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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带来的影响范文1
[关键词]传统儒家思想 大学生 道德观 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2-0230-02
高等学校是国家高等教育机构,也是培养高级人才的基地。对于高校工作者来说,不仅要解决如何提高大学生的学习能力水平、思想政治觉悟等问题,还要培养大学生们树立正确优良的道德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加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责任感。在传统的儒家思想中,蕴含着“仁、义、礼、智、信”的优秀思想正是提高大学生道德观的良好思想品质,也是一种对大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因此,在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逐渐地将传统儒家思想融入在加强大学生的道德观建设上,这是十分重要的同时也具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当代大学生道德观的现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社会进入了充满挑战的时代,新思想和新潮流不断冲击着陈旧的体制,给社会带来了严峻的考验。人们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也影响着大学校园内的莘莘学子们。面对着新时期所带来的问题,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培养良好的道德行为方式,使他们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接班人,是高校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当代大学生整体的道德素质都是积极向上的,多数大学生具有浓厚的爱国情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们有着较高的政治觉悟、较强的正义感,在认知和行为的表现上都呈现出一种正确和健康的发展趋势。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建立,社会活动空间增大,价值观也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大学生的人生观变得复杂多样,他们的道德观存在的很多问题,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
(一)人生理想模糊不定
当代大学生对于人生理想基本上都是积极向上的,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全球化带来的各种价值观念和文化思潮不断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其影响既有积极的,同时也有消极的。有些大学生的人生理想价值在逐渐的淡化,将眼前的利益当成自己的理想,用经济价值尺度衡量自己的行为,追求物质享受,造成思想麻木,精神空虚,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从而丧失了人生中重要的精神支柱――人生的理想。
(二)价值取向重利轻义
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新的体制、思想和观念正在改变着大学生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一些负面的影响很容易导致他们价值取向的偏失。有些同学在市场经济的趋利下,一切都要向“钱”看,以为只要追求了最大的物质利益就实现了人生价值,这导致了他们淡化了理想和信念,养成了只索取不奉献的思想。有些同学政治意识薄弱,言必及利,拜金主义思想严重,这导致了学习和生活散漫,纪律不严谨,个别同学甚至误入歧途,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三)个人诚信责任缺失
诚信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道德基石,如果一个人连诚信都做不到,那么以后怎么立足于社会呢?但这些不讲诚信的问题仍存在于我们大学生身上。在学习方面,大学生不讲诚信最突出的方面是考试作弊、作业抄袭、论文剽窃等,这也是老师和学校最头痛的问题。在毕业离校后,有些大学生助学贷款到期不予归还,甚至换名更姓逃避还贷。在就业的过程中,有些大学生缺乏诚信意识。他们在签订合同后有出现毁约的情况,也有在面试简历当中造假的情况。企业看中的不是头衔而是这个人的勤奋、实干和品质,而伪造简历却恰恰说明了伪造者的空虚、不自信,让别人不敢轻信。本来是想争取机会赢得信任却反而受到了怀疑,这样被录用的几率也降低了。
(四)人际关系注重自我
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开放的社会需要开放的社会交往。对于正在学习、成长中的大学生来说,人际交往是生活的基本内容之一。现在不少的大学生都是独生子女,常常以自我为中心。交往中只顾自己表现,不给对方表现的机会,忽视了对方的感受。而有些同学在交往的过程中过于拘谨,不愿与同学接触交往,从而缺乏人际交往方面的锻炼,逐渐产生惧怕心理;有些同学交往范围过于狭窄,只局限于本系、本年级、本寝室和老乡,这样小圈子内的交往,不能促进自身素质全面发展。
(五)社会责任难于担当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经济利益多元化,造成个人价值独立,大学生的主体意识也随之增强。有些大学生不能以主人翁的态度对待社会,注重个人的物质追求和自身需求,一切以自我为中心,团结意识淡薄,缺乏了对社会和集体牺牲精神。不爱护公共设施、随地吐痰、乱写乱画等一些现象也会在部分大学生身上体现出来。
二、传统儒家思想对当代大学生道德观的现实意义
(一)加强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可以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吸取传统儒家思想的精髓有利于树立大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培养大学生健全的人格和进取的精神。儒家思想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思想,其中经典著作《大学》中提出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三条纲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个条目,成为了后来学者俗称的“三纲八目”,其中修身是最根本的一条,“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些儒家思想所主张的人生观,用来教育当代大学生,可以帮助提升精神境界,树立理想信念,形成积极有为、健康向上的人生观。另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怀,“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旷达,“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意志等等,无不蕴涵着引人致善、教人向上的力量和精神。这些传统儒家思想精华是对大学生进行素质教育难得的教材,也是提高学生整体素质的一个最佳途径,通过研究学习传统文化,可以培养德、智、体、美等各个方面和谐发展的人才,也恰恰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
(二)加强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可以培养大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爱国主义是一面永恒的旗帜,它向外展示我们民族的团结与爱国激情,对内则能团结和聚集仁人志士,而学习传统儒家思想有利于建立大学生的民族文化信仰,促进校园文化建设的和谐发展。国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主要就是通过学习这些传统文化培育起来的,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范仲淹写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清代顾炎武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些名言,因其体现民族精神而世代相传。儒家思想最主要就是崇尚“忠孝仁义”,强调忠诚祖国,孝敬父母,诚实守信,重义轻利,这些道德标准,对完善大学生人格,培养爱国主义情操,养成博爱待人的习惯,净化社会风气有重要意义。在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中加强了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将会使大学校园里怀有不同爱好性格情趣的学生,产生极大的凝聚力与荣誉感,培养出爱国主义精神,形成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使校园内的生活更为和谐轻松。
(三)加强传统儒家思想教育可以提升大学生为人处事的能力
当今社会人们生活的环境是很复杂的,并非只依靠自己就足够了,而高校大学生更需要学会做人的道理,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这也是困扰大学生的难题之一。传统儒家思想提倡“反求诸己”,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成人之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这些经典言论有利于在交友、完善人格等诸多方面提升自己,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帮助大学生具备宽容的心态、包容的胸怀,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要从传统文化中最大限度地汲取人生智慧,提高其人文素质,让大学生学会临事不乱,成为有主见有决断能力、有技能、内外兼修、创造力无限、全面发展的人才。
三、提出传统儒家思想寓于当代大学生道德观建设的有效途径
(一)加强社会与家庭对大学生道德观教育
弘扬传统儒家思想,加强大学生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心、支持和参与,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加强对传统儒家思想的宣传,通过媒体播出相关栏目,在公共场所建设宣传栏,刊登诗词名段和文化典故等优秀传统文化,扩展大学生知识面的同时领略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成为一个有理想、有道德修养的人。加强大学生校外德育教育基地建设,增强各级图书馆藏书量和服务力度,针对大学生免费开放各类博物馆、标本馆等,为大学生提供良好的德育教育场所。而家庭也要对其子女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共同参与各种重要的纪念活动,体会中华民族传统的团结合作、吃苦耐劳、尊老爱幼等优良传统,感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
学校是传统儒家思想文化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有着先导与示范作用。建议学校要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同时,将优秀传统儒家文化和传统美德教育纳入到教学计划中去,并贯穿于学校德育工作之中。一是增加“第一课堂”有关传统儒家思想的教学活动,建立一支可以担当传统儒家思想教育艰巨任务的队伍,为教育的顺利发展和深入提供有力支持。开设专门学科,使之成为各专业系的必修课程,组织学生学习古代经典和向学生介绍传统文化,并在有关学科中渗透其知识和教育。二是组织“第二课堂”开展传统儒家思想的课外活动,通过系列活动、学术报告、展播影片等形式促使传统儒家思想推广更加深入,吸纳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学生成立社团,植根于学生中,以更加活泼的形式达到共学的目标。三是利用“第三课堂”进行传统儒家思想的实践活动,利用网站、报纸、广播等形式,在学校中组织各类文化活动,开展不定期的讲座、讲演。此外还可以组织游历、参观旅游、各种表演竞赛形成传统文化教育的氛围,使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陶冶学习,使传统思想教育健康持久地存在和发展下去,真正成为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三)增强学生提升自身道德素质的自觉性
现代社会承载了很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提高大学生的道德素质自觉性,更需要加强主体性辨认和体识的能力,既要提高判断是非的能力,又要敢于面对和承担风险,具备坚守信念的能力和意志。大学生作为现代教育重要的主体,要对自身经验与知识结构进行深刻的思考。同时,在实践中激活知识,提高创新能力,并进一步反思自我价值与社会要求之间的关系。传统儒家思想文化知识的汲取,可以为当代大学生的成长提供必须的历史文化根基与横向跨文化比较的基础,面对纷繁复杂的多元文化现象,既能够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尊重差异,又能够从优秀民族传统文化中寻找到文化利器,抵御不良侵蚀,加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更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文明道德操守。
今后,我们将以传统儒家思想教育为中心,不断开拓校园文化建设的新局面,以特色校园文化熏陶学生,让其掌握高技能的同时,继承更多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掌握更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为社会培养出更多高技能、高素质的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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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带来的影响范文2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建筑
0前言
本文研究的方向是在建筑设计上传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其重中之重在于构思建筑及文化,而并非传统一词。中国传统元素是极其繁多的,而且范围相对较广,其定义可以分为很多项来列举。在中国元素的设计领域中,建筑有着传奇且悠久的发展历程,在这个历程中受文化、地域、气候、史实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本文经研究后阐述了文化思想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及应用。
1研究目的及意义
在中国,传统一词是各个因素和各个民族之间相互磨合产生的结果,之后虽受印度价值观和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但并未影响中国根基性的东西,传统文化依旧流传,也表现出了中国的伟大之处。元素可称之为要素,是由一个一个的事物组成的形态,是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下逐渐保留和继承下来的。同时,文化、精神、信仰等也是中国传统保留的成果。从古到今,从实用性到艺术性的发展趋势,传统元素得以保留并继承,固有其存留的意义与原因,其目的是普及并弘扬文化,使其可以在现代人们的心中上升一个高度,以便运用到今后的工作与生活当中。
2文化思想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及应用
建筑设计中传统文化元素的应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入才是根本。具有中国传统元素的建筑设计注定是蕴含底蕴与功底的,那么中国建筑中的审美观、价值观、世界观也必然包含本土的底蕴,以至于成为独立的一套体系。然而,并不是说每个具有中国传统元素的建筑设计都要大体相同,这是个错误的理论,文化与底蕴并非一日之功,因此每个个体做成的作品,所蕴含的底蕴与意境也会大不相同。换一种说法就是,可以称建筑设计的方案是文化的延续与产物。开始,只是古人们形成的一种社会习惯,随着时间的推移并且由于沿用时间较为久远,逐渐开始演变成为一种流行的社会文化,并且这种思想也在不断影响着当代对于建筑的设计。正是由于这种设计方案的出现,才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在上海世博会中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
2.1道家思想
道家思想对我国建筑设计及文化的影响。道家的文化与底蕴可谓是我国的本土宗教的根基,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在知识层面上的一种体现与表达。道家思想也可以称之为是我国宗教的代表,道法自然,其表达的喻义也拥有本身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道家思想比儒家思想更严格地遵循自然的规律,对顺其自然之法更是有相对的含义,顺应天地万物,认为万物都有自己的道,道也是万物的始端。由于道家思想中原有避世的思想,其在宫廷并不被推崇,无宜于战事。但是道家思想延续至今必然有其存在的原因,其中很多思想观念和现代的思想观念是很多相辅相成的,如当今的可持续发展观念。与之相对应的在建筑上也能体现出来,尤其在节能减排上其并不是凑巧思想和建筑的结合,如果没有长期的底蕴存在,又怎么会有这些想法呢?
2.2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对我国建筑设计及文化的影响。在汉朝时期,儒家文化成为典型的流派,可以说,其对我国未来在文化上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儒家的思想文化不仅仅体现在君主治国方面,更体现在儒家文化的底蕴与造诣上,这方面在建筑上也是较为显著的。例如,如今在北京的四合院,采用了“忠、义、礼、孝”的思想,其来自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承。另外,“天人合一”的文化观念也来源于此,再加上建筑本身构造应有的特点,以及中国古代建筑构造的特点。中国的现代化建筑在造型上大同小异,而西方建筑在造型上却形态百样,一方面是因为想象力与创造力的不同;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儒家文化对其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这不是说中西方差异在于西方要比中国先进,而是说中国建筑相比于西方建筑有着更深厚的底蕴与历史背景。经研究,在中国建筑设计遵循儒家思想,更多体现在顺其自然。例如,山体或者湖边就是遵循自然的构造,顺势而做成的,这都是儒家文化中“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体现。
2.3佛家思想
佛学思想对我国建筑设计及文化的影响。佛学并非中国本土宗教与学派,但佛学思想与文化在古代的权位之上和群众中十分有影响力,“三教并行”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出现过,可得知,佛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造诣是极大的。在中国古代,寺庙的形象非常多,如白马寺(公元25年—公元220年)、四百八十寺(公元420年—公元589年)等,佛学从古至今一直都被保留,也有其存在的意义,可以看出,佛学的文化仅次于儒家文化。经研究后,中国的佛学演变至今,可谓独树一帜,更多的是追求心灵上的纯净与意境上的突破,人得以升华。而这种心灵与意境上的洗礼同样也体现在建筑设计中,笔者认为,它是一种拥有自己风格的建筑体系。并且,佛学有着亲近自然的喻义,将其带入建筑中就会发现,很多寺庙都是在顺应自然而没有人为所建的建筑群的地方,如少林寺以及清凉寺等寺庙。思想的几经演变,使追求意境到达了一种新的层次,多会选择一些人烟稀少的地方,使现代的城市生活与工作所带来的压抑与不满在寺院可以解脱,有一种遁入空门的感觉。
3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在建筑设计中的传承与发展,并不是在论文或是演讲上展示的那么简单,它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引导,国人和世界都应该重视中国传统元素为建筑设计带来的影响。本文希望能对读者的思想产生一定的启迪作用,然后去了解和学习中国文化在建筑方面的知识。建筑设计讲究一定的内涵和观点,其中必然包含了大量的社会审美观、价值观、世界观等。不同观念下的设计方案体现出的风格也不一样,人们的各种观念也必然要经过一个长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自始至终都会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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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带来的影响范文3
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指出人们生活的大部分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非正式制度本质上是基于文化驱动的一系列隐性契约,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企业内部控制制度可以分解为基于法律层面的制度和基于道德层面的制度,前者通过科学的内部控制制度设计予以强制规范,规定企业以及员工必须履行的责任的下限;后者通过内部控制文化建设来实现,内部控制文化不仅促进企业对制度规范的执行,而且鼓励企业基于道义精神力所能及地履行非法定的责任。内部控制的有效执行不单单是靠建立内部控制制度,设立内部控制机构等硬控制就可以完成的,内部控制更为关键的是一种执行文化。控制环境为企业内部控制设定了基调,而在内部控制的环境因素中,文化则是最根本的因素,它对于人的行为影响深远。文化形成价值观,进而支配人的行为取向,是统一员工思想、价值观念的粘合剂。从某种意义上讲,企业文化决定了企业的境界、思维方式和未来发展格局,而与企业文化一脉相承的内部控制文化,则为企业的战略发展目标提供了实际上的支持。笔者认为,要使得企业内部控制得到有效执行和实施,还需要加强企业的内部控制文化建设,增强内部控制的软控制。
二、内部控制文化文献综述
中华民族有着几千年灿烂的文化,儒家思想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始终处于主体地位,儒家思想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发展的方向,而且对世界都具有重要影响。1998年《巴黎宣言》呼吁,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收孔子思想。新加坡将“四书”、“五经”作为教科书和基本员工守则,韩国也重视从儒家思想中汲取营养,被称为“日本近代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崇尚儒家思想,主张在企业经营管理中要“一手持算盘,一手持《论语》”(源自《论语讲义》(二))。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文化建设与我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是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文化建设的必经之路,而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思想更成为人们重点关注的对象,我国企业的内部控制文化建设需扎根于儒家思想的土壤,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只有如此,方能不失去文化建设的根基,否则,内部控制文化建设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乏生机和活力。目前,学术界从不同侧面对企业内部控制文化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定进展。
(一)企业内部控制文化基础研究 直接研究企业内部控制文化的文献并不多见。彭幼华(2008)首次明确提出了“内部控制文化”的概念,指内部控制实施群体在长期内部控制实践活动中,逐步形成并被共同认可、遵循,带有价值取向、道德作风、思想意识、行为方式及其具体化的物质实体等因素的总和,是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李晓玲、王福胜(2009)指出我国企业的内部控制文化具有业绩至上的价值观、“纠错防弊”的理念、“执行指令、服从规范”的伦理道德、绝对的层级管理方式和制度建设的静态化等特征,并对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文化如何创新进行了深入探讨。柯虹羽、王海兵(2010)指出了内部控制文化研究的现状以及内部控制文化的内容,为现代企业内部控制建设和内部控制文化建设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持。王海兵等人(2011)不再将内部控制文化作为企业内部环境的组成部分,而是将其作为一个独立的内部控制要素,成为人本型内部控制的八个要素之一。彭妍、陈艺婷(2011)对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文化的构成要素及有效性进行了研究,指出我国企业的内部控制文化包括诚实守信,爱岗敬业,团队协作等多个方面,为构建有效的内部控制文化,需从硬件、软件两方面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保证全面公正的评估机制、安全可靠的信息系统、适当的内部控制文化构建成本和全程全员的风险意识。
(二)内部控制文化与企业文化的关联研究 此外,有很多文献针对人本控制、内部控制中的诚信文化、内部控制与企业文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刘明辉(2003)认为企业文化在内部控制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表现出强大的凝聚力、激励力、约束力、导向力、纽带力和辐射力;企业文化的发展同企业经营活动和控制活动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是实现自我控制的主要指引。汤谷良教授(2006)在分析了“中航油”事件的深刻教训后,认为“内部控制更为关键的是一种执行和执行文化”,并且强调“内部控制制度执行最为关键的是构建一种对制度敬畏的公司管理文化”。林钟高(2010)围绕内部控制执行文化问题,论述了文化对内部控制执行效率的影响,分析了两类契约与内部控制执行的相互关系,探讨了企业诚信文化这一隐性契约在内部控制执行中的独特价值和实现途径。王竹泉、隋敏(2010)提出了“控制结构+企业文化”的内部控制要素新二元论,将企业文化作为内部控制的二个要素之一。王海兵、李文君(2010)首次提出“人本内部控制”的概念,并对以人为本的企业内部控制机制进行了探讨。
(三)儒家思想运用方面的研究 在儒家思想与企业经营管理相结合方面,骆良彬(2008)通过对儒家思想和会计职业道德关系进行研究,提出应弘扬儒家优秀思想,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提高会计人员诚信意识,重塑我国会计职业道德体系。屈燕妮(2008)通过阐述儒家思想对现代企业文化建设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指出如何利用儒家思想的积极因素,摒弃消极因素来构建现代企业文化,提高企业绩效。沈丽(2010)认为只有正确认识儒家思想对当代经济管理思想影响的两面性,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中西结合,才能真正促进中国当代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可以看出,学术界针对企业内部控制文化的研究工作已经展开,并且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如何将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应用于内部控制文化建设,这方面的研究几乎是空白,笔者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以上问题做进一步的研究。
三、我国企业内部控制文化建设现状
企业的内部控制是企业内部各个经营环节的协调约束机制,是一种制度建设,企业内部的任何人都无权凌驾于内部控制制度之上。目前我国在内部控制文化建设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实际要求还有较大差距。
(一)内部控制文化的战略性地位未得到充分重视 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在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规章制度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单纯依靠规章制度的硬约束难以保证内部控制的有效运行。一些企业认为,按照《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建立起来的内部控制规章制度就等于建立起了内部控制机制。而企业的内部控制建设应当是包括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内部控制文化建设这两个方面,二者相互融合,缺一不可。通过构建良好的内部控制文化,让内部控制规范深入到每个员工心中,影响到每个员工的行动,无疑是保证内部控制有效实施的一条途径。
(二)内部控制文化建设对我国传统文化的挖掘不够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大量学习外国的先进生产技术、管理方法和经验,仿效西方建立起内部控制制度,但唯独文化是没法复制的,它是企业立足于国家的文化大环境,根据自身情况逐步培养起来的。我国的传统文化历时几千年,世代传承,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所以,我国企业在内部控制文化建设中,应当很好的去利用传统文化的精髓来引导员工的行为与内部控制规范相一致,这是西方国家在内部控制体系建设中所不具备的。然而,在实际中,我国企业在内部控制文化建设中注重学习西方模式,而对我国传统文化精髓领悟不够,挖掘不深,没有很好地将传统文化融入到企业内部控制文化建设中,使得内部控制文化建设成本过高,而效果却不够明显。
(三)内部控制文化建设注重形式而忽略内涵 《内部控制配套指引》中提出,企业在建立内部控制机制的同时要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很多企业为了响应《规范》的号召,在企业中喊口号,贴标语,制定企业所谓的核心价值体系等,但这些措施只是流于形式,员工们并不知道其中的内涵,也只是盲目的遵从,更别说能够实现软控制。另外,我国内部控制显得过于单调,过于形式化,有的企业只重视企业财务方面的控制,有的企业只重视经营管理方面的控制,对其监督的力度远远不够。
四、儒家思想与内部控制文化的耦合
国内外流行的学术观点认为:“内部控制是工业革命和大机器作业的结果”,“真正的产生还是20 世纪的事。”李孝林等人(2009)认为早在我国西汉时期内部控制早已被人们应用到经济、管理行为控制中,当代内部控制方法,一般认为有11 种, 除电算化控制外,汉代都已存在。我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其影响已渗透进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当中。这说明在汉代,儒家思想就已经和内部控制相结合,对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儒家思想的人本观与内部控制文化 一切事物的存在只有与人联系起来才能找到存在的合理性依据;没有人的存在,不与人的利益、人的权利等相结合,任何事物都仅仅是一种存在物、一种事实、一种状态而已,就不会有任何价值。(1)先秦儒家思想的主体思维重视人的作用,认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孔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礼记・缁衣》)。孟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孝经・圣治章》)。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这些观点都体现了儒家“民本”的思想,也即以人为本的思想基础。(2)朱熹是集儒家思想之大成者,作为程朱理学之一派,他从“天人合一”的角度强调了以人为本的思想。“若一件事,民人皆以为是,便是天以为是;若人民皆归往之,便是天命之也。”(《朱子语类》卷一十五),朱子这句话就是说做对一件事的考量要以人民的愿望为标准。朱熹在《四书集书・中庸章句》中提出“人君为政在于得人” 和“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3)儒家人本思想以“和为贵”为指导原则,儒家文化注重和谐统一,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所谓“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易・系辞下》)。儒家思想的和谐理念对于企业构建和谐的内部控制文化具有很好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二)儒家思想的诚信守义观与内部控制文化 内部控制和诚信通过不同方式来增强员工行为的可预测性,内部控制和诚信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互补性,廉价而高效的内部控制的存在使得企业较少依赖诚信;而当诚信存在时企业可以降低因设置内部控制机制而带来的成本和复杂性。但在实务中,内部控制和诚信是同时存在的,诚信是内部控制制度设计的基础,是内部控制制度执行的条件。内部控制能够规范和制约企业经济行为的首要前提是确保内部控制的完备性,根据不完全契约理论,由于人们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及交易事项的不确定性,使得明晰所有的特殊权力的成本过高,拟定完备的内部控制是不可能的,不完备的内部控制是必然和经常存在的。这就要求必须要加强企业的诚信文化建设,以弥补不完全契约带来的控制漏洞。 “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业无信不兴,诚信作为做人的基本规范,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其地位显得越发重要。孟子在《孟子・离娄上》中说,“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诚信是自然的规律,追求诚信是做人的规律。极端真诚而不能使别人感动,这是未曾有过的事;不真诚,是不能感动别人的。孔子也强调,“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诚信是人们立足社会、经济往来、治国理财的根本要求,因而诚信就成为人们普遍遵守的伦理道德规范。
任何职业活动都承担着两种职能:即促进社会进步和满足职业活动主体个人利益。前一种职能的实现称为“义”,后一种职能的实现称为“利”。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孔子一方面承认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另一方面又强调这种追求利益的行为必须符合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主张通过正当的合乎道德的途径和合法恰当的手段去谋求利益。单纯的讲“义”会挫伤员工工作的积极性,降低工作的效率;单纯的讲“利”,是唯利益主义的表现,不利于企业内部控制的执行。企业加强内部控制文化建设在处理“义”和“利”的关系时,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原理,将“义”和“利”统一到企业发展上来,既维护了内部控制制度的权威又有个人心情舒畅。
(三)儒家思想的知行观与内部控制文化 儒家思想中对知行之间关系的阐述,尤其是朱熹理学的知行观,与内部控制制度的知行具有很大的耦合性,内部控制制度的建立及让员工知晓,此为“知”;员工将这些制度贯彻到工作当中,此为“行”。朱熹在知行观上有一些通俗而明确的说法,值得借鉴。(1)知先行后。朱熹说,“义理不明,如何践履”(《朱子语类》卷第九),意思是说道理不明白,怎么能实践呢?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先有实践,才有认识,认识来源于实践。但对于企业内部控制来说,先要有内部控制制度,企业按照既定的内部控制制度来安排各项控制措施,每个员工按照控制制度行事。(2)行重知轻。朱熹说,“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朱子语类》卷第九),朱熹认为知行相比较,行更重要。在企业当中,内部控制的道理在于行,不行就如同没有控制。(3)知行相须。朱熹说,“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朱子语类》卷第九),知行与目足的关系一样,是相须相存的,知行需统一。企业内部控制也需知行相须,知行统一,孤立、片面,都不好。
(四)儒家思想的创新理念与内部控制文化 儒家认为历史在变化,社会在发展,任何制度不会停止于一种状态。因此,理论与制度要随着改革,以适应新的环境。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既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殷商继承了夏朝的制度,并对其做了修改;周朝继承了殷商的制度,也做了修改。以后如果有继承周朝的制度,即使过了百世,还是要修改制度,这个是很明了的。这也就肯定了制度需要不断进行改革,才能适应新的时代的要求。同样,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企业应当培养创新型的内部控制文化,根据社会经济背景以及企业发展的要求,及时对内部控制制度作出修正,以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
五、儒家思想与内部控制文化建设的冲突
儒家思想有其存在的社会历史背景,社会发展到今天,儒家思想的内容并非完全能与现代企业内部控制文化建设相吻合,有时候甚至产生冲突,因此应该辩证地看待儒家思想,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一)“中庸”思想妨碍内部控制环境建设 儒家“中庸”思想,强调关系的“和谐、统一”,讲究一团和气的内部控制文化会阻碍内部控制环境的建设。儒家倡导和谐中求得统一的思想,这与西方强调差异化的文化不同,统一可以给企业带来稳定的文化氛围,这是它积极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它也为折衷主义、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提供了理论土壤。“以和为贵”的传统价值理念在企业文化中有时也会演变为不注重制度安排,往往强调非制度性人情理念。导致在经营中很少考虑与契约制度相关的价值理念,而很重视人情关系,这将对构建良好的内部控制环境产生不好的影响。
(二)重“人治”轻“法治”,忽略内部控制规章制度的存在 儒家强调“人治”, 主张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感化来管理组织,采用三纲五常作为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董仲舒按照其“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对孔子的五伦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原理,这种重“人治”轻“法治”的思想,会使得企业制定的内部控制规章制度失去存在的权威性,不利于企业内部控制机制的执行。另外,儒家学派主张“集权”的思想,而现代企业内部控制强调“授权”和不相容职务相分离,由此二者产生了强烈的冲突。
(三)儒家“家天下”的思想不利于企业的内部控制建设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提倡“家国一体”的思想,这种“家天下”的思想观念持续至今,造成了在选拔人才时“任人唯亲”,而不是客观公正的“任人唯贤”。这种思想过分凸显了个人的权威,不利于对权力形成有效地监督。“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许多企业领导者,将企业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小家”,无视监督机制的存在,凌驾于内部控制之上,带头冲击企业的内部控制制度,不利于企业的内部控制建设。
六、基于儒家思想的内部控制文化建设
通过对儒家思想与内部控制文化的耦合性和对立性分析,在企业内部控制文化建设中应着重加强以下方面的工作。
(一)创建和谐的内部控制环境 “和”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特征,充满了大智慧的深刻哲理。“和而不同”的“和”,一是主张多样,二是主张平衡,对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事物,持宽容的态度;“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提倡宽厚之德,发扬包容万物、兼收并蓄、醇厚中和的“厚德载物”精神。“和”不是“同”,也不是追求“中庸之道”,“和”是有矛盾,有斗争的,以和谐的方法消除矛盾、解决矛盾,使群体向着更新的方向发展,最后解决的方法一定是求和。在一个企业当中,和谐并不意味着低效率,和谐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互惠互利、共同发展,建立和谐的内部控制环境既有利于企业内部控制的执行,也有利于营造祥和宽松的工作环境,对于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和积极性可以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
(二)建立以人为本的内部控制制度 企业要建立以人为本的内部控制制度,关心人,重视人的作用,鼓励和激励员工,在内部控制制度设计中以人为中心,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的X理论和Y理论,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员工的聪明才智,激发员工的工作潜能,提高工作效率,创造更高的工作业绩,同时也可以提高内部控制的效果。内部控制制度作为一项制度,其目的不能仅仅只是在于查错防弊,还要能够体现全体员工的自身价值和人格追求。合理的内部控制制度应该是一种人性化的制度,有利于实现员工的自身价值及其人格追求,它能使员工的“自律”和“他律”达到最大程度的统一,因而能够保证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力。建立以人为本的内部控制制度并不是强调“人治”大于“法治”,企业的内部控制要发挥制度的约束力,强化沟通与监督。以人为本不是以个别人为本,是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本,任何人都没有凌驾于内部控制制度之上的特权。
(三)培养诚信守义的内部控制职业道德规范 “诚信不欺,一诺千金”是中国商业精神的一条重要的原则。“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人无信不立,政无信不威,商无信不富”,儒家传统思想的至理真言把诚信列为人从事任何职业活动的一条首要的职业道德规范。“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颜元《四书正误》),正如清代大儒颜元所云,应该提倡人们在合乎道义原则的前提下,采取合理的方式去取利。把义放在第一位,利放在第二位,在企业内部控制建设中应培养诚信守义的内部控制职业道德规范,“诚信不欺,义以天下”。
(四)建立知行统一的内部控制沟通与监督体系 结合实际,建立一套适合本企业的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制度制定者与员工加强沟通,提高全体员工对内部控制制度的认识,做到“知”。另外,一项制度制定的再合理、再完善,如果执行人不完全照此执行,其力度将大打折扣,甚至起到不好的反作用。所以为了保证制度能够有效地执行,顺利的发挥作用,必须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反馈,以了解制度是否有漏洞,是否需要完善,制度是否得到了有效执行,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哪些问题,并做到赏罚分明,“行”之有效。
(五)打造创新型的内部控制精神品格 内部控制文化对企业的创新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尤其当公司内部控制陷入困境和公司需要进行组织机构变革时,企业能够走向成功其重要的原因就是管理哲学和文化及时适应时势的变化。企业应当打造创新型的内部控制精神品格,使企业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激情的组织氛围,能够顺应环境的变化,及时对内部控制做出修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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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带来的影响范文4
关键词:新加坡;电视剧;儒家文化
新加坡是位于马来半岛南部的城市国家,地理位置重要,经济发达。其人口中华人占占人口的74.2%,新加坡华人大多数来自于中国福建、广东和海南省,其中4成是闽南人,其次为潮汕人、广府人、兴化人(莆仙人)、客家人、海南人、福州人等。华语(普通话)是新加坡华人的通用语。在此背景下儒家文化深深影响着华人的生活型态。新加坡华人对儒家文化的认同不关乎国籍,在华人家庭儒家思想占主导地位。维护集体、重视家庭、尊老爱幼东方传统与西方的自由竞争、崇尚法治互为补充成为一体孕育了新加坡文化的独特性。传统的儒家文化中融入了新加坡的移民文化,存优汰劣不断传承创新。儒家文化的精髓已经融入了华人的心中,融入了华人的生活,指导着华人的言谈举止。
《三十风雨路》全剧贯穿30年的时光,这30年是新加坡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时期,本剧以时展为背景展现了个人情感、家庭的悲欢、事业的成败。以张家的家族利益冲突和道德的取舍为主轴展现了张耀坤几个子女对亲情、爱情、金钱的不同观念和矛盾冲突。这部电视剧向世人传达的是“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价值观。
一、“克己复礼为仁”儒家传统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经商就是做人,“诚信”与“仁义”始终贯穿张耀坤的一生。“义利”的统一,在追求物质利益的时候必须遵守道义,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重精神而轻物质的文化观念协调了人在金钱和道义的关系使其能够在义与利、家庭与社会、金钱与道德间取舍。传统的儒家文化是建立在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的家庭本位文化,仁慈的家长以身作则、恪守礼法并引领家族走向繁荣。其他家庭成员对这样的家长给予尊重、忠诚和服从,在家庭具体体现为亲疏、尊卑、长幼的分别。“礼”在维持这种秩序中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张耀坤所表现的正是对“礼”的固守。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西方文化的融合,年轻一代已经有了很多不同的观念。张耀坤强迫从美国回来的文禧到自己的建筑公司上班,而一心想在服装设计上有所成就的文禧不愿在家族公司工作,在双重的压力下甚至吸毒自残。小儿子文禧表现的是前卫、时尚、叛逆,阿枝表现的是兼容并蓄与开通。文福做错了事张耀坤让他在祖宗牌位前下跪受罚显现的是对祖宗的尊敬与崇拜,由此显示出长辈的至高权威。父亲的专制与慈爱贯穿始终,一方面表现了张耀坤想通过自己的行为来影响子女,一方面表现了他极力想恢复传统礼法在年轻人的地位,重塑儒家礼法在家庭中的地位。
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儒家思想讲的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入则孝出则悌”,对家庭关系的稳固有积极意义,在新加坡政府大力倡导下敬老尊老已经成为社会风尚。百善孝为先,儒家思想强调“孝”是“仁”的根本,孝道超越了家庭伦理范围成为儒家思想最重要也是统领性的道德规范。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是一个人基本道德修养。当阿枝嫁入张家后,接连发生了几件不顺利的事,迷信的家婆认为阿枝是个把霉运带来的扫把星,对她很反感并处处刁难阿枝。阿枝却坦然面对以德报怨更加关心家婆。对家里的成员,张耀坤的大儿子文福和四女儿文思互相勾心斗角,每每设计陷害她,文思能力很强但是心胸狭窄,最初她害怕家父张耀坤对阿枝的信任会取代她在公司的地位于是想尽方法陷害阿枝,虽然阴谋最终被张耀坤一个个看穿,但是阿枝并没有记恨文思相反在文思被女儿出卖后被逼跳楼时舍身相救,在她的公司破产被收购时时以援手帮助她度过危机,体现了阿枝宽厚善良的本性和“悌”的道德修养。在祖屋的拆迁上阿枝把房产分为几个单元每个兄弟都有自己的房子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家,但是要自由就要忍受它带来的独立与孤独这是与传统儒家文化的儿孙绕膝天伦之乐是相背离的,阿枝在这件事上表现的是东西方文化的重构与融合。
三、“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的精神
儒家文化传统和家族企业的文化偏见往往使得女性很难走上公司的领导岗位,阿枝到家族建筑公司上班最初只是想帮助自己的丈夫文寿找到自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事的变化,张耀坤慢慢发现阿枝身上所具有的高尚品德是他其他几个子女没有的,在阿枝帮助公司度过一次次危机中阿枝的能力和人品得到了家翁的信任在公司的地位逐渐提高,正是有张耀坤的信任和自己勤奋好学使得阿枝从一个单纯的乡下女孩历练成为一位商界女强人。表现出女性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里艰难的奋斗和抗争。她处处牺牲自我以维护家庭的团结,困难面前知担当,利益面前懂谦让一个品格高尚又不失人情味的女性形象。与男性领导风格不同女性更倾向的是一种富于人情味,更为民主、自由的管理风格。阿枝以自己出身社会底层的经历在处理公司事物和上下级关系上游刃有余,使她更有亲和力和感召力。从阿枝小儿子瑞祥失而复得得而复失的过程使观众明白了骄子纵情的后果,正可谓是“养不教父之过”,女性如何在事业和家庭中平衡是她们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每个家族企业都想得到事业永续代代相传,儒家文化里重要的思想就是传续,文化的传续,精神的传续,财富的传续。在张家第三代瑞明成长起来之后阿枝把企业的管理权交出,自己功成身退显示了对名利的淡泊。
最后他们认识到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亲情和家庭,使儒家的“孝悌”思想大放光彩。这部电视剧重新树立了爱的信念与担当,诠释了人生的真正意义,所蕴含的社会文化意义值得我们去探寻。家庭作为社会的最小细胞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体现了人与人的关系,人都有善良的一面有人性与本性之分别,要想家庭和睦兄弟友爱事业成功每个人都要约束自己的贪婪本性。通过观看此剧可以启迪人的良知,和谐人际关系,规范人的言行,改变人的观念,净化社会道德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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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带来的影响范文5
【关键词】杜甫;诗歌;忧患意识;儒家思想
所谓忧患意识,是指社会危机引发出来的人类主体世界焦心忧虑的一种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些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识社会的能力的有识之士,很容易发现社会现状的不足而希望变革创新,并以诗文抨击社会现实,对人类社会的忧患表现得更突出,这成为他们创作活动的动力。所谓“愤怒出诗人”就是这个道理。杜甫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作为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歌无论是叙事抒怀,还是写景咏物,都是结合现实,其中充满着浓厚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贯穿他的一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到晚年越是强烈、真挚。年轻的杜甫“归醉每无愁”,是没有多少忧虑的,所关注的就是个人的抱负和功名的追求。自从他为求仕途人长安再次应试落第后,被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开始“十年困守”的艰难生活,使他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思考国家的现状。自此,他的忧患意识也由个人前途的忧虑逐渐转为对国家民生的忧虑。诗歌中也由“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途”转为“君不见汉家LLI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他对唐玄宗盲目发动开边拓土的不义战争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深为担忧;他对清浊不分、贤愚不辨的黑暗政治忧心如焚:“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他看到大雨成灾,就忧虑劳动人民的苦难:“吁嗟呼苍生,稼穑不可救”,他“一饭四五起,凭轩心力穷”。面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成长为一位自觉的忧国忧民的诗人。
“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陷入了战争的深渊,使人民坠人了沉重的苦海。诗人杜甫也被卷入战争的乱离漂泊之中,他亲眼看到了安史叛军的屠杀焚掠,亲身经历了与民同难的艰险流离,亲自感受了国破家亡的痛苦,他的心更贴近了劳动人民,忧患意识更加广泛深刻了。诗人最忧虑的是安史叛军还未平定,四方盗贼仍是很多:“所忧盗贼多,重见衣冠走”,又担忧官吏不顾百姓死活而横征暴敛,引起人民的反抗:“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他希望有贤德的官吏实行仁德之治:“诛求多门户,贤者贵为德”。直到临死之前,诗人仍在忧虑:“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
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无论是忧时忧国,还是忧虑民生,都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和社会根源。杜诗的忧时忧国,是从他“忠君”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起伏密切相关的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例如:“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襟”,等等。他的诗歌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与忧心,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针对玄宗的黩武战争,他指出:“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他讽刺杨氏兄妹的荒生活,并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朝廷欢娱后,乾坤震荡中”。面对“安史之乱”带来的国难,他唱出:“国破山河在”的悲歌,鼓励朋友们“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他坚信“胡命岂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对那些搞分裂割据的叛将“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缨”的行为他切齿痛恨,真切地表达了盼望国家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杜诗的忧虑民生,是杜甫对社会动乱中生灵涂炭的忧虑,是他内心儒家“仁爱”、“民贵君轻”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他长期接近劳动人民的结果。在他的笔下,描写了众多的人民形象:农民、士兵、织妇、船夫、渔父、负薪的女子、无告的寡妇、被迫应征的老汉、提前服役的儿童,诗人不仅从多方面表现了他们的悲惨生活,而且还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要求:“谁能叩君门,下令减租赋!”“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当杜甫在长安时就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正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养活了这些剥削者。面对扩边战争给人们到来的灾难,他呼喊:“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在“三吏”、“三别”中,诗人一方面对劳动人民遭受“安史之乱”被迫服役的惨状哀痛不已,另一方面为了国家的安危又鼓励人们奔赴前线杀敌卫国:“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他在自己“幼子饿已卒”的情况下,仍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在自己的茅屋被风雨摧毁时,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即使自己冻死也心甘情愿!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这已经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在他极少“达”过的一生中,无论穷达,他始终都要兼济天下,真可谓“于黎民,无刻不关其念”。黄彻说他:“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碧溪诗话》)卷十),朱弁也说他:“穷能不忘兼善,不得志而不能忘泽民”(《风月堂诗话》卷下),都指出了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始终自称“儒生”、“老儒”、“腐儒”。儒家“人世”、“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影响他一生,“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是他人生态度的集中体现。他“每饭未尝忘君”,不仅对唐王朝忠心耿耿,“忠君爱民”的思想也深入骨髓,他主张实行“仁政”、“德治”。这些儒家思想已经融化到其血液中,成为其诗歌中体现的忧患意识的内在动因,也成为诗人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
杜甫所处的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社会环境和诗人漂泊艰辛的一生经历,使得他诗歌中的忧患意识表现得强烈和突出。诗人生活的唐王朝正是从鼎盛转向衰落的急遮变化的社会大动荡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李林甫和杨国忠的先后执政,使得国事日非,朝政日昏。边将和藩镇的飞扬跋扈,加重了受压迫人民的不满。“安史之乱”又将唐王朝推向深渊。这种现实必然促使杜甫用儒家思想的尺度思考和衡量社会现状,内心尺度与现实的反差使得他对现实社会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的长安十年穷愁潦倒、“苦摇乞食尾,常恐曝恩腮”的困守生活、“饥借家家米,愁征处处粮”的漂泊生涯更增添了诗人诗歌中难以消解的忧患意识。
【参考文献】
儒家思想带来的影响范文6
【关键词】“金榜题名”;大团圆结局;文人儒生;创作心态
一、渴望走出仕途困境
中国封建社会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隋唐开辟的用科举取士的方式,令读书人不管门第高低,只要通过科考,都可以步入官吏行列,从此平步青云。因此,对封建士子来说,争取科举的成功是不可轻易放弃的,这是能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对此幺书仪先生也曾说道:“它(科举制度)成为影响各阶层知识分子的思想方法、情感状态的最有决定性的因素。即使失意和退归林下的儒生,也往往并不从根本上对这条道路产生怀疑。”[1]
然而,就是被这些文人儒生如此笃信的一条道路,到了元代却由于元当朝统治者在政治上的民族歧视与压迫,不得不被迫阻断了。元朝初期科举制度曾一度被中断81年之久,直至元仁宗延佑2年(公元1315年)才被恢复,之后又时举时废,即使开科取士,也因在名额分配上及其有限,并带有民族歧视的性质,使文人们陷入求仕无门的窘迫境地,许多文人的求仕理想受到了现实的惨痛打击。
因此,面对如此残酷的社会现实与遥不可及的人生理想,这些文人儒生们只能通过其他的形式寻求寄托与发泄。元杂剧中“金榜题名”式的大团圆结局显然就是这种“寄托与发泄”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具体形式。如王实甫的《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简称《西厢记》),他们都以不同的情节表现了一代儒生们曲折多变的人生遭遇,但最终一切的不幸却都因为儒生们的“高中”而扭转。在《西厢记》中,男主人公张生是一介书剑飘零的书生,虽然与富家小姐崔莺莺两情相悦,却因门第悬殊,遭到崔母“赖婚”的阻挠,最终还是因为张生高中,使崔家对其另眼相看,才使得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伴随着官运亨通随之而来的爱情的收获与地位的变迁,是当时社会地位地下,但同时又求仕无门的文人儒生呼唤科举,渴望改变命运的共同心声。
二、儒家思想的影响
自汉武帝开以儒家思想经邦治国的先河以来,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由此确立。此后,历代统治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自奉之为圭臬,儒家思想被视为不可替代的治国之本。可见,上至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下至最底层市井百姓,都将儒家思想视为至尊,儒家思想广泛地渗透在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
在元杂剧中由“金榜题名”这一情节促成大团圆结局的桥段设计,极具代表性的反应出了儒家思想对文人阶层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成为影响元杂剧文人创作心态的重要因素之一。
儒家倡导积极入世的态度,“入世精神的基本内涵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理的处事观、取财有道且寡欲的义利观,其出发点和归宿就是将人根植于其生活于中的自然界和人际间,从而为现世的人营造一个和谐的自然环境和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2]
科举制度的应运而生无疑为崇孔尚儒的文人儒生来说开辟了一条实现入世理想的“康庄大道”。因此,通过“金榜题名”来实现个人前途上的“改头换面”,最终达到事业上“达则兼济天下”、“齐家治国安邦”的远大目标,是深深根植于他们心中的人生的终极信念与理想。在关汉卿的《陈母教子》中,文人儒生的这种“人生终极信念与理想”得到了全面而透彻的展示。剧中陈门冯氏训子读书甚严,要求三个儿子均高中状元,老大老二先后高中。老三头番应试仅中探花,被冯氏痛责,后经发奋也高中状元。剧中,“金榜题名”这一主题不仅仅只是一个达到大团圆结局的桥段了,而是变成了一个贯穿全剧始终的主要线索。在这出杂剧中,关汉卿不仅将读书进仕在文人儒生自身价值的实现上给予肯定,更加将其作为“治国齐家”的社会理想加以大力赞扬。
三、勾栏瓦舍的大众文化影响
因为元朝当局统治者在政治上对文人的轻视,加之能证明自身能力,改变自身命运的唯一道路——“科举”又被无情阻断,齐其社会地位大不如前。但是,也正因如此,才使他们走进市井的勾栏瓦舍,更加接近下层人民,了解社会大众的审美情趣,对社会现实的民生疾苦认识得更为深刻,促使他们在创作时的思想观念上的一些想法向社会底层人民靠拢。
元杂剧作家的身份从原本“高处不胜寒”的文人墨客,摇身一变,成为市井勾栏的“书会才人”。勾栏戏曲艺术原本就是供市井民众娱乐消遣的通俗艺术,因此,元杂剧在创作之时免不了会站在受众的角度,考虑戏剧的娱乐目的、社会大众审美水准以及读者的期待。
在个人命运与权力、门第息息相关的中国封建社会,“及第之喜”自然成为了尤为普通大众重视的人生大事之一。故“金榜题名”也排在古代“人生四大乐事”之首,在元杂剧的创作中,“金榜题名”这一大团圆结局的设置,某种程度上不仅顺应了普通大众对状元及第后带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也从侧面展现了自己身为文人对“金榜题名”的强烈渴望。
“金榜提名”作为日常生活中最为大众喜闻乐见的事情之一,将其作大团圆结局为收尾,其程式化的剧情简单通俗,既满足了大众的低水准的审美需求,同时,圆满的主题也在维护大众最普遍的传统人性与道德观念的情况下,推动剧情合理化地向人们期望的方向发展。至此,元杂剧作家的创作心态相较于之前的纯文人心态,已经有了质的变化。此时,他们的创作不仅要反映社会现实、针砭时弊,更要寄托人民大众的美好理想,满足审美、娱乐的需求。
【参考文献】