盾)、问题导向(针对问题本身，强调冲突双方的共同利益，寻求共同目标)和控制三类。由此得出的OCCI包括30个条款，例如“在与上级争论的过程中，我把他提出的问题和我的意见整合在一起，作为新的方案提出”。该量表将“风格”或“模式”的概念转变为“策略”(strategy)概念，侧重于评估个体在特定情境中对不同沟通策略的偏好。
4、CMMS
Ross和DeWine的CMMS聚焦于个体在沟通过程中传递的具体信息。他们根据信息的内容将冲突模式分为三类：自我导向(强调自己的利益)、问题导向(坚信可以在不破坏关系的前提下解决问题，强调关注问题本身)、他人导向(无视问题的本质，只要对方满意)。该量表共包含18个条款，每种模式分别对应6个条款，例如“如果你不合作，我就会选择其他愿意合作的人”。该量表具备鲜明的沟通聚焦，应用性和可操作性较强。除此之外，研究者还要求被访者在填写问卷之前，先对典型的冲突事件进行回顾，以期最大限度地降低社会称许性偏差，提升结果的可信度。
5、ROCI-Ⅱ
Rahim的理论模型再次验证了Blake和Mouton的五因子结构，从“关注自己—关注他人”两个维度，将人际冲突的处理模式分为支配、整合、折中、回避和顺从五类。Rahim先后抽取了7个非随机样本用于条款的生成和筛选，最后得到的ROCI-Ⅱ量表共包含28个条款，如“我尝试与我的上级／下属／同事一起研究问题，以找到我们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该量表最大的特点在于其针对冲突对象的不同，采用三份问卷分别考察个体与上级、下属和同事发生冲突时的应对模式选择。组织成员可以通过自测来检验自己的冲突倾向，学习如何选择合适的冲突模式；研究者也可以通过分析组织成员的冲突偏好，获取有关特定场合下具体模式的有效性信息。
(二)量表的心理测量属性
1、量表的信度
在上述五大量表中，只有OCCI的内部一致性信度指标勉强达到了Nunnally提出的应用标准(用于基础研究的量表，平均a系数大于等于0.8；应用于实践的量表，平均a系数大于等于0.9，其他量表的信度普遍偏低，用于表征量表稳定性的重测信度亦是如此(见表2)。这可能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例如，样本规模过小(除Rahim的ROCI-Ⅱ之外)、样本同质性过高(如Thomas和Kilmann采用的非随机的学生样本)、量表条款数量有限(如Ross和DeWine的CMMS)等。
2、量表的效度
在五大量表中，CMS和MODE的内容效度最低。因未曾作过因子分析，所以无法断言这两个量表所测量的是否是五个独立的因子，即是否确实存在五种不同的冲突处理模式。Putnam和Wilson、Ross和DeWine的研究便推翻了五因子模型，只有Rahim验证了Blake和Mouton提出的原始分类。那么，五种模式之间存在的强相关究竟是由什么原因导致的?是由于存在社会称许性偏差?还是整体构思缺乏理论上的独立性?又或者是因为各个子量表之间的确存在某种相互关联?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研究。
由于衍生自极其相似的理论框架模型，各个量表之间普遍存在高度相关。众多研究者希望借此证实量表的构思效度，这样的做法有失偏颇。
对于自我报告式量表而言，预测效度是最难解决的问题。研究者通过将自我评估结果与他人评价作比对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MODE、CMMS和ROCI-Ⅱ的预测效度，但仍需进一步的系统验证。
3、社会称许性偏差
一般而言，有两类社会称许性问题会对自我报告式量表的信度和效度产生重大影响，即个体对社会赞赏的需求以及条款本身存在的称许性偏差。应用五大量表测量得出的结论普遍偏好解决问题导向的整合、协作模式，其中社会称许性偏差的作用不容小觑。研究者试图通过多种途径减少社会称许性偏差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如将测量得分进行标准化转换，采用自我参照数据等，但效果并不理想。
(三)不同量表的比较
表3分别归纳了五大量表的基本理论假设及其各自的优缺点：
从理论基础来看，MODE和CMMS均假设个体存在固定的冲突处理风格，并将个体的冲突管理行为独立于特定的情境进行测量。其他三个量表则认为冲突处理行为受到情境(CMS)、冲突对象(ROCI-Ⅱ)，或是以上两者的共同影响(OCCI)。Hall的CMS还提出了有关最优模式的假设。
从测量内容来看，只有OCCI和CMMS具备了鲜明的沟通聚焦。OCCI侧重于测量个体的沟通意图；而CMMS条款描述的内容则是个体在冲突过程中所应用的特定策略和传达的具体信息。即便每个量表构建的视角不同，要想将意图测量和行为测量结合起来也并非不可能，研究者可以同时选择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量表予以应用。与OCCI一样，可以用于意图测量的量表还有CMS和MODE，而ROCI-Ⅱ关注的则是个体的具体行为。
从心理测量属性来看，CMMS、OCCI和ROCI-Ⅱ的各项指标均优于CMS和MODE，其中尤以OCCI为佳。在组织培训实践领域，MODE受到了最广泛的好评，它被认为是操作最简便、耗时最少、结论最清晰的量表；CMS尽管能够达到一般的满意标准，但其测量得分往往很难解释。
四、未来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自管理方格理论提出以来，与冲突处理模式相关的理论研究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距完整、成熟还相去甚远，其中仍存在不少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一)理论框架的完善
当前有关冲突处理模式的理论研究基本都建立在管理方格理论基础之上，多数研究者都默认了二维的分类结构，但对具体的类型划分仍然存在不同的意见：人们应对冲突的模式究竟可以分为三类还是五类，抑或是六类(Xie等在五大类分类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一种新的“等级处理模式”)，尚未形成定论。针对这个问题，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抽取大规模的随机样本对各种理论模型进行对比分析，从中选择与实际最为吻合的模型，进一步验证和完善研究的理论框架。
此外，在考虑第三方介入(如调解、仲裁)的影响作用之后，冲突处理模式的维度划分是否也需要作出相应的改变?这也是未来研究者需要考虑的问题。寻求第三方的调解或帮助究竟属于合作性行为，还是回避性行为?仅依靠可观察的基于行为的测量模型似乎无法解释，仍需从个体的动机、意图角度对冲突处理过程展开分析。
(二)测量工具的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